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秤座椅轮椅体重仪

指导专家：刘建滨，湖南省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从事医学影像诊断30余年，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背景　　据媒体报道，近日在上海某医院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名患者在完成磁共振检查后，患者家属因心急将其从检查室内接出，不听医护人员劝阻，把轮椅推进了检查室。由于磁共振仪当时处于待机状态，仍具磁性，因此金属轮椅被迅速吸附到仪器上。　　问题来了：磁共振具有强大的磁场，除了吸附金属轮椅，还有哪些物品它也不放过?怎样才能安全地完成磁共振检查呢?湖南省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建滨表示，磁共振能吸附所有金属制品，并产生危险隐患 要安全地完成磁共振检查，必须听医生的安排。　　磁共振不喜欢金属制品与化妆　　“新闻报道中说的轮椅应该算是超大的金属制品了，磁共振设备周围(5米内)，具有强大磁场，严禁病人和陪伴家属将所有铁磁性的物品及电子产品、各种磁性存储介质类物品，靠近、带入检查室。”刘建滨强调，“有些细小的金属制品藏在其中也要注意，最好不要穿着有金属纽扣的衣服，还有衣服上的金属拉链、文胸上的金属搭钩都是隐患。当然钥匙、手表以及手机、相机、银行卡这些都不能带。另外，易燃易爆品、腐蚀性或化学物品、药膏、膏药、潮湿渗漏液体的用品等都是极度危险的。”　　刘建滨补充说：“对于要做磁共振检查的人来说，要素面朝天，因为有些化妆品中含有金属元素，它们会与磁场发生反应。所以建议检查当天不要化妆，指甲油、止汗药、防晒霜、护发用的发蜡等也最好不要用。时尚人士喜欢文身，部分爱美女性也喜欢文眼线，然而在磁共振检查过程中，却存在隐患。文身中的颜料会加热，导致皮肤受到刺激甚至灼伤，遮盖也不管用。检查中如果皮肤有刺激感，应立刻停止。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有文身，在检查前，一定要跟医生事先说明。”　　磁共振没有辐射，对人体组织不会有伤害　　“磁共振使用的是强大的磁场和无线电波，没有 X 射线，没有电离辐射，对任何娇嫩的人体组织都不会有伤害，因此不用担心辐射危险。”刘建滨介绍，“成像的原理就是中学物理的法拉第定律，导电线圈可产生磁场。人体在磁场里面，就会有一部分原子和外界磁场的脉冲磁信号产生‘共鸣’，被接收器的‘千里耳’听到。计算机对微弱的共振信号进行后处理，就产生了黑白分明、精细复杂的人体解剖图像。”　　刘建滨同时提醒：“磁共振的仪器会发出部分噪音，像一台冲击钻在施工，有时音量高达100分贝以上，因此最好提前戴上耳塞。小孩子也许会受到惊吓，有时需要服用镇静剂来安静地接受检查。此外，在无线电波的作用下，体表温度可能会升高1℃左右，有些人会在检查过程中感到热，这是正常现象。为了维护机器运转，一般机房温度都在20℃左右，如果有老人、小孩或者体弱的病人害怕着凉，也可以在进入磁共振机房前加点衣服，但必须保证衣服上没有金属拉链、扣子或者其他金属的装饰品，以防产生金属伪影而影响检查。当然机房里面也准备了毛毯给怕凉的病人盖上。”　　装了起搏器和人工关节等能不能做磁共振?　　不少人会询问：“装了起搏器和人工关节等金属设备可以做磁共振检查吗?”　　针对这个问题，刘建滨解释说：“不能一概而论，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要看是何种类型的手术材料。有些标注了可以做磁共振的材料不仅是安全的，而且磁共振还能专门针对该假体材料进行评估，发现很多引起手术后疼痛的原因，为病人保驾护航。”　　据悉，湖南省人民医院在《磁共振检查预约调查表》里都会要求来检查的人填写“做过何种类型的手术”、“体内植入何种类型手术材料”等问题，以此达到充分沟通，医生再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2015年7月30日5时5分，新中国现代医药工业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沈家祥在天津走完了他94岁的人生。　　“我对于我的私生活不保存有任何奢望，我的快乐和幸福绝大部分寄托在我的工作上，和全国人民的快乐和幸福是分不开的。为人民的建设事业，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半个多世纪前，沈家祥在日记中写到的这句话，在他的人生画上句号的时候再看，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而在他离世后，也同样如此：遵照他的遗嘱，丧事从简，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花篮和挽联。沈家祥院士。(图片由天津大学提供)　　现代医药奠基人：工作便是他的一切　　沈家祥院士的孙子沈赤兵和孙媳妇蔡巍至今还记得爷爷向他们“炫耀”自己满满一箱子工作日记时那自豪的表情。“爷爷很少和我们谈家常，我们一说，他就不怎么说话了。反而是他的同事和学生来和他谈工作，他就滔滔不绝地一直讲。”沈赤兵告诉记者，即便是被“下放”到湖南的那段时间，爷爷都在坚持工工整整地记工作日记。　　而在沈家祥的子女沈坚和沈安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就是“一直在外面工作”的，反而是“文革”中母亲被带走，只有父亲一个人照顾他们那段岁月，才让他们感到父亲也可以是“温柔”的。　　当时，孩子们或许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沈家祥一直忙的“工作”，关乎全国人民的病痛疾苦，而做价格便宜的新药，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正是沈家祥不停工作的动力。　　中国现代医药工业拉开序幕有三个重要产品：第一个是氯霉素，第二个是青霉素，第三个是磺胺。沈家祥院士领导了氯霉素，参与了磺胺。　　新中国建立伊始，曾在战火中艰辛求学的沈家祥刚刚拿到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便依然回到祖国。新中国百废待兴，沈家祥知道，国家对医药行业最需要的就是抗生素。回国后，他领导攻坚小组，仅经过4个多月的研究就在1952年底完成了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氯霉素的合成方法。后来，沈家祥对氯霉素生产工艺进行重大革新，大幅度降低了成本，使氯霉素终于能够迅速投入生产，新工艺于1957年推广并用于生产，标志着中国现代医药工业的发展进入了大规模、成批量生产的阶段。　　沈家祥研究的内容，始终围绕着国家和百姓需要而展开，努力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并降低成本。当时甾体激素的品种中，有一个号称“激素之王”的地塞米松，这个药在当时是“救命”的特效药，被称为王牌激素。但其价格昂贵，老百姓用不起。中国如果要合成这个药物，从原料的来源、工艺路线、生产技术等方面来说，存在很多困难。但很多地方都急需这种药品，沈家祥就瞄准这个目标，用8年时间领导完成了地塞米松的合成研究，这个过程被沈家祥等戏称为“八年抗战”。　　建国后不久，我国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念。这一期间，由于许多生理学家、化学家和药理学家多年不懈的努力，甾体口服避孕药开始问世。上世纪50年代末期，沈家祥就开展了性激素化合物的研究，并在1972年完成中国在甾体避孕药方面自己做出来的第一个新药品种：三烯高诺酮。　　沈家祥在药物研究的很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成绩。比如，他领导设计了从国产原料山苍子油出发的维生素A合成路线，并取得成功。　　天大药学院的创办人：93岁生日前夕他坐着轮椅去了实验室　　80岁高龄之际，沈家祥被礼聘为天津大学教授，并以名誉院长的身份参与到天大药学院的创建中。　　“2006年，他已经85岁高龄了，但还坚持给本科新生讲授《中国现代药学发展》，通过讲课、以身示范告诉青年人做科研要不断创新。”药学院党委书记冯翠玲告诉记者，这门课他讲授了3年，而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每年新生开学的时候，他都要和新生聊聊药学，聊聊创新，而一直到88岁他还坚持几乎每天去实验室，去年在他93岁生日前他还坐着轮椅来到实验室。　　“在实验室，他会手把手地教你怎么使用那些仪器，告诉我们要有信念比别人做的更好。”他在天大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郭翔海回忆说，尽管看起来平易近人，但事实上上沈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甚至要求学生在刷洗玻璃器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刷五遍。”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蔡巍说。　　沈家祥的晚年有一桩心愿，就是在天津大学药学院设立一个基金用以支持天大药学发展，支持更多年轻人创新。2014年6月，93岁的沈家祥院士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将自己和老伴陈燕娜多年的积蓄一百万元捐赠给了天津大学成立“沈家祥教育基金”，当时已近已近期颐之年的沈家祥念念不忘的仍是创新：“我这么做是响应中央的号召，国家鼓励我们创新、再创新，而我们现在的药物研究与世界水平还有差距。”　　尽管临终前的半年，沈家祥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睡觉”，但他仍然会关心时事，会看新闻，关注国家“正能量”的信息。沈赤兵告诉记者，在清醒的时候，也有可能随时冒出新的想法，比如，爷爷吃过一次日本纳豆，突然琢磨起纳豆里有助于缓解骨质疏松的维生素K，他便“发动”家里的两位保姆，在家里轮着做实验，研究怎样发酵纳豆，分析其中的维生素K。教育基金的设立，也让沈家祥把对创新的殷殷期望寄托在了年轻人身上。　　附沈家祥院士简介：　　沈家祥先生，药物化学家，1921年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49年于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东北制药总厂中心实验室主任，化工部北京医药工业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国家医药管理局副总工程师，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名誉主任，兼任沈阳药科大学药物化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委发明评审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85年当选为法国国家药学科学院通讯院士，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家祥先生长期从事氯霉素、地塞米松、阿奇霉素、维生素A、D等多种药物的研究，曾获得中国科学大会奖5项，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国家新产品奖2项。沈家祥先生的研究成果使我国的氯霉素生产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指导鹤草酚的全合成，并为我国甾族类药物的工业全合成打下了基础。他重视人才培养，五十年代初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制药工程设计人员，2014年6月捐资100万元，在天津大学设立沈家祥教育基金用于支持药学学科的发展。(原标题：著名药学家沈家祥院士逝世：他走完了鞠躬尽瘁的一生)

给原子核称体重有多难？首先，要拥有一个原子核。在实验里，在重离子加速器的帮助下，花费1个星期，几万亿个稳定原子核冲向反应靶，才能产生几十个目标原子核。其次，原子核质量很轻。单个原子核的大小在1费米量级，质量大约为10-25千克。再次，对于寿命很短的原子核，测量必须足够快。质量未知的原子核寿命通常在1秒以下，需在发生衰变之前完成所有的测量。给原子核称体重有多重要？精确测量短寿命原子核的质量，是探究物质微观结构和宇宙中化学元素起源的基础。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所），就有这样一群给原子核称体重的人。该所原子核质量测量团队基于国际首创的“超级天平”，成功测量了12个高精度短寿命原子核的质量，在发现原子核的结构和性质、探索元素起源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自然-物理》和《物理评论快报》。团队首席科学家近代物理所原子核质量测量团队有20余人，这个团队的建设离不开首席科学家张玉虎的“招兵买马”。张玉虎今年61岁，是团队里的“老大哥”，也是近代物理所最早的一批核物理研究生。近40年来，他一直与原子核打交道，近10年的工作则是围绕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进行原子核质量测量。“我们将带电的离子放进加速器中，离子在高速运动中与其他原子核进行碰撞，产生寿命非常短的原子核。”张玉虎告诉《中国科学报》。2007年，近代物理所新增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专门用于短寿命原子核的质量测量实验。2010年，张玉虎受命组建原子核质量测量团队。“地处大西北，最困难的就是招揽人才。”张玉虎介绍，为此，研究所下了很大功夫引进人才，同时高度重视人才的储备和培养。通过多年努力，团队成员逐步扩充。团队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难题是实验机会。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是开放的大科学装置，每年申请前来做实验的科研人员较多，机时竞争激烈。每次实验需要100至200小时，所以有时团队一年只有一次宝贵的机会，成员们都倍加珍惜。有了实验机会，还有一个难题是用什么样的称重工具。“原子核质量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测量，包括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储存环质谱术就属于直接测量方法。”张玉虎说，但是传统的储存环质谱术的质量分辨能力不够，实验结果有较大的误差。张玉虎告诉记者：“这次两篇文章能顺利发表，最重要的是采用了国际首创的新型质谱术，用这个‘超级天平’得到了测量难度很高的短寿命原子核的质量。”“超级天平”的成功运行，离不开团队每个成员的付出，尤其是团队现任负责人——近代物理所储存环核物理室主任、研究员王猛。“超级天平”负责人王猛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核素图，远远看去，高低起伏，像喜马拉雅山脉。“中间这条黑线就是核素图的稳定线，越靠近两边，核素产生就越困难。”王猛指了指墙上的核素图说，团队的重点工作就是测量这些寿命非常短的放射性核素。团队所测量的原子核的寿命大概为100毫秒，可以说一眨眼的工夫，原子核就衰变了。这些原子核不仅寿命短，产额还非常低，所以做好“超级天平”至关重要。目前，世界上有3台同类型的“天平”——重离子储存环，用于给短寿命原子核称体重，所用的都是传统的等时性质谱术。“储存环中只有少部分离子满足等时性条件。传统的方法只能测量离子的飞行时间，对于等时性窗口外的离子测量精度低，甚至还可能存在系统误差。”王猛说。为此，团队独立发展了新一代的储存环质谱术。他们在储存环上新增了两个飞行时间探测器，原子核在这两个探测器上都产生信号，由此可以精确获得每个离子的磁刚度和轨道长度信息，进而实现高精度测量。“原理说起来很简单，但要实现高精度测量，技术上存在很多困难。团队花了近10年时间，逐步解决了这些难题。新型质谱术的效果是在全接收度范围内，储存环对所有离子的分辨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大大提高了实验效率，降低了质量测量实验中的系统误差。”王猛表示。2017年，团队利用新型质谱术第一次得到了重要的物理实验结果。2018年，团队再接再厉完成了第二次实验。这才有了今年两篇高质量文章的发表。善于解决问题的实验设计师有了“超级天平”，敲定了实验方案，接下来就是解决具体实验过程中的问题。比如，如何排除系统误差，提高测量精度。“排球的质量大约是280克，空客A380的质量大约是280吨，这两者的质量比是1：100万。如果把储存环中飞行的原子核比喻成空客A380，那么我们的测量精度就意味着要分辨出空客A380上是否多载或少载了一个排球。”近代物理所储存环核物理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颜鑫亮告诉《中国科学报》。“百万分之一这种高精度的质量测量，对磁场的稳定性要求也是同等量级的。”颜鑫亮负责实验设计，在早期的实验中，由于装置的磁场不稳定，他发现测试仪上离子和离子之间的回旋周期谱交叉重合在一起，给后期的数据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出错的风险。“数据分析只能部分降低磁场不稳定性的影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联合不同部门尝试了各种方式方法，花了两三年时间，才发现问题的关键是用了10年的电源已经严重老化。”颜鑫亮说。2017年，在更换新电源和改造电磁环境之后，团队顺利完成了新型质谱术实验。2021年，团队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制约磁场长期稳定性的因素——冷却水的温度。“这两个最大的制约因素都已被我们发现，在下一代储存环建设中，我们就会避免出现这类问题。”颜鑫亮表示，经过多年的历练，团队已经形成了反复细抠问题的工作作风。如果把重离子加速器提供的束流比作炮弹，颜鑫亮的工作任务就是设置炮弹的能量和测量装置的参数，等待炮弹击中目标，产生的碎片就是需要测量的目标离子。“这个过程就像捕鱼一样，提前布置好渔网，耐心等待鱼儿进网。”颜鑫亮说，测试仪器中的碳膜像渔网一样，每次离子穿过之后，都有一定概率产生信号。离子在储存环中飞行400圈左右，测量就结束了。接下来，需要把这400圈飞行产生的波形信号记录下来，并进行数据分析。这一步轮到近代物理所储存环核物理室博士研究生周旭“出场”了。不服输的数据分析程序师周旭，一个酷爱打乒乓球的科研人员，是近代物理所乒乓球打得最好的人。因为热爱，每年他都会参加各种类型的乒乓球比赛，但2018年周旭放弃了所有的比赛。2017年，周旭被张玉虎选入新型质谱术研发团队。实验方案敲定后，就进入实验程序开发阶段。但是原有程序“跑”起来较慢，于是周旭决定改变程序中一个模块。“由于循环周期未知，搜寻每个离子时都要将1.8万个可能的周期逐一尝试一遍。我设计的模块能预先对这些周期进行筛选，这样可以加快搜寻速度，使程序的整体速度提高7.6倍。”周旭解释道。从单飞行时间探测器到双飞行时间探测器，程序的编写也是慢慢积累的。原有程序已经不适应新的研究方向，按颜鑫亮的要求，周旭需要改写原有程序。周旭说：“每次做PPT都需要将实验配图画出来，单PPT我就制作了1300张。”周旭坦言，因为自己基本功欠缺，画实验配图非常费劲。但是张玉虎要求很严格，基本上是一张图、一张图地指出错误。忙得放弃了乒乓球比赛的周旭表示，正是这几百次的锤炼，以及团队里老师、师兄师姐的帮助，他才能进一步提高程序运算速度，少走了几年的弯路。在34960次的实验数据注入后，内含离子数达到了812413个。面对海量的离子信息，其他人建议放弃研究数据图上比较陡的离子，直接研究平稳状态下的离子信息。但是不服输的劲头让周旭决定对这些数据图上比较陡的转变能因子下手。“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想丢数据，因为每一个离子的产生都不容易。”为了写好程序，周旭曾连续工作15天、每天只睡3个小时。终于，他将所有离子都验证成功，为这次新型质谱术的测量结果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次近代物理所原子核质量测量团队测量了12个高精度短寿命原子核，其中6个是未知的短寿命原子核，另外6个是重新测量的原子核，得到了更精确的数据。目前，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产出的原子核有3340多个，质量未知的还有790多个。“这次在核物理领域取得重要成果，源于我们的持续努力和不懈探索，未来我们还将继续探究核物理的前沿科学问题，为推动我国核物理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王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