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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关”蔚然成风 评审专家遭遇“廉洁的苦恼”

  “有个项目申请人给我送了一盒茶叶,人走了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一个信封,信封里竟然装着厚厚一沓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告诉记者,“我赶紧给他退了回去。”

  这位委员是某科研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多次参加科研项目评审会。令他吃惊的是,项目申请人对评委们的信息了如指掌,几乎每次都能很快就找上门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陆健健委员也很纳闷:“很多时候连评审专家都还不知道自己是评审组成员,但被评审单位和个人已经来打招呼了,真是莫名其妙,这名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他们有什么渠道,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有经验了,凡是拎袋子来的,我都会当面检查,看里面夹带什么东西,茶叶还勉强可以接受,钱绝对不行。”上述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委员说。

  一些科技界的政协委员表示,这种项目公关现象并不少见,甚至由此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科研“经纪人”。这些人擅长“跑项目”,从项目经费中提成后,将项目再“发包”给其研究生或其他科研人员,等到成果出来还可以“挂个名”,有利于进行下一轮项目申请。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分析说,大家热衷于申请项目的原因之一在于,科研经费是科研评价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很多科研单位把科研经费数量当做一个评估标准,在申请实验室评估时不仅提到有多少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等,还要写上有多少科研经费,而科研人员评职称也要看经费数额。“这就导致科研人员不停地要钱,把申请经费当成最终目的,钱越多表示成果越大,而不是看你真正做出了什么成果,研究本身的内涵和目的已经无关紧要了。”

  而且,还有一些人能从项目中获利。陆健健说,有些人甚至从这里拿钱来买房买车。“科研经费很多集中到了‘奸商型’学者手上,他们完全是在用商业规则而不是学术规范来做科研,不会公关的人很难拿到项目。”

  当拿经费变成目的,科研就被扭曲了。朱清时表示,有的中青年学者,从国外回来后就变成“老板”了,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申请经费、应付评审、开各种会,反而没时间做科研。“这恰好是目前中国科研界最致命的问题,也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注解。”

  朱清时认为,科研人员应把出成果当成最终目的,这种最纯朴的科研价值观不能丢。他还提到,中科院上海神经所所长蒲慕明的做法值得提倡,“他并不鼓励过多申请经费,在他们所里有人要申请项目,都要经他把关,他认为有必要的才会批准”。

来源于: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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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项目申请人给我送了一盒茶叶,人走了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一个信封,信封里竟然装着厚厚一沓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告诉记者,“我赶紧给他退了回去。”

  这位委员是某科研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多次参加科研项目评审会。令他吃惊的是,项目申请人对评委们的信息了如指掌,几乎每次都能很快就找上门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陆健健委员也很纳闷:“很多时候连评审专家都还不知道自己是评审组成员,但被评审单位和个人已经来打招呼了,真是莫名其妙,这名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他们有什么渠道,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有经验了,凡是拎袋子来的,我都会当面检查,看里面夹带什么东西,茶叶还勉强可以接受,钱绝对不行。”上述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委员说。

  一些科技界的政协委员表示,这种项目公关现象并不少见,甚至由此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科研“经纪人”。这些人擅长“跑项目”,从项目经费中提成后,将项目再“发包”给其研究生或其他科研人员,等到成果出来还可以“挂个名”,有利于进行下一轮项目申请。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分析说,大家热衷于申请项目的原因之一在于,科研经费是科研评价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很多科研单位把科研经费数量当做一个评估标准,在申请实验室评估时不仅提到有多少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等,还要写上有多少科研经费,而科研人员评职称也要看经费数额。“这就导致科研人员不停地要钱,把申请经费当成最终目的,钱越多表示成果越大,而不是看你真正做出了什么成果,研究本身的内涵和目的已经无关紧要了。”

  而且,还有一些人能从项目中获利。陆健健说,有些人甚至从这里拿钱来买房买车。“科研经费很多集中到了‘奸商型’学者手上,他们完全是在用商业规则而不是学术规范来做科研,不会公关的人很难拿到项目。”

  当拿经费变成目的,科研就被扭曲了。朱清时表示,有的中青年学者,从国外回来后就变成“老板”了,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申请经费、应付评审、开各种会,反而没时间做科研。“这恰好是目前中国科研界最致命的问题,也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注解。”

  朱清时认为,科研人员应把出成果当成最终目的,这种最纯朴的科研价值观不能丢。他还提到,中科院上海神经所所长蒲慕明的做法值得提倡,“他并不鼓励过多申请经费,在他们所里有人要申请项目,都要经他把关,他认为有必要的才会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