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

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部际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3日在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会上表示，要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尽快推动无锡示范区建设取得实质进展。 　　李毅中在会议上指出，加快发展传感网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我国传感网产业起步良好，已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但还存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完整的标准体系，产业规模还不大 传感网应用的需求大，而行业应用融合难度高，使得目前应用水平低、范围窄。 　　李毅中要求，发挥协调领导小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尽快推动无锡示范区建设取得实质进展。 　　一是要编制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规划。规划的编制要注重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突出应用示范和产业培育，发挥区域优势和辐射效应。规划编制工作由工信部牵头，争取在今年年底完成。 　　二是要科学选择、务实抓好一批典型应用示范项目。国民经济领域，可以在工业、物流、电力等领域遴选一批典型，推动传感网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创新 在社会管理领域，可以以传感网与3G网络融合应用为突破口，在医疗、交通、安防和环保等领域遴选一批典型示范工程，推动面向民生服务领域的应用创新。 　　三是要加快开展传感网标准制定和知识产权相关工作。要建立和完善传感网标准体系，提升我国在传感网标准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要建立传感网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开展知识产权预警等工作，保障我国传感网产业与应用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加快突破传感网核心关键技术。要围绕传感网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以制约我国传感网发展的技术薄弱环节和赶超国际技术先进水平的技术领域为重点，集中多方资源，突破核心技术和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加快形成较为完备的传感网技术体系。 　　五是要加强各项支持政策的协调和落实力度。要随着建设工作的持续开展，根据传感网发展的每个阶段，进一步研究出台和更新支持发展的政策措施。 　　六是要建立完善协调配合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小组和咨询专家委员会的作用。 　　传感网是由大量微型传感器节点构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网与互联网的高效融合，能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从而形成“物联网”。去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支持无锡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为此，国家成立了由工信部牵头，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国土资源部、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等组成的部际建设协调领导小组。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组织的 “2019年制造业单项示范冠军经验交流会” 于12月25日在京举行。会议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制造业单项示范冠军企业精神”，总结交流制造业单项冠军发展经验。 会议期间公布了第四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海克斯康三坐标测量机荣获了2019年第四批制造业单项示范冠军称号，并获得青岛市对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给予的100万元奖金的奖励。海克斯康制造智能生产制造事业部隋占疆总经理参加本次颁奖仪式。单项冠军 技术领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分别指出，单项冠军是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发挥了显著的示范带动作用。单项冠军企业在专注执着、创新驱动、质量为先、扩展市场等方面呈现出重要特点，以及第四批单项冠军企业更加突出主打产品、更加聚焦新兴高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专利储备显著提升的新特征。李毅中指出，下一步要将单项冠军工作放在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大系统中联动发展，要提升单项冠军动态跟踪管理和综合配套服务能力。 据统计，单项冠军企业的利润里一般是7%—21%，远高于制造业3%—5%的平均水平。单项冠军近三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23.6%，销售利润率11.1%，分别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水平的6.6倍和2倍。海克斯康 实至名归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海克斯康三坐标设备销售额均以两位数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分别为12.3% 、19.4% 、16.1%，销售业绩均处于全球领先前三名行列。 海克斯康旗下拥有多类型、适用于多场景的固定式与可移动式测量机，积累了丰富的行业技术与专业应用经验，加之以全球领先的测量产品和技术、测量软件系统、统计分析软件系统、制造管理系统软件以及CAM/CAE软件系统，打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全球化的产品与技术、本地化的研发与制造、以及区域化的技术支持与服务，是海克斯康收获此殊荣重要原因。多年来，海克斯康制造智能专注于为客户提供贯穿设计工程、生产制造和计量检测的解决方案。凭借使工厂更智能的解决方案，从立足品质到赋能智能工厂，推动以质量为核心的智能制造。

本报讯 5月26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工经联)在京举行2013中国工业经济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暨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发布仪式，首次向全社会正式发布了我国首个《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中国工经联还同步发布了配合指标评价体系的中国工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星级评价办法，并适时启动履责星级评价工作。 　　据介绍，《评价指标体系》由社会责任价值观和战略、社会责任推进管理、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5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98个三级指标构成。在推动行业发展这个二级指标下，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数量成为三级指标 在客户满意这个二级指标方面，产品质量、产品安全都成为其三级指标。“企业要关注民生利益，经营方针中突出质量品牌和安全生产，是企业关注民生的最集中的表现，创新品种、提高质量、改善服务，要纳入企业的经营战略。”中国工经联会长李毅中说。 　　发布会上，中国工经联还发布了过去5年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回顾与趋势展望，来自20个省市自治区的87家行业企业集中发布了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工业经济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由中国工经联举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质检总局等八部委指导，中国煤炭、机械等十家全国性行业协会(联合会)协办，自2008年开始一年发布一次。

政府“力挽”经济形势的节奏正在加速。 　　据本报记者从有关权威人士处获悉，在启动1000亿投资后，国家发改委下一步应对经济形势的重要部署是，加紧制定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九个重点行业振兴规划。该规划力争在年底或年初出台，并以高规格形式发布。 　　这是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解决九大行业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 　　届时，多项组合政策出台以促九大重点行业振兴。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实体经济也受到了影响。作为占GDP比重三分之一的九大重点行业，在下半年开始出现工业增加值增幅下行。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对外宣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远低于上月的8.2%，比上年同期回落11.9个百分点，再创2001年末以来新低。 　　为此，振兴这些行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据上述人士透露，目前由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集中调配骨干，成立了九个小组，正在进行紧张的调研、座谈、梳理政策等工作。同时，12月1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各地发改委和经贸委负责人再次集中讨论、研究振兴规划细则。 　　九行业占GDP三分之一 　　据本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的一组数据看，酝酿振兴规划缘于九大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从经济总量看，2007年，九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占GDP的比重三分之一。 　　再如，从财政方面的贡献来看，2007年我国税收是4.56万亿，其中以九个行业为主的企业上交税金是1.7万亿，约占37.4%。 　　“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重要点。”上述知情人士称，即从就业看，不包括农民工，九个产业直接城镇从业人员达到3615.6万人，占全部城镇就业的是30%。 　　“还有众多的中小企业是这些行业中的配套企业。”上述人士分析，虽然中小企业处于配角，但本身就是九大行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行业振兴，相应的中小企业也会“活”起来。 　　另外，七大重点行业中还涉及到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 　　包含在上述数据中的内容显示，目前，我国轻工的食品、造纸、家具、家电等部分行业，50%的产值来源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涉及2亿农民的产品市场。而这类行业对于解决农民工就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仅轻工行业可吸收农民进城务工是2000万人。 　　相比上述作用，七大行业还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如钢铁、有色金属、石化作为重要的技术原材料工业，船舶和装备制造业作为重要的基础装备工业等。 　　“总之，九个重要行业在确保国家产业、金融、社会就业和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上述人士称。 　　技改资金政策为焦点 　　尽管目前九大行业振兴规划中的实质性政策内容，还在酝酿讨论中，但从各方渠道看，涵盖多范围的政策组合框架已成型。 　　12月12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表示，扶持重点行业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七大类，包括：减税、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挖掘农村市场潜力、扩大出口、国家储备、启动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据本报记者从上述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委和相关部门在制定九大行业振兴规划时，有五点基本原则。具体为：一、优化生产力布局，加快先进生产能力的发展。二、严格控制总量，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的扩张，加快淘汰一批落后生产能力。三、修订产业政策，进一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四、加快推动兼并重组，引导企业继续发展，力争在两到三年内培育和壮大一批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五、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加快开发重大产品和重大技术。 　　“其中，各方对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政策最为关注。”上述人士称，这也是振兴规划的重点内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来自于政府财政，振兴规划要对这部分资金划定出“盘子”，并划定投向重点。 　　从工业管理部门来看，技改资金对投资拉动的效果十分显著。12日新闻会上，李毅中特意强调了这种效用。如一个技术改造项目，如果政府投入3%，就可以带动97%的投入，投资拉动效果是30倍。2003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全国投入了355亿对技术改造的贴息，拉动了4300亿的技术改造，拉动效果13倍。 　　“以往技改资金都是大项目，多投向国企的技术改造领域，但往往没有技术改造，而用去弥补其经营型损失了。”一位参与规划制定的发改委专家对记者表示，相比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投入，这次技改资金量可能更大，那么，相比如何避免这类问题面临着挑战，“当然，如何提出应对措施，也是这次规划制定的内容之一”。

仪器信息网讯 2012年8月20日，全国首个“国家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以下简称“示范中心”)在兰州分离科学研究所正式挂牌。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兰州大学、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协办，兰州分离科学研究所及国信润达分析测试中心承办。 　　工信部原部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兰州市委书记陆武成出席仪式并为“示范中心”揭牌。 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左）、兰州市委书记陆武成（右）为“示范中心”揭牌 出席揭牌仪式的领导和嘉宾 　　出席揭牌仪式的领导和嘉宾还有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黄选平、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王黎明、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宝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兰州分离科学研究所所长胡之德、甘肃省科技厅厅长李文卿、甘肃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贾笑天、甘肃省工信委副主任姜义德、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理事长关亚风等。 中科院院士魏宝文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王黎明致辞 兰州大学原校长、兰州分离科学研究所所长胡之德致辞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巡视员高伏主持揭牌仪式 　　据统计，目前全国约有45万家食品生产企业，其中具有全项目检测能力的企业却不足2%。“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国藩、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婉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洪渊、中国工程院院士庄松林、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五位院士的提议下，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我国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检测能力薄弱、自检能力不足、检测设备配置不足、专业人才缺乏以及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检测公共服务平台短缺等问题，形成在全国建设一批“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的决定。经过充分调研和实地考察，工信部决定依托兰州分离科学研究所，率先进行“示范中心”的建设试点工作。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主要职责是为食品生产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食品企业提供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示范、检测人员培训、委托检测、食品安全事件应急检测以及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食品安全技术咨询等服务。 参观“示范中心” (“示范中心”面积5000平米，安装仪器130多台。其中投入使用大量不同品牌的国产仪器，据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对于一些常规食品检测项目而言，国产仪器完全胜任) 　　根据“示范中心”功能要求和建设方案，项目总投资1.429亿元，规划建设基于物联网和食品溯源的农兽残检测、非法添加物检测、品质检测、重金属检测、微生物检测、放射性检测、物理感官检测等实验室以及应急反应中心、检测人员培训中心和云计算中心。项目建成每年可为食品生产企业培训检测技术人员1万人次以上，每年可承接食品生产企业委托检测样品1.5万份以上。 结合地域特色，示范中心还规划建设了四个功能展示室(高原夏菜、肉类、乳类、酒类)，为相关食品企业提供仪器采购指导 　　试点单位希望该“示范中心”将成为全国示范中心的示范，为食品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提供服务平台，对促进地方食品生产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挂牌仪式同期还举办了“2012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高峰论坛”，100多位来自食品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仪器企业的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阎超博士、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王静研究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关亚风理事长做了精彩的报告。此外，论坛还设置了互动环节，“示范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接受了参会代表的踊跃提问。 “2012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高峰论坛”现场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刘长宽秘书长主持高峰论坛 报告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阎超博士 报告题目：国家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建设情况汇报 报告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关亚风理事长 报告题目：食品安全检测仪器与源头控制 报告人：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王静研究员 报告题目：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及保障体系建设 “示范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接受参会代表提问 “示范中心”验收专家组合影 　　 　　附录：国家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心（兰州） 　　http://www.miittest.com

全国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增长18.5%，首破万亿元大关，经费投入总量位居全球第三&hellip &hellip 一系列看似亮眼的数据背后，却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隐患。在本届政府定位靠创新、靠科技力量推动高质量的GDP增长之际，科技投入与产出的严重矛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一大障碍。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布的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0298.4亿元，按照汇率计算，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三。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98%，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分活动类型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498.8亿元，同比增长21.1% 应用研究经费支出1162亿元，增长13%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8637.6亿元，增长19.2%。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8%、11.3%和83.9%。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关晓静表示，这说明我国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国内职务专利申请数129.3万件，比上年增长34.4%。全年国内职务专利授权数79.9万件，比上年增长42.8%。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来小鹏认为，虽然我国目前专利申请数量居于全球前列，但是专利运用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比较弱。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3万多项，但是能大面积推广产生规模效益的仅占10%-15% 每年的专利技术有7万多项，但专利实施率仅为10%左右。一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出的科技成果，甚至被鉴定&ldquo 国内首创&rdquo 、&ldquo 国际领先&rdquo ，却都被束之高阁。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此前指出，目前我国电子制造业是世界第一，一年生产10亿部手机、7亿台计算机、1亿多台彩电，但高端芯片80%依靠进口，每年花的外汇上千亿美元 航海航空有了长足进步，但发动机还要依靠外部专利 高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轴承、轮毂、轴还要进口，种种例子说明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和技术还存在两张皮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还很乏力。 　　据悉，在今年初，创新驱动发展被强调为未来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科技创新被提到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2013年，全国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首次跨过2%，将达到2.05%。不过在专家看来，科技投入再高但转化力不强，科技创新将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制定重点产业发展路线图，鼓励企业着眼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围绕产业链做好整体设计和科研布局。大力培育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与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全国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增长18.5%，首破万亿元大关，经费投入总量位居全球第三&hellip &hellip 一系列看似亮眼的数据背后，却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隐患。在本届政府定位靠创新、靠科技力量推动高质量的GDP增长之际，科技投入与产出的严重矛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一大障碍。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布的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0298.4亿元，按照汇率计算，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三。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98%，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分活动类型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498.8亿元，同比增长21.1% 应用研究经费支出1162亿元，增长13%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8637.6亿元，增长19.2%。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8%、11.3%和83.9%。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关晓静表示，这说明我国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国内职务专利申请数129.3万件，比上年增长34.4%。全年国内职务专利授权数79.9万件，比上年增长42.8%。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来小鹏认为，虽然我国目前专利申请数量居于全球前列，但是专利运用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比较弱。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3万多项，但是能大面积推广产生规模效益的仅占10%-15% 每年的专利技术有7万多项，但专利实施率仅为10%左右。一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出的科技成果，甚至被鉴定&ldquo 国内首创&rdquo 、&ldquo 国际领先&rdquo ，却都被束之高阁。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此前指出，目前我国电子制造业是世界第一，一年生产10亿部手机、7亿台计算机、1亿多台彩电，但高端芯片80%依靠进口，每年花的外汇上千亿美元 航海航空有了长足进步，但发动机还要依靠外部专利 高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轴承、轮毂、轴还要进口，种种例子说明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和技术还存在两张皮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还很乏力。 　　据悉，在今年初，创新驱动发展被强调为未来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科技创新被提到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2013年，全国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首次跨过2%，将达到2.05%。不过在专家看来，科技投入再高但转化力不强，科技创新将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制定重点产业发展路线图，鼓励企业着眼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围绕产业链做好整体设计和科研布局。大力培育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与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香港《大公报》2日刊文说，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各地方“两会”全部落幕。一系列人事变局之后，今年“两会”的新阵容全部落定。而一些新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省长也将成为“两会”上的焦点人物 新当选的人大副主任、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则有近百位。地方官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均得到了优化。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红旗招展。 　　文章摘编如下： 　　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会”全部落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也于全国“两会”前夕召开。一系列人事变局之后，今年“两会”的新阵容全部落定。而一些新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省长也将成为“两会”上的焦点人物。 　　地方各省“两会”，以及全国“两会”前夕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分别召开的常委会会议，直接关系到此次全国“两会”的出席者阵容，包括“两会”大会主席团的变化。新当选的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如天津的肖怀远、江苏的罗志军、湖北的李鸿忠、贵州的栗战书，都将首次坐上主席台。 　　从去年年底至今年2月末的各省“两会”，新选出4位省人大主任、4位省长和10位政协主席。而新当选的人大副主任、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则有近百位。地方官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均得到了优化。 　　新任部长势成“焦点人物” 　　每年全国“两会”，国务院各部委首长都是媒体记者们拦访、围访，重点挖掘的新闻富矿。最近新上任的铁道部长盛光祖、去年履新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等人，今年将从大会堂北门走进“两会”列席区。他们届时都将成为焦点人物。 　　在内地的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上的记者圈里，对新部长们的“围堵”已经开始“预谋”。譬如，关于高铁的未来发展、如何破解春运困局、加强系统反腐等，将是记者们最想从盛光祖口中得到回答的问题。而国资委如何推进央企改革、规范高管薪酬，质检总局如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等等，则是新官在“两会”期间需要解答的问题。 　　卸任高官入人大政协专委会 　　2月底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两大机构的专门委员会也进行了调整。一批届龄卸任的国务院部委首长、地方党政领导及解放军上将进入人大、政协，继续运用自己的政治经验，在中国政坛发挥作用。 　　全国人大方面，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胜玉、原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上将出任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沈阳军区政委黄献中上将出任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方面调整力度更大，16位正省部级高官进入政协专委会，包括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出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凡为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出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等。

前不久，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提到，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在石油天然气、基础原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农作物种子、科学试验用仪器设备、化学制剂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加快突破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这里点出的领域，很多都上过无数次热门，而科学试验用仪器设备似乎打中了人们的认知盲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研的竞争，往往也是科学仪器的竞争。科学仪器作为科学家的“眼睛”，常被比作高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这个行业虽然体量不大，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商业部国家标准局出过一份报告：仪器仪表工业总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4%，但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达到66%。虽然国家一直在鼓励企业自主研发，但国产仪器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低端科学仪器市场，高端科学仪器设备依然非常依赖进口，不仅科研工作受制于人，费用也十分高昂。在高端科学仪器市场中，不少国外科学仪器厂商都制定了只换不修、先付费后检修的霸王条款，这种滥用市场支配权的行为让国内众多科研人员深感“头痛”。这里有一些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当年中科院院士杜江峰课题组曾经东借西凑、千辛万苦地购买了一台外国的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EPR），购买过程中却经历了对方临时加价、维修等待半年等糟心事。这件事让杜江峰院士意识到，中国必须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振兴自主科学仪器已经刻不容缓。国仪量子 X波段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无独有偶，2019年11月，清华大学分析中心磁共振实验室的某国外品牌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测不到信号，原厂工程师确认硬件损坏，但由于返回原厂维修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于是该实验室尝试联系了国仪量子进行维修。国仪量子于2018年发布了中国首台商用“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EPR）波谱仪”，具有EPR产品自主研发实力和专业的服务支持体系。国仪量子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排了EPR工程师前往现场，经过排查和检修，已使实验室的EPR谱仪重新测到信号。这些故事让我们深刻感受到高端科学仪器被“卡脖子”之痛。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国产科学仪器长期“受制于人”呢？首先，科学仪器是一个研发周期长、技术壁垒极高的行业。这要求入行的企业需要具备出众的材料学、化学等领域的技术和知识储备，同时还需要拥有丰富的经验。相比起步早、行业环境好的外国公司，中国企业缺少先天性的优势，后天所需的人才方面更是一大短板。其次，我国仪器企业布局散，规模小。我国仪器仪表行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年营收超过50亿元的企业屈指可数。偏低的营业收入会影响到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而过于分散的产业结构，则导致每一个企业都在各自为营，资源和精力无法集中。最后，造不如买思潮的盛行，将刚刚起步的国产科学仪器扼杀在摇篮中。早在1958年，我国其实就已经研制出第一台国产透射电镜。20世纪70年代末，国产透射电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由于当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耽误了国产科学仪器进阶的黄金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主高端科学仪器品牌——国仪量子诞生了！作为一家以量子精密测量为核心技术的科学仪器公司，国仪量子致力于为全球范围内企业、政府、研究机构提供以增强型量子传感器为代表的核心关键器件、用于分析测试的科学仪器装备、赋能行业应用的核心技术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目前已有多款仪器在多项关键性能指标上实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或领跑，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国产仪器和外国仪器相比，在可靠性、应用性、可生产性、可维护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一时半会儿难以追赶。但很多高端科学仪器之所以高端，其实就在于能达到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准的精确度，这些正是量子精密测量可以发挥长处的地方。目前我国的量子信息技术研究处在世界前列，用先进的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做科学仪器，很可能为我国高端科学仪器行业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的变革式机遇。未来，国仪量子将坚持创新驱动，围绕量子精密测量和量子计算技术，打造先进仪器产业集群。 就像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2021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上说的，应该鼓励优先使用国产设备、材料和芯片，只有在试用中才能够试错、改进和提高。科学仪器行业也是如此，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国产科学仪器，让这个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让中国的科研工作摆脱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让基础科学更快更好地发展。未来，国仪量子将继续瞄准世界前沿，以匠心打造科学仪器，赋能各行各业，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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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25日，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主办的2019中国国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暨中国（成都）节能环保产业博览会在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开幕。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刘捷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会长王小康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研究院院长贺克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 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二级巡视员宋常青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戴彦德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总经理余红辉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田源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徐杰 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徐玖平 成都市博览局局长（成都市贸促会会长）陈赋 中共金堂县委书记、成都市淮州新城党工委书记辜学斌 金堂县政协主席邓忠等全国各省市工信部门相关领导、绿色工业园区的负责人,以及国内相关协会、学会及科研院所、参展企业、相关媒体的代表近千人出席开幕式。　　本届展会以“绿色工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和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为目标,聚焦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集中了展示了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充分发挥绿色制造体系优秀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在10月25日的2019第二届生态环境大数据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论坛暨环境安全监测技术产品供需交流洽谈会上，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光科技）工业园区事业部总工翁兴彪受邀，做了关于《构建智慧园区数据化生态服务平台》的专题报告。 　　报告对我国工业园区现状做了简要分析，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和布局欠合理，随着企业退城入园和企业集聚发展，工业园区快速发展，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进入园区，园区污染物排放总量较高，安全、环境风险隐患较突出，工业应急事故频发亟需技术力量扭转局面。建设生态智慧园区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水平，打通数据壁垒，提供建设智慧园区的综合解决方案，加强数据应用系统的能力。 　　聚光科技作为国内领先的生态环境综合服务商，创新打造数据驱动管理，服务带动转型，构建“一站式”绿色园区技术服务新平台，建立覆盖数据生产、数据应用、措施咨询和治理全过程服务支撑体系。为园区和企业提供咨询、管控、监测、评估、设施建设运营、污染治理、环境风险防控、生态修复等一体化环保服务和解决方案，为园区与企业提供“诊断、决策、治理、评估”环保管家服务，全面助推生态智慧园区建设。　　以园区污染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结合国家与上级部门环保政策、地方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园区环境管理现状、问题、各级用户需求、系统集成、数据对接、问题导向角度出发对智慧园区体系进行构建。体系平台架构设计紧密围绕“测、评、管、治”闭环管理思路展开，“测、评、管、治”作为园区环境管理工作的核心内涵，包括环境质量与污染源的智能感知、量化评价、智慧管理与科学治理，通过测评联动、测管联动、测治联动、管治联动，全方位量化直观展示园区的整体环境管理水平，并提供长效保障的平台运行服务。　　园区环保工作作为整个城市建设与运行的基础，需要协调各方力量进行统筹参与，形成政府规划、园区管理、企业落实、公众监督的多元共治现代化环境管理体系，为各级用户提供信息化的服务应用，并通过园区环境数据中心的建设，实现融合协同，污染共治的局面，也为省级部门提供各个园区的管理水平指标。通过运营维护平台的建设，完善项目建设内容，提升项目运行价值与使用价值，实现项目良性运行。　　未来，聚光科技将在国家及地方政策的指导下，不断创新，推进建设生态智慧园区。

为了提升员工商务活动的着装规范，强化个人礼仪习惯的养成，提升企业对外形象，8月26日美瑞泰克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商务着装礼仪内训，我司CEO张总及全体员工参加了此次培训。“细节决定成败”，企业员工的着装不仅是其自身职业素养的表现，更体现了企业的整体形象。学习商务礼仪，是对员工职业素养提升的现实要求，也是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表现。美瑞泰克每个月末最后一个周五是“HAPPY FRIDAY”下午茶时光，本次企业内训由综合部主管张萌主导，将职场沙龙与下午茶文化相结合，通过学习梳理和头脑风暴，以PPT讲解、视频宣讲与实战演练相结合，从商务着装礼仪的定义、意义、规范、场合、如何塑造职业形象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展开，特别是对于男士及女士不同商务着装礼仪知识进行了生动详尽的介绍。培训期间，穿插以互动问答加深了大家对于知识点的认识，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通过此次内训，大家不仅获得了精美的奖品，也收获了满满的知识，为全面促进管理提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赋能，全员学习收获颇丰。现场记录会议期间，美瑞小伙伴们贴心准备了美味可口的茶歇。商务着装礼仪需要通过学习和积累，从而促进优秀行为习惯的养成。通过此次培训，加深了员工对职业素养塑造的认识。同时，CEO张总表示，希望全体员工将礼仪习惯的要求融入日常工作，不断促进良好职业道德操守的养成。对内，形成人人讲礼仪、讲形象的良好氛围；对外，以规范优质的服务礼仪和个人魅力展现出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美瑞泰克2022秋季工服发布，并由CEO张总亲自代言。

为增强员工的职场礼仪素质，提高交流和沟通能力，作为朗诚企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3月29日，深圳市朗诚实业有限公司举办了2012员工礼仪培训会。本次礼仪培训的演讲嘉宾是曾在航空公司工作多年、并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1年深圳大运会礼仪培训工作的郭雁讲师。朗诚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本次培训工作，朱伟胜总经理自始至终跟全体员工一起，参与了互动，听完了整个课程。 此次培训老师从个人形象、电话礼仪 、沟通礼仪、见面礼仪、语言礼仪、体态礼仪、接待礼仪等多个方面对礼仪进行了详细的讲述，让我们对礼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郭老师精彩生动的演讲，还有大家的精彩互动，会场不时发出掌声和笑声，气氛非常活跃，很多实用的案例让大家易于理解和接受，纷纷表示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经验，相信经过不断的实践和领悟，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展现独特的魅力。

6月9日上午，青岛盛瑞德集团公司旗下的青岛盛瀚和盛达利两个公司部分管理层接受了商务礼仪培训。培训中，大家积极参与，乐于实践。在短短一上午的时间里学习了站姿、坐姿、蹲姿、行姿、微笑等基本姿势，还对称呼礼仪、问候礼仪、介绍礼仪、握手礼仪、名片礼仪等有了深入了解。活动结束后大家积极将培训知识运用到工作服务中，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盛瀚的服务再次注入新的力量。

改革正至关键处，更是深水区，呈现出积极与消极并存，利益与矛盾凸显的态势。 　　正如总理所说，食品安全是衡量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尺。这场被寄予众望的食药监管改革，亦会成为衡量新政府机构改革成效的另一把标尺。 　　我们曾用"食为天",记录下它顺民意而起，迎分段积弊而上的起点 曾用"新食局",剖析它经年绸缪，进退有度的务实设计。 　　现在，我们正视它破题的现实处境，人员划转的艰难，资源整合的僵持，本位主义的干扰，部门利益的算计，最终形之于进度不均衡，力度遇阻碍的半程境遇。 　　我们还发现了地区越发达，改革越观望的地方真实生态，事务越基层，行进越艰难的利益复杂性，当然也欣慰于一些地区识改革红利，承改革传统的顺遂惯性。 　　我们难免忧心，改革若走不出利益的泥淖，会有不立则废的风险，食药监管，已经十年反复，决不能推倒再重来。 　　考察食药改革暂时的真疑难，反映的却是改革永恒的真命题。而在现时中国，则更具标本意味，更需平常心。 　　所有这些，既契合着改革从来攻坚克难的使命，更印证出剑锋所指的精确性，唯有触碰真利益，才堪真改革。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刚说，"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那么，以非常之决心和举措，将食药改革进行到底，应是不容迟疑的必然。 　　时间已然过半，全国仍有不少省级的食药机构改革尚未完成，启动市县改革更不及半数，越发达地区，越观望滞后。 　　如果改革不能冲破利益藩篱，可能会带来"形式上加强，实质上被削弱"的风险。以非常决心和举措持续推动，已是当务之切。 　　哪里的改革"静悄悄"?南方周末记者多方统计，截至9月底，已出台省局"三定"方案的省份共17个：甘肃、河北、山西、湖北、贵州、海南、陕西、重庆、四川、吉林、江西、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内蒙古，在版图中以黄色色块标注。"三定"方案出台被认为是改革实质性的标志。 (何籽/图) 　　改革风乍起 　　时间已经指向10月，一度被认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还在路上，离终点尚剩两月余。 　　空白版图正被加速度填充，但任务依旧繁重，"能否按期完成"日益成为地方改革者头顶高悬的利剑。 　　这场历经十年坎坷，终以打造中国FDA为目标的改革构想，启动之初即深孚众望。 　　"当时地方改革的时间表，大体按照六、九、十二的原则，这是一道死命令。"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称，按照国务院下发的18号文件，6月底实现省级机构组建，9月底完成市级机构组建，截至2013年年底，随着县一级机构组建完毕，将彻底完成食药全系统的机构改革。 　　如此紧凑的时间表背后，其实是中央及地方监管者久经分段监管弊病之苦后的迫切诉求。 　　国家层面的重视可谓空前，新一届国务院成立后，第一个通过的机构方案就是国家食药总局的"三定"方案，第一个通过的文件就是《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而改革所涉的农业、卫生、工商、质检等部委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发文或表态，支持改革。 　　西部欠发达的甘肃省打响了改革的第一枪，甚至在国务院红头文件还没下发至地方的4月20日即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同样在4月中旬，河南省已任命新的食药监局局长，奠下了改革的第一砖。 　　被誉为本轮改革策源地的陕西渭南，迎来了比以往更多的考察团和咨询者，其中不乏明星城市诸如武汉、天津。赶在6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前三天，四川省在第一次改革小组会议上即原则同意了"三定"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至少在姿态上，没有一个地方甘居人后。6月时间节点到来的最后一天，青海和甘肃两省同日挂牌，争夺第一的标签。办公室不够，会议室凑，甘肃省新局的食品生产处、流通处就匆忙搬进了会议室办公。 　　一些地市县区，甚至急切地走到了省级改革步伐的前面。武汉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4月22日武汉就出台了《关于调整市城市管理、文化、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和职能的通知》，到7月底，市级层面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而且职能整合非常彻底。中心城区除了按国家规定对质监、工商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整合外，还将其他部门承担的生猪屠宰、动物检疫、农产品质量监管等职责一并整合。 　　在浙江温州的鹿城区，食品监管部门也提前完善街镇基层监管。全区6个街镇都已设立食药监管站，共派驻40名监管人员，各执法人员已经开始享受基层一线补贴，有效调动了工作积极性。 　　改革以疾风骤雨之势开局。 　　"起大早，赶晚集" 　　但行至深水区，困难亦开始显现。囿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一和某些部门本位主义的影响，食药改革行在一些省份进度趋缓，呈现出"起大早，赶晚集"的态势。 　　以9月底这个节点考量，改革时间已然过半，本该行至地市级层面，但全国仍有不少省级机构改革尚未完成，进度出现滞后。 　　改革基本完成的标志之一是新机构的"三定"方案出台。南方周末记者综合权威通报和采访情况获悉，截至9月底，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仍有14个省份尚未出台省级食药监局的"三定"方案。而作为地方改革的后续标志动作，目前有11个省份下发了市县食药改革指导意见。 　　迟到者们大多停滞在了"三定"方案通过的临门一脚上，他们正试图追回时间。单单9月，又有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内蒙古五省份相继通过方案。 　　剩下的省份则流露出疑难，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能否按国务院要求在年底前完成省市县三级改革"的问询，一些省份表示，以一时困难换取长期顺畅，改革更是机遇，无论哪个部门都应清楚。但仍有不少后进者坦言，困难很多，办法很少，"不好说". 　　"改革要更多结合实际，不能仅就单一时间表来落实。"广西食药系统一名内部人士如是直言。 　　由于本轮改革涉及工商、质监、药监、食安办等多个部门，因此人员是否划转到位直接考量改革进程的顺逆。在采访中，仅有安徽、湖北、甘肃、吉林、河北、陕西六省表示，来自省级工商、质监等部门划拨的人员已到岗工作。最新消息是，广东省已经明确宣告国庆后新机构正式组建运作。而更多的省份，至今仍未见新机构办公信息发布。 　　在红盾社区、质量热讯等工商、质监人士聚集的网络论坛上，许多基层的食药监管者们也在追问，这场年初启动的大改革，何时才能在地方真正启动? 　　论坛里流行的答案是："大约在冬季". 　　南方周末记者袁端端、南方周末实习生赵盼盼据相关通报及公开资料整理，相关数据截至2013年9月初，其后陆续有省份增补。 (CFP 曾子颖/图) 　　越发达，越观望 越基层，越艰难 　　改革半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亦值得深思。 　　"欠发达地区比较积极，发达地区却在观望。"密切关注食药改革进程的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发现，目前北京、江西、河北、青海、甘肃、重庆、四川、湖北、广东、山西、陕西等11个省份出台了市县改革指导意见，除北京和广东外，其余都是中西部省份或欠发达地区。这些省份多为农业大省或食品加工业大省，有的还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到过深刻影响。"河北就很典型，每一次食药机构改革都走在前头。"胡颖廉认为，这与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该省对食品安全问题空前重视有关。 　　与之相对的是，一些实力较强的地区却显得相对滞后，一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现在沉默得可怕。"浙江省一位参与改革的官员坦言，"我们也希望快一点儿。但是听到一种说法是' 机构改革，以慢会快' .现在要先看周边的江苏和上海怎么出方案。" 　　就像是彼此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公开视野里的江浙沪三省份的改革在前半年内迟迟未见大动静，直到9月下旬，几乎同步发力。9月24日，江苏省公布省食药局"三定"方案。27日，浙江省任命了新组建的省食药局领导班子。而上海市的"三定"方案尚未公布，但一再强调快了，快了。 　　"改革碰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利益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对此并不意外，发达地区往往市场监管部门比较强势，一些利益格局已经相当稳固，地方政府要推动改革就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改革传统，似乎历次改革跟得紧的省份，本轮进展也会比较顺利。2010年，为统筹协调各监管部门，国务院专门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随后，河北、河南等7个省份参照中央的做法把食安办设在了省政府，其余各省只是将其挂靠在卫生、药监、工商甚至经贸委等部门。现在看来，凡是把食安办设在省政府的，机构改革中的协调难度相对较小。 　　另一个重要的先期改革是201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第48号文件，核心是取消工商、质监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体制。但该文下发当年，全国仅陕西省遵照执行。 　　"现在大部分省区的工商、质监还是垂直管理，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动不了这两个系统的人员，无形中给接下来的市县改革增加了难度。"吉林省一位参与改革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道。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改革进展顺利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因为省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改革进展缓慢则各有具体理由。 　　南方某省表示，"在等着省食药局领导班子任命，领导来了，改革就加速了&hellip &hellip "辽宁的解释是，适逢该省召开全国运动会。省政府讨论决定在全运会期间，仍然按照分段管理，保障食品安全，以防出现衔接不到位的情况。 　　而许耀桐教授还是从历次机构改革中看出了相似的矛盾，"有的慢不是条件不成熟，而是拖着不干。"不少受访官员在谈及核心矛盾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引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谈到改革攻坚期时的那句话"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机构改革的焦点之一是编制。目前多数省份提出，编制总数不能增加，新增职能只能从其他部门划转编制来履行。然而，无论是从工商还是从质监划转，都并不容易。 　　"因为编制不光是人，也是资源。有编制就有财政经费、检测经费和项目。给多少编制，也关系到以后能不能做好监管工作。"广东食药监系统一位内部人士说。 　　就食品安全监管而言，新成立的机构急需两大资源：执法人员和检测设备。然而现实是，工商系统希望留住人员，质监部门希望留住设备。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接受编办调研时，很多省的工商系统反映，与食品监管相关的人员和事项都"很少",无论是按监管主体划分还是按专职人员划分，划转编制都不能超过10%. 　　然而实际情况呢?甘肃省编办在改革启动之初曾做过调研。以一个县区级工商分局为例，2012年该分局共接收了31份专项整治公文，其中20份与食品监管相关，另有10份与食品药品监管相关的文件以密电的形式传达。而在乡镇工商所，大多数基层执法人员往往将5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食品监管上，因为检查频次高、内容多。调研人员曾经问一个乡镇工商所所长，"如果让你去新成立的乡镇食药所担任所长，要带多少人走?"该所长当时回答："至少一半以上。" 　　基于此，甘肃省食药监部门才建议从市县工商部门连人带编划转30%左右，但最终只实现了16%,每个乡镇工商所仅划转1人。即便如此，这已是工商划转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了。 　　"在上报相关人员时，是可以钻空子的。"华东某市工商干部赵荣(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2009年6月国内才开始启用食品流通许可证，如果仅以此为依据进行统计，很容易得出"食品经营户不到经营主体总量10%的结论",而基层的直观感受是，经营户中至少有八成与食品相关。 　　相对而言，质监系统仅流失少量的人员，但依照要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检测设备应予整合。 　　"即使是三线城市的食品室，每年食品专项检测经费也近百万计，基本占当地检测中心业务收入的30%-50%."河南某市一名质监系统的工作人员说。 　　基于利益，一些省份的质监部门总是强调，其设备属于综合检测，"不光检测食品，还要检测棉花",如果划转，整套系统都会瘫痪。于是，不乏质监食药共建检测中心的提议。 　　由于在改革中人员和设备很难到位，一些新成立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担心，"如果只交任务不交人，只有责任没有资源，那么只能辞职保晚节". 　　"中央一个文，省里一张纸，市里一句话，县里几个字。"有基层官员以此来调侃改革中遭遇的尴尬。 　　南方周末记者袁端端，南方周末实习生赵盼盼综合采访内容及公开资料整理。 (何籽/图) 　　不立则废的"风险洼地" 　　改革方向早是共识，本轮机构改革的核心是整合职能，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实施统一监管。 　　采访中，不少基层监管者揪心，如果改革不能冲破利益藩篱，可能会带来"形式上加强，但实质上被削弱"的风险。同时在过渡期间，也很可能会出现监管真空。 　　2013年8月，公安部门通报了发生在安徽省萧县的特大病死猪肉案，二十余吨病死猪肉被制成捆蹄、香肠等食品流向皖苏豫鲁4省9个市县市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当地从养殖、屠宰到餐饮流通等多个监管部门表示，病死猪肉问题失察源于"职能重叠、部门打架",一些部门认为"等年底机构改革之后就好了". 　　"目前机构改革在各地进展不平衡，改革滞后者可能反受其害。"胡颖廉指出，在公共安全领域，有一个"风险洼地"的概念，比如三省交界的地方，往往是犯罪高发地。由于食品安全的风险具有流动性，因此改革不到位的地区很容易成为食品安全的"风险洼地". 　　而在另一些明星地区，改革的先发优势也遭遇着尴尬。依照广东省最新的改革指导意见，"原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的地区，要将食品药品或食品监管职责划出，并整合其他部门相关的职责，单独组建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这就意味着深圳、顺德这两处原本实行大部制改革的地区，在食药监管上，可能又将推倒重来。"一位业内人士说。 　　许耀桐认为不妥，"国务院机构改革意见明确说了要给地方更多探索的空间，应该给地方自主权。" 　　不过，在胡颖廉看来，这些市、区、县的机构改革尝试虽好，但也仅是个案，在全国范围内很难复制。他建议，推动机构改革，主要还是要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特别是省一级的统筹协调作用。 　　"不妨利用政策扩散效应，在国内每个片区树立一两个省作为标杆，用推出示范省的方式来引导改革。"他建议说。 　　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则建议，过去市场监管职能长期被弱化，可以通过科学调配，适当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编制，以解决改革碰到的阻力。 　　但不管具体药方怎么开，改革面临"不立则废"的风险，以非常决心和举措，持续推动，才是当务之切。

张世秋 　　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看来，环境保护已成为社会利益冲突重要的触发点，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整个机制、利益调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开的。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调整利益机制，使得利益冲突能够缓解。 　　《中国科学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世秋：中国仅仅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二三百年时间才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各类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对资源基础和环境质量带来巨大压力。 　　首先，污染物排放巨大，在二氧化硫等几类主要污染物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 其次，虽然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污染排放受到了一定的监督和管理，但农村面源污染以及与民众消费相关的污染排放持续增加，对基于工业污染控制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提出了严峻的调整 第三，虽然中国有效控制了包括二氧化硫等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和污染问题，但各类不被民众熟知或者不被重视的“新型”污染问题持续出现，比如PM2.5以及近地面臭氧超标问题等 第四，虽然污染物排放量得到一定的控制，但环境质量依然堪忧，比如城市空气质量、河流的水质以及与民众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尽管中国环境形势严峻，但同时必须看到，环境保护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效。比如，2010年前，我国很多地方经济基本是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在增加，但是污染物排放并未等比增加。 　　《中国科学报》：未来在控制环境污染问题上，我们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张世秋：首先，政府行为(包括决策行为)、企业行为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均与未来环境整体形势的转变密切相关。三大类不同主体的行为改进都是必要的，在践行生态文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共赢方面，需要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相互制衡、相互激励的正向促进关系，并借此积累中国长期发展的社会资本。其中，政府做好角色定位，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行政策引导尤为重要。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如何善用公共权利，致力于构建一个高效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其次，我们一直在鼓励科技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技术自主创新是一个杠杆，只有通过它作用于生产消费过程，才能降低排放量、改变能源效率。是否有技术创新原动力、是否有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是一直争论和讨论的议题。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均衡。令人担心的是，在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地域之间，能否避免污染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等类似问题在很多国家中都有发生，中国能否控制这样的趋势是一个挑战。 　　第四，中国依然有众多贫困人口，这些人恰恰生活在生态脆弱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贫困群体有权享受基本和具有质量的物质生活权利。在这方面，急需设计并实施具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政策手段，包括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第五，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在全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形成共识与能够实现中间需要有恰当的手段来推动，比如，可再生能源作为清洁能源，由于它的成本相对较高，如何让绿色经济组分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就需要我们通过比如对环境有害的产品进行课税等市场信号和政策信号，避免市场的逆淘汰 中国应尽快在“税收中性”原则下制定和实施环境和资源税收政策，也就是说，不增加整体税负水平，增收环境税但降低其他税收水平。 　　《中国科学报》：人们一直有这样的担心，如果加大力度保护环境，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的保护会影响就业、收入的增加。对此您怎么看? 　　张世秋：这其实是一个把环境保护看做收益还是成本的问题。保护环境是否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各方面有很多不同看法。 　　由于保护环境需要限制一些污染企业的安家落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本地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许会因为要求污染企业上一些治理措施增加了企业污染控制成本或生产成本。 　　但从社会整体看，环境保护到底是收益还是成本，取决于是在微观层面上看还是在宏观层面上看，从短期评估还是从长期评估。或许今天投资的污染行业可能确实带动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未来或者我们的后代都将为当初排放的污染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更高成本的减排、环境质量的改进以及因人体健康影响而带来的个人和公共开支的增加等。 　　因此，中国要在如何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可以作为一个命题，同时，另外的命题也同样成立，即环境质量恶化实际上也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对于决策者以及每一位公民而言，必须在一个更为公开开放的平台上去讨论：我们到底是要牺牲一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让我们的未来，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为我们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还是现在保证了经济发展和增长速度，然后让后代包括我们的未来承担今天所有的成本。 　　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整个机制、利益调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开的。除了我刚才说的保护环境是成本还是收益的问题，还应该更深入讨论谁在经济增长中获益了，谁从环境破坏当中受损了。对不同利益群体所受到利益影响机制的研究和讨论有助于对社会紧张焦灼的利益冲突关系的认识和解决。 　　我们到底该不该保护环境?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显性的环境保护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可是有谁真正关心过现行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环境污染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1997年世界银行对中国水和气污染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作了一个分析，1997年因水和大气这两项污染带来的损失大概占当年GDP的7%左右 2004年环保部作过一个研究，估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大概占GDP的3%左右。从这个角度去讨论大力度保护环境是否影响经济速度或经济总量，是不是得到了另外的一种解释? 　　环境保护虽然影响了某些企业的发展，比如某些特定的环境政策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就业产生影响，但从另外的角度讲，环境保护实际上也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也是收入增加的新的来源。 　　比如有些清洁技术发展本身也在创造就业，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2010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报告，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绿色新政，以扭转环境污染问题，并通过绿色新政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该报告认为，绿色清洁技术的发展首先有助于提高就业机会 其次，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 第三，会在全球领域推动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 第四，绿色新政本身必然会带来整个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较大调整。 　　上述这些都会有助于转变很多人认为的环境保护一定会影响经济的传统观念，这样一个特别的结论给出了一个注脚，即只要政策或战略制定得恰当就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它事实上也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 　　《中国科学报》：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科技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世秋：科技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基础研究方面，即对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包括污染物、资源消耗，另外也包括强调对社会运作关系、主体行为变化这样一些机理性的研究。 　　其次，技术创新方面，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包括增进人们对世界本身的认识，提供知识改进社会认知，这是学术界当仁不让的一个基本责任和任务。 　　以我的观察，中国发展如此之快速，环境与发展、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在世界上是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在这方面，科技界、学术界每一个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都在影响着最终的决策和最终的技术走向。 　　涉及到具体的技术，中国科技界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的科研投入也在持续增加，在技术当中有几方面问题在未来应不断去改进： 　　一是我们怎样构建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推动技术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过程 二是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还要兼顾技术如何服务于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在技术方面，目前虽然在高校、学术界、企业等产学研三方关系上已经有了很多实践，在未来还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推动大学和学术界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过程。如何更多地面向社会需求和社会进步有针对性地研发新技术，将成为科技界新的挑战。

院士能不能退休?今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思，结果，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他们说，&ldquo 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rdquo 搜索相关资料，也找不出院士退休的规定。对于院士退休的问题，对于院士以多少岁为限退休，中国工程院都曾讨论过多次，但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中国工程院曾想把资深院士的年龄设定在75岁，但是遇到的阻力很大。(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大概没有比这更鲜活与具有讽刺意味的&ldquo 院士寓言&rdquo 了：当延迟退休的话题已开始遭遇到社会普遍的反对，一个年过八旬只想清净以享晚年的院士，竟然无法&ldquo 退休&rdquo &mdash 并非他不愿意，而是就职的大学仍然需要其作&ldquo 旗帜&rdquo ，替自己&ldquo 说话&rdquo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关于院士退休的正式规定原来竟&ldquo 不存在&rdquo 。在一些高校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教职工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其中教授最多也就能延长到70周岁，可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却单列入&ldquo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rdquo 。 　　一个&ldquo 身不由己&rdquo 、甚至在制度上都无法退休的院士，事实上已与被&ldquo 绑架&rdquo 的老人无异。院士群体到底要不要保持大面积的高龄化?在此之前，对这至少已有两种论调出现。一种声音是，院士荣誉就是为了激赏&ldquo 在科学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成就和重大贡献&rdquo 的人，科学研究本身的过程性，必然导致许多领域&ldquo 老人&rdquo 才能出成果，实属正常 另一种声音是，过于老龄化的院士群体，并不符合国际惯例，因为无退出，也在无形中造成了种种学术不端与寻租行为的出现。 　　很难说以上两种对垒的意见都没有其道理，但难以退休的沈国舫院士，显然提供了另一种观察院士退休制度的视角。那就是，难退休更对应着对于院士荣誉的现实分红。如媒体所一再指出的，本只具激赏效应的院士头衔早被异化，它是看得见的高到&ldquo 副省级&rdquo 的日常待遇，也代表着在某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缘于前者，少数院士恋位以至于不愿退休 缘于后者，这直接导致了地方与研究机构对院士的强力哄抢行为，为了分享院士本身的学术权威和潜在影响，他们开出的待遇价码让人瞠目结舌，也由此出现了不让想退休院士退休的怪现状。 　　难退的院士恰似去不掉的非学术利益。当院士盛名之上附着了太多的纠结，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实在利益也被裹挟于其中，那么一个退休制度本质上并没有直指核心弊病。要让院士的退出也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当下最重要与迫在眉睫的，还在于努力为院士头衔减负，让其回归到本来的学术面目。当院士开始成为一种不包含直接利益的学术头衔，当对于机构的考核不再以&ldquo 有多少院士&rdquo 为指标，当院士的影响力不再是无远弗届，那么正常的院士退出机制当可确立。 　　较之院士制度改革，我们向来谈得太多，做得太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ldquo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rdquo 。顶层设计式的退出制度安排，无疑是一个良好与可期待的信号。希冀其能切实带来合理的院士退出机制，将学术荣誉与非学术利益更大程度地切割开。如此，一个想退休的高龄院士也不会再遭遇影响力之困。

近日，科技部部长万钢怒斥科研经费&ldquo 恶性问题&rdquo 。&ldquo 新华视点&rdquo 记者梳理近三年国家各部委、各省份年度审计报告发现，科研经费被&ldquo 贪&rdquo &ldquo 吞&rdquo &ldquo 挪&rdquo &ldquo 骗&rdquo 屡见不鲜，&ldquo 黑洞&rdquo 惊人。 　　总量居世界第三、年度过万亿元的科研投入，却没有换来与之相应的科技创新效应。科研腐败症结在哪?&ldquo 黑洞&rdquo 又该如何堵住? 　　课题&ldquo 养人&rdquo ：研究未启动　钱已进腰包 　　大到发放工资、福利、建经济适用房、购买汽车，小到充饭卡、交电话费，甚至重复报销车票，在一些已曝光和查处的科研腐败案例中，科研经费几乎&ldquo 无所不能&rdquo 。 　　某985高校社科处的一位人士说，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项目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和社会合作，国家级项目对可支配的劳务、餐饮、会议等费用会有一定的额度限制，社会合作项目却基本上由课题负责人一人决定，除了可计提30%左右的劳务费，可报销的单据也几无限制，科研经费成为变相收入补贴已是&ldquo 公开的秘密&rdquo 。 　　原本用于支持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经费，为何变成众人争抢的&ldquo 唐僧肉&rdquo ? 　　广州某部属高校一位从境外回国任教的教授，在国外每年薪水近100万元人民币，而回到广州后工资收入不过10余万元。&ldquo 之所以回国，一是职称提高了，二是，工资收入虽然降低了，但有科研经费作补贴，实际收入并不低。&rdquo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课题还没开，一部分资金就已进入某些人员的腰包，这同我国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有关。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对科研人员采取&ldquo 基本工资+津贴+奖励&rdquo 的薪酬制度，津贴、奖励部分主要源于&ldquo 科研提成&rdquo 。 　　审计报告也印证了这种说法。2007年至2009年，陕西省6所省属高校项目负责人按5%到20%的比例提取开题费、特支费等上千万元，正是高校&ldquo 自行规定&rdquo 的。 　　&ldquo 某种程度上说，一些课题经费已异化为科研人员的&lsquo 红包&rsquo 。&rdquo 熊丙奇说。 　　利益勾结：凭关系立项　按立项分成 　　针对科研领域乱象，相关部门近年花了很大力气治理，但当前科研腐败问题依然触目惊心，原因何在?科技部部长万钢一语中的：&ldquo 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坐在同一条船上。&rdquo 　　科研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结成&ldquo 利益共同体&rdquo ，甚至出现&ldquo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rdquo 的怪象，使得科研经费失去了应有的纯洁性，一些科研人员将功夫用在了科研之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告诉记者：&ldquo 要想立项，就要有关系，甚至还有一些掌握科研经费的部门找人家来立项，立完项再要分成，这并不鲜见。&rdquo 　　在一些用于鼓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的科研专项资金分配中，企业往往也要为获得有限的资源&ldquo 挤破头皮&rdquo 。南方某省近年设立的LED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高达4.5亿元，当地一家LED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有申报程序和评选办法，实际上科技主管部门的主要官员掌握着分配权，能否拿到钱，能拿到多少钱，就看企业&ldquo 公关&rdquo 力度有多大了。 　　浙江省审计厅2012年在年度审计报告中也指出，部分高校领导和科研管理人员既是管理监督者，又是科研项目承担者，这是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不严的主要原因之一，且违规较多的通常是项目经费量大的学科带头人，而学校往往出于科研成果和学科建设等考虑，未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 　　对科研经费的管理和监督，并非无章可循，但科研项目封闭运行，监管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约束。上述985高校社科处人士说，课题经费既然已经拨下来，财务人员一般认为这笔钱就是属于课题负责人的，财务报销程序不过是走个过场，这让一些不法人员敢于冒险违规。 　　机制变形：为立项而立项 &ldquo 好钢&rdquo 未用在刀刃上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达10298.4亿元，增长18.5%，总量居世界第三，投入强度在新兴发展国家中居领先地位。 　　多位科研人员反映，现行体制下，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把课题多少作为科研人员晋升、考核的重要指标，一些课题成果&ldquo 注水&rdquo ，&ldquo 重立项，轻研究&rdquo &ldquo 重投入、轻绩效&rdquo 成为突出问题，这表明我国科研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扭曲，科研投入与叫得响的科技成果不成正比。 　　史璞说，很多科研人员把精力花在立项上，没有多少精力搞研究，就用科研经费去包装成果，再用包装的成果去申请新的课题，科研经费就在这种&ldquo 课题复课题&rdquo 的循环中被浪费掉。 　　部分行政领导敷衍了事，采取&ldquo 撒胡椒面&rdquo 的方式分配科研经费，也造成严重浪费。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湖南省科技厅安排的3578个科技项目中，接近四成项目金额不超过2万元 2011年，福建省教育厅分配的800万元科研经费，平均每个项目不到1万元。 　　扭曲的机制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如2008至2010年，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学院、贵阳中医学院三所高校取得专利和技术成果转让33项，仅占取得科研成果总数1434项的2.3%。 　　如何让科研投入真正发挥应有的效益，专家和科技界人士呼吁，必须加快推进科研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清除当前体制运行中存在种种弊端，让科研经费的&ldquo 好钢&rdquo 真正用在刀刃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等认为，遏制科研腐败，应彻底改革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和评价机制，让科研经费&ldquo 晒&rdquo 在阳光下，并以现代财务制度管理加以管理 还应对科研人员实行阳光化的&ldquo 年薪制&rdquo ，改变课题养人的怪象，让科研资金释放出最大效应，激发科研体制改革的活力。

今年以来，国内定向增发迎来巨大浪潮。根据所提供的数据 ，截至8月份，实施定向增发的共有208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7家。从披露定增预案的上市公司数量上来看，今年1-8月份发布预案的公司共有571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攀升。 　　在定增浪潮中，通过定增募资收购资产成为一大看点。据统计，1-8月份，在所披露的定增预案中，涉及资产收购的总共有234家上市公司，占预案披露总数的40.98%。 　　并购重组的风生水起在让许多公司尝到甜头的同时，也带来了极高的风险。近日，先河环保 (300137)披露了定增预案，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广州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和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各80%的股权，至此加入了并购重组大军。在跨界并购成为潮流的今天，先河环保能够&ldquo 守身如玉&rdquo ，坚持业内重组，实属难得。但是，由于其并购标的估价过高且流动性极差，存在利益输送嫌疑，使得投资者也难以心安。另外，公司在没有对外债务的情况下，却优先选择股权融资，也令人费解。 　　标的公司现金流不足高增值率难寻依据 　　公司定增预案中显示，本次定增拟募集资金8800万元分别收购科迪隆和广西先得两家公司80%的股权。根据定增预案中列示的对两家公司的资产评估结果，科迪隆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3076.26万元，增值率59.08% 收益法下评估值为25956.48万元，增值率约为856.11%。先得环保的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3254.55万元，增值率71.86% 收益法下评估值为7105.41万元，增值率约为275.22%。最终，两家公司的评估值采用了收益法的结果，分别给予评估值25900万元和7100万元。公司给予两家被收购公司如此之高的增值率，其依据何在呢?记者了解到，收益法下的评估值系将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益流进行折现而得到，那么，这两家标的公司的收益前景真的有如此乐观吗? 　　对此，记者查阅了先河环保提供的两家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并未提供收益法的具体过程以及资产评估增值和定价的依据。而从审计报告中，记者注意到，虽然两家公司的利润水平持续大幅提升，但是经营现金流量2012年以来均为负数。以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例，2013年，公司并表后净利润为158万元，比上年增长了31.85% 而2014年仅1-5月份的净利润就高达480万元。然而，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的情况却令人堪忧，从2012年到2014年五月份持续亏损。标的公司现金流的惨淡现状显示出公司的回款能力极弱，公司创造的高额净利润却无法真正收入囊中。有投资者担心，先河环保完成收购后，将会不得不为标的公司的现金流不足&ldquo 埋单&rdquo ，从而先河本身的业绩或会收到影响。 　　另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被收购公司利润与经营现金流净值差距过大，回款能力弱也许能够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而标的公司盈利情况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再结合前面提到的定价依据问题，对于这样两家现金流极差的公司，上市公司为何仍然给出了如此高的溢价?如果仅仅以利润水平来进行资产收购定价，显然被收购的两家公司的利润是个虚值，缺乏真实现金流支撑。 　　实际上，在资产收购过程中，被收购资产的定价如果偏高，意味着公司无论是以现金支付还是发行股份支付，都将付出更高代价，并且公司的众多中小股东利益会因高定价受损。记者亦接到投资者电话称，公司此举或是存在与被收购公司的合谋，并暗含利益输送，共同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记者就此向先河环保求证，截至记者发稿时，对方仍未进行答复。 　　优选股权融资令人费解 　　记者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了解到，上市以来，公司的长短期借款一直为零。同时，从公司2014年中报公布的数据来看，公司的流动比率为7.61，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同时，公司的产权比率仅为12%，处于行业低位。可见，公司资本结构优良，偿债能力也较强，也让公司的融资选择具备了更多的灵活性。 　　根据融资优序理论，债务融资交易成本较低，且相关费用可以税前扣除 而股权融资信息约束条件严格，因此债务融资往往优先于股权融资。因此，从公司目前财务状况来看，债权融资实为最佳选择。 　　然而，公司依然不顾程序的繁复，选择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融资，对此举动，投资者大呼不理解，并称：&ldquo 公司知道承担债务风险高，就选择发新股 ，完全没有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眼里。&rdquo 　　但也有专业人士认为，先河环保的选择并非个案，中国上市公司大部分都会偏好于股权融资。首先，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水平较低，使得企业在融资方式选择上的粗糙和单一在所难免。其次，我国的债券市场也尚未健全，没有丰富的品种满足企业融资需要 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中 &ldquo 无债一身轻&rdquo 的理念，也使得上市公司高层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过于保守。

把细胞养好的三个关键要素是：良好的细胞来源，正确的实验操作，以及合适的培养体系。其中“合适的培养体系”就是要创造适合细胞生长的环境，给细胞建立一个满意的“家”。细胞培养基本条件：1.合适的细胞培养基合适的细胞培养基是体外细胞生长增殖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培养基不仅提供细胞营养和促使细胞生长增殖的基础物质，而且还提供培养细胞生长和繁殖的生存环境。2.优质血清目前，大多数合成培养基都需要添加血清。血清是细胞培养液中重要的成分之一，含有细胞生长所需的多种生长因子及其它营养成分。3.无菌无毒细胞培养环境无菌无毒的操作环境和培养环境是保证细胞在体外培养成功的首要条件。在体外培养的细胞由于缺乏对微生物和有毒物的防御能力，一旦被微生物或有毒物质污染，或者自身代谢物质积累，可导致细胞中毒死亡。因此，在体外培养细胞时，必须保持细胞生存环境无菌无毒，及时清除细胞代谢产物。4.恒定的细胞生长温度维持培养细胞旺盛生长，必须有恒定适宜的温度。5.合适的气体环境气体是哺乳动物细胞培养生存必需条件之一，所需气体主要有氧气和二氧化碳。6.细胞培养温度维持培养细胞旺盛生长，必须有恒定而适宜的温度。不同种类的细胞对培养温度要求也不同。人体细胞培养的标准温度为36.5℃±0.5℃，偏离这一温度范围，细胞的正常代谢会受到影响，甚至死亡。7.合适的气体环境气体是哺乳动物细胞培养生存必需条件之一，所需气体主要有氧气和二氧化碳。氧气参与三羧酸循环，产生供给细胞生长增殖的能量和合成细胞生长所需用的各种成分。

新一轮机构改革仍在进行，相关讨论也一直在持续。 　　近期，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由原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水产、水果等6个局组成的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设19名副局长一事，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成为此轮机构改革背景下新的网络热点，一些网友发问，这究竟是大部制改革，还是大部制留官?地方食药监管机构改革大幕已启，此番改革是否能够破解以往不少地方机构改革停滞不前和越改越乱的乱象? 　　针对这些问题，新华网记者邀请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阎雨、西南交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光进行了一番对话。 　　大部制改革or大部制留官? 　　针对媒体报道广东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设19名副局长，该局回应说，这是大部制改革的需要，原来的领导不能减掉，设置19名副局长是一个过渡，将来采取只出不进的办法逐步消化。 　　网友评：难道要把&ldquo 大部制改革&rdquo 变成&ldquo 大部制留官&rdquo 吗? 　　高小平：&ldquo 官多&rdquo 几乎是每次机构改革都会遇到的顽症。在机构合并过程中，现在的做法一般是，将涉及到的两个或多个部门，先把机构合起来，人先并到一块，除非撤不可的、完全重复的内设机构如办公厅(室)、研究室、总务部门外，其他机构先做&ldquo 物理&rdquo 整合，领导干部也不减少，先任命工作起来，过一段时间再逐步减到位。 　　如果说前面讲的副职过多问题属于普遍问题，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机构合起来后，下面各机构的业务工作需要有上面的班子成员分管，即使需要重新分工，也要有个过渡期、磨合期，原来分管的领导对情况了解、业务懂行、政策熟悉，让他分管可以体现工作和政策的连续性，也可防止因为机构变化而产生管理真空、发生职责履行不到位的现象。这一点，应该说是具有合理性的。但这一过程不能太长。 　　我们要把副职过多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与机构合并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分开来说道，合起来思考。既要看到机构改革需要一定的过渡期，又要看到这里实质性的问题是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残余和官员利益固化的倾向。对实施机构改革的政府部门依照人代会通过的改革方案合并后，领导干部暂时悉数保留这一做法表示理解，又希望政府执行法律还是少讲条件、多讲奉献为好，能做到一步到位式的改革，最好还是尽量直接按照法律法规设置领导岗位。 　　陈光：目前在机构改革中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政府机构改革简单地等同于大部门制改革，二是把大部门制改革简单地等同于部门合并。这样就会出现&ldquo 越改越肥&rdquo 、&ldquo 越改越大&rdquo 的问题。改革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如果机构改革只是简单在形式上进行合并，还要考虑&ldquo 人的因素&rdquo ，就有可能造成&ldquo 越改越倒退&rdquo 。 　　减牌子不减人，人员分流难题怎解? 　　在机构改革中，人员编制和干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复杂工程。由于人员问题涉及许多编制、历史等遗留问题，改革推进中往往出现一些被认为是&ldquo 柔性执法&rdquo 的问题，即只是在结构上做了简单的撤并，减牌子不减人。 　　网友忧：一些干部好不容易坐上了领导岗位，又不到退休年龄，谁都不愿意因为机构改革而撤销职务，于是只能撤了机构，把位置保住，以至于一个部门之下养着大批的闲散人员。 　　高小平：之所以出现&ldquo 减牌子不减人&rdquo 这些现象，在于改革的系统谋划不够和法治刚性不足这两点上。有的发达国家定了机构编制法，能坚持50 年、60 年，机构和人员总体稳定，只减不增，靠的就是事先的精 　　心谋划和事后的严格执法。 　　阎雨：人员分流问题一直是我国机构改革中的&ldquo 拦路虎&rdquo 。在官文化的 &ldquo 熏陶&rdquo 下，部分领导干部以官者自居，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 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在分流工作中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只简单分流了一般工作人员。领导干部的职位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激烈的权力角逐，部门利益、个人权力乃至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容易成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阻力。可以说，目前政府管理中出现的部门职能冲突、内耗严重、协调困难等问题，除机构设置本身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外，说到底其背后则是现实的部门利益在作祟，即受所谓&ldquo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rdquo 的掣肘，这不免增加了人员分流工作的难度。 　　要想真正实现改革中人员的平稳流动， 必须解决部门利益化的惯性。首先，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健全的实施程序和规则。 　　当然，机构改革的目的也不是说简单地精简人员，而是要求人员配置必须实事求是，该增加的要增加，不需要的则要撤销。 　　大部制改革后，分流人员并不是无处可去，关键是看能不能胜任要求更高的新岗位 而要适应新岗位的需求，就必须进行技能考核，把职能整合与人员分流作为核心工作相互统一起来。在不突破编制的前提下， 通过考核竞争上岗或调整充实到其他部门，还可以借鉴历史经验，鼓励分流下来的人员到企业工作，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原有职级不变，同时给予接收分流人员的企业一定的资金贷款优惠，激发企业接收机关分流人员的积极性。 　　陈光：机构是由人组成的，只有机构的变化而不涉及人的变动，一定不是彻底的改革，也至多是个改革的&ldquo 过渡状态&rdquo 。产生这些问题是实质是利益。如果仍然是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ldquo 改革&rdquo ，不可能出现超越利益的改革力量。 　　能否解决&ldquo 外合内未合&rdquo 问题? 　　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中，有人认为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工信部组建后，实际上很多项目的审批职责并没有转至工信部，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也并没有转入工信部。 　　网友问：&ldquo 外合内未合&rdquo 这种局面何时能破解? 　　高小平：严格说，上一轮大部制改革具有探索和试点性质。主要是希望通过四个正部级机构的整合，看看减少政府组成部门、建大部门制这一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尚处于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的情况下，是不是适用。经过几年的探索，总的来说还是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我国开展大部制改革历程的阶段性特点看，上轮改革中某些细节没有到位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探索本身所带有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按照此前提出的大部制改革任务，主要是解决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问题，而这次提出的机构改革，则要在解决部门间职责上存在问题的同时，还要&ldquo 理顺部门内部职责体系&rdquo ，这就要求在理清部门内部职责的时候，&ldquo 由内而外&rdquo ，进一步把部门间的问题解决到位。 　　我认为，上一轮未解决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比较突出的副职过多、过渡期太长的问题。还有，已经合并的机构&ldquo 貌合神未合&rdquo 、&ldquo 外合内未合&rdquo 等问题，有望通过这轮改革得以解决。改革的路径和工具有三个，一个是抓职能，就是通过向市场、向社会放权来实现部门职能的整合 二个是抓法治，就是运用法治的力量，强制要求政府部门按照规定办事，该创新的机制要创新，该再造的流程要再造 三个是依靠信息化手段，运用电子政务的发展来推进改革，推动内部各机构的磨合。 　　阎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以&ldquo 外延式&rdquo 为特征，着眼于从数量上增减职能、整合机构、严控编制。在机构和人员编制上，侧重名义上的变更，在行政运行机制与政府管理方式上，侧重习惯性的运行模式和行政性的路径依赖。 　　目前针对专业管理部门职能与综合管理部门职能的配置仍不科学，综合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产业或行业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到位、专业管理部门的资金支配、项目立项等事项都要经过综合管理部门的层层审批，没有达到统筹协调的目的。综合管理部门的基本定位是服务、协调、指导、监督，主要研究制定重大规划、宏观政策，协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各个产业或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统筹协调。 　　为此，要切实减少微观管理和具体审批事项，实现从&ldquo 项目管理&rdquo 向&ldquo 宏观管理&rdquo 、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其次，按照大部制改革的要求，可以适当拓宽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其工作重点是研究解决产业或行业存在的重大问题，拟定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政策，统筹配置行业资源，发布行业信息标准，维护行业市场秩序，开展行业执法监督检查，提供行业相关信息服务。政府规模要在与行政环境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处于动态调整的进程中，不断地趋向动态的均衡。 　　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不应仅是在机构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做出改变，更应在具体的管理模式上做出相应的变化，改革应该尽快转轨至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内涵式改革上来。依据治理理论，不仅梳理内部机构设置，关键在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权限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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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米外就能闻到刺激性气味，黑色液体从破桶里流出，被污染土壤装填了1700多个编织袋、重达80吨 毒性强且致癌的化工废料，被随意倾倒在河坡上，随时可能导致大面积水体严重污染…… 　　近日发生在安徽两县的危险化工废料倾倒污染事件触目惊心。有毒性、腐蚀性、传染性强的危险废物，按环保法规定应做无害化处理，缘何会被肆意倾倒? 　　“被污染”突如其来 　　2011年12月，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旧城镇丰桥村的村民不断闻到刺鼻的味道。“大冷的天，哪儿来的味道呢?”最后，村民终于在废弃的砖窑厂找到了罪魁祸首：一堆不知道装着啥液体的铁桶。 　　铁桶掩埋的位置附近有水沟，并且连接外田和村庄，平时都用于庄稼灌溉。附近的村民们十分担心地下水受到污染。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在发现铁桶后，很快就向利辛县环保局进行了举报，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现场。“我在接到举报的当天赶到了倾倒现场，发现了70多个装有危化品的铁桶，气味刺鼻老远就能闻到。”安徽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副调研员刘严告诉记者。 　　安徽省环保厅的化验结果显示，这些倾倒的危险化学品里含有二氯苯、苯已铜等，有毒性，如果被人吸入或者接触皮肤对人体会有危害。经测量，仅利辛县境内被污染的土壤重量就达80吨。 　　在同处亳州市的涡阳县向阳河，环保部门在河边也发现数十个装有危险废物的铁桶，被倾倒出来的黄色化工废料，距河水不足一米，水面上泛着厚厚的白色泡沫。 　　“利辛县政府和环保部门立刻组织人员对地下的危险化学品进行了挖掘和清理，连带被污染的土壤也被装进袋子里运走。目前，所有危险废物和被污染土壤已经被装车运往滁州进行无害化处理，环保隐患已经基本消除。”刘严告诉记者。 　　“这次违法倾倒危险废物共有7名涉案人员，目前已经抓获了6名，尚有1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逃。”亳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支队长韩冰告诉记者。 　　废料转移农村暴利惊人 　　利辛县公安局副局长孙亚峰介绍，根据嫌疑人供述，其向利辛、涡阳两县倾倒的废弃物约22吨，这批危险废物由家住江苏大丰市的犯罪嫌疑人卞某与同伙梁某从开发区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企业拉出，从企业获得每吨700元的处理费用。随后又以每吨400元的处理价格，将危险废物转给涡阳县在江苏打工的嫌疑人邱某等，由他们来负责运输、填埋。 　　邱某是安徽涡阳县人，常年从事废品收购。他和卞、梁谈好价格后，利用自己熟悉的便利，专程返回涡阳县，接应这批化工废料。废料被运到涡阳县和利辛县交界处。邱某又找来当地村民，一些化工废料被倾倒在窑厂旁的水沟内。邱某等人因此获利9000多元。例 　　“这批废料如果在江苏省进行无害化处理，成本花费在10万元以上，但卞某等人支付给邱某的处理费用是9000多元，加上运输费用，总共只有1万多元，两者悬殊极大。”利辛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刘子亚告诉记者。“化工废料存放、运输、处理等国家有严格规定，必须有国家认可的资质证明。但是，嫌疑人对相关规定置若罔闻，不仅没有合格资质，危废交接极其随意。” 　　在利辛县此次事件以及2009年的跨省倾倒化工废料等污染事件中，都存在着黑色利益链，操作隐秘，分工细化。据孙亚峰介绍，此类犯罪行为从企业至农村倾倒化工废料的下线之间，经常会有四五个环节，钱款通过银行账户汇款交易，操作隐秘。一些企业明知废料危险性，仍与下线签订危废处理合同。从企业接手废料的二线中间人，有的还拥有一两个自己注册成立的化工废料处理公司，打着无害化处理的幌子，一边骗取国家补贴，一边将本应无害化处理的废料转手给下线。三线中介、四线中介接手危废后，再以更低价格转给外地打工者，把废料运到农村偏远地区。 　　警方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这样的利益链与化工企业产业群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呈现随着化工产业群迁移而转移的趋势。 　　据安徽省环境监察局局长黄建树介绍，从全国范围内看，跨界倾倒化工废弃物已成为多发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安徽省环保部门在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内发现近十起跨省倾倒危险废料污染事件，这些化工废料大都名列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一吨危废无害化处理费用至少要在3000元以上，在地下交易中，上线的价格仅仅每吨百元甚至几十元，可谓暴利。” 　　加大“危废”监管惩处力度 　　黄建树说，在利辛县危废污染事件利益链上的丰桥村民王某等人，想当然把危废当作普通垃圾随意倾倒，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不仅污染了自己世代生存的土壤、水源，还可能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加大在农村地区的环保宣传，增强农民环保意识，是遏制危废肆意倾倒的重要环节。” 　　“每一起非法倾倒、掩埋危险废料，相当于在当地埋下了一枚‘生态炸弹’。”中国人民大学副研究员黄家亮说，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损害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消除。 　　专家分析说，与一些地方不断上马化工项目的速度相比，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一些无经营资质企业大量存在，非法经营活动猖獗。一些企业唯利是图，无视法律规定，不规范处置危险废物现象屡禁不止。 　　针对跨界倾倒危废污染事件频发，专家建议，首先应严格新建项目环境准入，应特别注意审查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和利用、处置去向。其次加大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和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如公布辖区内危险废物重点产生、运输和经营企业相关信息，重点企业应向社会发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等。第三，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专项非法倾倒化工废料检查，建立危险废物污染责任终身追究制，加大贯彻固废法等环保法规。对恶意倾倒危废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处罚力度严厉追究责任。

一些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中间利润甚至超过6500%。　 　一些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中间利润甚至超过6500%。 　　一些地方的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昨天再度对高药价进行调查。 　　中标价高出几十倍 　　央视记者此前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发现，一些常用的药品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很多。记者随机选取20种常用药品，结果发现这些药品从出厂到医院中间利润都超过了500%。 　　多位医药行业人士反映，药品的超高利润在业内绝非个别现象。在接受采访时，从事医药行业的赵连璧介绍说：&ldquo (药品差价)一般情况下，平均在五倍以上。二三十倍都有。&rdquo 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些药品产品价格目录，涉及上百家药厂的上万种药品的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一些用于治疗肺炎、胃炎和止痛的常用药品，从出厂到医院零售的中间利润都超过了400%。 　　最离谱的两种药分别是：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4毫克的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52元，中标价为16元，医院零售价为18.4元，中间利润超过3400%(3438%) 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竟然高达6500%以上。后经记者调查核实，业内人士提供的上述价格基本属实。 　　医院医生参与分成 　　按照我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办法，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必须竞价采购，价格由当地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审定公布。这个审定公布的价格也叫中标价，中标价是医院采购药品的最高限价，因此竞标价的制定成为影响药价的决定性因素。 　　在记者采访中，各地药品集中采购和招投标管理部门，都避谈中标价是如何制定的。记者联系到一家药厂的负责人，她透露，药品投标和定价工作并不由药厂运作，而是由专业的医药代理公司负责。这家公司生产的一种治疗妇科病的常用药出厂价为7元，中标价高达56元，这一过程遵循了行业&ldquo 潜规则&rdquo 。 　　该负责人说：&ldquo (代理公司)去竞标以后，医药公司要挣多少个点，医院要扣多少个点，给大夫多少点，最后人家是多少钱，这就像是一个行业规定似的。&rdquo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虽然这种药品的中间利润超过了800%，但药厂也就挣1块钱左右，从7元到56元之间的差价49元被分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调查过程中，一位从事药品批发行业十余年的业内人士证实了这家药厂负责人的说法。他表示，这种利益均沾的模式，正是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ldquo 潜规则&rdquo 。 　　&ldquo 天花板价&rdquo 依然超高 　　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一直没有对药品中标价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作出回应，也没有对中标价为什么比出厂价高出几十倍等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 　　据了解，从2001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价，发改委也为每一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要求医院零售价不得超过，被业内视为&ldquo 天花板价&rdquo 。然而，记者调查却发现，即使不少药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根据这样的中标价计算出来的医院零售价，依然低于发改委公布的最高零售价。 　　业内专家称，制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目的是为了限制药价，防止药价虚高，但现实情况是，被称为&ldquo 天花板价&rdquo 的药品最高零售价与出厂价相比，定的更是高得离谱。以山东方明药业生产的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为例，出厂价为每支0.32元，最高零售价被定为35.9元。那么，&ldquo 天花板价&rdquo 又是如何制定的呢?记者多方联系价格主管部门，同样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成为继中标价之后的又一个巨大问号。 　　专家：政府应该放开管制 　　专家强调，只要医药公司、医院、医生、包括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等各个环节利益均沾的&ldquo 潜规则&rdquo 不改变，药品中标价就很难回归到合理范围。解决药价虚高，除了要整治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乱象，还应当对药品加成政策进行调整。 　　据了解，目前二甲以上的公立医院必须按照中标价采购药品，购进药品后再加成15%卖给患者。专家指出，药品加成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医院的合理利润和正常运营，但实施过程当中却往往造成医院偏爱高价药，一些治疗常见病的便宜且好用的药品却进不了医院的采购目录。 　　北京大学教授、新医改政策研究专家顾昕认为，应当尽快调整医院所售药品加价15%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药价虚高，让患者受益。他举例说：&ldquo 假如政府解除15%的管制，让医疗机构拥有自主权，可以到市场去挖掘便宜的进货渠道。&rdquo 他说，政府放开管制，不管是患者、医保基金还是医院，都能受益

医学伦理的中国式困境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审评专家茅益民指出，中国的医学伦理有着很好的章程，所有这些常识性的规定，如果能够毫无保留地在各级医院、科研组织和伦理委员会中得以执行，或许许多药物实验中的医患纠纷就不会发生。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一间办公室内，10岁的小林在父母陪同下，工工整整地把自己的姓名填在一份药物试验知情同意书的签名栏中。他是一个多动症患儿，将在之后的24周试验一种学名为LY139603的新药。 　　和父母签署的那份四五页的知情同意书不同，小林签的这份只有3页纸，用词浅白，文字中间还点缀着两幅卡通插图。除了解释试验的研究目的、研究程序、风险补偿之外，文件中还列明患者可选择的其他治疗方式。其中，“患者可随时无条件退出试验”这一条款赫然在目。儿童医学中心医生李岚告诉记者，“医院制作的知情同意书要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医学与伦理的结合，似乎在冰冷的医疗之中注入一丝人性温暖，让人们在高高在上的医疗机器面前能喘口大气。 　　但，医学与伦理的矛盾，仍死死纠缠。 　　“拒签门”余波 　　这是一出余波不止，引发热议的事件：丈夫不签字，医院不开刀，产妇因此“一尸两命”。 　　如今“拒签门”风波已过，余音未了。产妇李丽云命殒后，其父母李旭光夫妇赶赴京城，踏上了漫漫索赔之路。 　　2008年1月24日，李丽云父母正式提起民事诉讼，将朝阳医院和不愿签字的死者事实丈夫肖志军一并告上法院，索要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后又撤回对肖志军的起诉，并将索赔数额增加至121万元。 　　经过漫漫两年时间的审理，朝阳法院于2009年12月18日对“拒签事件”索赔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朝阳医院不构成侵权，驳回了李旭光夫妇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于朝阳医院表示愿意给予患者家属一定的经济帮助，法院判令医院向李旭光夫妇给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 　　这个结果让李丽云的母亲李小娥没能好好过上元旦。为了给“死得太冤”的女儿“讨公道”，她和丈夫已向法院正式提起上诉，坚持索赔121万。同时，几乎山穷水尽的老两口还向法院递交了缓交诉讼费的申请。 　　出人意料的是，一审代理律师王良斌明确表示将不再为李氏夫妇提供法律援助，他的态度中透露出几分“义理已尽”的意味，似乎预示着事件的某种结局。 　　早在两年前，北京市卫生局曾就此事做出孕妇“死亡不可避免”的论断，这样一个专业得近乎残酷的书面表达是李小娥无法接受的，“她当时是走着进医院的啊!”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妇产科多位医生向她证实，李丽云入院时，孕妇和胎儿都还有救。 　　一个“有救”的人为什么“死亡不可避免”?显然，北京市卫生局给出的结论是从程序角度出发，“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在依法履行告知义务而患者及其关系人仍明确表示拒绝手术的情况下，一边积极做家属的说服工作，一边进行抢救治疗……而不是违背患者意愿强行手术，这一做法符合法律规定。” 　　同样的理由支持朝阳法院在一审中做出“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的判决，判决书中特别注明李丽云入院时“依从性较差”，朝阳医院履行了医疗方面法律法规的要求，但患方肖志军却不予配合。 　　似乎，正是院方无懈可击的医疗“程序公正”以及对相关法规不折不扣的执行，令悬在医院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迟迟没有落下。 　　如此，病床上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患者，与死神对赌的唯一资本，也许并非医学昌明，亦非医生的仁心仁术，而是家属能怀有最大善意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然而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杨伟国告诉记者，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家属意见贻误治疗并非个别现象，家属的选择未必纯粹从病人利益最大化出发。 　　知情同意的困局 　　“家属不签字患者就会面临死亡，就像有人把亲属送进精神病院，不签字病人就无法获得自由一样。往往家属的权利没有得到制衡，使得从伦理角度考虑设置的一个程序反变成伦理上的瓶颈。”杨伟国坦言，患者或家属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无法统一做出最明智的选择，而医院对患者有一个最科学的判断，但目前没有一个程序来确保这个最科学的治疗方案实施。 　　虽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规定，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但规则经由各个医院细化后，通常只会在“免责”的框架下拾遗补漏，鲜有人敢对“其他特殊情况”拍板。 　　“这是一个两难的处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药理学教授曾繁典表示：“医院让病人家属甚至让病人自己签字是国际惯例，除了为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之外，也是保障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利，制衡医院的强制治疗权。” 　　知情权问题超越了行业规定，直指医学伦理的本质。 　　早在80年代末，学术界就有关于患者自主权的激烈争论。曾繁典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生命健康权是第一位的，但如果没有知情自主权，生命健康权就没有办法保障。虽然中国传统上一切医疗方案都是由医生说了算，但现代人医学常识丰富了，医生专断只会招来患者的质疑和不信任，许多医患矛盾也是这样来的。”1994年，旨在保护患者权益的知情同意被写入相关条例，使得相对医院而言占弱势地位的病人有权作出科学的判断。 　　然而，当医学与伦理貌合神离地走在一起，知情权很可能仅仅流于一纸手术知情同意单。 　　知情书=免责书?! 　　在杨伟国的从业生涯中，见过不少知情同意书引发的医患矛盾。“现在手术同意书都是四五张纸，家属没时间看，也看不太懂，病患出于信任医院签了手术知情同意单，有些出了意外，回头说这个你没说过，那个你没说过，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在病患看来，签这张单子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护医生，出了意外推卸责任。 　　而在实践中，知情同意书未必就能让医生或医院免责，事实上，大部分医患矛盾都是在对簿公堂之前化解。“比如有时出了麻醉意外，家属不和你走法律途径，要和医院私了，医院不同意就闹，一般医院会给点补偿，毕竟这种小概率事件总要发生的，医院从道义上来说也会赔钱。”而在“私了”的情况下，知情同意书自然无用武之地。 　　除了受到病患的冷遇，对医院而言，知情同意书也往往形式大于内容。“某些医院手术做一半，医生派个护士出来跟家属说要买药，一买8000多元，那种时候家属不会问为什么用这种药，是不是可以用便宜的代替，这种药在不在医保范围内，家属只会照单全收。”而病患在手术前签署的药品和器材同意书只包含心脏支架等大件器械，突发用药医生可以灵活处置。 　　“如果知情同意书只是作为一个医疗过程，一种形式，一个文件，为法律服务，而不是为伦理道德服务，知情同意制度只会起到反效果。”杨伟国一针见血指出。当对知情同意制度不成熟的失望，转化为对知情同意本身的怨望，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拒签门”等事件的助推下，坊间呼吁医生处理突发事件“专责专权”似乎显得合情合理。“这种强制治疗权的复苏，会不会损害到知情同意的权利，这两个权利本身就是一对相互制约的矛盾。”曾繁典对记者表示了他的忧虑。目前我国强制医疗只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传染病、精神病以及戒毒。 　　实验室的“博弈” 　　作为从一户贫困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大学生，正读研二的小杨，回想起自己6年大学生活，常常有些心酸。当然，最直接原因还是那个让所有农村孩子最难以启齿的字眼——钱，“大城市的生活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小杨眨巴着一双迷茫的双眼，吞吞吐吐地讲述着自己的血泪史，“你不和同学混在一起，那就是不合群。但每次出去玩的花费都抵得上我一个月的开销。” 　　没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没为自己置办过一件超过200元的“奢侈品”。即便如此，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加上自己微薄的补课的收入，还是让小杨感到举步维艰。“那时，一个医学院的朋友就问我，有个赚快钱的方法，我要不要试试，只要吃吃药就能有钱拿。” 　　从未接触过“药物实验”的小杨，听得云里雾里的，但半信半疑的他还是决定勇敢地“赌”一把……其实，对于医学院的学生而言，药物实验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一种“谋生”手段，“有人甚至每个月都会接受不同的药物实验，简直把身体赤裸裸地当作药罐子去使。”在与药物实验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在拿到“卖血钱”(补偿金)的那一刹那，小杨丝毫没有欣喜之情。相反，他却由衷地感叹，“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最痛苦的体验莫过于药物实验”。 　　迫于生计的小杨当时选了一项长达半年的实验项目，这个实验可以算作中长期的项目，收入自然也更为丰厚。于是，对于实验内容不甚了了的他毅然决然地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大名，“当时，完全不懂啥是知情同意，心里只想着吞点药片死不掉!”何况，医生在咨询室像拉家常一样介绍了整个实验的过程和注意事项，胸有成竹的态度，更是让小杨彻底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要参加试药，就必须要到医院进行心电图、肝功能等身体检查，还要测量体重和身高等指标。均符合要求后，才能当选幸运的“小白鼠”。然而，小杨还来不及为自己的幸运欣喜，就发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想象。按照实验协议，他每周定期到实验室报道，在吃了药物后，护士领着他到隔壁的病房内，静静地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就进入了药物实验最痛苦的环节——抽取血液样本，每次都要在手臂上挨一针，左右轮流开工，半年下来，小杨的手臂已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孔印迹。 　　痛苦却并非一次性的冲击波。医学院的朋友告诉小杨，在药物实验进行的全过程中，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注意“自我保护”。生怕细菌感染，实验的第一阶段的两周内，他始终谨遵医嘱，始终没有让身子碰水，俨然成了不折不扣的玻璃人。“为了避免被朝夕相处的同学知道，自己还要编造一些‘荒唐’的借口糊弄过去。” 　　在药物实验结束的那一天，小杨终于收获了一笔丰厚的补偿金，面对这巨款，小杨情不自禁地淌下了泪水，窝在心底的委屈在那一刻瞬间爆发了。也许是为了抚平药物实验所带来的隐性伤痛，小杨在网上疯狂搜索着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同龄人，他方才得知，许多生活在小康家庭的大学生也扎堆各种类型的药物实验中。“有些人甚至两个月内要连续赶四个‘场’，彻底把身体搞坏了。” 　　药物实验的副作用也是不可规避的风险因素，作为药物实验圈子里的“老江湖”，刘正就曾饱受药物副作用的煎熬。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治肝病的药物试验后，由于该药物的抗凝固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鼻子都经常流血，并且时常虚汗，稍微运动一下就喘不过气来。 　　对于这群实验室内的“小白鼠”而言，许多药物实验的消息都是从网络上不胫而走的，“有些药物实验更是重金招募受试者，也应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话，这样的实验总是让人趋之若鹜”。 　　反之，关于药物实验的恐怖之处，也通过网络流传，刺痛着这些“小白鼠”的心脏。一个故事说的是爱沙尼亚一个小伙子看到报纸刊出的招聘维生素实验员的消息，被免费前往瑞士两周、住舒适旅馆及数百美元报酬等诱人条件吸引而应召。结果并没有住进想象中的三星级宾馆，而是被人带到一个摆满床位的无菌诊所，接受药物实验。他对所用药物的作用一概不知，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他不得不在一份用德语写的同意书上签字。尔后在两星期内吞下了大量不知名的药物。 　　“药物实验更像是我们这些‘小白鼠’同药商的博弈，在金钱与身体之间，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小杨长期药物实验经历得出的心得。 　　药物实验这座围城 　　2007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临床药品试验超过印度，这似乎“表明”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已经悄然成为全球制药行业的头号“实验室”。 　　可是，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的专家报告称，中国临床药物试验上的伦理学问题依旧不容乐观，“无论是在审查监督上，还是药物试验的风险评估，同国际准则相比，差距巨大。”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翟晓梅说道，“这两年的情况虽有改观，但依然处在中低水准之上。无独有偶，于是就有人质疑，是否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为跨国药厂在中国试药设置门槛。” 　　面对越来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药物和医疗设备消费市场，基于中国药物发展落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属于发展中的状态，完全禁止欧美公司在中国进行药物和医疗设备试验并不切实可行。“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跨国试药的阳光面，尤其是一些在国际上已经成熟的新药，应当欢迎这些企业来中国办实验室。”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曾繁典指出。同时，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学习西方的经验，制定有关管理条例，详细审批药物试验申请，积极教育参与试验的病人，懂得自己的权利，不让自己的权利在试验中受到损害。 　　当然，活跃于中国的跨国试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翟晓梅认为，“在华办理实验的成本低，而且中国人口众多，病种繁多，因此在我国很容易找到合适的受试者，中国病人许多都是贫困者，体内没有其他药物成分，可以取得最理想的试药效果。”但也有专家提出，国外的医药巨头瞄准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欧美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追溯20年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数额都达到了数千万美元。然而，5年前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药物实验的后续赔偿中，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赔偿“要求”居然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更可笑的是，还有部分受害者提出的补偿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 　　回溯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破解我国艾滋药物试验谜团》一文，揭露了中国医学史上最大一起药物实验丑闻，34名艾滋病患者因两年前的一次药物试验向地坛医院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质疑。一时间，药物实验一次成为媒体报道和坊间的热点。 　　时隔4年，有关药物实验的新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药物实验真的就进入了新纪元呢?翟晓梅却给予了否定答案，“尽管，三甲医院的药物实验已经做得非常规范了。但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医院，药物实验的不规范之处比比皆是，即使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由于当地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很少会有村民去有关部门举报，导致这些落后地区沦为了药物实验的重灾区。” 　　曾经，就有一家国际药厂的研发部门来华招募抗高血压药物受试者，并重金聘请中国医生参与实验。这项为期三年的实验对象针对二期高血压患者，并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服用该厂生产的治疗高血压二期的新药，另一组则需停下所有在服药物，并做安慰剂对照。“任何有良知的医生都会拒绝这样的实验。因为，对于二期高血压患者而言，三年停药几乎是在宣告死刑。”翟晓梅痛心疾首地说道，“在欧美的发达国家，这项实验是绝对通不过伦理审查的，一些跨国药厂就是利用了中国医生内心的利益驱动，来华进行此类不合理的药物实验。” 　　药物实验中的利益冲突，往往让一些小医院的管理层在利益与伦理之间，选择前者。翟晓梅告诉记者，之前她在为一些中小医院的领导进行伦理学培训时，就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医院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每项药物实验，申办方都会给医院一笔钱，“如果他们不做，自有人会接手，何必把钱给别人赚呢?这就是现在普遍的心态。” 　　当然，药物实验的利益链条是双向的，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出现大批职业受试者团体，他们以获取报酬为目的而参加药物试验。问题总有其两面性，中国的受试者更应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翟晓梅告诉记者，地坛医院艾滋病药物实验中，许多求药心切的受害者完全不在乎《知情同意书》，甚至还有为得到这种药的试验机会，不惜使用假名登记的患者。 　　翟晓梅说，科学和伦理是密不可分的，脱离了伦理的科学，都算不上科学，如果把药物试验商品化，那就更加危险了。“受试者如果单纯为了获利而参加试验，可能会仅仅出于商业目的提供不准确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可能会同时参加多项试验，这都最终损害试验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翟晓梅表示，“现在，中国在药物实验上的怪圈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奈若何?” 　　伦理委员会的中国式困境 　　无论如何，任何药物，不管是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还是上市，只要是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过的药物，都统称为“新药”。记者了解到，国外的药物到中国来进行临床试验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经在国外上市的药品，在中国做最后的临床应用实验 二是研制新药，在国外做完了一期二期，在中国做完成第三期人体试验。 　　国家药监局网站上张贴的《药物临床试验治疗管理规范》中明确指出，任何新药若想在中国上市或是进行试验，都必须在国内重新做临床试验，尤其是新药的试验，必须从一期二期开始，从头再做一遍。而对于药物实验的申报与审批细则，国家药监局也有着严格的规范，申办者必须向省级药监局提供试验药物的临床前研究资料，包括处方组成、制造工艺和质量检验结果，以及试验药物已完成和其他地区正在进行与临床试验有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资料。此外，省级药监局负责抽取药物样品，药品检验所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检验——国家药监局受理后，由其药审中心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评——审批通过后在药监局备案。 　　药监局内部人士也向周刊记者透露，每年经药监局批准的药物临床试验有数千个。试验过程中，药监局实行监督，进行抽查。其中，抽查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常规抽查，因为每年几千个临床试验，没法一一抽查，因此把工作重心放在完善规范、加强临床机构资格认定及实验室资格认定上 二是有因抽查，接到举报，或是发现问题后去抽查。 　　可是，药监局对药物实验套上的金箍，为何还是没能阻挡一个又一个“冒进”的新药品跃上舞台? 　　“医学伦理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事物，它是纯粹的舶来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审评专家茅益民深有感触，“中国的医学伦理有着很好的章程，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很好地执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审查知情同意书，而委员会中的科学家，要审查上市的药品说明书，它的药学原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文，动物试验和以往做过的人体试验的材料等等。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个医院对伦理审查的理解各有千秋，翟晓梅介绍，如同许多暴露在阳光底下的三甲医院一样，她所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协和医院的临床药理试验中心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项目是很严的。“我们常常几个小时，只能审那么几个项目。我听说一些我们这里没通过的试验项目，在别的地方审，就通过了。” 　　问题集中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组成规范。翟晓梅这几年参与了很多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建立与培训工作。以她的实践经验来看，一个健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不应该清一色由医学工作者承担，需要医院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社会上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律师、非科学家等等联合组成，还可以有所服务的社区的代表。 　　“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圈子不乏专家，少的是真正能把伦理审查落到实处的实干家。”茅益民总说道，所有这些常识性的规定，如果能够毫无保留地在各级医院、科研组织和伦理委员会中得以执行，或许许多药物实验中的医患纠纷就不会发生。 　　但是，现实与理想总会有点偏差。翟晓梅总结道，“改善中国医学伦理现状的关键，就在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中心应放在，使受试者的风险与科学利益之比——在科学利益最大化时，把受试者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这里的伦理原则是：科学的利益不能超越受试者的福利。当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个的，毕竟原来的游戏中并没有这些规则，而且伦理审查做起来又显得那么麻烦……”

对于某些环境影响评价(下称环评)机构而言，如今正处在一个如履薄冰的时刻。 　　由环保部牵头组织的检查小组，目前正在各地工作，11月22日之前完成对部分环评机构的现场检查；今年年底之前，环保部还将分批组织对部分环评报告的专项检查。 　　在环保部发布的2010年环评机构抽查行动的通知中，黑龙江、河北、浙江、广东、海南、四川的24家环评机构被列为现场抽查对象，北京、天津、山西等省市的53份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被列为专项检查对象。 　　环保部表示，将适时公布抽查结果，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质量差以及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的评价机构及人员，要予以处罚。 　　“我们已经掌握一些线索，抽查的大部分机构和报告，一些属于最近没有进行考核，另一些是被人举报了。”环保部相关人士对本刊记者透露。 　　业内人士看来，这种一年一度、由国家最高环保行政部门开展的环评抽查行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但揭露的仅是“冰山一角”。整个环评市场的混乱，远非区区行政手段可以解决。 　　环评“卖方市场” 　　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已有30多年历史。尽管有质疑者认为建设项目环评是“治标不治本”，但不可否认，环评体系在调整产业结构、遏制污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建设项目数量的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盯上“环评”这块大蛋糕，催生了一条包括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等在内，利益交织、环环相扣的产业链。 　　在这条产业链中，评价机构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今年6月，环保部公布了2009年度环评机构抽查结果：在全国20个省份抽选的75家环评单位中，有30家存在违规行为、工作质量较差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比例高达40%。 　　一位从事环评审批的人士透露，这些现象在环评行业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环评机构，一年可以完成十年的环评报告；有的干脆瞎编，内容弄虚作假，速度快的一天就可以交货，甚至出现了报告封面和内容牛头不对马嘴、北京的项目写成上海的情况。” 　　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研究员于敬文则表示，近年来环评报告的质量有所提升，但从整体来看，仍处在水平参差不齐和鱼龙混杂的状态。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环评市场正常秩序之所以遭到破坏，原因之一是准入门槛太低。“许多编制环评报告的评价人员，甚至对项目所在的行业本身一窍不通。” 　　难以“脱钩脱利” 　　环评报告质量不过关，并不完全是环评行业饱受诟病的关键。毕竟，编制环评报告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接受专家审核和环保部门的审批。 　　“所以问题就在于，那些明明质量不过关的报告是怎么通过审批，或者绕过审批的?”于敬文说。 　　总体而言，中国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分类管理。2009年3月，环保部出台新规定，上收部分“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两高一资”行业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权，其他“对环境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力则适当下发至省级环保部门。 　　但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地方层面，环评审批环节的薄弱已成常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加之监管不力，环评审批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一位负责环评审批的人士坦言，暗箱操作，利用行政职权“吃回扣”，项目业主直接行贿审批者的现象从未消失，环保部每年抽查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2007年，杭州爆出建国以来最大一起环保腐败案，涉及90余人。据《南方周末》报道，该市环保系统普遍存在利用环评项目审批权，以20%至40%不等的比例收取环评管理费的现象。 　　2008年，福建省漳州市环保系统腐败案曝光。其中，10余名环保系统工作人员利用审批职权，以指定或变相指定的方式，为环评中介机构招揽业务，从中收受贿赂。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北京，近年来连续有司级干部因为环评腐败而下马。 　　环保行政机构中存在的寻租行为，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或私利考虑而迫切推动项目建设的做法，在很多情况下使环评报告沦为摆设。 　　11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2010年环评审批工作专项执法检查情况汇报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指出，“建设项目环境违法，部分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影响环评法实施效果，环评承诺兑现难、环境执法软，一些地区规划环评进展缓慢等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 　　当一些业内人士以“一摊烂泥”来形容目前的环评市场时，环保部酝酿的环评机构改革也正在缓慢推进。 　　就目前而言，除了极少数私营企业具备环评资质，绝大多数环评机构是事业单位，隶属于地方环保系统或科研院所。其中，以地方环保系统下属的环科院所从事环评工作居多。 　　2008年，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公开表示，要从改革体制入手，让环评机构与环保部门“完全脱钩、彻底脱利”，以确保环评审批不受利益干扰。 　　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环保机构改革时间表显示，按照环保部最初的设想，全国各省市应有近600家科研事业单位分别于2011年底和2012年底前完成环评体制改革。但讨论了整整两年之后，环评机构与政府部门“脱钩脱利”的想法仍未成为现实。 　　在2009年4月的环保部华东地区环评机构改革座谈会上，与会环评机构代表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会议总结显示，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认为，华东地区各家环科院所均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所从事的环评工作与环保审批部门没有利益关系，根本不存在环评机构需要从环科院所中剥离或脱钩的问题。 　　这些代表还表示，没有环评收入的反哺，环科院所将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最终导致环科院所运行困难和综合性专业人才的流失，服务环保局的能力水平必将大打折扣。而且，倘若环评机构企业化，面临竞争激烈的市场，很可能出现与项目建设单位挂钩的现象，“有失环评的公平和规范”。 　　本刊记者了解到，尽管有来自环评机构的反对之声，环保部仍将推行环评改革，并且是明年的重头戏之一。环评改革将从环保部自身开始，率先在其属下的环境规划研究院、环境科学研究院、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这五家事业单位开展“脱钩”试点工作，剥离研究院所下设的环评中心，将环评中心转制为企业。 　　但环保部环评司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坦言，即使“拿自己开刀”，推进工作仍有相当的困难。“事业单位和企业在本质上有相当大的区别，需要协调，我们也很担心，万一改革过快，会丧失大量骨干人才，造成负面影响。” 　　这位官员说，环评机构改革最大的希望其实被依托于国家层面事业单位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国家计划一天没有出台，我们也只能慢慢试点，慢慢摸索。” 　　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表示，环评机构的力量不足是制约环评质量的最根本因素。截至今年9月，全国共有1091家具备环评资质的机构，9000多名获得执业资格的环评工程师。而今年全国需要进行环评审批的项目却有30万多个。 　　他认为，目前环评市场作为卖方市场，具备资质的“合法”工程师供应远远跟不上各种新建、扩建的项目数量需求。长远来看，不仅很难保证环评质量，还会催生大批实际上不具备合法资质的“挂靠”单位和“挂靠”评价人员。 　　“很多地方县市，一家环评单位就可形成垄断，负责编制整个地区所有项目的环评报告，人数都跟不上，如何保证质量?”前述官员说。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打假工作委员会投诉举报办公室主任贾宁近日在接受中国网消费频道记者独家专访时揭露了行业检测机构内幕。他称，各行业确有一些牌子很大的检测中心，不受理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检验申请，因为很多的企业长期和这些检验中心存在着利益关系。 　　贾宁表示，任何媒体和公众都有监督和揭露不法行为的义务和责任，任何合法的检测机构检测报告都具有法律效力，都应该给予认可。他认为，只要是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中国计量认证(CMA)等相关部门批准认证的检测中心，就符合法律效力。我国很多的出口企业的商品检测，很大部分都不是在非官方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的，但检测报告一样受到国际认可。 　　他还透露，各行业确实有一些牌子很大的检测中心，不受理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检验申请，因为很多的企业长期和这些检验中心存在着利益关系，企业是这些检验中心的“上帝”“财神爷”当然要“保护”了。最近，关于各行业官方检测机构的报告“乌龙”事件屡屡发生，从太阳能产品到服装、食品。 　　“很多消费者在买到假东西后去检验中心进行检测，但这些检测报告都是不被厂家认可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递去的东西也基本上不予检测，检测中心会以技术问题等理由来推脱。”他称。 　　贾宁表示，我国法律规定，举报违法犯罪行为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所以公民、社团组织、新闻媒体都有监督商品质量，揭露不法行为的责任和义务。

对韩春雨研究成果的质疑一波接一波，利益相关者和机构也逐渐浮出水面。　　“实验可控性非常高，重复率在我的实验室达到了90%。”半年前，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正春风得意。那是2016年6月2日，浙江大学医学院报告厅内，座无虚席，过道都挤满了学生，韩春雨在介绍新发现的一种基因编辑技术，讲述过程中，他愉快地抖了很多“包袱”，基本都响了——人们报以阵阵笑声。　　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称，发现一种叫NgAgo的酶能够用于编辑哺乳动物基因，而且，它可能比最时兴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更精确、更通用。　　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重磅消息，全球许多实验室开始跟进研究。韩春雨在媒体热情洋溢的介绍中，迅速成为一颗耀眼的科研新星。　　然而，好景不长。11月28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韩国首尔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和美国梅奥研究生院等研究机构的10位科学家的来信，称韩春雨的发现无效果。13天前，国内期刊《蛋白质与细胞》在线发表了由国内外20名学者联名的学术论文，提出多个实验室均无法重复韩春雨的实验。　　国内外学术界如此一致和公开的质疑，非常罕见。韩春雨真得准备一个能被科学界认可的说法，因为《自然生物技术》针对此事的调查将于2017年1月底之前完成，一旦该期刊决定撤销论文，那时，对期盼韩春雨研究站得住脚的中国生物学界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也许会促使国内学术界呼吁加剧对韩的惩罚。　　支持者转而质疑　　验证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可复制是硬条件。当韩春雨团队发表论文，宣称NgAgo技术比目前广泛使用的CRISPR-Cas9技术更有优势。全球都沸腾了，很多实验室马上跟进实验。　　这个实验并不复杂，一两周时间基本可以完成。很快，一些实验室就发现无法重复NgAgo的编辑效果。不仅国内其他实验室，美国、西班牙等国的多位科学家也公开表示，无法重复韩的实验结果。　　在具备条件的实验室，重复一次这样的实验，成本主要花在人工和试剂，约几千元到上万元可以完成。“这不贵，所以当我的一位博士生很激动地要尝试时，我勉强答应了，虽然他可能做不出来什么。”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对《财经》记者说。　　全世界重复这一实验的研究团队众多，包括产业界也在跟踪，这样叠加起来所花费的研究经费直线上升，还不包括由于无法重复实验浪费掉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看来，世界范围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和从事基因组编辑服务的商业公司实验室重复韩春雨的实验，造成的无效消耗，恐怕已经超过千万元。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Joseph Miano几次试图重复韩春雨实验都失败了，在其指导下也不能成功。他要求韩春雨要么公布秘密方法，要么承认造假，并要求韩春雨用他获得的巨额科研经费，赔偿各个实验室为重复其实验造成的金钱和人力损失，向学术界道歉。　　10月10日晚，13名国内科学家联名要求第三方对韩春雨的实验进行调查。促使他们站出来的原因是，不能再拖了，要让国际科学界看到基因编辑领域中国科学家的态度。他们认为，此事如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中国科学家的声誉。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主编的公众号“知识分子”，是最早向公众热情推崇韩春雨的媒体之一。如今，饶毅的态度完全转变。他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二人公布了一封写给河北科技大学校长孙鹤旭的信，信中要求调查韩春雨。他们从9月初即通过多种方式致信孙鹤旭，拖了一个月后，河北科技大学才简单地回了一封信称，“将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　　邵峰表示，由于沟通似乎收效甚微，所以选择公开这封信。　　在看到韩春雨及其团队一直未对质疑给予正面和有说服力的回应后，很多支持者都改变了看法。至11月，又有两篇质疑文章接连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在韩春雨的陈述中，能够重复其实验的实验室是存在的。最初，他声称有20家实验室重复出了他的实验，后来改口说有六七家。10月14日，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发表一份声明称：已经有独立于我校之外的机构运用韩春雨团队的NgAgo技术实现了基因编辑，该机构与韩春雨团队的合作正在洽谈中。在此信息中，重复出实验的机构似乎又变成了一家。　　现在有实名质疑者，却没有为韩的研究实名站台者，韩春雨也拒绝透露这些“重复出实验”的实验室名单。10月10日，《科技日报》的一篇报道引述韩春雨的话说，“他们(指实验重复失败的科学家)要是愿意实名出来，我们就让重复实验成功的人实名出来。”其实，在那之前，有很多国外科学家是实名质疑韩春雨的。戏剧性的一幕在当晚出现，13名国内科学家联名发声实名质疑韩春雨团队的实验。第二天，他改口称，谁重复出了实验，暂不方便透露。　　《财经》记者多次联系韩春雨和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均未得到回应。　　可能成为悬案?　　国内外至少上百家实验室重复韩春雨实验的结果表明，NgAgo技术的效率为零。这与韩春雨团队在论文中称，可以在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组上47个位点100%进行基因编辑，效率为21.3%-41.3%的结论，相差太远。　　截然相反的实验结果，指向两种可能：一是论文结论为真，NgAgo技术具有高效的基因组编辑功能，但韩春雨团队隐瞒了关键的实验步骤，以致众多实验室无法重复实验 二是论文结论为假，NgAgo技术完全不工作。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就是为了其他的科学家可以认同自己建立的理论，使用自己发明的实验方法，意味着与这个研究有关的实验步骤和数据都是可公开的，不可故意隐瞒误导同行。　　第二种情况，则有两种可能：第一，韩春雨团队在实验过程中出现无意的失误，导致并不真实的实验结果。韩春雨在10月11日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他在论文发表后成功重复过两次实验。“一次是在论文发表后，一次是在前一段时间，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意味着，韩春雨将无意的失误这种可能性消除了。　　第二种可能，就是有意而为的造假。在专业论坛里，质疑者指出了NgAgo论文中的一些可疑情况，主要集中在论文中一组关键图表，它展示了对哺乳动物细胞内源性基因位点的编辑，是NgAgo实验中最为关键的实验证据。没有重复出这一实验的研究团队，基本都卡在此。　　对于造假的指控，最直接的应对方式就是公布实验的原始数据。通常将原始数据和论文中的数据做比较，就能知道数据是否被修改过。　　学术界呼吁韩春雨公开更多的实验数据。　　作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条件之一，作者须将材料、数据、代码和相关的实验流程及时向读者提供，不可加以不当限制。8月8日，韩春雨曾向非营利性质粒共享信息库Addgene提交了一份更详细的实验步骤，与其论文里的实验步骤大同小异，在试剂配方上有所差别。　　在随后的近四个月，按新提供的实验步骤，全球仍然没有韩春雨之外的科学家站出来，宣布重复了这项实验结果。　　截至目前，韩春雨拒绝出示原始数据来自证清白，一个理由是自己的实验室条件非常有限，有时要用公共实验室的仪器，实验记录不完整。但此种说法很难被科学界接受。“难道他的实验室穷到连实验记录本、照相机都买不起?”科普作家方舟子对《财经》记者说，记录、保存实验数据是对科研的基本要求，是实验真实性的基本保证。他认为，由于韩春雨有关该技术的论文插图存在明显的造假，而且韩在遭到质疑后，拒绝按照学术规范公布实验原始数据，他判断是属于有意的造假。　　在整个质疑的过程中，被置于火中煎熬的韩春雨，数次给出了同一个理由：别人重复不了实验，细胞被污染的可能性最大。　　同行们却称，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不可能所有无法重复出韩春雨实验的实验室都出现了细胞污染。而且，有部分人在再次重复韩春雨的实验前，已经进行检测并排除了支原体污染。　　部分实名质疑者为了搞清楚原因，曾向韩春雨的实验室派出了客座研究人员，但是在韩春雨的实验室，他们没能获得允许操作相关实验。　　姜韬告诉《财经》记者，判断韩是否造假的唯一方法是鉴定上述关键图的原始记录。如果原始记录丢失或损毁，那就成为永远的悬案了。　　美国要求保存实验原始数据至少五年，如果遭到质疑则要无限期保存。　　方舟子认为，如果一个成果的真实性遭到质疑时，研究者不能出示原始数据，就可以认定实验结果是捏造的。　　韩春雨对于实验数据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科学共同体规矩也是认同的。11月23日国际期刊《自然》引述韩的话说，他已发现了其他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解释为什么其他人难以重复他的结果。他说目前正在做确认实验，这样他就能发表数据和实验步骤让批评者满意。　　然而，这并不是韩春雨发表论文的原始实验数据，也无法证明在发表论文时，他是否真正实现了NgAgo的基因编辑功能。　　利益攸关者　　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研究员沈啸，不仅是论文的作者之一，也是申请中的NgAgo技术专利的共同发明人。8月11日，《财经》记者在浙江大学沈啸的办公室见到了他，其时学校正在放暑假，沈啸称他的实验室在重复该项实验，做一些修正。此后，《财经》记者多次短信联系他，均未得到回应。　　10月15日，在13位国内科学家实名质疑后，沈啸通过凤凰资讯发声，“如果最后证明文章的东西是虚构的，我表示非常遗憾，我参与到里面了，我不会逃避这个责任。”沈啸在采访中厘清了其参与实验的情况，他的工作在于对实验的设计提供建议并协助论文撰写，并未参与到实验过程当中，他所看到的也是论文中呈现出的数据。　　如果论文没有问题，沈啸会因此获得学术上和经济上的好处，有问题，就要共同承担责任，益处和责任是对等的。方舟子认为，沈啸必须保证实验的真实性。在实验结果遭到质疑时，他是最有条件验证实验的，因为韩春雨无法拒绝向合作者提供实验材料和指导。　　在一片质疑声中，韩春雨当选河北省科协副主席，被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厅授予“美丽河北最美教师”荣誉称号，被河北科技大学先后推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候选人和“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候选人。　　4月，教育部官网发布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定义了七类学术不端行为，其中第三类，是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第五类，是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按上述教育部办法，高等学校对媒体公开报道、其他学术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主动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应当依据职权，主动进行调查处理。　　在上述河北科技大学回应质疑的声明中，称一项新的科学发现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验证周期，恳请社会各界多一点支持、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耐心。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河北科技大学的利益和名誉与韩春雨紧密绑在一起，是不可能通过该校校方进行调查的。　　韩春雨和河北科技大学也凭借这一研究获得了巨额经费支持，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项目入选河北省“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省发改委在8月9日批复了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项目，总投资2.24亿元，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安排，并于8月31日开始招标采购进口仪器设备。　　因此，一些质疑者提出，在进一步实验验证其正确与否之前，各方宜谨慎对待韩春雨及其研究成果，不给予过高或不必要的支持。　　9月9日，方舟子实名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韩春雨，建议成立独立调查组，要求韩春雨交出实验原始数据，请其他实验室重复韩春雨的实验。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国内对涉嫌学术不端者公开处理的案例并不多。如2009年，西南交大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庆因博士论文作假，被取消博士学位和研究生导师资格 同年，浙江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因抄袭、剽窃他人实验室数据，被浙江大学撤销副教授职务，并开除。　　针对韩春雨论文的调查，《自然生物技术》给出了截止期，即2017年1月底之前完成。如果《自然生物技术》决定撤稿，那么国内相关部门也应该严肃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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