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竭

科学界再一次成为了中国反腐运动的靶心。上周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监督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它发现由中国科技部(MOST)主管的科研基金项目存在弄虚作假，上海复旦大学也发现存在腐败现象。 　　官方声明并没有很详细地公布细节。复旦大学的调查结果揭示出有涉及研究经费的腐败问题，还有与基础设施管理相关的贪污行为。根据中国教育报的报道，复旦大学的官员预计将在本周对&ldquo 整顿工作方案&rdquo 作出回应。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称，复旦大学的不法行为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新华社指出：&ldquo 在中国科学界，项目是否获得支持并不取决于项目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关系。一旦相关部门将经费发放至高校，基本就无人对这些经费进行监管。&rdquo 　　上周三公布了对中国科技部的调查结果，揭露出一些科研项目成果弄虚作假。科研人员将大量的科研经费挪至他用，并且这之间存在一些利益关系。此外，还存在海外商务旅游等一些违规违法和浪费问题。针对复旦大学的调查，揭示出项目评审立项权力过于集中，存在廉政风险 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够科学完善，监管不力等问题。 　　中国的科研系统充斥着腐败，一些中国事务观察家对此并不表示吃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的高级顾问、中国科研专家Denis Simon说：&ldquo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大大增加了研究和开发(R&D)投入，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增长至约2%。由科研经费短缺状况转换为科研经费充足。可获得资金的增长速度比监管资金能力的提升要快得多。在中国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审计和汇报机制还都处于萌芽阶段。&rdquo 　　这样的制度缺陷使阻碍了中国的科学官员，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努力控制欺诈和不法行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科学分析家曹聪(Cao Cong)认为：&ldquo 关键在于给予科学界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来处理自己的事物。现在官员们说得更多。&rdquo

p 　　备受关注的韩春雨基因编辑论文争议事件近日有了结果，韩春雨团队在英国著名学术刊物《自然》子刊《自然?生物技术》网站上发表撤稿声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告诉新华社记者：“此次撤稿展现并证明了科研群体对于维护科学发现过程基本规律的承诺。” /p p 　　确实，这次撤稿首先证明了科学界的“自净”机制，也说明了媒体舆论监督的价值，以及学术研究的复杂性。 /p p 　　科学能够“自净” /p p 　　“国际科学界有‘自净’机制”，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对新华社记者表达了与安诺杰相似的观点。 /p p 　　一项研究有了数据、形成论文并通过同行评议发表，通常意味着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初步承认。但这并不是终点，论文发表后，各国同行会根据论文中的描述来重复实验，如果不能经受这一检验，研究成果就会受到质疑。 /p p 　　韩春雨团队2016年5月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的关于一种新型基因编辑技术NgAgo的论文就是如此。这篇论文因其所宣称成果的重要性而引发巨大关注，各国同行纷纷跟进。但一两个月后就出现质疑，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加埃唐?布尔焦在网上公开发文表示，他不能重复韩春雨论文中描述的实验，并且在与许多同行的讨论中得知他们也无法重复该实验，因此“我对NgAgo技术有严重的怀疑”。 /p p 　　2016年11月，《自然?生物技术》就此发表“编辑部关注”。今年初又有消息说韩春雨团队提供了新的数据，但杂志最终认定：“我们判定韩春雨及同事提供的最新数据不足以反驳大量与其初始发现相悖的证据。我们现在确信韩春雨的撤稿决定是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的最好做法。” /p p 　　“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正是科学界的“自净”机制。论文等科研记录是科学交流的基础，它们必须真实可靠。为了维护这一点，许多科研人员跟在“先行者”后进行没有名利的重复验证。正如《自然?生物技术》社论所说：“那些进行可重复性研究的人，其付出的努力往往得不到回报——这样的工作单调乏味，没有资金支持，还吃力不讨好。”但正是这种对真理的追求让科学不断前进。 /p p 　　媒体可以监督 /p p 　　“这显示了论文发表后的同行评议在全天候媒体时代的重要性”，《自然?生物技术》在社论中提到了这一事件中媒体的重要性。社论说，“这无疑是一篇中国去年被报道最多的论文”，开始时媒体大量报道原论文所宣称的重要成果，而质疑声出现后也很快引起媒体注意，“有关该初始报告有效性的正反两方面的声音开始交锋”。显然，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p p 　　饶毅也是网络科学媒体“知识分子”的主编，在韩春雨论文发表后，“知识分子”率先报道了论文中所宣称成果的重要性。在质疑声出现后，“知识分子”又刊登了多篇质疑的文章，保持了客观公正。 /p p 　　“新闻的常规是很快报道事情的重要进展，科学新闻的国际标准是请多个专家读论文后发表评论。但即使这样有时也不能判断其中的问题。好在对科学研究的判断还有时间的考验——同行的重复和验证。”饶毅说。 /p p 　　的确，新闻的时效性和科学验证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矛盾，这就要求媒体报道时理解科学验证的特点。《自然?生物技术》社论认为：“这篇NgAgo论文也显示了社交媒体的利与弊。显然，这些平台对于迅速提醒广大科学界留意该论文可能存在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也抬高了人们的预期，以为有关这篇论文的问题是直截了当，可以快速解决的。然而，关于NgAgo的各种问题是无法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能澄清的，这是有原因的。即使是简单的实验也需要花费数周来准备、实施、分析和解决出现的问题。” /p p 　　定性不应仓促 /p p 　　韩春雨团队在《自然?生物技术》刊登的撤稿声明是英文，《自然》方面提供的译文是：“由于科研界一直无法根据我们论文提供的实验方案重复出论文图4所示的关键结果，我们决定撤回这项研究。”不过韩春雨团队也表示：“我们会继续调查该研究缺乏可重复性的原因，以提供一个优化的实验方案。” /p p 　　韩春雨工作的河北科技大学也声明说，韩春雨团队一直在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工作。鉴于该论文已撤稿，学校决定启动对韩春雨该项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及相关程序。 /p p 　　可见，虽然论文的关键成果不能被重复导致撤稿，但各当事方还是在以学术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仓促定性。 /p p 　　美国乔治城大学神经科学系教授吴建永说，许多科研人员都有过学术失误，“我个人有过多次体会，自己认为百分之百对的事，实际是错的。我没有因为学术错误被捧上天，或被批得身败名裂，都是一种幸运。” /p p 　　当然，如果最终调查证实这不是学术失误而是学术不端，也必然会受到相应处理。就在7月27日，中国科技部、教育部、卫生计生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协等机构联合公布《肿瘤生物学》107篇论文撤稿事件处理结果，其中有的研究人员被认定无过错，一些研究人员被认定不同程度存在过错并追究责任。 /p p 　　这正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学术问题的最好体现。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title=" U12776P1T940D4676F24202DT20151010162159.jp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603/noimg/4935cd3e-8fc4-4ce3-9ff6-2a65287d6b29.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一百年前就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资料图 br/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 　 /p p 　　一百多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能说没有改善。但是，她们在科学界的状况可以乐观吗? /p p 　　因为居里夫人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使世人趋向于高估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低估了女性在科学界面临的困境。事实上，虽然居里夫人一百年前就获得诺贝尔奖，但全世界迄今女性只有12人获13次诺贝尔科学奖。居里夫人一人获得两次(1903年的物理奖、1911年的化学奖)，她女儿获1935年的化学奖。而全世界其他女性仅获一次物理奖(德裔美国物理学家迈耶Maria Goeppert Mayer，1963)、一次化学奖(英国化学家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1964)。其后迄今近半个世纪，女性获10次科学奖皆在生理医学。 /p p 　　1963年至今，女性没有问津诺贝尔物理奖，1964年至今女性未再获化学奖。自然提醒人们：这些现象是否反映在物理和化学界女性的境遇有待较大改善? /p p 　　女性在20世纪大量接触科学、进入科学界。女性在科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除13位诺贝尔奖得主外，数学的Emmy Noether、 物理的Lisa Meisner和吴健雄、生物的Rosalind Franklin都有杰出的贡献。但是，虽然很多专业大学本科生男女数量相似，研究生常常也接近，但是越到后来女性越少。国外到助理教授时，女性比例出现低于男性的现象，国内外科学界正教授女性常常明显少于男性。而女性仅占诺贝尔获奖总数的2%。1999年的统计数据 ，美国国家科学院女性占6.2%，日本学士院0.8%，英国皇家学会3.6%，瑞典皇家科学院5.5%，土耳其科学院14.6%，荷兰艺术与科学院0.4%。2007年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女院士不到5.5%。与此同时，科学界的组织领导职位仍以男性占绝大多数。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德国马普学会，都很少女性研究所所长。 /p p 　　在浩瀚的科学史上，本文撷取几个与诺贝尔奖有关联的女科学家，从科学上成功的女科学家之历程，看她们的异同、做科学的动力，也涉及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希望本文能起激励华裔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突破女性在科学界发展的社会藩篱。 /p p strong 　　单身女性，情有独钟 /strong /p p 　　1902年6月16日出生的巴巴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是遗传学家。1983年她81岁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肯定她30多年前发现的基因跳跃现象(转座子)。 /p p 　　麦克林托克是由好奇心驱动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典型。 /p p 　　终生致力于研究艺术创造原动力的精神分析学家菲利斯?格里纳克认为，巨大的才能或天才之花的必要条件是：在幼儿中发展 “对世界的强烈爱好。”幼年时代的麦克林托克有类似特质。她常对独特的事物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她对科学的热爱达到入迷的程度。她自述，在孩提时代，没有感到需要和任何人有感情上亲密的必要。自然世界成了她智力和感情活力的主要中心。通过阅读自然教课书，她获得了其他人从个人的亲密交往中所得到的某种了解和满足。青春期过后，她越来越明显有冲动要干“那种姑娘们不该干的事情”。对体育的爱好让路给对知识的爱好。“我喜爱知识，”她回忆道。“我爱知道各种事物。”在高中，她发现了科学。解答科学难题开始使她滋长着一种快乐。“我解答问题的方法常出乎教师的意料之外& amp #823& amp #823我请求教师，‘请允许我& amp #823& amp #823看我能不能找到标准答案，’而我找到了。那真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啊，寻找答案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虽然她的母亲不支持她上大学，怕她嫁不出去，她坚持己见，其后也得到复员回家的父亲的支持。而她一生从来没有要结婚的感觉。 /p p 　　麦克林托克在大学期间的一些经历进一步激励、诱发了她的好奇心。1919年，麦克林托克入读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21年秋，她上大学三年级的期中，选修了一门唯一向本科生开放的、她认为特别兴奋的研究生课程《遗传学》。当时很少同学感兴趣遗传学，他们大多热衷于农业学，并以此顺利就业。但麦克林托克却对遗传课很有兴趣，引起了主讲教师赫丘逊(CB Hutchuson)的注意。课程结束后，赫丘逊打电话给她说，我们还有专为研究生开设的其它遗传学课程，你要不要来选修。她知道作为一个学生，不仅自己感兴趣，老师也开始欣赏她了。老师的邀请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兴趣。麦克林托克欣然接受了邀请，从此就非正式地获得了研究生的身份，并踏上遗传研究的道路。在大学三年级末，就完全走上了成为一个职业科学家的道路。 后来，她在康奈尔大学植物学系注册正式为研究生，主修细胞学，副修遗传学和动物学。细胞学的染色体和遗传学的交叉研究就成为她研究的方向。 /p p 　　获得博士学位后，麦克林托克在康内尔大学农学院的试验地里种下第一畦玉米，开始进行基因研究。她没和人结婚，但是和玉米是终身相守。她用玉米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她42岁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此后她经过对玉米进行交配实验和实地观察，发现了“转座基因”。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线性排列，基因与基因之间的距离非常稳定。常规的交换和重组只发生在等位基因之间，并不扰乱这种距离。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发生频率非常稀少的染色体倒位和相互易位等畸变才会改变基因的位置。可是，麦克林托克发现单个的基因会跳起舞来：从染色体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甚至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麦克林托克称这种能跳动的基因为“转座因子”(目前通称“转座子”，transposon)。20世纪50年代她把这个发现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认为转座是基因表达的主要调控机理之一。当时的科学界没有接受她的理论，对转座现象的重要性也没有很快意识到。有人嘲笑“她一定是发疯了”。在遭受冷遇的30多年时间里，她虽然为人们不接受她的理论而不高兴，并在1951年后她拒绝在工作单位冷泉港实验室作学术报告，但是她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 当动物中也发现转座现象后，科学界认可了她对DNA跳跃现象的发现，虽然她的基因表达调控理论不重要、也没有普遍意义。 /p p 　　麦克林托克“对生物的钟情”是她创造力的主要源泉。驱动她一生在生物学世界孜孜以求的主要力量，是她对自然科学、生命世界的巨大好奇心。她曾说过，“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力去发现一个异乎寻常的籽粒并使它可以被理解”，“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格，那必定有个原因，你就得查明这是怎么回事”。 /p p 　 strong 　“做科学与做母亲可二者兼得” /strong /p p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12位女科学家中，有几位终身未婚(麦克林托克、萝莎琳?雅洛、乐薇?芒塔琪妮)，还有长期单身的。有的是性格所致，有的是因为女科学家受家庭和社会压力，难以兼顾家庭和事业。用一位女生物学家的话说“(对女科学家来说)婚姻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事情。你若要献身于科学，那么你就要伪装起来，不能正常地装束打扮& amp #823& amp #823你不能结婚 你不能有孩子。” /p p 　　但这并不是做杰出女科学家的必要牺牲。居里夫人对家庭非常照顾。她结婚后一直给家里记账，为了长女的教育，她和朋友给一群小孩开了两年的课。她也讲究休闲。 /p p 　　科学与家庭不是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关系。J?R?科尔和 H?朱克曼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发现，“对大多数妇女而言，科学与做母亲可二者兼得。” 居里夫人、迈耶、霍奇金的故事表明，科学研究与婚姻家庭呈互补关系，而且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承，形成科学家家族。有趣的是，获物理学和化学奖的4个女性科学家，都有科学家族。 /p p 　　马丽亚?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是物理学家兼化学家。居里夫人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是通常是少年儿童版。她最早的流行传记是次女写的，一些艰难的、当时认为不利于科学家形象的材料给省略了，而有些特殊情况，当时没有看清，事后才清楚。居里夫人在巴黎的索邦念研究生第一年(1897到1898)非常有运气。这年她的研究奠定了自己两度诺贝尔奖，而且还生了一个三十年后会获诺贝尔奖的长女。有这样运气的人，世上不多见。她的课题是步发现X射线的伦琴和发现放射性现象的贝克勒尔后尘。居里夫人开始并没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课题原创性不高。她到丈夫皮埃尔所在的巴黎市立工业物理和化学学院，拿到片子在全校找可以有放射性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钋和镭的原材料。她和皮埃尔两人的共同实验记录从1897年12月6号开始，到1898年2月17号就发现了钋的原材料。时间跨度一共只有两个月。1898年7月18号，居里夫妇的工作正式在法国科学院宣读，发现了钋，提出了放射性的概念。1903年，她获索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7月中旬，得知他们夫妇俩和贝克勒尔因为放射性而获当年诺贝尔物理奖。 /p p 　　居里夫人在研究生期间特别顺利，但她的一生却颇坎坷。她第一个恋人(Kazimierz Zorawski)的家长嫌她家穷不许他们结婚(她等待不成后去巴黎，他以后成为波兰著名数学家，一生后悔自己听了家长的话)。1903年诺贝尔颁奖时只请了皮埃尔演讲，没请居里夫人。1905年，皮埃尔出车祸去世对居里夫人是很大的打击，她曾有一年每天给去世的丈夫发寄不出去的信。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现元素镭和钋而获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同年她和物理学家朗之万的恋情被曝光，化学奖委员会主席建议她写信表示“自愿”不领奖。她虽然坚持领奖，但其后因抑郁症，领奖后没有回法国而是到英国朋友家休养了约一年。1934年67岁的居里夫人去世逝于长期无防护地接触放射性物质导致的白血病。1935年她的长女爱琳和女婿获奖，爱琳先和外祖母一样患结核、59岁和母亲一样逝于白血病。居里夫人的次女伊婺是钢琴家、记者。1937年伊婺出版《居里夫人》一书，她丈夫曾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和她父母、姐姐、姐夫不同，她到2007年以102高龄去世。居里的科学家族通过长女的后代延续至今：外孙女Hé lè ne Langevin-Joliot是物理学家(而且和朗之万的孙子结婚)、外孙Pierre Joliot是生化学家。 /p p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玛丽亚?苟帕?迈耶(Maria Goeppert Mayer)是德裔美国物理学家，她父亲是德国哥廷根的教授，她是家族第七代教授，她父亲从来不愿她做家庭妇女。哥廷根大学在20世纪初数学和物理都非常好，座右铭是哥廷根外无生活。玛丽亚?苟帕聪明、漂亮，从小在教授堆里长大，邻居里有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她的大学和研究生都在哥廷根，起初喜欢数学后来转成理论物理。她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有三个诺贝尔奖得主。1930年获博士，并和美国人迈耶结婚后到美国定居。丈夫在大学做教授、系主任，而她三十年没有正规教职，只能兼职。但她喜欢科学，长期坚持研究，她说，“我工作多年，没有丝毫报酬，只是为了研究物理学时有着无穷的乐趣” 。她和多位教授合作，最初包括丈夫迈耶。四十年代她与德国物理学家汉斯?詹森等分别提出“核壳层结构”的解释，她写好文章以后，听说詹森等也有文章，要求编辑等詹森的文章到一道发表。其后，她和詹森联系，继续合作，1955年共同出版“核壳层结构基本理论”一书。1963年他们共同获奖。 /p p 　　英国科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朶萝西?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手足受严重影响。她凭着毅力，克服了病痛的折磨。1964年，她因解开青霉素和维生素B12的结构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她对中国很好，她自己是第一个解胰岛素结晶的专家，但是当她看到中国的研究结果后，向世界上热情介绍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说中国的胰岛素结晶是最漂亮的结晶，分辨率比她的还要高。霍奇金也和科学家族有关：丈夫家多年有很多科学家。祖先Thomas Hodgkin(1798-1866)于1832年发现何杰金氏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在她本人得化学奖奖的1964年前后几年内，家族还有两个获奖者：1963年获生理奖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Alan Hodgkin是她丈夫的堂兄弟，1966年获医学奖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劳斯(Peyton Rous)是Alan Hodgkin的岳父。他们家族现在还有科学家：Alan Hodgkin的儿子Jonathan Hodgkin是剑桥大学研究线虫的发育生物学家。朶萝西?霍奇金不仅热爱科学，而且关心公益，政治左派，丈夫和老师都曾为英国共产党党员，而她也到越南抗议美国，并曾十多年担任国际科学家反战组织Pugwash的主席。 /p p 　　家庭对于这些女科学家不是累赘，而可以并存，或相得益彰。 /p p 　 strong 　合作的伙伴和友好的环境 /strong /p p 　　女科学家和夫妻关系以外的科学家合作不如男科学家常见。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男子相对长期习惯形成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科学家年富力强的时期，男女之间易于碰撞出感情的火花，科研合作关系和情爱关系之间的尺度有时难以把握，对科学合作关系的影响有时是正性、有时是负性。 /p p 　　犹太裔英国科学家萝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孤军奋战，而与她竞争的沃森和克里克却紧密合作。 /p p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这篇简短的文章从开头、结尾和致谢总共不到一页。但这篇划时代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对富兰克林的研究成果只是模糊地知道一点。这句话是一个谎言，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成果不是模糊的知道，而是知道的很清楚。 /p p 　　富兰克林1921年生于伦敦，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此时，人们已经知道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1951年，富兰克林受伦敦大学国王学院John Randall之聘任，与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共同进行DNA的X-光分析。富兰克林以前研究煤和其它无机物的机构，回英国后做DNA是分派的工作，并不完全清楚DNA的重要性。 /p p 　　富兰克林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成功地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她也知道碱基在里面，磷酸在外面。1954年因为发现蛋白质& amp #945 螺旋结构而获诺贝尔奖的Linus Pauling，曾在1953年提出一个DNA核酸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Pauling错误地认为DNA是三螺旋结构，而且碱基是在外面。沃森和克里克也曾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们和富兰克林讨论时，富兰克林纠正了碱基在外的错误。如果她不指出碱基在内，沃森和克里克就缺乏提出碱基配对的一个非常重要基础。富兰克林后来在伦敦伯贝克学院的合作伙伴克卢格(198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看了她的笔记和论文打字稿，证明她独立提出DNA双螺旋结构。但是她没有提出碱基配对。 /p p 　　1962年，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与世长辞。“如果她还活着或者诺贝尔奖早些授予双螺旋的话，获奖名单将不是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而是克里克、富兰克林和沃森”。 这是很多人的共识。美国作家Anne Sayre 于1975年出版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DNA》一书中，全面记述了富兰克林的科学成就。 /p p 　　富兰克林是被人叫去做DNA结构，她没有意识到DNA的重要性，她对解DNA结构的兴趣是有的，是因为工作要好好做。而沃森知道DNA的重要性，当时老想着做了可以拿诺贝尔奖。富兰克林工作环境对她很不友好，她也没有平等的合作者，而沃森和克里克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p p 　　诺奖对科学发现的眷顾，时间常常难预计。有人在做出成果的次年就被授予诺奖，而有人等了30甚至40年才被授予诺奖——如果科学家活得足够长，直到诺贝尔奖评委醒过来。麦克林托克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富兰克林是一个反例。“长寿是坚守的一种形式，对于诺贝尔奖来说，它就象别的因素一样必需” 。另外一方面，诺贝尔奖只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 不是莎琳德?富兰克林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p p strong 　　作为科学家的女性 /strong /p p 　　19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是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挑战了传统分工。原有的分工让男性控制所有的公共领域——工作、运动、战争、政府，有时使女性成为家庭中没有报酬的工人。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挑战男女不平等关系，挑战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 。20世纪后半叶， 女权主义思潮从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向文化界、学术界弥漫，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女权主义也从寻找“女性在科学中相对缺席现象”的原因为起点， 对科学活动中的性别偏见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p p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科学界的女性数量递增，有人崭露头角。但女科学家在迈向科学之巅的征途上，仍面临艰难险阻。在20世纪上半叶，首要的险阻是女性应固守在家庭支持男人事业的观念。幸运的是，居里、迈耶、霍奇金和富兰克林都有较为开明的父母。家庭环境为她们在科学界的脱颖而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p p 　　在科学女性们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选择了婚姻，有人选择了终身以科学为伴。迈入婚姻殿堂的科学女性，有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家庭方面 也有人同丈夫进行科学合作。迄今为止，夫妻携手共同摘取诺贝尔奖的例子至少有三个：居里和居里夫人、约里奥-居里夫妇、科里夫妇(Gerty and Carl Cori)。 /p p 　　制约女性科学家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工作场所、环境及制度。在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教育和科研机构对女性的入学、工作都有性别限制，对女性予以平等对待甚至优厚待遇的机构就更少。“自由、平等和不拘礼节的交流，都是一个好场所的财富” ，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六位女性中，四位科学家与纽约的汉特学院或者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有关。埃里昂和雅洛是汉特大学的毕业生，捷克裔的科里夫人和意大利人蒙塔尔西尼的获奖研究都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做出。居里夫人一家创了诺贝尔奖记录，科里夫人与她丈夫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室，一共培养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可能创了实验室记录。著名女科学家如此不随机的分布，也许说明有一些场所的差别。 /p p 　　哈佛前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曾把女性在科学领域成功的几率比男子低的原因归咎于男女先天的性别差异，“尽管人们更愿意相信男女表现上的不同取决于社会因素，但是，我觉得这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尽管他陈述的是自己的个人观点，但他以哈佛校长的身份参与到一场历时已久的话题、以经济学家的方式抛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是他最后逼迫辞职的原因之一。男女先天性别差异是否导致在他们才能不同，是不容易明确解答的科学问题。它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原因和结果。对女性不平等对待、缺少机遇、缺少支持体系，使女性难以获得男性的平等机会。，在社会因素不能排除以前，谈自然因素，引起人们怀疑是否故意延续歧视女性的传统。 /p p 　　另外，也可以听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耶洛在斯德哥尔摩宴会的演讲，她说，“我们不可能期待在短期的未来，所有追求的女性都将获得平等的机会。但是如果女性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否则其他人不会相信我们。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渴望与我们获得成功的能力、勇气与决心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懂得，使那些后来的女性的道路宽松一些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我们去解决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这个世界就不会承受人类一半智力的损失。” /p p 　　我们希望本文说明著名女科学家和男科学家一样，不是刻板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她们有着各异的背景和生活，有科学才能、有一定机遇、遇到和克服了不同的问题，在科学上作出了影响人类的工作。 /p p 　　我们祝愿更多热爱科学的女性，突破现实中不尽人意的限制和不便，以敏锐的触角探索世界万象，使科学之花结出更多的芳香之果。 /p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 　文/贾宝余 饶毅 br/ /p p /p /p

最新一期出版的《科学》杂志发表了Neal Lane博士撰写的社论——《帮帮总统》(Helping the President)，Neal Lane曾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期担任总统科技顾问。社论从总统科技顾问的视角，阐述了科学界如何在政府的科技事务中发挥作用。以下是社论主要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前对于科学说过鼓舞人心的话，而新政府中的优秀科学家团队和科学在经济刺激资金中获取的大额资助则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信心，这一切让人精神焕发。可以理解，现在一定有人觉得高枕无忧了，不用担心华府的动作，欣慰地认为美国的科学和科学政策正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如果真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作为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科学顾问，下面我将提供一些简短的看法。但我并不是要告诉新任科学顾问John Holdren如何去做他的工作，而是，我想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它们对于认识科学顾问工作的环境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同时建议科学界如何帮助国家形成强大的科学议程。 　　第一，总统事务极为繁忙，包括当前的经济危机、安全威胁、外交政策、卫生保健、教育、能源、气候变化以及环境问题。科学很重要但往往并不紧急。第二，总统的所有高级顾问都会得到总统的注意，所以向总统提建议意味着要接近这些高级助手——包括三军参谋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OMB)、国家经济顾问、国内政策顾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其他大权人物——并在他们中间就科学与技术问题建立一致。第三，科学顾问不能被看作科学界的代表。科学顾问必须聚焦于向总统提供科学与技术问题的机密建议和有依据的政策选择。 　　科学顾问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就是激发各联邦机构进行协作。跨机构的合作很困难，大部分原因在于国会，其中许多拨款委员会对于各机构的支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科学顾问可以利用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它由总统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副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等。国会认可NSTC的重要性。 　　奥巴马的科学议程要想取得成功，他和Holdren将需要科学界的好主意、积极参与，需要拓宽与公众特别是国会的联系。国会需要聆听来自多种研究团体的各种学科和部门的声音。而在一些基本问题政策方面，学界必须发出同一种声音，这些基础问题包括：教育、边缘化与劳动力、研究资助与责任、职业早期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政府管制以及科学诚信。 　　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的科学、数学、工程学和生物医学研究学会应该通力合作，并给予优先的考虑。美国科学促进会包括了所有这些学科，所以它可以使这一切开始运作起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当的领导力，但政客们将会无话可说，积极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很难聚焦于长期投资，各国的科学界现在应该站出来，将这些问题保持在议程的前列和重要位置。(科学网 梅进/编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心理学界尚没有一个生化实验室，而我们心理所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我国心理学界的第一个生化实验室，应该说是颇有远见的。这与当时所领导的高瞻远瞩和积极支持分不开的。 　　1972年心理所恢复，1973年春我调回了心理所。这时在端王府的心理所原址已荡然无存，心理所只能挤在中关村福利楼楼上，以及设计院内的一排平房内栖身。除了有几张办公桌外，科研设备和仪器是一无所有。应该如何着手建立实验室以及开展科研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能够允许进行的科研课题极为有限，而针刺麻醉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当时的室主任是李心天，在他的带领下大家认为可以从针刺麻醉的研究着手，以任务带学科，把将来开展医学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研究必然要用的实验室先建起来。尽管心理所过去从未有过生化和电生理实验室(文化大革命前心理所仅有脑电实验室)，但我们认为要研究心理活动的脑机制是离不开通过脑内的化学和电活动的变化来观察的。因此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先建立生化和电生理实验室。由我担任这个针麻研究组的组长，因而，建立实验室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目标既定，接下来的便是有关理论知识的武装以及具体的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方法的掌握了。20世纪60年代，当我们正在关门轰轰烈烈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外有关中枢神经介质(后译为递质)的研究却已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73年北京医学院的韩济生教授在北京市组织了一系列有关中枢神经介质的讲座，我便成了忠实的听众。然后李心天又为我联系了去医科院基础所生化实验室学习儿茶酚胺的测定方法。此后又花了不少时间搞实验室的基础建设，在建实验室时，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当时设计院的平房内没有地线，而电生理实验室对地线的要求较高，必须在地下埋铜板，于是在魏景汉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在平房外挖地刨坑埋铜板。哪些同志参与了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李心天也和我们一起挖了，让我感动不已，印象深刻。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610/noimg/2ced879c-d565-47eb-bbdb-d3f7b550358f.jpg" title=" 20161031105383530.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图片来源：Peter Crowther /p p 　　为了描摹收入不平等在科学界的剪影，不用舍近求远，看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实验室就知道了。2015年有29名医学研究者的收入超过了100万美元，而且至少有10位非临床的研究者没人拿回家了40万美元。与此同时，在很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数千名博士后研究员的收入不足5万美金。年轻的教授即便工作非常努力，但很多人收入仍然不及顶尖科学家的1/4。 /p p 　　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情况并不特殊。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在很多国家的大学里，精英科学家和那些在一线“战壕”中奋战的研究者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扩大。而这种收入的不平等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趋势：中产阶级工资收入停滞不前，而富人收入不断上升，在顶层和底层收入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1%的超级富豪在许多国家仍然是一个热门的政治问题。 /p p 　　科学领域劳动力研究者指出，目前科学家的工资数据存在不足，这就使得人们很难了解科学界收入差距的影响范围以及产生原因。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提到，工资差距的深渊往往会让有天赋的年轻人远离学术科学界，这点毋庸置疑。 /p p 　　2016年，《自然》杂志的一项薪酬调查数据支持了这一担忧。数据显示，3600名调查对象中有一多半都表示，他们为了进入科学界放弃了之前很好的薪酬，而且将近20%的人并不推荐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 /p p 　　目前，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的迹象。“随着竞争的增加和奖励的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Freeman说。 /p p 　 strong 　不平等 /strong /p p 　　当劳动力经济学家测量工资间的差距时，他们使用的指标之一就是基尼系数。该系数为0意味着每个人的工资水平相同，系数值为1就意味着出现了最大的不平等，也就是说除了一个人挣了钱其他人都没挣钱。 /p p 　　2012年在一本名为《经济学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书中，乔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数据，计算了该国博士学位授予机构中科学与工程学院成员的基尼系数。 /p p 　　结果发现，在1973年和2006年间在很多领域和师资队伍中基尼系数都超了2倍，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为严重。相比之下，全职的男性员工的基尼系数增加了35%，而家庭仅为18%。2006年，科学教授的基尼系数在0.14至0.25之间，这主要取决于学科和分类，而对于家庭而言，基尼系数为0.47。 /p p 　　为了找出近些年来科学界的薪酬差距如何变化，《自然》杂志同Freeman及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Zhuge Liqun共同合作，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数据计算了研究人员的基尼系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08年时收入不平等情况发生了轻微改善，但从那时候开始，收入差距似乎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相比工业和政府领域，学术领域发生了广泛的扩散。 /p p 　　Stephan提到，推动美国生物医药研究领域增长的一个因素就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早期，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翻倍增长。随着全国新型研究领域的建立，各个机构都需要引进一批能给自己带来资助的科学家，这就造成了一小部分顶级科学家之间的竞争，同时也抬高了这些科学家的工资水平。 /p p 　　堪萨斯大学劳动经济学家Donna Ginther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是有风险而且非常昂贵的。大学减少风险的一种方法就是选择一些在某个领域已被证明是领军人物的科学家。” /p p 　　英国也是如此。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者Ben Martin提到，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顶级收入的科学家的工资水平已经同其他研究者远远拉开了差距。他推测，从那时开始，这个最高的工资水平就是工会和雇主设定的全国统一最低值的大约两倍。2013年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如今该因子已经膨胀超过了7。 /p p strong 　　提高薪酬 /strong /p p 　　不过，Martin指出，全球科学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有助于英国学校工作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这也成为了大学能进行运作的一个较大的全球市场。” /p p 　　英国大学研究质量的定期评估项目“研究卓越框架”(REF)，也可以帮助提高研究者的薪水。这项由英国基金资助机构每隔5年进行的评估，可以帮助决定大学从政府中获取的用于研究的经费水平。 /p p 　　REF会将大学职员的论文发表情况纳入其中。Martin表示，因此大学会在评估截止前，优先雇用一些文章发行量高的研究者，以提高其REF分数。诺丁汉大学的Gianni De Fraja及其同事也发现，2013年正教授平均收入高的学院，其2014年的REF分数就会高。 /p p 　　另一方面，德国卡塞尔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专家Ulrich Teichler表示，相比美国和英国，在德国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工资水平似乎更加规范。而且，与之前相比，现在更多教授都会凭借自己的优秀工作成果，与校方商谈，要求提高薪酬。 /p p 　　实际上，在美国，对于很多公立大学而言，工资的差距都很容易在数据库中检索到，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但顶级教授在私立大学的收入往往也相当可观，而这些大学不会将薪酬数据对外公开。 /p p strong 　　底层人群 /strong /p p 　　有高就有低。非营利机构“研究的未来”的执行董事Gary McDowell指出，在薪酬表的另一端，增加薪水的压力几乎没有。随着资助越来越难获得，实验室往往会采用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保证研究最大化产出。 /p p 　　而这种劳动力环境往往会以博士后研究者在其学术生涯中牺牲收入为代价获取利益，McDowell表示，甚至对于那些有幸获得终身青年教师职位的研究者来说，起始的薪水或许并不是协商决定。相反他们试图在新实验室中获得更大的启动资金的支持。 /p p 　　McDowell说，研究者的文化也让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因为科学家更倾向于视科研发现的价值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进入该领域进行研究就不是为了钱，我们需要一份能让自己释放科学研究激情的工作。”他说。 /p p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Julia Lane提到，收入不平等有利有弊。顶层高薪能吸引生产率高的工人，而底层低薪则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这不是个好职业。上述《自然》杂志调查的参与者，超过60%的参与者表示，其职业领域的前景不如之前。 /p p 　　不过，De Fraja表示，收入不平等似乎对科学家的总体研究表现影响较小。在研究中，他发现，英国高校教职员工薪酬间的差距与其REF绩效并不相关。奉行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的院系似乎一样。 /p p 　　但Ginther提到，过大的收入不平等，却会断送很多研究者的学术生涯。在较高的竞争领域内，如果较大的薪酬回报总是集中于一小部分科学家手中，那么其他不断有科学产出的研究者或许最终会对收入和职业前景失望，而这无疑会让他们去寻求一份更高薪的职业。“这可能会让许多潜在科研成果终成泡影。”Ginther说。 /p p 　　Lane则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并不充分了解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是在哪里及如何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事务主管Keith Micoli认为，由于没有此类信息，年轻的科学家通常会发现，自己经常会根据薪酬水平的错误假设作出重要的职业决定，而且通常当一些博士后发现长期寻找的工作，起薪并没有自己希望的那么高时，他们会非常惊讶。 /p p 　　于是，Micoli建议博士后应当潜心做自己的想做的研究：寻找对自己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并且询问他们的薪水情况。 /p p 　　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Rebeccah Lijek在去年求职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认为她能通过自己的朋友圈获益，获取关于工作和薪资的更多信息，如果没有提前联系和沟通，或许会让自己的求职路处于劣势。“谁掌握信息，谁就能受益匪浅。”Lijek说。 /p p br/ /p

一些科学家的造假只是为了名和利，其结果会导致大量学术经费的浪费，并使得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误入歧途；另一些科学家的造假或失误所带来的伤害却要大得多，大到或许只有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才能相提并论。 “高效率”的化学家 2016年4月12日，美国麻省弗拉明翰监狱，一位身材小巧、戴着厚厚眼镜的女子被释放出狱。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多美国媒体的关注，科学界也议论纷纷。 这位女子的名字叫安妮杜汗，2013年入狱。她在入狱前是麻省州立犯罪实验室的化学家，在该实验室工作了10年。杜汗看起来工作极其出色，不但速度快，而且效率极高，一个人能干三四个人的工作。但是在2011年她的同事无意中发现她伪造同事的签名，于是上报。 之后的调查爆出惊天丑闻。经她手的案子大约多达4万例，而据可信的调查，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检测根本就没有做过，要么是她随意捏造，要么就是篡改数据。为了维持高效准确的名声，她常常在检测出现第二次跟第一次结果不符的情况下，添加化学物（比如大麻成分），以便两次检测结果相符，而更多的时候干脆不经检测随意编造检测数据。经她的数据被定罪或者被无罪释放的人不计其数，据估计成千上万。 2012年底，她被以26项罪名起诉，最终于2013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今年4月因表现良好被提前假释。她检测的案子现在由州政府一件件重新检测审查。三年过去了，才审查了不到十分之一，耗资几百万美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重新检测和审查，也许永无可能了。 一个不起眼的实验室化学工作者为了个人虚荣而造成的损害就已经如此惊人，而探索未知开发新知的科学家的造假造成的损失有时更是难以估量。 医学界的造假这些年时有耳闻。比如十年前被肿瘤学界盛赞为“伟大的突破，将拯救无数人性命”的美国杜克大学的明星科学家安尼儿珀替（Anil Potti）连续在《柳叶刀》《美国医学学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著名医学杂志上面发表数篇文章，风光一时。但很快就被查出来他的研究全是伪造，很多实验根本就没有做，学界一时哗然。前两年日本的干细胞科学家小保方晴子的造假丑闻导致她的导师笹井芳树黯然自杀更是轰动全球。 医疗指南草菅人命 现代医学的发展早就远离了某个医生使用祖传秘方或者独门秘籍治病的时代。临床上医生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比如术后用药、手术方式的选择，都是严格遵循各大医学专业机构定期发布的权威指南进行的。如果偏离临床实践指南而任意而为，是要负医疗差错甚至刑事责任的。 这些权威机构的医疗指南从哪里来的呢？通常的指南都是通过组织业内的权威专家定期聚会讨论和评估最新的临床研究的结果，权衡利弊，修订以前的不足，补充最新的进展，最后成为指导临床实践的权威指南。现代医学也即循证医学，是要循证据而行的。这个证据就是来自临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医学研究是持续进行，不断推陈出新的，这就是为什么临床指南通常过个几年就会出一版新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前有的指南进行少量的修订和补充，但也有时候会出现大的修改甚至颠覆。 既然这些指南指导着临床医生的每日医疗实践，事关患者的生死，它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显然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临床指南所依赖的临床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比如结果出现偏差，甚至在最恶劣的情形下研究人员无心或故意造假，可想而知导致的会是怎样的灾难。 2014年1月，世界最为著名的医学学术杂志之一《欧洲心脏杂志》发表了一篇质疑文章，轰动了医学界以及世界各大媒体。文章来自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国立心肺研究所的两位医生科尔（Graham D. Cole）和弗朗西斯（Darrel P. Francis），题目非常有冲击力：“研究的失误会致命：临床研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危险的专业吗？” 文章很短，只有三页纸，结论却惊天动地，现摘译如下： “2011年，欧洲新版心脏病指南推荐对于大多数进行非心脏手术的病人在术前给予β 受体阻滞剂（作者注：一种用于治疗和预防心脏病的药物）。然而，这个指南是基于一组现被发现有数据造假和学术不端的临床研究文章的结论而做出的。该研究的作者所属的大学所进行的调查发现该研究的领头人涉及一系列不正确或前后矛盾的声明，所涉数据有伪造以及不可信的成分。2012年该大学的后续调查确认了其中一个被此临床指南直接引用的文章数据不严谨，有严重的偏差。欧洲心脏学会的临床指南非常倚重于此系列相关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提示在前述情况下给予患者β 受体阻滞剂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然而，如果剔除这个小组的系列研究结果，剩下来的大样本大研究数据则得出相反的结论：非心脏手术的患者术前给予β 受体阻滞剂可能提高围手术期死亡率达27%。” 两位医生接着指出： “根据此版指南，整个欧洲每年进行非心脏手术后而死亡的病人数达76万之多。使用该指南小组推荐的计算方法则可推算出大约有16万不必要（因为错误指南而导致）的死亡。基于此计算，则可以估计在该指南的5年有效期间内会有80万欧洲人因错误的指南而丧命。讽刺的是，也许有很多医生因未能严格遵循指南而无意地救了很多个生命。” 科尔和弗朗西斯认为： “如果是临床医生出现失误，哪怕没有人死亡，英国的医学委员会也会进行调查。然而如果研究有误，它所带来的伤害会大得多得多，大到只有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才能相提并论。过去50年世界各国因政治领导人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8个最大的人口死亡平均数是50万。也就是说，据以上估计，临床研究的错误导致的不必要死亡甚至（比政治动荡）更为严重。” 这篇文章引发了惊天巨浪，很多知名媒体争相转载。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医学还是大屠杀？” 难以估计的损失 两天后，《欧洲心脏杂志》非常罕见地悄悄撤下了这篇文章，却没有公示撤下的理由，也没有贴出公告。当被问及原因时，杂志主编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该文章作为学术文章在本杂志发表，也是需要通过同行评议的。最初部门主编忽视了这个必要性而将该文章轻易发表。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现已经通知该文原作者，同时将该文送出进行同行评议。” 科尔和弗朗西斯博士在文中没有点名，但学术界都知道被他们形容为导致比大屠杀更严重的原系列文章的作者是谁——荷兰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堂珀德曼（Don Poldermans）。 珀德曼是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的心血管专家，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临床医生们对于围手术期的用药选择。 珀德曼是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的心血管专家，领导着一个围手术期心脏监护室，是世界知名的心血管疾病研究科学家，同时是欧洲心血管疾病协会临床指南委员会成员，以及欧洲心脏病协会任务组主席。他多年来致力于围手术期的心脏病预防和治疗的研究，发表了多达五百多篇论文。他的研究文章被广泛引用，很多研究团队的课题都是基于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所以欧洲心血管委员会才会采用他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来更新临床指南。 但2011年11月，伊拉斯谟医学中心发布公告，解雇了珀德曼。公告中列出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1.未能适当地保留和管理研究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导致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成为不可能；2.在临床研究中未能记录实际所用药物的数据；3.未能取得研究参与患者的知情同意书；4.最严重的指控是他的多项研究中出现伪造或者篡改的数据。 一篇被引用超过150次的关于围手术期心脏预防和治疗的文章认为，“研究过程的书面材料极端缺乏。涉及最终研究结论的多名研究人员的记忆出现很大的差别。比如一位成员说研究的最终结论的推导手段是基于研究大纲中预先定好的方法，但副作用评估委员会的成员却不能证实这一点；再比如关于提前终止初步研究的决策过程，调查委员会发现此决定不是由独立的安全委员会所做出的，而是由执行团队的三个成员自己决定的。” 最为严重的指控是，“珀德曼所领导的研究未能遵循现有科学标准。珀德曼在收集数据时非常草率混乱。在一个研究中，他使用了病人的数据，却未能事前获取知情同意书。他还被发现使用捏造的数据，其中两个提交到学会的研究报告含有不可靠的数据。” 珀德曼被解雇的消息一传出，全世界尤其欧洲的临床医生们除了错愕就是迷惑。珀德曼的研究文章达五百多篇，尤其是围手术期的治疗和预防，长期而深刻地影响了临床医生们对于围手术期的用药选择，几乎左右了欧洲心脏协会的临床指南的内容，甚至影响了欧洲各国对于临床医药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他的学术不端不但损害了无数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导致大量经费的浪费，更严重的是无数患者的健康可能因此受损。 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或者学术造假，不仅仅是损害了科学的诚信，浪费研究经费，更严重的是错误地引导了科学技术的正确进程，使得科学进展偏离正确的轨道，以及因此带来的难以估计的损失。事发至今，珀德曼被解雇，却仍然在从事临床工作，他的文章也还没有一篇被撤稿，欧洲心脏协会也还没有出台更新的临床指南。很多事情仍然是一个谜团，比如珀德曼是故意造假，还是只是因为对手下的研究人员监管不足而导致数据出现非故意的偏差，或者如他所说只是因为太忙不够严谨而致，至今难下结论。 撤稿数量急剧上升 实际上，科研工作者们在科研过程中操纵数据、隐瞒不利的结果，或者为了期待的结论而修改原始数据等等这样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常见和严重。 比如2009年发表在PLOS ON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20%的科研人员承认自己捏造过数据，多达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承认有过其他的学术不端行为，比如隐瞒或剔除对最终结论不利的数据，或者为了得出更好看的结论而回过头去修改实验设计的细节，使用不适宜的研究方法，甚至为了应付研究出资机构的评估或者同行的竞争压力而修改结果。 与此同时，近些年很多著名的学术杂志在发现论文的问题后撤稿数量也急剧上升。根据2011年发表在医学伦理杂志上的一项调查文章统计，2000年学术杂志的论文撤稿的数量还仅只是个位数，而到了2010年就达到了近两百篇之多，10年间仅医学杂志数据库pubmed上能查到的撤稿数就达到了742篇。其中73.5%是因为数据的错误或者未公示的原因，26.6%是因为伪造或修改数据。另外，撤稿数与杂志的知名度成正比，杂志的知名度越高，撤稿数就越多。 虽然有些科研论文的错误的确是无意失误造成的，也的确有一些学者是抱着良好善意的目的修改数据，但科学研究最重要一点应该是：追求真实，且只追求真实。只要是人，就可能出现错误或者失误，但科研的前提条件应该是这些错误不能是故意的，不能是刻意欺骗。因为科研的造假或者错误，不仅仅是事关学术声誉，有时也事关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

美国当地时间12月4日晚间，有着“科学界奥斯卡”称号的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在硅谷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公布。多位科技亿万富翁、名流和杰出科学家齐聚NASA的艾姆斯研究中心，共同庆祝科学界今年取得的多项重大成就。多名科学家因在生命科学、基础物理学及数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分享了2500万美元的奖金。　　今年是科学突破奖成立的第五年，该奖项由Facebook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联合Google公司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及俄罗斯风险投资家Yuri Milner等人共同设立，奖项设置有数学突破奖、物理学突破奖、生命科学突破奖、物理新视野奖、数学新视野奖等多个奖项，用来表彰在生命科学、基础物理学以及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马云夫妇于2013年加入科学突破奖基金会，每年捐赠300万美元。　　在生命科学领域，有5人获得各300万美元的奖金。具体是哈佛医学院的斯蒂芬埃利奇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应对DNA损伤以及这与癌症的发展和治疗之间的关系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哈里诺勒揭示了RNA在核糖体合成中的重要作用，将现代生物学与生命的起源关联起来 斯坦福大学的罗兰德努瑟在Wnt通路(促进细胞分裂且是关键的细胞间信号系统之一)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大隅良典再次因发现细胞自噬背后的机制而获奖 贝勒医学院的胡达佐格比成功揭示了包括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等在内的神经退化和神经疾病的遗传和生化机制，有助于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疾病的药物研发。　　“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已于今年5月份授予首次探测到引力波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科学家，LIGO的三位创办者：加州理工学院的罗纳德德雷弗、基普索恩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雷纳韦斯分享100万美元 剩下200万美元由1012名参与者平均分配。　　基础物理学另外300万美元的奖金由加州理工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约瑟夫波尔钦斯基、哈佛大学的安德鲁施特罗明格和卡姆朗瓦法分享，以表彰他们分别在黑洞、量子引力和弦理论领域所做的贡献。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辛康布尔甘在分析学、组合学、偏微分方程、高维几何以及数论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独享“数学突破奖”300万美元的奖金。　　据了解，包括科学突破奖在内，由往届获奖者组成的小组委员会今年共授予了15个奖项，其中包括6个奖金10万美元的New Horizons奖，一个奖金25万美元的Breakthrough Junior奖。这些奖项的总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扎克伯格在颁奖典礼上说：“我们用了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支持科学，2017年科学突破奖的获得者们是物理学、数学和生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突破将开启新的可能性，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日前揭晓，中国科学家今年依然缺席科学类奖项。早在2001年，杨振宁曾预言，20年内，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肯定能有人获奖。而今，如何看待这一预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何时能实现零的突破? 　　诺奖与国家整体科研实力密切相关 　　去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公众对于中国人冲击诺贝尔科学奖的信心有所提振。对于国人之于诺贝尔奖的这种急切的渴望，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教授认为，这种关注可以理解，但不必太过。 　　&ldquo 一个国家获诺奖者越多，表明这个国家对国际科学群体大家庭的贡献越大。但诺奖仅是国家实力的标志之一，有的国家偶尔出现一位诺奖获得者，并不意味该国科研实力有多强大，例如巴基斯坦。&rdquo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该关注国家整体科研实力，实力强大，诺奖获得者自然会不断涌现。 　　&ldquo 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欲速则不达。一项研究成果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得到验证和认可。&rdquo 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毅勤教授说，纵观历年诺贝尔奖成果，无不如此。他认为，诺贝尔奖不应被看得过重，&ldquo 它只是一个激励科学家进步的奖项&rdquo ，从历史上看，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也并未都获颁诺贝尔奖，这并不影响其本身的研究价值和深远影响力。 　　生命科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教授则认为，公众对于诺贝尔奖的急切关注是一件好事，&ldquo 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差距，有所警醒&rdquo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如不改变现状，&ldquo 到2049年，中国自然科学仍可能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rdquo 。 　　国内科学界的短板在哪? 　　诺贝尔奖虽然不代表科研整体实力，但毕竟是比较重要的指标。不少专家指出，要想培养出诺贝尔奖级的科研人才，国内科学界尚有不少需要克服的弊端。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刘平生认为，诺贝尔科学奖原则上注重开创性，一般是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突破，或是具体某一领域成果的应用效果突出。今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德科学家所发现的细胞囊泡转运调控机制正是如此。&ldquo 这个成果是典型的基础性研究成果，首次破解了细胞内物质运输的&lsquo 密码&rsquo ，对于整个生命医学研究有着&lsquo 面面俱到&rsquo 的重大影响力。&rdquo 　　他说：&ldquo 由此可见，开创性和基础性是诺贝尔奖所看重的主要因素。&rdquo 这正是当前中国科学界的短板。与欧美、日本等国相比，我国科学界开创性的研究还太少。他认为，这种现象与现行的科研人员考评体系有着很大关系，&ldquo 做那些以他人开创性研究为基础的科研，比较容易发表学术论文，更符合现在以发表科研文章为标准的考评规则。&rdquo 　　郭光灿则认为，这一现行量化的科研考评体制亟待改善。追逐名利之下，科研价值成为次要问题，很少能有足以引领世界的原创性成果出现。另外，我国长期以来更倾向于发展应用性更强的科技学科，投入大、周期长、见效相对较慢的基础学科被排在后面，近年来才逐渐得到更多的关注。 　　科技部部长万钢近日也明确表示：&ldquo 从国家整体上看，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还远远不够，政府支持的持续时间也不够长，我们还没有一个创新项目能持续到十年以上。&rdquo 这与往年诺贝尔奖得主动辄几十年的基础研究周期相比有差距。 　　在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同样重要。高毅勤认为，科学家需要思考的自由，允许一部分人能够相对自由地做长期的探索，这需要一个更加成熟的科研环境，而不是被单一化的评价标准和过多的评估束缚住手脚。如何从科研经费配比、考评标准设计等方面进行改变是必要的。 　　静下心来做科研最重要 　　10月11日，万钢表示，预测中国何时能在诺贝尔科学奖方面有所突破，确实是一个难题。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重要成果，比如中微子振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高温超导等方面已经有些苗头。但是，绝不能心浮气躁，拔苗助长。 　　郭光灿也认为，我国近10多年来，科学和技术迅速发展，已具备诞生诺贝尔奖的硬件条件，静下心来做科研最为重要，&ldquo 多数诺奖获得者并不知道他能获奖，甚至感到意外。他们从事某个课题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一种追求与探索的强烈驱动。&rdquo 　　而作为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的马丁· 卡普拉斯的学生，高毅勤透露，马丁曾告诉他，在多年前这项获奖研究开始的时候，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值得做，但他和同伴凭着兴趣坚持了下来。&ldquo 科学家最应该有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心和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心，这是本质的东西，也是应该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学习的东西。&rdquo 　　高毅勤表示，我国学生的能力和水平不用怀疑，&ldquo 我既带过中国学生也带过外国学生，我国的年轻人在科研方面的天赋绝对不比任何国家差，而且更勤奋&rdquo 。他相信，只要给这些年轻学生足够的机会和环境，经过长期的积累，一定会有问鼎诺奖的科研人才出现。

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大主干领域（即所谓的&ldquo STEM&rdquo 领域），女性从业人员的人数要显著低于男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原因众说纷纭，从科研业界的一线工作者，到外围旁观的普通民众，再到政府部门里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每个人对此问题似乎都有自己的理解，争辩不休，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结论。（译者注：&ldquo STEM&rdquo 一词，分别取自每门领域的首字母，即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而stem本身有&ldquo 主干，起源&rdquo 的意思；在美国，STEM这个缩写词被广泛使用，比如&ldquo 这个学生是STEM的&rdquo 、&ldquo 那个移民有STEM背景&rdquo 等等，跟中文语境里的&ldquo 理工科&rdquo 用法相似） 为了拨开迷雾，一群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组成了一支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整合了现有众多研究数据，并采用一系列创新性的分析方法，来追踪&ldquo STEM&rdquo 领域女性工作者数量偏低的原因。这支团队最新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尽管性别不平等体现在&ldquo 科研工作者&rdquo 这一职业生涯早期的各个方面&mdash &mdash 包括男女在择业偏好上的差别、在数学能力上的差异、所面临文化态度的区别、AP课程选择的不同等等，然而，女生一旦读完Phd，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换句话说，大家都拿了博士学位以后，男生的优势就不复存在，轮到女生&ldquo 巾帼不让须眉&rdquo 了。（译者注：AP课程，即Advanced Placement，在北美，这是给&ldquo 学有余力的&rdquo 高中生开设的大学课程，难度相当于大学水平，学生在AP课程中取得的学分，可以换取大学里相应课程的学分） 由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Stephen J. Ceci和Wendy M. Williams，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家Donna K. Ginther，以及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Shulamit Kahn等组成的研究团队收集和分析了自2000年以来、多个科研领域的、与从业者的性别相关的调研数据，揭示了当下在科学界工作的女性从业者的境遇。 &ldquo 在科研领域，女性从业人员数量比例普遍偏低，并不是用一两个理由就能简单解释得清的，&rdquo Ceci表示，&ldquo 事实上，这个现象背后，存在着诸多影响因素，它们交互作用，错综复杂，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rdquo 这份研究报告的完整版发表在最新一期《公众心理科学》期刊上（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并附有由美国凯特研究生院密涅瓦学院（Minerva Schools at Keck Graduate Institute）社会学系系主任Diane Halpern特别撰写的评论员文章。 研究结果显示，在地球科学、工程、经济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学科（即所谓的&ldquo GEEMP&rdquo 学科），从本科生阶段到研究生阶段、乃至教职员工当中，女性所占的比例都显著低于男性。举个例子，2011年，毕业于&ldquo GEEMP&rdquo 的本科生里面，只有25%是女生，在&ldquo GEEMP&rdquo 学科拿到终身教职（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当中，女性仅占25%到44%。（译者注：&ldquo GEEMP&rdquo 学科，取Geoscience, Engineering, Economics, Mathematics /Computer Science, Physical sciences首字母之意） 这种科学领域&ldquo 性别不平等&rdquo 现象，自人生初期始就已经深深扎根。早在念幼儿园的时候，家长和老师对小朋友就有着不同的期望&mdash &mdash 仿佛小男孩天生就应该数学能力强，小女孩数学考不好也是理所当然一样。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观念也潜移默化，到了大学里选择专业的时候，女生们会避开那些对数学能力要求高的学科，而更多青睐诸如生命科学、社会学之类与数学关联度较低的学科。这种学科内部的&ldquo 性别不平等&rdquo ，会一直持续到研究生阶段。 然而，当念完了博士以后，情况就会有所变化：那些拿到了理工学科博士学位的妹子，终于&ldquo 媳妇熬成婆&rdquo &mdash &mdash 女博士们，第一次与男性同僚一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研究结果显示，找工作时，女性候选人和男性候选人得到的面试机会相等（有时候甚至更多），被录用的概率也并无差异；职场上，女性从业人员和男性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相近，获得提拔的概率也没有分别；在向学术期刊投稿、或是申请科研基金时，女科学家和男科学家&ldquo 中标&rdquo 的可能性都一样；此外，女性科研工作者和男性科研工作者在事业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似，对所从事工作的满意程度也并无显著差别。 &ldquo 这种&lsquo 博士以上，男女平等&rsquo 的情况，尽管还不能说已经百分百实现，但至少可以说反映了当下科学界的一股总体趋势，&rdquo Ceci表示，&ldquo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那些过去曾经干扰女性参与科研的偏见和阻碍，到了今天，绝大多数已不复存在；事实上，今日理工类专业的&lsquo 性别不平等&rsquo 另有它因&mdash &mdash 想要解决这个&lsquo 不平等&rsquo 问题，也必须与时俱进，有的放矢。&rdquo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生命科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俗称&ldquo LPS&rdquo 学科）等性别比例较为平等的科研领域，女性从业者转行的意愿反而更强；相比之下，在其它对数学要求高的科研领域如&ldquo GEEMP&rdquo 学科，&ldquo 性别不平等&rdquo 贯穿始终，从本科学生到教职员工，都是男人多，妹子少，与&ldquo LPS&rdquo 学科形成了鲜明对照。（译者注：所谓&ldquo LPS&rdquo 学科，即取了Life Science, Psychology, Social Sciences的首字母，美国人很喜欢用缩写啊因为显得很专业又洋气！） Halpern表示，区分了&ldquo 性别平等&rdquo 在&ldquo LPS&rdquo 和&ldquo GEEMP&rdquo 学科的不同表现情况，是这份研究报告的一大特色。 &ldquo 这种区分对未来相关研究影响甚大，&rdquo Halpern说，&ldquo 比方说，以后我们就不能说出&lsquo STEM领域的妹子太少了&rsquo 之类的话，因为&lsquo STEM&rsquo 这个概念太笼统，必须得分开讨论，比如换成&lsquo GEEMP亚领域的妹子太少了，LPS亚领域的妹子刚刚好&rsquo 这种表述才更精确！&rdquo 因此，为了提高学术界的妹子比例，我们不仅要把战略目标从广义的&ldquo STEM&rdquo 转换到狭义的&ldquo GEEMP&rdquo 上来，而且还要相应地改进战术方法，进行适当干预，消除性别偏见。 这些干预手段灵活多样：包括应当尽早培养起女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从小学生开始抓起，鼓励她们参与诸如工程、计算机和物理等&ldquo GEEMP&rdquo 领域的小组活动，探索科学的奥秘； 在大学里，应当尽早开设诸如&ldquo 某某科学导论&rdquo 之类的入门性课程，吸引（好奇心重的？）女大学生们过来听课，如此一来，妹子们有了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以后，就会更有热情地转专业到&ldquo GEEMP&rdquo 领域来； 再往后，对于那些有天赋的女博士来说，她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是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如果能够为女博士们提供妥善保障的话，那么今后就会有更多的妹子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吐槽：做实验就没时间谈恋爱了，加班就没时间照顾小宝宝了，女博士伤不起啊） &ldquo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今天科学界&lsquo 性别不平等&rsquo 的真实情况，将注意力集中到当下（而非传统的）造成这种&lsquo 不平等&rsquo 的原因上面来，并最终一起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rdquo Ceci, Williams, Ginther和Kahn总结道。

香港大学表示，该校化学系主任支志明与化学系助理教授杨军率领的研究团队，已破解“闭壳层金属─金属之间相互作用”（又称嗜金属相互作用）这一困扰无机化学界多年的难题，该理论在过渡金属配合物的自组装过程中十分重要，并能广泛应用於有机半导体、生物传感和功能性光电材料中。研究成果现已在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港大指，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嗜金属作用的普遍共识是“相互吸引的”，其作用原理被认为是由轨道杂化或重金属原子的相对论效应所导致。支志明和杨军率领的研究团队，运用精密的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印证了金属─金属之间强烈的泡利排斥作用导致嗜金属具排斥性，而非传统认为的互相吸引。研究团队在PNAS期刊中首次提出，“嗜金属相互作用”其实是具有相互排斥性，而轨道杂化和相对论效应会增强金属─金属之间的泡利排斥作用，而分子间的色散力和静电相互作用将抵销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排斥力，从而导致金属与金属之间相互接近。港大表示，这项发现对於闭壳层金属配合物相关的研究具有长远的影响，并为製造可替代贵重金属的新型超分子材料（例如钯、银或镍的过渡金属配合物）提供理论支持，有助化学研究人员更了解分子间弱相互作用。港大博士万晴云是期刊论文第一作者，她与杨军、支志明皆为共同通讯作者。研究得到香港研资局、香港大学合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港大资讯科技服务的支持。

2023 年6月2-3日，中国地学界电子探针分析技术平台2023 年度交流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地学界电子探针分析技术平台主办，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承办，邀请了国内外电子探针分析专家为此次会议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内容包括电子探针技术方法的最新进展，及其在地球和行星科学前沿研究中的应用。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岛津”）积极参与，并作为首位报告厂商发表报告。交流会在资源所电子探针实验室负责人陈振宇老师的主持下拉开帷幕，随后资源所宋扬副所长致欢迎辞，宋副所长提到电子探针等微区分析技术在国家矿产资源调查及新一轮战略找矿行动中的重要性，并强调科研工作者需要加强实验技术方法开发，任重道远。会议现场岛津分析计测事业部市场部廖鑫博士发表了题为《岛津EPMA产品介绍及地学应用分享》的会议报告。报告中分享了电子探针的基本原理及功能、岛津EPMA产品的技术特点以及在超清元素、微量元素、高分辨率图像分析方面的应用案例。岛津市场部廖鑫博士发表报告《岛津EPMA产品介绍及地学应用分享》会议期间岛津设立的展台展示了在电子探针方面的特色技术及应用解决方案。并与现场学者及同学就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岛津展台全体合影本文内容非商业广告，仅供专业人士参考。

p 　　北京时间6月21日凌晨1点， a title=" " href=" http://www.instrument.com.cn/news/20160621/194012.shtml" target=" _self" 《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之星》(Science stars of China)的新闻特写文章 /a ，介绍了10位中国科学家及其科研成就，其中包括4位女性科学家。从古老的DNA到神经科学，这4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科学家正在为提升祖国在全球科学界的地位发挥巨大的作用。 /p p 　　 strong 颜宁 /strong /p p strong 　　成为结构生物学家是命中注定 /strong /p p 　　小时候，颜宁读过一本16世纪的中国经典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只可以变身成为其它动物的猴子。颜宁很想知道如果自己也能变身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能把自己缩小到分子或蛋白质的大小，那一定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她还记得自己曾这样想。现在，作为一名顶尖的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每天都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研究蛋白质在原子层面如何工作。她说：“我成为结构生物学家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p p 　　颜宁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并于2007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当时她30岁，是中国最年轻的女性正教授之一。 /p p 　　颜宁致力于解析镶嵌在细胞质膜上的蛋白质的结构。她的目标之一是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一种至关重要的向细胞提供能量的蛋白质。许多实验室都试图解析它的结构，但都未能成功，一部分原因是GLUT1很容易改变形状。颜宁使用了一系列技巧来限制它的变化，最终在2014年解析出了它的结构。 /p p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化学家罗纳德· 卡巴克表示：“5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结晶GLUT1，然后突然之间，她就得到了答案。” /p p 　　颜宁还在接连不断地做出发现，包括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结构。大多数夜晚，她都会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并翘掉晨会，好尽可能在实验室多呆一会儿。与此同时，颜宁也成为了一位呼吁为女性和青年科学家提供更好条件的知名倡议者。 /p p 　　她对使用最新的技术，比如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感到十分兴奋。冷冻电子显微镜使研究者们得以在蛋白质的自然状态下研究它们的细微结构，而不是以纯化的晶体形式。颜宁说，在中国工作的优势之一是从来不用担心资金，并认为结构生物学在中国有光明的前景，“进步的空间是无穷的”。 /p p 　 strong 　叶玉如 /strong /p p strong 　　热爱故土的脑神经权威 /strong /p p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叶玉如一直在牵线搭桥。叶玉如出生于香港，她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研究神经递质。然后，她跨界进入生物技术行业，探索支持神经元存活和发育的神经营养因子。1993年，她携知识和经验回到故土，并加入了刚刚成立两年的香港科技大学。 /p p 　　她说，搬到一个不以研究著称的地方“被认为是很大胆的举动”，但她想为香港做出贡献。自那时起，她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促进了香港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我睡得非常少。”叶玉如说，她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时间就过得飞快。” /p p 　　回国以来，叶玉如见证了巨大的转变：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她也见证了中国大陆科学的蓬勃发展。现在，叶玉如正在搭起一座沟通大陆的桥梁：她希望能接触到大量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疾病的人口，以推进临床研究 培训同时具有临床医学和研究技能的人才，并在中国正在开展的一项大型脑计划中承担重要角色。 /p p 　 strong 　高彩霞 /strong /p p strong 　　利用基因工程“设计”作物 /strong /p p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高彩霞一直都在适应新变化。上大学时，高彩霞本想学医，但被分配到了农学专业。她说：“我对农学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的信条一直都是：只要干这一行，就要尽力而为。” 在完成关于草原生态学的博士研究后，高彩霞再次转行，在丹麦罗斯基勒市的丹农种子公司(DLF)从事植物基因工程工作。 /p p 　　在高彩霞任职于DLF公司的12年里，她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完成了对几种性状的基因改造，包括控制重要草种的开花时间。但欧洲对基因改造作物的怀疑让她对自己的工作能否走出实验室感到悲观。“让一种作物上市非常困难，到最后，工作本身也无法再激励你了。” 这一点，以及让自己的孩子回到中文和祖国文化环境的愿望让她选择了回国。 /p p 　　高彩霞对自己回国的决定感到很满意。中国对资助农业研究的重视程度要高于欧洲。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几种用更早的基因工程技术培育的作物，但在最近，审批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此外，中国也尚未决定如何监管基因编辑作物。 /p p 　　但高彩霞仍然对自己的一些成果进入市场感到乐观。与此同时，她的实验室培育的一种抗病小麦正在被一家美国公司进一步开发。 /p p 　　 strong 付巧妹 /strong /p p strong 　　用古DNA重写欧洲最早人类史 /strong /p p 　　付巧妹说，当她在2009年来到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攻读古人类基因组学博士学位时，她的心情十分紧张。她在中国的硕士研究是关于早期农民饮食的，并没有古DNA或者基因组学方面的经验。但付巧妹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了我们招收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在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遗传学家斯凡特· 帕波这样评价。 /p p 　　在最近的20个月中，付巧妹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帮助重新书写了欧洲最早的现代人类历史。她加入帕波的团队时，他们正在进行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草图的收尾工作。“当时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对我来说，那时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也有许多吓人的事情。”付巧妹说，“我在特别合适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团队。”她学会了如何从远古骨骼中采集微量DNA样本，并迅速掌握了演化遗传学、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编程，以分析自己得到的数据。 /p p 　　2016年1月，她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简称古脊椎所)古DNA实验室的主任。在那里，她希望能对亚洲先民的历史掀起同样的波澜——古脊椎所还有大量古人类骨骼，还没有做过DNA采集。 /p p 　　经常被问到为什么离开西方回到中国。付巧妹回答说：“我对中国和东亚发生过什么很好奇，我觉得是时候回来了。” /p p & nbsp /p

为进一步促进国内电子探针新技术发展和交流、拓展电子探针新技术应用，中国地学界电子探针分析技术平台2023年度交流会于6月2日-6月3日在中国地质科学院京区地质科研实验基地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承办，资源所宋扬副所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康磊副处长、资源所周剑雄研究员、南京大学张文兰教授级高工、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朱景和同志、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意研究员等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共有19位来自国内外地学界电子探针的专家报告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有5个是特邀报告，包括4个来自国外专家和1个国内专家的特邀报告。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John Fournelle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作了题为“EPMA: Three easy-to-make errors”的线上报告，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的John Donovan作了题为“Best Practices in Modern EPMA Microanalysis”的线上报告，来自瑞士伯尔尼大学的Pierre Lanari作了题为“Quantitative compositional mapping by EPMA”的线上报告，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的赵东高教授来到现场作了题为“Quantitative electron probe microanalysis of strategic uranium mineral resources: analytical procedures and standard reference materials”的报告，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意研究员在现场作了题为“面向月球和行星科学研究的电子探针分析技术”的报告。其他报告的内容包括电子探针技术方法和应用的最新进展，主要涉及超轻元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变价元素分析、稀土矿物分析、新矿物分析研究、标样研发等。另外还有5个来自显微分析仪器厂商的最新产品和分析技术报告。本次会议采用线下参会+线上直播同时进行的方式，吸引来自全国有关高校、科研院所、显微分析仪器厂商60余人现场参会，同时有累计4000余人通过学术直播平台参与会议。本次会议使得地学界电子探针分析技术平台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对国内电子探针技术的发展和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前，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同时推进构建以星空地海井多维、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观测监测“三测体系”为突破口的现代化地质调查技术体系，打造国家地质调查科技创新“火车头”。资源所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会议部署，以“地质找矿重大突破的引领者，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的支撑者”为使命，聚焦铜、铁、钾盐、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加大制约找矿突破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攻关，以科技创新引领推动实现找矿新突破。矿产资源研究所的矿物研究室是国内最早引进电子探针仪器并开展相关研究的实验室之一。经过几十年来实验室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在利用电子探针进行基础地质和矿床地质研究、微束分析标准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矿物室近年来承担了《系统矿物学》修编、《中国矿物志》研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质调查项目以及白云鄂博找矿勘查等不同类型的项目，地调、科研和横向项目齐头并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在川西甲基卡、湖南仁里、江西宜丰、冀北窟窿山等稀有金属矿床中，通过详细的矿物学研究示踪成岩成矿过程，并提出了硬岩型锂铍铌钽资源工艺矿物学评价指标体系；在白云鄂博，不但取得了铁和萤石找矿的突破，还发现了新矿物“白鸽矿”；另外，实验室在技术研发方面也一直积极探索，在金红石、石英微量元素分析、铀矿物电子探针测年、铍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稀土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等方面都建立了自己的方法。实验室仪器使用效率一直保持国内领先，为所内外的科研和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次会议上，我国电子探针领域著名的先驱级人物，也是资源所矿物室的元老周剑雄老师也来到了现场并讲话。周老师对矿物学的热爱和电子探针技术发展的关切激励着我国年轻的电子探针工作者不断努力进取。矿物学是矿产资源研究领域重要的基础学科，电子探针分析技术是支撑矿物学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是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地球化学、天体学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和矿产勘查的高度重视，相信矿物学和电子探针分析技术共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相信在新时代基础地质研究和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电子探针分析技术也将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地学界电子探针分析技术平台自2019年建立以来，得到众多同行的支持和广大用户的欢迎；2020年平台启动交流会在地学电子探针界引起巨大反响，2022年的技术交流会更是吸引了累计4500余人通过学术直播平台观看会议；而本次会议采用了线下+线上联合的方式，一方面方便现场的充分交流，另一方面也方便了更多人的参与，极大加强了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捷欧路（北京）科贸有限公司、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牛津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超微动力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北京普瑞赛司仪器有限公司、北京金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格微仪器有限公司、北京中科矿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厂商和公司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厂商人员和技术、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通过本次会议也得到了增强。（供稿：陈振宇、孔维刚）会议合影周剑雄老师致辞陈振宇研究员主持会议开幕式会场情况

这是真的吗?全球几十亿人真的会被几个卖药的玩弄于股掌之中? 　　正当全球为抗击甲型H1N1流感取得阶段性成功而击掌相庆之时，突然爆出了甲流可能是医学界“世纪大丑闻”的惊人言论。 　　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说，那是西方医药巨头为了发大财，把本来平常不过的温和流感妖魔化，人为地炒作成一场人类大浩劫，让全球陷于一片恐慌之中，大多数政府不得不乖乖购买没啥效用的疫苗。爱算账的西方媒体称，大药企从中赚了数十亿欧元。 　　这是真的吗?全球几十亿人真的会被几个卖药的玩弄于股掌之中?不会是《货币战争》看多了就事事背后都要揪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双黑手吧? 　　世界卫生组织18日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届时会向34名委员报告疫情最新形势，并接受组织成员们的问询。 　　或许，本次会议能正本清源，给世界一个清晰的答案，或许，这个人人想知道的答案隐藏在更深处的利益链条当中。 　　欧盟官员质疑疫情程度 　　“在我们眼前，其实只有温和的流感和一场造假的疫情。”沃尔夫冈沃达格的那双蓝色眼睛中喷射出熊熊怒火，似乎可以焚烧掉他认为的所有谎言。他将矛头直指西方制药企业，英国《每日邮报》日前援引他的话说，一些药企为赚取巨额利润，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世卫组织决策，夸大甲型H1N1流感疫情危害程度。 　　沃达格何许人也?他的头衔包括医生、流行病学家、肺病专家、环境医药专家，但最关键的一个是欧洲委员会议会下属卫生委员会主席。这个身份令他一言九鼎、掷地有声，他的一言一行近来成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从2009年4月份墨西哥传出甲流报道后，他就对有关数字产生了怀疑。 　　沃达格发现，之所以一上来甲流就被看得很严重，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5月份修正了对“流行病”的定义有关。新定义将“在多个国家同时发生大规模超过平均水平的致命流行病”这一关键限定词取消了，结果夸大了事实。 　　实际上很多研究表明，60岁以上的人口对这一病毒有抗体。然而各国都恰恰将这个人群列为首要接种疫苗的对象。如果这批人有抗体的话，那么流行病的说法就很有可能不成立。 　　事实上并没有出现预言中的“世纪大流行病”。有数据显示，甲流的死亡率甚至还不到季节性流感死亡率的1/10。 　　为了打响牟利的如意算盘，沃达格说，制药公司曾安排自己人到世卫组织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机构，这些人最终促使世界卫生组织降低“甲流疫情大暴发”定义的门槛。 　　很多迹象显示，制药公司就像石油公司、军工公司一样，在西方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他们能够左右一国政府的卫生政策走向，甚至左右国际卫生组织的政策制定。 　　科克伦国际协作组织流行病专家汤姆杰弗逊点名批评说，世卫流感战略咨询工作组顾问、英国教授戴维索尔兹伯里拿了制药公司的钱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英国《每日邮报》披露，英国政府流感顾问罗伊安德森爵士在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里担任年薪高达11.6万英镑的高级职务。

俄日科学家用“人造单原子”制成量子放大器 　　“人造原子”这两天成了国际物理学界的“大明星”。就在《物理评论快报》宣告这项成果之前，最新一期《自然—纳米技术》刚刚发布了世界上最小的晶体管——由7个原子在单晶硅表面构成的一个“量子点”，它是另外一种人造原子。接踵而至的这些“不可思议”尤其让我们对人造原子啧啧称奇。完全可以期待，科学家在人造原子这个微型实验室里必将制造更多的惊喜，引领人类走向未知的新天地。 　　相关新闻：世界最小晶体管问世 仅由7个原子构成 　　俄罗斯和日本科学家利用“人造单原子”方法，成功研制出量子放大器，使在芯片上建立量子放大器等量子元件的技术向前推进了一步，该科研成果将在电子和光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物理评论快报》上。 　　作为利用量子效应来放大信号的设备，量子放大器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其中最普遍的形式应该是激光，借助受激辐射过程将光子从原子中激发出来。而实现量子放大器可调可控的一种途径就是利用单个原子或分子建立相关系统。然而，由于自然的原子与需放大的电磁波的耦合性很弱，单原子的量子放大器迄今为止都难以制成。 　　俄罗斯科学院列别德物理研究所和日本电气公司(NEC)纳米电子研究实验室组成的研究小组，利用“人造单原子”方法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研究人员介绍说，所谓“人造单原子”，就是一种在普通硅基芯片上人工制成的金属薄膜，它由多个单元组成，包括高频辐射传输线、共振器和一个纳米超导结构等。这一“单原子”能与一维空间的电磁模式强烈耦合，从而可实现电磁波放大过程的可调可控。 　　研究人员表示，研究的关键在于粒子数反转的准备，这在激光中也是一样。实验中所用的“人造单原子”具有三个分立能级，研究人员通过向该“人造单原子”发射特定频率的电磁信号，可使其从基态激发至第二受激态。此后，“人造单原子”将部分恢复至基态，部分恢复至第一受激态。当处于第一受激态的光子数多于处于基态的光子时，就会发生粒子数反转。随后科研人员将另一个需放大的脉冲信号传递给“人造单原子”，这时，就会与基态粒子和第一受激态的粒子状态转换产生共振，刺激这一转换使光子从“人造单原子”中释放出来，从而实现了信号的全面放大。 　　研究人员计算出的放大器的最大增益可达1.09，相当于平均每100个入射光子就会释放109个辐射光子，而理论最大增益为1.125。研究人员称，如果使用更多的原子，则可获得更大的增益。 　　研究人员表示，“人造单原子”为制造基本的量子放大器提供了新思路，其可被用作大规模、可调整的量子放大器组件，也为实现量子太阳能电池的量产带来了希望。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6/noimg/fc6f36b8-d129-4c74-b372-1a1282b46af9.jpg" title=" 歪风.jpeg" / /p p 　　当前，科研领域存在着一些带有江湖气的“圈子”，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足以引起我们警惕。“占山为王，培植势力，为争夺资源，各山头之间时不时还得火拼。”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高抒这样描述科研“圈子”。 /p p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高抒认为，学术圈里不应有“江湖”，科学探索同利益、恩怨等人为因素沾不上边。 /p p 　　以个人关系好坏决定立场 无视科学精神 /p p 　　高抒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科学界本来有“学派”，即一个理论框架下聚集一群人，有时恰好一个理论是某个人提出的，但大家共同支持的是某个理论而不是某个人。不同学派会有对立，但学派间的竞争和交流是健康的，争鸣有利于厘清事实。 /p p 　　同样是聚集一群人，但宗派意义上的“圈子”以个人关系好坏来决定立场。这种“圈子”讲究人多力量大，越多“能人”加盟，越容易拿大项目、大奖，雪球因此越滚越大。“科学被庸俗化，哪里有经费有奖励就去哪，能搞出真正的成果当然好，搞不出也没人在意。”在高抒看来，“圈子”无视学理，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p p 　　圈子”间也有“火拼”，但往往对人不对事。比如某“圈子”里有人出现疑似学术不端行为，“圈内人”会极力庇护自己人，别的“圈子”则会抓住机会打压对手。 /p p 　　“这种对立实质是利益共同体之间互相攻击，缺乏对事实本身的讨论，完全无视科学精神。”高抒说，而且从科学规律来讲，研究能不能取得成果并不在于人员多少。“系统论奠基人维纳曾告诫过人们，大工程、大团队，管理不当会陷入泥潭。” /p p 　　科研管理“跑偏” 科研人员抱团组“圈子” /p p 　　一群人聚集起来争夺资源、名利，不健康的“圈子”缘何日益膨胀?高抒认为，管理机制不当提供了养料。 /p p 　　数论文篇数，看影响因子，算引用次数，在这样的考核机制下，科研人员会选择最容易发表论文的案例研究，即用案例证明别人提出的理论。反观世界顶尖大学，他们最关心科研内涵：建立新理论，发明新技术，以便实现更好的观测、采集更好的数据，令事实更加清楚。 /p p 　　换句话说，在国外好大学做科研，不在新理论新技术上下功夫没法获得好评，而国内很多单位是没有项目没有经费就没法搞科研。 /p p 　　“是选择混‘圈子’追逐名利，还是选择探索不确定性极大的新理论新技术，承担不被评价制度认可的风险?答案不言自明。”高抒认为，管理机制“跑偏”，让科研人员抱团组“圈子”。一旦成为“圈里人”，就不愁“吃喝”。圈外人也挖空心思要进“圈子”。 /p p 　　除了发论文、拿项目，高抒还谈到奖励机制。 /p p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分析奖励的功能时提出，奖励是对发现权予以承认，除此之外的奖都是变味的，会成为人们追逐名利的对象。 /p p 　　“世界顶尖大学不搞评奖。”高抒说，在符合科学精神的管理体系下，不健康的“圈子”很难发展起来。 /p

p strong “杰青”男女比例176:24,科学界性别不平等真有这么严重？ /strong /p p 　　今天早上(8月4日)，科技日报正式公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公布2017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的通告，2017年国家杰青正式出炉。本年度共有200位申请人入选建议资助名单。这些科学家来自96家科研单位，包括各大名校以及中国科学院等。 /p p 　　从名单可以发现，200名新科杰青获得者中，男性获得者占绝对优势，高达176名，而女性则只有24名。 /p p 　　这一悬殊的比例不得不令人反思女性在科学工作中的地位。 /p p 　　有全球调查显示，与男性科学家相比，女科学家更可能对工资/福利，就业机会，性别障碍以及她们作为科学家的价值感到不满意。 /p p 　　科学顾问委员会曾发起一项“全球科学2015”的调查，该调查旨在寻求科学家的反馈意见，向有意追求科学事业的人提供建议。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分享了关于他们如何成为科学家的故事，以及作为科学专业人士的成就。科学顾问委员会社区经理说：“我们最初着眼于调查参与者看待成为科学家的意义，然而我们根据性别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叙述。” /p p 　　此次调查结果与诺贝尔奖得主和皇家学会会员蒂姆· 亨特发表的一段有争议的言论是一致的。他在2015年6月9日的世界科学大会上表示，“当被批评和‘爱上’男性同事时，实验室里的女性会‘哭泣’。”他的言论引发了一场关于女性在科学(S)、技术(T)、工程(E)和数学(M)职业中待遇的全球辩论，并且这一言论导致他辞去了他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职位。 /p p 　　“2015全球科学”调查样本涵盖北美、欧洲、亚洲和南美洲的1478名受访者，其中包括58%的男性和42%的女性。该研究在2015年5月发表，并对男女科学家的经历、感知和差异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数据。 /p p 　　调查表明，女性在STEM领域普遍被低估。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追求科学事业，但男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这些职业。研究结果显示，一些女性认为性别是追求科学事业的障碍，而男性则没有。当被问及“根据你的经验，你认为在STEM领域追求职业的最大障碍是什么，”15%的女性受访者选择了性别，而男性受访者只有2%。 /p p 　　女性在获得科学职位后也会提出有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在蒂姆· 亨特关于科学中“女性的麻烦”的最初评论之后，他后来说，他仍旧坚持自己的言论，并且声称同事之间的吸引力“对科学非常具有破坏性，因为在实验室里，人们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 /p p 　　但除去办公室恋情这个因素外，这一领域似乎也并不公平。这项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场所感到价值比较低，作为女科学家更是不被理解。40%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管理的质量会对她们的工作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男性的这一比例为34%)。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说她们因为科学事业而感到被人误解或被孤立。 /p p 　　好的结果是，这项研究同时表明，一般而言，女性对她们的STEM事业是感到满意的，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她们还是会选择这个事业的。一旦她们获得职位，她们也会面临进入STEM工作领域的挑战和额外的挑战。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title=" 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工作.jp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8/insimg/7ebd3e27-852f-463c-8556-18e6619866ff.jpg" / /p

美国化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近日公布了2015年度ACS国家奖获得者全名单，共计59个奖项涉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材料化学等各个细分领域。第249届美国化学会年会将于2015年3月22-24日在丹佛会展中心举行，而上述奖项也将在24日举办的颁奖典礼上一一颁发。ACS国家奖堪比化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奖项数量多、领域分布广、专家规模庞大，届时全球化学界的一场“奥斯卡”颁奖盛宴将呈现给全世界的化学精英们。其中，布鲁尔科技公司Terry Brewer获得“创业成功-Kathryn C. Hach奖”，该奖由Kathryn C. Hach奖基金赞助。该基金由哈希公司的创建者之一Kathryn C. Hach 发起。哈希公司（HACH）成立于1947年，总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拉夫兰市，为美国丹纳赫（Danaher）集团一级子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水质分析解决方案专业提供商，哈希易用、准确、高质量的产品覆盖水循环的各个环节；完善的本地化团队为用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作为水质分析监测行业典范，哈希更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项公益环保事业，支持多项生态考察活动，引起了行业专家、媒体的持久关注并得到他们的一致认可。哈希公司一直秉承“世界水质守护者”的神圣使命不断前行，未来我们将继续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勤勉踏实的企业进取精神，为中国和全世界的水环境事业贡献力量！

3月3日-8日，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APS March Meeting）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举行。国仪量子作为唯一参会的中国量子科技企业，全面展示了公司在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电子顺磁共振、扫描电镜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与产业化成果。APS March Meeting 2024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APS March Meeting）是物理学界最大的年度会议之一，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一万多名物理学家与会，展示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大会覆盖了从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到量子信息等前沿物理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国仪量子工作人员在会议现场国仪量子闪耀物理学界年度盛会近年来，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已成为量子信息领域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全球主要量子科技公司悉数亮相。在大会现场，国仪量子工作人员为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公司技术、产品情况，收获广泛关注。国仪量子以长相干、多比特、高精度量子操控为核心目标，致力于发展全球先进的量子精密测量技术、量子计算技术及相关衍生技术。目前，国仪量子针对极弱磁测量领域，发布了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量子钻石单自旋谱仪、量子自旋磁力仪等多款“原始创新”的商用化量子精密测量仪器；针对量子计算领域用户需求，开发了高度工程化、适应多场景、稳定可靠的离子阱量子计算机ION I；围绕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和中小学创新教育等多种场景，打造了金刚石量子计算教学机等产品，有力推动了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发展。国仪量子工作人员为观众讲解产品自2016年成立以来，国仪量子已为全球数千家客户提供了技术产品与服务，成为推动中国高端科学仪器发展的创新力量之一。未来，国仪量子将持续加强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为全球用户提供以增强型量子传感器为代表的核心关键器件、用于分析测试的科学仪器装备、赋能行业应用的核心技术解决方案等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持续帮助客户更高效地推动技术的发展，探索并创造人类的未来。

3月22日一大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牌子被悄然摘下，换上新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总局)。 　　尽管只有一字之差，职能却有很大变化。新组建的食药总局，将统合食品安全办、药监、质检、工商部门相应职责，对食品和药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进行无缝监管。这种监管模式，与食品安全法第四条确立的分段监管模式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为了避免在食品药品监管上违法行政，食品安全法的修改显然已经迫在眉睫。 　　除了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获得集中，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质检和工商部门相应的检验检测机构也将一并划转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机构改革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要借此机会，切实转变职能。 　　他说，以检测机构为例，目前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政府的。很多时候，消费者为了维权，需要对添加剂成分和数量进行检测，凭检测报告维权。但实践中，检测部门很难做到客观中立，给出的报告也易受不确定因素影响。 　　"修改食品安全法时，应当建立起食品安全第三方检测制度，斩断利益链，提高检测机构的公信力。"周汉华说。 　　周汉华认为，目前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重许可轻监管的现象存在。特别是对于那些大量存在的流动食品摊贩、食品加工小作坊的监管，采用许可的方式收效甚微。 　　他认为，食品安全监管真正需要加强的是事中监督。应把职能转变的重点放在变革执法理念和执法手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创新食品安全监测检查管理方式、建立健全食品检验监测信息发布制度等。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下一步食品安全法修改，学界普遍建议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北京大学沈岿教授认为，在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刑事打击的同时，也要重视完善民事侵权赔偿制度。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span style=" text-indent: 2em " 自新冠肺炎暴发以来，一些科学界巨星先后病逝，使得人类的科学进步遭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895683d5-44d9-4030-a53f-2844e4005302.jpg" title=" 1.jpg" alt=" 1.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俄载人航天项目总设计师——叶甫根尼 米克林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2020年5月5日，俄罗斯国家载人航天项目总设计师、俄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叶甫根尼?米克林因患新冠肺炎病逝，享年65岁。俄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称，米克林的去世是俄罗斯航天事业的一个巨大损失。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对米克林的离世表示哀悼。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俄媒称，米克林一生共撰写了270余篇科学著作。他为俄罗斯载人和货运航天飞船的控制系统、自动航天器开发等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年4月9日，他还参加了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进行的载人航天发射，将俄美3名航天员送入国际空间站。在他的指导下，俄罗斯正在进行一系列有前景的研究项目。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da9b4062-f427-4860-9093-337da66a9e1a.jpg" title=" 2.jpg" alt=" 2.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生命游戏之父”——约翰· 何顿· 康威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2020年4月11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约翰· 何顿· 康威（John Horton Conway）因新冠肺炎去世，终年83岁。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康威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数学家，一直活跃在有限群的研究、趣味数学、纽结理论、数论、组合博弈论和编码学等领域。他发明的一款生命游戏，在上世纪70年代占据了1/4的计算机，成为那时极客的最爱。他还算出在24维空间的球迷密堆积中，每个球体都和196560个球体接触。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世界著名数学家，声称证明黎曼猜想的迈克尔· 阿蒂亚爵士（Sir Michael Francis Atiyah）曾这样评价他：康威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数学家。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ac5563e9-7a2b-485d-90ae-c4a0da45cf12.jpg" title=" 3.jpg" alt=" 3.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世界艾滋病抗争领导者——Gita Ramjee 教授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2020年3月31日，世界著名艾滋病研究科学家 Gita Ramjee 教授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她生前担任南非Aurum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始终致力于为女性寻找艾滋病预防解决方案。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Gita Ramjee 教授是HIV预防临床试验领域的关键人物，并因其在杀菌剂领域的研究而获得国际认可，其中包括预防艾滋病终身成就奖。2018年，她因专注于寻找新的HIV预防方法而获得欧洲与发展中国家临床试验合作组织（EDCTP）颁发的“杰出女科学家”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其学术成果出众，在包括NEJM、Lancet等在内的顶级医学期刊发表论文200多篇，论文总被引用次数超过10000，H指数为47。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45c85abd-9af4-4f9a-948a-02b39d916afc.jpg" title=" 4.jpg" alt=" 4.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欧洲细胞信号传导学院士 ——迈克尔· 韦克林教授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2020年3月31日，世界顶级生命科学研究机构——英国Babraham研究所所长Michael Wakelam教授因疑似新冠肺炎引起的呼吸道并发症去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作为英国皇家生物学会会员，欧洲科学院院士，Wakelam教授专注于脂类（细胞脂肪）及相关研究技术的科研，在细胞信号传导领域拥有20多年的研究经验，于2018年获得了生物化学协会的莫顿Lectureship Award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他大力提倡将学术研究与商业研究相结合；同时致力于创造和保护优秀科学产生和发展所需的环境，希望每个人能够发挥专业和能力，创造科研佳绩。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31ba3f93-429c-45b9-98cc-b0aa91436e32.jpg" title=" 5.jpg" alt=" 5.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擅长分离连体婴儿的神经外科巨擘 ——詹姆斯· 古德里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2020年3月30日，曾多次创造奇迹，成功分离连体双胞胎的世界小儿神经外科巨擘、美国顶级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 古德里奇（James T. Goodrich）因新冠肺炎并发症逝世，享年73岁。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2016年，他领导了一个由40名医生组成的团队，进行了长达27小时的手术，分离了头部连体双胞胎，被称为世界领先的拯救生命专家。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学会（CNS）在一份悼词中写道，古德里奇一生致力于拯救患有复杂神经系统疾病的儿童。他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开发了一种多阶段的方法来分离在大脑和头骨融合的颅骨连体婴儿。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225f2387-1498-46ae-bd00-1effd5153727.jpg" title=" 6.jpg" alt=" 6.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世界首台全身伽马刀研发者——段正澄院士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2020年2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世界首台全身伽马刀研发者段正澄院士，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享年86岁。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他长期从事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96年，段正澄将机械科学与放疗医学相结合，研发了国际首台全身伽马刀，获得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由中国“原创”的世界首台大型放疗设备——全身伽马刀问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全身伽马刀可进行旋转动态聚焦，使伽马射线焦点对准经过精密定位后的肿瘤，从而杀死肿瘤细胞，大大降低对人体正常组织和器官的损伤。目前已在全国100多家医院使用，惠及近百万人。 /p p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title=" 严东生.jp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609/noimg/6df8a057-a3b6-4815-bcdf-d1a5e8b6164d.jpg" / /p p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名誉所长严东生先生，于2016年9月18日5时56分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p p 　　严东生先生是我国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被国际无机材料科学界誉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1950年他排除万难回到祖国，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严东生先生致力于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在高温结构陶瓷、陶瓷基复合材料、人工晶体、特种无机涂层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p p 　　他直接参与1956年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1962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 在高温陶瓷制备方法、陶瓷制备热力学与动力学、材料设计与微观调控以及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等诸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组织研制的碳纤维补强石英复合材料成功地应用于我国第一代战略导弹关键部位，并推广应用于各类航天器，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组织研制大尺寸闪烁晶体，为我国在国际高能物理和晶体研究领域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1984年，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使中国科学院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造就和培育了大批材料与工程科学的杰出人才。 /p p 　　严东生先生用生命谱写了精彩的人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貌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广泛赞誉和敬仰。他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严东生先生! /p p 　　严东生先生永垂不朽! /p p 　　严东生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6年9月24日10时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 /p p 　　治丧委员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p p 　　电话：021-52414801 传真：021-52413903 /p p 　　电子邮件： a href=" mailto:siccas@mail.sic.ac.cn" siccas@mail.sic.ac.cn /a /p

左边为用传统显微镜拍摄的图片，右边是贝齐格首次用STED显微镜拍摄的图片，分辨率提高很多倍。 　　美国科学家埃里克· 贝齐格、威廉· 莫纳和德国科学家斯特凡· 黑尔因开发出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8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宣布这一消息时认定，3名科学家成功突破传统光学显微镜的极限分辨率，将显微技术带入&ldquo 纳米&rdquo 领域，让人类能以更精确的视角窥探微观世界。 　　创新破&ldquo 极限&rdquo 　　3名获奖者中，现年54岁的贝齐格来自美国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现年61岁的莫纳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现年52岁的黑尔同时就职于马克斯· 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和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长期以来，光学显微镜的成像效果被认为受到光的波长限制，无法突破0.2微米即光波长二分之一的分辨率极限。这三位科学家则以创新手段&ldquo 绕过&rdquo 这一极限，通过激光束激活荧光分子，在荧光分子发光的时候通过特别手段消除或过滤掉多余荧光，从而获得比&ldquo 极限&rdquo 更精确的成像。 　　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通过荧光分子的帮助，这些科学家实现了这一突破，使用这一革命性显微技术在各自专业领域研究生命的最微小组成部分。 　　其中，黑尔通过研究神经细胞了解大脑突触现象，莫纳研究与亨廷顿氏症(一种神经退化性紊乱疾病)相关的蛋白质，贝齐格研究胚胎内部的细胞分裂。 　　探索&ldquo 无止境&rdquo 　　这一&ldquo 纳米显微&rdquo 技术问世前，人类凭借光学显微镜对细胞内分子作用的观察一直存在局限。 　　按照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说法，3位科学家的成果将显微技术带入&ldquo 纳米&rdquo 领域，让人类能够&ldquo 实时&rdquo 观察活细胞内的分子运动规律，为疾病研究和药物研发带来革命性变化。 　　&ldquo 在帕金森氏症、阿尔兹海默氏症(老年痴呆症)或亨廷顿氏症发作时，他们(科学家)可以跟踪与之有关的蛋白质(变化) 受精卵分裂并发育成胚胎的过程中，他们也可以观察这些单个蛋白质(变化)，&rdquo 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说，3人的研究成果为微生物研究带来了几乎无限的可能，&ldquo 理论上讲，如今没有什么物质结构小得无法研究。&rdquo 　　如今，&ldquo 纳米显微&rdquo 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每天人类都能从其带来的新知识中获益。 　　获奖&ldquo 太意外&rdquo 　　获得诺贝尔奖，对德国科学家黑尔似乎太过意外。他告诉诺贝尔奖基金会，接到电话时，他正在安静地阅读一篇科研论文，以为打来的是一个恶作剧电话。 　　&ldquo 太令人意外了，我没敢相信。我一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个恶作剧，&rdquo 黑尔说，&ldquo 幸运的是，我记得(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尔马克教授的声音，我意识到(他)旁边还有其他人&hellip &hellip 才认为这是真的。&rdquo 　　不过，黑尔没有陷入惊喜中，而是挂完电话继续阅读论文。 　　&ldquo 我读完了那篇我希望读到结尾的论文，然后再给我妻子打电话，还有几个和我关系密切的人。&rdquo 黑尔说，他没有去理会如潮水般涌来的电话和采访请求。 　　回忆起研究成果，黑尔说，他的研究最开始时遭到业内人士的强烈抵制，&ldquo 人们觉得这个&lsquo 极限&rsquo 自1873年就存在，再去做一些研究&hellip &hellip 有点疯狂，不太现实&rdquo 。 　　&ldquo 然而，我的观点是，20世纪发生了那么多物理学(研究发现)&hellip &hellip 我觉得一定有某种东西或现象能帮助你突破那个极限，&rdquo 黑尔说，&ldquo 我一直都乐于挑战事物，挑战公共智慧。&rdquo 　　解读 显微镜下的更小世界 　　从光学显微镜到能探知纳米世界的超分辨率显微镜，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所表彰的科学研究突破了以往物体观测尺寸的界限，使人类得以研究更微小的世界。 　　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研究员孙育杰介绍，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主要应用于生物领域。孙育杰说，传统光成像分辨率一般是波长的一半200纳米。这个分辨率在细胞成像上有些大了。很多细胞结构小于这个，很多生物分子排列很紧，这样也看不到。因此，科学家们致力于超分辨率领域的研究。 　　孙育杰介绍，超分辨率领域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1994年，德国人斯特凡· 黑尔最先从原理和技术上实现了超分辨率，当时称为STED，但因为生物兼容性很差，很容易将生物样品烧坏，因此一直没能大范围应用。2006年，此次诺奖得主埃里克· 贝齐格与华裔科学家庄小威几乎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表论文，发明了新的超分辨率技术。二者在原理上非常像，且生物兼容性非常好，&ldquo 这个技术一下子火起来&rdquo 。 　　此后，最早推出超分辨率技术的黑尔教授也在技术上不断改革，使得生物兼容性很好。因此，目前该领域主要广泛使用这三种技术。&ldquo 这3个技术都很成熟，也有公司投入生产。比如尼康、奥林巴斯等，已经商用化了。北京还有10多家实验室在用这个技术。&rdquo 　　目前，这几种技术把传统成像分辨率提高了10到20倍，最好的能达到10纳米，&ldquo 这种提高是非常了不起的&rdquo 。因此，超分辨率技术推出后，科学家们可以看到细胞内的细节，包括细胞结构，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定位及动态过程等。&ldquo 好比一个近视眼的人突然戴上了合适的眼镜&rdquo 。 　　化学奖属于跨界出品 　　物理学的原理和技术，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领域，最后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令一些人感到困惑。对此，孙育杰说，这几个技术都是跨界技术。实际上黑尔和庄小威都是物理专业毕业。他们都是一直从事物理研究，最后转做生物，用物理理论解决了生物的技术需求。&ldquo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诺贝尔奖，也是跨界的结果&rdquo 。 　　对于此技术获得化学奖，他说这几类技术实现超分辨率，都是利用荧光探针的性质，包括化学有机染料、荧光蛋白等。在2008年也有科学家凭借荧光蛋白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ldquo 这其实是个生物领域&rdquo 。他表示，这个技术就是利用了生物分子、化学分子的性质，实现了突破衍射极限的超高分辨率成像。 　　反应 学界为华裔学者叫屈 　　昨天，诺贝尔化学奖公布后，很多学界专家都认为华裔科学家庄小威更有资格获得该奖。 　　原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称，&ldquo 贝齐格的工作不仅与华裔教授庄小威的工作在物理原理上完全一样，而且他们研究论文发表的时间也一样，令人不解为何厚此薄彼&rdquo 。 　　孙育杰认为，在荧光显微技术这一领域，庄小威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人。 　　有学者说，莫纳虽然在成像领域里德高望重，备受尊敬，但是相比诺贝尔奖，还有一定差距。在质量上远不如黑尔、贝齐格和庄小威。 　　据介绍，庄小威目前任哈佛大学化学系和物理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生物动态成像中心研究员。庄小威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博士后，40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埃里克· 贝齐格 　　1960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1988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美国神经科学家、发明家、应用物理学家，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其主要贡献是研发了用于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的光学成像工具。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工作。 　　2011年7月，贝齐格接受BBC的采访介绍超分辨率显微镜技术时说，我们第一次掌握了这种技术，可以让我们了解正在发生的复杂的三维动态。 　　2006年，超高分辨率显微镜研究行业翻开了新的篇章。贝齐格和其他三个科研小组几乎同时发表了他们提高显微镜分辨率的科研成果。贝齐格和研究伙伴一起在2006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斯特凡· 黑尔 　　1962年生于罗马尼亚阿拉德，于1981年进入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并于1990年获得海德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德国籍，是马克斯· 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之一。 　　1991年至1993年，黑尔在位于德国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1993年至1996年在芬兰图尔库大学的物理医学系从事研究工作。1994年，黑尔发明了STED显微镜，是超分辨率显微技术的一大突破。 　　1997年，黑尔迁往哥廷根，成为马克斯· 普朗克学会在哥廷根的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2003年至今，黑尔也是位于海德堡的德国癌症研究中心高分辨率光学显微技术部门的主任。 　　2002年，黑尔获德国雷宾赫激光技术奖。2008年，曾获德国科学技术最高奖&mdash 莱布尼茨奖。 　　威廉· 莫纳 　　195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普莱森顿，1982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哈利· S· 莫什讲座教授，是单分子光谱和荧光光谱领域的著名专家。 　　1981年至1995年，莫纳在IBM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的研究中心担任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1993年至1994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担任访问客座教授。1995年至1998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杰出教授(物理化学领域)。1998年至今，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 　　莫纳曾获得不少荣誉，1984年获得罗杰· I· 威尔金斯全美杰出年轻电气工程师奖 2001年获得美国物理学会厄尔勒· K· 普利勒奖 2008年获得以色列沃尔夫奖化学奖 2009年获得欧文· 朗缪尔化学物理学奖。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11月26日，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在朋友圈刷了屏。中国科学家们转发相关消息时评论：“头一次深刻领会了细思极恐的含义”、“至少先把动物试验做扎实了，怎么能糊里糊涂对人类胚胎动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孟安明说：“这项实验存在巨大的技术风险和伦理争议。”多名受访专家表示，强烈反对在人类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技术风险未知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据报道，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课题组的这项研究在类似试管婴儿的生育治疗过程中进行。比试管婴儿多出来的一个步骤便是，在胚胎处于受精卵时期时，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这意味着，研究人员采用了CRISPR-Cas9技术对人类胚胎中的CCR5基因进行修改，使胚胎发育成婴儿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对此，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表示：“把基因编辑技术运用在人胚胎上，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脱靶是当前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问题之一。张林琦介绍，目前，诸多动物实验表明，CRISPR-Cas9技术存在一定脱靶率，正如子弹打偏了会给人的基因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不能保证100%不出错之前，是不可以用于人的。”他强调。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同时，孟安明指出，CCR5对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其作为“细胞趋化因子”指导免疫细胞转移到感染部位。而目前，尚无科学实验证据表明敲除CCR5后会对人体免疫功能造成何种影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对于这项试验出于治疗艾滋病的目的，香港大学艾滋研究所所长陈志伟也批评，由于艾滋病毒的高变性，即使CCR5基因敲除，也无法完全阻断艾滋病毒感染。“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一定可以生出健康的孩子，根本无需进行CCR5编辑。”他表示。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接受基因编辑的都是正常的新生命，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中科院植生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覃重军说，“科学家们往往容易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当前的科技水平和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特别是很多所谓的疾病靶点，经过多年的更深入的研究后，很可能发现不是最初想象的那样。”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他进一步指出，老百姓一般对于具体疾病的分子机理和最新生物技术缺乏了解，如果用一些很吓人的疾病和听起来很厉害的技术去游说，当然有可能说动他们接受这样的实验。这就更需要科学家坚守自己的良知，守住科学研究的底线。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伦理审查存在漏洞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在科学家们看来，就算技术上百分之百准确，中国科学家率先“越线”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也是一个超越技术的伦理问题，涉及人类生存和前途。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谁来对这两个孩子负责？”孟安明说。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从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官网下载的该项目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以下简称审查申请书）显示，该项目曾于2017年3月通过了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符合伦理规范，同意开展”。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贺建奎课题组还在这份审查申请书中称：“这将是超越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体外受精技术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将为无数重大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带来曙光。”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国家卫健委生命伦理专家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这是重大的伦理问题，医院伦理委员会没有资格审查涉及人类基因这样的临床试验，应向上一级、甚至国家相关部门提交。”医院伦理委员会往往只有对简单的药物试验、手术等试验进行审查的能力和资格。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据原国家卫计委曾于2016年10月发布《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而对于医疗卫生机构伦理委员会的管理采取“备案”的形式，由地方卫生部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办法》尚未界定哪些试验应当向上级卫生部门提出伦理审查申请。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研究院教授李天晴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这项研究已经突破了多项规定。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根据国际干细胞协会2016年发布的《干细胞研究和临床转化指南》，基因组修饰的人类胚胎包括对核DNA进行工程修饰的人类胚胎，或从核DNA经过修饰的人类配子中产生的胚胎，这样的胚胎禁止植入人或动物的子宫进行研究，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这类实验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引起重大的伦理问题，且在许多司法管辖区是非法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2003年我国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其中也明确指出，不得将遗传修饰获得的人类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最后，上述卫健委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表示，当前，竞争性科研决定了科学家们的关注点在“技术上不落后”上，来不及考虑伦理问题。“这是全世界科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前，应从程序上、制度上来加强对科学研究在伦理的把关。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多方迅速回应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正是由于技术上的风险和伦理争议，122位科学家11月26日下午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了这项研究。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截至11月26日晚间21点，另有78位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的科学家通过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薛宇的科学网博客发布“联署声明”。声明中表示，科学家应当有基本的职业操守，科学研究的伦理底线不容突破；生命科学或医学相关技术，在未能充分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前，不能贸然应用于人体；建议相关部门彻查此事，同时推动中国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及应用相关伦理法规和制度的完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贺建奎担任董事长的瀚海基因公司发送的一段视频中介绍，这对婴儿的胚胎在被放回母亲葛女士的子宫前，研究人员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评估了基因手术的效果，结果显示，手术如预想的那样安全进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伦理终将站在我们这边。”贺建奎在视频中用英语表示，“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同时，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多个相关机构也对此进行了回应。批准这一试验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曾被媒体怀疑为“莆田系”医院，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否认其进行了该试验，称“这件事不属实，我们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据媒体最新报道，院方工作人员表示，医院正在对该申请表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审查申请表上涉及到黄华锋、褚振忠、邓兴书确实在该院工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深圳卫计委就“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发布声明称，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未按要求进行备案，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启动调查。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11月26日晚间，南方科技大学发表声明称校方“深表震惊”，该项目负责人副教授贺建奎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至2021年1月。声明指出，此项工作为贺建奎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该校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校方将立即聘请专家成立独立委员会深入调查。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5月 7 日，爱思唯尔（Elsevier）正式发布 2019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Chinese Most Cited Researchers）榜单，本次国内共有来自 242 个高校/科研单位/企业的 2163 位学者入选。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line-height: 1.75em " 按照学者单位来看，中国科学院拥有最多的高被引学者，共 289 位。其中学者单位为高校类别中，清华大学共有 143 位，位居第一，北京大学共有 107 位，位居第二。第三名为浙江大学 97 位，第四、第五位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 95 位，复旦大学 63 位。 span style=" text-indent: 2em " 中山大学拥有 55 位高被引学者，位居第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拥有 46 位排名第七，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各有 40 位，并列第八名，华中科技大学有 39 位，位列第十。入榜人数前十高校和去年以及前年的名单相比没有变化。 /span span style=" text-indent: 2em " 非高校单位中，除中国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外，今日头条、科大讯飞、联想集团等知名企业也有学者入选。 /span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line-height: 1.75em " span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入选的学者共分布在& nbsp 38 个不同的学科，其中材料科学共& nbsp 190 位、化学 180 位、计算机科学 165 位，物理学和天文学、医学、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和化学工程均有超过 100 位学者入选。仪器信息网特别整理汇总了化学界学者名单，以飨读者，其中包括化学、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以及化学工程领域。 /span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line-height: 1.75em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192, 0, 0) " 化学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600px height: 721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998e56f3-bbf6-465f-9ecc-ac8df1670bc2.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20.57.png"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20.57.png" width=" 600" height=" 721"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39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5ee0b506-6d17-4fb6-ab7b-a68f46551865.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21.17.png" width=" 600" height=" 739"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21.17.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36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fe75257c-0631-4f56-a01a-0e7da8d897e9.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21.27.png" width=" 600" height=" 736"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21.27.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28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65cc810d-997b-4cc5-a86b-673702ead17b.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21.39.png" width=" 600" height=" 728"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21.39.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31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a825b13c-4c4d-42ab-817f-816f01c9ff3d.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21.51.png" width=" 600" height=" 731"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21.51.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525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39e14e47-37c3-4a36-9e4b-96b63b8031fd.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22.01.png" width=" 600" height=" 525"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22.01.png" /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line-height: 1.75em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text-indent: 2em color: rgb(192, 0, 0) " 化学工程 /span /strong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48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ecdd286c-2cb2-4e79-bc7d-ba16fed9f270.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18.51.png" width=" 600" height=" 748"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18.51.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47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7107c2c2-94c0-4482-b72a-884a71264860.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19.02.png" width=" 600" height=" 747"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19.02.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36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155eef23-6971-4970-ab91-084ed02ab1d7.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19.15.png" width=" 600" height=" 736"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19.15.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148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93b7b054-39eb-46a3-8774-812761e846b9.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19.23.png" width=" 600" height=" 148"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19.23.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192, 0, 0) " strong 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 /strong /span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43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f52e8c6b-2abd-48f2-bc5c-2ecbb5d1cae7.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14.59.png" width=" 600" height=" 743" border=" 0" vspace=" 0"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14.59.p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600px height: 749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5/uepic/29b85df1-3bdf-4859-9b80-2ceeb630c21b.jpg" title=" 截屏2020-05-07下午3.15.12.png" alt=" 截屏2020-05-07下午3.15.12.png" width=" 600" height=" 749"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width: 600px height: 740px "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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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初步确定7种检测方法，学界普遍认为尚无有效检测指标 　　从地沟回流餐桌，谁来守住地沟油链条的最后一道防线? 　　地沟油的检测一直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由于地沟油成分复杂，众多科研单位经过艰苦研究，依然难以寻找到可靠有效的检测方法。 　　去年12月，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第二次向全国征集地沟油检测方法。近日卫生部透露，已初步圈定了7种检测方法，正对这7种检测方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评估、考核，但目前仍未公布。 　　地沟油检测方法仍未揭开神秘面纱。为什么地沟油检测这么难?真的能找到可靠有效的检测方法?检测方法真的能守住地沟油回流餐桌的最后一道防线吗? 　　本期科技能见度为您解开地沟油检测之谜。 　　◎身披隐形衣 　　地沟油来源复杂，混入成分不一，且经水洗、蒸馏、脱色等加工处理，或与食用植物油掺兑，很难通过感官分析和一些理化指标进行区分，常规性检测指标基本无效 　　2011年，公安部破获一起横跨多省的特大地沟油制售食用油案，警方在浙江宁海查获了大量地沟油，但送检的10个样品中，居然只有两个样品被检出不合格。 　　2011年底，重庆警方侦破西南首例制售地沟油大案。然而，该案中已经被警方确认为是用餐厨垃圾炼成的地沟油，按照我国食用油检测的主要检测指标进行检测，却几乎全部合格。 　　这就是我国的地沟油检测方法目前正遭遇的尴尬。 　　由于地沟油来源复杂，混入的成分不一致，且经水洗、蒸馏、脱色等加工处理后，或与食用植物油掺兑后，已很难通过感官分析和一些理化指标进行区分。 　　根据国家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GB/T5009.37-2003)，这些检测主要是对地沟油的感官、水分含量、酸价、过氧化值、羰基价、碘值等进行测定。 　　2011年5月《职业与健康》的一篇论文里，江苏省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程师刘波指出，地沟油经碱炼、脱水、脱色和脱臭精炼工艺，可以使酸价、水分、感官等指标符合国家食用油卫生标准。而对于过氧化值的指标，因为过氧化物易遇热分解，油脂加热后过氧化值比加热前反而更低，因此常规性检测指标只能判定油脂优劣，无法判定是否为地沟油。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专家王竹天也指出，现在的地沟油精炼的程度已经很高，想象中存在某些污染的地沟油已经跟现在高度精炼出的地沟油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比如说一些污染物，它完全能通过精炼去掉，所以根本不可能再测出来，也就是为什么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些检测方法，比如卫生指标、质量指标，以及可能污染物指标统统都检不出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化学污染监控室主任吴永宁甚至表示，一旦政府公布了检测指标，对手很可能迅速地把这一指标从地沟油里悄无声息地抹掉，从而导致检测无效。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刘志洪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沟油最大的问题是致癌的黄曲霉素。“虽然目前的技术能够检测出黄曲霉素，但并不是每一种地沟油里黄曲霉素都超标。” 　　这也是目前每一个检测方案所遭遇的困境。 　　2011年9月18日，卫生部发布消息，全力组织科研攻关研究鉴别地沟油检验方法。但征集到的7家技术机构研制的5种地沟油检测方法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专家论证发现这些方法特异性不强”。 　　这其中就包括了之前被寄予厚望的北京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做出的“北京方案”。入选这个方案的地沟油特异性指标包括“多环芳烃、胆固醇、电导率、特定基因”四大类。其中，致癌物多环芳烃被认为是目前地沟油中已被证实的最大危害成分。 　　这是北京食品安全监控中心的检测人员花了将近3个月时间，综合运用色谱分析、光谱分析、理化分析及基因鉴定技术等现代分析测试手段，先后对80余个技术指标进行了全方位的筛选才确定的。 　　但经卫生部组织的专家组论证后，仍然未获通过。在实际测试中，专家们发现，以检测多环芳烃为侧重点的“北京方案”，居然对某些地沟油样本束手无策，原因是“经过人为特殊处理后，并不是所有地沟油都含有多环芳烃”。 　　面对科研人员的全力围剿，狡猾的地沟油却如同披了一件隐身衣。 　　◎难觅特异性 　　现有350多种检测方法，可以称为“所有的方法都有效，但所有的方法都不适合用于所有的地沟油”，都难以达到“既不错怪好油，又不放过坏油”的理想效果 　　在新一轮的方法征集里，国家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提出了地沟油检测方法的3条筛选原则：首先正常植物油样品不应被误判 其次地沟油样品的正确检出率高 再次，能够将勾兑的地沟油样品从高到低依梯度顺序检出。 　　针对地沟油的检测方法，其实国内早就有了不少的研究，通过实验，提出了很多地沟油的特异性指标。 　　“北京方案”里“胆固醇、电导率”等两项指标，其实也早就被众多研究者所讨论过，被认为是鉴别地沟油的重要有效依据。 　　地沟油与食盐，味精、地下金属管道、废旧铁桶等接触，金属离子严重超标，尤其是钠、铁离子超标显著。此外，餐饮业废油脂在酸败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小分子极性物质，与各种金属离子一起影响油脂的导电性。 　　有研究结果显示，合格食用植物油电导率较低，而地沟油电导率较大，是菜籽毛油的3倍，是大豆色拉油的11 倍，猪油的28倍。研究者据此认为，可以通过导电性来对地沟油与食用油进行检测。 　　地沟油成分复杂，在回收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混有动物油脂。动物脂肪中普遍含有大量胆固醇，而在植物油中一般不含胆固醇。有研究显示，大豆油、菜籽油中胆固醇的含量均为0.031 mg/g，而纯地沟油中胆固醇含量为0.429mg/g。 　　但这些指标其实都可能对地沟油“网开一面”。科学松鼠会成员、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指出，如果一批地沟油只是炸过薯条或者油条的，那么它也完全可能不含电解质，电导率也很低。 　　对于胆固醇的测定，同样如此：成分主要是植物油的地沟油也完全可以过关。再加上与合格食用油进行勾兑，可以进一步稀释地沟油内胆固醇的含量。 　　研究者们还寻找了其他的突破口。氯化钠、谷氨酸钠是食品烹调时最常用调味成分，可随食物残渣残留于煎炸废油、潲水油等废弃油脂内，使普通油与废弃油中氯化钠和谷氨酸钠含量有显著差异。在《现代科学仪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在地沟油中检出平均钠离子含量远远高于合格食用油。 　　还有研究者研究得出，合格食用油不含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而地沟油是从餐饮业餐具洗涤系统中收集，且与地下生活污水接触，含有大量洗涤剂烷基苯磺酸钠。 　　有研究者测定地沟油中挥发性成分，发现样品油中含有16种挥发性有害成分，其中15种为脂肪烃，1种为己醛。而己醛是油脂氧化变质二级产物，可以当作判别地沟油一个重要依据。 　　有的研究者通过薄层色谱法研究发现，潲水油和煎炸老油的薄层色谱有明显的拖尾斑，而食用植物油则没有。经柱色谱分离并进行红外分析拖尾斑成分，发现潲水油、煎炸老油的拖尾成分是合格食用油所不含的醛、酮类化合物。 　　还有研究指出，脂肪酸组成的测定每种食用油都有其特征脂肪酸图谱，脂肪酸相对含量一定。地沟油是一个混合油体系，含有多种动植物油脂。对掺伪地沟油的食用油体系来说，此种食用油的脂肪酸相对组成被打乱，通过与其正常的脂肪酸图谱对比，可判断是否掺伪。 　　但刘志洪分析认为，这些方法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难以达到“既不错怪好油，又不放过坏油”的理想效果。什么成分都有的地沟油让人摸不着头脑。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研究员潘炜坦言，现有的350多种检测方法，可以称为“所有的方法都有效，但所有的方法都不适合用于所有的地沟油”。 　　科学争议 　　地沟油检测真的无解? 　　目前，卫生部还未公布所选定的7种检测方法，但包括刘志洪、杜斌和李里特在内的多位专家均对此持谨慎态度。 　　“地沟油是分析检测上特别复杂的样本。”分析化学专业教授刘志洪感叹，目前确实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法来检测地沟油。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杜斌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也断言，“检测地沟油目前基本没什么好方法。” 　　科学松鼠会成员、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解释，检测必须是针对一种确定的物质。按照目前的分析技术，只要能够列举出来的成分，基本上就可以检测出来。但是，能够检测一个指标，跟用它来进行判定，完全是两回事。 　　“云无心”表示，要可靠地检测一种东西，就需要这种东西有相对明确一致的组成与性质。地沟油并非如此。作为一种废料，其组成千差万别。此外，把地沟油掺杂到正常油中，更可以控制任何一个指标的数值，使之符合“检测标准”。 　　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国家食品与营养咨询委副主任李里特表示，地沟油的定义不清晰是导致检测“地沟油”难的原因之一。 　　“‘地沟油’一词所涵盖的内容太多了。从下水道里收集来的油被称为地沟油，厨房里面用过的油也被称为地沟油，动物内脏炼制的油还被称为地沟油。” 　　他指出，这样定义不清晰的后果就是检测变得难上加难，因为检测很难包罗万象。刘志洪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地沟油难以检测，是由于“来源太复杂”了。 　　刘志洪表示，卫生部初步确定的7种方法肯定也是对里面存在的多种指标进行检测，比如黄曲霉素，多环芳烃、重金属，胆固醇等指标。“这些东西如果单独拿出来看，每一种都有检测方法，但把它合在一起装在不同的地沟油里，有的含这些指标，有的又不含，有的有这个超标，有的是那个超标。” 　　对地沟油检测方法已经潜心研究两年的上海市粮食科学研究所所长曹文明甚至表示，地沟油所共有且特有的特征指标可能并不存在。也就是说，至少短期内无法找到一种定性地沟油的方法。 　　“用一个单独的方法想把它鉴别出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刘志洪明确表示，如果想要检出地沟油，必须先把地沟油的成分搞清楚，再针对这些成分提出检测方法，而且一定要综合多种指标多种检测方法联用组合。 　　“监管部门不要执着于地沟油的检测。”李里特教授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强调，从技术上进行地沟油检测不但不可行，而且也并非是杜绝地沟油的有效方法。 　　刘志洪则明确表示，地沟油根本就不是靠科学家来解决的问题，“地沟油问题并不是科技上的问题。食品安全本身也不是科学上的问题。” 　　刘志洪说，地沟油其实有很多其他的用途，可以做成燃料等其他产品，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将其变废为宝的制度。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的新报告《 span style=" text-indent: 32px " 出版物输出：美国趋势和国际比较 /span 》，科学与工程（S＆E）期刊文章和会议论文的数量在2008年至2018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3.8％，达到260万。这些数字来自S＆E出版物的Scopus数据库的调查，该数据库对来自全球24,000种经同行评审的期刊的文章和论文进行了分类。该报告细分了主要国家有关S＆E出版物的数据。 论文按作者所在大学所在的地区/国家/地区分类，对于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合著者，论文按比例进行划分。 strong 该报告证明了中国在科学界的地位正在上升。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strong 2008年至2018年，我国科技出版总量年均增长7.8%，达到528263份。 /strong 相比之下，在15个最高产的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增长了11%，其中伊朗负责48306篇论文，135788篇论文归于印度。唯一比中国增长更快的国家是俄罗斯，其出版物数量增长了9.9%，达到81579份。这一时期的第二大累积数据来自美国，共有422808篇论文，但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0%。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450px height: 370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1/uepic/fe8834ef-21bf-4b08-9f6d-c68ba567e16b.jpg" title=" 1.jpg" alt=" 1.jpg" width=" 450" height=" 370"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indent: 0em text-align: center " 图1& nbsp 2018年15个最大的S& amp E出版物生产国 /p p style="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indent: 0em text-align: center " 资料来源：NSF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strong 2018年，在调查的15个国家中，科技论文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占总数的21% /strong （图1）；2008年为14%，去年为20%，十年来这一数据持续增长。美国科技论文数量位居第二，为17%。 span style=" text-indent: 2em " & nbsp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450px height: 338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1/uepic/6b3fdffa-69cb-43f0-a7c0-42d28a430ff9.jpg" title=" 2.jpg" alt=" 2.jpg" width=" 450" height=" 338"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indent: 0em text-align: center " 图2& nbsp 2018年中国在7个领域的科技出版分布 /p p style="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indent: 0em text-align: center " 资料来源：NSF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对比中国、欧盟、印度、日本和美国5个国家/地区、2018年在7个领域出版物的百分比，中国在工程和化学领域的百分比最高（图2）。但在健康科学、生物和生物医学领域（该领域占5个国家/地区所有科技期刊的份额最大，为36%），中国的占比最低，仅为23%。在这一领域，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占48%。 /p p style="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indent: 0em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表1& nbsp 中国7个领域的专业化指数得分高于平均水平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450px height: 282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1/uepic/678425a8-e896-4246-9968-0f1c57d2199e.jpg" title=" 3.jpg" alt=" 3.jpg" width=" 450" height=" 282"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indent: 0em text-align: center " 资料来源：NSF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为了衡量各国科技论文数量如何按科学领域进行比较，该报告使用了“专业化指数”的概念，该指数根据领域（指数值=1.0）对一国的出版占比进行规范化。在14个领域的分析中，中国在7个领域的指数得分高于5个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表1），在工程、化学、自然资源和保护在5个国家/地区中得分最高。在农业科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以及材料科学方面，中国的指数得分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印度。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1/uepic/9ff9e8f9-d10b-4aac-8462-ab2bbae6e114.jpg" title=" 4.jpg" alt=" 4.jpg" / /p p style="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indent: 0em text-align: center " 图3& nbsp 引用量前1％的出版物产量 /p p style="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indent: 0em text-align: center " 资料来源：NSF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该报告利用引用次数来确定文章对特定领域的影响，报告计算出最常被引用的文章的前1%，称为高引用文章（HCA）。再用一个指数得分对某国家的HCA与全球的HCA进行比较，2016年中国的HCA指数得分为1.12（图3），这是可使用的HCA的最新年份。在5个国家/地区中，美国的HCA指数得分最高，为1.9。印度最低，为0.7。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但是，中国在这些国家/地区中的HCA指数得分增长最快，2006年为0.51，而2016年则为1.12，是所有国家/地区中第三高的得分。以数量和影响力衡量，中国在2016年的计算机和信息科学领域领先五个国家/地区，其HCA指数得分均高于平均水平。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尽管中国的S＆E出版物数量激增，但该国在2018年国际合作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排名前五，分别是中国，德国，印度，日本和美国。在所有S＆E出版物中，中国的合作率最低，为22％，略高于印度的18％。在五个国家中，德国的合作率最高，为53％。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去年，在出版为方面中国合作频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在中国合著的126868篇论文中，两国共发表了55382篇论文。导致这一高比例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美国是中国留学博士最受欢迎的目的地。美国远远超过了中国第二大合作伙伴——英国，后者与中国合著了14763篇论文。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title=" u=868399123,155559807& amp fm=21& amp gp=0.jp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601/noimg/892ec44b-f351-4f9e-b3b0-5e8540eae865.jpg" / /p p 　　印度科学大会自成立以来迎来了第二个年头，不过如今它却受到了印度国内许多知名科学家的谴责与蔑视。 /p p 　　今年的年会在印度的迈索尔召开，其中大部分都是合法化的科学研究。然而，有一些报告则超出了这一范围。比如，1月5日的一场报告宣扬了对着贝壳吹气有助于健康的谬论，而该报告竟然有12500名观众参加。Rajeev Sharma是一个拥有植物学硕士学位的城市公务员，他利用一个可以隔音两分钟的贝壳在会议中宣扬这一本土的心理学结论。Sharma称这一贝壳带有着印度教的神谕，能够治疗大部分心理疾病。每天吹一吹，能够使肠胃得到很好地锻炼。当他提到这一动作产生的血液流动能够将白发变黑的结论时，不少观众都开始自发的喘气了。 /p p 　　第二天，有报纸刊登了关于“印度教神湿婆是最伟大的环境学家”的文章。相关的证据是湿婆乘坐者大鼠，孔雀以及一只虚构的公牛，通过利用自己的头饰将恒河水变得纯净。该文章的作者Akhilesh Pandey是印度知名的植物学家，因为上下楼梯时被绊倒摔伤了腿，因而缺席了当天的会议。不但如此，他还公开袒护自己的文章：“所有我们的科学发现在古老的印度经典中都找得到原文”。 /p p 　　这样的报告使得印度许多严肃的科学家们对此放弃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Venkatraman Ramakrishnan告诉印度时报，这样的会议简直就是马戏。“我再也不会参加这样的科学会议了”。生物学家，海德拉巴细胞与分子生物学中心的建立者P. M. Bhargava也认为准备多年的印度科学大会现在看来完全是浪费钱。 /p

p & nbsp & nbsp 8月1日，武汉大学发布讣告，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查全性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4岁。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9/uepic/351ab981-d9af-4105-b463-5819a663451e.jpg" title=" timg_meitu_1.jpg" alt=" timg_meitu_1.jpg" / /p p & nbsp & nbsp 查全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电化学家，毕生从事电化学相关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查全性先生从苏联进修回国，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他在武汉大学的电化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全国现代电化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其研究领域包括“电极/溶液”界面上的吸附、多孔电极极化理论、电化学催化与光电化学催化、粉末微电极、多种电化学材料，及其在化学电源、金属表面处理与防腐、电化学分析与传感器方面的应用等。 /p p & nbsp & nbsp 2011年，查全性院士和厦门大学田昭武院士一起荣获第一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 /p p & nbsp & nbsp “中国电化学成就奖”是中国化学会电化学委员会颁发的最高学术奖励。每两年评选一次，奖励在电化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做出原创性成果，并对中国电化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电化学工作者。第二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获得者为中科院长春应化所董绍俊院士。第三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获得者为中科院长春应化所汪尔康院士。 /p p & nbsp & nbsp 作为院士，查全性学术成果自是丰硕。而查院士的真言直谏，则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让无数青年人的命运改写。查院士在1977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首倡恢复高考并被采纳，让千百万寒门学子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 /p p & nbsp & nbsp & nbsp 停止了11年的高考恢复后，查全性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实验室。作为我国著名的电化学家、我国现代电化学重要奠基人之一，默默耕耘、甘当人梯，穷一生从事电化学相关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是查先生对自己毕生的定位。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9/uepic/91790372-756a-48f7-be99-aa608a0146ed.jpg" title=" bc7a3a05-d302-4011-a07f-65d03c610af3.jpg" alt=" bc7a3a05-d302-4011-a07f-65d03c610af3.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 楷体_GB2312, SimKai " 扫二维码加“绿· 仪社”为好友 了解更多业内重大消息！ /span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