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撑考量仪

在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行业中，太阳能发电是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选择，这不仅归功于其零排放、绿色和可持续的特性，还因为其在逐步优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其效率和成本效益也在不断提高。在构成太阳能电池板的各个关键部件中，背板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太阳能背板是太阳能电池板的结构组件，位于太阳能电池板的最下层，它有助于保护电池板免受环境影响，同时也起着绝缘和安全防护的作用。在生产这些背板的过程中，它们的颜色和耐厚性是两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两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太阳能电池板的性能和耐用性。因此，在制造和测试太阳能背板时，颜色和耐厚性的测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颜色可以影响太阳能板吸收光的效率和散热的能力。不同颜色的背板对阳光的反射率也不同，这将影响到太阳能电池的性能。这就是为什么颜色成为了测量和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参数。我们通常使用Ci6x系列的色差仪来对颜色进行测量。Ci6x系列的色差仪，包括Ci64、Ci60和Ci62等手持式色差仪，是一系列设计精良、性能卓越的手持色差仪，它们对于颜色的测量提供了极其精准的解决方案。Ci64手持式色差仪是该系列中最高端的模型，它具有无与伦比的测量精度和优异的重复性，适用于颜色质量控制的最高标准。Ci64可以实现全面的色彩管理和精准的颜色匹配，是颜色控制应用的理想选择。Ci60手持式色差仪则是一个方便快捷的手持设备，适用于直接在生产线上进行颜色测量和管理，帮助实现颜色一致性并减少废品率。Ci62手持式色差仪具有高反射性或不规则表面的材料设计的色差仪，如金属、塑料和涂料等。其独特的设计能够在这些特殊表面上提供准确且一致的颜色测量。这些设备的使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控制和调整太阳能背板的颜色，进而影响太阳能电池板的性能。特别是在加速老化测试后，我们可以通过Ci6x系列色差仪来测量和对比色差，从而了解背板颜色变化的趋势和速度，这对于评估背板材料的稳定性和耐用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耐厚性，即材料的厚度在生产后和加速老化后的变化，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材料的耐厚性越好，就能越有效地抵抗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我们通常会在生产出来后以及经过一段时间的加速老化后，分别对其进行测量，然后比较这两次测量的结果，以此来确定其耐厚性。测量耐厚性的时候，我们常常采用台式测量机，如Ci7x00系列的台式色差仪，这些设备可以提供精确的测量结果。Ci7x00台式机又分为，Ci7860精密色差仪，Ci7800台式色差仪，Ci7830反射率测定仪等多款台式机，这系列色差仪凭借其精确的测量结果和强大的性能，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类颜色和光泽度的测量。Ci7860精密色差仪是这一系列中最高端的模型，它拥有最高的测量精度，可以捕捉最细微的色差，适用于那些需要极高精度色彩管理的场合。Ci7800台式色差仪则是一个全功能的色彩测量解决方案，它能够快速、准确地测量颜色，并提供全面的色彩数据。这种设备非常适用于生产现场的色彩质量控制，可以帮助实现颜色一致性并减少废品率。Ci7830反射率测定仪则是专门用于测量材料反射率的设备，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太阳能背板对光的反射情况，从而评估背板的光学性能。其精确的测量结果对于调整和优化太阳能背板的设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Ci7x00系列的台式色差仪提供了全面、精确的颜色和光泽度测量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控制太阳能背板的耐厚性，从而优化太阳能电池板的性能和耐用性。测量和控制太阳能背板的颜色和耐厚性，对于提升其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以及实现绿色、可持续的能源发电至关重要。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您提供有用的信息，对您的研究或项目有所帮助。“爱色丽彩通”是丹纳赫公司旗下的品牌，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成立于1958年。作为全球领先的色彩趋势、科学和技术公司，爱色丽彩通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帮助品牌、制造商和供应商管理从设计到最终产品的色彩。

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田、场地)的修订草案正在进行第二次征求意见。　　少年山里牧牛，不小心脚趾踢伤，最常见的做法是拿块土坷垃捻碎或用湿泥盖在伤口上止血，今天，全世界为土壤的污染构筑了庞大的土壤环境标准。2000年，为了强调今天的人类在地质和生态中的核心作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土壤污染和土壤环境标准的制订无疑是人类进入人类世并强烈影响着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的最好注脚。　　世界性范围内的土壤标准概况　　表土污染已经是个世界性问题，世界上第一个土壤环境标准是由前苏联建立，到2013年，据美国科学家AA Jennings整理，全世界至少有72个联合国会员国对土壤中57个元素颁布了高达5949个规制标准。单是美国，至少有6联邦机构，46个州和行政区域、市、县、地区以及美国本土司法管辖自治区颁布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其重金属标准值高达1143个。 除了重金属，有44个成员和四个地区对被认为会致癌和致突变的8个多环芳烃[苯并蒽，苯并(a)芘，苯并(二)荧蒽，苯并(k)荧蒽，二苯并(A，H)蒽，屈和茚并(1,2,3-C，D)芘]这类有机毒物在住宅地中的含量建立了1991个数值的标准，39个国家对其中被认为不致癌的8个多环芳烃[苊，苊，蒽，苯并(G，H，I)苝，荧蒽，芴，菲，芘]在住宅地中的含量建立了高达1791值的标准。　　农药也是土壤标准制定的重要对象，有54个成员国颁布了19400个农药指导值，其中最常用的农药的指导值都在100个以上，DDT的超过300个。人类活动污染了土壤，为了保护自身，人类不得不对土壤中这些毒物制订庞大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　　无疑，标准值设置太高会让人们难以避开其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而设置太低则会导致土壤污染修复时过度修复和招致不必要的、昂贵的费用。　　不同国家的土壤标准和修复标准千差万别　　在AA Jennings统计的57个元素的5949个重金属监管指导值(Regulatory Guidance Values，简称RGV)中，最受关注的8个重金属即：铅，镉，砷，镍，铬，汞，铜，锌，每个元素至少有300个监管指导值，最多的是铅高达409个，其次是镉400个、砷387个、镍374个、铬(VI)373个、汞362个、铜354个、铬(III)354个，最少的锌为351个。美国对这8个重金属的土壤标准数值总数达1191个。很有趣的是这些值的重金属监管指导值差别很大，如铅的指导值从0.78到3600mg/kg，跨度达3.6个数量级即4615倍，砷的指导值从0.0016到12900 mg/kg，相差达到6.9个数量级、镉的指导值范围从0.08到83000 mg/kg，跨度有6.0个数量级即1037500倍，镍的指导值变化幅度在3.0到47000 mg/kg， 跨度4.2 个数量级、铬(VI) 指导值范围从0.05到110000mg/kg，跨度有6.3个数量级、 铬(III)的指导值变幅为0.4到960000mg/kg，跨度6.4个数量级、汞指导值变幅为0.0005到1200mg/kg， 跨度6.4个数量级、铜指导值变幅为3.0到60000 mg/kg，跨度4.3个数量级、锌指导值变幅在8.0到190000mg/kg，跨度有4.4个数量级。　　以镉为例，看全世界的土壤标准　　在全球所有的土壤标准中，镉的标准值有400个，最低的是2005年拉脱维亚制定的0.08 mg/kg，最高值为美国俄亥俄州环保局规定的83000 mg/kg，相差6.0个数量级(百万倍)，当然，这些标准值的90%的数值都在100mg/kg以内。将400个标准值从小到大进行作图，分析其数值分布曲线，可以发现数个数值族，即很多标准都落在同一数值上，如70mg/kg这一数值的标准有18个, 20 mg/kg 的有21个，10 mg/kg 的有29个, 2 mg/kg的有24个， 1 mg/kg 的有29个。以上这些数值共有121个，占400个镉标准值的30%。　　目前美国EPA的监管指导值为70mg/kg，18个指导值的其他机构主要是美国各州或机构(NASA/ DOE，亚利桑那州，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爱荷华州，缅因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俄亥俄州，田纳西州，佛蒙特州和怀俄明州)颁布的土壤值，此外两个值来自西班牙和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新西兰，俄罗斯，瑞士和中国台湾, 美国土著部落(印第安人斯波坎部落)等21个国家和地区将土壤镉的监管指导值定位在20 mg/kg。　　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韩国，拉脱维亚，马其顿，挪威，俄罗斯，西班牙和英国以及美国加州等国家和地区所定的土壤镉监管指导值为10 mg/kg。　　将土壤镉监管指导值定为1 mg/kg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9个，包括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中国(2007)、克罗地亚、丹麦、芬兰、德国、匈牙利、爱尔兰、马耳他、墨西哥、新西兰、波兰、俄罗斯、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坦桑尼亚、土耳其、英国、东非共同体和欧盟。　　我国1995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将pH6.5的土壤镉标准定位0.3mg/kg，可谓是全世界最为严格的标准。　　在土壤污染修复方面，修复的标准值同样相差极大。比利时法兰德斯技术研究院(VITO)的Provoost和Cornelis与荷兰公共卫生与环境国家研究院(RIVM)的Swartjes共同著文“Comparison of Soil Clean-up Standards for Trace Elements Between Countries: Why do they differ?”仔细对比和分析了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和美国以及比利时弗拉芒地区10个国家的土壤修复标准。这10个国家和地区工业用地的土壤修复标准相差高达三个数量级(1000倍)，在这8个重金属元素中，工业区的差别倍数最大的是镉，范围从1~1400毫克/千克，相差1400倍，其次是铬(III)，范围从87~100000毫克/千克，相差1149倍，最小的是铅，范围从300~2500毫克/千克，差8倍。　　标准背后的考量　　Provoost等对比10个先进国家的土壤修复标准后指出，修复标准的差别是基于以下五个因素的考量：　　1. 法律框架下的保护对象不同。所有国家的土壤标准值都旨在保护公众健康，而一些国家如荷兰、瑞典、挪威、加拿大还保护土壤生态系统本身，挪威、瑞典和加拿大还进一步地扩大到地下水和地表水，避免污染物向地下水的淋溶和向地表水的迁移。　　2. 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不同。大多数国家以土壤的利用类型(农田、居住、休闲、商业 、工业或其他功能地块)来分级。不同类型的土壤的重金属标准值相差非常大。　　3. 标准推导的模型、参数、人群毒理(toxicological)和生态毒理(ecotoxicological)标准不同、模型边界条件(如土壤-植物间的转移系数不同，土壤对人体的暴露途径设置不同。　　如美国居住用地考虑的土壤对人体的暴露途径包括1)直接土壤摄入， 2)呼吸摄入含挥发性污染物的降尘， 3)摄入土壤污染物迁移污染的地下饮用水， 4)皮肤吸收，5)摄入受污染土壤污染的自种农产品，6)挥发性污染物迁移进入地下室。　　而澳大利亚标准居住用地考虑的曝露途径则是1)直接口腔摄入土壤颗粒和降尘，2)直接呼吸摄入土壤颗粒， 3)直接土壤皮肤接触，4)消耗自种水果和蔬菜。　　在模型开发和应用上，比利时用的模型为Vlier-Humaan模型，荷兰为CSOIL 模型，而英国为CLEA 模型，多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情况开发和应用了各种的模型。　　4. 标准的名称和含义不同，众多的土壤监管指导值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例如土壤筛选值、清洁值、触发值、目标值、干预值和指示值等等。荷兰和瑞典施用土壤监管指导值来确定是否需要修复行动，而在比利时，其修复行动是否启动取决于在1995年10月29日制定的土壤法令之后土壤是否遭受新的污染，对于这之前发生的污染，土壤监管指导值用来启动详细的土壤调查。德国土壤修复框架包含两个层次，评价值和行动值. 当土壤超过评价值，就启动附加的土壤调查，而超过行动值土壤就需要修复了。　　5. 政治因素。美国对土壤的人体暴露带来的致癌风险设置非常严格，其所用的个体终身曝露的致癌风险为百万分之一，即100万人有一个人致癌的风险，而比利时设置的致癌风险为十万分之一，荷兰设置的是万分之一，相差达100倍，这类设置纯粹是人为的，带有较强的政治因素。　　从各个国家的标准比较来看，我们对土壤污染及其超标倍数需要客观地理解，大可不必为超标倍数所吓倒(如2014年湖南底泥砷超标735倍引发的事件)。　　各个国家的生活、生产、地理地质特征、污染特征等等千差万别，因此标准千差万别很容易理解。当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订的最基本目的是保护本国人的人体健康，因此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土壤修复标准都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　　我国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1995年颁布，2008年征求意见稿胎死腹中，而今年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田、场地)的修订草案正在进行第二次征求意见。新的标准能否确实有效地保护国民健康，我们拭目以待。

《法制日报》记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毛达。 　　近日,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参加市政协专题座谈会时,公布了北京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成绩,并表示对外公布的数据是真实的,同时解释了市民感受与监测数据有所差别的原因。下一步,北京市要打一场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的攻坚战,要进一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宁可牺牲一些GDP和财政收入。 　　此前,《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公开征求意见截止,PM2.5首次被纳入标准。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七届中美空气质量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单纯地强调PM2.5减排,并不能达到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预期效果,应该做好多项污染物协同减排的工作。改善空气质量,还应该控制哪些污染物?对此,《法制日报》记者与对空气污染物二恶英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毛达展开了对话。 　　对话 　　记者:近段时间,公众对PM2.5的态度可谓闻之色变。但也有专家提出,在空气污染物中,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远不止PM2.5,还包括二恶英等污染物。 　　毛达:这段时间,我国大城市空气中高浓度的PM2.5让公众感到极度担忧。然而,有严重健康之忧的大气污染物并非只有细微颗粒物这一种,所以正在进行中的空气质量新国标制定应全面评估各种大气污染物的环境健康风险,包括被世人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二恶英。 　　二恶英类化合物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最强的有毒污染物之一。大量动物实验和人类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二恶英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已被确认为具有致癌性、神经毒性、生殖毒性、发育毒性和致畸性、心血管毒性、免疫毒性,并能直接引发氯痤疮和肝脏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为确保人类健康,个体的二恶英日容许摄入量为1至4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而长远目标是降至1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以下。 　　科学研究还表明,二恶英在环境中几乎无处不在,而且会积累和富集在各种生物体内,所以人可以通过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等多种途径摄入二恶英。尽管大多数二恶英都是经过饮食摄入和消化道被人体吸收的,但空气中的二恶英浓度过高也很有可能使人体的日摄入量超过世卫组织的建议值。 　　记者:据了解,广东省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袁绍东透露,今年将推进东莞市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建设,并加快PM　2.5、二恶英、辐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态环境等检测实验室建设。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限制二恶英应该参照怎样的标准? 　　毛达:为保护公众健康,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制定了大气二恶英浓度限值标准,有过惨痛公害历史教训的日本更不例外。早在1999年,日本的《二恶英对策特别实施法》便设定了各种环境媒介,包括大气、土壤、水体和沉积物中的二恶英浓度最大允许值,其目的就是使日本国民的二恶英日摄入水平低于世卫组织的最大建议值,即4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根据该法律,日本国内的大气二恶英浓度不得超过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 　　尽管日本的大气二恶英浓度限值并不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标准分别为0.1和0.023皮克每立方米),但该环境标准对我国目前的二恶英污染防治工作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3个部门曾于2008年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并在该通知的“技术要点”部分规定环评单位应参照日本二恶英大气浓度限值,评价和预测建设项目二恶英排放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这说明,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大气二恶英浓度达到或超过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这一数值或可看做目前大气二恶英浓度的最大容忍值。 　　记者:目前我国空气中二恶英含量大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 　　毛达:如果以3部门2008年所规定的二恶英环境影响参照值,即日本的大气二恶英浓度限值作为评价空气质量的一个基本标准,我国目前从已知的科研成果看,北京、上海、广州这3座特大城市的空气二恶英浓度已经逼近或超出了安全线。 　　2008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在国际学术杂志《大气环境》(Atmospheric　Environment)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北京市3个区的二恶英类化合物大气含量为0.018至0.644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平均值为0.268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结果说明,北京一些地区的大气二恶英平均浓度已经和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处于同一数量级,且某些时候还高于该值。 　　同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上海大学的多位研究者在另一国际学术杂志《化学圈》(Chemosphe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上海大气二恶英浓度水平的论文,指出嘉定、闸北、浦东和黄浦4个区的大气二恶英浓度毒性当量平均值分别为0.4971、0.289、0.1444和0.1432皮克每立方米。该结果同样表明,上海一些地区的大气二恶英平均浓度已经接近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 　　广州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07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余莉萍的博士论文显示,花都、荔湾、天河、黄埔4个区大气中的二恶英平均浓度分别达到了0.1046、0.4305、0.1637和0.7693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结果不仅说明广州在总体上面临着和北京和上海同等程度的大气二恶英污染,局部如黄埔这样的工业活动密集区甚至超过了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值得注意的是,余莉萍还通过暴露公式估算出天河区居民成人的日二恶英摄入量为1.1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某些季节儿童的日摄入量竟高达4.3皮克(毒性当量)每公斤体重,后者已超出世卫组织建议的安全标准。 　　记者:造成二恶英含量偏高的污染源有哪些? 　　毛达:事实上,上述发现不应令人惊奇,因为我国特大或大型城市早已存在着多种显著的二恶英排放源,包括钢铁行业、再生有色金属业、废弃物焚烧行业、造纸行业以及总量巨大的汽车尾气排放。如果这些排放源得不到有效控制,高浓度的二恶英仍会被继续排放,它在环境中的积累也会越来越严重,人体的健康风险也会随之增高。 　　此外,大城市并不是二恶英大气污染的唯一灾区。近期,一起发生在江苏海安县农村地区的二恶英污染诉讼揭露出当地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可能给周围环境带来的二恶英污染。根据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究人员的实地采样检测,该焚烧厂在2008年运行期间,周边1.5公里内的大气二恶英平均浓度达到了0.716和0.622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最大值甚至达到了0.901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案例说明,农村地区也存在明显的二恶英污染源,其大气二恶英浓度也可能超过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这一最大容忍值。 　　记者:既然3部门已经有了关于二恶英的环评技术要求,为什么还提出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中纳入二恶英数值? 　　毛达:尽管我国的二恶英污染监测和研究工作总体而言还十分薄弱,但以上重要的科研结果或发现足以说明大气二恶英污染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环境和健康问题,其危险程度并不亚于颗粒物的污染。因此,目前由PM2.5引发的我国空气质量标准的再讨论和再制定必须将二恶英及其他被忽视但有同等危害的污染物纳入其考量范围。毕竟,3部门2008年所建议的与二恶英有关的环评技术要求并不是国家环境标准,其法律约束力不仅有限,而且仅适用于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足以成为全面控制大气二恶英污染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 　　记者:那么,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应该如何限定二恶英? 　　毛达:至于新国标应该如何规定大气二恶英浓度的最大限值,有关部门应以最可靠的科研数据为基础,充分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同时参考国外经验,给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保护环境与国民健康安全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从目前的情形看,一定不应比日本所设定0.6皮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更宽松。因为只有更严格,才能确保普通民众,尤其是一些敏感人群,如孕妇和儿童的二恶英暴露程度应低于世卫组织的建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