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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做科研为何那么难

女性做科研为何那么难

  在政协的农业界别中,女性委员少之又少,65名委员中只有6位女性,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就是其中之一。

  科研一线出身的印红从事生态保护工作,年轻的时候出野外很多,条件艰苦,她也更深知女性科技工作者之不易。

  “做我们这一行环境艰苦,女性比较少。女性科学家这个群体,不同于商界、文艺界。当女性到达一定的工作岗位时,付出可能会比男性更多。”印红的话,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科研人员的一种状态。

  “在科研单位,到中级或高级职称时,相比男性,女性的比例是锐减的。”听说要采访女性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所副所长周玉梅很爽快地与《中国科学报》记者聊了起来。

  其实,在很多女性政协委员看来,科学家中女性比例远低于男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女性没有男性聪明,而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

  家庭和事业的兼顾

  “现在人们总提到‘剩女’,其中很多是高学历的女博士。为了事业,她们往往错过了交朋友的黄金时间。”周玉梅说。

  在周玉梅看来,做科研一般需要具备硕士或博士学位,但书读到这个阶段,女性一般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

  “一种方式是选择将婚期或生育期往后退,先进入研究状态,因为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想在科研上出类拔萃是很难的。”周玉梅说,另一种方式是先结婚生子,但对用人单位来说,这不太划算,“她们会占用很长时间来顾及家庭,甚至需要好几年,之后才能开始起步做科研,这样的话年龄已经30多岁了”。

  选择后一种方式的女性,往往最后在科研单位中转行做了学术秘书或者科研管理工作。

  对于现在的“剩女”问题,政协委员、国家产学研激光技术中心主任左铁钏认为,正是对高学历的追求造成了“剩女”。但实际上,很多女博士最后也没有从事科研工作。

  “搞科研应该是事业的吸引,如果没有执着的精神、好奇心和兴趣,搞不了科研。”左铁钏坚决地说。

  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左铁钏自己的经历,应该很能说明问题。

  身处一个工科学科,在德国工作时,研究所里左铁钏只有男同事;参加学术会议时,只有她一名女性发言人;回国后筹建激光技术中心,手下全是男同事……

  但是,为了科研工作,左铁钏付出的比别人更多。年轻时,由于夫妻两地分居,她一个人边带孩子边搞科研,往往在哄孩子睡着之后才能开始做科研,几乎天天忙到深夜。

  “职业选择应该结合个人的兴趣和特长,但在现在的教育模式下,摆在大多数人面前的只有一条道。”她建议,教育应该有所区别,特别是基础教育,如果忽视了个性,往往就很难培养出创新人才。

  政策要向女性倾斜

  “我们女性要转变观念,因为现在是自主择业,也要我们自主地适应社会。”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目前,往往是高学历的找不到工作,而高层次的女博士、女硕士数量已高于男性。

  田淑兰的话一语中的:“女性的退休年龄还要提前,我对这点一直不理解。一名女博士生接受教育的时间和男孩子是一样的,但是55岁就要求退休,这确实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人才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求更多的女性走到前台来工作,社会给予女性更为重要的角色。”田淑兰认为,在制度建设上,应帮助女性在工作中成长和突破。

  而在科技领域,已经有一些对女性倾斜的有利条件。

  “比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项目时,就有这样的不成文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周玉梅说,这主要是支持女性做科研。

  记者所采访的几位政协委员,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女性做科研,确实面对这样或那样的状况,希望能给她们一些保障,她们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来源于: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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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做科研为何那么难

  在政协的农业界别中,女性委员少之又少,65名委员中只有6位女性,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就是其中之一。

  科研一线出身的印红从事生态保护工作,年轻的时候出野外很多,条件艰苦,她也更深知女性科技工作者之不易。

  “做我们这一行环境艰苦,女性比较少。女性科学家这个群体,不同于商界、文艺界。当女性到达一定的工作岗位时,付出可能会比男性更多。”印红的话,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科研人员的一种状态。

  “在科研单位,到中级或高级职称时,相比男性,女性的比例是锐减的。”听说要采访女性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所副所长周玉梅很爽快地与《中国科学报》记者聊了起来。

  其实,在很多女性政协委员看来,科学家中女性比例远低于男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女性没有男性聪明,而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

  家庭和事业的兼顾

  “现在人们总提到‘剩女’,其中很多是高学历的女博士。为了事业,她们往往错过了交朋友的黄金时间。”周玉梅说。

  在周玉梅看来,做科研一般需要具备硕士或博士学位,但书读到这个阶段,女性一般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

  “一种方式是选择将婚期或生育期往后退,先进入研究状态,因为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想在科研上出类拔萃是很难的。”周玉梅说,另一种方式是先结婚生子,但对用人单位来说,这不太划算,“她们会占用很长时间来顾及家庭,甚至需要好几年,之后才能开始起步做科研,这样的话年龄已经30多岁了”。

  选择后一种方式的女性,往往最后在科研单位中转行做了学术秘书或者科研管理工作。

  对于现在的“剩女”问题,政协委员、国家产学研激光技术中心主任左铁钏认为,正是对高学历的追求造成了“剩女”。但实际上,很多女博士最后也没有从事科研工作。

  “搞科研应该是事业的吸引,如果没有执着的精神、好奇心和兴趣,搞不了科研。”左铁钏坚决地说。

  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左铁钏自己的经历,应该很能说明问题。

  身处一个工科学科,在德国工作时,研究所里左铁钏只有男同事;参加学术会议时,只有她一名女性发言人;回国后筹建激光技术中心,手下全是男同事……

  但是,为了科研工作,左铁钏付出的比别人更多。年轻时,由于夫妻两地分居,她一个人边带孩子边搞科研,往往在哄孩子睡着之后才能开始做科研,几乎天天忙到深夜。

  “职业选择应该结合个人的兴趣和特长,但在现在的教育模式下,摆在大多数人面前的只有一条道。”她建议,教育应该有所区别,特别是基础教育,如果忽视了个性,往往就很难培养出创新人才。

  政策要向女性倾斜

  “我们女性要转变观念,因为现在是自主择业,也要我们自主地适应社会。”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目前,往往是高学历的找不到工作,而高层次的女博士、女硕士数量已高于男性。

  田淑兰的话一语中的:“女性的退休年龄还要提前,我对这点一直不理解。一名女博士生接受教育的时间和男孩子是一样的,但是55岁就要求退休,这确实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人才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求更多的女性走到前台来工作,社会给予女性更为重要的角色。”田淑兰认为,在制度建设上,应帮助女性在工作中成长和突破。

  而在科技领域,已经有一些对女性倾斜的有利条件。

  “比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项目时,就有这样的不成文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周玉梅说,这主要是支持女性做科研。

  记者所采访的几位政协委员,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女性做科研,确实面对这样或那样的状况,希望能给她们一些保障,她们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