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豇豆”事件引发人们对农药的重新认识

　　“绿色革命”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农药发展的重新定位。农药开发向高效、低毒、低残留、高生物活性和高选择性方向发展。

　　在谈到现在中国很多人仍然对农药存在偏见和误解时，中国农业大学从事农药创新研制的覃兆海教授显得无奈。“高毒，高残留的农药监管在中国确实很成问题，本来禁用的农药在中国从各种渠道流入市场，导致人们对农药的恐惧心理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

　　“农药研制需要非常多的考虑，比如农药价格和对环境影响。”覃兆海解释：“农药是农民使用的，在目前中国农产品收益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很难指望农民能够用价格昂贵的农药;另一方面来看，有机氯、有机磷农药对环境的恶劣影响使得现在的农药在研发阶段必须做环境评估。”

　　华东理工大学的钱旭红教授也认为农药研制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一般来说要经过发现作用机制、进行化合物的设计、合成、活性筛选、命中、高效先导确定、先导结构优化、进行急性毒性、慢性惰性、致畸致癌致突变、动物试验、候选农药、代谢、环境毒理实验、生态效应、田间药效等评估、最后进行农药登记后才能真正用于农业生产。

　　“一种新的农药从研发到上市至少需要10年时间，耗资一般4亿美元，成功率大概二十万分之一。”钱旭红这样描述一种新农药诞生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农药的发展能够由高毒、高残流向高效、低毒、低残留、无公害、环境相容;从无选择性渐渐向选择性方向发展的原因。

　　“可以说现在允许使用的农药原药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得到的，安全性已经非常好，有些农药甚至比食盐的毒性还要低。”覃兆海对于公众仍然对农药的安全性存在的偏见进一步解释，“农药引发的问题有时已经不是药品本身，而是源自使用技术。因为农民使用的农药不仅仅是原药，而是添加了各种助剂的农药成品。目前来看，中国制剂方面的技术还比较滞后，也会导致人们对农药的误会。”

　　钱旭红介绍说，在美、德、日、瑞士等这样的农业发达同时也是农药创新活跃的国家，农药创新和医药创新是统一的，虽然医药创新的经费比农药创新要多。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农药创新与医药创新是分开的，投入经费相差过于悬殊。农药创新相对于医药创新来说还处于非常弱势，几乎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对于无视农药的进步而过分强调农药危害，主张“纯天然，无农药”的人来说，有些事实会让他们对农药有重新认识：如果不用农药，粮食的减产将不可避免。据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农药禁用的第一年会使粮食减产30%，而第二年则达到32%。

　　如果不用杀菌剂(农药的一种)，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就是农产品中比农药更毒的天然毒素的量会增加。不用杀菌剂，水果、蔬菜产量会下降，由此人类摄入量也会下降，进一步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其中最主要是心血管病和癌症数量会增加。

　　转基因作物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农药的应用，但不表明转基因作物就不再需要农药。“恰恰相反，转基因作物需要用一些特定的农药、需要转基因时代的农药。”钱旭红拿著名的农药公司孟山都举了一个例子。

　　孟山都公司曾经研发出一种名为草甘膦的广谱除草剂。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孟山都公司花大力找出了抗这种农药的基因，并把这种基因转入大豆基因中。很快，孟山都公司实现了一箭双雕：既卖出了自己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又卖出了自己的广谱除草剂。

　　随着转基因作物的进一步发展，转基因作物的抗性可能会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比如以前一些不被重视，转基因作物对其没有抗性的害虫、细菌、杂草会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那农药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然，对于何种农药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占优势，不同的科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而联合国于1992年召开的环发大会所鼓动的，即在2000年前生物农药将占世界农田使用面积的60%指标，被事实证明是个神话。钱旭红介绍了国际主流的看法，与医药中目前化学与生物的相互关系一样，至少在今后五十年，由于性能差异，在化学农药与生物农药的竞争中，化学农药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

　　不管怎样，未来的农业不可能离开农药。关键是研发、生产、使用绿色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