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压试验仪

近期，中消协公布了防晒化妆品比较试验结果。据悉，此次试验主要是检测市场上防晒品的SPF值和PA值，在长波紫外线防护等级(PA标识)测试结果中，13个抽检样本的标称值均与测试值符合。而在SPF测试中，72个样本里有67个样本都能达到标称的防晒效果，但包括旁氏、欧珀莱、雅芳、李医生、旁氏在内的5款防晒产品的SPF的实际检测值，均不到标称值的一半。　　据了解，SPF值(防晒系数)根据皮肤科学上的“最低红斑剂量” 确定，以日晒时间长短表示。业内专家指出，在对防晒化妆品的宣传广告中，部分商家片面强调SPF值，误导消费者盲目追求高SPF值的产品。“事实上，SPF值越高越容易堵塞毛孔，越容易引起肌肤敏感，所以选购时要根据环境、肤质等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当的SPF值。”专家还指出，为了防止商家吹嘘SPF值，国家化妆品卫生规范中就规定，“当所测产品的SPF值大于30，且减去标准差后仍大于30，最大只能标识为SPF30+，而不能标识实测值 当所测产品的SPF值大于30，减去标准差后小于或等于30，则最大只能标识到SPF30。”另外，防晒品在我国是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因此在购买防晒品时还要看是否有“卫妆特字”或“卫妆特进字”的标注。

（转自东方早报） 1月14日，蓝天白云，天气甚好。　　1,4-苯二硼酸，液质联用检测结果合格，这意味着又一批产品可以上线销售。上海泰坦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应波露出了坦然而自信的笑容。　　自行设计和建造实验室　　当天上午9点，松江新桥新飞路1500弄66号五楼的实验室内，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谢应波正在等待检测结果，身旁的液质联用检测仪呼呼地运转着。检测仪上下，放着各式各样的化学品容器盛放甲醛、甲醇、0.25‰甲酸水。　　这个实验室和一般的化学实验室不太一样，很干净。实验室的干净有两个原因。一是整幢大楼启用不到3个月，实验室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只具备检测功能。另一个原因则让谢应波引以为傲，这个专业实验室的设计和建造由泰坦科技公司自行完成，里面硬件几乎都是泰坦科技自有品牌，还配备了最先进、最安全的通风系统。　　每个实验桌上都有一个艳红色抽气罩，显得有些夸张。“别小看这些颜色。”谢应波说，在实验室里，颜色也是有奥秘的。比如，做化妆品的实验室一般选用白色作为主色，这样看上去干净、放心。而做合成实验等科研的实验室台面则需要选用墨绿或蓝绿这种深色调，因为耐脏，但是这种实验室的配件就需要鲜艳的点缀色，诸如橙色的抽气罩、红色的瓶盖。一则便于拿取东西，更重要的是科研最需要的是创新力，这些亮色可以刺激实验人员的大脑，增加活跃度。这套理论是谢应波带领团队在多年的实验室经历中摸索、梳理出来的，最终运用到了泰坦科技自己出品的实验室硬件中。　　泰坦科技公司是谢应波及其团队所创立的公司。泰坦（Titans)源于希腊语，是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古老的神族，这个家族是天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亚的子女，他们曾统治世界。公司取名泰坦是志存高远的，从2007年的40万元注册资金到2013年销售额破2亿元。目前，泰坦科技股改完成，准备上市。如今，上海泰坦公司的产品已分为高端试剂、通用试剂、分析试剂、实验耗材、仪器仪表、安全防护、实验室建设和科研信息化软件八大业务板块，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化工化学、精细化工、食品日化、分析检测等领域提供全方位的产品与服务。　　拿着1,4-苯二硼酸的检测结果，谢应波脱下白大褂快速走出实验室。平头、黑框眼镜，身材不高，穿一件灰绿色冲锋衣，待人极为热情。言行中，重庆人特有的直率奔放显露无遗。现在，身为董事长的谢应波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公司内部管理和部署公司战略上。但他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会呆在实验室，走走、看看或者操作一番。如果遇到重大项目，他甚至还会每天泡在实验室。“在实验室盯着才觉得放心。”　　谢应波说，无论做科研还是企业都要有游戏般的心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不要看短期单一的得失，对待结果要有游戏一般的心态。”　　整个采访过程中，谢应波谦和、低调，叙述整个创业过程他很少用“我”，绝大部分时候用“我们”也就是泰坦公司6个创始人的团队。他说，他们分工不同，作用都是一样的。不过，泰坦创始人之一的许峰源说，谢应波绝对是这个团队的核心。　　唯一几次用“我”表达是谢应波说他自己像郭广昌，“都是平头，创业团队都是校友，哈哈。”谢应波摸了摸脑袋，笑得爽朗大气。在谢应波看来，成功并非单纯取决于努力，更重要的是平台。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业平台，良好的创新环境、集聚的科技资源、完善的服务体系以及有效落实的科技政策，让他和泰坦有机会实现梦想。　　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企业，为科研人员提供尽可能专业的服务，让他们安心专心科研，这就是谢应波现在全部的梦想。　　接受订单赚得第一桶金　　6年前的2008年，也是在这样的冬日。阳光明媚，谢应波和同伴终日呆在实验室，动辄十五六个小时。“那时候（对累）没什么感觉，日子很简单，觉得（呆在实验室）是幸福的事情。”窗外的阳光照在脸上，谢应波微微眯起眼睛，回忆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年冬末春初，泰坦公司接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世界500强的诺华公司要求制作1千克某硼酸分子，出价15万元，成本估计在8万元左右，利润近50%。　　这个硼酸分子，谢应波及团队曾经做出来过，但是小剂量的，每次合成1至2克。是否能放大，成功率有多少？这些都是未知数！经团队讨论后，决定试一试，“8万元能养活我们6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泰坦公司刚刚成立不到半年。办公场地位于钦州路100号的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在1103室，享受到孵化器半年免租金，之后租金减半的优惠政策。”谢应波说，“4个合租的办公桌和几台新买的电脑几乎就是泰坦公司的全部。之后一路上，我们又享受到创新资金、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培育企业等市科委多项科技政策的扶持。”　　华理科技园则是谢应波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众多的实验室。不过，没有一个属于谢应波和泰坦。“我们四处租小公司的实验室用，一般300元一天，如果用的仪器多会加价到500元。”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实验室，开发出更多的产品，谢应波每天早晨7点多到实验室，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　　某硼酸分子的制作流程需要超过一周的时间。第一次小剂量的尝试成功了，谢应波决定放大实验效果，一次制作500克。“我们4个人轮换着没日没夜地实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化学实验需要随时关注分子反应情况。第三天，第一阶段的分子出来了，成功。继续第二阶段，6天后，第二阶段的小分子出来了，但纯度不够。“那时候很担心，纯度不够意味着失败的可能性增加”，因此第三阶段的实验，谢应波很忐忑。埋头于各种数据、各类试管，熬了两个通宵后，反应釜里出现了色泽、形状均匀的晶体。“那一刻简直高兴得飞起来”，谢应波神采飞扬一如当年。第二天，将晶体送检，确实是某硼酸小分子。　　东西是做对了，不过纯度却不够，杂质偏多。诺华这样的大公司对品质要求很严格，稍微不合格都无法拿到钱。再熬两天，运用“过柱子”（一种提纯方式）的方式纯化成功。“那笔订单赚了8万元，对那时的我们来讲，绝对是巨款。”谢应波说，更重要的是，从那时候起，诺华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而且至今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那年，6个来自外地的创始人都没有回家，是在实验室度过了春节。“大家忙得连大年三十都给忘了。”谢应波笑了起来，“那天还是外面的爆竹声把我们给弄醒了，要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何时才会从工作中走出来呢。”　　自封为“龙骑士”　　谢应波的名片上有一个金光闪闪的骑士图案。他说，在公司只有21个人才能印上这样的骑士图案。　　他自封为“龙骑士”，为梦想而生。在泰坦公司，只有2人拥有这样的称号。龙骑士之下，是为变革而活的圣骑士，仅有4人；接下来是为荣誉而战的准骑士，有15人。骑士精神蕴含着谦恭、英勇，为理想和荣誉牺牲的豪爽。谢应波的骑士情结还不止于此，他为公司设计的墙报上将泰坦经历誉为泰坦征途，核心成员誉为骑士兵团。在朋友眼里，谢应波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骑士。“我觉得他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因为专注、敢于接受挑战、不怕苦。”许峰源说。　　2001年，从重庆农村走出来的谢应波考上了华东理工大学。家境并不宽裕，谢应波在上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勤工助学生活。“当同学们还在伸手问父母要零用钱，当朋友们还在为今天去哪唱歌，明天去哪逛街烦恼时，我已经可以自己支付在大学里的学费和生活费了。”每天下午3点后，结束了一天课程的谢应波看着身边同学三三两两结伴外出，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可那也没办法，既然上天没有为我营造良好的生活条件，我只能靠自己去改变，我要靠自己的能力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于是，每天出现在学校勤工助学部的管理办，成了谢应波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学校的超市、书报亭、图书馆等公共区域都是由校内的学生来参与管理，而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调配和管理学校勤工助学学生们的工作安排。”就这样，谢应波一干就是整整4个年头，风雨无阻。而这也在无形之中磨练了他的毅力，同时也使谢应波比同龄人看起来显得更加成熟、稳重。　　本科毕业后的他考上了学校的硕博连读。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应波看到了大学生创业比赛的招募广告。“我觉得挺有意思，也想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底如何，于是和其他6名同学商量后就报名了。”这一次，谢应波团队捧回了金奖。此后，再次参加全国大赛，获得银奖。两个沉甸甸的奖杯将创业的种子播进了谢应波的心里。“比赛毕竟是假的，真干一场会如何”，创业的种子在心里发了芽。2007年，还在攻读博士的谢应波决定创业。　　2007年10月18日，泰坦公司注册成立，起步阶段获得了由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分基金会资助的20万元。包括谢应波在内的6个创始人筹集了10万元，这几乎是他们可以筹到的最大金额。“团队中的成员大多来自农村，所以家境并不宽裕，毕业之后，为了节省开支，我们6个人还是挤在了华东理工大学的学校宿舍。”谢应波说，夏天，寝室里没有空调，工作忙累了，就会轮流拿冷水拖地降温。2007年底，泰坦公司的销售额仅有3000元。对于技术出身的谢应波来讲，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发产品，无论有没有生意。于是，还在读博的谢应波在学校和租的实验室之间来回奔波。实验服、面罩、防护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从此以后，谢应波唯一的娱乐运动也几乎没有了。谢应波说，2008年的时候，他10公里仅用42分钟就跑完了，平推能举80公斤，但现在根本跑不动了。　　2008年年底，泰坦公司做出了200种左右的化合物分子，销售额近200万元，收支基本持平。“那时候2个创始人全职做，每个月工资1500元，其余4人兼职做，没有工资的”。这让谢应波看到了希望也意识到了困境，于是开始谋划做品牌。　　“adamas-beta”成为泰坦的第一个品牌。adamas源于希腊语，是钻石的意思。谢应波说，当时用这个名字主要是为了走向国际化。当然，里面也隐含着谢应波的热血梦想，那就是走向世界，泰坦也想成为中国科学服务首席提供商。2009年，品牌项目启动，却没有资金。向银行贷款是谢应波最初想到的办法，“那时候，我们一天会跑上3到4家银行，为的就是能够获得更多周转资金，可银行原本答应好的，但回头一看我们都没有房产抵押，也就没了回音”。最后，通过各种渠道，2010年初，泰坦从接力基金成功融资150万元，同时也获得了上海市科委创新资金项目资助。这为谢应波和泰坦打开了另一扇门。“adamas-beta”、“general-regeant”等一系列自主品牌开始走向市场，并最终获得业界认可。　　整合平台实现公司转型　　2011年，谢应波迎来了转型。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从操作加研究型转变为了研究加布局型。此前，谢应波几乎每天都去实验室，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新产品、新小分子的研发上。自从2009年，泰坦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后，这样的趋势越加强烈。　　2010年底，泰坦销售额近2000万元，拥有近3000种科研现货产品，人员也扩展到了40人。但是，泰坦还和当时众多的中小化工企业一样，主要做化学试剂。　　这时候，谢应波敏锐意识到，按照这个模式，泰坦走到了顶峰。在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调研后，谢应波发现我国几乎没有研发服务业，也就是专门为科学家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公司。在美国，研发服务业的上市公司不少于10家，规模最大的“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年销售额超过180亿美元；日本也有2家，规模最大的销售额达65亿元人民币。而我国，做这样整体服务的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公司都没有。这让他看到了发展的新途径。　　2011年初，在成功融资1500万元以后，谢应波个人开始转型。“我依然主管研发，但工作重心从实验室转到内部经营”，新注入的资金可以招聘大量的专业科研人员，这让谢应波放心走出实验室。　　在谢应波看来，成功的科研成果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得到市场的认可。为此，在他主事下的泰坦开始整合产品，接受科研人员实验室的成果，并帮助推向市场。　　“比如大学实验室里面研究出来的一些小分子，我们花钱买过来或者和他们合作，通过泰坦的平台去寻找是否有市场需求，或者再次结合成新的小分子，进入市场。”谢应波说，这可以成为“创新接力”，有助于科学家新成果快速进入市场，了解新用途，能有效提升产业链的成果转化效率。事实证明，谢应波的看法是正确的。此后两年，泰坦迅速发展壮大，整合了信息化、网络销售等跨专业平台，至今销售额超过2亿元，已经成为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企业。而今，谢应波更多的工作在于制定公司大战略、定期查看国内化学科研论文、在电脑上使用软件画出新分子的结构图。实验室去得少了，但对实验室的喜爱丝毫不减。　　这一年，谢应波在上海扎根，买了房，和相识10年的妻子共结连理，第二年喜得贵子。午饭，在三楼办公室旁的茶室，简单的盒饭。泰坦创始人之一的许峰源说，谢应波太忙了，基本没时间陪儿子，儿子都不让他抱。据说，有一次谢应波心血来潮说要抱抱16个月大的儿子，结果儿子看了看谢应波，默默地走开了。“太忙了，等公司上了轨道可能会好些，还好我儿子争气，从没生过病。”谢应波听着许峰源的调侃，立即笑着回应。回头，看见书架上的一盆兰花，谢应波喜滋滋地拿起来，“看见没有，快开花了。”关注“探索平台”（www.tansoole.com）官方微博及微信，享更多精彩信息！微博：探索平台 微信：tansoole

■人物档案　　庞国芳：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质检总局首席研究员、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公职化学家联合会(aoac)资深专家。近30年始终工作在检验检疫第一线，致力于食品科学检测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农药等化学污染物残留微量分析技术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有多项创新。在检测技术标准化工程化方面，建立了139项国家技术标准和3项国际aoac标准，提升了相关产品的质量，促进了相关行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3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次荣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7次荣获国际aoac科学技术奖。　　今年秋天，一条新闻轰动化学界。庞国芳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哈维· 威利奖的科学家。　　国际公职分析化学家联合会(aoac)第128届年会于9月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庞国芳荣获了2014年度国际aoac最高科学荣誉奖&mdash &mdash 哈维· 威利奖，成为此奖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aoac主席对庞国芳获奖的理由解释为：基于他对&ldquo 各类农产品中1000多种农药和兽药微量元素色谱和质谱检测方法研究的卓越贡献&rdquo 。　　有梦想的科学家　　庞国芳与化学结缘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1963年，庞国芳高中毕业。他本想报考文科，但在一家化工厂做管理工作的哥哥劝他学化学专业。生长在农村，从来没有见过化工厂、也没多少机会做化学实验的庞国芳，听了哥哥的话，在志愿中填写了化学系，结果他&ldquo 如愿以偿&rdquo ，迈入了河北大学的校门。　　干一行爱一行。在庞国芳的人生中，他被化学(分析与检测)研究深深吸引住了，硬是在这个当初没有什么感情、也不深刻了解的领域干出了一番事业。　　这一切，缘于庞国芳心中有&ldquo 梦&rdquo 。　　1995年，供职于秦皇岛检验检疫局的庞国芳去美国参加aoac年会。在会场的墙报展示中，他看到一位加拿大学者提到了一种能够同时检测近200种农药多残留的方法。因为当时国内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大多是单残留检测方法，即面对一种商品只能检测一两种残留，效率很低。他想，如果在实验室中采用这种技术，不仅工作效率将提升百倍，而且更适合国际贸易的发展。他萌生了研究农药多残留检测技术的梦想。虽然他的实验室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但他还是给加拿大的学者写信，索要了相关材料。　　两年后，庞国芳到德国汉堡参观一家国立卫生研究所的残留分析实验室，了解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及技术。虽然自己的实验室不具备条件，只能望洋兴叹，但他与这家德国研究所建立了联系，以后多次书信来往。他又把梦想藏在了心底。　　是种子总会发芽，只是等待着一场春雨。　　2002年，加拿大规定从各国进口的蜂蜜要检测250多种农药化学品。为此国家质检总局专门下文，号召全系统各技术部门参与攻关。庞国芳团队第一个向国家质检总局请缨，主动要求为我国外贸出口解决难题。在总局的支持下，庞国芳按照德国那家国立卫生研究所的残留分析实验室模式，从国外购买了先进仪器，初步具备了梦想起航的条件。　　然而挑战是巨大的。&ldquo 我们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技术难题。&rdquo 庞国芳说，第一是采用什么样的萃取技术，能把含量只有亿分之几的多类结构相近、性质各异的化学残留物从千差万别的农产品基质中提取出来 第二是采用什么分离技术和富集技术才能把萃取的大量干扰物分离出去，把痕量目标农药残留富集起来 第三是采用什么检测技术能够实现高灵敏度、高分辨率、高选择性的高通量检测数百种农药残留，并能准确地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过去长期使用单残留检测方法，现在想用一种方法同时检测200多种残留，开始真有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一些团队成员也有畏难情绪。庞国芳强调：&ldquo 化学是实验科学，没有实验就没有这门科学&rdquo 。庞国芳坚持先行先试。　　经过海量科学实验，庞国芳团队实现3项创新：评价了世界常用1000多种农药的气相色谱&mdash 液相色谱&mdash 质谱特征，构建了多组分残留同时检测的分析参数数据库，奠定了实现高通量检测技术的理论基础 开发了食用农产品中农药多残留提取新技术，能将1000多种含量只有亿分之几的农药残留从60余种农产品中提取出来 研发了色谱质谱按时段分组检测新技术，实现了500种农药残留可同时检测，比传统单残留方法提高工效上千倍，而操作却像单残留方法一样简单。　　在此基础上，庞国芳团队将关键技术精雕细刻成20项多残留检测技术国家标准，分别应用于水果、蔬菜、粮谷、茶叶、中草药、食用菌、动物组织、水产品、原奶及奶粉、蜂蜜、蜂王浆、果汁果酒等食用农产品中1000多种农药残留的检测，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检测方法国家标准体系，使中国农药残留同时检测技术与世界先进国家标准接轨，并在同时检测的品种数量上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庞国芳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领导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在秦皇岛检验检疫局13楼，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着&ldquo 庞国芳院士实验室&rdquo 。这个实验室在国际上是大名鼎鼎，曾组织26个国家和地区67个实验室的300多位专家参加3项aoac协同研究。而领导它的负责人就是庞国芳。　　1982年，庞国芳从河北大学调入秦皇岛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从此，除了吃饭睡觉，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到了实验室。　　1992年，日本因稻谷歉收，紧急从中国进口110吨糙米，其中要检测的农药残留多达60余项，包括拟除虫菊酯类的农药多种。利用多年的技术储备，庞国芳团队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应aoac之邀，庞国芳组织人员开展了农产品中拟除虫菊酯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项目。　　从1994年开始，庞国芳等人对拟除虫菊类农药多残留展开了系统研究，发表了7篇论文。4年以后，他组织了6个国家和地区的14个实验室参加了协同研究，在国际上建立了aoac标准方法，开创了中国学者研究aoac标准方法的先河。　　1991年，因为肉鸡中一种兽药氯羟吡啶残留不能检测，这成为中国肉鸡出口的卡脖子问题。庞国芳团队受命解决这个技术瓶颈。&ldquo 我们对比研究了当时世界三种方法的效率，克服了传统气相色谱使用致癌物质重氮甲烷的弊端，研发出了离子交换&mdash 液相色谱&mdash 紫外检测新技术，帮助国内肉鸡打入国际市场。&rdquo 1997年，aoac委任庞国芳作为这项研究的导师。按照aoac的要求，他用了4年时间在实验室又做了方法经久耐用性的一系列实验研究。2002年，庞国芳组织10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实验室参与协同研究，建立了第二个aoac标准方法&mdash 鸡组织中氯羟吡啶残留离子交换&mdash 液相色谱&mdash 紫外检测方法。时任aoac首席仲裁专家、加拿大食品安全局马克尼尔博士指出：&ldquo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lsquo 全球性&rsquo 研究，有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10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验室参加，为aoac有限的食品中兽药残留检测方法增加了一个新成员。&rdquo 　　作为世界产茶大国和茶叶出口大国，中国应该率先研究茶叶多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为世界这类检测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为此，2006年后，庞国芳团队对茶叶农药残留分析方法学进行了系统研究，设立了8个研究专题，历时4年，获得研究数据51万多个，解决了茶叶中数百种农药残留同时提取净化的一系列难题，为组织aoac国际协同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渤海湾，在毫不起眼的秦皇岛检验检疫局实验室，一个中国科学家指挥着全球多个实验室，推动aoac检测技术的发展。庞国芳团队为中国赢得了世界荣誉，为中国外贸的发展保驾护航。　　甜蜜的事业　　在秦皇岛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实验室，有一个蜂蜜样品室，整齐的样品架上摆放着来自我国30多省市400多家企业或机构的数以万计的样品。这里是国家蜂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的一隅。　　说来有点奇怪。秦皇岛口岸不出口蜂产品，河北省也不是养蜂大省，其蜂产品出口量仅占全国出口总量的0.5%，但国家蜂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却建在了秦皇岛。这是因为，庞国芳团队在秦皇岛，中国最先进的蜂蜜真假鉴别技术和农残检测技术在秦皇岛!　　蜂蜜是中国传统出口商品，在欧美日世界三大市场曾享有盛誉。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蜂产品不时因掺杂使假，或一些化学污染超标，遭买方退货索赔。为保障我国蜂产品的稳定出口，需建立与世界先进标准接轨的我国蜂产品安全卫生检测方法国家标准体系。为此，庞国芳组织了两次技术攻关：第一，普查了中国蜂蜜碳同位素比值分布规律，找到识别蜂蜜真伪的利器，规范了市场秩序 第二，对中国蜂产品的300多项农用化学品技术开展了系统研究，建立了31项检测技术国家标准，初步构建了中国蜂产品安全卫生的检测技术标准体系，达到了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　　为了让这项新技术发挥作用，庞国芳团队破天荒地向广大用户承诺：蜂蜜真假鉴别，收到样品后24小时报出结果 全年无节假日，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此举引发业界强烈反响。10多年来，庞国芳实验室，坚持兑现承诺。很快这项服务就在国内外传开。美、日、英、德和西班牙等国客户在签订购买中国蜂蜜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交货前要把样品送庞国芳实验室检验。高峰时，全国每年蜂蜜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要在庞国芳实验室检验。10多年来，出口到40多个国家的蜂蜜检验从未出过质量问题，这使全国28个省市的400多家企业受益。　　蜂产品检测是甜蜜的事业。对庞国芳来讲，科研也是一项甜蜜的事业。如今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庞国芳依然工作在科研第一线，还在向更高水平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