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环评检测

近日，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凭借在行业内领先的技术优势、过硬的质量保证，以评分第一名的好成绩成功中标苏州工业园区“第三方监测服务外包定点供应商”项目。据悉，在今后一年里，国环检测公司将为园区的企业提供废气、废水、噪声等方面的相关检测服务。 　　此次招标由苏州工业园区环境监察大队委托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于2009年11月30日在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厦7楼会议室进行了公开开标。经过业内多家知名企业的激烈竞争，国环检测公司脱颖而出，现已在苏州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示。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是由苏州国家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国有全资企业，总投资500万元，是通过国家计量认证的第三方环境检测实验室，检测项目包括水和废水(含大气降水)、空气和废气(含室内空气)、土壤、底泥、固废、噪声以及装饰装修材料等共122项，基本覆盖了环境检测各个领域，公司能提供独立公证的环境检测数据，并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2009年，公司为省内外300多家企业提供了700多批次的检测服务，客户中包括了松下、索尼、佳能、飞利浦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 　　此次以排名第一的成绩中标，进一步奠定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坚定了该公司继续做大做强的决心。目前，公司正在建设3500平方米的现代化环境检测大楼，购置添加国外先进检测仪器装备，招聘高级技术人才，并与苏州科技大学、江苏省环境科学等工程重点实验室签订了科研、教育方面的合作协议，以满足政府环境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最近，陆培频繁地在各地奔波，刚上任天祥医学检验所总经理的他心中有一片蓝图：让第三方医疗检测机构商业化元素融入到中国新医改中，在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之间走出双赢的发展道路。 　　“第三方医疗检测在国外市场已非常成熟，但在中国却是新生事物。最近天祥与各地政府部门正在洽谈相关项目，希望通过商业模式协助政府增强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让市场慢慢接受这个新事物。”陆培说。 　　医疗资源分配存不足 　　出生于医学世家的陆培在医学领域的经验颇为丰富：具有比利时和英国著名大学医学及医学管理双硕士学位，曾在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和欧洲大医院有多年外科医生经历，还在香港上市的医疗机构担任过副总裁，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和欧洲的医疗体制及现状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就医难就医贵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既包括医疗信息的不对称，也包括医疗机构人才和设备分配不均衡。目前新医改的大方向是保基层，这个方向是对的，但要将病人留在基层，基层医疗机构尚需更大的提高。”陆培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有些基层医院设备落后，即使三甲医院的专家下来坐诊，也难为无米之炊 其次部分医疗人员需要更多地培训来提高诊断、治疗能力，从而重塑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心，以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 　　第三方检测是良方 　　针对这种结构性看病难的现状，陆培认为引入第三方医疗检测是一剂不错的良方。据了解，欧美发达国家第三方检测发展已相对成熟，各个医院可根据其发出的报告对患者进行诊疗，这种在政府监管下的商业化运营的独立检验中心，不仅降低了患者医疗检验费用，还避免了医疗资源的重复配置。 　　近年，这种模式也开始逐渐在中国出现，目前在上海大约有近十余家从事第三方医学检测服务的本土机构。近期，在国际检测检验行业超过100年历史的英国上市公司Intertek天祥也将它在中国的第一个医学检验中心——天祥医学检验所设在了上海。 　　“通过将医学检验外包给第三方检测机构，医疗机构可以获得高效准确的检验结果，还能更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基层医院也由此丰富了检查手段，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陆培说，“但国内市场对这个新生事物还持有怀疑。因此，配合医改政策，以实验室检验为基础，通过培训、教育、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帮助基层医院提升服务能力是天祥打开市场的突破口和近期目标。”

我国奶农的特点是小而散，他们的营生取决于“一手交奶一手交钱的一锤子买卖”。他们面对的，多为号称“龙头企业”的各种代理人，因此缺少话语权。他们的难处，常常在有关部门组织调查时，由别人为他们说出来但不一定能说清楚。其实在他们“卖奶”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难点：谁检验？　　目前是由加工企业单方面在检验。在买卖双方的博弈中，企业是典型的“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企业还有权单方面决定检验的项目和指标等一切内容，奶农没有发言权。因此早就有人强烈呼吁：生奶收购应实行“第三方检验”，然而全国仅上海等极少数几个地方有。原因是需要新的投资，但回报不高而且申办程序复杂，出具公证性数据更需要经过“计量认证”等，总之投资风险大。其实，是否由第三方检测，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所谓的“第三方检测”其实是一种具有社会中介服务性质的机构。买卖双方系利益相关当事人，从公平交易的角度出发，在法律上都需要回避单方面检测的“嫌疑”，所以凡是商品交易都离不开第三方检测。在这个层面上，第三方检测不仅是对奶农（销售方）利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加工企业（收购方）利益的保护。　　“第三方检测”直接解决的是市场经济下买卖公平的问题，至于能否“合理定价”和产生“对提高原奶质量”的作用，笔者认为关键取决于“检测内容”，以及如何决定这些“内容”的一个运作程序。国际奶业界将此称为“生奶的按质计价程序”，最早形成整套思路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丹麦奶业联合会在BentOlesen先生领导下的工作小组。　　当时他们首先按照传统，确定乳脂和乳蛋白质的含量作为两大基础指标。其次根据不同产品制造工艺的需要，增设例如感官评定、细菌总数、冰点、抗生素残留、黄曲霉毒素M1、体细胞计数等辅助指标。基础指标的检测结果决定交易生奶的基础价格，然而确定基础价格的依据不仅仅是饲料等饲养成本，更重要的因素是国际市场上的奶油和脱脂奶粉的实际价格。辅助指标的检测结果决定交易生奶的辅助价格，有的具有“一票否定”作用，例如抗生素或黄曲霉毒素M1超标；有的具有增减成交价格“权重”的作用，例如感官评定、细菌总数或体细胞计数等设立分级限值，对基础价格按一定的百分比值加价或扣款，其中还包括生奶的季节性差价在内。　　至于能否产生提高生奶质量效果的第一个关键，是选择哪些指标进入计价程序检测，以及确定指标限值、测试频率等的原则。绝对不是任意套用现有国家标准就能奏效的，因为国家标准是最低要求的标准，它们必须结合市场要求、具体产品的加工工艺和奶牛饲养工艺的实际水平来建立并适时进行调整。　　以设定微生物指标的限值为例说明如下：　　首先选定这个指标的理由是保证安全和质量。在某种杀菌强度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客观上存在着“允许的最大值”，例如对于145摄氏度/2秒的UHT灭菌工艺来说,原料乳细菌总数的极限是每毫升50万个；细菌数越低产品的品质越好；如果生奶的细菌数高于极限，则品质低劣而且可能无法保证灭菌效果。又如以巴氏杀菌鲜奶等短保质期产品为主的，可辅选耐热菌计数指标，而以灭菌奶等长保质期为主的可辅选适冷菌和耐热芽孢菌计数等指标，反之则不合适。然后组织摸底调查，即以某种频率对计划纳入实施的牧场采样测试，得到一套切合实际的生奶细菌总数分布数据。最后对分布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一般以85%能够达到的作为合格底线，以15%能够达到的作为鼓励底线，处于中间状态的则另行划线分配奖罚系数。　　必须强调的是，即将实施的按质计价程序检测所采用的取样、保存、运输和测试的方法、工具、频率等条件，应该和摸底调查时的完全一致，以确保“按质计价程序检测”处在相同的“系统误差”范围内，否则就失控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立、透明、公正”的第三方检测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能否产生提高生奶质量效果的第二个关键是必须要有一个畜牧兽医专家组，针对检验结果显示的现象，到养牛场去帮助奶农寻找和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套程序运行三年左右就得重新调整。因为两个15%的底线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必然发生变化，激励作用将被弱化。那就需要再次启动摸底调查的方法，或提高指标限值，或增加新的检验指标，形成新的按质计价程序，促进生奶质量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不断提高。　　如此系统的测试需要每天处理大量的样品，决非人工检验所能胜任。因此针对生奶的各种自动检测仪器首先在丹麦应运而生，今天我国也向丹麦的福斯（FossA/S）公司引进了其中的部分设备。20世纪70年代丹麦奶业联合会曾设立过6个检验中心，分别配备畜牧兽医专家，承担了全国所有“生奶按质计价程序”的检验任务。随着速度更高的自动分析仪器的开发，90年代时其中的5个被撤销了，2000年时随着瑞典和丹麦跨国奶农合作社“阿拉（ArlaFoods）”的建立，最后留下的这个测试中心同时承担了两国奶农的“生奶按质计价程序”全部测试工作。　　上海乳业在1985年筹划引进一个相当于当时丹麦规模的检验中心并派员出去学习。建成后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于1987年起开始分步实施“生奶按质计价程序”。至今计价程序已经过三次集中调整，取得了明显效果。目前就细菌总数来看，上海地区生奶总量的90%均在每毫升40万个以下，其中约有1/3在10万个以下。当然上海乳业如果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依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为国外的生奶细菌总数多在5万个以下，北欧等先进地区则普遍在1万个上下。　　鉴于目前各地政府机构和所属事业单位里的检验检测机构大多任务不足，仪器和人员闲置的不少，建议将其中的一部分加以改制成为生奶收购的第三方检验站。当然改制就会碰到问题，尤其在我国目前“第三方机构”普遍发育不良的大环境里。首先是机构的所有制要改变，第三方机构应属于“非政府机构（NGO）”而完全进入市场。其次是经济效益的稳定性，与附属在政府体制内的环境相比，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然而，这是符合当前情况既经济又合理的一条道路，值得各级政府研究并积极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