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链

十多米外就能闻到刺激性气味，黑色液体从破桶里流出，被污染土壤装填了1700多个编织袋、重达80吨 毒性强且致癌的化工废料，被随意倾倒在河坡上，随时可能导致大面积水体严重污染…… 　　近日发生在安徽两县的危险化工废料倾倒污染事件触目惊心。有毒性、腐蚀性、传染性强的危险废物，按环保法规定应做无害化处理，缘何会被肆意倾倒? 　　“被污染”突如其来 　　2011年12月，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旧城镇丰桥村的村民不断闻到刺鼻的味道。“大冷的天，哪儿来的味道呢?”最后，村民终于在废弃的砖窑厂找到了罪魁祸首：一堆不知道装着啥液体的铁桶。 　　铁桶掩埋的位置附近有水沟，并且连接外田和村庄，平时都用于庄稼灌溉。附近的村民们十分担心地下水受到污染。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在发现铁桶后，很快就向利辛县环保局进行了举报，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现场。“我在接到举报的当天赶到了倾倒现场，发现了70多个装有危化品的铁桶，气味刺鼻老远就能闻到。”安徽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副调研员刘严告诉记者。 　　安徽省环保厅的化验结果显示，这些倾倒的危险化学品里含有二氯苯、苯已铜等，有毒性，如果被人吸入或者接触皮肤对人体会有危害。经测量，仅利辛县境内被污染的土壤重量就达80吨。 　　在同处亳州市的涡阳县向阳河，环保部门在河边也发现数十个装有危险废物的铁桶，被倾倒出来的黄色化工废料，距河水不足一米，水面上泛着厚厚的白色泡沫。 　　“利辛县政府和环保部门立刻组织人员对地下的危险化学品进行了挖掘和清理，连带被污染的土壤也被装进袋子里运走。目前，所有危险废物和被污染土壤已经被装车运往滁州进行无害化处理，环保隐患已经基本消除。”刘严告诉记者。 　　“这次违法倾倒危险废物共有7名涉案人员，目前已经抓获了6名，尚有1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逃。”亳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支队长韩冰告诉记者。 　　废料转移农村暴利惊人 　　利辛县公安局副局长孙亚峰介绍，根据嫌疑人供述，其向利辛、涡阳两县倾倒的废弃物约22吨，这批危险废物由家住江苏大丰市的犯罪嫌疑人卞某与同伙梁某从开发区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企业拉出，从企业获得每吨700元的处理费用。随后又以每吨400元的处理价格，将危险废物转给涡阳县在江苏打工的嫌疑人邱某等，由他们来负责运输、填埋。 　　邱某是安徽涡阳县人，常年从事废品收购。他和卞、梁谈好价格后，利用自己熟悉的便利，专程返回涡阳县，接应这批化工废料。废料被运到涡阳县和利辛县交界处。邱某又找来当地村民，一些化工废料被倾倒在窑厂旁的水沟内。邱某等人因此获利9000多元。例 　　“这批废料如果在江苏省进行无害化处理，成本花费在10万元以上，但卞某等人支付给邱某的处理费用是9000多元，加上运输费用，总共只有1万多元，两者悬殊极大。”利辛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刘子亚告诉记者。“化工废料存放、运输、处理等国家有严格规定，必须有国家认可的资质证明。但是，嫌疑人对相关规定置若罔闻，不仅没有合格资质，危废交接极其随意。” 　　在利辛县此次事件以及2009年的跨省倾倒化工废料等污染事件中，都存在着黑色利益链，操作隐秘，分工细化。据孙亚峰介绍，此类犯罪行为从企业至农村倾倒化工废料的下线之间，经常会有四五个环节，钱款通过银行账户汇款交易，操作隐秘。一些企业明知废料危险性，仍与下线签订危废处理合同。从企业接手废料的二线中间人，有的还拥有一两个自己注册成立的化工废料处理公司，打着无害化处理的幌子，一边骗取国家补贴，一边将本应无害化处理的废料转手给下线。三线中介、四线中介接手危废后，再以更低价格转给外地打工者，把废料运到农村偏远地区。 　　警方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这样的利益链与化工企业产业群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呈现随着化工产业群迁移而转移的趋势。 　　据安徽省环境监察局局长黄建树介绍，从全国范围内看，跨界倾倒化工废弃物已成为多发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安徽省环保部门在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内发现近十起跨省倾倒危险废料污染事件，这些化工废料大都名列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一吨危废无害化处理费用至少要在3000元以上，在地下交易中，上线的价格仅仅每吨百元甚至几十元，可谓暴利。” 　　加大“危废”监管惩处力度 　　黄建树说，在利辛县危废污染事件利益链上的丰桥村民王某等人，想当然把危废当作普通垃圾随意倾倒，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不仅污染了自己世代生存的土壤、水源，还可能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加大在农村地区的环保宣传，增强农民环保意识，是遏制危废肆意倾倒的重要环节。” 　　“每一起非法倾倒、掩埋危险废料，相当于在当地埋下了一枚‘生态炸弹’。”中国人民大学副研究员黄家亮说，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损害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消除。 　　专家分析说，与一些地方不断上马化工项目的速度相比，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一些无经营资质企业大量存在，非法经营活动猖獗。一些企业唯利是图，无视法律规定，不规范处置危险废物现象屡禁不止。 　　针对跨界倾倒危废污染事件频发，专家建议，首先应严格新建项目环境准入，应特别注意审查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和利用、处置去向。其次加大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和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如公布辖区内危险废物重点产生、运输和经营企业相关信息，重点企业应向社会发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等。第三，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专项非法倾倒化工废料检查，建立危险废物污染责任终身追究制，加大贯彻固废法等环保法规。对恶意倾倒危废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处罚力度严厉追究责任。

对于某些环境影响评价(下称环评)机构而言，如今正处在一个如履薄冰的时刻。 　　由环保部牵头组织的检查小组，目前正在各地工作，11月22日之前完成对部分环评机构的现场检查；今年年底之前，环保部还将分批组织对部分环评报告的专项检查。 　　在环保部发布的2010年环评机构抽查行动的通知中，黑龙江、河北、浙江、广东、海南、四川的24家环评机构被列为现场抽查对象，北京、天津、山西等省市的53份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被列为专项检查对象。 　　环保部表示，将适时公布抽查结果，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质量差以及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的评价机构及人员，要予以处罚。 　　“我们已经掌握一些线索，抽查的大部分机构和报告，一些属于最近没有进行考核，另一些是被人举报了。”环保部相关人士对本刊记者透露。 　　业内人士看来，这种一年一度、由国家最高环保行政部门开展的环评抽查行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但揭露的仅是“冰山一角”。整个环评市场的混乱，远非区区行政手段可以解决。 　　环评“卖方市场” 　　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已有30多年历史。尽管有质疑者认为建设项目环评是“治标不治本”，但不可否认，环评体系在调整产业结构、遏制污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建设项目数量的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盯上“环评”这块大蛋糕，催生了一条包括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等在内，利益交织、环环相扣的产业链。 　　在这条产业链中，评价机构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今年6月，环保部公布了2009年度环评机构抽查结果：在全国20个省份抽选的75家环评单位中，有30家存在违规行为、工作质量较差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比例高达40%。 　　一位从事环评审批的人士透露，这些现象在环评行业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环评机构，一年可以完成十年的环评报告；有的干脆瞎编，内容弄虚作假，速度快的一天就可以交货，甚至出现了报告封面和内容牛头不对马嘴、北京的项目写成上海的情况。” 　　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研究员于敬文则表示，近年来环评报告的质量有所提升，但从整体来看，仍处在水平参差不齐和鱼龙混杂的状态。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环评市场正常秩序之所以遭到破坏，原因之一是准入门槛太低。“许多编制环评报告的评价人员，甚至对项目所在的行业本身一窍不通。” 　　难以“脱钩脱利” 　　环评报告质量不过关，并不完全是环评行业饱受诟病的关键。毕竟，编制环评报告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接受专家审核和环保部门的审批。 　　“所以问题就在于，那些明明质量不过关的报告是怎么通过审批，或者绕过审批的?”于敬文说。 　　总体而言，中国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分类管理。2009年3月，环保部出台新规定，上收部分“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两高一资”行业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权，其他“对环境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力则适当下发至省级环保部门。 　　但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地方层面，环评审批环节的薄弱已成常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加之监管不力，环评审批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一位负责环评审批的人士坦言，暗箱操作，利用行政职权“吃回扣”，项目业主直接行贿审批者的现象从未消失，环保部每年抽查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2007年，杭州爆出建国以来最大一起环保腐败案，涉及90余人。据《南方周末》报道，该市环保系统普遍存在利用环评项目审批权，以20%至40%不等的比例收取环评管理费的现象。 　　2008年，福建省漳州市环保系统腐败案曝光。其中，10余名环保系统工作人员利用审批职权，以指定或变相指定的方式，为环评中介机构招揽业务，从中收受贿赂。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北京，近年来连续有司级干部因为环评腐败而下马。 　　环保行政机构中存在的寻租行为，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或私利考虑而迫切推动项目建设的做法，在很多情况下使环评报告沦为摆设。 　　11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2010年环评审批工作专项执法检查情况汇报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指出，“建设项目环境违法，部分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影响环评法实施效果，环评承诺兑现难、环境执法软，一些地区规划环评进展缓慢等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 　　当一些业内人士以“一摊烂泥”来形容目前的环评市场时，环保部酝酿的环评机构改革也正在缓慢推进。 　　就目前而言，除了极少数私营企业具备环评资质，绝大多数环评机构是事业单位，隶属于地方环保系统或科研院所。其中，以地方环保系统下属的环科院所从事环评工作居多。 　　2008年，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公开表示，要从改革体制入手，让环评机构与环保部门“完全脱钩、彻底脱利”，以确保环评审批不受利益干扰。 　　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环保机构改革时间表显示，按照环保部最初的设想，全国各省市应有近600家科研事业单位分别于2011年底和2012年底前完成环评体制改革。但讨论了整整两年之后，环评机构与政府部门“脱钩脱利”的想法仍未成为现实。 　　在2009年4月的环保部华东地区环评机构改革座谈会上，与会环评机构代表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会议总结显示，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认为，华东地区各家环科院所均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所从事的环评工作与环保审批部门没有利益关系，根本不存在环评机构需要从环科院所中剥离或脱钩的问题。 　　这些代表还表示，没有环评收入的反哺，环科院所将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最终导致环科院所运行困难和综合性专业人才的流失，服务环保局的能力水平必将大打折扣。而且，倘若环评机构企业化，面临竞争激烈的市场，很可能出现与项目建设单位挂钩的现象，“有失环评的公平和规范”。 　　本刊记者了解到，尽管有来自环评机构的反对之声，环保部仍将推行环评改革，并且是明年的重头戏之一。环评改革将从环保部自身开始，率先在其属下的环境规划研究院、环境科学研究院、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这五家事业单位开展“脱钩”试点工作，剥离研究院所下设的环评中心，将环评中心转制为企业。 　　但环保部环评司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坦言，即使“拿自己开刀”，推进工作仍有相当的困难。“事业单位和企业在本质上有相当大的区别，需要协调，我们也很担心，万一改革过快，会丧失大量骨干人才，造成负面影响。” 　　这位官员说，环评机构改革最大的希望其实被依托于国家层面事业单位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国家计划一天没有出台，我们也只能慢慢试点，慢慢摸索。” 　　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表示，环评机构的力量不足是制约环评质量的最根本因素。截至今年9月，全国共有1091家具备环评资质的机构，9000多名获得执业资格的环评工程师。而今年全国需要进行环评审批的项目却有30万多个。 　　他认为，目前环评市场作为卖方市场，具备资质的“合法”工程师供应远远跟不上各种新建、扩建的项目数量需求。长远来看，不仅很难保证环评质量，还会催生大批实际上不具备合法资质的“挂靠”单位和“挂靠”评价人员。 　　“很多地方县市，一家环评单位就可形成垄断，负责编制整个地区所有项目的环评报告，人数都跟不上，如何保证质量?”前述官员说。

一些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中间利润甚至超过6500%。　 　一些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中间利润甚至超过6500%。 　　一些地方的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昨天再度对高药价进行调查。 　　中标价高出几十倍 　　央视记者此前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发现，一些常用的药品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很多。记者随机选取20种常用药品，结果发现这些药品从出厂到医院中间利润都超过了500%。 　　多位医药行业人士反映，药品的超高利润在业内绝非个别现象。在接受采访时，从事医药行业的赵连璧介绍说：&ldquo (药品差价)一般情况下，平均在五倍以上。二三十倍都有。&rdquo 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些药品产品价格目录，涉及上百家药厂的上万种药品的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一些用于治疗肺炎、胃炎和止痛的常用药品，从出厂到医院零售的中间利润都超过了400%。 　　最离谱的两种药分别是：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4毫克的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52元，中标价为16元，医院零售价为18.4元，中间利润超过3400%(3438%) 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竟然高达6500%以上。后经记者调查核实，业内人士提供的上述价格基本属实。 　　医院医生参与分成 　　按照我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办法，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必须竞价采购，价格由当地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审定公布。这个审定公布的价格也叫中标价，中标价是医院采购药品的最高限价，因此竞标价的制定成为影响药价的决定性因素。 　　在记者采访中，各地药品集中采购和招投标管理部门，都避谈中标价是如何制定的。记者联系到一家药厂的负责人，她透露，药品投标和定价工作并不由药厂运作，而是由专业的医药代理公司负责。这家公司生产的一种治疗妇科病的常用药出厂价为7元，中标价高达56元，这一过程遵循了行业&ldquo 潜规则&rdquo 。 　　该负责人说：&ldquo (代理公司)去竞标以后，医药公司要挣多少个点，医院要扣多少个点，给大夫多少点，最后人家是多少钱，这就像是一个行业规定似的。&rdquo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虽然这种药品的中间利润超过了800%，但药厂也就挣1块钱左右，从7元到56元之间的差价49元被分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调查过程中，一位从事药品批发行业十余年的业内人士证实了这家药厂负责人的说法。他表示，这种利益均沾的模式，正是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ldquo 潜规则&rdquo 。 　　&ldquo 天花板价&rdquo 依然超高 　　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一直没有对药品中标价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作出回应，也没有对中标价为什么比出厂价高出几十倍等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 　　据了解，从2001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价，发改委也为每一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要求医院零售价不得超过，被业内视为&ldquo 天花板价&rdquo 。然而，记者调查却发现，即使不少药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根据这样的中标价计算出来的医院零售价，依然低于发改委公布的最高零售价。 　　业内专家称，制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目的是为了限制药价，防止药价虚高，但现实情况是，被称为&ldquo 天花板价&rdquo 的药品最高零售价与出厂价相比，定的更是高得离谱。以山东方明药业生产的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为例，出厂价为每支0.32元，最高零售价被定为35.9元。那么，&ldquo 天花板价&rdquo 又是如何制定的呢?记者多方联系价格主管部门，同样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成为继中标价之后的又一个巨大问号。 　　专家：政府应该放开管制 　　专家强调，只要医药公司、医院、医生、包括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等各个环节利益均沾的&ldquo 潜规则&rdquo 不改变，药品中标价就很难回归到合理范围。解决药价虚高，除了要整治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乱象，还应当对药品加成政策进行调整。 　　据了解，目前二甲以上的公立医院必须按照中标价采购药品，购进药品后再加成15%卖给患者。专家指出，药品加成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医院的合理利润和正常运营，但实施过程当中却往往造成医院偏爱高价药，一些治疗常见病的便宜且好用的药品却进不了医院的采购目录。 　　北京大学教授、新医改政策研究专家顾昕认为，应当尽快调整医院所售药品加价15%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药价虚高，让患者受益。他举例说：&ldquo 假如政府解除15%的管制，让医疗机构拥有自主权，可以到市场去挖掘便宜的进货渠道。&rdquo 他说，政府放开管制，不管是患者、医保基金还是医院，都能受益

最近，科技部部长万钢炮轰科研经费腐败严重，再次引起了社会对财政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关注。 　　记者选择了几位普通的科研人员，向他们了解关于科研经费申请和花费的最普通经历。从来自各个不同单位和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叙述可知，按照正式的国家规定，他们个人和周围同事的科研经费使用普遍存在许多不合规之处，充满着灰色。 　　我们无法肯定这几位采访对象所讲的情况就代表了科研经费的普遍情况，但问题之严重已不容忽视。当少数人违规时，应该处罚的是个体，而如果许多人都这样靠灰色方式来运行，灰色收入成为许多人的常规收入的一部分时，也许，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科研人员都无法正常利用现有科研经费做出有益社会发展的科研学术成果，而只能长期生活在这种灰色地带之中? 　　&ldquo 有的骗钱，有的累死&rdquo 　　张宇(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他的印象中，即使在同一个所内，因为研究领域、资金来源和具体项目等不同，资金使用的浪费和效用也存在巨大差异。 　　他所在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主要分四大块：基础学科考核的主要是论文，成果质量完全靠研究者个人把握，有好有坏 生物学，尤其是微观生物学，被他认为&ldquo 最容易骗人&rdquo 。他的一个朋友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并写了相关论文，曾对他说，&ldquo 就是骗国家点钱花吧&rdquo 。美国人写的同类论文，发表后国内当天即能看到，相比之下，国内同行写的许多东西是没有实际用处的 而在资源环境领域，普通的情况是，&ldquo 100块钱中有80块是被浪费或被挪用的&rdquo 高技术学科领域内则浪费最少，&ldquo 投100块，真正用上的能占一半以上&rdquo ，这有两大原因：一是这个领域为了研究要购置的东西较多，必然需要花费一部分钱 二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要有实际用途，也使得工作必须要用心。 　　而就各种不同渠道的资金而言，他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相对比较公正，一是对于申请人的条件限制小，从事相关科研的人员都可以申请，且主要由业内专家评审，相对较为公正。而来自科技部的资金，则因为一些体制性的原因，实际中的使用并不太尽人意。 　　比如，科技部的主要导向是要出政绩，设了许多要得比较急的课题，且相关的官员有很大权限：在初审时官员就能按照自己的偏好确定项目，虽然此后也要进行专家评审，但评审后还要经过预算阶段，这一关还是由相关官员决定。这意味着，即使专家评审通过了，相关官员也能以&ldquo 预算有限&rdquo 不给钱。张宇本人就遇到过好几次类似情况。 　　另外，从进入门槛而言，虽然科技部的项目按照规定也是相关科研人员都有资格申请，但在实际中，由于它是将名额下放到各个单位，每个单位名额有限，所以单位里能拿到课题的基本只有学霸和领导，&ldquo 如有两个课题，往往是一个院士得一个，所长或副所长得一个&rdquo 。 　　具体到经费的使用情况，张宇表示，目前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挪用，不能光说科研人员不好，因为现在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很低，还有助手、学生和聘用人员的工资和劳务费用需要发放，这一部分应属合理挪用。另外，由于按照目前的经费管理，只能报销某些科目，一些的确需要花费的钱没有列入科目之中，只能列入一些管理较松的项目中报销掉。一些不合理的费用主要出现在采购和会议方面。购买器材的价格水分可能比较大。会议也可能有很大问题。据他所知，从会议费用中抽取至少20%的回扣，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 　　令他感慨的是，在这种体制之下，有的科研人员可以轻松应付并拿到大笔经费，&ldquo 基本是骗钱&rdquo 另一些科研人员则须面临经费管理和研究成果的双重巨大压力：他认识的同行中，有搞高技术研究累死的 9月份，一位大家平时觉得&ldquo 很老实&rdquo 的国家级课题项目主持人跳楼身亡，传言即是因为面对审计，说不清自己项目经费的花费。 　　主要不是贪掉，而是浪费掉了 　　李宏(化名)是某部委下属研究院的中层管理人员，5年来连续主持一个总额为200万元经费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他的切身感受是，各个研究单位的经费管理具体差别很大，但就他自己所在的单位而言，这些经费主要不是被挪用或贪污掉了，而是&ldquo 被浪费掉了&rdquo 。 　　他表示，像自己所在的这样较老的部委下属单位，财务制度较严，很多财务人员自己也是做科研出身，比较大额的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ldquo 套钱&rdquo ，套不了多少，所以经费主要不是贪污了，而是浪费在各种不必要的活动上了。 　　由于按照规定，项目经费只能用在餐饮、车票、住宿和成果出版等几项主要花费上，为了&ldquo 正当&rdquo 地得到这些票据，就必须常去郊区的度假村，或者时而去丽江和三亚等地&ldquo 开会&rdquo 。吃一顿饭一两千块。有时出去也会带着家人一起去。 　　李宏表示，同时，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非常低，好几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了。他认为，作为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科研究经费，没有给课题人的劳务费用，而是规定都必须花在这种&ldquo 吃住行&rdquo 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这一点上，一些企业课题就显得较为合理，因为这种课题会专门留有20%左右的劳务费用，所以一些研究人员宁愿做企业课题。而做国家课题，主要是为了树品牌，名声好，或者评职称，以及在单位内部的考核。这些国家课题做出来的成果最后审核也不严，很多东西并没有实际用处。 　　财务人员也拿回扣 　　王梅(化名)是中央某直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她强调，院下属各单位的经费情况区别很大，其中除了各单位领导的因素外，各个单位会计和出纳等财务人员的个人因素也起着很大作用，具体到不同的发票可能在这个所能报，到另一个所可能就不能报。 　　同为社科领域的事业单位，与上述李宏一样，她本人所在的单位主要能报销的项目也是餐饮、住宿、交通和书报资料费等。她觉得有些规定没有什么道理，随意性很大。 　　研究课题，规定第一年要花掉一部分，过时不花掉，就要没收，只能大家去找票。一个熟悉的研究人员有几千块钱年底必须花掉，不然就收回去了，于是分了3000块钱的额度让她去买书来报销。 　　她印象深刻的是，研究经费报销跟财务人员个人的巨大关系。她单位里的财务人员对研究人员算是不错的，会经常提醒她各种要注意的财务问题，&ldquo 有些东西如果财务人员不告诉你，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会搞得很累，许多事还办不了&rdquo 。 　　有一次，她去报一笔发票，报之前财务人员明确提出，报完了要给拿1000块钱。她跟同事说起来，别人还觉得她这么不懂事，&ldquo 你怎么还要别人开口?&rdquo 　　给财务人员一部分钱，俨然已经成为某些研究单位的潜规则。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钱的流动，早报一点，晚报一点，或者提醒你什么东西有更大的空间，其中获益或受损都很明显。 　　至于有些人说的报销审计越来越严，她认为，道高一尺，魔高一尺，如果手上有课题费，总是能占点便宜的，平时的日常开销一般不用自己花钱，报掉都没问题。 　　找发票成了核心能力 　　李雷(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所在的研究所账务是由专人统一报，所以经费使用这一块，关系到自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ldquo 找发票&rdquo 。 　　与上面两位社科研究人员类似，李雷能报销的发票类型也主要是书报资料、出差住宿、会议、餐饮票和出租车票几大类。&ldquo 哪个课题也得花点钱，但其他的，只要能找到真发票，都报得掉。&rdquo 　　他的经验是，像国家图书馆这样大的正规单位一般发票是买不到的，一些复印店、小书店等不太正规的地方则是能买到的。餐饮和出租车票能报的越来越少，现在明显向书报和会议等方向倾斜，一般这方面的发票报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令他感慨的一点是，如今的发票越来越正规，很多营业单位跟税务机构联网，虚增发票很难开，发票成了紧缺物资，一两年前给对方3个点、5个点的回扣能很容易地找到发票，现在要7个点8个点才能找得到 另一方面，财务审计越来越严，&ldquo 两头一挤压，找票能力成了核心能力&rdquo 。 　　不同来源的经费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钱审得松一些，&ldquo 国家拨给你的，买电脑都可以&rdquo 。但自己本单位的钱审得就比较严。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事为了报所里一个1000块钱的课题费，找了一叠出租车票，结果财务就没通过，后来还是托朋友找了当地的住宿票。 　　不同的课题也不一样。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首期下来10万元，每人分1万元，让每个人自己找发票报，结果是几个组员都只找到四五千块，还是课题负责人找了几万块才算凑满。&ldquo 为了一点钱，四处找票，很不值得。&rdquo 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为要经常四处找发票来领取自己的科研经费感到无奈。 　　他至少可以庆幸的一点是，自己买书可以随便买喜欢的，而他妻子是另一个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开买书发票时，得提供书名，由于研究领域较窄，很难在其中加上非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书籍。 　　因为夫妻俩都需要发票来报课题经费，曾让一个开出租车的亲戚找过一些出租车票。那亲戚找了四五个出租车同行，一个车给了几千块钱的票，结果，他妻子也只敢一个车用了两张票。&ldquo 心虚，给财务的时候，别人发现全是同一辆车的票，问起来没法解释。&rdquo 以后也不太愿意问人要票，&ldquo 这也是人情，人家不一定觉得你赚了多少&rdquo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体制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报告，其结论认为，中国的科技预算制度存在科技预算的编制不科学、科研投入多投、预算的管理缺乏约束、科研人力资本补偿较低等问题，建议调整科技拨款结构、改革科技预算制度、充分补偿科研间接成本等。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课题组成员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表示，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财政科技拨款体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保障性经费少，而竞争性经费相比之下过高，2005年达到80%，在2009年虽然降到60%，但仍然过高。这使得研究人员在项目申请和考核中疲于奔命 二是财政拨款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很低，仅占5%左右，大量资金被用于应用化、产业化方面，而这些方面，本应该由企业或其他社会资金来承担 三是经费分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委，导致重复投入和低效率。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科研经费成了一条利益链，而科研人员则成了现行体制下的科研食客。纳税人已经不只是在为科研埋单，而是为一条利益链埋单。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打假工作委员会投诉举报办公室主任贾宁近日在接受中国网消费频道记者独家专访时揭露了行业检测机构内幕。他称，各行业确有一些牌子很大的检测中心，不受理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检验申请，因为很多的企业长期和这些检验中心存在着利益关系。 　　贾宁表示，任何媒体和公众都有监督和揭露不法行为的义务和责任，任何合法的检测机构检测报告都具有法律效力，都应该给予认可。他认为，只要是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中国计量认证(CMA)等相关部门批准认证的检测中心，就符合法律效力。我国很多的出口企业的商品检测，很大部分都不是在非官方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的，但检测报告一样受到国际认可。 　　他还透露，各行业确实有一些牌子很大的检测中心，不受理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检验申请，因为很多的企业长期和这些检验中心存在着利益关系，企业是这些检验中心的“上帝”“财神爷”当然要“保护”了。最近，关于各行业官方检测机构的报告“乌龙”事件屡屡发生，从太阳能产品到服装、食品。 　　“很多消费者在买到假东西后去检验中心进行检测，但这些检测报告都是不被厂家认可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递去的东西也基本上不予检测，检测中心会以技术问题等理由来推脱。”他称。 　　贾宁表示，我国法律规定，举报违法犯罪行为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所以公民、社团组织、新闻媒体都有监督商品质量，揭露不法行为的责任和义务。

医学伦理的中国式困境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审评专家茅益民指出，中国的医学伦理有着很好的章程，所有这些常识性的规定，如果能够毫无保留地在各级医院、科研组织和伦理委员会中得以执行，或许许多药物实验中的医患纠纷就不会发生。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一间办公室内，10岁的小林在父母陪同下，工工整整地把自己的姓名填在一份药物试验知情同意书的签名栏中。他是一个多动症患儿，将在之后的24周试验一种学名为LY139603的新药。 　　和父母签署的那份四五页的知情同意书不同，小林签的这份只有3页纸，用词浅白，文字中间还点缀着两幅卡通插图。除了解释试验的研究目的、研究程序、风险补偿之外，文件中还列明患者可选择的其他治疗方式。其中，“患者可随时无条件退出试验”这一条款赫然在目。儿童医学中心医生李岚告诉记者，“医院制作的知情同意书要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医学与伦理的结合，似乎在冰冷的医疗之中注入一丝人性温暖，让人们在高高在上的医疗机器面前能喘口大气。 　　但，医学与伦理的矛盾，仍死死纠缠。 　　“拒签门”余波 　　这是一出余波不止，引发热议的事件：丈夫不签字，医院不开刀，产妇因此“一尸两命”。 　　如今“拒签门”风波已过，余音未了。产妇李丽云命殒后，其父母李旭光夫妇赶赴京城，踏上了漫漫索赔之路。 　　2008年1月24日，李丽云父母正式提起民事诉讼，将朝阳医院和不愿签字的死者事实丈夫肖志军一并告上法院，索要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后又撤回对肖志军的起诉，并将索赔数额增加至121万元。 　　经过漫漫两年时间的审理，朝阳法院于2009年12月18日对“拒签事件”索赔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朝阳医院不构成侵权，驳回了李旭光夫妇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于朝阳医院表示愿意给予患者家属一定的经济帮助，法院判令医院向李旭光夫妇给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 　　这个结果让李丽云的母亲李小娥没能好好过上元旦。为了给“死得太冤”的女儿“讨公道”，她和丈夫已向法院正式提起上诉，坚持索赔121万。同时，几乎山穷水尽的老两口还向法院递交了缓交诉讼费的申请。 　　出人意料的是，一审代理律师王良斌明确表示将不再为李氏夫妇提供法律援助，他的态度中透露出几分“义理已尽”的意味，似乎预示着事件的某种结局。 　　早在两年前，北京市卫生局曾就此事做出孕妇“死亡不可避免”的论断，这样一个专业得近乎残酷的书面表达是李小娥无法接受的，“她当时是走着进医院的啊!”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妇产科多位医生向她证实，李丽云入院时，孕妇和胎儿都还有救。 　　一个“有救”的人为什么“死亡不可避免”?显然，北京市卫生局给出的结论是从程序角度出发，“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在依法履行告知义务而患者及其关系人仍明确表示拒绝手术的情况下，一边积极做家属的说服工作，一边进行抢救治疗……而不是违背患者意愿强行手术，这一做法符合法律规定。” 　　同样的理由支持朝阳法院在一审中做出“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的判决，判决书中特别注明李丽云入院时“依从性较差”，朝阳医院履行了医疗方面法律法规的要求，但患方肖志军却不予配合。 　　似乎，正是院方无懈可击的医疗“程序公正”以及对相关法规不折不扣的执行，令悬在医院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迟迟没有落下。 　　如此，病床上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患者，与死神对赌的唯一资本，也许并非医学昌明，亦非医生的仁心仁术，而是家属能怀有最大善意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然而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杨伟国告诉记者，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家属意见贻误治疗并非个别现象，家属的选择未必纯粹从病人利益最大化出发。 　　知情同意的困局 　　“家属不签字患者就会面临死亡，就像有人把亲属送进精神病院，不签字病人就无法获得自由一样。往往家属的权利没有得到制衡，使得从伦理角度考虑设置的一个程序反变成伦理上的瓶颈。”杨伟国坦言，患者或家属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无法统一做出最明智的选择，而医院对患者有一个最科学的判断，但目前没有一个程序来确保这个最科学的治疗方案实施。 　　虽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规定，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但规则经由各个医院细化后，通常只会在“免责”的框架下拾遗补漏，鲜有人敢对“其他特殊情况”拍板。 　　“这是一个两难的处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药理学教授曾繁典表示：“医院让病人家属甚至让病人自己签字是国际惯例，除了为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之外，也是保障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利，制衡医院的强制治疗权。” 　　知情权问题超越了行业规定，直指医学伦理的本质。 　　早在80年代末，学术界就有关于患者自主权的激烈争论。曾繁典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生命健康权是第一位的，但如果没有知情自主权，生命健康权就没有办法保障。虽然中国传统上一切医疗方案都是由医生说了算，但现代人医学常识丰富了，医生专断只会招来患者的质疑和不信任，许多医患矛盾也是这样来的。”1994年，旨在保护患者权益的知情同意被写入相关条例，使得相对医院而言占弱势地位的病人有权作出科学的判断。 　　然而，当医学与伦理貌合神离地走在一起，知情权很可能仅仅流于一纸手术知情同意单。 　　知情书=免责书?! 　　在杨伟国的从业生涯中，见过不少知情同意书引发的医患矛盾。“现在手术同意书都是四五张纸，家属没时间看，也看不太懂，病患出于信任医院签了手术知情同意单，有些出了意外，回头说这个你没说过，那个你没说过，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在病患看来，签这张单子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护医生，出了意外推卸责任。 　　而在实践中，知情同意书未必就能让医生或医院免责，事实上，大部分医患矛盾都是在对簿公堂之前化解。“比如有时出了麻醉意外，家属不和你走法律途径，要和医院私了，医院不同意就闹，一般医院会给点补偿，毕竟这种小概率事件总要发生的，医院从道义上来说也会赔钱。”而在“私了”的情况下，知情同意书自然无用武之地。 　　除了受到病患的冷遇，对医院而言，知情同意书也往往形式大于内容。“某些医院手术做一半，医生派个护士出来跟家属说要买药，一买8000多元，那种时候家属不会问为什么用这种药，是不是可以用便宜的代替，这种药在不在医保范围内，家属只会照单全收。”而病患在手术前签署的药品和器材同意书只包含心脏支架等大件器械，突发用药医生可以灵活处置。 　　“如果知情同意书只是作为一个医疗过程，一种形式，一个文件，为法律服务，而不是为伦理道德服务，知情同意制度只会起到反效果。”杨伟国一针见血指出。当对知情同意制度不成熟的失望，转化为对知情同意本身的怨望，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拒签门”等事件的助推下，坊间呼吁医生处理突发事件“专责专权”似乎显得合情合理。“这种强制治疗权的复苏，会不会损害到知情同意的权利，这两个权利本身就是一对相互制约的矛盾。”曾繁典对记者表示了他的忧虑。目前我国强制医疗只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传染病、精神病以及戒毒。 　　实验室的“博弈” 　　作为从一户贫困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大学生，正读研二的小杨，回想起自己6年大学生活，常常有些心酸。当然，最直接原因还是那个让所有农村孩子最难以启齿的字眼——钱，“大城市的生活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小杨眨巴着一双迷茫的双眼，吞吞吐吐地讲述着自己的血泪史，“你不和同学混在一起，那就是不合群。但每次出去玩的花费都抵得上我一个月的开销。” 　　没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没为自己置办过一件超过200元的“奢侈品”。即便如此，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加上自己微薄的补课的收入，还是让小杨感到举步维艰。“那时，一个医学院的朋友就问我，有个赚快钱的方法，我要不要试试，只要吃吃药就能有钱拿。” 　　从未接触过“药物实验”的小杨，听得云里雾里的，但半信半疑的他还是决定勇敢地“赌”一把……其实，对于医学院的学生而言，药物实验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一种“谋生”手段，“有人甚至每个月都会接受不同的药物实验，简直把身体赤裸裸地当作药罐子去使。”在与药物实验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在拿到“卖血钱”(补偿金)的那一刹那，小杨丝毫没有欣喜之情。相反，他却由衷地感叹，“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最痛苦的体验莫过于药物实验”。 　　迫于生计的小杨当时选了一项长达半年的实验项目，这个实验可以算作中长期的项目，收入自然也更为丰厚。于是，对于实验内容不甚了了的他毅然决然地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大名，“当时，完全不懂啥是知情同意，心里只想着吞点药片死不掉!”何况，医生在咨询室像拉家常一样介绍了整个实验的过程和注意事项，胸有成竹的态度，更是让小杨彻底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要参加试药，就必须要到医院进行心电图、肝功能等身体检查，还要测量体重和身高等指标。均符合要求后，才能当选幸运的“小白鼠”。然而，小杨还来不及为自己的幸运欣喜，就发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想象。按照实验协议，他每周定期到实验室报道，在吃了药物后，护士领着他到隔壁的病房内，静静地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就进入了药物实验最痛苦的环节——抽取血液样本，每次都要在手臂上挨一针，左右轮流开工，半年下来，小杨的手臂已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孔印迹。 　　痛苦却并非一次性的冲击波。医学院的朋友告诉小杨，在药物实验进行的全过程中，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注意“自我保护”。生怕细菌感染，实验的第一阶段的两周内，他始终谨遵医嘱，始终没有让身子碰水，俨然成了不折不扣的玻璃人。“为了避免被朝夕相处的同学知道，自己还要编造一些‘荒唐’的借口糊弄过去。” 　　在药物实验结束的那一天，小杨终于收获了一笔丰厚的补偿金，面对这巨款，小杨情不自禁地淌下了泪水，窝在心底的委屈在那一刻瞬间爆发了。也许是为了抚平药物实验所带来的隐性伤痛，小杨在网上疯狂搜索着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同龄人，他方才得知，许多生活在小康家庭的大学生也扎堆各种类型的药物实验中。“有些人甚至两个月内要连续赶四个‘场’，彻底把身体搞坏了。” 　　药物实验的副作用也是不可规避的风险因素，作为药物实验圈子里的“老江湖”，刘正就曾饱受药物副作用的煎熬。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治肝病的药物试验后，由于该药物的抗凝固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鼻子都经常流血，并且时常虚汗，稍微运动一下就喘不过气来。 　　对于这群实验室内的“小白鼠”而言，许多药物实验的消息都是从网络上不胫而走的，“有些药物实验更是重金招募受试者，也应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话，这样的实验总是让人趋之若鹜”。 　　反之，关于药物实验的恐怖之处，也通过网络流传，刺痛着这些“小白鼠”的心脏。一个故事说的是爱沙尼亚一个小伙子看到报纸刊出的招聘维生素实验员的消息，被免费前往瑞士两周、住舒适旅馆及数百美元报酬等诱人条件吸引而应召。结果并没有住进想象中的三星级宾馆，而是被人带到一个摆满床位的无菌诊所，接受药物实验。他对所用药物的作用一概不知，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他不得不在一份用德语写的同意书上签字。尔后在两星期内吞下了大量不知名的药物。 　　“药物实验更像是我们这些‘小白鼠’同药商的博弈，在金钱与身体之间，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小杨长期药物实验经历得出的心得。 　　药物实验这座围城 　　2007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临床药品试验超过印度，这似乎“表明”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已经悄然成为全球制药行业的头号“实验室”。 　　可是，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的专家报告称，中国临床药物试验上的伦理学问题依旧不容乐观，“无论是在审查监督上，还是药物试验的风险评估，同国际准则相比，差距巨大。”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翟晓梅说道，“这两年的情况虽有改观，但依然处在中低水准之上。无独有偶，于是就有人质疑，是否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为跨国药厂在中国试药设置门槛。” 　　面对越来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药物和医疗设备消费市场，基于中国药物发展落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属于发展中的状态，完全禁止欧美公司在中国进行药物和医疗设备试验并不切实可行。“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跨国试药的阳光面，尤其是一些在国际上已经成熟的新药，应当欢迎这些企业来中国办实验室。”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曾繁典指出。同时，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学习西方的经验，制定有关管理条例，详细审批药物试验申请，积极教育参与试验的病人，懂得自己的权利，不让自己的权利在试验中受到损害。 　　当然，活跃于中国的跨国试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翟晓梅认为，“在华办理实验的成本低，而且中国人口众多，病种繁多，因此在我国很容易找到合适的受试者，中国病人许多都是贫困者，体内没有其他药物成分，可以取得最理想的试药效果。”但也有专家提出，国外的医药巨头瞄准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欧美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追溯20年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数额都达到了数千万美元。然而，5年前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药物实验的后续赔偿中，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赔偿“要求”居然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更可笑的是，还有部分受害者提出的补偿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 　　回溯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破解我国艾滋药物试验谜团》一文，揭露了中国医学史上最大一起药物实验丑闻，34名艾滋病患者因两年前的一次药物试验向地坛医院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质疑。一时间，药物实验一次成为媒体报道和坊间的热点。 　　时隔4年，有关药物实验的新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药物实验真的就进入了新纪元呢?翟晓梅却给予了否定答案，“尽管，三甲医院的药物实验已经做得非常规范了。但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医院，药物实验的不规范之处比比皆是，即使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由于当地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很少会有村民去有关部门举报，导致这些落后地区沦为了药物实验的重灾区。” 　　曾经，就有一家国际药厂的研发部门来华招募抗高血压药物受试者，并重金聘请中国医生参与实验。这项为期三年的实验对象针对二期高血压患者，并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服用该厂生产的治疗高血压二期的新药，另一组则需停下所有在服药物，并做安慰剂对照。“任何有良知的医生都会拒绝这样的实验。因为，对于二期高血压患者而言，三年停药几乎是在宣告死刑。”翟晓梅痛心疾首地说道，“在欧美的发达国家，这项实验是绝对通不过伦理审查的，一些跨国药厂就是利用了中国医生内心的利益驱动，来华进行此类不合理的药物实验。” 　　药物实验中的利益冲突，往往让一些小医院的管理层在利益与伦理之间，选择前者。翟晓梅告诉记者，之前她在为一些中小医院的领导进行伦理学培训时，就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医院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每项药物实验，申办方都会给医院一笔钱，“如果他们不做，自有人会接手，何必把钱给别人赚呢?这就是现在普遍的心态。” 　　当然，药物实验的利益链条是双向的，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出现大批职业受试者团体，他们以获取报酬为目的而参加药物试验。问题总有其两面性，中国的受试者更应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翟晓梅告诉记者，地坛医院艾滋病药物实验中，许多求药心切的受害者完全不在乎《知情同意书》，甚至还有为得到这种药的试验机会，不惜使用假名登记的患者。 　　翟晓梅说，科学和伦理是密不可分的，脱离了伦理的科学，都算不上科学，如果把药物试验商品化，那就更加危险了。“受试者如果单纯为了获利而参加试验，可能会仅仅出于商业目的提供不准确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可能会同时参加多项试验，这都最终损害试验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翟晓梅表示，“现在，中国在药物实验上的怪圈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奈若何?” 　　伦理委员会的中国式困境 　　无论如何，任何药物，不管是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还是上市，只要是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过的药物，都统称为“新药”。记者了解到，国外的药物到中国来进行临床试验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经在国外上市的药品，在中国做最后的临床应用实验 二是研制新药，在国外做完了一期二期，在中国做完成第三期人体试验。 　　国家药监局网站上张贴的《药物临床试验治疗管理规范》中明确指出，任何新药若想在中国上市或是进行试验，都必须在国内重新做临床试验，尤其是新药的试验，必须从一期二期开始，从头再做一遍。而对于药物实验的申报与审批细则，国家药监局也有着严格的规范，申办者必须向省级药监局提供试验药物的临床前研究资料，包括处方组成、制造工艺和质量检验结果，以及试验药物已完成和其他地区正在进行与临床试验有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资料。此外，省级药监局负责抽取药物样品，药品检验所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检验——国家药监局受理后，由其药审中心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评——审批通过后在药监局备案。 　　药监局内部人士也向周刊记者透露，每年经药监局批准的药物临床试验有数千个。试验过程中，药监局实行监督，进行抽查。其中，抽查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常规抽查，因为每年几千个临床试验，没法一一抽查，因此把工作重心放在完善规范、加强临床机构资格认定及实验室资格认定上 二是有因抽查，接到举报，或是发现问题后去抽查。 　　可是，药监局对药物实验套上的金箍，为何还是没能阻挡一个又一个“冒进”的新药品跃上舞台? 　　“医学伦理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事物，它是纯粹的舶来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审评专家茅益民深有感触，“中国的医学伦理有着很好的章程，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很好地执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审查知情同意书，而委员会中的科学家，要审查上市的药品说明书，它的药学原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文，动物试验和以往做过的人体试验的材料等等。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个医院对伦理审查的理解各有千秋，翟晓梅介绍，如同许多暴露在阳光底下的三甲医院一样，她所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协和医院的临床药理试验中心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项目是很严的。“我们常常几个小时，只能审那么几个项目。我听说一些我们这里没通过的试验项目，在别的地方审，就通过了。” 　　问题集中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组成规范。翟晓梅这几年参与了很多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建立与培训工作。以她的实践经验来看，一个健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不应该清一色由医学工作者承担，需要医院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社会上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律师、非科学家等等联合组成，还可以有所服务的社区的代表。 　　“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圈子不乏专家，少的是真正能把伦理审查落到实处的实干家。”茅益民总说道，所有这些常识性的规定，如果能够毫无保留地在各级医院、科研组织和伦理委员会中得以执行，或许许多药物实验中的医患纠纷就不会发生。 　　但是，现实与理想总会有点偏差。翟晓梅总结道，“改善中国医学伦理现状的关键，就在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中心应放在，使受试者的风险与科学利益之比——在科学利益最大化时，把受试者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这里的伦理原则是：科学的利益不能超越受试者的福利。当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个的，毕竟原来的游戏中并没有这些规则，而且伦理审查做起来又显得那么麻烦……”

改革正至关键处，更是深水区，呈现出积极与消极并存，利益与矛盾凸显的态势。 　　正如总理所说，食品安全是衡量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尺。这场被寄予众望的食药监管改革，亦会成为衡量新政府机构改革成效的另一把标尺。 　　我们曾用"食为天",记录下它顺民意而起，迎分段积弊而上的起点 曾用"新食局",剖析它经年绸缪，进退有度的务实设计。 　　现在，我们正视它破题的现实处境，人员划转的艰难，资源整合的僵持，本位主义的干扰，部门利益的算计，最终形之于进度不均衡，力度遇阻碍的半程境遇。 　　我们还发现了地区越发达，改革越观望的地方真实生态，事务越基层，行进越艰难的利益复杂性，当然也欣慰于一些地区识改革红利，承改革传统的顺遂惯性。 　　我们难免忧心，改革若走不出利益的泥淖，会有不立则废的风险，食药监管，已经十年反复，决不能推倒再重来。 　　考察食药改革暂时的真疑难，反映的却是改革永恒的真命题。而在现时中国，则更具标本意味，更需平常心。 　　所有这些，既契合着改革从来攻坚克难的使命，更印证出剑锋所指的精确性，唯有触碰真利益，才堪真改革。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刚说，"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那么，以非常之决心和举措，将食药改革进行到底，应是不容迟疑的必然。 　　时间已然过半，全国仍有不少省级的食药机构改革尚未完成，启动市县改革更不及半数，越发达地区，越观望滞后。 　　如果改革不能冲破利益藩篱，可能会带来"形式上加强，实质上被削弱"的风险。以非常决心和举措持续推动，已是当务之切。 　　哪里的改革"静悄悄"?南方周末记者多方统计，截至9月底，已出台省局"三定"方案的省份共17个：甘肃、河北、山西、湖北、贵州、海南、陕西、重庆、四川、吉林、江西、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内蒙古，在版图中以黄色色块标注。"三定"方案出台被认为是改革实质性的标志。 (何籽/图) 　　改革风乍起 　　时间已经指向10月，一度被认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还在路上，离终点尚剩两月余。 　　空白版图正被加速度填充，但任务依旧繁重，"能否按期完成"日益成为地方改革者头顶高悬的利剑。 　　这场历经十年坎坷，终以打造中国FDA为目标的改革构想，启动之初即深孚众望。 　　"当时地方改革的时间表，大体按照六、九、十二的原则，这是一道死命令。"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称，按照国务院下发的18号文件，6月底实现省级机构组建，9月底完成市级机构组建，截至2013年年底，随着县一级机构组建完毕，将彻底完成食药全系统的机构改革。 　　如此紧凑的时间表背后，其实是中央及地方监管者久经分段监管弊病之苦后的迫切诉求。 　　国家层面的重视可谓空前，新一届国务院成立后，第一个通过的机构方案就是国家食药总局的"三定"方案，第一个通过的文件就是《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而改革所涉的农业、卫生、工商、质检等部委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发文或表态，支持改革。 　　西部欠发达的甘肃省打响了改革的第一枪，甚至在国务院红头文件还没下发至地方的4月20日即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同样在4月中旬，河南省已任命新的食药监局局长，奠下了改革的第一砖。 　　被誉为本轮改革策源地的陕西渭南，迎来了比以往更多的考察团和咨询者，其中不乏明星城市诸如武汉、天津。赶在6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前三天，四川省在第一次改革小组会议上即原则同意了"三定"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至少在姿态上，没有一个地方甘居人后。6月时间节点到来的最后一天，青海和甘肃两省同日挂牌，争夺第一的标签。办公室不够，会议室凑，甘肃省新局的食品生产处、流通处就匆忙搬进了会议室办公。 　　一些地市县区，甚至急切地走到了省级改革步伐的前面。武汉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4月22日武汉就出台了《关于调整市城市管理、文化、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和职能的通知》，到7月底，市级层面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而且职能整合非常彻底。中心城区除了按国家规定对质监、工商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整合外，还将其他部门承担的生猪屠宰、动物检疫、农产品质量监管等职责一并整合。 　　在浙江温州的鹿城区，食品监管部门也提前完善街镇基层监管。全区6个街镇都已设立食药监管站，共派驻40名监管人员，各执法人员已经开始享受基层一线补贴，有效调动了工作积极性。 　　改革以疾风骤雨之势开局。 　　"起大早，赶晚集" 　　但行至深水区，困难亦开始显现。囿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一和某些部门本位主义的影响，食药改革行在一些省份进度趋缓，呈现出"起大早，赶晚集"的态势。 　　以9月底这个节点考量，改革时间已然过半，本该行至地市级层面，但全国仍有不少省级机构改革尚未完成，进度出现滞后。 　　改革基本完成的标志之一是新机构的"三定"方案出台。南方周末记者综合权威通报和采访情况获悉，截至9月底，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仍有14个省份尚未出台省级食药监局的"三定"方案。而作为地方改革的后续标志动作，目前有11个省份下发了市县食药改革指导意见。 　　迟到者们大多停滞在了"三定"方案通过的临门一脚上，他们正试图追回时间。单单9月，又有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内蒙古五省份相继通过方案。 　　剩下的省份则流露出疑难，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能否按国务院要求在年底前完成省市县三级改革"的问询，一些省份表示，以一时困难换取长期顺畅，改革更是机遇，无论哪个部门都应清楚。但仍有不少后进者坦言，困难很多，办法很少，"不好说". 　　"改革要更多结合实际，不能仅就单一时间表来落实。"广西食药系统一名内部人士如是直言。 　　由于本轮改革涉及工商、质监、药监、食安办等多个部门，因此人员是否划转到位直接考量改革进程的顺逆。在采访中，仅有安徽、湖北、甘肃、吉林、河北、陕西六省表示，来自省级工商、质监等部门划拨的人员已到岗工作。最新消息是，广东省已经明确宣告国庆后新机构正式组建运作。而更多的省份，至今仍未见新机构办公信息发布。 　　在红盾社区、质量热讯等工商、质监人士聚集的网络论坛上，许多基层的食药监管者们也在追问，这场年初启动的大改革，何时才能在地方真正启动? 　　论坛里流行的答案是："大约在冬季". 　　南方周末记者袁端端、南方周末实习生赵盼盼据相关通报及公开资料整理，相关数据截至2013年9月初，其后陆续有省份增补。 (CFP 曾子颖/图) 　　越发达，越观望 越基层，越艰难 　　改革半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亦值得深思。 　　"欠发达地区比较积极，发达地区却在观望。"密切关注食药改革进程的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发现，目前北京、江西、河北、青海、甘肃、重庆、四川、湖北、广东、山西、陕西等11个省份出台了市县改革指导意见，除北京和广东外，其余都是中西部省份或欠发达地区。这些省份多为农业大省或食品加工业大省，有的还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到过深刻影响。"河北就很典型，每一次食药机构改革都走在前头。"胡颖廉认为，这与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该省对食品安全问题空前重视有关。 　　与之相对的是，一些实力较强的地区却显得相对滞后，一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现在沉默得可怕。"浙江省一位参与改革的官员坦言，"我们也希望快一点儿。但是听到一种说法是' 机构改革，以慢会快' .现在要先看周边的江苏和上海怎么出方案。" 　　就像是彼此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公开视野里的江浙沪三省份的改革在前半年内迟迟未见大动静，直到9月下旬，几乎同步发力。9月24日，江苏省公布省食药局"三定"方案。27日，浙江省任命了新组建的省食药局领导班子。而上海市的"三定"方案尚未公布，但一再强调快了，快了。 　　"改革碰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利益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对此并不意外，发达地区往往市场监管部门比较强势，一些利益格局已经相当稳固，地方政府要推动改革就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改革传统，似乎历次改革跟得紧的省份，本轮进展也会比较顺利。2010年，为统筹协调各监管部门，国务院专门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随后，河北、河南等7个省份参照中央的做法把食安办设在了省政府，其余各省只是将其挂靠在卫生、药监、工商甚至经贸委等部门。现在看来，凡是把食安办设在省政府的，机构改革中的协调难度相对较小。 　　另一个重要的先期改革是201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第48号文件，核心是取消工商、质监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体制。但该文下发当年，全国仅陕西省遵照执行。 　　"现在大部分省区的工商、质监还是垂直管理，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动不了这两个系统的人员，无形中给接下来的市县改革增加了难度。"吉林省一位参与改革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道。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改革进展顺利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因为省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改革进展缓慢则各有具体理由。 　　南方某省表示，"在等着省食药局领导班子任命，领导来了，改革就加速了&hellip &hellip "辽宁的解释是，适逢该省召开全国运动会。省政府讨论决定在全运会期间，仍然按照分段管理，保障食品安全，以防出现衔接不到位的情况。 　　而许耀桐教授还是从历次机构改革中看出了相似的矛盾，"有的慢不是条件不成熟，而是拖着不干。"不少受访官员在谈及核心矛盾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引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谈到改革攻坚期时的那句话"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机构改革的焦点之一是编制。目前多数省份提出，编制总数不能增加，新增职能只能从其他部门划转编制来履行。然而，无论是从工商还是从质监划转，都并不容易。 　　"因为编制不光是人，也是资源。有编制就有财政经费、检测经费和项目。给多少编制，也关系到以后能不能做好监管工作。"广东食药监系统一位内部人士说。 　　就食品安全监管而言，新成立的机构急需两大资源：执法人员和检测设备。然而现实是，工商系统希望留住人员，质监部门希望留住设备。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接受编办调研时，很多省的工商系统反映，与食品监管相关的人员和事项都"很少",无论是按监管主体划分还是按专职人员划分，划转编制都不能超过10%. 　　然而实际情况呢?甘肃省编办在改革启动之初曾做过调研。以一个县区级工商分局为例，2012年该分局共接收了31份专项整治公文，其中20份与食品监管相关，另有10份与食品药品监管相关的文件以密电的形式传达。而在乡镇工商所，大多数基层执法人员往往将5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食品监管上，因为检查频次高、内容多。调研人员曾经问一个乡镇工商所所长，"如果让你去新成立的乡镇食药所担任所长，要带多少人走?"该所长当时回答："至少一半以上。" 　　基于此，甘肃省食药监部门才建议从市县工商部门连人带编划转30%左右，但最终只实现了16%,每个乡镇工商所仅划转1人。即便如此，这已是工商划转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了。 　　"在上报相关人员时，是可以钻空子的。"华东某市工商干部赵荣(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2009年6月国内才开始启用食品流通许可证，如果仅以此为依据进行统计，很容易得出"食品经营户不到经营主体总量10%的结论",而基层的直观感受是，经营户中至少有八成与食品相关。 　　相对而言，质监系统仅流失少量的人员，但依照要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检测设备应予整合。 　　"即使是三线城市的食品室，每年食品专项检测经费也近百万计，基本占当地检测中心业务收入的30%-50%."河南某市一名质监系统的工作人员说。 　　基于利益，一些省份的质监部门总是强调，其设备属于综合检测，"不光检测食品，还要检测棉花",如果划转，整套系统都会瘫痪。于是，不乏质监食药共建检测中心的提议。 　　由于在改革中人员和设备很难到位，一些新成立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担心，"如果只交任务不交人，只有责任没有资源，那么只能辞职保晚节". 　　"中央一个文，省里一张纸，市里一句话，县里几个字。"有基层官员以此来调侃改革中遭遇的尴尬。 　　南方周末记者袁端端，南方周末实习生赵盼盼综合采访内容及公开资料整理。 (何籽/图) 　　不立则废的"风险洼地" 　　改革方向早是共识，本轮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整合职能，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实施统一监管。 　　采访中，不少基层监管者揪心，如果改革不能冲破利益藩篱，可能会带来"形式上加强，但实质上被削弱"的风险。同时在过渡期间，也很可能会出现监管真空。 　　2013年8月，公安部门通报了发生在安徽省萧县的特大病死猪肉案，二十余吨病死猪肉被制成捆蹄、香肠等食品流向皖苏豫鲁4省9个市县市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当地从养殖、屠宰到餐饮流通等多个监管部门表示，病死猪肉问题失察源于"职能重叠、部门打架",一些部门认为"等年底机构改革之后就好了". 　　"目前机构改革在各地进展不平衡，改革滞后者可能反受其害。"胡颖廉指出，在公共安全领域，有一个"风险洼地"的概念，比如三省交界的地方，往往是犯罪高发地。由于食品安全的风险具有流动性，因此改革不到位的地区很容易成为食品安全的"风险洼地". 　　而在另一些明星地区，改革的先发优势也遭遇着尴尬。依照广东省最新的改革指导意见，"原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的地区，要将食品药品或食品监管职责划出，并整合其他部门相关的职责，单独组建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这就意味着深圳、顺德这两处原本实行大部制改革的地区，在食药监管上，可能又将推倒重来。"一位业内人士说。 　　许耀桐认为不妥，"国务院机构改革意见明确说了要给地方更多探索的空间，应该给地方自主权。" 　　不过，在胡颖廉看来，这些市、区、县的机构改革尝试虽好，但也仅是个案，在全国范围内很难复制。他建议，推动机构改革，主要还是要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特别是省一级的统筹协调作用。 　　"不妨利用政策扩散效应，在国内每个片区树立一两个省作为标杆，用推出示范省的方式来引导改革。"他建议说。 　　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则建议，过去市场监管职能长期被弱化，可以通过科学调配，适当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编制，以解决改革碰到的阻力。 　　但不管具体药方怎么开，改革面临"不立则废"的风险，以非常决心和举措，持续推动，才是当务之切。

院士能不能退休?今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思，结果，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他们说，&ldquo 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rdquo 搜索相关资料，也找不出院士退休的规定。对于院士退休的问题，对于院士以多少岁为限退休，中国工程院都曾讨论过多次，但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中国工程院曾想把资深院士的年龄设定在75岁，但是遇到的阻力很大。(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大概没有比这更鲜活与具有讽刺意味的&ldquo 院士寓言&rdquo 了：当延迟退休的话题已开始遭遇到社会普遍的反对，一个年过八旬只想清净以享晚年的院士，竟然无法&ldquo 退休&rdquo &mdash 并非他不愿意，而是就职的大学仍然需要其作&ldquo 旗帜&rdquo ，替自己&ldquo 说话&rdquo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关于院士退休的正式规定原来竟&ldquo 不存在&rdquo 。在一些高校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教职工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其中教授最多也就能延长到70周岁，可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却单列入&ldquo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rdquo 。 　　一个&ldquo 身不由己&rdquo 、甚至在制度上都无法退休的院士，事实上已与被&ldquo 绑架&rdquo 的老人无异。院士群体到底要不要保持大面积的高龄化?在此之前，对这至少已有两种论调出现。一种声音是，院士荣誉就是为了激赏&ldquo 在科学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成就和重大贡献&rdquo 的人，科学研究本身的过程性，必然导致许多领域&ldquo 老人&rdquo 才能出成果，实属正常 另一种声音是，过于老龄化的院士群体，并不符合国际惯例，因为无退出，也在无形中造成了种种学术不端与寻租行为的出现。 　　很难说以上两种对垒的意见都没有其道理，但难以退休的沈国舫院士，显然提供了另一种观察院士退休制度的视角。那就是，难退休更对应着对于院士荣誉的现实分红。如媒体所一再指出的，本只具激赏效应的院士头衔早被异化，它是看得见的高到&ldquo 副省级&rdquo 的日常待遇，也代表着在某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缘于前者，少数院士恋位以至于不愿退休 缘于后者，这直接导致了地方与研究机构对院士的强力哄抢行为，为了分享院士本身的学术权威和潜在影响，他们开出的待遇价码让人瞠目结舌，也由此出现了不让想退休院士退休的怪现状。 　　难退的院士恰似去不掉的非学术利益。当院士盛名之上附着了太多的纠结，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实在利益也被裹挟于其中，那么一个退休制度本质上并没有直指核心弊病。要让院士的退出也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当下最重要与迫在眉睫的，还在于努力为院士头衔减负，让其回归到本来的学术面目。当院士开始成为一种不包含直接利益的学术头衔，当对于机构的考核不再以&ldquo 有多少院士&rdquo 为指标，当院士的影响力不再是无远弗届，那么正常的院士退出机制当可确立。 　　较之院士制度改革，我们向来谈得太多，做得太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ldquo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rdquo 。顶层设计式的退出制度安排，无疑是一个良好与可期待的信号。希冀其能切实带来合理的院士退出机制，将学术荣誉与非学术利益更大程度地切割开。如此，一个想退休的高龄院士也不会再遭遇影响力之困。

来自中国科协及全国学会每年组织的学术交流会议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组织的学术交流会议(包括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逐年递增，由2004年的2962次，2005年的3193次增加到2006年的3427次。参加会议人次也逐年攀升，2006年达53.9万人次。 　　学术会议为什么这么火?记者调查发现，学术会议学术缺失背后隐现各方利益魔手。 　　发论文成了参加学术会议的首要目标 　　定期上网查看最新的学术会议信息成了刚从国外交流归来的张芳(化名)的“必修课”。 　　北京不少高校都开始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张芳就是其中的一员。来自北京一所理工类大学的她有两年时间在英国读书，但是项目做得并不顺利，没有发表像样的论文。回国后急于毕业的张芳因为论文数量不够，在同学的点拨下，把目标瞄准在国内举办学术会议的论文收录上。与学术期刊相比，学术会议收录论文更容易，刊出的周期也会缩短好几个月。 　　张芳所在的博士班班长赵同学下手要更早些。 　　今年3月底，赵同学毕业论文的附录上整整一页都是发表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论文，均被EI(工程索引)收录，而这些所谓的国际会议都是在国内召开的。这位班长甚至在一个学期发了4篇学术会议论文。 　　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对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进行了专门统计，结果吓了一大跳：我国2008年发表会议论文高达171542条，2009年会议论文160043条，“这还是不完全统计的数字。” 　　沈阳介绍，在一些会议网站的留言或高校相关的学术论坛中，关于一项学术会议是否被EI、SCI(科学引文索引)等收录成为最热门的问题之一，而在多如牛毛的会议中，在其首页的显著位置上大多都打着能被EI、SCI一类的检索的头衔来诱惑研究者们。 　　“因为这些是在校研究生们能否毕业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求职中的重要砝码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则可以列入自己的年度工作考核报告，申报课题的评审总结报告，甚至提职报告。”沈阳分析。 　　他还发现，国内2008年发表于期刊和学术会议的论文约有248万篇，而高校教师、在校生、科研人员、技术人员等有论文发表需求者合计超过1180万人。发论文从而成了一些研究人员参会的首要目标。 　　华中地区一所高校的老师赵岩(化名)博士论文投出两个月，就收到组委会关于文章被录用的通知。 　　让他诧异的是，草草投出的论文居然没有任何审稿意见，找博士班的同学一问才知道，投过学术会议论文的同学虽然接到邮件，说是经过专家评审论文被录用了，但是全都没有审稿意见，“大家差不多都是百发百中，一次性过关。” 　　手捧厚厚一本论文集，赵岩多少还是有些心情复杂，除了前面几篇是知名教授的约稿之外，很多论文一眼就能看出是和自己一样粗制滥造的产品，实验不完整，推理有漏洞，甚至一篇文章里错别字都能找出不少。 　　登上会后的旅游车那一刻，赵岩不禁哑然失笑，“原来都是一帮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 　　不在中国开会，就在到中国开会的路上 　　坐头等舱，住星级宾馆，吃中国美食，甚至还能游山玩水，而这一切全部都免费……针对一些热衷于在中国开会走穴的“洋专家”，有网友为他们量身打造了这样一句口号，“不在中国开会，就在到中国开会的路上。” 　　近年来，一些 “会虫子”频频出现在我国，这背后，源于组织方的需求：会议可冠以“国际化”的名头。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闵应骅将一些单位对举办学术会议的热衷总结为四大利好：给单位扬名 给课题扬名 给个人扬名 借会议大量发表文章。 　　比如对一个单位而言，一年举办多少国际会议，是“政绩”的一部分——项目结题、学科建设、人才计划申报、院士评选等考评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指标：举办了几次高层次学术会议、作过多少次学术会议的报告。 　　此外，一些课题或项目经费中，也有专门对于举办学术会议的列支，“这也是一笔不能不花的钱。” 　　如1999年以来，教育部在全国66所高校相继设立151个重点研究基地，各地建立省级重点研究基地400多所。基地建设中要求：各重点研究基地每年须主办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对此还有专门的预算经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称，“管理部门对于经费的审批会关注上次的钱是如何花的，是否花完，通过这种形式花掉经费后无疑有利于申请到下一批更大的款项。” 　　召开学术会议也是一个单位建立更广泛的学术交流、扩大知名度、结交各类资源掌控者的好机会。 　　北京一家科研单位的老研究员告诉记者一个故事：在某技术领域，我国从未在国外的某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几年前，单位引进了一位海归人才，这位人才跟国外相关领域专家有些联系，去年在中国主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借此与一些“大牛”建立起联系，今年连续在该期刊发表了三篇文章，这也打破了国内的纪录，单位里又是出海报又是跟上级汇报，成为一大盛事。而最关键的是，“这就是对政府报告、要钱的加分点。” 　　“有这样的突破，一方面是我国的科研提升吸引了国外研究者的目光，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归功于这次学术会议。”这位老研究员感慨，自己现在收到最多的邮件就是一些二本、三本院校的学术会议邀请函，“他们已经谙熟了这样的套路。” 　　学术会议注册费涨价赛房价 　　“学术会议注册费涨得赛房价，以前1000元左右的注册费现在都是2500元左右，翻了一番，菜买不起了，会也开不起了。”在科研人员聚集的科学网上，这样的留言俯拾皆是。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一场会议收入往往也相当可观，虽然不排除纯粹进行学术交流的正规会议，但也不乏一些单位抱着赚钱的目的举办会议。 　　华中地区一所重点高校的张教授曾协助学院办过两次学术会议，他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国内千人以上的学术会议不在少数，按照1000人与会，可以收取注册费和论文发表费、住宿等各项费用，人均3000元，就有300万元，除掉邀请大腕演讲费用，支付给国外出版机构费用，租用场地、住宿安排，一场会议往往可以赚到100万元左右。 　　此外，如果会议达到一定级别，还可以拿到学校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 　　与此同时，一些会议还招募公司代表，名义上为其提供商机，实为收取大量的会议赞助费，“这就是借学术会议大肆赚钱的实质。” 　　有学者实录了某省一次风湿病学会会议日程表其中一天议程： 　　9时30分至11时30分，硬化症讲座 　　11时至11时20分，A公司产品介绍 　　11时20分至11时40分，B公司产品介绍 　　11时40分至12时，C公司产品介绍。 　　14时至15时30分，皮肌炎讲座 　　15时40分至16时，D公司产品介绍。 　　18时至21时，E卫星会。 　　“学术会议从头到尾感受不到学术气氛，实际已变成了药厂的‘药品推销会’。”这位学者感慨之余做了一项统计：总共两天半的会，会议有效时间980分钟，药厂发言及其促销活动却占了595分钟。 　　学术会议蕴含无限商机，有人则看准了这样的机会，由此催生出会议公司，专门来张罗各种“学术会议”，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邱均平教授对媒体透露，这些会议公司，多为从国外引进的所谓高级人才所开办，他们一般就是租个办公室，雇几个懂外语的员工，便可开始组织筹办国际会议。这种会议公司的主要收益，来自于与会人员交纳的参会费。费用一般在每人2800元以上。即使这样，也有市场需求。 　　“这种会议也就召开一天，上午搞个开幕式，下午分组讨论一下，连闭幕式也没有就结束了。”在邱均平看来，这些会议公司，也是造成国际会议泛滥的根源之一。“原本我以为这种公司只在武汉有，后来通过同行了解到，原来北京、上海也都有类似的公司。他们的利润很大，一年能赚上百万元。”他说。

张世秋 　　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看来，环境保护已成为社会利益冲突重要的触发点，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整个机制、利益调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开的。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调整利益机制，使得利益冲突能够缓解。 　　《中国科学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世秋：中国仅仅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二三百年时间才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各类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对资源基础和环境质量带来巨大压力。 　　首先，污染物排放巨大，在二氧化硫等几类主要污染物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 其次，虽然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污染排放受到了一定的监督和管理，但农村面源污染以及与民众消费相关的污染排放持续增加，对基于工业污染控制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提出了严峻的调整 第三，虽然中国有效控制了包括二氧化硫等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和污染问题，但各类不被民众熟知或者不被重视的“新型”污染问题持续出现，比如PM2.5以及近地面臭氧超标问题等 第四，虽然污染物排放量得到一定的控制，但环境质量依然堪忧，比如城市空气质量、河流的水质以及与民众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尽管中国环境形势严峻，但同时必须看到，环境保护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效。比如，2010年前，我国很多地方经济基本是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在增加，但是污染物排放并未等比增加。 　　《中国科学报》：未来在控制环境污染问题上，我们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张世秋：首先，政府行为(包括决策行为)、企业行为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均与未来环境整体形势的转变密切相关。三大类不同主体的行为改进都是必要的，在践行生态文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共赢方面，需要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相互制衡、相互激励的正向促进关系，并借此积累中国长期发展的社会资本。其中，政府做好角色定位，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行政策引导尤为重要。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如何善用公共权利，致力于构建一个高效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其次，我们一直在鼓励科技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技术自主创新是一个杠杆，只有通过它作用于生产消费过程，才能降低排放量、改变能源效率。是否有技术创新原动力、是否有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是一直争论和讨论的议题。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均衡。令人担心的是，在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地域之间，能否避免污染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等类似问题在很多国家中都有发生，中国能否控制这样的趋势是一个挑战。 　　第四，中国依然有众多贫困人口，这些人恰恰生活在生态脆弱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贫困群体有权享受基本和具有质量的物质生活权利。在这方面，急需设计并实施具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政策手段，包括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第五，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在全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形成共识与能够实现中间需要有恰当的手段来推动，比如，可再生能源作为清洁能源，由于它的成本相对较高，如何让绿色经济组分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就需要我们通过比如对环境有害的产品进行课税等市场信号和政策信号，避免市场的逆淘汰 中国应尽快在“税收中性”原则下制定和实施环境和资源税收政策，也就是说，不增加整体税负水平，增收环境税但降低其他税收水平。 　　《中国科学报》：人们一直有这样的担心，如果加大力度保护环境，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的保护会影响就业、收入的增加。对此您怎么看? 　　张世秋：这其实是一个把环境保护看做收益还是成本的问题。保护环境是否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各方面有很多不同看法。 　　由于保护环境需要限制一些污染企业的安家落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本地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许会因为要求污染企业上一些治理措施增加了企业污染控制成本或生产成本。 　　但从社会整体看，环境保护到底是收益还是成本，取决于是在微观层面上看还是在宏观层面上看，从短期评估还是从长期评估。或许今天投资的污染行业可能确实带动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未来或者我们的后代都将为当初排放的污染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更高成本的减排、环境质量的改进以及因人体健康影响而带来的个人和公共开支的增加等。 　　因此，中国要在如何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可以作为一个命题，同时，另外的命题也同样成立，即环境质量恶化实际上也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对于决策者以及每一位公民而言，必须在一个更为公开开放的平台上去讨论：我们到底是要牺牲一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让我们的未来，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为我们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还是现在保证了经济发展和增长速度，然后让后代包括我们的未来承担今天所有的成本。 　　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整个机制、利益调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开的。除了我刚才说的保护环境是成本还是收益的问题，还应该更深入讨论谁在经济增长中获益了，谁从环境破坏当中受损了。对不同利益群体所受到利益影响机制的研究和讨论有助于对社会紧张焦灼的利益冲突关系的认识和解决。 　　我们到底该不该保护环境?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显性的环境保护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可是有谁真正关心过现行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环境污染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1997年世界银行对中国水和气污染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作了一个分析，1997年因水和大气这两项污染带来的损失大概占当年GDP的7%左右 2004年环保部作过一个研究，估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大概占GDP的3%左右。从这个角度去讨论大力度保护环境是否影响经济速度或经济总量，是不是得到了另外的一种解释? 　　环境保护虽然影响了某些企业的发展，比如某些特定的环境政策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就业产生影响，但从另外的角度讲，环境保护实际上也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也是收入增加的新的来源。 　　比如有些清洁技术发展本身也在创造就业，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2010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报告，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绿色新政，以扭转环境污染问题，并通过绿色新政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该报告认为，绿色清洁技术的发展首先有助于提高就业机会 其次，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 第三，会在全球领域推动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 第四，绿色新政本身必然会带来整个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较大调整。 　　上述这些都会有助于转变很多人认为的环境保护一定会影响经济的传统观念，这样一个特别的结论给出了一个注脚，即只要政策或战略制定得恰当就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它事实上也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 　　《中国科学报》：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科技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世秋：科技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基础研究方面，即对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包括污染物、资源消耗，另外也包括强调对社会运作关系、主体行为变化这样一些机理性的研究。 　　其次，技术创新方面，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包括增进人们对世界本身的认识，提供知识改进社会认知，这是学术界当仁不让的一个基本责任和任务。 　　以我的观察，中国发展如此之快速，环境与发展、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在世界上是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在这方面，科技界、学术界每一个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都在影响着最终的决策和最终的技术走向。 　　涉及到具体的技术，中国科技界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的科研投入也在持续增加，在技术当中有几方面问题在未来应不断去改进： 　　一是我们怎样构建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推动技术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过程 二是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还要兼顾技术如何服务于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在技术方面，目前虽然在高校、学术界、企业等产学研三方关系上已经有了很多实践，在未来还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推动大学和学术界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过程。如何更多地面向社会需求和社会进步有针对性地研发新技术，将成为科技界新的挑战。

在两家公司同时停牌5天后，蒙牛昨天(6月18日)下午不出意料地宣布了收购雅士利的消息。 　　但在这场中国乳业并购第一案后，远不只是两家企业一个愿买一个愿卖那么简单。“大家长”工信部正在依国务院意图，大刀阔斧地整合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在政府的引导下，婴幼儿奶粉领域的大鱼吃小鱼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不管愿意与否，规模较小的企业将不得不出局。即便雅士利的婴幼儿奶粉年营收在2012年已达到37亿元，但也只相当于蒙牛总营收的十分之一。 　　这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婴幼儿奶粉行业整合的方法之一，是将在严苛而昂贵的技术改造中，优先给予兼并重组企业资金支持。这意味着，蒙牛这样得到政府认可的乳业巨头，将会成为婴幼儿奶粉市场的霸主。 　　婴幼儿奶粉行业被诟病已久，企业和政府花费数年才平复了三聚氰胺丑闻。今年3月，香港奶粉限购令引发连锁反应，也让国内奶粉业者尴尬不已。5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工信部决定让整合提速——在蒙牛宣布收购雅士利当天，120余家婴幼儿企业代表来到北京，聆听工信部对最新政策的解读之余，被要求效仿蒙牛、雅士利现场“相亲”。 　　工信部的目的是改变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竞争混乱、潜在食品安全风险难以把控的局面。但就蒙牛收购雅士利的个案，担忧已现：一家食品质量安全声誉劣迹斑斑的公司，将主导一家比它声誉更好的婴幼儿奶粉品牌的未来。 　　小公司出局：婴幼儿奶粉引入制药标准 　　6月18日，蒙牛乳业与雅士利联合宣布，蒙牛乳业向雅士利所有股东发出要约收购，并获得控股股东张氏国际和第二大股东凯雷接受要约的不可撤销承诺，承诺出售合计约75.3%的股权。此次交易有可能涉及的最大现金量将超过110亿港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乳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并购。 　　这次交易背后，是由工信部“看得见的手”对行业进行的洗牌，“扶大弃小”为整体思路的政策调控呼之欲出。 　　5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按照药品管理办法监管婴幼儿奶粉质量，即GMP改造。工信部也发布《提高乳粉质量水平 提振社会消费信心行动方案》，这份被简称为“双提”的行动方案，第一步行动就是从6月到8月，针对婴幼儿乳粉企业进行质量安全检查。 　　这些“前奏”，拉开了自上而下的整合大幕。而资金支持，构成了官方促成整合的“杀手锏”。 　　GMP是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的通用准则，是专用性、强制性的标准，多数国家或地区的GMP都具有法律效力，其所规定内容不得增删。这和目前企业实施的ISO9000认证系统不同，后者的实施是建立在企业自愿基础上的。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项昂贵的改造。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王黎明核算了技术改造成本：“初步测算，GMP规范改造大概盈亏界点是1000吨。1000吨以下的乳粉生产企业，就基本不赚钱了，或者还要亏一点。”在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全行业实施GMP过程中，政策和资金支持将被优先给予兼并重组企业。 　　18日，消费品工业司副巡视员高伏明确表示：“在政策规定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优先支持兼并重组企业和转产企业开展GMP改造 重点支持加强奶源源头控制，发展自有基地及延伸产业链的企业。计划利用两年时间，使清理整顿后的行业生产企业，全部完成GMP改造并通过认证。” 　　不过，GMP改造资金支持如何计算及支付，未被公布。18日下午，工信部单独组织了企业代表座谈会。 　　工信部提议：127婴幼儿奶粉企业现场谈并购 　　目前，全国有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127家，年产量约60万吨。其中，年产量在3万吨以上的企业仅有3家，分别是伊利、完达山和飞鹤。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品牌仅占高端产品份额的20%到25%。按照工信部的要求，将两年时间培育形成10家年销售收入超过20亿集团，将行业集中度提高到70%以上。 　　目前，由工信部牵头制订的兼并重组工作实施方案，正在研究中。这不是政府部门第一次提升行业集中度——2011年，质检总局曾对乳制品生产许可证进行重新审核，全国1176家乳制品企业4成遭淘汰。 　　昨日，在公布完蒙牛收购雅士利消息后，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王黎明直接对台下企业说：“全国120多家婴幼儿乳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都到场了，我提议今天作为相亲日。你们或是优势企业互补联合，或是跨区域联合，先恋爱。今天你们都见面认识了，能结亲的赶快结亲。” 　　蒙牛膨胀的野心：将继续并购 　　在收购雅士利后，蒙牛的奶粉业务将并入到雅士利的奶粉业务，奶粉业务将由雅士利的平台来统一操作。蒙牛总裁孙伊萍承诺，让雅士利向“更加国际化”的奶粉企业晋级。 　　这是继将酸奶业务后，蒙牛交出的第二大业务板块。 　　5月20日，蒙牛刚刚宣布和达能成立合资公司，整合双方酸奶业务。交易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执掌这部分最具潜力业务的，不是双方现有管理层，合资公司管理者将从开放市场上甄选。 　　近年来，蒙牛质量问题不断，学生奶事件、黄曲霉毒素事件、冰激凌厂卫生条件恶劣……品牌不断地被透支。除了食品安全方面问题，让蒙牛高管不省心的还有业绩。去年，因食品安全事件影响消费者信心等因素，蒙牛营业收入下滑3.5%至360亿，这是蒙牛多年来业绩首度出现下滑，同期它的竞争对手伊利营收上升12%，达到419亿。 　　一直让蒙牛引以为傲的液态奶(包括常温奶、乳饮料和酸奶)市场，竞争优势也在悄然丧失。2012年，伊利、蒙牛液奶营收分别为322.7亿和323.4 亿，蒙牛略胜一筹，但背后应该很心酸，要知道2011年时蒙牛领先优势还高达70亿元。截至2012年年底，蒙牛液奶市场份额下降至27.4%，伊利仍旧虎视眈眈，如果不谋变，2013年伊利液奶收入超越蒙牛指日可期。 　　现在，中粮董事长宁高宁和蒙牛总裁孙伊萍敞开了大门，一方面拆解出酸奶业务，迎接“外来的和尚”达能 一方面收购雅士利，弥补奶粉这一高利润产品的不足。 　　去年蒙牛利润只有12亿元，且刚刚花费25亿收购现代牧业27%股权，此次合作涉及资金巨大，蒙牛何处筹资? 　　蒙牛方面表示，很多银行都希望与蒙牛合作，看好蒙牛与雅士利联姻的发展前景，愿意提供贷款业务。并购将采用银团贷款的方式，蒙牛称贷款获得了“非常优惠”的贷款利率，但不便于披露 因为考虑不摊薄股东利益，故只考虑了银团贷款，不考虑增发。 　　除了收购现代牧业和雅士利，蒙牛还表示：“不排除围绕全产业链继续进行并购与合作的可能性”。 　　尽管蒙牛称将保留雅士利品牌独立运作，但在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质量问题日益敏感的背景下，蒙牛这两个字对其控股的婴幼儿奶粉品牌只有减分作用。 　　【原标题：蒙牛通吃危险：本土婴幼儿奶粉安全引担忧】

近日，科技部部长万钢怒斥科研经费&ldquo 恶性问题&rdquo 。&ldquo 新华视点&rdquo 记者梳理近三年国家各部委、各省份年度审计报告发现，科研经费被&ldquo 贪&rdquo &ldquo 吞&rdquo &ldquo 挪&rdquo &ldquo 骗&rdquo 屡见不鲜，&ldquo 黑洞&rdquo 惊人。 　　总量居世界第三、年度过万亿元的科研投入，却没有换来与之相应的科技创新效应。科研腐败症结在哪?&ldquo 黑洞&rdquo 又该如何堵住? 　　课题&ldquo 养人&rdquo ：研究未启动　钱已进腰包 　　大到发放工资、福利、建经济适用房、购买汽车，小到充饭卡、交电话费，甚至重复报销车票，在一些已曝光和查处的科研腐败案例中，科研经费几乎&ldquo 无所不能&rdquo 。 　　某985高校社科处的一位人士说，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项目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和社会合作，国家级项目对可支配的劳务、餐饮、会议等费用会有一定的额度限制，社会合作项目却基本上由课题负责人一人决定，除了可计提30%左右的劳务费，可报销的单据也几无限制，科研经费成为变相收入补贴已是&ldquo 公开的秘密&rdquo 。 　　原本用于支持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经费，为何变成众人争抢的&ldquo 唐僧肉&rdquo ? 　　广州某部属高校一位从境外回国任教的教授，在国外每年薪水近100万元人民币，而回到广州后工资收入不过10余万元。&ldquo 之所以回国，一是职称提高了，二是，工资收入虽然降低了，但有科研经费作补贴，实际收入并不低。&rdquo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课题还没开，一部分资金就已进入某些人员的腰包，这同我国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有关。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对科研人员采取&ldquo 基本工资+津贴+奖励&rdquo 的薪酬制度，津贴、奖励部分主要源于&ldquo 科研提成&rdquo 。 　　审计报告也印证了这种说法。2007年至2009年，陕西省6所省属高校项目负责人按5%到20%的比例提取开题费、特支费等上千万元，正是高校&ldquo 自行规定&rdquo 的。 　　&ldquo 某种程度上说，一些课题经费已异化为科研人员的&lsquo 红包&rsquo 。&rdquo 熊丙奇说。 　　利益勾结：凭关系立项　按立项分成 　　针对科研领域乱象，相关部门近年花了很大力气治理，但当前科研腐败问题依然触目惊心，原因何在?科技部部长万钢一语中的：&ldquo 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坐在同一条船上。&rdquo 　　科研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结成&ldquo 利益共同体&rdquo ，甚至出现&ldquo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rdquo 的怪象，使得科研经费失去了应有的纯洁性，一些科研人员将功夫用在了科研之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告诉记者：&ldquo 要想立项，就要有关系，甚至还有一些掌握科研经费的部门找人家来立项，立完项再要分成，这并不鲜见。&rdquo 　　在一些用于鼓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的科研专项资金分配中，企业往往也要为获得有限的资源&ldquo 挤破头皮&rdquo 。南方某省近年设立的LED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高达4.5亿元，当地一家LED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有申报程序和评选办法，实际上科技主管部门的主要官员掌握着分配权，能否拿到钱，能拿到多少钱，就看企业&ldquo 公关&rdquo 力度有多大了。 　　浙江省审计厅2012年在年度审计报告中也指出，部分高校领导和科研管理人员既是管理监督者，又是科研项目承担者，这是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不严的主要原因之一，且违规较多的通常是项目经费量大的学科带头人，而学校往往出于科研成果和学科建设等考虑，未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 　　对科研经费的管理和监督，并非无章可循，但科研项目封闭运行，监管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约束。上述985高校社科处人士说，课题经费既然已经拨下来，财务人员一般认为这笔钱就是属于课题负责人的，财务报销程序不过是走个过场，这让一些不法人员敢于冒险违规。 　　机制变形：为立项而立项 &ldquo 好钢&rdquo 未用在刀刃上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达10298.4亿元，增长18.5%，总量居世界第三，投入强度在新兴发展国家中居领先地位。 　　多位科研人员反映，现行体制下，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把课题多少作为科研人员晋升、考核的重要指标，一些课题成果&ldquo 注水&rdquo ，&ldquo 重立项，轻研究&rdquo &ldquo 重投入、轻绩效&rdquo 成为突出问题，这表明我国科研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扭曲，科研投入与叫得响的科技成果不成正比。 　　史璞说，很多科研人员把精力花在立项上，没有多少精力搞研究，就用科研经费去包装成果，再用包装的成果去申请新的课题，科研经费就在这种&ldquo 课题复课题&rdquo 的循环中被浪费掉。 　　部分行政领导敷衍了事，采取&ldquo 撒胡椒面&rdquo 的方式分配科研经费，也造成严重浪费。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湖南省科技厅安排的3578个科技项目中，接近四成项目金额不超过2万元 2011年，福建省教育厅分配的800万元科研经费，平均每个项目不到1万元。 　　扭曲的机制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如2008至2010年，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学院、贵阳中医学院三所高校取得专利和技术成果转让33项，仅占取得科研成果总数1434项的2.3%。 　　如何让科研投入真正发挥应有的效益，专家和科技界人士呼吁，必须加快推进科研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清除当前体制运行中存在种种弊端，让科研经费的&ldquo 好钢&rdquo 真正用在刀刃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等认为，遏制科研腐败，应彻底改革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和评价机制，让科研经费&ldquo 晒&rdquo 在阳光下，并以现代财务制度管理加以管理 还应对科研人员实行阳光化的&ldquo 年薪制&rdquo ，改变课题养人的怪象，让科研资金释放出最大效应，激发科研体制改革的活力。

对韩春雨研究成果的质疑一波接一波，利益相关者和机构也逐渐浮出水面。　　“实验可控性非常高，重复率在我的实验室达到了90%。”半年前，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正春风得意。那是2016年6月2日，浙江大学医学院报告厅内，座无虚席，过道都挤满了学生，韩春雨在介绍新发现的一种基因编辑技术，讲述过程中，他愉快地抖了很多“包袱”，基本都响了——人们报以阵阵笑声。　　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称，发现一种叫NgAgo的酶能够用于编辑哺乳动物基因，而且，它可能比最时兴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更精确、更通用。　　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重磅消息，全球许多实验室开始跟进研究。韩春雨在媒体热情洋溢的介绍中，迅速成为一颗耀眼的科研新星。　　然而，好景不长。11月28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韩国首尔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和美国梅奥研究生院等研究机构的10位科学家的来信，称韩春雨的发现无效果。13天前，国内期刊《蛋白质与细胞》在线发表了由国内外20名学者联名的学术论文，提出多个实验室均无法重复韩春雨的实验。　　国内外学术界如此一致和公开的质疑，非常罕见。韩春雨真得准备一个能被科学界认可的说法，因为《自然生物技术》针对此事的调查将于2017年1月底之前完成，一旦该期刊决定撤销论文，那时，对期盼韩春雨研究站得住脚的中国生物学界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也许会促使国内学术界呼吁加剧对韩的惩罚。　　支持者转而质疑　　验证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可复制是硬条件。当韩春雨团队发表论文，宣称NgAgo技术比目前广泛使用的CRISPR-Cas9技术更有优势。全球都沸腾了，很多实验室马上跟进实验。　　这个实验并不复杂，一两周时间基本可以完成。很快，一些实验室就发现无法重复NgAgo的编辑效果。不仅国内其他实验室，美国、西班牙等国的多位科学家也公开表示，无法重复韩的实验结果。　　在具备条件的实验室，重复一次这样的实验，成本主要花在人工和试剂，约几千元到上万元可以完成。“这不贵，所以当我的一位博士生很激动地要尝试时，我勉强答应了，虽然他可能做不出来什么。”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对《财经》记者说。　　全世界重复这一实验的研究团队众多，包括产业界也在跟踪，这样叠加起来所花费的研究经费直线上升，还不包括由于无法重复实验浪费掉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看来，世界范围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和从事基因组编辑服务的商业公司实验室重复韩春雨的实验，造成的无效消耗，恐怕已经超过千万元。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Joseph Miano几次试图重复韩春雨实验都失败了，在其指导下也不能成功。他要求韩春雨要么公布秘密方法，要么承认造假，并要求韩春雨用他获得的巨额科研经费，赔偿各个实验室为重复其实验造成的金钱和人力损失，向学术界道歉。　　10月10日晚，13名国内科学家联名要求第三方对韩春雨的实验进行调查。促使他们站出来的原因是，不能再拖了，要让国际科学界看到基因编辑领域中国科学家的态度。他们认为，此事如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中国科学家的声誉。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主编的公众号“知识分子”，是最早向公众热情推崇韩春雨的媒体之一。如今，饶毅的态度完全转变。他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二人公布了一封写给河北科技大学校长孙鹤旭的信，信中要求调查韩春雨。他们从9月初即通过多种方式致信孙鹤旭，拖了一个月后，河北科技大学才简单地回了一封信称，“将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　　邵峰表示，由于沟通似乎收效甚微，所以选择公开这封信。　　在看到韩春雨及其团队一直未对质疑给予正面和有说服力的回应后，很多支持者都改变了看法。至11月，又有两篇质疑文章接连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在韩春雨的陈述中，能够重复其实验的实验室是存在的。最初，他声称有20家实验室重复出了他的实验，后来改口说有六七家。10月14日，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发表一份声明称：已经有独立于我校之外的机构运用韩春雨团队的NgAgo技术实现了基因编辑，该机构与韩春雨团队的合作正在洽谈中。在此信息中，重复出实验的机构似乎又变成了一家。　　现在有实名质疑者，却没有为韩的研究实名站台者，韩春雨也拒绝透露这些“重复出实验”的实验室名单。10月10日，《科技日报》的一篇报道引述韩春雨的话说，“他们(指实验重复失败的科学家)要是愿意实名出来，我们就让重复实验成功的人实名出来。”其实，在那之前，有很多国外科学家是实名质疑韩春雨的。戏剧性的一幕在当晚出现，13名国内科学家联名发声实名质疑韩春雨团队的实验。第二天，他改口称，谁重复出了实验，暂不方便透露。　　《财经》记者多次联系韩春雨和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均未得到回应。　　可能成为悬案?　　国内外至少上百家实验室重复韩春雨实验的结果表明，NgAgo技术的效率为零。这与韩春雨团队在论文中称，可以在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组上47个位点100%进行基因编辑，效率为21.3%-41.3%的结论，相差太远。　　截然相反的实验结果，指向两种可能：一是论文结论为真，NgAgo技术具有高效的基因组编辑功能，但韩春雨团队隐瞒了关键的实验步骤，以致众多实验室无法重复实验 二是论文结论为假，NgAgo技术完全不工作。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就是为了其他的科学家可以认同自己建立的理论，使用自己发明的实验方法，意味着与这个研究有关的实验步骤和数据都是可公开的，不可故意隐瞒误导同行。　　第二种情况，则有两种可能：第一，韩春雨团队在实验过程中出现无意的失误，导致并不真实的实验结果。韩春雨在10月11日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他在论文发表后成功重复过两次实验。“一次是在论文发表后，一次是在前一段时间，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意味着，韩春雨将无意的失误这种可能性消除了。　　第二种可能，就是有意而为的造假。在专业论坛里，质疑者指出了NgAgo论文中的一些可疑情况，主要集中在论文中一组关键图表，它展示了对哺乳动物细胞内源性基因位点的编辑，是NgAgo实验中最为关键的实验证据。没有重复出这一实验的研究团队，基本都卡在此。　　对于造假的指控，最直接的应对方式就是公布实验的原始数据。通常将原始数据和论文中的数据做比较，就能知道数据是否被修改过。　　学术界呼吁韩春雨公开更多的实验数据。　　作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条件之一，作者须将材料、数据、代码和相关的实验流程及时向读者提供，不可加以不当限制。8月8日，韩春雨曾向非营利性质粒共享信息库Addgene提交了一份更详细的实验步骤，与其论文里的实验步骤大同小异，在试剂配方上有所差别。　　在随后的近四个月，按新提供的实验步骤，全球仍然没有韩春雨之外的科学家站出来，宣布重复了这项实验结果。　　截至目前，韩春雨拒绝出示原始数据来自证清白，一个理由是自己的实验室条件非常有限，有时要用公共实验室的仪器，实验记录不完整。但此种说法很难被科学界接受。“难道他的实验室穷到连实验记录本、照相机都买不起?”科普作家方舟子对《财经》记者说，记录、保存实验数据是对科研的基本要求，是实验真实性的基本保证。他认为，由于韩春雨有关该技术的论文插图存在明显的造假，而且韩在遭到质疑后，拒绝按照学术规范公布实验原始数据，他判断是属于有意的造假。　　在整个质疑的过程中，被置于火中煎熬的韩春雨，数次给出了同一个理由：别人重复不了实验，细胞被污染的可能性最大。　　同行们却称，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不可能所有无法重复出韩春雨实验的实验室都出现了细胞污染。而且，有部分人在再次重复韩春雨的实验前，已经进行检测并排除了支原体污染。　　部分实名质疑者为了搞清楚原因，曾向韩春雨的实验室派出了客座研究人员，但是在韩春雨的实验室，他们没能获得允许操作相关实验。　　姜韬告诉《财经》记者，判断韩是否造假的唯一方法是鉴定上述关键图的原始记录。如果原始记录丢失或损毁，那就成为永远的悬案了。　　美国要求保存实验原始数据至少五年，如果遭到质疑则要无限期保存。　　方舟子认为，如果一个成果的真实性遭到质疑时，研究者不能出示原始数据，就可以认定实验结果是捏造的。　　韩春雨对于实验数据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科学共同体规矩也是认同的。11月23日国际期刊《自然》引述韩的话说，他已发现了其他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解释为什么其他人难以重复他的结果。他说目前正在做确认实验，这样他就能发表数据和实验步骤让批评者满意。　　然而，这并不是韩春雨发表论文的原始实验数据，也无法证明在发表论文时，他是否真正实现了NgAgo的基因编辑功能。　　利益攸关者　　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研究员沈啸，不仅是论文的作者之一，也是申请中的NgAgo技术专利的共同发明人。8月11日，《财经》记者在浙江大学沈啸的办公室见到了他，其时学校正在放暑假，沈啸称他的实验室在重复该项实验，做一些修正。此后，《财经》记者多次短信联系他，均未得到回应。　　10月15日，在13位国内科学家实名质疑后，沈啸通过凤凰资讯发声，“如果最后证明文章的东西是虚构的，我表示非常遗憾，我参与到里面了，我不会逃避这个责任。”沈啸在采访中厘清了其参与实验的情况，他的工作在于对实验的设计提供建议并协助论文撰写，并未参与到实验过程当中，他所看到的也是论文中呈现出的数据。　　如果论文没有问题，沈啸会因此获得学术上和经济上的好处，有问题，就要共同承担责任，益处和责任是对等的。方舟子认为，沈啸必须保证实验的真实性。在实验结果遭到质疑时，他是最有条件验证实验的，因为韩春雨无法拒绝向合作者提供实验材料和指导。　　在一片质疑声中，韩春雨当选河北省科协副主席，被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厅授予“美丽河北最美教师”荣誉称号，被河北科技大学先后推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候选人和“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候选人。　　4月，教育部官网发布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定义了七类学术不端行为，其中第三类，是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第五类，是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按上述教育部办法，高等学校对媒体公开报道、其他学术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主动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应当依据职权，主动进行调查处理。　　在上述河北科技大学回应质疑的声明中，称一项新的科学发现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验证周期，恳请社会各界多一点支持、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耐心。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河北科技大学的利益和名誉与韩春雨紧密绑在一起，是不可能通过该校校方进行调查的。　　韩春雨和河北科技大学也凭借这一研究获得了巨额经费支持，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项目入选河北省“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省发改委在8月9日批复了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项目，总投资2.24亿元，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安排，并于8月31日开始招标采购进口仪器设备。　　因此，一些质疑者提出，在进一步实验验证其正确与否之前，各方宜谨慎对待韩春雨及其研究成果，不给予过高或不必要的支持。　　9月9日，方舟子实名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韩春雨，建议成立独立调查组，要求韩春雨交出实验原始数据，请其他实验室重复韩春雨的实验。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国内对涉嫌学术不端者公开处理的案例并不多。如2009年，西南交大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庆因博士论文作假，被取消博士学位和研究生导师资格 同年，浙江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因抄袭、剽窃他人实验室数据，被浙江大学撤销副教授职务，并开除。　　针对韩春雨论文的调查，《自然生物技术》给出了截止期，即2017年1月底之前完成。如果《自然生物技术》决定撤稿，那么国内相关部门也应该严肃进行处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杨卫：打开创新之源的“水龙头”要点速读：助力基础研究发展，科研评价体系有着“指挥棒”的作用，长远来看，这一点对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青年科研人才尤为关键。在如何鼓励青年人在这一探索中出类拔萃，是科研管理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杨卫院士认为：一是对多数科研人员，要坚持在创新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评价体系不宜变动过快；二是应该鼓励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和合作中的竞争，青年科研人才之间要釆取“狼群”结构，向外发力；三是人才称号不要过度地与利益挂钩；四是青年科研人才特别是90后代表着建构在新一代研究手段上的科研，应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科研条件的更大期待；五是不要将自由探索与需求导向对立起来，要给各种类型的青年科研人员留下有学术尊严的发展空间。当前，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青年科研人才队伍，他们拥有良好的科学素质，经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代，也是信息挖掘能力最强的一代。他们将形成从学术卓越到学术影响力、再到学术领导力的跨越，其难度、艰巨性和成功率都具有高度的挑战性。但我对这些青年科研人才充满期望。如今，他们当中流行着“卷”这样一个动词，代表着能折腾、敢作为、能创新、主动进取的性格与行为，这体现出的正是创新者的能力与担当。以下为全文：　　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支撑和前瞻引领作用，关系着科技发展的后劲和长远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对此，我的理解是，基础研究犹如创新之源的“水龙头”，对整个科学体系有着“一子落则满盘活”的关键作用，只有拧开这个开关，科技发展才能“活”起来。也许一些基础研究成果短期之内并不能看到其应用价值，但若我们不掌握或没有处于研究的高地，则后期的应用技术研究必将无法走远。同时，基础研究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中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发展也正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和担当。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等新的科学进展有望引发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其源头正是相关基础研究的首先突破。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一些新技术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带动基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突破。在基础研究的这一发展态势中，我国在量子通信等一些领域已与欧美科技强国并行，相关学术产出与其相当，但在源头式的、里程碑式的重要贡献和高影响力的科学家方面，仍相对较少。　　但要看到，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回首过往，到2000年，中国科技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到2010年，全球每一个学科领域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贡献，但在当时，我国高影响力作者却只占全球约1%。直到2020年，中国科技体量才同美国或欧盟相当，但2021年我国高影响力作者数量已占全球的14.2%。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科研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与世界科研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基本相当或略高，说明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在25年前，我国的科研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可见每年我国的学术影响力在以约3%的速度不断上升，同时，我国的学术论文总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在全球来看，都是非常突出的。　　从客观规律来看，基础研究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进程往往无法事先计划，结果也无法提前预知，很多重大科学发现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才能取得突破。因此，在我看来，助力基础研究发展，需要培养促进源头创新产生的能力，其中包括知识架构、思维方式、技术能力、科学仪器等方面综合发力，需持之以恒，久久发力，不要过于追求科研成果短期的“有用”或“没用”，在这方面，近年来我们已有了显著进展。同时，还需要营造促进源头创新的小环境，如宽容失败、批判性思维、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学术讨论等，让科研人员在遵守科研伦理的前提下，在学术上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当前，我们在这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但要相信，一旦把环境搞好了，产生重大突破也将有其必然性。　　助力基础研究发展，持续加大投入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以我国基础研究最主要的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科学基金）为例，虽然总量持续增加，然而，从国际上看，科学基金的资助总量和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仍无法与世界科技强国的资助强度相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总量是我国科学基金的近10倍。但我国的科学基金的资助效益是全球最高的，最新统计显示，科学基金是全球学术产出中资助论文成果产出最多的资助方。2022年，科学基金的申请量已达到了近30万项，这对科学基金的管理效率和精细化程度提出了要求，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充分依靠专家，以极高的资助效率和极低的管理成本很好地完成了资助工作，并就进一步完善评审自由裁量权等方面作出了探索。　　助力基础研究发展，科研评价体系有着“指挥棒”的作用，长远来看，这一点对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青年科研人才尤为关键。我国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在不断深入完善，从评价方式来看，不外乎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两类。科研评价体系的根本难点在于如何对潜在的颠覆性创新进行事前评审。对科研人才特别是青年科研人才来讲，颠覆性创新有以下特征：一是思想驱动，具有偶然性；二是挑战传统，对现有认知进行颠覆，导致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三是初期难以达成共识，在同行评议中表现不佳；四是高风险性，成败概率不定，难以在前期计算投入产出效益；五是学科交叉，协同创新和综合交叉特征越来越明显。一言以蔽之，颠覆性创新需要创新者具有高度的能力与担当。　　如何鼓励青年人在这一探索中出类拔萃，是科研管理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个人认为：一是对多数科研人员，要坚持在创新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评价体系不宜变动过快；二是应该鼓励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和合作中的竞争，青年科研人才之间要釆取“狼群”结构，向外发力；三是人才称号不要过度地与利益挂钩；四是青年科研人才特别是90后代表着建构在新一代研究手段上的科研，应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科研条件的更大期待；五是不要将自由探索与需求导向对立起来，要给各种类型的青年科研人员留下有学术尊严的发展空间。　　助力基础研究发展，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科学家精神、营造良好的作风和学风也十分重要。当前，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青年科研人才队伍，他们拥有良好的科学素质，经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代，也是信息挖掘能力最强的一代。他们将形成从学术卓越到学术影响力、再到学术领导力的跨越，其难度、艰巨性和成功率都具有高度的挑战性。但我对这些青年科研人才充满期望。如今，他们当中流行着“卷”这样一个动词，代表着能折腾、敢作为、能创新、主动进取的性格与行为，这体现出的正是创新者的能力与担当。着眼基础研究的未来，为人才营造更为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科研环境，将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活力，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根基。

今年以来，国内定向增发迎来巨大浪潮。根据所提供的数据 ，截至8月份，实施定向增发的共有208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7家。从披露定增预案的上市公司数量上来看，今年1-8月份发布预案的公司共有571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攀升。 　　在定增浪潮中，通过定增募资收购资产成为一大看点。据统计，1-8月份，在所披露的定增预案中，涉及资产收购的总共有234家上市公司，占预案披露总数的40.98%。 　　并购重组的风生水起在让许多公司尝到甜头的同时，也带来了极高的风险。近日，先河环保 (300137)披露了定增预案，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广州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和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80%的股权，至此加入了并购重组大军。在跨界并购成为潮流的今天，先河环保能够&ldquo 守身如玉&rdquo ，坚持业内重组，实属难得。但是，由于其并购标的估价过高且流动性极差，存在利益输送嫌疑，使得投资者也难以心安。另外，公司在没有对外债务的情况下，却优先选择股权融资，也令人费解。 　　标的公司现金流不足高增值率难寻依据 　　公司定增预案中显示，本次定增拟募集资金8800万元分别收购科迪隆和广西先得两家公司80%的股权。根据定增预案中列示的对两家公司的资产评估结果，科迪隆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3076.26万元，增值率59.08% 收益法下评估值为25956.48万元，增值率约为856.11%。先得环保的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3254.55万元，增值率71.86% 收益法下评估值为7105.41万元，增值率约为275.22%。最终，两家公司的评估值采用了收益法的结果，分别给予评估值25900万元和7100万元。公司给予两家被收购公司如此之高的增值率，其依据何在呢?记者了解到，收益法下的评估值系将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益流进行折现而得到，那么，这两家标的公司的收益前景真的有如此乐观吗? 　　对此，记者查阅了先河环保提供的两家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并未提供收益法的具体过程以及资产评估增值和定价的依据。而从审计报告中，记者注意到，虽然两家公司的利润水平持续大幅提升，但是经营现金流量2012年以来均为负数。以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例，2013年，公司并表后净利润为158万元，比上年增长了31.85% 而2014年仅1-5月份的净利润就高达480万元。然而，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的情况却令人堪忧，从2012年到2014年五月份持续亏损。标的公司现金流的惨淡现状显示出公司的回款能力极弱，公司创造的高额净利润却无法真正收入囊中。有投资者担心，先河环保完成收购后，将会不得不为标的公司的现金流不足&ldquo 埋单&rdquo ，从而先河本身的业绩或会收到影响。 　　另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被收购公司利润与经营现金流净值差距过大，回款能力弱也许能够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而标的公司盈利情况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再结合前面提到的定价依据问题，对于这样两家现金流极差的公司，上市公司为何仍然给出了如此高的溢价?如果仅仅以利润水平来进行资产收购定价，显然被收购的两家公司的利润是个虚值，缺乏真实现金流支撑。 　　实际上，在资产收购过程中，被收购资产的定价如果偏高，意味着公司无论是以现金支付还是发行股份支付，都将付出更高代价，并且公司的众多中小股东利益会因高定价受损。记者亦接到投资者电话称，公司此举或是存在与被收购公司的合谋，并暗含利益输送，共同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记者就此向先河环保求证，截至记者发稿时，对方仍未进行答复。 　　优选股权融资令人费解 　　记者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了解到，上市以来，公司的长短期借款一直为零。同时，从公司2014年中报公布的数据来看，公司的流动比率为7.61，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同时，公司的产权比率仅为12%，处于行业低位。可见，公司资本结构优良，偿债能力也较强，也让公司的融资选择具备了更多的灵活性。 　　根据融资优序理论，债务融资交易成本较低，且相关费用可以税前扣除 而股权融资信息约束条件严格，因此债务融资往往优先于股权融资。因此，从公司目前财务状况来看，债权融资实为最佳选择。 　　然而，公司依然不顾程序的繁复，选择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融资，对此举动，投资者大呼不理解，并称：&ldquo 公司知道承担债务风险高，就选择发新股 ，完全没有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眼里。&rdquo 　　但也有专业人士认为，先河环保的选择并非个案，中国上市公司大部分都会偏好于股权融资。首先，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较低，使得企业在融资方式选择上的粗糙和单一在所难免。其次，我国的债券市场也尚未健全，没有丰富的品种满足企业融资需要 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中 &ldquo 无债一身轻&rdquo 的理念，也使得上市公司高层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过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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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机构改革仍在进行，相关讨论也一直在持续。 　　近期，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由原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水产、水果等6个局组成的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设19名副局长一事，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成为此轮机构改革背景下新的网络热点，一些网友发问，这究竟是大部制改革，还是大部制留官?地方食药监管机构改革大幕已启，此番改革是否能够破解以往不少地方机构改革停滞不前和越改越乱的乱象? 　　针对这些问题，新华网记者邀请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阎雨、西南交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光进行了一番对话。 　　大部制改革or大部制留官? 　　针对媒体报道广东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设19名副局长，该局回应说，这是大部制改革的需要，原来的领导不能减掉，设置19名副局长是一个过渡，将来采取只出不进的办法逐步消化。 　　网友评：难道要把&ldquo 大部制改革&rdquo 变成&ldquo 大部制留官&rdquo 吗? 　　高小平：&ldquo 官多&rdquo 几乎是每次机构改革都会遇到的顽症。在机构合并过程中，现在的做法一般是，将涉及到的两个或多个部门，先把机构合起来，人先并到一块，除非撤不可的、完全重复的内设机构如办公厅(室)、研究室、总务部门外，其他机构先做&ldquo 物理&rdquo 整合，领导干部也不减少，先任命工作起来，过一段时间再逐步减到位。 　　如果说前面讲的副职过多问题属于普遍问题，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机构合起来后，下面各机构的业务工作需要有上面的班子成员分管，即使需要重新分工，也要有个过渡期、磨合期，原来分管的领导对情况了解、业务懂行、政策熟悉，让他分管可以体现工作和政策的连续性，也可防止因为机构变化而产生管理真空、发生职责履行不到位的现象。这一点，应该说是具有合理性的。但这一过程不能太长。 　　我们要把副职过多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与机构合并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分开来说道，合起来思考。既要看到机构改革需要一定的过渡期，又要看到这里实质性的问题是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残余和官员利益固化的倾向。对实施机构改革的政府部门依照人代会通过的改革方案合并后，领导干部暂时悉数保留这一做法表示理解，又希望政府执行法律还是少讲条件、多讲奉献为好，能做到一步到位式的改革，最好还是尽量直接按照法律法规设置领导岗位。 　　陈光：目前在机构改革中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政府机构改革简单地等同于大部门制改革，二是把大部门制改革简单地等同于部门合并。这样就会出现&ldquo 越改越肥&rdquo 、&ldquo 越改越大&rdquo 的问题。改革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如果机构改革只是简单在形式上进行合并，还要考虑&ldquo 人的因素&rdquo ，就有可能造成&ldquo 越改越倒退&rdquo 。 　　减牌子不减人，人员分流难题怎解? 　　在机构改革中，人员编制和干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复杂工程。由于人员问题涉及许多编制、历史等遗留问题，改革推进中往往出现一些被认为是&ldquo 柔性执法&rdquo 的问题，即只是在结构上做了简单的撤并，减牌子不减人。 　　网友忧：一些干部好不容易坐上了领导岗位，又不到退休年龄，谁都不愿意因为机构改革而撤销职务，于是只能撤了机构，把位置保住，以至于一个部门之下养着大批的闲散人员。 　　高小平：之所以出现&ldquo 减牌子不减人&rdquo 这些现象，在于改革的系统谋划不够和法治刚性不足这两点上。有的发达国家定了机构编制法，能坚持50 年、60 年，机构和人员总体稳定，只减不增，靠的就是事先的精 　　心谋划和事后的严格执法。 　　阎雨：人员分流问题一直是我国机构改革中的&ldquo 拦路虎&rdquo 。在官文化的 &ldquo 熏陶&rdquo 下，部分领导干部以官者自居，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 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在分流工作中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只简单分流了一般工作人员。领导干部的职位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激烈的权力角逐，部门利益、个人权力乃至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容易成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阻力。可以说，目前政府管理中出现的部门职能冲突、内耗严重、协调困难等问题，除机构设置本身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外，说到底其背后则是现实的部门利益在作祟，即受所谓&ldquo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rdquo 的掣肘，这不免增加了人员分流工作的难度。 　　要想真正实现改革中人员的平稳流动， 必须解决部门利益化的惯性。首先，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健全的实施程序和规则。 　　当然，机构改革的目的也不是说简单地精简人员，而是要求人员配置必须实事求是，该增加的要增加，不需要的则要撤销。 　　大部制改革后，分流人员并不是无处可去，关键是看能不能胜任要求更高的新岗位 而要适应新岗位的需求，就必须进行技能考核，把职能整合与人员分流作为核心工作相互统一起来。在不突破编制的前提下， 通过考核竞争上岗或调整充实到其他部门，还可以借鉴历史经验，鼓励分流下来的人员到企业工作，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原有职级不变，同时给予接收分流人员的企业一定的资金贷款优惠，激发企业接收机关分流人员的积极性。 　　陈光：机构是由人组成的，只有机构的变化而不涉及人的变动，一定不是彻底的改革，也至多是个改革的&ldquo 过渡状态&rdquo 。产生这些问题是实质是利益。如果仍然是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ldquo 改革&rdquo ，不可能出现超越利益的改革力量。 　　能否解决&ldquo 外合内未合&rdquo 问题? 　　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中，有人认为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工信部组建后，实际上很多项目的审批职责并没有转至工信部，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也并没有转入工信部。 　　网友问：&ldquo 外合内未合&rdquo 这种局面何时能破解? 　　高小平：严格说，上一轮大部制改革具有探索和试点性质。主要是希望通过四个正部级机构的整合，看看减少政府组成部门、建大部门制这一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尚处于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的情况下，是不是适用。经过几年的探索，总的来说还是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我国开展大部制改革历程的阶段性特点看，上轮改革中某些细节没有到位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探索本身所带有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按照此前提出的大部制改革任务，主要是解决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问题，而这次提出的机构改革，则要在解决部门间职责上存在问题的同时，还要&ldquo 理顺部门内部职责体系&rdquo ，这就要求在理清部门内部职责的时候，&ldquo 由内而外&rdquo ，进一步把部门间的问题解决到位。 　　我认为，上一轮未解决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比较突出的副职过多、过渡期太长的问题。还有，已经合并的机构&ldquo 貌合神未合&rdquo 、&ldquo 外合内未合&rdquo 等问题，有望通过这轮改革得以解决。改革的路径和工具有三个，一个是抓职能，就是通过向市场、向社会放权来实现部门职能的整合 二个是抓法治，就是运用法治的力量，强制要求政府部门按照规定办事，该创新的机制要创新，该再造的流程要再造 三个是依靠信息化手段，运用电子政务的发展来推进改革，推动内部各机构的磨合。 　　阎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以&ldquo 外延式&rdquo 为特征，着眼于从数量上增减职能、整合机构、严控编制。在机构和人员编制上，侧重名义上的变更，在行政运行机制与政府管理方式上，侧重习惯性的运行模式和行政性的路径依赖。 　　目前针对专业管理部门职能与综合管理部门职能的配置仍不科学，综合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产业或行业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到位、专业管理部门的资金支配、项目立项等事项都要经过综合管理部门的层层审批，没有达到统筹协调的目的。综合管理部门的基本定位是服务、协调、指导、监督，主要研究制定重大规划、宏观政策，协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各个产业或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统筹协调。 　　为此，要切实减少微观管理和具体审批事项，实现从&ldquo 项目管理&rdquo 向&ldquo 宏观管理&rdquo 、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其次，按照大部制改革的要求，可以适当拓宽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其工作重点是研究解决产业或行业存在的重大问题，拟定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政策，统筹配置行业资源，发布行业信息标准，维护行业市场秩序，开展行业执法监督检查，提供行业相关信息服务。政府规模要在与行政环境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处于动态调整的进程中，不断地趋向动态的均衡。 　　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不应仅是在机构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做出改变，更应在具体的管理模式上做出相应的变化，改革应该尽快转轨至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内涵式改革上来。依据治理理论，不仅梳理内部机构设置，关键在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权限界定。

别让山寨损害了自身的利益！EKOM空压机真假辨别1992年EKOM首台无油活塞空压机问世，2018年年产量已经达到14,000台，全世界各地销售已超过170,000台，遍布全球七十几个国家，是全球重要的无油压缩机和真空泵生产制造商之一。公司总部设在欧洲捷克斯洛伐克-皮斯塔尼市。20多年来，EKOM一直从事压缩机和真空泵制造，涉及医疗，实验室，轨道交通，食品，工业等各个行业。EKOM 空压机以下均为仿制品，广大客户在购买产品时，务必仔细辨别产品外观，品牌标识和随机文件，以免上当受骗。

被国家明令禁止在饲料中添加的化合物名单非常长 　　除了瘦肉精，还有很多被禁止添加，但对不法分子却充满诱惑的药物…… 　　因为双汇瘦肉精事件，相关快速检测产品卖火了。 　　虽然瘦肉精检测试纸条一天的产能达到15万到20万条，最近设备和人员更是饱和运转，但是万宇平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他们公司的产品目前仍然供不应求。“现在的需求量是没有出事前的10倍以上。” 　　万宇平是国内一家规模较大的快速检测产品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因为要做相关的技术服务工作，他和很多同事最近都下到一些大型肉类加工企业。 　　“我们的服务重点是双汇、雨润、金锣等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现在几乎是头头猪都测，都忙不过来。”万宇平很肯定地对记者说。 　　这一次是瘦肉精 　　不得不说，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对于检测设备和产品生产企业来说是一次商机，上一次的牛奶三聚氰胺事件也是如此。在产能和技术上有储备的厂商能够迅速占领市场。 　　记者好奇他们对市场“机会”的预测。这一次是瘦肉精，下一次会是什么违禁药物? 　　“你说的是市场的潜规则研究吧，”万宇平说，“我们公司的确有部门在做相关的工作，对于分析结果，我只能说‘不太乐观’。” 　　被国家明令禁止在饲料中添加的化合物的名单非常长。 　　2002年，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第176号公告——《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给出了5大类40种违禁品名单，与农业部公告第168 号《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收载以外的兽药、农业部公告第193 号《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中所列的物质一起，在饲料监管中被统称为“违禁药品”。 　　这其中，经过多次曝光，瘦肉精已经广为人知。它在违禁药品清单中排名前列，即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以盐酸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为代表，约有7种化合物。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与安全系主任何计国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正如很多媒体所谈到的那样，瘦肉精的摄入让肥猪变成“健美猪”，瘦肉多，卖相好。 　　但是，卖相好还不是瘦肉精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你知道为什么某品牌的有机猪肉卖得最贵的是五花肉，而不是纯瘦肉吗?”何计国问记者。 　　何计国的解释是：同是放在锅里煮，瘦肉越煮越少，而肥肉变化不大。这是因为瘦肉含水量达70%，而肥肉含水量只有3%。瘦肉多的猪自然比瘦肉少的猪“水分”大。 　　“猪我没有亲自作过研究，但是牛我调查过，一母同胞的两头牛，喂完全一样的饲料，用瘦肉精的最后能多出70斤肉。”何计国说，“所以，添加瘦肉精的行为是利益驱动。” 　　下一次是什么 　　除了瘦肉精，还有很多被禁止添加，但对不法分子却充满诱惑的药物。 　　比如一些雌激素。这类药物可促进皮下脂肪积聚，提高动物抵抗力，防止细菌感染，并能够延长水产品的死亡时间，促进反刍动物生长。根据科技文献记载，与瘦肉精命运相似的是，上世纪80 年代，人们也曾将使用性激素皮下埋植促进动物生长作为科研项目进行推广。后来，尽管在2002年农业部公告禁止使用这类药物促进动物生长，但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特别在水产养殖中，使用雌性激素延长水产品存活时间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又如，一些蛋白同化激素也是被禁止的。这类药物是雄性激素的同化剂，它们的“本事”在于：能促进动物蛋白质合成和抑制蛋白质异生，并具有使钙磷沉积和促进骨组织生长等作用，因而可促进动物生长。 　　甚至一些精神药品也被非法用于养殖业。这类药品是神经中枢的抑制剂，动物食用后会安静好睡，可降低动物基础代谢，提高饲料报酬。相关科研文献指出，在小猪料中添加安定(地西泮)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还很普遍。 　　值得一提的还有抗生素滤渣。这是抗生素类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三废”，其中含有蛋白质和微量抗生素成分，对动物有一定的促生长作用。一些医药生产企业将抗生素滤渣出售，有一部分最终落入了家禽家畜的口中。而抗生素滤渣一方面容易引起细菌的耐药性，另一方面由于未做安全性试验，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还有氯霉素、硝基呋喃类、各种汞制剂…… 　　而且，像三聚氰胺这样的物质还不在违禁药品名单之列——它本来就不是能给动物吃的药品，而是化工原料，用于塑料、涂料、粘合剂、食品包装材料生产。 　　“现在我们的检测人员快成救火队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蒋士强说。 　　业内有专家指出，我们的政府部门应该通过收集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制定科学统一的食品安全监测计划，而不是被动地事后围追堵截。正如万宇平所在的企业为了先得“商机”而研究行业潜规则，政府也应该提前布局。 　　禁药难禁 　　现在，一些明文禁止的药品在养殖行业流通、使用，甚至不是“偷偷的”。 　　以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一种为例，记者在网上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供应 莱克多巴胺”的关键词，发现不少公开售卖莱克多巴胺的网页，上面有联系人、电话、邮箱、厂家和地址。 　　而早在2002年，莱克多巴胺就被列入我国的禁用药物名录。有的媒体指莱克多巴胺多以“化工品”名义在化工厂里产出，只要销往国外即为合法。而实际上，商务部和海关总署2009年底已经发布文告，明令禁止进出口莱克多巴胺和盐酸莱克多巴胺。 　　然而，网上的很多售卖信息都是在禁令生效之后发布的。记者在网上甚至还看到有3月24日新发布的相关售卖信息——这是在双汇瘦肉精事件曝光之后，监控压力空前的情况下。 　　在这些网页中，都特别提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其的批准：“可以用于动物营养重新配剂，广泛地用于畜牧业和养殖业。可以同时提高动物的日增重，提高饲料利用率，提高动物的蛋白质含量。”当然，网页中都绝口不提我国对其的禁令。 　　我国为何要禁用许多国家都批准可以限量使用的莱克多巴胺呢?何计国告诉记者，他曾经将同样的问题抛给农业部的相关官员，结果旁边一位院士代替这位官员作出了回答：我们“矫枉”只能“过正”。 　　“你不允许添加的他都敢偷偷加，如果允许加莱克多巴胺，谁知道他会多加多少进去?” 　　即使目前完全禁用，也是下有对策。据业内人士透露，只要把莱克多巴胺的分子式变一下，就可以逃过检测 还有高校专家研究出“掩蔽剂”，让试剂无法发现莱克多巴胺 更简单的方法是停药半个月，甚至喂猪吃利尿药，突击降低残留值。 　　谁生产谁负责 　　目前，我国实行的还是由食品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多个部门分段监管的综合性监管体制：农产品这一块由农业部门负责 生产企业由质量监督部门负责 流通领域由工商部门负责 食品药品监管对餐饮行业进行监管……蒋士强认为，这种分段管理的方式会带来很多衔接环节“谁都管”，又“谁都不管”。 　　比如有媒体指出，农业部门认为屠宰厂应依法建立“瘦肉精”等药物残留的自检制度，对其出厂产品质量负责 而肉联厂则认为自己只收取屠宰加工费用，如何能承担高昂的检测费? 　　“只要监管出现盲区，就会有人钻这个空子。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过去三不管的金三角会有人种毒贩毒一样。”蒋士强说。不过，他也认为，虽然分段管理存在各种问题，但是我国动物食品生产行业的情况复杂，单纯让一个部门一管到底，的确难度很大。 　　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很多专家在媒体上提出，现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模式应该逐渐向“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模式转变。 　　在加强监管方面，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主任沈建忠提出，要加大抽检比例，“尤其要加强基层的抽检”。 　　记者在一些科技文献上看到基层兽药监察单位的工作人员呼吁：尽快公布简便、适用的快速检测标准。现行的国家标准和农业行业标准中，对违禁药的检测技术、设备要求比较高，运行经费比较贵，检测时间较长，而在市场监管中则需要尽快确定检测结果作为监管和处罚依据。但是，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收载的5大类40 种违禁药品中，只有盐酸克仑特罗有快速检测标准。 　　对于目前马上能采取的措施，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都认为，想遏制违禁药品的添加，要坚持从源头抓起，谁生产谁负责。而对于非法生产销售者，要给予严厉的惩罚。“让其倾家荡产，判刑坐牢，在这个行业不能翻身，而不是罚点款了事。”沈建忠说。 　　沈建忠指出，因为一些养殖业禁用的药品可以用于人的医疗，相关一些企业是允许生产的，“所以情况往往变得复杂”。只要有企业生产，不法分子就有得到的可能，从而偷偷用于养殖业。 　　何计国认为，对于可以生产这些药物的企业，监管部门必须要求其进行严格的登记制度，并对什么人能买，什么人不能买作出明确规定。而购买者对于药品的使用情况也要详细登记。“比如，我们在实验室会用到一些有毒药品，购买和使用者必须在有关部门备案一样。”　　“就像一条河，水质出了问题，你在上游堵住干流，总比到下游去堵各个支流好办。我相信，合成瘦肉精的企业比养猪户少。”何计国说。

p 　　近期，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副秘书长贺德方、重大专项司司长陈传宏、高新技术司司长秦勇、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介绍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对于加强科技界的作风和学风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如下： /p p 　　一是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科技界倡导正确的价值导向。 /p p 　　二是严肃处理学术不端的行为。 /p p 　　 strong 对于确实存在严重学术不端的违规人员，其不当获得的所有荣誉和利益，包括学位、职称、人才称号、各种奖励奖金，都要全部清退归零。 /strong /p p 　　三是营造导向鲜明、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p p 　　科技界的学风作风建设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优良的作风和学风是科技工作的生命线，事关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两份重要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学风作风建设的意见》构建了科技界学风作风建设的战略布局和整体安排。科技部始终把学风作风建设摆在事关全局的重要位置，全力推进。 /p p br/ /p

为了提升员工商务活动的着装规范，强化个人礼仪习惯的养成，提升企业对外形象，8月26日美瑞泰克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商务着装礼仪内训，我司CEO张总及全体员工参加了此次培训。“细节决定成败”，企业员工的着装不仅是其自身职业素养的表现，更体现了企业的整体形象。学习商务礼仪，是对员工职业素养提升的现实要求，也是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表现。美瑞泰克每个月末最后一个周五是“HAPPY FRIDAY”下午茶时光，本次企业内训由综合部主管张萌主导，将职场沙龙与下午茶文化相结合，通过学习梳理和头脑风暴，以PPT讲解、视频宣讲与实战演练相结合，从商务着装礼仪的定义、意义、规范、场合、如何塑造职业形象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展开，特别是对于男士及女士不同商务着装礼仪知识进行了生动详尽的介绍。培训期间，穿插以互动问答加深了大家对于知识点的认识，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通过此次内训，大家不仅获得了精美的奖品，也收获了满满的知识，为全面促进管理提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赋能，全员学习收获颇丰。现场记录会议期间，美瑞小伙伴们贴心准备了美味可口的茶歇。商务着装礼仪需要通过学习和积累，从而促进优秀行为习惯的养成。通过此次培训，加深了员工对职业素养塑造的认识。同时，CEO张总表示，希望全体员工将礼仪习惯的要求融入日常工作，不断促进良好职业道德操守的养成。对内，形成人人讲礼仪、讲形象的良好氛围；对外，以规范优质的服务礼仪和个人魅力展现出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美瑞泰克2022秋季工服发布，并由CEO张总亲自代言。

&ldquo 第一个，科技成果不行，创新性、独创性、实用性、成熟度都不行，出发点是为了写论文，而不是为了走市场 第二个，过分考虑成果属于谁，就像鸭子还没弄到手，就考虑怎么烤着吃。&rdquo 　　中科院院士、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委员，常会遇到来高校求项目却空手而归的企业。在遗憾的同时，他也坦陈：&ldquo 我们高校诞生了太多无用的成果。&rdquo 　　在研究了一个个成果转化的失败案例后，他得出结论，&ldquo 科技成果转化难，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rdquo 　　&ldquo 我们现在对科技成果的认定就是错误的。什么叫科技成果?就是除了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成果，就是市场决定的应用性成果。这种成果，市场觉得你有用，那才叫科技成果 为了评职称、写论文，那就不是，它对市场没用。&rdquo 在王光谦眼中，真正的科研成果应该是能够转化的，也就是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 　　实践中，他发现这样的成果太少了，&ldquo 我看，只有百分之几的量，个位数。&rdquo 　　&ldquo 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简单地买卖，企业期望成果像洗衣粉配方一样，他一手交钱，我一手交配方就是了。但大部分成果不那么简单，双方应面向市场培育一个新的想法，在实验中慢慢放大，最后才有实用的产品。&rdquo 　　在&ldquo 伪命题&rdquo 之外，王光谦还有个&ldquo 真困惑&rdquo 。他谈到了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例子。&ldquo 一般专利收益2/3分配给发明人，超过30万美元的按1/3比例归发明人所有。&rdquo 这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关于《知识产权的管理条例》的规定，它代表了部分国外科研机构对成果转化的态度&mdash &mdash 给予发明人丰厚的物质报酬，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 　　在他看来，国外重视成果转化，有一套成熟的利益分配机制，&ldquo 我们的成果转化过分强调成果为单位所有，科技人员不能拿去赚钱 其实，单位占有还是个人占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出去，然后获利。说清楚这个钱怎么赚，而不是大家扯皮。课题组内部的扯皮分配不均，单位分配不均，这样的话就不好转化了。&rdquo

为增强员工的职场礼仪素质，提高交流和沟通能力，作为朗诚企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3月29日，深圳市朗诚实业有限公司举办了2012员工礼仪培训会。本次礼仪培训的演讲嘉宾是曾在航空公司工作多年、并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1年深圳大运会礼仪培训工作的郭雁讲师。朗诚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本次培训工作，朱伟胜总经理自始至终跟全体员工一起，参与了互动，听完了整个课程。 此次培训老师从个人形象、电话礼仪 、沟通礼仪、见面礼仪、语言礼仪、体态礼仪、接待礼仪等多个方面对礼仪进行了详细的讲述，让我们对礼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郭老师精彩生动的演讲，还有大家的精彩互动，会场不时发出掌声和笑声，气氛非常活跃，很多实用的案例让大家易于理解和接受，纷纷表示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经验，相信经过不断的实践和领悟，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展现独特的魅力。

6月9日上午，青岛盛瑞德集团公司旗下的青岛盛瀚和盛达利两个公司部分管理层接受了商务礼仪培训。培训中，大家积极参与，乐于实践。在短短一上午的时间里学习了站姿、坐姿、蹲姿、行姿、微笑等基本姿势，还对称呼礼仪、问候礼仪、介绍礼仪、握手礼仪、名片礼仪等有了深入了解。活动结束后大家积极将培训知识运用到工作服务中，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盛瀚的服务再次注入新的力量。

把细胞养好的三个关键要素是：良好的细胞来源，正确的实验操作，以及合适的培养体系。其中“合适的培养体系”就是要创造适合细胞生长的环境，给细胞建立一个满意的“家”。细胞培养基本条件：1.合适的细胞培养基合适的细胞培养基是体外细胞生长增殖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培养基不仅提供细胞营养和促使细胞生长增殖的基础物质，而且还提供培养细胞生长和繁殖的生存环境。2.优质血清目前，大多数合成培养基都需要添加血清。血清是细胞培养液中重要的成分之一，含有细胞生长所需的多种生长因子及其它营养成分。3.无菌无毒细胞培养环境无菌无毒的操作环境和培养环境是保证细胞在体外培养成功的首要条件。在体外培养的细胞由于缺乏对微生物和有毒物的防御能力，一旦被微生物或有毒物质污染，或者自身代谢物质积累，可导致细胞中毒死亡。因此，在体外培养细胞时，必须保持细胞生存环境无菌无毒，及时清除细胞代谢产物。4.恒定的细胞生长温度维持培养细胞旺盛生长，必须有恒定适宜的温度。5.合适的气体环境气体是哺乳动物细胞培养生存必需条件之一，所需气体主要有氧气和二氧化碳。6.细胞培养温度维持培养细胞旺盛生长，必须有恒定而适宜的温度。不同种类的细胞对培养温度要求也不同。人体细胞培养的标准温度为36.5℃±0.5℃，偏离这一温度范围，细胞的正常代谢会受到影响，甚至死亡。7.合适的气体环境气体是哺乳动物细胞培养生存必需条件之一，所需气体主要有氧气和二氧化碳。氧气参与三羧酸循环，产生供给细胞生长增殖的能量和合成细胞生长所需用的各种成分。

梅特勒托利多金属检测机《减少金属污染&mdash &mdash 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专业指南内容已被英国零售商协会(BRC)摘录。 英国零售商协会(BRC)在最新的全球标准中摘录了梅特勒托利多金属检测机专业指南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全球金属异物检测的标准性读本。 梅特勒托利多关于金属检测机的专业指南&mdash &mdash 《减少金属污染&mdash &mdash 建立一种有效机制》，凭借通俗易懂的内容，从金属检测机的原理入手，阐述如何选择金属检测机，以及如何更好地建立有效的机制，深受业内人士广泛好评。获取该指南可以通过登陆www.mt.com/mdguide免费索取。 关于梅特勒托利多(METTLER TOLEDO) 梅特勒托利多是全球领先的精密仪器和服务供应商，是全球最大的实验室、工业和食品零售业称重设备的制造商和销售商。梅特勒托利多产品检测部门提供以金属检测机、X射线检测系统、自动检重秤为主的在线检测设备，更多相关信息请登陆http://www.mt.com/PI 关于英国零售商协会(BRC&mdash 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 英国零售商协会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性中国协会，其成员包括大型的跨国连锁零售企业、百货商场、城镇店铺、网络卖场等各类零售商，涉及产品种类非常广泛。目前，英国和北欧国家的大部分零售商只接受通过BRC认证的企业作为他们的供货商。 更多英国零售商协会信息请登陆http://www.brcglobalstandards.com/ 免费索取《减少金属污染&mdash &mdash 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专业指南， 您可以获取更多食品安全专题内容，并且有机会体验梅特勒托利多服务最大化带来的便捷！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提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全文如下：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作出如下决定。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1）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加健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以下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5）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建立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6）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现项目全流程公开管理。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优化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7）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改革，实行依法按期认缴。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三、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8）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9）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10）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核算，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发展产业互联网平台，破除跨地区经营行政壁垒，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完善中介服务机构法规制度体系，促进中介服务机构诚实守信、依法履责。（11）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提高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全球服务水平，推进海事仲裁制度规则创新。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机制。（12）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13）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健全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14）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加强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健全科技社团管理制度。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优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团对外专业交流合作管理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15）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深化东中西部人才协作。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五、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16）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健全专家参与公共决策制度。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加强新经济新领域纳统覆盖。加强产业活动单位统计基础建设，优化总部和分支机构统计办法，逐步推广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健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17）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强化对预算编制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强化事前功能评估。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统一预算分配权，提高预算管理统一性、规范性，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18）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0px margin-bottom:10px line-height:1.75em text-indent:2em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6月21日的泉城济南气温高升，在济南万达凯悦酒店的气温更是高”热“不下。由e20环境平台、中国供水服务促进联盟及济南水务主办2016首届供水高峰 论坛正式开启帷幕。安恒水联网技术服务中心作为国内优秀的供水管网漏损及产销差管理专家应邀以协办单位的身份参与本次高峰论坛，安恒水联网总工程师王志军 先生在第三环节：从技术角度如何支撑服务到终端发表“建立一个系统化的漏损控制体系”的演讲，并获得中国优秀供水服务品牌：2015-2016年度中国优 秀漏损控制服务奖。 获奖照片 本次论坛主要是在大变革时代到来的背景下，创新与资本对供水企业变得至关重要，希望与参会的供水企业共同探讨如何连接外部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用资本力量激 活团队活力；如何在现有低成本、大体量条件下，结合ppp，突破传统供水融资模式；如何运用新技术降低成本、节能降耗，支撑优质服务等问题。 王志军先生演讲现场 安恒水联网技术服务中心总工程师王志军先生针对如何建一个系统化的漏损控制体系给出了回答。首先供水管网漏损管理是一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的长期综合 实践体系，没有一项技术是能够单独解决问题的，只有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应用平台与以实际控制手段为基础的现场应用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有效的漏损及产销 差管控体系。而安恒水联网技术服务中心以leakview® 供水管网产销差及漏损管网解决方案为核心， 基于智慧化精细化的前提下，实施dma、压力控制、噪声监测等技术手段，真正的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概念和技术融入到供水行业。安恒水联 网目前已经成供水行业管网监控和漏损控制方面领先的高可靠、高性能、优效率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水联网展台 王志军先生携供水在线管理、产销差及漏损控制专业技术团队为参会的供水企业提供现场的专业咨询和技术指导，将安恒水联网在北京、武汉等地的供水漏损控制、 智慧化dma精细减压管理、供水产销差消减等方面取得经验和成果分享给前来参会的各级水务专业人士和关注我国供水水务的专家学者。 去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与安恒水联网通力合作的“可持续的中国城市供水管网综合漏损控制解决方案”不负众望，通过过去两年分别在北京市建立计划中的300 多个dma计量分区、20多个精细化压力管理分区、回龙观大区控压等具体的实施工程，已经在北京市的供水节水工作中显现出明显的成效，由此也从众多优秀的 参赛城市项目中脱颖而出，喜获2015年美国保尔森基金会颁发的“可持续发展规划项目奖”大奖。 在供水行业风起云涌的今天，把握需求即是把握明天。安恒水联网将以更为成熟、专业的态度，为供水行业提供专业、高效的供水管网产销差及漏损解决方案，为水务行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4/uepic/6f124d99-e50e-4ce8-bc25-abccf408fd2b.jpg" title=" 索尼捐助新冠1.jpg" alt=" 索尼捐助新冠1.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索尼将通过该基金为三类人员提供援助：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疗和急救人员；必须进行远程授课或学习的教师和儿童；受到疫情巨大冲击的娱乐行业的创意社群成员。 br/ /p p 医疗援助方面，索尼将首先从中拨出1000万美元投入到世界卫生组织（WHO）新冠病毒联合抗疫基金，该基金由联合国基金会、瑞士慈善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组织(MS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共同发起，旨在为一线医务人员和相关抗疫人员提供援助。索尼还将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探索如何帮助预防疫情进一步扩散，并为新冠肺炎的治疗做出贡献。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在教育援助方面，由于学校的暂时关停，儿童正在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些“下一代”是未来的希望，索尼将探索如何利用其技术支持教育活动，并与教育工作者合作实施援助措施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此外，面向创意产业社群，如音乐、影视、游戏和动画领域，索尼将举旗下娱乐业务集团之力，努力探索适宜的方法去支持积极进取的创作者、艺术家和支持以上行业的职业人士。音乐会和现场活动的取消或推迟，影视制作项目的关停等都对上述人群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4/uepic/26d521b3-32a4-417b-8e11-dbdf6d178e75.jpg" title=" 索尼捐助新冠.jpg" alt=" 索尼捐助新冠.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抗击疫情· 责无旁贷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索尼还宣布，其员工可以通过索尼企业/员工配比捐赠计划来为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该计划将对索尼全球约110,000名员工开放。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索尼对于那些因新冠病毒而不幸去世的人表示哀悼，对其家人表示慰问，对所有受到此次疫情影响的人们深表同情。为了克服目前全社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作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我们将竭尽所能，为一线的抗疫之战、为我们的下一代、为那些受到疫情冲击的创意社群提供援助。”索尼公司总裁兼CEO吉田宪一郎表示。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未来，索尼将与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们共同努力，探索进一步拓展以上举措的途径。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 楷体_GB2312, SimKai " 瑞士万通公司创建于1943年，由工程师Bertold Suhner先生亲手创建，迄今以有76年的光辉历史。说起瑞士万通公司，在众多化学家和客户心中他的代表产品是自动电位滴定仪，离子色谱仪，卡尔费休水分仪以及电化学工作站。然而从2013年，瑞士万通公司开始大力发展光谱分析技术，现在已经拥有Metrohm NIRSystems，Metrohm Raman两条光谱产品线，在分子光谱分析领域不断拓展我们的疆界。最终目的是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 楷体_GB2312, SimKai " 　　说起近红外，必须要从“近红外之父”Dr. Karl H Norris 讲起，是Norris先生最早将近红外用于农产品的检测工作，第一台商用的近红外光谱仪产品NIRSystems 6500的软件就是由他亲自编写的，而该系列产品就是今日瑞士万通近红外产品线的前身。专注于农产品化学分析领域的丹麦FOSS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收购了NIRSystems，并在其相关的谷物、饲料和粮油分析领域推广近红外解决方案大获成功。专注于工业分析领域的瑞士万通公司在2013年与FOSS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收购了NIRSystems产品线位于美国的在线仪器工厂，以Metrohm NIRSystems品牌在制药、营养保健品、化工、石化、日化、造纸、纺织、环境、工业发酵、棕榈油压榨以及相关的科研机构和大学推广近红外产品。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 楷体_GB2312, SimKai " 　　笔者从2014年9月入职瑞士万通光谱产品线，亲眼见证了近红外产品线的起步和发展历程，并感受到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精神。下面从瑞士万通近红外众多客户中举几个例子，来谈谈近红外为众多用户带来的利益以及工作中面临的挑战。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 楷体_GB2312, SimKai " 　 strong span style=" font-family: 宋体, SimSun color: rgb(255, 0, 0) " 　案例1 /span /strong /span /p p 　　位于山东境内的某大型化工集团是我国最大的聚氨酯产品研发和生产企业，位列全球化工企业前50强。该集团公司从部门领导到基层员工对于新技术和知识的学习都非常积极，2014年瑞士万通刚刚开始推出近红外产品时就采购了第一台NIRS XDS RLA型近红外液体分析仪，我公司也派出专业的技术人员对该部门员工进行了培训和建模支持工作，协助其建立了羟值的分析模型，用于其产品品质的快速监测。由于瑞士万通公司的高标准服务，以及近红外技术的良好表现，该集团公司陆续在其浙江、广东等地的分公司和各事业部配备了我们的近红外产品。2016年12月瑞士万通被评为最具潜力供应商。截至今年该集团在国内的分公司已经有12台XDS系列的近红外光谱仪投入使用。特别是在2018年收购匈牙利最大的MDI供应商BC公司后直接为其实验室配备了同一型号的近红外仪器。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案例2 /strong /span /p p 　　同样的行业，浙江省另一个聚氨酯龙头企业集团，于多年前就采购了傅立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但是由于仪器性能的限制和供应商技术支持不到位，客户仅能做简单的羟值检测，他们自己建立的酸值模型一直不稳定，无法用于实际样品的分析，让客户头痛不已。在了解到客户的需求后，我们推荐了NIRS XDS RLA型近红外液体分析仪，并协助客户在我们的近红外光谱仪上开发了酸值的模型，客户惊喜的发现使用瑞士万通的近红外光谱仪，其产品的酸值最低点在0.08 mg· KOH/g时能仍够准确的预测。从此客户将其酸酯、羟值和水分等指标的模型完全转移到这台近红外光谱仪上使用，大大提高了其实验室的分析效率，并在一年后安装了四通道的Metrohm NIRS XDS Process在线近红外光谱仪。通过将光纤探头插入反应釜中，实时监控反应过程，了解反应釜内羟值和酸值的连续变化，及时判断反应过程的终点。现在这套在线系统已经稳定运行了两年。客户自己算过一笔账，他们生产都是按釜进行。在没有安装近红外仪器时，一釜料投入后需要在反应期间取至少10次样品进行离线化验，主要的检测指标是酸值和羟值，两项化验检测成本合计约为50元，那么一釜化验费用就需要500元。客户一天生产量最少为5釜，也就是说一天的化验成本就是2500元。化验室一共有10个员工，每天分两班工作，人工费用摊到每天就需要1700元左右，合计实验室一天的成本为4200元。由于公司产量的不断提升，实验室的工作量还在增加，工厂原计划再增加两个员工。但是在购置了近红外分析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实验室的分析效率提高了，由于近红外检测速度很快，平常两个指标一个小时的工作量缩短到1分钟。在现有产量的情况下每班次的检测人员数量由5人可以减少到3人，人工成本得到了降低。同时样品的分析成本由50元变为了几角钱(光谱仪的耗材仅有光源一项，瑞士万通的近红外光谱不需要使用激光器和分子筛)因此使用近红外后分析成本基本可以忽略，经客户测算，投资一台瑞士万通近红外设备，三个月就收回了成本。这里还没有考虑使用近红外后客户试剂、实验室废物处理大量减少，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益。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案例3 /strong /span /p p 　　由台湾某化工集团在江苏投资建设的聚乙烯醇工厂成立于2002年。其主要产品PVA的制取方法是把聚醋酸乙烯溶于甲醇溶液，用少量烧碱(NaOH)作为接触剂通过醇解反应制成。在醇解过程中，聚醋酸乙烯中醋酸根(-OOCCH3)被羟基(OH)取代的程度称为醇解度。PVA按大分子中的醋酸基被羟基取代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完全醇解级和部分醇解级两大类。使用传统的滴定方法分析醇解度需要测定挥发分、醋酸钠以及残存醋酸根的质量分数，从而间接求出醇解度。一系列指标测完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根本无法满足公司大批量样品检测和质量控制的需要。而且羟基的取代程度在近红外谱区有极好的响应，因此用近红外来代替滴定方法，是一个极佳的选择。该公司质检部门有一台从台湾调来的XDS旧仪器，已经在公司服役了10年。随着产能的增加公司又为该部门配备一台新的仪器。于是我们有幸看到了新旧两台NIRSystems近红外光谱仪同台使用的画面(见图1)。客户仅仅将模型从旧的电脑上拷贝过来，并简单了做了一下模型转移和校验，新的仪器立刻投入了使用。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450px height: 338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9/uepic/37ec3871-9064-4180-b3aa-588d808fd190.jpg" title=" 图1.jpg" alt=" 图1.jpg" width=" 450" height=" 338"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图1 /strong /p p 　　笔者从2008年开始做近红外方面的相关工作，走访过上百家近红外企业用户，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和开发非常的感兴趣，愿意投入资金、人员和精力用好近红外。目前，就近红外的使用水平来看最好的还是饲料行业，这个行业中很多企业已经形成了大规模近红外组网，集中管理数据，远程联控的先进管理方式，将化验、建模、模型校验等有难度的工作交给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来做，形成了良好的管理模式。而化工行业还处在单机作战，分厂各自为政的运行模式，公司集团内部各部门的近红外仪器无法联网使用，数据也无法共享。而且个别近红外厂家为了销售业绩以低价冲标，客户仪器安装后就不再过问客户的使用情况，导致客户购买近红外很长时间无法投入使用，以至于客户对红外技术产生了负面印象，影响了该技术在公司的推广。 /p p 　　在近红外技术推广过程中最大挑战并不是销售的竞争和客户对近红外技术的接受度，而是能不能坚持为客户提供实实在在的提供售后服务工作。由于近红外仪器大多数是用在实验室和生产车间，对于使用人员的稳定和素质都有一定的要求。客户使用近红外的初期，在建模经验、模型更新与评估上没有丰富的经验，需要厂家陪伴客户走好第一段路，这是大多仪器厂家难以做到的。 /p p 　　为了消除客户对近红外的陌生感，瑞士万通开发了大量的初始模型，可以让客户在DEMO阶段就感受到近红外的效率。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600px height: 301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9/uepic/0e06e928-8f8d-4ed4-8a0e-d5cead367e61.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190926152823.png" alt=" 微信图片_20190926152823.png" width=" 600" height=" 301" border=" 0" vspace=" 0" / /p p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在全国有5个办事处，分别位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和香港，另有10多个二级办事处，全都配备了技术支持人员为客户提供24小时的响应服务，因此我们有信心满足用户的技术支持需要。同时，近红外仪器的配套软件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中，瑞士万通公司提供的Vision Air软件具有中文版和模块化的操作界面，可以清晰方便的让用户选择产品并分析(见图2)。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450px height: 253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9/uepic/25fd77a1-90a4-42de-865e-8dbd5b260454.jpg" title=" 图2.jpg" alt=" 图2.jpg" width=" 450" height=" 253"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图2 /strong /p p 　　对于有多台仪器需要集中管理的客户，Vision Air sever版软件支持多台仪器组网，远程管理控制和模型分发功能(示意图见图3)。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450px height: 205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909/uepic/38483cdd-bf13-4b8f-a463-6fe3946ed64f.jpg" title=" 图3.jpg" alt=" 图3.jpg" width=" 450" height=" 205"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图3 /strong /p p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工业领域对分析技术的环保、高效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近红外和拉曼此类无损、绿色的光谱分析技术必定会成为客户的优选方案。而瑞士万通公司也将以瑞士一贯的严谨、专业和优质服务为广大中国客户提供可靠的仪器和技术保证。我们也热忱的欢迎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与我们合作开发近红外标准和分析解决方案，为近红外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一份贡献。 /p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 　　 strong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 楷体_GB2312, SimKai " （王睿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光谱产品经理） /span /strong /p p br/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