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院士的规则还应该“进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已经结束。其遴选过程中有关“高官”和“高管”是否应该当选院士的争论也已经尘埃落定。

　　按照常理，增选院士本来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事情，非专业人士基本无缘置喙。像现在这样，院士增选成了全社会关注的一件事，成了公共舆论的焦点话题，这绝非是院士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在社会上得到了空前的普及，而只是说明在院士的身上附加了太多的专业以外的东西。

　　现行的院士制度，始于前苏联。这个制度，是“镶嵌”在苏维埃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一系列国家制度中的一个“子体系”，契合于“举国体制”和国家“赶超型”的战略部署。在这样的社会制度背景下，院士的标准相对简单。因为在科学上、在工程技术上，其所谓成就，本来就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谁能说研究垃圾处理技术的价值就一定低于登月技术的价值呢?谁又能说研究人脑神经的科学价值就一定高于研究昆虫神经的科学价值呢?所以，在科学技术的“科”与“学”、“技”与“术”没有高下之分的时候，哪个“科”、哪个“学”，什么“技”、什么“术”满足了“赶超型”的“举国体制”之需要，那么，这些领域中的学者、专家就可以被“选拔”为院士。

　　科学，其“学”固有深浅之别，但“科”本无高下之分。但正是有了这样的国家选择，也正是有了适合于如此国家选择的院士，苏联人就不得不在仰望星空对着那个载着加加林的宇宙飞行器高呼“乌拉”之后，低下头来唯恐人后地排进购买卫生纸的长队并惴惴于能否如愿……所以，在苏维埃制度下，院士的标准，其实既不是科学的标准，也不是技术的标准，而是国家战略选择的标准。有了这样的院士标准，谁当选、谁候选，就都是少数“肉食者谋”的事情。

　　显然，把这样的制度沿袭至当今的中国，并且没有从根本上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这样的制度就既丧失了其原初的意义，又没能形成新的激励功效。显见的事实是，在当今中国，广大公众对科学、对技术、甚至对国家选择战略的认知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以往，评判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的标准也日趋多元，并未把国家的选择定于一尊。在标准多元的条件下，像过去那样遴选院士，实际上已经日趋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其过程就必然破绽百出。

　　环顾科学技术发达国家，其科学家组织、医学家组织、工程学家和专家组织等等，无一不是松散型的非政府组织，加入组织采取自愿加推荐原则。这种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研究方向、以挑战既存理论和规则为进步标志的专家型非政府组织，完全没有必要搞成比那些以认同统一政纲为加入条件的政党还要严密的组织。为了加入一个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组织而致弊端丛生，这本身既违背科学精神，又是一种“反技术”的操作。

　　如果说院士是一种荣誉的话，那么，这种荣誉应属于有志于、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所有人，而不应该把科学技术分为“冷门”和“热门”，并由此形成有违科学精神的荣誉垄断。不论什么“院”，都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向所有科学家、技术专家开放。在这样的组织中，研究月球车、火星车的科学家能够享有荣誉，而致力于校车研究甚至垃圾车研究的专家也应该享有同样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