我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基因受体植物的安全性评价（受体植物对人体是否产生毒性、是不是过敏源）、基因供体生物的安全性评价（基因的来源是否产生毒性、是否有过敏性）、基因操作的安全性评价、转基因植物及产品的毒理学评价（产品是否有毒性、外表蛋白是否与已知毒蛋白有序列相关性、是否能很快在胃肠中消化）、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关键成分分析和营养学评价（是否改变了营养成分）、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中外源化学物蓄积性评价（是否蓄积生物毒素或重金属）和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耐药性评价等。此外，我国安全评价指南（试行）又新增生产加工的影响评价，要求应提供与非转基因对照物相比，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加工、储存过程是否可改变转基因植物产品特性的资料。可以说，我国对转基因植物及产品的安全控制非常严格。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

我国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控制上的严格要求还体现在对转基因产品的强制定性标识之上。标识的类型分为强制标识和自愿标识两种类型，除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阿根廷等地采用自愿标识外，许多国家采用强制标识；而强制标识又分为定量标识和定性标识，其中大多数采取强制标识的国家均采用定量标识，如欧盟（标识阈值0.9%）、日本（标识阈值5%）、韩国（标识阈值3%）等；中国采用定性标识（标识阈值0），是标识要求最严格的国家。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现在主要是5大类、17种产品，包括大豆、玉米、菜籽、棉花种子和番茄。需要指出的是，转基因标识是出于尊重公众知情权，标识与否与安全性无关。

转基因安全与科学、贸易

我国近年来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讨论，与1999年~2000年时非常相似。当时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状态。2000年2月，有关科学家在爱丁堡举行的一次世界生物技术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试图澄清的报告，反而把事情搅浑了。

报告中说：“希望澄清一场混乱的争论：这场争论使科学蒙上了阴影，给民众带来了恐惧，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种下了一场潜在的贸易冲突。”

当时的欧洲，因为有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等食品安全危机，公众对食品安全变得很敏感。中国今天的局面与当时如出一辙。

诚然，转基因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这其中夹杂着极端主义者、企业利益、贸易壁垒，受限于公众接受程度，在真正的安全评估方面，科学性到底有多少，是个未知数。

不过，反对者中也有并不偏激的声音，比如他们认为转基因作物可能会产生超级杂草、导致作物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跨物种疾病的传播、生物技术企业不经意间排放到自然环境中的转基因生物可能会污染传统有机食品等等，并且出于商业和政治上的考虑，即便不用基因工程技术，也能够养活全世界的人口——饥饿的根源并不在于产量不足，而在于分配方式不公。

让支持者引以为傲的是，经过安全性评价，自1989年以来用于人类食品的转基因生物没有发现对人类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此外，支持者认为，可靠的植物转基因技术并不危险，而且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巨大好处：基因重组技术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产量稳定而且抗病虫害和杂草侵蚀的作物，因此农民们可以减少合成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这样的作物是真正的环境之友；此外，对消费者而言，新一代转基因产品营养更丰富、更健康，而且能够让保质期变得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