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因子检测箱

炎症因子是炎症反应及其介导的疾病中参与免疫调控的一类重要细胞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TNF）、白介素（IL）、转化生长因子（TGF）等。目前已经证实炎症因子与多种临床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包括细菌感染、新生儿败血症、心血管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急性和慢性炎症疾病，甚至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血清炎症因子是监控疾病进程的核心指标，通过对炎症因子的检测可以更好的评估患者免疫状态，为临床管理提供重要参考。然而，这些炎症因子在血清中的含量极低，现有的一些常规技术由于受到灵敏度的限制无法达到检测需求，难以及时预测疾病的转归。 图1 基于ZIF-8@Ag NWs 复合纳米材料的电化学传感芯片结构图以及免疫传感策略验证结果近期，上海大学的张源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合理有效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件设计策略。该团队以ZIF-8@Ag NWs为电极材料，结合3D 打印（NanoArch S140，摩方精密）和丝网印刷技术，开发了一种多通道的电化学免疫传感芯片，用于血清中炎症因子IL-6和IL-8的联合检测。该传感芯片可同时检测pg/mL至ng/mL浓度范围内的IL-6和IL-8，即使在复杂的BSA环境中也可达到10 pg/mL的检测限。临床血清样本分析表明该传感检测方法对18例炎症疾病患者组和18例对照组表现出良好的区分结果。相关成果以In-situ formation of “electron conductive wires” threaded ZIF-8 membrane for multiplexed immunoassay of human interleukins为题发表在《Nano Research》期刊上。图2 临床血清样本的检测分析结果。(a) 固定有Anti-IL-6的工作电极对血清的检测结果 (b) 固定有Anti-IL-8的工作电极对血清的检测结果 蓝色柱为健康对照组，橙色柱为患者 (c) 基于IL-6、IL-8检测结果的主成分分析数据。

细胞因子(cytokine)是由细胞分泌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分子蛋白物质的统称。在免疫应答过程中，细胞因子在免疫调节、炎症应答、肿瘤转移等生理和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细胞因子的检测不仅是基础免疫研究的有较手段，同时在临床疾病诊断、病程观察、疗效判断及细胞因子治疗监测方面具有重要价值。2016年11月份的Cell杂志封面文章，题目为：Host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fluencing Individual Human Cytokine Response，作者研究个体及环境因素对人体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以作为功能人类基因组的重要补充。研究者包括多个世界著名大学：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医学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Broad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新加披科技部，挪威奥斯陆大学医院等。研究者观察了534例正常人群，包括不同年龄，性别。被观察者接触了不同细菌，病毒，寄生虫，以及烟雾和维生素等非微生物刺激，检测六个细胞因子的改变，VEGF，IL-6，IL-18，IL-18BP，IL-β，IL-1Rα。 研究者发现正常人群静息水平的细胞因子，低于ELISA的检测下限，无法获的结果，但是Ella微流体全自动免疫学分析系统，可以在低至pg/ml，fg/ml，检测到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原文如下：Measurement of resting levels of low abundance cytokines such as IL-1b, IL-6 IL-18, and VEGF are below the 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by standard ELISAs in a healthy cohort therefore, the Ella microfluidic analyzer was used to assess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in the fg/mL to low pg/mL range. For instance, the mean level of IL-6 concentrations of the cohort was 1.25 ± 0.06 pg/mL (range 0.15–8.1 pg/mL see the STAR Methods for levels of all circulating mediators). The assessment of these parameters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baseline immune characteristics, most importantly of inflammatory status and humoral immunity.Ella 是美国ProteinSimple 公司（纳斯达克上市公司Bio-Techne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研发的新一代微流控全自动免疫学检测系统，只需5分钟手工操作，1小时可以获取72个样本定量检测结果。 因为采用了独创的检测系统，线性区间可以达到5个log，比传统方法高2log，并且在低丰度蛋白检测方面有独到优势，已经被Roche等制药巨头用于药物临床研究中细胞因子变化研究。更多信息可以登录ProteinSimple官网：http://www.proteinsimple.com/ella.html。

恶臭污染物因其异味和毒性，对人们生活影响较大，属于重要的民生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对恶臭污染物的管理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环境管理加强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更高要求等原因，部分排放限值已不能满足当前要求。生态环境部于2018年12月发布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新的标准对排放限值、区域设置、排放主体等都有了更详细的定义，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要引进新的监测方法（见表1）表1 恶臭污染物测定方法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在传统的检测中，通常采用罐、吸收管或采气瓶的方式来采集气态样品，一些恶臭因子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分析。这样的离线测量方法通常会因为采样和壁损给分析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也会有一定的时滞效应，不适用于现场异味污染源排查等对时效性有较高的分析应用。另外，为了覆盖表1中列出的8种恶臭物质，至少需要6种不同的采样和分析方法，这都意味着较大的时间成本和仪器硬件成本。在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种实时在线的恶臭污染物监测方法，即利用实时在线的Vocus PTR-TOF质谱仪来对恶臭因子进行实时在线预警监测。Vocus PTR-TOF质谱仪通常采用H3O+作为母离子，其独特的离子源设计也提供了 “无缝”切换到如O2+电离模式，实实在在的做到一机多能：除了这8种恶臭因子之外，还能同时测量其他大气污染物，保障VOCs和恶臭物质热点区域的全面覆盖。Vocus PTR-TOF的移动性也使得该仪器定点监测和移动溯源皆适用。随着产业改造升级，管控加严，在恶臭因子列表上的物种未来预计会不断增多， 而Vocus PTR-TOF的检测物种可拓展性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表2 TOFWERK Vocus PTR恶臭8因子解决方案一直以来，TOFWERK在环境检测的道路上‘上下而求索’，寻求仪器的使用率和性能利用最大化，致力于环境VOCs检测的最佳解决方案。针对这八种恶臭因子，我们和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利用Vocus PTR-TOF质谱仪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反复验证，总结出一套实时在线，高灵敏度，灵活部署，相对经济型的检测解决方案（见表2）。三甲胺、甲硫醇、甲硫醚、二甲二硫、二硫化碳和苯乙烯都能被Vocus PTR-TOF这单一解决方案精确全检出（图1），而氨和硫化氢两种因子虽然可测，但都需要特定的仪器参数设定，所以推荐适配专用检测器。图1 甲硫醇等6个恶臭因子在H3O+模式和O2+模式下的测量模拟谱图。纵轴的相对信号比值来自于单独因子标气气瓶的实测结果。Vocus PTR-TOF质谱仪的采样频率最高达10Hz，大气采样中常采用1Hz来监测恶臭因子的浓度瞬时变化，无论是搭配在走航车，还是在固定监测点，都可以给管理部门提供实时的园区污染数值‘热力图’，可在园区恶臭因子浓度有超过排放限值的迹象时提前发出预警，圈定热点来源，为职能部门对异味投诉做出及时最佳判断提供准确数据支撑，也为未来的多维度立体式检测监管，全方位预报预警模式提供了新思路。本文版权归Tofwerk所有。

结核病问题的解决仍是一个长期的世界性的难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进入结核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公众普遍乐观地认为,通过推行直接面视下短程化疗(DOTS)措施就可以有效解决结核病的问题。但是随着全球范围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普遍开展和实践,到2011年前后,全球逐渐形成解决结核病问题需要将公共卫生管理和技术工具开发相结合的共识。结核病的有效防治需要在诊断、预防、治疗等3个方面(新诊断技术、新疫苗和新药物)下力气。在传染病相关的行政管理中,中国的模式和行政效率在世界上都是领先有效的。在行政手段有效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控制能力的任务就需要客观具体的技术产品来实现了。随着我们对结核病、耐药结核病、耐多药结核病、广泛耐药结核病研究的日益深入,对其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在应用已有手段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同时,针对新发现的尚缺乏有效诊治手段的结核病类型,我们就需要研究更多新技术并开发更多的新产品,从技术能力上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免疫学诊断方法免疫分子用于结核病诊断新进展：在活动性结核病患者体内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单阳性TNF-α+和双阳性IFN-γ+/TNF-a+CD4+T细胞的比例显著高于潜伏性感染者和未感染者。此外，表达IL-17的CD4+T细胞（主要为单阳性IL-17+和双阳性IL-2+/IL-17+表型）的频率在活动性结核病患者中高于其他两种组。分枝杆菌特异性CD4+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特征在结核病感染和未感染结核的儿童之间以及潜伏和活动性结核病之间存在显着差异【1】。细胞因子和可溶性粘附分子谱和生物标志物用于治疗监测再治疗涂阳肺结核患者。复治期间，IFN-γ、IL-2、IL-7和可溶性CD54水平以及IL-2/IL-10和IFN-γ/IL-10比率呈上升趋势，可作为复治是否有效的血清指标【1】。IP-10和RANTES的组合可能被用作诊断和治疗监测肺结核中的生物标志物。肺结核患者血浆IP-10和RANTES水平显着高于健康对照组，IP-10和RANTES的组合在训练组中的AUC为1.0时表现**。响应治疗时，IP-10和RANTES均显着水平在6个月内减少【2】。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s）用于结核病诊断新进展：IGRAs的原理是当机体内被结核菌抗原致敏的效应T细胞，在体外受到相同抗原的刺激（在APC细胞辅助下）后，会分泌大量的γ干扰素。通过IFN-γ的检测来判断结核感染的情况。IGRAs试验灵敏度高，特异性高，快速简便，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检测方法，为潜伏性感染和活动性结核的辅助诊断，阴性结果对排除结核感染有一定的帮助。IGRAs试验用于筛查潜伏性感染时不受卡介苗接种的影响，但不适用于流行病学筛查。但是IGRAs预测哪些患者将来进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方面的应用较少。最近的一个大样本研究评估IGRAs和TSTs显示在低发病率国家，IGRAs和TST的阴性预测值＞99%，但阳性预测值仅为3%-4%【3】。下一代IGRAs发展前瞻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增加预测潜伏性感染到活动性结核的能力；能够检测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临床阶段；监测潜伏感染或结核病的治疗效果；增加新抗原（如Rv3873、Rv3879和Rv3615）及增加更多细胞因子（IP-10，MCP-2，MIG等）来提高IGRA的敏感性。此外，随着结核分枝杆菌的菌量增加，结核特异性的CD8+ T细胞更容易检测到。CD8反应可以初步区别活动性与潜伏感染，与治疗效果相关【4】。双因子检测DeFine.TB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盒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因子（IFN-γ和IL-2）检测试剂是 “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治专项成果转化产品。在检测时，将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从全血样本中分离出来 ，消除血液本底干扰因素，通过计数单个核细胞数量，排除人群中免疫细胞数量的个体差异影响。将定量的单个核细胞与融合蛋白ESAT-6-CFP-10-Rv1985c在细胞培养板上共培养，结核特异性 T 细胞由于记忆反应而分泌γ-干扰素及白细胞介素-2因子，再利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法，检测培养上清中的γ-干扰素、白细胞介素-2的浓度，来判断其是否存在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反应。用于结核病的辅助诊断，能够及时发现活动性结核患者，同时对于潜伏感染患者能够进行及时、准确的排筛。01 新的检测靶标IL-2特异性高达94.3%研究结果发现IFN-γ的ROC 曲线下面积为0.859，而IL-2 的ROC 曲线面积0.865（详见Fig. 2 ） ，IFN-γ的总体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3.8% 和81.5%，IL-2的特异性为94.3%，灵敏度为72.6%（详见Table2）。02 新的检测靶标IL-2提高结核病的检出率双因子检测的敏感性为87.9%，单因子检测敏感性为83.8%，敏感性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引入新的检测靶标IL-2，表明约16%的活动性结核患者中IFN-γ结果为阴性，而这些患者中有1/4的IL-2 结果为阳性。当IFN-γ和IL-2 串联组合时，特异性进一步提高到96.0%，可与分子诊断的培养阳性检测结果相媲美，甚至可以对培养阴性的患者产生可靠的结果。03 并联检测敏感性高达87.9%，串联检测特异性高达96.0%进一步分析IFN-γ和IL-2联合应用对活动性结核病的诊断价值。对IFN-γ和IL-2 进行并联检测时，敏感性升至最高的87.9%，特异性达到79.8%，阳性预测值达93.9%；当IFN-γ和IL-2 进行串联检测时，718 例非结核患者中有689 例检测结果为阴性，特异性为96.0%，敏感性为68.5%，阳性预测值为98.4%。值得注意的是，串联检测在结核病确诊患者的敏感性（72.1%），高于临床诊断敏感性（65.8%），提示IFN-γ和IL-2串联检测的准确度与结核病的严重程度相关。04 双因子联合检测灵活性高，满足不同的检测场景研究团队根据活动性结核病不同流行模型，分别阐述了IFN-γ和IL-2联合检测在不同模型中诊断价值，并提出了适用于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各自的诊断算法。在综合性医院中，约有10%的结核疑似患者最终确诊为活动性结核，与常规涂片镜检相比，使用具有更高敏感性的双因子并联检测可帮助临床医生发现更多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如图B）；在结核病专科医院，结核病疑似患者中活动性结核病的比例达到50%，使用具有高特异性的双因子串联检测可为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特别是菌阴结核患者提供诊断依据（如图A）。在检测时，将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从全血样本中分离出来 ，消除血液本底干扰因素，通过计数单个核细胞数量，排除人群中免疫细胞数量的个体差异影响。将定量的单个核细胞与融合蛋白ESAT-6-CFP-10-Rv1985c在细胞培养板上共培养，结核特异性 T 细胞由于记忆反应而分泌γ-干扰素及白细胞介素-2因子，再利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法，检测培养上清中的γ-干扰素、白细胞介素-2的浓度，来判断其是否存在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反应。用于结核病的辅助诊断，能够及时发现活动性结核患者，同时对于潜伏感染患者能够进行及时、准确的排筛。

魅力秀山，春意盎然。3月28-30日第十八届国际检验医学博览会暨输血仪器试剂博览（CACLP）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超千家体外诊断企业及数万名医学检验相关从业人员齐聚重庆，共赴这场集影响力、聚集力、专业性于一身的IVD盛会。广州迪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澳生物”）是由多位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牵头成立的一家体外诊断新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化平台。迪澳生物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平台，推出高质量的结核病检测产品，致力于为结核病的诊疗提供整体化解决方案。结核检测全线产品亮相，备受关注本届重庆 CACLP，迪澳生物结核全线产品DeFine.TB（IFN-γ和IL-2联合检测）试剂盒、DeFast.TB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核酸检测解决方案、酶联免疫斑点法SPOTest试剂盒、Deaou-AP32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和Deaou-IS48恒温扩增荧光检测仪悉数亮相，为用户提供更多专业、优质的服务。DeFine.TB—双因子（IFN-γ和IL-2联合检测）解决方案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因子检测试剂盒（以下简称“双因子”）是“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治专项成功转化产品，是目前国内首个获批的多因子联合检测试剂盒。通过联合检测结核特异性细胞因子（IFN-γ和IL-2）实现对结核病的辅助诊断。该产品通过多次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进行产品性能验证，其临床价值主要体现在：双阳结果警示活动性结核病；病原学阴性结核病检出率高；结核病筛查特异度高；有助于预测诊疗过程中结核菌激活状态变化的风险。DeFast.TB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核酸检测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是“十二五”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支持产品，与同类产品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临床应用优势：全闭管操作，无病原体暴露；病原学阳性率64%，特异性与痰培养相当；70分钟内完成检测全过程；数据自动上传，无缝连接LIS、HIS系统；便携：用于结核现场快速应急检测。今年下半年，迪澳生物将会推出一款全新的Deaou-IS48恒温扩增荧光检测仪，检测范围更广、检测通量更大，兼容性更强，参展观众纷纷表示期待。SPOTest—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检测解决方案SPOTest是以IGRAS为原理设计开发而来，也是“十二五”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支持产品，欲实现该领域产品的国产替代，在临床应用已经很成熟，也得到了临床的高度认可。精确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不受卡介苗接种影响不受本底及免疫抑制剂影响快速斑点显色快、清晰易判读检测周期短产品宣讲带来全新介绍，引起轰动迪澳生物展台上市场人员与技术人员分别以《IMSA恒温分子诊断技术简介及竞品分析》和《双因子（IFN-γ和IL-2）联合检测，更进一步找到活动性结核》为主题，对恒温分子检测产品与双因子产品进行详细介绍。宣讲期间观众聚精会神听课，互动环节争先抢答领取精美礼品。展会期间，展台人满为患，深切感受到客户的高涨热情，有效加深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密切交流，客户对于迪澳生物的全线产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影响因子现已成为国际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不仅是衡量期刊价值和曝光的指标，同时也是衡量期刊的学术水平、以及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6月29日，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公布最新年度(2019年度)期刊引用报告(JCR),引起业界关注。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2019年度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仍然是被成为神刊的 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其影响因子再创新高，已经达到292.278，去年其影响因子为223.679。NEJM(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与Nature旗下的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和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分别位列二三四。NATURE、SCIENCE、CELL三大刊2019年度影响因子排位依旧没有变化，SCIENCE影响因子与去年相比有所上升，NATURE和CELL则与去年基本持平。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相关新闻： a href=" https://www.instrument.com.cn/news/20200629/552557.shtml" target=" _blank" style=" color: rgb(255, 0, 0)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2020年最新影响因子TOP100榜单公布 /strong /span /a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具体到化学领域而言，CHEMICAL REVIEWS、CHEMICAL SOCIETY REVIEWS、NATURE MATERIALS 分别以52.758、42.846、38.663排在前三位。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对生物类期刊而言，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 Physics of Life Reviews、BIOLOGICAL REVIEWS、CURRENT BIOLOGY，影响因子分别为14.798、10.701、9.601。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对材料类期刊而言，Nature Reviews Materials、Nature Energy、NATURE MATERIALS三大期刊居首，影响因子分别是71.189、46.495、38.663。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以上三类期刊影响因子TOP100详情如下：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化学类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6/uepic/12df68ee-99e1-4665-bd1a-80f7f239c1b1.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200630091325.png" alt=" 微信图片_20200630091325.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生物类 /strong /p p strong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6/uepic/d4a54593-9760-4ce0-8f91-0cc04ffb3085.jpg" title=" 生物类.png" alt=" 生物类.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材料类 /strong /p p strong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6/uepic/3ce58b9d-d084-4cbd-95e2-7bf54c3e5717.jpg" title=" 材料类.png" alt=" 材料类.png" / /p p strong /strong br/ /p p strong br/ /strong /p

聚焦冬奥会“危险生物因子应急安全保障转运”的需求，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广州海关技术中心、河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等单位，共同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重点专项课题“冬奥会口岸快速通关智能监管技术及装备”，研发适用于口岸危险生物因子应急安全运转的专用车辆——口岸危险生物因子应急安全保障转运车。口岸危险生物因子应急安全保障转运车可在大型赛事口岸现场疑似感染货物、动物、食品等场所进行现场采样、运输, 在采样过程中实现对采样人员的防护，在运输过程中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可迅速将危险物送交专业检测机构，整个过程安全可靠，可追溯。该设备集消毒应急处理、防扩散微负压隔离、防逃逸、空气净化、废液收集、恒温恒湿、视频监控、安全预警、物联网信息管理等功能于一体。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高效操作，控制危险因子传播，直接将风险物品转运至安全或处置场地，可对人员个体防护装具进行消毒处理。整个过程可远程监管，能满足工作人员安全操作和样本快速、安全运输的需要。口岸危险生物因子应急安全保障转运车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口岸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p style=" text-align: left " 　　 strong 仪器信息网讯 /strong 2018年9月20日，由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国家加工食品及食品添加剂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可塑无机有机纳米材料危害因子检测新技术研究（2018YFF0215200）”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南京顺利召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质监局、南京市质监局、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及项目参与单位共60余人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周骏贵院长主持。 br/ /p p style=" text-align: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9/uepic/1b04dbd5-2324-41b0-8d98-1325df5ed34e.jpg" title=" DSC06355.JPG" alt=" DSC06355.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项目启动会现场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9/uepic/e41a9577-7e40-4c6a-8d95-609829658455.jpg" title=" DSC06353.JPG" alt=" DSC06353.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院长 周骏贵主持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9/uepic/efd75da7-78fe-40e9-bed6-99b187379c61.jpg" title=" 领导致辞.jpg" alt=" 领导致辞.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江苏省科技厅万发苗处长、江苏省质监局王余霞处长、南京市质监局张文东副局长、南京市栖霞区副区长袁文峰分别致辞 /span /p p 　　该项目由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牵头，东南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9家单位共同承担。实施周期为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项目总经费239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经费796万元，项目负责人为张驰博士。项目下设“应用可塑光子晶体的多靶标高通量检测技术”、“高灵敏度多靶标检测试纸条研发”、“应用等离激元光纤传感器的高灵敏度检测技术”、“纳米电纺纤维高性能富集萃取技术”、“基于纳米材料的危害因子检测整体方案与量值溯源”、“基于新型纳米材料的危害因子检测技术的示范应用”6个课题。 /p p 　　据介绍，该项目是江苏省质监系统单位首次作为牵头单位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也是本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专项（简称NQI专项）立项项目中仅有的两项由地方机构牵头承担的项目之一。该项目的立项标志着南京市在NQI共性技术领域的研究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南京市正在着力打造创新名城、积极实践质量提升行动，南京质检院将以国家重点项目的实施为契机，争取将新型检测、认证、评价等方面的质量基础设施平台和创新技术纳入全市创新名城建设的重点工作范畴。同时，该项目对推动原“质检总局科技部关于加强国家质量基础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在江苏省落地，提升江苏省质量共性技术领域的检测、评价、计量、标准总体水平将发挥积极作用，有效促进地方产业质量提升与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p p 　　为了推动检验检测科技创新工作，加大检验检测科技研发力度，南京质检院在原有认证机构基础上，依托南京质检院科技部门增设了“NQI”研发中心，并在本次启动会上正式揭牌成立。 /p p style=" text-align: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9/uepic/a17081ae-7ce7-4ae8-8451-26531b5aeea4.jpg" title=" DSC06395.JPG" alt=" DSC06395.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邢浩博士 /span /p p 　　启动会上，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邢浩博士作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质量专项项目管理工作部署和有关要求”报告，对质量专项的总体目标、项目管理流程、专项管理要点以及相关的工作要求等做了详细的介绍。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9/uepic/ca370e4a-2b86-4b5b-ba94-f6da2dc10799.jpg" title=" DSC06401.JPG" alt=" DSC06401.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项目负责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副院长 张驰博士 /span /p p 　　据项目负责人张驰博士介绍，危害因子泛指可影响人身健康、导致疾病甚至伤亡的物质，对危害因子的检测和控制是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现有的危害因子检测技术有着前处理效率低、选择性差、环保性差、灵敏度低、准确性差、检测通量低、缺乏评价与标准化等问题。本项目针对食品与消费品中危害因子检测的实际需求，应用光子晶体、等离激元、电纺纤维等纳米材料，开展生物学与化学性危害因子的多靶标、高通量、高灵敏度检测技术与高效样品前处理技术研究，科学评价纳米检测技术的实用价值，并在检测行业中开展示范应用，为食品与消费品的质量安全提供一套基于纳米技术的创新方法支撑。 /p p 　　“基于可塑无机有机纳米材料危害因子检测新技术研究”项目目标包括，开发出多靶标高通量检测技术，单个光子晶体编码靶标数不少于5个，样品通量不少于384个，灵敏度优于国际检测标准水平；研制出可塑光子晶体试纸条，单条靶标数不少于3个，灵敏度、检测速度、假阳性率等主要指标均优于国际检测标准与同类快速检测产品；研制出高性能富集电纺纳米萃取材料1组、自动化装置1套，该萃取器件对危害物的萃取方法回收率大于60%，精密度不大于15%；开发出150种以上关键化学性和生物性危害物多靶标检测方法；研制出15种以上新型试剂与耗材，形成一套涵盖150种以上对象的危害因子方法库等。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9/uepic/8abd47de-72bc-4d30-9ca9-6bfd5251afcb.jpg" style=" " title=" 专家1.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9/uepic/d94f7228-3b02-4483-9571-1b872e1bfc71.jpg" style=" " title=" 未命名_meitu_1.jpg" / br/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text-align: center " 专家组讨论 /span /p p 　　根据专项管理办法的要求，项目负责人张驰博士代表项目组向专家组汇报了项目实施方案，并提请大会审议。与会领导和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和组织管理办法等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为项目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建议，如牵头单位认真落实法人责任，加强课题之间的衔接与协调；课题任务分解，课题考核指标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课题的合理时间进度安排等。最终，专家组一致同意项目实施方案通过论证，建议加快启动项目实施。 /p p 　　会议的最后环节是由南京质检院科技认证部部长韩冰向项目参与单位成员们汇报项目管理办法，与会的项目参与单位成员们对其中的项目研究内容分工、年度研究计划方案及相关关键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9/uepic/2d0985e0-2eca-41aa-9b00-07bf440b168d.jpg" title=" DSC06427.JPG" alt=" DSC06427.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项目参与单位合影 /span /p p 　　该项目隶属于“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专项（简称NQI专项）。NQI专项由科技部、原国家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委等13个部委在2015年共同研究提出，是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点专项之一。该专项围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各个环节和产品质量提升，首次对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进行了整体设计和一体化实施，为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p

细胞因子(cytokine,CK)是y类能在细胞间传递信息、具有免疫调节和效应功能的蛋白质或小分子多肽。在nmol/L或pmol/L水平即显示生物学作用，可广泛调控机体免疫应答和造血功能，并参与炎症损伤等病理过程。 细胞因子研究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它有助于阐明分子水平的免疫调节机理；有助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的重组细胞因子，已用于治疗肿瘤、感染、炎症、造血功能障碍等，并收到良好疗效。为此，百灵威与世界上z大的细胞因子生产商之y的Peprotech强强联手，引进细胞因子系列产品，包括生长因子、白细胞介素、集落刺激因子等，满足广大生物研究l域客户。 权威产品，SCI引用9833篇 承接分装业务，规格多样化，g内现货充足 提供相应的配套产品，例如抗体、试剂盒等 拥有无动物成分的重组蛋白、临床j别的蛋白等特色产品 ■ 生长因子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Animal Free Human EGF AF-100-15 Human HGF 100-39 Murine EGF 315-09 Human TGF-α 100-16A Human FGF-acidic 100-17A Human TGF β1 100-21 Murine FGF-acidic 450-33A Human TGF β1 100-21C Human FGF-basic 100-18B Human VEGF 165 100-20 Murine FGF-basic 450-33 Murine VEGF165 450-32 ■ 白细胞介素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Human IL-1α 200-01A Human IL-4 200-04 Murine IL-1α 211-11A Human IL-6 200-06 Human IL-1β 200-01B Murine IL-6 216-16 Murine IL-1β 211-11B Human IL-12 200-12 Human IL-2 200-02 Murine IL-12 210-12 Murine IL-2 212-12 ■ 集落刺激因子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Human G-CSF 300-23 Human M-CSF 300-25 Murine G-CSF 250-05 Murine M-CSF 315-02 Human GM-CSF 300-03 Human SCF 300-07 Murine GM-CSF 315-03 Murine SCF 250-03 ■ 其它细胞因子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Human IFN-γ 300-02 Human TNF-α 300-01A Murine IFN-γ 315-05 Murine TNF-α 315-01A Human sRANKL 310-01 更多产品欢迎致电400-666-7788垂询！

与发酵类、化学合成类原料药企业相比，《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对生物制药企业造成的压力还不算大。但是，压力不大不等于没有问题。生物产业是国务院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生物制药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新兴的生物制药企业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好环境问题，实现“完美起跑”，是企业和相关部门都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状况如何? 　　2009年，华北制药宣布，将从原料药为主业的公司结构向生物制药领域全面转型。在此之前，已经有众多国内外企业将目光投向生物医药产业，医药业内专家也认为发展生物医药是医药产业科技创新、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总而言之，生物制药产业是一个“钱景广阔”的产业。 　　韩国《朝鲜日报》在2010年10月5日发表文章称，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速度让人生畏，在过去的3年里，年均增长27%。 　　在政策扶持下，近年来我国的生物制药产业可以说是如沐春风。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正式发布，其中要求，“大力发展用于重大疾病防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化学药物、现代中药等创新药物大品种，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水平。” 　　金融危机让多个行业陷入困境，但中国制药行业仍呈增长趋势，尤其是生物制药产业以其高科技含量、高利润、低成本等优势，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因如此，这个行业吸引了众多企业的关注。生物制药工业也已经成为上海等城市的支柱产业之一，上海、深圳、长春、浙江台州、北京大兴、石家庄、成都等地都已经建成或者酝酿建设生物产业基地。 　　《标准》的实施让很多传统制药企业面临大考，生物制药企业的状况如何呢?一些企业给出了相对乐观的答案。“环保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生物制药类企业受到的影响不大。”天坛生物制药宣传中心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生物制药企业本身的设备、技术等准入门槛就高，产生的污染也小。“化学需氧量排放控制在100毫克/升以内，甚至有时能达到20毫克/升左右，这比要求生物制药企业从2010年开始执行的新标准都要低。”业内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与公认的污染大户——原料药企业相比，生物制药企业的达标排放压力要小得多。但是，压力小不等于没有问题。如果不能在起跑阶段解决问题，日积月累很可能形成更大的问题。 　　■生物制药企业存在哪些环境问题? 　　专家介绍，制药行业共有的特点就是原材料投入量大、产出比小，生产过程中的大部分物质最终以废弃物形式排放，因此污染问题突出。所以，在“十一五”期间，制药行业包括生物制药企业都是重点环境监管对象。 　　生物制药作为新兴的产业，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给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生物工程制药企业本身具有研发、生产一体化的特点，一些生物医药配套服务体系(如安全评价体系、药品检测体系等)建设不完全，导致药品、生物菌种管理混乱，若形成新的环境污染、生物失控，可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另一方面，生物制药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令人担忧，生物制药过程中使用的溶剂、助剂等许多有毒化学物质，如果处理不当，会以水、气、固体废物等方式排放到环境中，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即时或潜在累积性的影响。同时，生物工程制药过程中使用的活菌体、病毒以及转基因等带来的环境安全性问题至今尚不为人所详知。相关部门在制订《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过程中进行调研时发现，生物制药企业的相关管理更注重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及安全管理，缺乏环境污染的相关标准。 　　与其他企业不同，生物制药实验室中出来的细胞物质不是自然产生的，是人类合成的活性物质。因此，这些物质出实验室前必须灭活，这需要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和检查。 　　专家介绍，目前生物制药企业废水处理工艺基本以二级生化为主，大部分企业的出水水质可以满足化学需氧量小于或等于100mg/L的标准。但是，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消毒和灭菌的重视程度不够，有的企业并不是对所有的废水进行消毒处理。专家建议，考虑到制药企业的工艺废水中可能残留有活性菌种等因素，应该增加消毒工艺。 　　生物制药的高浓度废水出现在发酵环节，但相对于传统抗生素发酵而言，生物制药的发酵规模比较小，废水产生量小得多。因此，这类废水一般不在厂内进行处置，而是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但是，也有些企业将高浓度发酵液混入废水进行处理，而普通的二级生化处理效果不能完全保证其达到《标准》规定的化学需氧量小于等于100mg/L的排放要求。 　　气味刺鼻是很多人对制药企业的主要印象，生物制药企业也要面对这个问题。生物制药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溶剂使用，主要产生点在于瓶子洗涤、溶剂提取、多肽合成仪等的排风以及实验室的排气、制剂过程中的药尘等。其中，生物制药企业的臭气主要来自于动物房和发酵过程的异味，制药过程中有机溶剂(如挥发性甲苯类溶剂)的使用也会产生异味。异味是制药企业周边居民关注和投诉的焦点，但企业关注还不够，亟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 　　有关专家透露，企业在废气治理方面需要增加的投入相对较少，技术也更成熟，相对容易实现达标排放。专家同时提醒，产生的废气首先要进行收集，产生异味的点(如废水处理池等)要加罩，输送环节也不能忽略，有的企业管道输送量小于废气产生量，还有泄漏现象，这都会影响最终的处理效果。 　　收集后的气体是混合物，治理时要根据气体成分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比如，无机的部分要用酸碱吸收，如果是处理氯气就要用酸吸收，用碱的话就会适得其反 有机物质也分易降解和难降解两种，难降解的单独用生物除味的方式处理不了，需要先把难降解的物质处理掉。“处理系统往往有多种组合，处理设计要力求精细化，重要的就是如何实现治理精细化，选择合适的设备，达到最好的效果，还要加强管理。”专家表示。 　　■新标准实施给生物制药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据介绍，《标准》对化学需氧量、氨氮、SS(水质中的悬浮物)等常规因子的排放标准要求有所加严，尚未达标的企业肯定需要完善相关治理设施。根据调研，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可以达到标准要求的100mg/L以下，对于少数尚不能达标的企业来说，主要需要完善工艺和加强管理，所以实际提高的费用并不会太多。另一方面，《标准》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相比，增加了乙腈、急性毒性、总余氯3项因子。这要求企业加强对溶媒的回收，还需加强废水处理和运行维护管理。 　　根据相关调研数据，有关部门估算认为，《标准》实施所增加的投资约占生物工程类制药企业利润的5%~7%，年运行费用占企业利润的6%~10%。《标准》实施后，企业有一年半的改造期，所以整个制药行业都在行动，改造内容大部分是废水处理达标改造。生物工程药物较传统制药附加值更高，投入治理资金和实现达标相对困难小些。 　　随着行业标准更加严格，企业在环境治理上成本投入会更大，治污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也会越来越大。《标准》的实施可以促进企业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加强溶剂回收，提高处理技术，充分发挥标准对技术发展的引导作用。同时，这也有利于企业持续改进、加强企业产品的“绿色”性，提高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国家环境保护制药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华北制药集团环保研究所副所长任立人表示，“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国家设立专门的研发项目并提供资金支持，要让高校与企业相结合，开展技术攻关。目前制药行业亟须提升的是氨氮减排技术、节能技术、生物处理技术和高效废水处理技术集成等。” 　　“《标准》提出了要求，企业也会自觉地做，开始适应不了，有困难，但是总会想办法，一点一点地推进。环保瓶颈打破了，医药产业就能拓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任立人说。

近日，生命科学学院杨建明教授团队在生物传感领域取得系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生物传感研究领域Top期刊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DOI: 10.1016/j.bios.2023.115805. 影响因子：12.6）（中科院JCR一区Top期刊），青岛农业大学王兆宝副教授和马冉（硕士研究生）为该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梁波副教授和杨建明教授为通讯作者，青岛农业大学为第一通讯单位。环境中芳香族污染物对人身安全及环境等都造成严重危害，而常规探测方式存在探测效率低、作业安全性差、易受干扰等瓶颈问题。因此，基于生物传感的芳香族污染物探测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和环保意义。芳香族污染物分子可分解为多种化合物，其挥发后的主要蒸气成分包括2,4-二硝基甲苯（2,4-DNT）和1,3-二硝基苯(1,3-DNB)。因此，结合1,3-DNB和2,4-DNT检测的生物传感器可以更准确、更高效地应用于芳香族污染物的探测。然而，目前以1,3-DNB为响应物的生物传感器开发报道却很少。基于此，杨建明教授团队研究开发一套安全高效检测1,3-DNB的生物传感系统。研究发现，恶臭假单胞菌(Pseudomonas putida)中的调控蛋白MexT能够通过与其下游基因启动子区结合实现对下游基因PP_2827转录的正向调控，且1,3-DNB能够增强这一调控，揭示了1,3-DNB参与MexT调控基因转录的机制，MexT调控蛋白也因此被确定为1,3-DNB生物传感器的基本传感元件。通过mexT基因和启动子不同组合优化，开发了基于MexT的1,3-DNB生物传感器，优化后的生物传感器在液相1,3-DNB 的检测灵敏度达到0.1 µg/mL，且具备优异的检测特异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该生物传感器结合团队自行开发的探测装置集成了一套芳香族污染物分子生物传感系统（中国地眼，CEE，Fig. 1），以模拟芳香族污染物的现场探测：该系统对沙土中1,3-DNB的检测灵敏度为0.5 mg/kg土壤，实现了现场大面积检测和土壤掩埋1,3-DNB的准确定位（Fig. 2）。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转录因子的生物传感器和一套完整的1,3-DNB高效检测系统。未来该1,3-DNB生物传感器可与之前报道的2,4-DNT生物传感器优势互补，实现对环境中的芳香族污染物分子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探测。　Fig. 1 The complete set of biosensor detection system “CEE” for 1,3-DNB detection.Fig. 2 Detection of 1,3-DNB in sands and soil by “CEE” system.同时，杨建明教授团队在可视化生物检测领域亦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分析化学研究领域Top期刊Analytica Chimica Acta（2023,1283, 341934）（中科院JCR化学1区Top期刊），我校李美洁副教授和吕书喆（硕士研究生）为该论文并列第一作者，杨建明教授为通讯作者，青岛农业大学为第一通讯单位。以感应2,4-DNT的启动子（例如yqjF启动子）作为感应元件，以GFP基因或者自发光基因作为报告元件，构建了检测2,4-DNT的生物传感器。但是，已报道的生物传感器在野外进行芳香族污染物探测时，需使用仪器进行特定波长的紫外激发，以及荧光信号的收集，这使得它们在真正的雷区中难以应用。因此，杨建明教授团队提出一种可视化检测芳香族污染物的创新思路。以合成番茄红素的基因crtEBI作为报告元件，以DNT响应启动子yqjF为感应元件，构建了可视化生物传感器（Fig. 3）。未感应DNT时，crtEBI基因不表达，不合成番茄红素，菌液呈浅黄色。感应DNT时，启动crtEBI基因的表达，产番茄红素，菌液成红色。过表达MVA途径，提高番茄红素合成的代谢通量，从而增强了生物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另外，引入终止子降低了背景干扰信号。优化后的可视化微生物传感器LSZ05可以感应1 mg/L的DNT。对该生物传感器进行表征，证明了在不同环境因素下的DNT特异性、鲁棒性和稳定性。该研究为可视化探测环境中埋藏的芳香族污染物分子奠定了坚实基础。　Fig. 3 The design of inducible lycopene-based whole-cell biosensor.此外，杨建明教授还受邀参加“中国-东盟国际人道主义扫雷论坛”并做大会主旨报告。上述研究工作得到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重点探索项目、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山东大学开放课题等项目的资助。

“细胞因子风暴”一般情况下叫“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细胞因子风暴通常指大量的细胞因子在短时间内释放，造成人体过度的炎症反应，进而引起机体多器官衰竭，造成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car-t在内免疫细胞治疗是近年兴起的肿瘤免疫治疗的重要方法，将病人免疫细胞体外改造活化后，回输人体，利用免疫反应杀伤肿瘤细胞。因为免疫细胞治疗，会将数以亿计的免疫细胞回输机体，活化的免疫细胞短时间内会释放大量细胞因子，如果不能很好监控，并及采取医疗措施平衡细胞因子水平，将会引起极大的副作用。近年出现的免疫细胞治疗病人死亡案例， 多与此有关。监测crs相关细胞因子crs , 比如gm-csf ,ifn-gamma ,il-1b ,il-2ra/cd25 , il-6 ,il-6ra ,il-10 , il-17a ,mcp-1 ,tnf-alpha，vegf-a，是免疫治疗的重要环节。对于crs细胞因子监测，传统方法为elisa法，存在者众多问题，其中最是：灵敏度不够。 例如作为crs核心调控的细胞因子il-6（emerging evidence implicates il-6 as a central mediator of toxicity in crs，blood, 10 july 2014）.传统elisa的灵敏度大概在15pg/ml。cell 2016年发表文章，20岁-60岁 534个健康人 il-6的表达水平主要分布在0.2pg/ml至2pg/ml，远低于elisa检测水平。而使用il-6抑制剂tocilizuma 是目前临床对于crs病人救治的主要办法。measurement of resting levels of low abundance cytokines such as il-1b, il-6,il-18, and vegf are below the 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by standard elisas in a healthy cohort therefore, the ella microfluidic analyzer was used to assess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in the fg/ml to low pg/ml range.cell 167, 1111–1124, november 3, 2016proteinsimple ella超灵敏全自动elisa系统可以很好解决传统elisa存在的灵敏度和一致性差的问题。 alexion pharmaceuticals 2017年也发表了使用ella检测elisa无法检测的临床试验样品。在28例elisa无法获取理想结果的人血清样本中，ella全部获取理想结果。proteinsimple 针对免疫细胞治疗细胞因子风暴检测灵敏度不足问题，基于ella平台推出全套细胞因子检测产品：crp，gm-csf ,ifn-gamma ,il-1b ,il-2ra/cd25 , il-6 ,il-6ra ,il-10 , il-17a ,mcp-1 ,tnf-alpha，vegf-a。产品有三种规格：单因子x 72样本， 4因子x16样本，4因子x32样本。更多资料请联系proteinsimple中国热线： 4000-863-973

什么是生物膜？生物膜是一种结构化的聚集体，由活的微生物细胞嵌入在一种自产的胞外聚合物基质(EPS)中形成。微生物细胞相互附着，也附着在表面甚至通过群体感应进行跨物种的相互作用。 它为什么会生长？生物膜是微生物生存、获取营养、繁殖、扩张的一种策略。大多数食品病原体可以产生生物膜，如果他们这样做，是对环境条件的反应。它的生长条件是哪些？环境条件是触发生物膜形成的关键表面性质（即疏水性）pH水平（即碱度或酸度）aw（即水的可用性）养分有效性（即生长因子）结垢（即表面预处理）盐浓度（即渗透压）氧气存在（即空气/水界面）机械应力（即湍流）温度生长抑制剂的存在（即清洁、消毒）变化频率（以上全部）哪些致病菌易形成生物膜？所有主要的食物病原体都可以产生生物膜 ，如果它们这样做是对环境条件的反应：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大肠杆菌、蜡状芽孢杆菌、弯曲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先驱者和支持者充当病原体的宿主, i.e.假单胞菌、 嗜热脂肪杆菌(乳粉植物)消毒剂对生物膜的功效（摘自 学术研究）“在富含蛋白质的底物存在下，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增长，增加附着和更强大的生物膜。因此，所有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治疗策略”(完美生物医学，2014年)“生物膜中的微生物对消毒剂的敏感性比浮游细菌低100-1000倍”(Gilbert和McBain，2001年 Thomas等人，2012年 Bayer等人，1991年)。生物膜是消毒剂进入渗透和扩散运输的一个主要的限速因素。(LeChevallier等人，1988年)如何检测到生物膜？手持式生物膜检测仪一款可以让您肉眼可视的生物膜检测仪！！

“生物传感器的广泛开发与应用，主要归功于生物元件对于其敏感的分析物具有很强的特异性，不会识别其他分析物。利用生物传感器，可以快速、实时获得有关分析物准确可靠的信息。”袁吉锋说。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推动了细胞生物传感器的开发。这种生物传感器以活细胞为生物元件，基于活细胞受体检测细胞内外的微环境状况和生理参数的变化，并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细胞信号转导，进一步激活不同的信号输出模块，从而产生不同的信号。袁吉锋介绍，从本质上讲，其他类型的生物传感器使用的是从生物中提取出的生物元件。而基于活细胞的细胞生物传感器是一种独特的生物传感器，它可以通过模拟细胞正常的生理生化变化来检测信号。目前，这种生物传感器已成为医疗诊断、环境分析、食品质量控制、化学制药工业和药物检测领域的新兴工具。“用于构建细胞生物传感器的生物元件包括细菌细胞、真菌细胞以及哺乳动物细胞。我们这次所构建的工程化酵母生物传感器，正是基于酿酒酵母细胞所构建的真菌细胞传感器。”袁吉锋说，酿酒酵母细胞用于生物传感器的构建，在细胞性能上具有优势。作为一种真核生物，酿酒酵母细胞与哺乳动物细胞的大多数细胞特征和分子机制一致，特别是与感知和响应环境刺激密切相关的GPCR信号通路具有极高的相似性；酿酒酵母是酵母物种中第一个基因组已完全测序的真核生物，并且遗传修饰工具非常完备；酿酒酵母的培养条件简易、培养成本低、生长速度快、温度耐受范围宽，可以通过冷冻或脱水等方式进行储存和运输，具有生物安全性。可进一步设计改造成检测试纸基于工程化酵母细胞构建生物传感器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热点。袁吉锋团队此次通过人工转录因子，将GPCR信号通路与高效基因转录模块——半乳糖调控模块进行耦合，在酵母生物传感器中引入了一个额外的正反馈回路，以此来增强酵母生物传感器的灵敏度和信号输出强度。袁吉锋解释说：“我们相当于设计了一种正反馈放大器，让酿酒酵母细胞中GPCR在识别到白色念珠菌的信息素信号之后，不仅能通过人工转录因子激活下游信号报告模块的表达，同时还能驱动半乳糖调控模块自身的转录因子Gal4表达。两个转录因子协同作用，就能持续激活和放大报告基因的输出信号。”数据显示，相比于初始传感器的性能，改造后的酵母生物传感器的检测限提升了4000倍，激活浓度提升了9700倍，信号输出强度提升了近3倍，尤其是信号输出的持续时间得到了明显提升。初始传感器在检测使用2小时后就出现荧光信号的衰退，而改造后的传感器在使用12小时后仍可产生明显的荧光信号。“此次构建的酵母生物传感器，可以设计成一种简单、低成本的检测试纸，用于检测医疗样本或环境样本中的病原真菌。”袁吉锋介绍，只需将试纸浸入待检测液体样本中，即可实现对该样本快速灵敏和可视化的检测。

直播预告|4月19日生物医用材料研发与检测生物医用材料是一类用于诊断、治疗、修复或替换人体组织、器官或增进其功能的高技术材料,也称生物材料或生物医学材料。我国生物医用材料市场增速是全球的近4倍。由于生物医用材料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因此，对其化学结构组成、物理机械等性能，以及其与人体接触时的生物相容性、安全性等指标进行分析检测和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为满足全国各地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生产企业等生物医用材料相关从业人员的交流需求，天津分析测试协会与仪器信息网将于2023年4月19日举办“生物医用材料研发与检测”主题网络研讨会。报告专家简介（点击专家名字可看介绍详情）张其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二级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导；福建吉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创始人、董事长；中国微纳米学会会士。致力创伤、肿瘤和退行性病变等导致的组织病缺损再生修复诊断和防治生物医学工程、食品工程及重大传染性和流行性疾病的防治等领域40余年，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863、973、科技支撑（攻关）、火炬和重点新产品计划，国家海洋示范项目等102项，开发出医用胶原膜、医用胶原修复膜、胶原基 神经修复导管等十余款产品；获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6个，CE、ISO认证等7个；发表论文563篇，H因子68；论著12部；授权发明专利167项。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组织者），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华医学奖等45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杰出贡献奖和成果转化奖等35项。与林巧稚、吴阶平等一起编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精英》一书。黄显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柔性可穿戴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大学生物医学柔性电子实验室负责人，博导。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机集成电路的核心材料基础”创新研究群体核心成员。2015年入选中组部第十一批青年千人计划，获天津大学北洋学者、天津市青年千人、天津青年创新能手称号。2016年在天津大学建立了生物医学柔性电子实验室，实现了天津市首个集柔性传感器设计、加工、测试和仿真为一体的综合研究平台。提出和研究了柔性磁电复合器件、高通量分布式柔性植入式器件、印刷瞬态电路技术和类皮肤多参数柔性传感器件等创新性柔性电子器件和技术。已在多本高水平期刊发表各类论文106篇，文章总引用达8000余次，获授权专利23项。其研究的植入式葡萄糖传感器获得美国糖尿病技术协会的研究金奖，MicroLED巨量检测设备获得第五届全国先进技术转化大赛优胜奖，并担任Advanced Material Technologies、BME Frontier等期刊的编委和青年编委。王蔚 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党委副书记，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主要聚焦血管相关组织工程、阿尔兹海默药物研发以及肿瘤微环境调控等方向。主持参与国家基金委面上、青年基金，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在Acta Biomaterialia, Biomacromolecule等期刊发表SCI收录文章40余篇。钟成 天津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1项，以及农业部公益性行业专项、山东省重大科技计划、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企业委托开发课题20余项。兼任中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工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理事，中国造纸学会纳米纤维素与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工学会生物化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2014年至今担任国际期刊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影响因子：4.2）副编辑，以及二十多种国际期刊同行评议人。 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以第一完成人获2019年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天津市工程学位优秀教学成果奖1项（排名第一）。夏炎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心实验室主任,中国化学会高级会员，中国分析测试协会高校测试分会委员和青年部部长，天津市色谱研究会理事，实验室资质认定国家级评审员。主要从事样品预处理、色谱质谱分析研究和实验室资质认定管理工作。在多本专业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天津市自然基金及企业横向课题多项。会议日程报告题目报告人主持夏炎生物材料研发及转化的机遇和挑战张其清柔性永磁生物材料和柔性磁性生物医学器件黄显血管正常化新疗法及其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王蔚细菌纤维素纳米材料网状结构调控与应用钟成报名方式1、报名链接：https://www.instrument.com.cn/webinar/meetings/tjaia230419/ 2、扫码添加助教赞助参会目前赞助位置尚有剩余，欢迎感兴趣的厂商联系 刘经理：15718850776或者直接扫码添加刘经理微信号：

2024年8月20日，中国上海和丹麦哥本哈根——普众发现和Adcendo ApS（简称“Adcendo”）今天共同宣布，双方就代号为ADCE-T02（普众发现研发代号AMT-754）的一种新型、高度差异化的靶向组织因子（Anti-TF）的抗体偶联药物（ADC）达成许可协议，Adcendo将获得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而普众发现将保留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开发和商业化权利。根据协议的财务条款，普众发现将获得数千万美元的首付款，并在达成后续开发、监管及商业里程碑时，将收取总计超过10亿美元的总里程碑付款，以及基于全球（不包括大中华地区）净销售额的个位数至低两位数百分比的销售提成。组织因子（TF）在膀胱癌、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宫颈癌、食管癌、头颈癌和胃肠道癌等过度表达，但在正常组织中表达受限，因此是表现优异的ADC靶点。ADCE-T02是一种新型、高度差异化的Anti-TF ADC。其独特的抗体设计能够减弱对凝血通路的影响，同时，T1000-exatecan连接子-有效载荷技术平台经研究证明，能够放大“旁观者效应”、提高连接子稳定性，并具备克服耐药性机制的潜力。这些差异化的特性有望转化为更高的临床治疗响应率、更长的疗效持续时间以及更好的安全性，拥有更优异的治疗窗口。ADCE-T02已在澳洲申报进入临床试验，预计将于近期申报美国IND。普众发现表示："我们很高兴能与Adcendo开展全球合作。ADCE-T02采用了T1000-exatecan连接子-有效载荷平台，此次成功合作意味着该平台已在多个成功的ADC管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期待Adcendo经验丰富的全球开发和临床团队，尽快将ADCE-T02带给有需要的肿瘤病患。Adcendo表示：“我们对T1000-exatecan连接子-有效载荷平台的科学研究印象深刻，并对我们就ADCE-T02达成的许可协议感到高兴，此次合作完美地补充了我们现有的first-in-class ADC管线。正如最近在年度ASCO大会上所展示的那样，TF是一个出色的ADC靶标，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适应症中有巨大的潜力。ADCE-T02的高度差异化设计可以充分发挥该靶点的优势，有望为更多肿瘤患者带来实际获益。”关于普众发现普众发现是一家专注于ADC药物开发的临床阶段公司。普众发现拥有两个技术平台：MabArray—— 一种用于发现新颖的细胞表面抗肿瘤靶点以构建全新靶标(First-in-Class)的抗体平台，以及T1000 —— 一种用于开发ADC的新型连接子-有效载荷技术，利用该平台制备的ADC在旁观者效应、疗效和安全性方面能够获得更优化的平衡。MabArray与T1000的结合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使普众发现能够构建一套ADC“图册”，该“图册”有望用于治疗具有高度未满足治疗需求的恶性肿瘤，并实现更高和更持久的响应。基于上述技术平台，普众发现目前有数个ADC管线在开发中，其中包括了3个全新靶标的ADC管线。并且，包括所有新靶在内的多条ADC管线进入了临床阶段，展现了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公司平台技术完成了初步的验证。关于Adcendo ApSAdcendo ApS致力于开发治疗罕见癌症的突破性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2024年，公司完成了一轮A轮融资的延伸，筹集的总资金达到9800万欧元，用于推进、扩展和加速其全新靶标ADC管线的开发。投资者包括Novo Holdings、Ysios Capital、Pontifax Venture Capital、RA Capital Management、HealthCap、Gilde Healthcare和KKR控制的平台公司Dawn Biopharma。编辑视角：ADC药物作为一种新型的靶向抗癌药物，近年来备受关注。它们通过将抗体与药物有效载荷连接，精准地将药物输送到肿瘤细胞，从而实现高效抗癌的同时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伤。目前，ADC药物已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展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例如乳腺癌、淋巴瘤和白血病等。然而，ADC药物的研发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靶点选择、连接子稳定性、有效载荷毒性等。此外，ADC药物的价格普遍较高，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相信ADC药物在未来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更多癌症患者带来希望。

上一篇推文，介绍了WIGGENS的CGQ生物量在线监测系统，在微生物（细胞）效能评价/菌种筛选的应用。 本期介绍生物量监测在微生物（细胞）培养条件优化中的应用。培养基为微生物（细胞）的生长提供环境条件以及碳源，氮源，生长因子等。培养基具有通用性，但每种培养物都有特殊性。在通用培养基的基础上针对培养物的特性做适当的调整或成分添加，对目的产物的高效产出，具有重要正作用。 下图是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使用CGQ生物量监测系统对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一种酿酒酵母)在不同碳源组分中的生长曲线。 三种碳源Glc（葡萄糖）、Gal（半乳糖）、Mal（酰胺）不同浓度对酿酒酵母的生长有着明显的影响，对迟缓期和对数期的影响显著。碳源各组分浓度不同，对酿酒酵母进入平台期的时间甚至有超过6小时的差距影响。这对注重效率的工业发酵来说，减少迟缓期的时间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下图是，在M9培养基中，通过加入不同浓度的甘油，Escherichia coli (大肠杆菌)的生长曲线 从上图大肠杆菌的生长曲线可以看出，在M9培养基中，甘油浓度是对大肠杆菌最终生长量的最大影响因素。0.4%的甘油浓度对比0.1%的甘油浓度，对数生长期有明显提升，最终得到的生物量也是低浓度甘油的4倍以上。 下图是通过培养过程的摇瓶补液，CGQ进行的实时生物量监测。 在大肠杆菌培养中，通过LIS摇瓶补液系统，在摇瓶培养过程中进行在线补入缓冲液，缓冲液对pH值进行了调节。在使用LB培养基培养大肠杆菌的过程中，对生物量的限制的最大因素不是培养基组分，而是pH值，持续的进行pH调节，可以有效的增加生物量，提高培养基的利用率。更多的CGQ生物量监测应用，请参考如下文献：[1]Tripp et al (2017):Establishing a yeast-based screening system for discovery of human GLUT5inhibitors and activators (Nature – Scientific Reports)[2]Bruder, S. &Boles, E. (2017): Improvement of the yeast based (R)-phenylacetylcarbinol productionprocess via reduction of by-product formation (Biochemical EngineeringJournal).[3]Gottardi et al. (2017):De novo biosynthesis of trans-cinnamicacidderivatives in Saccharomycescerevisiae (Applied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4]Bracharz et al. (2017):The effects of TORC signal interference on lipogenesis in theoleaginous yeast Trichosporonoleaginosus (BMCBiotechnology). [5]Bruder et al. (2016):Parallelised onlinebiomass monitoring in shake flasks enables efficient strain and carbon sourcedependent growth characterisation of Saccharomycescerevisia (MicrobialCell Factories).

伴随着科研竞争的日益激烈，如果你正在获取tenure职位、获得基金、评上国家奖或是当选院士的道路上，那么你的一篇最新得意之作发表在哪家期刊比较好呢?论文发表后能得到较大的认同度和曝光率呢?如果你面临着科研选题，哪些期刊的研究情报才是最值得信赖的研究动态呢?一个可供你参考的答案那就是&ldquo 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rdquo ，这是对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估的各项指标的概要,其中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期刊影响因子。 　　世界上的期刊成千上万，五花八门，要收录世界所有的期刊显然是不可能的，汤森路透期刊遴选目标是收录相对较为重要的期刊。因此，确保JCR和期刊影响因子有效性是遴选和维护所收录期刊的必要环节。JCR候选期刊除了需要被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及其所包含的其他数据库所收录外，还需要通过一系列包括出版及时性、内容新颖程度、国际多元化、以及其他标准的评估。 　　根据汤森路透的初衷，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简称JIF)作为JCR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被认为代表着期刊的重要性。汤森路透认为，期刊影响因子所具有的优势是直接反映了科学家和学者自己对于最值得关注和有帮助的科学研究的判断。 　　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虽说是一本杂志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但它还能带来期刊甚至科学以外太多的东西，如教职、基金、奖励、学术影响力等。那么什么是期刊影响因子呢? 　　根据汤森路透的定义，期刊影响因子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第三年中平均被引次数。例如，某期刊在2014年影响因子为4.25，说明这本期刊2012年和2013年发表的论文在2014年平均被引用了4.25次。 　　在汤森路透的一份如何正确使用期刊影响因子的声明中，他们认为： 　　汤森路透一直强调，作为衡量期刊影响力的常用指标，期刊影响因子应予以恰当的应用，而不是作为评估作者或机构的替代品。 　　期刊影响因子仅仅是单一数据点，必须严谨地并且联系实际情况加以考虑，因为很多因素都会影响论文在不同学科中的引用情况。 　　让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估论文本身或者作者的代替品并不合理。 　　当前，尽管很多人批评学术界对其滥用，但当前取消它，或者马上改革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今年6月18日，汤森路透公布了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CR。今年的JCR报告涵盖了来自82个国家的237个大类的11149本期刊，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收录了8618份SCI杂志。今年有272本杂志第一次被收录，与去年相比，53%的杂志影响因子增加。Ca-Cancer J Clin、NEJM以及CHEM REV再次包揽了榜单的前三甲，影响因子分别为115.84、55.873、 46.568。 　　在今年的JCR报告中,综合性期刊总共只有56个，其中Nature和Science分别位列第1和第2。值得注意的是Nature Communications已经超过了PNAS，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仅以9.674的影响因子排名第198位。 另外今年的排名新加了一个特征因子(Eigenfactor score)。这个数字是衡量一个期刊在其学科中的总体贡献，而一个学科的全部贡献值是100。比如下面的Nature, Science, 和PNAS的Eigenfactor score分别是1.5, 1.2 和1.4。总体来说影响因子和这个系数是高度相关的(r2 = 0.83)。 　　6月30日出版的PNAS发表了其主编Inder M. Verma的一篇吐槽文章&ldquo 影响力而非影响因子&rdquo ，显然是针对不久前的6月18日汤森路透公布2014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CR而有感而发。Inder M. Verma是一位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索尔克生物科学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于2011年11月出任PNAS主编，其职责是确保PNAS的水准得以维持，而大部分的论文审查和出版工作则仍将由PNAS的职员和编委会进行。他还在索尔克研究所自己的实验室里继续从事基因疗法、肿瘤遗传学和炎症的研究。他在文章中说： 　　当英国哲学家赫伯特· 斯宾塞1864年引入&ldquo 适者生存&rdquo 这个短语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可用来概括当前年轻科学家所处的困境。随着教师职位和研究经费竞争的持续白热化，今天的科研人员面临在高影响因子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但仅在几十年前的1970年代，当我作为一个病毒学家开始我的科学生涯时，我所在的领域普遍认同的是病毒学专业杂志。而只有跨学科的工作才会发表在那些迎合更多读者的期刊上。大多数研究人员阅读和发表论文时很少考虑传说中的所谓期刊自身的影响。教师任命、晋升以及科研项目的获取常常主要基于工作本身的未来可察觉的影响力，而不是依据其研究工作发表在所谓的&ldquo 高影响力&rdquo 期刊上。 　　不幸的是自那以后变化大潮势不可挡。美国科技情报所(ISI)(后来并入汤森路透)的创始人Eugene Garfield引入了期刊影响因子(JIF)这一概念。其最初的想法是帮助指导图书馆员决定订购那种期刊，自那以后这一指标长期被用于科技期刊的排名。按照Garfield的说法，&ldquo 一份期刊的影响因子基于两个元素：分子是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计算年度被引用总数，分母是前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论文和综述)&rdquo 。这一计算方法即便是用来测度期刊的科学影响力时也存在固有的不足。由两年的时间窗口的引用数来决定影响力可能会造成仅少数论文就会对期刊的总体影响力影响巨大尤其是在那些多产且快速变化的研究领域，占了绝大多数引用。(例如，最近在干细胞生物学和基因编辑领域的爆发性增长)。 　　反思这一缺陷，《自然》杂志在其2005年的一篇社论中认为其当时的期刊影响因子 32.2的89%可归因于有关时段发表的25%论文的贡献。正如Garfield自己所观察到的，从1900到2005年的3800万篇文献中仅有0.5%的论文被引超过200次，有一半论文没有被引用，并且四分之一并非原创性研究论文。此外，基于细微差别(有时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影响因子对期刊进行排序，以增加标的外观精度和识别力。. 　　诚然，那种认为选择何种期刊发表论文不重要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重要论文常常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但这种事实并不意味着科学界认为影响因子很有用处，特别是将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作为评价某篇论文质量的一个指标。例如，任职于任命/晋升/评估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如何将申请人的研究论文归入特定的类别：属于低引用的大多数还是高被引的少数? 　　当提及如何判断研究工作本身的质量和重要性时，没有更好的质量评价替代指标。只好反复使用影响因子，但它既不是一个论文层面的指标，也不是一个比较研究者学术贡献的指标。然而，许多机构的绩效评估非常看重这一数字，目前其对学者的科学生涯进步有着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一些大学的工作申请根本不考虑那些没有一篇作为第一作者的高影响因子期刊上论文的申请人。另外有的机构在给予tenure时考核申请人所发表论文的累积期刊影响因子是否达到一个阈值，如果达不到将会影响其职业进步。有的机构甚至提供巨额的奖励给那些在该影响因子期刊上所发的论文(传说有的按比例缩减!)。 　　诚然，科学界承担过多的责任，包括书写和评审项目申请和论文，教学，还要阅读成百上千的助理教授申请、tenure以及晋升。因此很容易的将高影响力工作等同于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但并不是所有高影响力论文发表或能够发表在这种期刊上。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特定工作最终对科学发展起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就PNAS来说，我们要求作者提交120字的工作重要性声明，来指出其在领域的影响力。其他机构和经费部门开始要求候选人陈述其重要论文的重要性，这些都将对评审有帮助。 　　作为论文重要性和业绩的仲裁者，科学家不能专门依赖于期刊的影响因子，可接受的指标应基于许多考虑，包括趋势分析和按学科领域分析。令人高兴的是科学界已注意到影响因子的负面影响，开始着手认真解决这一问题。&ldquo 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rdquo -这份2012年美国细胞生物学会提出的一系列指南，瞄准研究人员、出版商、经费组织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提倡对科研产出的合理评价。在这次会议上，有关不合理使用影响因子的对话已引起科学界注意这一问题。2015年4月在华盛顿举办的152届美国科学院年会上，由 eLife主编Randy Schekman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更加深了上面提到的忧虑。持续的努力能帮助阻止对期刊影响因子的滥用，并减少科学界对其过分依赖。对正在庆祝诞生100年的PNAS来说，我们始终关注的影响力，而不是影响因子。 　　2013年5月17日，《科学》杂志还以&ldquo 影响因子曲解(Impact Factor Distortions)&rdquo 为题发表了社论。《科学》社论同《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DORA)》的观点一致，这一宣言是一些有识科学家于2012年美国细胞生物学年会之际开会的产物。为扭转科研评价中的曲解，DORA认为科学界应停止使用&ldquo 期刊影响因子&rdquo 来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宣言认为&ldquo 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价个人研究论文的质量，也不能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用于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评审&rdquo 。DORA还提出了以系列改进科研论文评价方式的行动，供基金资助机构、科研机构、出版商、研究人员以及评价机构借鉴。这些建议得到超过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和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科学》出版商)在内的75家科学机构签署支持。社论认为这样做的理由如下： 　　影响因子是基于某一期刊的论文平均被引次数而计算的数字，从未被规定为可用于评价科学家个人。它仅是一个评价期刊质量的指标。但它正日益被滥用于评价科学家个人，人们常常根据论文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对科学家进行排名。基于这一原因，在许多简历中，科学家都要标注其每篇论文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并且一般会按照3位小数(例如，11.345)的降序排列。并且在一些国家，发表在影响因子低于5.0期刊上论文被官方认为是零价值。正如许多知名科学家多次指出，这种影响因子躁狂症没有意义。 　　影响因子的滥用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它鼓励期刊的指标赌博，(影响期刊出版政策)，造成一些期刊不愿发表某些领域的重要论文(如社会科学和生态学) ，仅仅因为这些领域的引用较其他领域(如生物医学)要少。并且浪费科学家大量时间，他们不顾一切地为从评估人处获得高分，而滥投高被引期刊(如《科学》)。 　　但任何&ldquo 对研究者的质量自动打分&rdquo 方式的最具破坏性的结果可能是鼓励&ldquo 跟踪模仿&rdquo (me-too science)。任何评价体系如果是研究人员论文数量增加就带来某种纯粹数字或分数的增长，一般会成为从事高风险和潜在开创性突破的工作的极大的负面激励。因为建立新实验和新方法一般需要多年的努力，而这期间将不会有论文发表。这一指标进一步会阻碍创新，因为它鼓励科学家工作在已经高度热门的领域，因为只有这些领域才会有大量科学家引用别人的工作，而不管工作是否杰出。造成仅有那些十分勇敢的年轻科学家才会冒险从事一些冷门研究领域，除非取消对个人的自动数字评估。 　　DORA的建议对维护科学健康发展十分关键。作为一个底线，科学家领导人必须承担仔细周到分析其他研究人员科学贡献的完全责任。为了做好这个，需要实际阅读每一研究者少量精选论文，而这一任务不能交由期刊编辑去完成。 　　这里列出《旧金山宣言》中的具体评价建议全文，以供参考： 　　总体建议 　　1.不使用影响因子等评价期刊的指标作为评价单篇研究论文质量的代替指标，也不用来评价某位科学家的贡献，也不用于决定是否聘用、提职或经费资助的指标。 　　对资助机构 　　2.明确用于评价资助申请人科研生产力的标准，明确强调一篇文章的科学内容比刊载该篇论文的期刊的计量指标和知名度更重要，特别是对起步阶段的研究人员。 　　3.科研评价的目的，除了发表的论文外，还应考虑其他所有研究产出的价值和影响(包括数据集和软件等)，此外，还应考虑采用包括研究影响力的定量指标在内的更广泛的影响力测度指标，如测度其对政策和实践的影响等。 　　对研究机构 　　4.明确用于决定聘用、tenure和提职的标准，明确强调一篇文章的科学内容比刊载该篇论文的期刊的计量指标和知名度更重要，特别是对起步阶段的研究人员。 　　5.科研评价的目的，除了发表的论文外，还应考虑其他所有研究产出的价值和影响(包括数据集和软件等)，此外，还应考虑采用包括研究影响力的定量指标在内的更广泛的影响力测度指标，如测度其对政策和实践的影响等。 　　对出版商 　　6.应大大减少强调期刊影响因子作为促销工具，最好不推销影响因子，或只给出一些基于期刊评价的指标(例如，5年影响因子、特征因子，SCImago，出版频次等，以便全面了解期刊的绩效。 　　7.提供一系列的论文层面的指标，鼓励转向到基于论文科学内容的评价，而非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出版指标。 　　8.鼓励负责任的作者署名，能提供每一作者特定贡献的信息。 　　9.无论期刊是开放获取还是订阅模式，应去除所有对论文参考文献列表的再利用限制，使其能按照&ldquo 公共领域贡献知识共享&rdquo ( the Creative Commons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原则得以获取利用。 　　10.去除或减少对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的限制，合适情况下，应强制要求引用原创性论文而不是综述论文，以便让首次报道某一发现的作者(们)能得到认可。 　　对指标提供机构 　　11.使用来计算所有指标的数据和方法公开透明。 　　12.允许所提供的数能够不受限制地被再利用，并提供数据的计算步骤。 　　13.明确声明不能容忍对指标的不当操控行为 明确哪些属于不当操控，以及将采用的打击操控措施。 　　14.在使用、总计或比较指标时，应考虑文献类别(如综述 vs.研究论文)和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异。 　　对研究人员 　　15. 当参加一个委员会来决策经费资助、聘用、tenure或晋升时，应基于论文的科学内容而非所发表的期刊指标来做出评价。 　　16.任何时候最适当论文引用方式应是引用首次报道观察结果的原创文献而非综述，让原创作者实至名归。 　　17.采用一系列论文计量指标和个人指标/支持声明，作为某人所发论文和其它科研产出影响力的证据。 　　18.挑战不恰当地依靠期刊影响因子进行科研评价的行为，提倡关注特定研究产出的价值和影响的最佳实践。 　　影响因子在中国流行也是有它存在的土壤和原因的。由于科研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评价也日益增多，面对种种科研不端行为，人们需要找到一种相对客观而又简单并且人为因素干预最少的办法。毋庸讳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响因子在科研评价中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期刊影响因子虽然不能作为研究水平的绝对和唯一的评价指标，在不同学科之间也是无法比较的。但它在同一学科内作为一般性评价指标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一般来说同一学科内影响因子高的刊物的论文发表要求相对较高，文章的总体质量和平均水平也是相对较高的。虽然影响因子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水平，但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同一领域内，发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文章的水平还是要普遍高于低影响因子杂志上的文章。在同行评议还不能做到完全客观和全面时，影响因子总体上还是能反映一些问题的。因此，影响因子评价虽然是有违科研精神的，但目前阶段还是一种较为公平的评价，大家在同一个游戏规则下也是平等的。 　　然而，影响因子只代表研究热点，不能直接代表研究水平(哪怕是同一个领域的), 因此，影响因子只能作为某种参考，不能唯影响因子是论，更不能赋予其太多的利益和好处。因为，在一些传统学科的老牌刊物，因为其综合性强，加之学科本身并不是十分热门，因而其影响因子并不太高，而一些新的学科其所推出的新期刊反而期刊影响因子很高，他们所发表的论文水平是不能放在一起比较的,更何况在同一高水平期刊中的论文还有好坏之分，有的甚至还会撤稿。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近期，汤森路透又推出了一些最新的期刊评价指标。包括期刊规范化引文影响力、期刊期望引文数等新指标。 　　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JNCI)与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类似(关于这一指标，将在后续的文章中介绍)，其区别在于JNCI没有对研究领域进行规范化，却对文献发表在特定期刊上的被引次数进行了规范化。每篇出版物的JNCI为该出版物的实际被引频次与该发表期刊同出版年、同文献类型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的比值。一组出版物的JNCI值为每篇出版物JNCI值的平均值。JNCI指标能够提供某单一出版物(或某组出版物)与其他科研工作者发表在同一期刊(或同一组期刊)上成果的比较信息。这个指标能够回答，诸如&ldquo 我的论文在所发表期刊上表现如何?&rdquo 之类的问题。如果JNCI的值超过1，说明该科研主体影响力高于平均值，如果JNCI的值低于1，说明其影响力低于平均值。JNCI对于出版社评价论文发表后的影响力水平亦是十分有用的指标，它揭示出那些超过平均水平并提高了期刊被引频次的研究工作。 表：作者层面的CNCI与JNCI指标示例 　　表格列举了一个在作者层面应用CNCI和JNCI的例子。科研工作者D和科研工作者E的出版物数量与引文数均十分接近。他们的引文影响力也十分接近，h指数也是相同的。如果只从上表中的前四个指标，则不能区分两个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绩效。实际上，两位科研工作者可能在两个不同的科研领域进行研究，其论文发表的历史也可能完全不同(老论文与新论文)。使用CNCI和JNCI指标，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两位科研工作者与同领域、同文献类型、同出版年的同行的对比情况。从规范化的指标中，我们可以很快发现科研工作者D的CNCI(1.32)与JNCI(1.86)的值都超过了平均值(大于1)。发现科研工作者E的CNCI(0.45)与JNCI(0.72)的值均低于平均值(小于1)。应该注意到JNCI是一个相对的科研绩效评估指标。尽管在很多情况下，CNCI与JNCI可能正相关，但这并不是对所有情况都成立。例如，如果一个科研工作者的CNCI指标高于平均值，JNCI指标低于平均值，这可能意味着该科研工作者在其论文发表的科研领域获得了比平均水平更多的引用，但是这位科研工作者发表的期刊具有非常高的被引频次(例如《科学》或《自然》)，因此他/她的论文被引频次低于这本期刊上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 　　期刊期望引文数(Journal Expected citations)是同一期刊、同出版年、同文献类型的论文的平均引文数。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期望引用值的比值，也就是用一篇论文的实际引文数除以该期刊论文的平均引文数，来评估论文的表现。如果该比值大于1，说明论文的引文数高于平均值。例如，2004年，Circulation期刊的篇论文平均引文数为55.34，则期刊期望引文数即为55.34。如果某一2004年发表于Circulation期刊上的论文有30篇引文，则其实际引文数与期望引文数的比值为0.54，说明该论文表现低于平均值。事实上，在很多分析中，期刊实际/期望引文数的比值是一个累积的比值，也就是说，分母(期望引文数)是一组论文集发表的所有期刊期望被引频次的总和，而分子(实际引文数)则为该组论文集引文数的总和。 　　作者：贺飞 北京大学

相信小伙伴们在日常测试中会发现，评价色谱峰的峰形对称性，有拖尾因子、对称因子、不对称因子三种参数。而目前使用的分析软件，ChemStation工作站中的对称因子，Empower工作站中的USP拖尾因子，Chameleon工作站中并没有对称因子参数，是以不对称度评价的。这三种参数的关系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聊一下。理想条件下，色谱峰应该具有高斯型的特征：式中，χ等于（t-tR）/σ,t是时间，σ=W/4，y是峰高。色谱图中的真实峰通常会稍稍偏离对称的高斯峰形，通常会或多或少带一点拖尾。如下图所示： 拖尾因子：Tailing factor常用Tf表示，以峰高5%处计算。不对称因子：Asymmetry factor常用As表示，以峰高10%处计算。对称因子：Symmetry factor常用S表示，与不对称因子As互为倒数关系。As和Tf值的关系大概可以表达为：As≈1+1.5（Tf-1）所以一般来说As的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Tf的值。峰形随着不对称因子（As）和拖尾因子（Tf）而变化。当As或者Tf=1.0时，对应的是一个完美的对称色谱峰，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色谱峰可以很好地彼此分开。然而，随着峰拖尾的程度加重，它们之间的分离也变得糟糕。多数情况下峰拖尾的程度并不是很严重（Tf欧洲药典（EP）和英国药典（BP）规定进行有关物质或含量测定时，除另有规定外，色谱图中定量用对照品溶液的色谱峰对称因子应为0.8~1.5。美国药典（USP）中出现了对某些化合物拖尾因子要求不大于2.0。日本药典（JP）中没有具体规定拖尾因子的范围。从各国药典对拖尾因子范围的约束来看，拖尾因子并没有一个数值范围的确定标准，在实际的色谱实验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您知道吗? 　　同种类型的肿瘤患者，选择相同药物进行化疗，有的人有效无害，有的人无效有害。 　　■您了解吗? 　　每个人的身体都住着一名“医生”，它就是基因。基因是会“说话”的，通过基因检测，它会告诉我们，每名肿瘤患者最佳的化疗药物搭配。 　　为解开肿瘤患者的身体密码，以量身制造肿瘤患者的化疗方案，目前，包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市内部分医院均与专业机构开展“基因检测”。正是有了这项技术，肿瘤患者的治疗从传统循证医学时代跨入个体化治疗时代。 　　上周五，一份生物标本开始了它的“旅行”，从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发，前往广州接受“基因检测”。成都商报记者全程跟随这份标本，揭秘基因检测的全过程。昨日，这份生物标本已完成使命，基因检测报告已抵达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院方将据此为病人制定出个体化的化疗方案。 　　揭秘 标本制造 　　成都：我是这样“出生”的 　　姓名：乳腺恶性肿瘤石蜡切片 大小：8微米 　　选择肿瘤标本 　　我是一份生物标本，当然这只是我现在的身份。当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时，我只是潜伏在患者身体内的肿瘤组织里。患者曾素英今年46岁，前不久，她摸到乳腺内有包块，经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我的踪迹被曝光了。 　　上周的一天，我听到手术器械撞击的声音。突然，一道亮光射进来，我第一次看到外面世界，医生正在“摩拳擦掌”，他们成功切除她的乳腺肿瘤，我也随之被取了出来。 　　这个肿瘤直径有5公分大小，而我就是最严重的一部分，直径1.5厘米，也成为生物标本的“最佳人选”。 　　制造“生物标本” 　　为了让我这个“坏分子”不再活跃，医生将我泡进固定液，其实就是福尔马林，减少我的生物活性，固定性质。 　　接下来，我来到医院的病理科。经过活检，我的性质是恶性。为了让医生更客观地为患者选择化疗方案，我将要前往广州进行“基因检测”。 　　为了符合检验标准，我在病理科进行了一次“变身”。我先被送入了脱水机，让身体变得干爽。检验人员向我滴入了石蜡固化，如此一来，我才能够更好被切割。 　　我的身体实在太热了，只有躺在冷冻台上等待切割，检验人员调好了8微米的厚度，将我整整切成了15片。由于非常薄，我那一张张卷着的身体被放入空漂仪。在纯净水里飘啊飘，我的身体这才舒展开来，被放入特制的玻片中，装入样本运输盒。 　　接下来，我坐上了飞机，目的地：广州。 　　揭秘 检验室 　　广州：我是这样“旅游”的 　　第1站 标本室—生物标本的“档案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当我再次看到亮光时，已经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广州。在益善医学检验所里，第一站是标本室。工作人员再次核对了我的身份信息，并给我贴上了标签。 　　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它们，有的和我一样制成石蜡切片或还浸泡在福尔马林中，有的则是放在冰柜中的血液……大家来自全国各地。 　　这间标本室其实就是个特殊的“档案馆”，这里有持续不断的电力供应系统，长年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和湿度。通过档案柜以及-20℃冰箱和超低温-70℃冰箱，保存着三万余份不同类型的检测剩余标本。 　　工作人员称，这些标本有的是石蜡切片，有的是全血，有的是肿瘤组织。它们被永久保存的意义在于，患者如果还想进行更多项的检测，可以继续使用它们 如果以后肿瘤复发，它们将与新肿瘤组织进行对比，找出医学根据。 　　第2站：处理室—生物标本的“更衣室” 　　接下来，我便进入了正式的检测过程。这里的每个检验室都分成内外两间，外面是缓冲间，始终处于正压状态，这就意味着检验室外面的空气无法进入到其中。工作人员在这里更换工作服，每个检验室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服，并通过不同的颜色区分。检验室间的服装不能共用，以免造成检验室间的交叉污染。 　　瞧了瞧新鲜后，我被送入了标本处理室，在这里，我将脱掉外衣，将身体中的DNA显露出来。只见工作人员用透明液溶解了我的石蜡外衣，再用仪器将我打碎成匀浆。最后，他们通过“柱膜法”让DNA依附在膜上，被挑选出来，而其他的杂质和细胞成分将被洗脱掉。 　　第3站：扩增室—DNA的“复印室” 　　通过“更衣室”获得的DNA量是有限的，更大量的DNA才能满足检测需求。怎么办呢?办公楼里有复印室，检验室内也有类似的DNA的“复印室”。工作人员便在扩增室内对DNA进行扩增，通过仪器可以将提取的DNA拷贝扩增到10亿倍。 　　同时，工作人员在试剂室内进行试剂的准备。根据检验项目不同，工作人员取不同的试剂进行检验。 　　第4站：分析室—DNA的“演讲台” 　　历经磨难，我马上就要达到此行的最终目的了。在分析室，我的DNA开始“演讲”，它能够显示出我与其他朋友间的不同之处，从而指导医生用药。经过临床诊断的生物芯片平台——液相芯片技术平台，由检验人员同时解读多个靶标的检测结果，向外界宣布我的基因特征。 　　五天后，我的这份检测报告抵达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依据检测结果，为患者选择个体化的药物方案。 　　专家解读 　　生物专家：开创“个体化治疗”时代 　　据益善医学检验所的许嘉森博士介绍，传统的肿瘤治疗是按“同病同治”的模式进行。临床治疗效果在不断告诉我们，对某些患者有效的药物方案，用在另一些患者身上却可能无效。由于无法了解患者自身特异性，甄别患者间的差异，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患者在接受某一药物方案一段时间后，没有效果或毒副作用很大，只能更换其他药物方案，再治疗一段时间，如果依旧无效，那只能再次更换方案。 　　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肿瘤靶标是识别患者个体差异的重要依据。通过检测这些靶标，可以识别相同肿瘤发生部位、病理类型及病期的不同患者间存在的差异。 　　个体化治疗根据患者的分子基因特异性选择药物方案，具有明显优势：大幅提高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避免因不适用药物带来的毒副作用 避免因反复尝试不同药物带来的时间及金钱浪费。 　　目前，基因检测已运用到制药、治疗和预防易患疾病等领域。然而，由于开展基因检测技术的投入太高，绝大部分医院都没有单独开展基因检测，而是送往专业的基因检测机构来进行。 　　医学专家：基因“说出”患者的差异 　　据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乳腺外科主任黄有成介绍，乳腺癌的常用方案有14种，每种就有2-3种药物搭配。如果不开展基因检测，医生将根据经验和患者的经济水平来选择药物，如果这类化疗药物对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有效，则首要考虑这类药物。化疗疗程为6个周期，每个周期有21天，患者在化疗过程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有效和毒副作用情况，来进行药物更换。 　　昨日，由成都送往广州进行基因检测的报告已抵达成都。在患者曾素英的报告中，检验人员根据医生要求，对其6个点位基因进行检验后发现，她使用蒽环类化疗药物最有效，而氟类化疗药物不仅无效甚至有较强的毒副作用。 　　“然而，每个患者其实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就是需要基因来说话”。黄主任出示另一位患者的基因检测报告，与曾素英报告作对比：两名患者为同样组织类型的乳腺癌，而后者使用蒽环类化疗药物无效且有害。 　　黄主任称，如果这名患者没有进行基因检测，医生会根据临床经验，对其使用蒽环类药物，结果不仅无效，还会造成心脏中毒，导致心肌炎、心肌缺血等心脏功能损害。同时，它与其他化疗药物搭配，与其副作用叠加，会加重肝肾功能损害。 　　“这种对比体现出基因检测的优势。”黄主任称，自从去年市二医院成立乳腺外科后，该科一直在倡导基因检测，90%以上的乳腺癌患者均会选用这种方法，得到个体化优化治疗。 　　名词解释 　　关键词1 基因 　　DNA分子上的一个功能片断，是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是决定一切生物物种最基本的因子 基因决定人的生老病死，是健康、靓丽、长寿之因，是生命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关键词2 靶标检测 　　靶标是识别患者个体差异的重要依据。通过检测这些靶标，可以识别相同肿瘤发生部位、病理类型及病期的不同患者间存在的差异。靶标检测是个体化治疗的瞄准器，是实施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前提和基础。

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层出不穷。而这些食品安全问题大多源于食源性致病菌的污染和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对农药、兽药、添加剂等的不科学使用，甚至是违用、滥用等违法、违规行为所致。要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必须对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等各环节实施全程管理和监控，食品安全快检技术也就随之应运而生。 “实验室检测方法和仪器很难及时、快速而全面的从各环节监控食品安全状况，而快速、方便、准确、灵敏是食品安全快检技术的最大优势。”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邹明强说。 以前，检测瘦肉精、三聚氰胺需要价值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仪器设备，如今，一张价值几元的检测卡插在猪尿和牛奶中，几分钟就会显示结果。一个粉笔盒大小的试剂盒，可以精确地检测出食品中是否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农兽药残留物及其含量̷̷这就是食品安全快检的“魔力”。 “以试剂盒、ELISA、PCR、纳米生物技术、生物传感技术、便携式分析仪器等为代表的快速检测、移动检测技术在中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邹明强认为，其中生物传感器技术具有快速、灵敏、特异、简便等特点，在食品检测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近几年，在邹明强的带领下，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研究团队针对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和瘦肉精等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迫切的检测技术需求，基于微纳生物传感技术，以发展“既快又灵”的高效检测技术为目标，通过原理创新和技术发明，构建了服务于食品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的检测方法系统。该项目荣获2014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研究团队正在进行项目研讨 小小快检用处大 据了解，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方法有很多，包括现场检测方法，实验室定量检测方法，以及确认方法等。从实验室检测来看，快速检测方法其实是起到了有益的补充，这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与传统仪器方法相比，快检技术快速、简单，可以测固体及液体样品。而且快速检测对配套的前处理设备要求不高，可以允许提取样品中杂质成分的存在，同时也就决定了其市场地位在筛选中的必须性，这样可以与高档的仪器进行互补，以快速检测方法进行初筛，再用仪器方法进行确证，从而构建效率和准确度均较高的检测体系。 快速检测的优势在于前端，直接性、时效性、现场感。快速检测的形式是与生产现场、时间要求相结合，而传统的实验室检测通常用时较长，例如将产品送到第三方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快则几日，慢则一两周，对于生产经营者来讲，时间成本的损耗是巨大的。这就需要企业自身在生产初期、源头位置对风险加以把控。产品质量安全需要依靠质量管理与前端风险排查、检测，这样才有可能在产品出厂前，最大程度保证其质量安全。 构建“既快又灵”的检测技术系统 据了解，现有快检技术，主要为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虽然操作简便、成本低，但其灵敏度不够高。“如果强调灵敏准确，则难于实现便捷，存在‘灵而不快’问题，导致安全因子发现不及时；若兼顾快速、高通量，则不宜实现灵敏可靠，存在‘快而不灵’问题，导致误检和漏检，留下安全隐患。”邹明强说，“既灵敏又快速”的检测技术成为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 生物传感器检测技术系以识别元件（酶、抗体/抗原、核酸、标记材料等）为特异性载体而转换为电、光、磁等信号实现检测，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兴的技术途径。 “针对我国食品和公共卫生安全检测的更高要求，亟待开展融合前沿微纳米技术的现代生物传感检测技术攻关，大幅度提升检测灵敏度、定量化、通量、多靶分型和同检等分析性能，实现既快又灵检测，提供高效、实用、便捷、可靠的快检解决方案，破解‘检不出’‘检不准’‘检不快’难题，为食品和公共卫生安全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撑。”邹明强表示。 在邹明强的带领下，研发团队通过研究纳米金颗粒原位聚集效应，建立层析快检卡通用增敏技术，开发荧光胶乳定量试纸条及荧光检测仪，解决“快而不灵”的问题，实现高危病原“既快又准”检测。 项目团队提出了流式技术竞争式免疫分析新原理，发明了编码微球及荧光探针试剂制备技术，开发多种小分子同步检测方法，解决“灵而不快”的问题，实现多种农兽药高通量筛检，引入不确定度概念，保证检测结果客观、准确；阐明酶分子构象稳定机制，突破抗原决定簇类结构修饰难题，建立酶活性保护技术与类特异抗体制备技术，开发类检试剂盒（卡），解决农兽药类检稳定性及包容性难题，并开发共轭滤光定量检测器，实现层析快检卡数字判读；集成荧光探针、生物信号转导等，建立分子马达核酸分型传感检测技术，实现食源性病原菌多型同检。 “由此我们构建了‘既快又灵’的检测技术系统，成果应用实现标准化及产业化，为提升公共卫生安全应对能力提供检测技术支持。”邹明强说。 传统检测技术实现飞跃 “该项目综合利用多项微纳生物传感技术，建立了系列高灵敏高通量检测技术，在实现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推动了相关技术的进步。”邹明强说。 首先，项目技术改善提升了传统检测技术水平，实现了传统检测技术的飞跃。胶体金免疫层析检测技术具有简便快速、成本低等优势，现场检测应用广泛，但灵敏度低与不能定量检测大大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该项目建立了纳米金增敏技术，大幅度提高传统胶体金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在与禽流感国家标准检测方法的比对测试中，准确度一致，灵敏度相当，增敏技术使胶体金检测技术达到了定量PCR的水平，有效提高了疫病防控水平。 同时，项目研发团队用荧光标记取代了传统的金标记，实现了层析检测的定量检测，更加扩展了层析检测技术的应用范围，特别是通过目标物含量的多少来进行的检测。“这项技术使传统免疫层析技术实现了灵敏度大幅提升与定量测定。”邹明强说。 其次，该项目是多技术交叉融合，通过合力提升了技术水平。在流式荧光编码微球检测技术中，应用化学与材料技术合成了量子点等标记物，应用生物技术实现了目标物的准确捕获，在检测结果的判定中又引入了不确定度等统计学概念，使检测结果更加客观科学，几种技术集合在一起形成的是具有多种优点的检测技术。 最后，根据应用需求，建立了点面结合的检测技术。准确测定目标物是检测技术的终极目标，而测定类别也具有广泛的实际需求。然而，目前广泛使用的农残酶抑制法快筛法，因酶试剂难于在通常条件下保存和运输，制约了该法的应用可靠性。 “该项目发明了稳定贮藏酶试剂配方，有效保障了该方法的可靠性，提高了其应用价值，该方法一次可检测涵盖约300种高毒农药。”邹明强说。 据了解，该项目团队围绕快检仪器、试剂（卡、盒）及方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快检技术系统，获国际专利授权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5项，软件著作权1项，制定国标3项，医疗器械注册证6项，发表SCI论文35篇。项目禽流感层析传感增敏技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验证，与国标定量PCR法检测结果一致且灵敏度相当；参加全国甲型H1N1流感双盲双测筛选名列第一；鉴定意见认为项目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以需求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利用微纳生物传感技术实现了检测技术的突破，既推动了检测技术的进步，也反馈促进了微纳生物传感技术的发展。”邹明强说。 项目成果开花结果 如今，项目成果已广泛用于甲型H1N1流感全国联防联控、国境检验检疫、国家残留监控计划、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食品安全保障，大力促进了我国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水平提升。 据了解，自2005年以来，项目团队基于项目微纳生物传感原理开发了系列快速检测技术及产品，并积极进行产品规模化生产，开拓产品市场，为科技成果转化树立了良好典范，陆续在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农业、工商、质监和卫生等200多个食品检测机构和1000多家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出口至20多个国家或地区。 北京勤邦生物公司基于该项目核心技术开发的磺胺类十五合一试剂盒、磺胺类试纸条、喹诺酮类试剂盒、喹诺酮类试纸条、四环素类试剂盒、四环素类试纸条、β -内酰胺类+四环素类二联卡、呋喃西林代谢物试剂盒产品显著提高了检测性能，实现了多靶同检，大幅提升了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介绍，勤邦公司的部分产品性能指标优于国外产品，检测成本仅为同类产品的2/3，有效替代进口产品。检测集约化和多元化，检测效率高，检测成本低，节约了资金。相关快检产品被评为“中关村国家示范区新技术新产品”，并出口至印度、泰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近三年经济效益显著。 “如今，利用该项目成果的快检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蔬菜、水果农残检测。”邹明强介绍说，宁夏天然蜂产品公司应用项目成果进行产品自检自控，有效保障了其产品质量安全，“十里花”蜂产品畅销国际市场。“应用项目快检技术缩短检验周期，提高检测效率，保障了50多亿元销售额产品安全”。

随着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纳米材料不断出现并迅速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因此，发展快速、高通量的生物检测手段对纳米毒性的快速安全评估极为重要。流式细胞术是毒理学检测的常用技术，具有高通量、快速、准确的特点。但由于团聚的纳米材料在尺寸上同细菌相近，严重干扰检测结果，使得流式细胞术难以运用于纳米材料对细菌的毒性评估。　　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吴李君、陈少鹏课题组建立了基于PI-GFP双荧光标记的纳米材料细菌毒性检测方法：GFP绿色荧光表征细菌的生长，碘化丙啶PI红色荧光标记区分死、活细胞，在流式细胞仪上准确区分细菌与纳米材料，通过绿色荧光和红色荧光细胞的相对比例，反应纳米材料的毒性。对比单荧光标记，双荧光标记可以更准确地检测纳米材料的毒性。运用上述建立的双荧光报告系统，他们研究了水环境中金属离子及表面活性剂对纳米银毒性的影响，揭示了不同环境因子对纳米银细菌毒性的影响和机制。结果表明，双荧光报告检测系统可以较准确地反应纳米材料的毒性，适用于环境纳米材料生物学效应的评估。该研究成果已被国际毒理学期刊Cheomsphere (DOI: 10.1016/j.chemosphere.2016.04.074)接收。　　该研究受到国家重大研究计划、中科院先导专项B、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研究院院长基金资助。　　双荧光报告基因系统检测纳米银生物毒性

当地时间4月10日，据行业媒体Fierce Biotech报道，美国生物诊断公司C₂N Diagnostics在2023年阿尔茨海默病与帕金森病及相关神经系统疾病国际会议（AD/PD2023）上展示了两项关于PrecivityAD2血液检测的研究，都显示了该检测方法用于测量大脑中淀粉样蛋白斑块的能力。淀粉样蛋白斑块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标记。AD/PD2023于3月28日至4月1日在瑞典举行，会议聚焦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新研究和新发现。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症状，病因迄今未明。虽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老年期和老年前期才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和行为异常，但相关风险因素在发病之前就开始积累。临床上的共识是，早筛早诊很重要。阿尔茨海默病通常可以通过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PET）、脑脊液Aβ和Tau蛋白的浓度等手段检测出来，但由于脑脊髓液检测侵入性高，影像学费用昂贵，因此并未在常规临床实践普及。目前全球阿尔茨海默病检测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症状出现之前的血液生物标志物检测，和脑脊液、影像学相比，它具有侵入性低，更经济、扩展性更强等特点，更适合常规临床应用。2020年10月，C₂N Diagnostics推出了PrecivityAD血液检测，使用质谱法测量淀粉样蛋白Aβ42和淀粉样蛋白Aβ40，并寻找阿尔茨海默病的另一个潜在致病因子——载脂蛋白E（ApoE）。C₂N Diagnostics的算法使用患者产生的Aβ42/40比值和ApoE基因型来计算他们的淀粉样蛋白概率评分（APS），表明他们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或有患上这种疾病的风险。不过还需要后续测试才能做出明确的诊断。此次C₂N Diagnostics报告的两项研究针对的是PrecivityAD血液检测的扩展版本——PrecivityAD2。该检测结合了Aβ42/40比率和另一个比率——p-tau217，即磷酸化tau217/非磷酸化tau217，C₂N Diagnostics将检测结果表示为APS2。C₂N Diagnostics公司表示，纳入tau蛋白检测可以提高该检测方法确定患者脑淀粉样斑块是阳性还是阴性的能力。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可以通过处方进行一次PrecivityAD检测，但PrecivityAD2检测仍然仅用于研究用途。C₂N Diagnostics根据C₂N Diagnostics于2023年4月4日发布的新闻稿，第一项研究由瑞典斯科讷大学医院（Skåne University Hospital）和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神经学家塞巴斯蒂安帕尔姆奎斯特（Sebastian Palmqvist）博士和奥斯卡汉森（Oskar Hansson）博士领导，研究纳入了307名表现出认知障碍症状的瑞典患者，平均年龄为76岁，每位患者都接受了PrecivityAD2测试以及另外两个当前临床应用的阿尔茨海默病筛查方式之一——脑脊液（CSF）分析或淀粉样蛋白PET扫描。与其他测试的结果相比，PrecivityAD2血液测试的APS2结果的AUC（曲线下面积，反映血液中APS2的浓度）达到了94%，而且还有助于改善医生的诊断。C₂N Diagnostics新闻稿称，当APS2结果未被纳入诊断过程时，初级保健医生准确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为60%，过度诊断率为23%，诊断不足的概率为17%。“初级保健医生仅凭护理标准诊断的正确性很低，这突出表明他们完全意识到初级保健中目前可用的阿尔茨海默病诊断工具是不够的。我们所看到的结果表明，诊断工具缺乏的现状可能会随着AD血液测试的出现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领导这项研究的神经学家帕尔姆奎斯特博士在新闻稿中说，“相比其他CSF生物标志物测试，PrecivityAD2的数据是我见过的血液测试中相关性最高的。”第二项研究将PrecivityAD2测试与其他阿尔茨海默病血液生物标志物测试做了头对头的比较，其针对的是没有认知障碍迹象的个体。该研究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的博士候选人卡莉科迪（Karly Cody）领导。该研究使用几种血液检测来分析281名认知未受损者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发现PrecivityAD2在脑淀粉样蛋白斑块检测中的诊断准确性最高。随后，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了使用基于血液的生物标志物来检测血浆生物标志物与认知状态随时间推移的关联，291名认知未受损的个体（平均年龄59岁）接受了血液检查和纵向认知随访（平均8.2年），研究发现PrecivityAD2血液检测中的p-tau217比率升高是认知能力下降的最佳生物标志物。C₂N Diagnostics是一家分子诊断公司，成立于2007年，旨在改变阿尔茨海默病和相关形式的神经变性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该公司由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医学院的大卫霍尔茨曼（David Holtzman）博士和兰德尔贝特曼（Randall Bateman）博士以及美国技术研究和商业化公司LifeTech Research团队共同创立。

旨在帮助图书管理员选择期刊，极具权威性的影响因子如今被广泛误用为研究论文质量的代表。图片来源：Getty 　　科学界中被误用最严重的评价标准正在经历一次变革，尽管很多研究人员更希望它完全消失。 　　信息公司汤森路透表示，自己在影响因子计算上将变得更加透明。近日，该公司发布了超过1.09万本科技期刊的年度排名以及被该名单拒绝的39本期刊名称。 　　同时，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公司正在改进其商业分析产品&mdash &mdash Incites数据库，以增加基于单篇文章的评价指标，并允许用户自行计算。不过，批评者认为当前需要更多的改变。 　　在发明之初，影响因子主要用来帮助图书馆决定购买哪本期刊。一般而言，一本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被引用的次数就越多。然而，它已经演变成为判断研究人员及其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激怒了很多科学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果变成由发表在哪儿而不是发表了什么来评判。 　　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执行董事Stefano Bertuzzi表示，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科学家竞相&ldquo 投靠&rdquo 高影响因子期刊，而几乎每个人都对这种情形表示不满。 　　汤森路透表示，问题在于影响因子如何被使用，而不在评价标准本身。不过，即使是图书管理人员和期刊编辑都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该公司并不清楚评价标准是如何计算出来的。&ldquo 我们不确定它们的数据有多可靠。&rdquo 位于德国海德堡的EMBO期刊主编Bernd Pulverer表示，他一直在竭尽全力使期刊的表现同汤森路透的评价相匹配。 　　去年，Bertuzzi组织上百家研究机构和1.1万余位科学家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DORA)。该声明对影响因子的滥用进行了谴责，并呼吁开发评价科学研究的更好方法。同时，他和Pulverer给汤森路透发送了一份私人信件，要求其改善计算影响因子的方法。不过，他们表示信件从未得到过答复，并因此决定于近日在DORA网站将信件公开。 　　汤森路透则表示其的确回复过该信件，同时公司正在采取实质性的举措增加期刊影响因子计算的透明度。&ldquo 例如，付费用户将被允许查看计算中涉及到的每一个条目。&rdquo 　　同时，该公司正在提供针对文章而不只是期刊的引文指标。目前，订阅用户应该可以计算任何系列文章的影响力，并将计数标准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些学科被引用的频率要比其他学科多，所以诸如将生物学文章同数学类文章比较是不公平的。 　　不过，这是否足以摆脱针对汤森路透的批评?&ldquo 我们非常欣赏这些新的功能，不过汤森路透把压力转移给了用户。&rdquo Bertuzzi表示，这仍旧是个问题，因为研究人员还是更喜欢一个&ldquo 官方的&rdquo 数据。他希望公司通过诸如排除综述文章等方式改善其发布的评价指标，因为综述文章比研究论文包含了更多的引用。 　　汤森路透同时宣布了由于大量自引或从其他期刊文章中&ldquo 过度引用&rdquo 而在今年不会获得影响因子的39本期刊，这创下一年中剔除期刊数量之最。 　　《国际传感器网络杂志》(IJSN)已连续两年被发现存在过度引用行为。汤森路透发现，该期刊被发表于《2013年IEEE消费通信和网络会议论文汇编》中的文章大量引用。其中，论文汇编中有两篇大量引用IJSN的文章，其共同作者中都出现了IJSN主编Yang Xiao的名字。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表示，其正在评估当前状况，如有必要&ldquo 将采取适当行动&rdquo 。 　　Xiao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一位计算机专家，其在去年亲身经历了IJSN因同样行为而被严厉指责的事件。当时，汤森路透发现一篇2011年刊载于《并行与分布式计算杂志》的文章包含了大量引用IJSN的内容。Xiao同样是该文章的共同作者。今年2月，出版商爱思唯尔宣布该文章违反了关于引用操作的政策，并将其撤回。 　　同汤森路透的声明不谋而合，一群物理学期刊编辑也发起了尝试使其杂志摆脱对影响因子完全依赖的行动，以支持他们基于开放式引文数据库提出的评价方法。 　　去年，汤森路透拒绝给予《仪表学报》影响因子，因为该杂志被电子工程师Ryszard Romaniuk在线发表于《国际光学工程学会学报》的一系列文章大量互引。几经争论，这本由位于伦敦的英国物理学会和意大利国际高等研究院(SISSA)出版的期刊重新获得影响因子。不过，&ldquo 这种耽搁已经损害了期刊及其作者声誉，尤其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缺少透明度&rdquo 。SISSA下属一家非营利公司&mdash &mdash SISSA媒体实验室负责人Enrico Balli表示。 　　与此相反，Balli主导提出了一种被称为Jfactor的平行期刊影响因子。其基于&ldquo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rdquo (INSPIRE)收集开放数据，后者是由美国费米实验室、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和其他实验室建立的、关于高能物理文章和引文的信息系统。Balli表示，如果物理学期刊采用该评价指标，那么将不再需要汤森路透专有的评价标准。 　　Bertuzzi则希望，其他类似的评价指标能被广泛应用于评价个人成果。在DORA日前更新的一个网页上，他和合作者正在收集可避免完全依赖影响因子的研究评价方面的良好实践。&ldquo 我们可以讨论你想要的所有评价指标，但最终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文章内容。&rdquo

“传统上，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和监测多是通过人工在地面进行，范围有限、耗时耗力、周期较长。”全国政协委员、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下称“卫星中心”）首席科学家高吉喜告诉记者，“这次两会新质生产力是热点词汇，而我们利用卫星、塔基、无人机、移动走航车和地面定点构建的‘五基’协同遥感技术，能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效率更高，范围更大，也更可持续，可以被称为生物多样性监测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自然生态空间被挤占的现象，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为了提高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能力，服务生物多样性现代化治理工作，卫星中心专门成立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评估中心（下称“生物多样性遥感中心”），探索如何将遥感技术应用于常态化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之中。通过遥感能看到动植物吗？答案是肯定的。遥感即遥远的感知，是通过非接触的方式获取物体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但是当前大家熟知的遥感技术主要停留在卫星遥感上。”高吉喜对“五基”遥感不同类型平台进行了介绍，主要包括天基卫星、空基遥感、低空无人机、走航巡护、地面定位观测，其中空基以高塔为搭载平台，走航巡护以车辆为搭载平台，加上地面视频等定位观测，能够直观监测到植物群落，识别并跟踪大型哺乳动物的活动轨迹。“‘五基’遥感技术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中非常有优势。”其实早在十多年前，生物多样性遥感中心主任万华伟就曾做过相关的尝试。当时，她和团队成员注意到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在广西扩散的消息后，联合当地团队，通过高分辨率卫星和无人机遥感手段摸清了当地互花米草的分布范围和扩散趋势，为科学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卫星遥感本身是一种比较宏观的监测手段，能够展现生态环境因子的分布状况和动态变化，在物种栖息地监测和评估上能发挥更大作用。”卫星中心工程师施佩荣告诉记者，卫星遥感作为远离地面的探测方式，能够进行“不打扰式”监测。几年前，万华伟就曾和北京大学吕植老师团队合作，利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对雪豹栖息地进行监测，通过获取高精度地表覆盖状况及人类活动情况，结合已有的地面调查雪豹点位，分析出哪些地方更适宜雪豹生活以及这些适宜栖息地之间的连通状况，为进一步开展地面雪豹监测和生态廊道规划等保护措施提供支撑。“总的来说，当前的卫星遥感技术更侧重于对植被、水源等生境要素及其受威胁状况的实时监测。”万华伟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我国高分系列卫星的发射，高分辨率的地表观测数据频次不断增加，高光谱、激光雷达等新型载荷的出现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提供了卫星数据保障，数据处理技术的提高也为物种多样性直接监测提供了可能。再加上地面观测、空基遥感和卫星遥感的多尺度融合，借助定位视频、红外相机、无人机高清相机等监测技术与设备，可从物种、群落、景观和生态系统等不同水平对生物多样性进行长时序、多层次的全面监测与系统研究，为更全面掌握生物多样性状况，以及分析典型区域、重要类群的中长期变化态势提供了方法支撑。”但目前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仍存在短板，我国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仍处于起步阶段，监测方法手段和标准还不统一。同时，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生物多样性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进一步加快应用，提升智能化监测水平。万华伟举了几个例子，“卫星数据受天气影响、无人机数据获取成本高、多尺度数据的协同高效分析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利用遥感技术对生物多样性监测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攻关的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基于‘五基’协同的生物多样性系统性监测网络布局，构建全国尺度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整合利用各级、各类、各区域已有生物多样性地面调查和监测的数据，借助天空地一体化生物多样性立体监测方法，形成常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督监测机制。”高吉喜表示。“这样才能让‘五基’遥感这个生物多样性监测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挥最大效用。”

日前，中国检科院在北京组织召开“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生物分解塑料检测与绿色认证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座谈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吉林中粮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安徽丰原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技术专家及项目参加单位技术人员参加会议。 　　项目负责人、中国检科院首席专家邹明强主持会议并介绍了项目概况、研究工作进展和近期拟开展的重点研究工作。项目重点围绕降解材料和添加剂及其降解产物的健康危害因子检测技术、安全性评价替代方法和绿色产品认证评价体系研究、全自动降解性能检测设备和生物分解塑料标准物质研制等开展研究。 近期，市场监管领域开展“塑料污染治理”和“制止餐饮浪费”等专项治理工作，项目优先开展生物分解塑料替代不可降解塑料在一次性餐饮具、食品包装领域应用涉及的检测方法和标准研究，为其市场监管急需的检测手段提供技术支撑。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王永刚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张丛光教授分别作了“塑料污染治理与循环利用情况及实践”和“基于生命周期管理的塑料污染治理和循环利用机制研究”的专题报告，会议围绕一次性餐饮具等塑料制品循环利用和生物分解塑料替代应用问题进行座谈，与会专家作了专题发言。 　　近年来，随着餐饮外卖和预制菜产业快速发展，塑料制品在一次性餐饮具、食品包装领域用量大幅度增加，由此带来的塑料污染问题不容忽视。2022年11月近200个国家在乌拉圭召开会议，以推进制定关于对抗塑料污染的“全球公约塑料公约”。 　　与会代表认为，随着国家塑料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我国将全面禁止一次性餐饮具等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生物分解塑料等替代产品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食品行业，降解新材料及化学添加剂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不容重视，急需加强生物分解材料及其化学添加剂等健康危害因子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安全性评价、迁移规律、检测方法等技术研究，修订完善现有相关标准。针对我国降解材料产业推广应用仍面临的诸多难题，需针对我国国情和国内生物分解塑料实际应用场景，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分解塑料标准体系和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指示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Randy W. Schekman　　“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科研做得更加成功，就应该得到更多工资，这很自然。但如果把在某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与金钱奖励相挂钩，就会造成扭曲。”近日，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谢克曼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同时担任生命科学类开放获取期刊eLife主编。2013年，他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詹姆斯罗斯曼(James Rothman)以及德国科学家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共同斩获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研究揭示了细胞如何组织其转运系统——“囊泡转运”的奥秘。　　当天，谢克曼在生物物理所参加膜动态生物物理学会议、作学术报告。他很随和地表示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获得诺奖之后，我经常会收到很多善意的邀请、经常接受采访、经常旅行。”他说，“我不是个擅长拒绝的人，而且我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总会有人愿意倾听，我希望尽我所能让事情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改变。”　　据了解，除了生物物理所之外，他此次为期两周的中国之旅还包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成都大学、香港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作报告。由于紧张的日程安排，加上长途旅行的疲惫，透过鼻梁上的椭圆形眼镜，记者看到他眼睛中布满了血丝。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当前科研评价体系等问题的“犀利”看法。　　“影响因子对知识含金量没有意义”　　在很多人眼里，谢克曼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2013年12月19日，在参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一周之后，谢克曼曾在英国《卫报》撰文称，他所在的实验室将不会继续在CNS(《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期刊)发表文章。他的决定随即在科学界引起或支持、或质疑的议论。　　对此，谢克曼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坦言，选择那个时候说那番话“当然是为了得到公众的关注”。“当然，那些所谓的顶级期刊的问题并不是它们不发表重要文章，而是作为其商业计划的一部分，它们发表的文章往往非常具有选择性。”他说。　　“尽管这些期刊中的大多数文章是漂亮、翔实、可靠以及可重复的，但还有很多文章并非如此，它们华而不实。”谢克曼说，“这在部分上是因为它们对发表的成果有很多要求，一些人为了发表文章会迎合那些要求，有时甚至会不惜为此走捷径，进行学术欺骗。”　　在他看来，那些顶级期刊只是“商业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建立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以至于在很多地方，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被看作是衡量成就的标准，人们会以此为基础得到晋升或提高薪资，从而导致对知识评估的扭曲。”　　在他看来，科学界另外一个被扭曲的地方就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它对人们如何评价知识与学问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影响因子的高低对知识含金量并没有任何意义。”谢克曼说，“实际上，影响因子是数十年前图书管理员为了决定其所在机构应该订阅哪些期刊而设立的，其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衡量知识价值。”　　事实上，对影响因子的过度重视会形成恶性循环。谢克曼表示，有很多原因可以证明，其中之一就是影响因子的评价是以两年的时间窗为间隔，但一般情况下最重要的发现很多时候并不会立即得到认可，而是在发表很长时间后才会让人们认识到其价值所在。但如果影响因子评价时间窗为两年，且期刊以此作为参考，那么它们就会寻找那些能够产生即刻效应的文章，而不会去寻找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　　“在获得诺奖之前，我已经对此深恶痛绝。”谢克曼说。他曾担任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主编，在5年任职期内，他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倾向对科学的严重扭曲。“人们会通过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决定其价值，也会通过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期刊决定他们的价值，即便对于美国最好的科学家也要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衡量，这让我感到越来越沮丧。”　　“我不信任他们的判断”　　“顶级期刊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是它们聘用了一些不再活跃的科学家做职业编辑，他们的任务是销售杂志。”谢克曼说，“当然，与此相对，还有一些期刊是由活跃的学者运行，他们的目标不是销售杂志，而是促进科学发展。”　　因此，2011年，当谢克曼受邀担任生命科学新建期刊eLife(该刊由英国惠康基金会、德国马普学会以及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资助)主编之后，就决定赋予该刊全新的面貌：不参照影响因子。谢克曼说：“实际上，几乎所有期刊都会引用商业公司汤森路透的影响因子排名榜，但我们不打算采用那一套。”　　然而，汤森路透却开始收集eLife的数据。“我们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对你们的数据排名不感兴趣，不会采用你们的数据，请离我们远一点。’”谢克曼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但他们却回信说‘那些都是公共信息，我们愿意这么做。’”“所以，他们强行对我们进行排名，我不知道现在的排名是什么，也不在乎。我希望更多期刊不去理会那些排名，那些数据毫无意义，人们不该推广它。”　　谢克曼表示，现在eLife发表来自全球的重要研究，并有一套不同于其他期刊的独特评价体系。“我们的评审人会选择他们认为有趣的、表达独特观点的文章，然后在网上聊天室进行沟通，决定一篇文章结论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一步修改。最后在一封邮件中向作者说明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的沟通方式不能再透明了。”　　据了解，现在eLife已发表了1700篇左右的论文，今年其收稿量预计会超过8000篇。在过去5年中，eLife不仅发表的论文可开放获取，且不收取任何发稿费用。谢克曼表示，这种情况从明年开始可能会发生改变，每篇论文可能会收取2500美元的费用，从而可涵盖部分成本。“这样的收费大致处于中档。”谢克曼说，“比如，《自然—通讯》《细胞通讯》的费用为5000美元。”　　谢克曼表示，因为评价体系的原因，eLife在吸引研究生和博士后方面仍存在挑战。他告诉记者，他的实验室有一对来自中国上海的年轻夫妻搭档，两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现在已经发表了3篇eLife文章。“我确定他们的成果绝对可以在CNS上发表，但是我不允许。”谢克曼说，“我这名同事告诉我，如果这样他将很难在中国找到好工作，因为他在争取资助方面没有竞争优势，中国的评价系统青睐CNS文章作者。”　　在吸引研究成果方面，他坦言：“CNS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它们有大型商业做后盾，可以获得巨资支持，比如爱思唯尔的销售就达数十亿美元，它们的投资利益在于销售杂志，它们还会继续成功。”　　“对eLife来说，我们已经做得比较好，但其他很多学会期刊的收稿量却在日益减少。”谢克曼说，因为商业期刊也会发表重要的文章，从而进一步实现自我推广。“问题是，它们如此成功地标榜自己，它们的商业计划是如此成功，其对市场的操控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因此，生物医药行业的文献日益被那些职业编辑接管，这不利于知识发展。坦白说，我不信任他们的判断。”　　科研评价应摒弃“懒人做法”　　如果科研机构和高校不采用顶级期刊或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那么应该如何评估科研成果的价值呢?谢克曼认为，这要根据情况来定。　　“研究人员为了评职称或升级进行考评时，应该设置一个委员会对个人进行评估，委员会可以聚焦阅读数量有限的申请者的高质量论文。”他举例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就在这样做，委员会要求申请人递交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发表的5篇最重要的论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在采用这种方法。　　“如果学术职位或是奖学金申请人很多，委员会不可能阅读他们的全部论文。那么，每个人在其职业初期都应该有一段描述个人成绩的话，我们将其称作‘影响力陈述’。”谢克曼说，这段话应该写得非常仔细、慎重、有特点，能概括个人最重要的发现。这样委员会可以在读完这些简要的段落后，挑选出最适宜某个职位的候选人名单，然后再详细阅读短名单中的论文内容。　　他举例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评选时，尽管这是非常高级别的荣誉，每个人几乎都有二三十年的研究生涯，但他们提交的材料也仅仅是两页纸。其中一张纸上简要说明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另一张纸略微详细地对细节和亮点做出介绍。不仅对高级科学家如此，对刚迈入科学门槛的青年研究人员也一样。“当然，在此过程中诚信非常重要，一旦委员会发现陈述与实际不符，就会将候选人除名。”　　此外，他建议，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说，评价个人成绩还可以引入外部专家，请评审人给出意见和建议，这样就不是仅仅依赖CNS文章发表情况来评估候选人。　　“不幸的是，现在很多人采用了‘懒人’的方法。譬如他有3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他一定很好，而论文内容究竟是什么甚至无关紧要，这非常糟糕。”谢克曼说，“人们也许会觉得专家评判存在主观性，这也是影响因子更加吸引人的原因，那样看起来似乎更加客观。但实际上，那些数字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其本质还是个人在作判断，很难做到绝对客观。”

2021年8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组，负责统筹做好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彰显了我国对碳排放数据核算及数据质量的高度重视。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实务中，对于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最常用的是排放因子估算法，即用购入使用电量乘以电网碳排放因子得出对应的碳排放量。因此，电网碳排放因子作为连接电力消费量与碳排放量的重要参数，其使用是否合理、取值是否恰当，极大程度影响着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质量，对于能否精准评估各地区、各企业、各项目的碳排放量(或碳减排量)，以及能否制定高质量的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电网碳排放因子存在更新不及时、时空分辨率体现不够、绿色环境价值尚未体现、无法引导企业主动调整用电行为等问题，亟需建立客观、直观、精准的电网碳排放因子体系，为监测碳排放动态、落实减碳行动提供科学数据参考。　　碳排放核算主要方法　　碳排放核算可以直接量化碳排放数据，还可以通过分析各环节碳排放数据，找出潜在的减排环节和方式，对碳资产管理和碳市场建设至关重要。目前，碳排放核算主要有两种方法：碳计量和碳监测。碳计量数据是基于现有数据计算而来，碳监测数据是直接从排放端测量而来。相对而言，碳计量是目前发展相对成熟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4个行业排放核算报告指南仅包含“基于计算”的碳计量法，“基于测量”的碳监测法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避免核算过程人为因素干扰造成的数据失真。　　碳计量计算方式可以概括为两种：排放因子法(Emission-Factor Approach)和质量平衡法(Mass-Balance Approach)。排放因子法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提出的一种碳排放估算方法，可以简单理解为能源消耗量附加一个排放因子，排放因子是与能源消耗量相对应的系数。在碳质量平衡法下，碳排放由输入碳含量减去非二氧化碳的碳输出量得到。相对而言，排放因子法是目前适用范围最广、应用最为普遍的方法。　　企业间接碳排放概念　　根据201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修订版)》(以下简称《企业标准》)、2018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ISO 14064-1:2018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及消减的量化及报告指导性规范》(以下简称ISO 14064-1)定义，依据企业是否拥有或控制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分为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被划定为范围一排放，指由企业直接控制或拥有的排放源所产生的排放。间接排放是指由企业活动导致的、但发生在其他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的排放。《企业标准》将间接排放进一步区分为范围二排放和范围三排放。范围二排放是指企业外购的电力、蒸汽、热力或冷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在ISO 14064-1中称为“能源间接排放”)，范围三排放则包括其他所有间接排放(ISO 14064-1中称为“其他间接排放”)。　　《企业标准》和ISO 14064-1要求企业核算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因此外购电力排放因子(即范围二电网碳排放因子)是企业进行温室气体核算时必不可少的关键数据。　　电网碳排放因子分类　　电网碳排放因子指电网覆盖区域单位电量的碳排放水平。根据使用场景和管控目的不同，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采用的排放因子为电网年平均排放因子。该因子主要有三种：全国电网排放因子、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省级电网排放因子。第二类是计算温室气体减排量，采用的排放因子为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全国电网排放因子　　全国电网排放因子指全国范围内电网平均排放因子，该数据主要用于核算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履约边界的电力间接排放。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6、2017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7〕1989号)，在附件“重点企业2016(2017)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中，明确2015年全国电网排放因子为0.6101吨二氧化碳/兆瓦时，这是国家部委层面首次公布全国电网排放因子取值。此后，我国八大行业的碳核查从2016年开始一直沿用该数值至2020年。全国采用统一的平均排放因子，主要是为了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的企业能够在公平的场景下交易，避免不同区域的企业由于排放因子不同而造成不公平的情况。　　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开征求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2021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环办便函〔2021〕547号)，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调整为0.5839吨二氧化碳/兆瓦时。2022年3月，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并以附件形式更新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2022年修订版)》，全国电网排放因子调整为0.5810吨二氧化碳/兆瓦时。这是继2017年国家部委层面公布全国电网排放因子以来的第一次正式更新，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电网排放因子与可再生能源、火电机组单位供电标煤耗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可再生能源比例越高，火电机组单位供电标煤耗越低，电网排放因子越小。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和消纳比例不断提升，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11亿千瓦，同比增长15.1%，占总装机规模的45.5% 其中，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突破7亿千瓦。今年1～5月，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4349万千瓦，占全国发电新增装机的82.1%，已成为我国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火电企业持续进行节能改造，供电标准煤耗不断降低，2021年全国供电标准煤耗302.5克/千瓦时，较2011年下降26.5克/千瓦时。0.6101吨二氧化碳/兆瓦时反映的是2015年单位用电量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当前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将全国电网排放因子调整为0.5810吨二氧化碳/兆瓦时，体现出近几年我国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迅猛发展和火电厂平均供电标准煤耗的不断降低，更符合当前我国电力结构的实际情况，能够及时、准确、客观评估企业消耗电力的实际碳排放水平。　　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从理论上说，电网覆盖范围越小，相应的电网排放因子越接近单位电力实际间接排放。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将全国电网划分为六个区域电网，其计算方法为区域电网本地所有发电厂化石燃料碳排放与净调入电量、净进口电量蕴含的碳排放之和除以区域电网总供电量。　　2013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家气候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次发布2010年区域及省级电网平均排放因子，旨在为地区、行业、企业及其他单位核算电力调入、调出及电力消费所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提供参考。2014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家气候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再次发布2011年和2012年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相比全国电网排放因子而言，更能反映不同区域电量构成的差异，但在发布2010～2012三个年度后，至今没有更新。　　省级电网排放因子　　省级电网排放因子是按照省级行政区域边界将全国电网进行划分，计算思路与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大致相同。主要用于计算各省的调入电量和调出电量排放，也有部分省份用于计算企业级别的排放。2013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家气候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次发布的2010年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中就包括省级电网排放因子。201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发布2012年省级电网排放因子。2019年4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商请提供2018年度省级人民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落实情况自评估报告的函》(环明传〔2019〕6号)，以附件形式列出2018年省级电网排放因子。　　以上海为例，2010年、2012年和2018年省级电网排放因子分别为0.7934吨二氧化碳/兆瓦时、0.6241吨二氧化碳/兆瓦时和0.5641吨二氧化碳/兆瓦时。需要说明的是，上海作为我国试点碳市场之一，电网排放因子一直取值0.788吨二氧化碳/兆瓦时(根据上海2010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2022年2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印发《关于调整本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相关排放因子数值的通知》(沪环气〔2022〕34号)，核算使用外购电力所导致的碳排放时，电网排放因子由0.788吨二氧化碳/兆瓦时调整为0.42吨二氧化碳/兆瓦时，体现上海近十年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提升的显著成效。　　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表示新能源电力设施生产一度电对应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用于核算CDM、CCER项目实际产生的减排量，其最新计算方法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CDM EB)颁布的最新版《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07.0版)。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发布，从2006年开始每年更新，目前最新的是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于2019年发布的数据。　　基准线排放因子由所在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OM)和容量边际排放因子(BM)两个因子计算而来。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等于本地电厂的单位电量排放因子与净调入电量的单位电量排放因子以电量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对选定的若干个新增机组样本的供电排放因子以电量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求得。　　电网碳排放因子存在的问题　　以上几种“电网碳排放因子”名称相近但用途根本不同，由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解得不够全面和深刻，在使用电网碳排放因子时往往存在一些误区，这会导致产生错误的减排标杆和信号，并由此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包括无法准确反映各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客观情况，误导政府部门对制定碳减排措施和评估效果的分析，影响减排政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误导企业对生产模式的选择，弱化来自能源结构较为优化地区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即使使用正确，也存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一是数据更新不及时。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实务中，电网碳排放因子主要采用国家发布的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目前仍沿用若干年前国家公布的数据，相对滞后，且更新周期长，不利于动态反映我国电力系统绿色低碳发展的趋势，也不利于客观评估我国碳减排成效及科学推进碳减排工作。　　二是时空分辨率体现不够。电网碳排放因子通常以年为发布周期，计算时长一年内只有一个指标值，取值相对固定，且仅能体现省级及以上的电碳耦合情况。　　三是清洁电力绿色环境价值尚未体现。电网碳排放因子将电力相关碳排放平摊至全部电量，无法区分不同类型电源及外送电力的绿色环境价值，无法带动全社会消纳绿电的积极性，不利于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四是无法有效促进电碳市场融合发展。电网碳排放因子无法影响企业的用电行为及其在电力市场、碳市场的交易行为，无法带动企业灵活选择更具有清洁能源优势的生产模式。　　优化调整电网碳排放因子的有关建议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电网碳排放因子的时空差异性愈发显著。可考虑对电网碳排放因子在时空维度进行精细化核算，提供更加清晰及时的信号指引，使企业公平公正承担碳排放责任。时间维度上，新能源发电具有较强的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在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入背景下，电网碳排放因子在不同时间尺度“峰谷差”越来越明显。空间维度上，东西部地区资源禀赋、能源结构差异明显，特别是随着近几年跨省跨区输电规模不断扩大，区域间的发电装机、发电量在规模和结构上变化更加显著，电网碳排放因子在不同空间尺度“地域差”越来越显著。未来可基于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实际情况，探索构建区域动态电网碳排放因子，并逐步精确到省、市，这样可以有效引导用户通过调整用电时序实现主动碳响应，同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碳效水平。　　电力大数据实时性、精准性和普遍覆盖的优势，在碳排放核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为监测碳排放动态、落实减碳行动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在构建动态电网碳排放因子基础上，未来可以利用电力大数据来强化碳排放核算。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赋能电网，利用数字电网对电能生产、传输、使用全环节的碳流进行精准监测、追踪和溯源，充分发挥电力数据要素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独特价值。更进一步，可以考虑构建电力系统源网荷全链碳计量体系。建立以电碳流分析为基础的电碳核查标准，建设全面覆盖的电碳监测计量体系，实现碳排放量的实时跟踪和计量，推动构建与国际衔接互认的电碳认证技术与标准体系。　　“双碳”及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背景下，我国将加快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比例将进一步提升，电网碳排放因子应随着电力结构的变化及时优化调整。未来可依托电力市场交易区分用户的绿色电力消费量和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将绿电部分核算为零排放，这样既可以充分体现绿电的环境价值，也可以进一步提升绿电采购需求，从而建立电碳市场相互促进的纽带关系。　　国际碳市场在碳排放量化和配额分配环节中不考虑间接排放，以避免总量重复计算。欧美发达国家具备比较健全、成熟的电力市场和碳市场交易体系，能够将碳价传导至火电发电成本和批发电价，影响终端用户用电成本，从而为用户端节电提供有效激励，实现用户端驱动的电力系统碳减排。当前我国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均处于逐步推进、逐步完善的阶段，短期内转嫁碳成本的时机和能力难以实现，何时转嫁、如何转嫁、转嫁多少，需要系统思维、科学论证。未来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逐步建立、碳市场的逐步完善，电力市场全面放开，碳价充分有效传导，特别是碳价随着配额需求提高和减排成本上升而逐步走高，碳市场为碳减排提供经济激励、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作用充分发挥时，可以考虑适时将电力间接排放从全国碳市场覆盖排放范围中排除。

2015年影响因子的出炉引起大家广泛关注。不过，关于影响因子局限性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美国微生物学会 (ASM) 近期甚至放弃显示影响因子。谷歌学术 (Google Scholar) 根据2016年6月数据，发布了最新学术指标。其结果更广泛、客观、准确，这会不会进一步颠覆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知社学术圈做出对比和分析，并整理各学科谷歌学术指标排名前20名的期刊，供大家参考。　　谷歌学术自2004年底推出以来，受到广大学者的一致好评，影响力日益增大。与Web of Science相比，谷歌学术不仅可以免费检索，而且范围远远大于Web of Science，既包括正常的学术期刊，也涉及书籍、会议以及各种预印本。据估计，截止至2014年5月，谷歌学术共收集1亿6千万篇学术文献，几乎是历史更为悠久的Web of Science的三倍，已经成为学者们文献检索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鉴于谷歌学术的强大功能，业界预期谷歌最终将推出谷歌科学 (Google Science)，集检索、出版和社交于一身，从而可能颠覆现有学术出版和评价体系。虽然谷歌科学尚未上线，谷歌最新的学术指标 (Google Scholar Metric) 已经推出，并开始冲击影响因子的地位。　　谷歌学术指标基于所谓的h5因子，即某一出版物在过去5年发表的文章之中，至少有h5篇文章每篇引用不低于h5次。例如排名最高的Nature，在2011年至2015年h5因子为379，表明这一期间Nature共有379篇文章引用数不低于379次。此外，谷歌学术指标还统计h5中位数，也就是进入h5因子的所有文章的引用中位数。例如Nature的h5中位数为560次，显示其进入h5因子统计的379篇文章中，排名第190位的文章引用数为560次。　　和影响因子相比，谷歌学术指标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与影响因子只基于过去两年数据不同，谷歌学术指标统计过去五年的数据，因而更加体现一个出版物的持久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当前的热度。更为重要的是，谷歌学术指标采用h5因子进行评价，显示的是出版物综合整体实力，而不会像影响因子那样很容易受一篇高引用文章所扭曲。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去年和今年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CA -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在谷歌学术指标中始终在前100名以外。与此相关的是，谷歌学术指标能够更为准确的体现一个出版物的实际影响。简而言之，两个出版物发表文章数量不同，但影响因子接近，显然发表数量多的影响力更广。这种差别在影响因子上看不出来，而在谷歌学术指标上则很容易体现。一个例子就是Nanoscale和Nano Research，两者都是国人主导的纳米领域杂志，短短几年都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影响因子都超过了7。但Nanoscale发表文章更多，因此进入了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前20名。　　h因子评价体系最初由UCSD物理学家Jorge Hirsch提出，用于评价一个学者的影响力。目前通常基于两个数据库进行统计，一个是Web of Science，另一个就是谷歌学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谷歌学术进行统计，因其更为广泛的代表性。这一趋势预计在谷歌学术指标和影响因子的竞争中也会延续。　　下面请看2016年最新谷歌学术指标清单。　　总体排名 (前100名)化学与材料科学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物理与数学生命与地球科学健康与医学商业、经济和管理社会科学

2023年11月22-23日，第六届（2023）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人体精密测量专场赛暨2023人体精密测量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通海门举行。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报名参赛项目达百余项，最终，安珀生物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流式细胞仪监测平台”项目经过激烈角逐，荣获大赛决赛三等奖。流式细胞术创新安珀“基于人工智能的流式细胞仪监测平台”主要是利用流式细胞术，实现细胞或生物颗粒同时进行多参数、快速定量分析和分选。在“前处理模块”、“鞘液系统的流体控制系统”、“光学聚焦系统及荧光检测系统”、“FPGA芯片高频信号处理及采集系统“核心技术方面做出了创新突破，同时搭载”AI诊断辅助“系统，可快速提高医生工作效率，将精准检测发挥到最大作用。这一系统填补了国内领域的AI检测和处理系统的技术空白。多维安珀 OIR AMBER 流式细胞仪检测平台DWAP-300相较于传统流式受可行性和可重复检测性能的限制，光谱流式细胞术可高灵敏地收集荧光染料的全部光谱信息，然后通过先进的光谱解析算法完成超多色免疫分型。将在肿瘤免疫标志物探索、多细胞因子检测（24甚至更多）、疫苗研发（例如慢性肝病的主要病因丙肝病毒较弱的疫苗应答）、免疫新药研发（检测外周免疫细胞表现出与健康个体不同的细胞亚群分布和活化谱）等医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医学检测及研究贡献力量。这一项目不仅彰显了我们在医疗研发领域的专业水平，更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流式细胞仪相结合，为精准医学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索前行不止此次获奖，是对我们不懈努力和持续创新的高度认可，也是对安珀生物在生物科技领域研发实力的证明。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让健康变简单”的使命，以“科技创新、服务卓越”为发展理念，不断推动生物科技行业的进步。安珀生物将继续积极投入研发领域，不断探索前沿技术，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生物健康行业的蓬勃发展做出贡献，为全人类的健康生活而努力。山东安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安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秉承“爱与科技服务健康生活” 的理念，专注于体外诊断试剂(IVD)、医疗诊断仪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先后取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济南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济南市瞪羚企业”、“山东省瞪羚企业”等荣誉称号。已经取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31项，软件著作权13项。公司建有省内最大的体外诊断试剂专用生产场所，经营面积约5000㎡，其中净化生产车间面积约4000㎡、研发实验室面积约1000㎡。公司致力于流式检测技术平台、质谱检测技术平台、分子诊断技术平台、化学发光技术平台、免疫层析技术平台和生化免疫技术平台等六大技术领域，产品涉及病原微生物核酸检测、生化检测、免疫诊断、营养及代谢检测等多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