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实

中国的食品安全到底能打多少分?专家说能打80分，但在老百姓的眼中可能根本不及格。如此大的差距，来自哪里?陈君石院士做客搜狐健康，告诉公众一个真实的食品安全现状。 　　访谈嘉宾：陈君石 　　嘉宾简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 　　信息不对称造成食品安全问题被误解 　　搜狐健康：《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论坛》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为什么会举办这样一次论坛? 　　陈君石：所谓风险交流，是大家就食品安全的科学问题进行交流，科学家和媒体之间交流，政府和科学家之间交流，媒体和消费者之间交流，而且是双向的。这次论坛是由国际生命科技学会中国办事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还有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环球杂志社四家单位一起主办的。为什么要办这次活动?因为我们这几个主办单位都深有感触，都觉得现在所报道的食品安全信息，和它的科学实质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句话也许不好听，换句话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和科学家对同样问题的认识，差距太大了。 　　有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合理的，因为消费者不是科学家 但是差距太大的话，可能就不合理了。比如地沟油上餐桌的事情，论坛上北京市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曹处长用了半个小时来说明，不管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地沟油上餐桌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地沟油有很强的味道，用简单的方法处理，它的味道是不可接受的。而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各个地方去查处地沟油，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到一个阳性样品，地沟油上餐桌属于以讹传讹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调查一下就知道。不仅地沟油事件，诸如此类的事件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举办论坛的初衷，倡导食品安全风险的交流，因为造成目前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就是交流不充分。 　　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可以打80分 　　搜狐健康：如果满分是100分，您给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打多少分? 　　陈君石：科学家是要根据数据的，唯一能够代表整个食品安全的数据，就是食品的合格率。15年以前我们食品合格率大概百分之五六十，现在已经达到90%以上，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达到95%，这是一个总体情况。那么用抽象的、原则性的话来描述，应该说食品安全的总体情况是好的。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不想说满分是100分的话，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状况能打95分，那肯定太高了。虽然食品合格率已经比较高，但并不等于不存在问题，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所以我想80分可能比较合适。 　　搜狐健康：您认为在大多数老百姓的眼里，他们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应该打多少分? 　　陈君石：老百姓的眼里是“我们现在还能吃什么?”那肯定是不及格了。 　　搜狐健康：这80分里都包括什么?您认为我们哪些方面可以说是做到比较合格了? 　　陈君石：首先，当然就是食品合格率，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判定标准，但是能够反映总体情况，而且能反映每年的变化，这个合格率是基于卫生部每年几十万的数据，覆盖了各种各样的食品，用国家标准来衡量。 　　另外，09年6月食品安全法实施，此前已经有食品卫生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食品安全法比食品卫生法要更先进，更好了。我们的法制管理应该说还是很有成效的。大家看08年三聚氰氨事件以后，2009年回潮，2010年继续回潮。假如是在有食品安全法以前，这个回潮可能大家都不会知道。因为回潮只涉及很少一部分地区，发现的食品都是含乳饮料、糖果、饼干之类的，不是很要命、很重要的，也都是一些小厂。但消费者还是认为政府监督不够，立法太差。 　　监管力度，是80分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各个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强度。有很多很多证据能证明我们是在进步的。所以我会给80分。 　　搜狐健康：从监管角度来说，我们承认中国力度比较强，但是感觉处罚力度不是很强。国外一旦出现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从业者可能就要从这个行业里退出了，但中国惩罚较轻，犯了错也可以继续在这个行业里生活得很好。 　　陈君石：也对，也不对。国外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处罚力度，而是由于对这个品牌非常在乎。企业自己很在乎自己的品牌，消费者也很在乎这个品牌，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等于一个人犯了错误要自杀一样，自己就倒台了，不完全是政府处罚到他不可能生存的地步。中国太多小的企业，倒台了也没有关系，明天另外一个企业又开张了。 　　政府缺位 专家失语 媒体遇事欠求证 　　搜狐健康：但是老百姓并不觉得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良好。专家的调研结果与老百姓的感知却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为什么会这样? 　　陈君石：这是两方面的原因。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媒体，但是有的媒体抓新闻的时候并没有去求证。比如说地沟油事件，是湖北某位专家在说，媒体就报道了。那位专家说：每年有两百到三百万吨的地沟油上了餐桌，你出去吃十顿饭的话，起码有一顿会吃到地沟油。这个话确实不是媒体发明的，但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媒体要再问一句：你根据什么?后来有人问这位专家了，这位专家就把话收回去了。 　　另外一个方面，科学家并没有勇敢地跟媒体交流。我可能属于顾虑少一点的人，我知道我们单位40岁左右、或者将近50岁这些人，是最重要的人，是最掌握情况和数据的人，他们跟我说：害怕媒体。正好在SARS后疾控中心有规定，要采访的话，必须先给办公室发一个文件，说有什么问题要采访请您安排，假如媒体三天之内能够得到回应，那就已经是不得了，也许根本就石沉大海，因为办公室接到的采访要求多得不得了，食品安全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这个是媒体和科学家的问题，当然中国的事情没有政府主导是不行的，所以食品安全问题，第一条就是要政府主导。 　　现在，政府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讲话。比如地沟油事件，即便是调查清楚了，也没有部门出来讲话，很有意思。北京市工商局曹中生处长已经研究地沟油两年了，我请他来《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论坛》发言，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来。可是北京市工商局并没有站出来把这个事情澄清一下，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发表一个声明也好，说明一点情况也好，有很多形式可以采用的，但却什么也没有做。政府缺位。 　　现在有了食品安全法以后，政府已经有所改变。但是食品安全法写的是信息发布，指的是政府进行信息的发布。可是我们现在强调的风险交流不是单向的，消费者有问题要找到人来问，是一个双向的。所以叫风险交流或者风险沟通。 　　按照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说法，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平台没有建立，他说“我是站在中间的，我一边是科学家，一边是媒体”，他深深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平台没有建立。 　　食品安全事件 沟通是难点 　　搜狐健康：目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最大的难点是沟通问题吗? 　　陈君石：应该说现在政府很努力在实施食品安全法，尽管我们的分段管理体制非常不理想，但是各个部门都很努力在做，而且卓有成效，特别是在样品检测上。比如，有报道说圣元奶粉有激素，卫生部组织专家三天之内就搞定，五六家实验室共同采集上百件样品，把非常难检查的激素一下子查清了，然后发表了婴幼儿性早熟跟圣元奶粉没有关系的报告。 　　首先圣元奶粉事件不应该成为食品安全问题。所谓圣元奶粉事件，就是有报道说在湖北发现三个婴幼儿性早熟，然后因果关系马上就建立了，说由于吃了圣元奶粉。其实这根本不是性早熟，后来专家会诊的结果是“这三个小孩属于假性乳房早期发育”，专家名单在卫生部网站上都有，可以查。问任何一个小儿科医生都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本来不该跟任何食品发生关系。即便真是性早熟，也没有理由和奶粉联系起来，激素水平跟孩子的妈妈有关系，跟孩子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吃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所以要说圣元奶粉事件是食品安全事件实在很冤枉，兴师动众。 　　但是媒体越炒越厉害，然后北京也开始报道有个别病例了，别的奶粉也卷进来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卫生部决定还是要站出来。卫生部发布了信息之后，这个事情平息下去了，但是圣元损失了二十个亿不说，在纳斯达克股票大跌。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对我们国产奶粉，特别是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信心越来越少。现在出国的旅游团，没有个一团不在国外购买奶粉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对食品安全太没有信心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产品有问题，三聚氰氨的问题三鹿有，其他大品牌也都有，这是事实。但是后来的呢?像圣元的问题，确实是冤枉了，这是无中生有。 　　搜狐健康：类似这种老百姓认为的“食品安全事件”出现以后，谁应该是负责跟媒体，跟老百姓去沟通的那个人? 　　陈君石：这次事件，卫生部按照食品安全法他履行了职责，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开了调查结果。但是仅此而已，并没有发布更多的足够的科普材料去向老百姓宣传。 　　政府需要有专门机构做食品安全风险教育 　　搜狐健康：您觉得理想的食品安全沟通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一出事儿，大家就看到政府在辟谣，可大家已经不再相信了，越辟谣越怀疑，再加上专家都是躲着走的，媒体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的声音，老百姓现在就觉得“十面埋伏”。您觉得在理想的食品安全沟通机制下，大家应该各处在什么样的角色上?如果出现了问题，老百姓应该问谁?找谁解决? 　　陈君石：政府要提供食品安全方面的科学信息，不单单是发生一个事情，就发布一些信息。在没有发生问题时，就要有预防性的来给大家讲讲问题。理想的状态下，政府要有专门的机构做这件事情，有专门的人员，当然还要有投入，这是国外有的。我们五龙治水也好，多龙治水也好，目前没有一个部门提供专门的食品安全风险教育。 　　作为科学家，当然需要一个团体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会害怕，科学家怕媒体，这是一个事实。但要是有一个团体的话可能就容易沟通一些。 　　媒体他需要有一个正规化渠道，假如有一个平台，让媒体有问题可以去问，消费者当然可以从媒体那儿得到比较科学的消息。 　　当然这个跟中国老百姓文化知识水平也是很有关系的。美国每年都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去年发生了花生酱沙门氏菌污染的问题，十几二十个州，大概九百多个病人，还死了几个人，可是美国消费者没有引起任何恐慌。美国政府每天发布花生酱召回的品牌，召回了大概几百上千个品种的花生酱产品，但老百姓并不是所有的花生酱都不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话，那肯定所有的花生酱都卖不出去了，所以跟老百姓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也有关系。 　　民间应该建立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平台 　　搜狐健康：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食品沟通平台的话，这个平台可以做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 　　陈君石：刚才讲了政府要加强。出现食品安全事件时，一定要有人站出来，而且这个人一定是固定的人，那就是政府。 　　民间也需要一个平台，一个由科学家来去构建的平台。当然一切都要畅通，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要做到食品安全信息畅通交流，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现在需要迈出这一步。 　　搜狐健康：这个民间平台面向哪些人群?它能够做哪些事情? 　　陈君石：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论坛》上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需要有一个民间的科学家平台，他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权威的食品安全方面的科学信息。比如反式脂肪酸到底对中国人有多大危害?反式脂肪酸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可是现在媒体报道把反式脂肪酸变成毒药，认为是灾害性的，这是大大地夸大了。在没有正确引导之下，就给消费者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概念——植物脂肪是不好的，动物脂肪反而是好的。所以有的面包房马上打出广告来了：我们的蛋糕都是动物脂肪做的，这个误导是十分严重的。动物脂肪有什么?有胆固醇。但是现在宣传导向变成了动物脂肪没有问题，反而变成好的，其实动物脂肪是比氢化植物脂肪更不好。所以假如说有一个平台，就能把类似这样的很多事情讲清楚。 　　搜狐健康：相当于给大家提供一个传播科普知识的平台，它更多的面向媒体，面向大众，还是面向政府? 　　陈君石：都要面向。政府也需要科学信息，政府部门里的公务员不可能了解这么多的科学信息，假如说有这么一个平台，就可以给政府也提供信息，当然也给媒体和大众提供信息。中央台说了咖啡伴侣有反式脂肪酸，有人很喜欢喝咖啡，但是不敢用伴侣了。其实问问油脂专家就知道了，咖啡伴侣用的是高度氢化的植物油，高度氢化就是反式脂肪酸很少了，氢化不完全才会形成反式脂肪酸。所以类似这样一些问题，需要有一个平台告诉老百姓，反式脂肪酸不是好东西，我们要避免，不要吃太多，但是另一方面动物脂肪也不好，还是要食物多样化，还是要合理搭配。 　　搜狐健康：这个平台能起到事前预防，事后救火的作用吗? 　　陈君石：当然这是理想的，现在是步子还没有迈出去。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的的话，可以给媒体提供一些既有来源、又公平公正的信息。 　　搜狐健康：可能会有人这样想：这个平台的出现，是为了安抚老百姓，让大家觉得食品安全现状好一点，甚至是起到一个“危机公关”的作用。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怎么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陈君石：肯定会有人这样想。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取决于谁来建设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工作以后，这个问题用不了几个月就能识别出来。到时候看是在做危机公关，还是在老老实实做科普宣传?是不是确实在提供一些科学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不是确实有来源，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公正的，是不是客观的?哪些人来参与这件事很重要，特别是知名的有发言权的科学家来参与非常重要。 　　老百姓要学点食品安全知识保护自己 　　搜狐健康：对于食品安全现状，管理部门总是处在救火状态当中，如果想改变这种状态，除了食品要更安全以外，老百姓也需要更理性，对每一个关心健康的人您有一些什么建议? 　　陈君石：还是我的老三条。上面说到的我们失掉的那20分不是一天就可以改变的。所以老百姓还需要学会保护自己。 　　第一条，食物多样化。反式脂肪酸也好，农药残留也好，不会所有食品都是一样的。都说韭菜里面容易有农药，那你就不要天天吃，一礼拜吃一次就没问题了。食物多样化以后，就把风险给稀释掉了。 　　第二条，买食品还是要买名牌。当然三鹿奶粉事件以后，很多人质疑名牌也不可靠。应该说选名牌要选真正的名牌，经过时间考验的名牌。追溯三鹿的历史，它是没有多少年的。不管怎么样，买名牌很重要，最好要到大的超市去买。现在大超市里面很多食品都有品牌了，豆腐过去没品牌，现在也有了，生的鸡翅膀也有品牌了，慢慢蔬菜逐步也有品牌了。农贸市场肯定风险要大，但绝对不是说不能去农贸市场，去农贸市场可以买到更新鲜的，你半个月一个月去一次还是可以的。冒一定的风险，但也不是危险很大，只是相对于大的超市而言，农贸市场的风险肯定要大。 　　第三，学会一点科学知识。经常有人用洗涤灵洗蔬菜，据说可以减少农药残留，还有人说拿清水泡可以把农药泡掉。尽管洗涤灵不是有毒物质，但也是化学物质，不是食品。用洗涤灵洗蔬菜，农药残留也许洗掉一些，但是洗涤灵残留又会进去，拿一种化学物质对抗另外一种化学物质绝对不可取。还有什么臭氧给蔬菜解毒，那都是忽悠人的。把蔬菜在水里泡半小时，维生素和矿物质会被泡掉不少，得不丧失。 　　假如你担心买回来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最好是用机械的办法，用流水去洗，水龙头不要开太大，在流水下用手去掳。农药残留绝大部分都在表面上，这种方法应该可以去除很大一部分。 　　吃剩的饭菜一定要等凉了再放冰箱，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一定要重新彻底加热。诸如此类的常识一定要学一点。因为消费者确实是看不出来蔬菜有没有农药残留，但还是可以学会一些常识来保护自己。 　　现场提问： 　　圣元事件： 　　健康时报刘永晓提问：刚才说了很多圣元的事，我是最先报道圣元事件的记者。今天您谈到沟通问题，有一个细节，在文章发出来之前我把整个文章给一个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个专家看，但是他给我明确回复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懂，我没法发表声明。但是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之后，公布专家团，我提到的这位专家也在里面，而且事后给圣元做了很多解释，这点让我非常疑惑。 　　陈君石：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我前面讲到了，现在40几岁的专家，不愿意面对媒体，能躲就躲。第二，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事情，所以他确实没有发言权，随后他被委托任务去组织检测，去搜集材料，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信息发布出来。事实上，在食品安全研究领域，确实没有人去研究食品当中的激素问题，食品安全方面有农药专家，有各种污染物专家，有重金属专家，但确实没有人研究食品当中激素问题，因为人类的身体里都有激素，抓一块肉，弄一杯奶，检出激素是正常情况，但需要区别外来激素和内在的激素。 　　刘永晓：这个事情报出来卫生部给结论用了13天时间，给出结论之后从媒体到民众一直在质疑，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陈君石：圣元奶粉肯定不会有添加激素的，而且奶粉添加激素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要加三聚氰氨，它是有道理的，有利益在里面，但加激素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想不通的。 　　刘永晓：奶牛如果用激素催产，可以让它产出更多的牛奶。 　　陈君石：那个激素跟这个激素是不一样的。 　　“蘑菇增白”事件 　　记者提问：关于蘑菇增白剂的问题，您认为是塑料袋、塑料盒等包装造成的二次污染，但是很多媒体说是商贩用漂白粉洗过，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陈君石：报道中说小学生发现市场上的蘑菇90%以上有增白剂问题，我对这个话实在是高度怀疑。有增白剂不稀奇，关键是90%，不能说拿到十个样品检测，结果就说是90%。政府抽检了几百个样品之后，结果一钱不值，人们已经先入为主了。 　　记者提问：如果某种添加剂不能起到更多有利的作用：比如色素，除了让食品更漂亮以外，没有太多的益处 比如面粉增白剂，除了让面粉更白以外，也没有太多的益处 这些既不能增加食品的营养，又不是食品存储、运输等环节必需的，从风险获益比的角度考虑，这类添加剂的存在是否是多余的? 　　陈君石：没有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政府批准的每一种添加剂都是经过非常严格评价和检验的。所有化学添加剂，专家评审的时候，除了安全性以外，还要看它的效果，用了以后有什么不一样。不是卖添加剂的人说有用，而是用添加剂的食品企业来证明它是有用的。现在老百姓的口头禅就是：一种食品里有十几种添加剂，我一天吃十种食品，就吃了一百多种添加剂，听起来很“恐怖”。其实，如此少量的食品添加剂，进入人体后很快就新陈代谢出去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在量方面政府的规定是非常保守的，比如说一种话梅被曝光糖精超标，这个话梅当然不应该再买，但实际上它对健康是不会造成影响的，因为规定的最大使用量是很保守的，即便是超过了一点，也不会达到影响健康的量。 　　我的个人观点是——假冒伪劣的食品并不等同于不安全的食品，假冒伪劣是汪洋大海，太多太多了，其中只有极少数是确实不安全的。 　　食品违规添加物 　　记者提问：现在还有违规添加的情况，不应该添加到食品中的东西也加进来了，比如滑石粉被掺进了面粉。 　　陈君石：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难讲清楚的问题。现在政府越加大力度打击食品中的非法添加物，老百姓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就越深。对专家来讲很清楚，三聚氰氨、滑石粉都是非法添加物，跟合法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完全是两码事，可是消费者觉得，凡是往食品里加的就是添加剂。而且政府没有对食品添加剂做更多的正面宣传。我深深地感觉到，要消费者跟专业人士对添加剂有同样的认识，这个有点难。 　　面粉增白剂事件 　　记者提问：食品添加剂、转基因食品的一些相关规定，感觉我们好像借鉴了很多美国标准。但是，美国标准就是正确的吗?同样有人质疑美国的转基因食品规定，质疑美国在食品添加剂、抗生素残留方面不够严格。相对来说，欧盟的做法更加谨慎，我们为什么不效仿更为谨慎的呢? 　　陈君石：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首先是国际标准，食品是很少见的、有国际标准的商品。汽车没有国际标准，电视机没有国际标准，但是食品安全是有国际标准的，是160几个国家共同讨论制定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我们首先是参考国际标准，美国的体系跟我们体系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很大程度上不会参照。美国和欧盟的食品添加剂允许使用名单都比我们多得多，所以不能说欧洲一定是比美国的更严格。 　　对于当下争论比较多的面粉增白剂，说欧盟禁止使用，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欧盟代表处回答这个问题的原话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人来申请，所以我们就没有批准。假如有人来申请，当然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于中国，如果现在申请一个新的面粉增白剂，我会认为没有必要，不批准是完全可以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已经在标准中的添加剂拿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出于安全性的问题，还有什么理由把一个添加剂从标准中拿掉?是因为不需要?据说有一个报导说现在只有1%的面粉企业在使用过氧化苯甲酰，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取消好了。但事实上不是，要不然怎么会有几十家企业上书，反对取消过氧化苯甲酰?他的东西肯定是卖出去了!卖给谁用了?当然是面粉企业用了!

我国政府部门在食品风险交流这一环节上，还有待改进。&rdquo 在今天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ldquo 第七届两岸三地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研讨会&rdquo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指出。 　　陈君石认为，食品监管的目标是控制风险。国际通用的食品风险分析框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三部分组成。其中，风险评估是由专家完成的，这种评估不受政治、经济、饮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评估的结果放之四海而皆准。风险管理是政府行为，是政府部门基于专家的风险评估结果，作出的立法、修改标准、勒令食品下架等决策。所谓风险交流，则是政府部门把风险评估的结果、风险管理的决策告知媒体、公众、食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对象。目前，我国建立了覆盖31个省区市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完成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 　　针对食品风险交流，陈君石建议，各级政府设立风险交流部门，给予人员、经费支持，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使专家的风险评估信息准确地传达到媒体、公众那里，消除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陈君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是我国食品毒理学学科创始人之一。 　　4日，某媒体发表文章，称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四成儿童铝超标”。对此，陈君石今日亲自编发微博辟谣：“该报道内容严重不实，以讹传讹。” 　　该媒体在当日发表的文章中称，陈君石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讨会上透露“中国四成儿童铝超标”，此观点引起不少家长的关注，并举例长沙某位家长前几天带孩子去医院做相关检测时发现，省内多家知名医院都没有儿童血液中铝是否超标的检测，记者随后还展开相关调查。 　　对于此报道，陈君石在微博中透露，由于上周一直在出差，他并未接受该媒体的任何形式采访，其媒体助理也未回答该记者的问题，他认为该报道严重失实，更批判其“以讹传讹”。陈君石还表示，关于部分食品铝超过PTWI值而不是超标的情况，将会给出正式报告来解答群众的疑虑。

近期，农夫山泉陷入“标准门”事件，去年白酒行业则发生塑化剂风波，有相当一部分舆论认为这是由于标准缺失造成的。4月18-19日在北京举行的2013年国际食品安全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认为，这些事件并没有反映出我们的标准缺失，因为没有必要每一种食品都制订单独的标准。他强调，食品安全管理的核心是风险控制，监管必须放弃“抽样、检测”为主的方式，而应升级为“过程监管”为主。 　　陈君石院士表示，并不是说现有的标准多么齐全和完美，但这些事件并没有反映出我们的标准缺失。比如白酒塑化剂事件，假如我们今天制订了白酒塑化剂标准，那么明天是不是还要制订红酒或洋酒的塑化剂标准?现有的关于食品中塑化剂的监管法规，卫生部相关文件和食品安全标准里面的包装容器的塑化剂溶出标准完全可以监管白酒中的塑化剂问题。 　　“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但是必须零容忍。”陈君石院士说，弊病明显的分段管理体制应该取消了，今后的监管必须放弃“抽样、检测”为主的方式，而应升级为“过程监管”为主。 　　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局长Alan Reilly教授指出，全球食品贸易为消费者带来了许多好处，也给监管部门带来新的挑战，尽管食品业应承担起生产安全食品的首要责任，但政府部门也应该在国家食品安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爱尔兰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建立从农场到餐桌的综合食品安全控制制度尤为重要。该制度覆盖了包括饲料生产、初级生产、食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在内的产业链全过程。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食源性、水源性与环境疾病事务部传播副主任Dana L. Pitts在发言中指出，美国CDC作为唯一一个跟踪食源性疾病的国家级机构，以全天候24小时的工作制止和防止突发危害爆发。 　　目前美国CDC已经成为公众疾病与政府机构和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系统之间的重要纽带。她表示，当前公众对政府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而CDC的核心就是通过平常的工作来控制并减少爆发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同时在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时候能够及时将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更大的伤害。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孙宝国教授认为，老百姓对食品安全问题不满意，对国产食品的安全性缺乏信心，造成这种影响的根源是中国目前人人关心食品安全，但并没有形成人人维护食品安全的社会气氛。 　　他强调，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需要传递给消费者科学、准确的信息，以免形成误解。他还呼吁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尤其是热点问题，非该领域的专家应该慎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在27日召开的&ldquo 食品安全标准与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rdquo 上表示,食品安全文化和食品安全并不是完全相干,食品安全文化关系到消费者行为的根本改变,&ldquo 正如禽流感疫情突袭,需要禁止活禽交易,而南方省市甚至香港地区根本无法实施这一举措一样,消费文化需要一定改变。&rdquo 食品安全标准与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现场 　　陈君石表示,当前,在食品领域存在着很多掺假行为,虽然很多食品掺假行为并没有危害,其中食品安全标准问题是关键。据他介绍,中国的食品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各不相同,重叠领域有大约5000项,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于这部分重叠的监管盲区进行了清理,其中食品产品标准由原来的799项减少为79项,食品包装标准由原来的269项减少为22项。 　　此外,陈君石表示,目前,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已经与国际社会接轨,尤其是在标准种类、数量等方面基本保持一致。中国在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由一个&ldquo 沉默的观察者&rdquo 变成了现在的&ldquo 积极参与者&rdquo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君石强调,目前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关键点在于各个标准制定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是否能够相互合作、共同促进,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问题。此外,中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能力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ldquo 食品添加剂在中国被妖魔化了，规范使用添加剂不会危害身体健康。&rdquo 昨日，中国首届One Health研究国际论坛在广州召开，论坛由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杜克大学(美国)主办，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办。我国著名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演讲时说，&ldquo 中国食品安全总体合格率达到90%，北上广达95%。&rdquo 他透露，2015年前，中国或将完成唯一一套强制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制定，结束以前存在3套国标的状况。 　　演讲一开始，陈君石说，当前人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ldquo 我们还能吃什么&rdquo ，实则是因对食品安全问题存在诸多误区的结果。他认为，微生物引起食源性疾病，即致病性细菌污染的食品才是食品安全的头号敌人，但在国内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排在第二位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化学污染，如农药残留、重金属等。第三是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最后是食品掺假/欺诈。他厘清，&ldquo 零风险在食品安全上是不存在的，但从监管来说我们要零容忍。&rdquo 　　&ldquo 吃了一口面包，就担心吃了9种食品添加剂。&rdquo 陈君石说，中国消费者对于食品问题最担心的是添加剂，一些商品包装上往往以&ldquo 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rdquo 等字眼为噱头吸引消费者，实则并非如此。&ldquo 食品添加剂在国内被妖魔化了。&rdquo 他认为，食品添加剂和非法使用添加剂是两个概念，界线很重要。&ldquo 真正由食品添加剂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rdquo 　　&ldquo One Health&rdquo 旨在改善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各方面跨学科协作和交流的全球拓展战略，要求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医生和兽医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最佳健康的目标。国内演讲专家包括钟南山、赵国屏、徐建国、陈君石4位中国院士以及知名教授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最近一项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显示，我国平均6个半人中就有1人次罹患食源性疾病。 　　“食源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头号食品安全问题，面向全体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十分紧迫。”陈君石4月14日在由中国科协召集的《食品安全宣传大纲》编制工作启动仪式上说。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凡是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病原体使人体患上感染性或中毒性的疾病，统称为食源性疾病。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年)》要求建立起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长效机制，形成政府、企业、行业组织、专家、消费者和媒体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在2015年年底前将社会公众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知晓率提高到80%以上，中小学学生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知晓率提高到85%以上。 　　“食品安全是民生大事，党和政府高度关注。不论是食品安全常规问题还是突发事件中，科学共同体都要发出权威声音，科学引导公众。《食品安全宣传大纲》编制工作专家指导组和编制起草组的同志要围绕纲要要求，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说。 　　据悉，《食品安全宣传大纲》编制完成后，将于6月中旬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上发布。

我国食品产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我国食品安全科普面临哪些问题？如何破解？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在2023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了上述问题。　　关于我国食品产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陈君石表示，食品产业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发展，创造更营养、更健康的新食品是发展趋势，食品工业向营养健康方面转型是大趋势，在转型过程中要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陈君石强调，向营养健康的转型，不仅仅是减盐、减油、减糖三方面，还应该创造更多新技术、新原料用于食品产业的发展，比如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添加的母乳低聚糖HMO，如果能够用细胞工厂来生产，那么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增加产量。　　关于食品安全方面，陈君石表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食品安全大有改观，稳中向好，基本上已经没有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陈君石也同时指出，由于现阶段我国食品产业生产结构相对落后，所以食品安全问题依然需要长期关注，食品安全防控理念需要更新，监管模式需要升级。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我国食品科普面临哪些问题，应如何破解？对此，陈君石表示，谣言和误导的信息是很强大的，而且是持续的，针对谣言和误导的科普，只靠自然科学家是不够的，参考国际上的经验，科普还需要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多方共同参与，组成一个团体，有针对性的进行策划。　　“辟谣是必要的，不辟谣是不行的，但是若要靠辟谣来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要提高消费者的基本科学知识。” 陈君石表示，当人们的基本科学知识提高后，能自己辨别谣言和误导信息的时候，才能不信谣，不传谣。

8月17日，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办的“中国西部第六届营养与健康学术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食品安全首席专家陈君石畅谈了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现状，“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而是要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以炭烤食品为例，烤制过程中会产生多环芳烃，这是响当当的人类致癌物。”一开始，陈君石就用新疆特色小吃烤羊肉串为例，向参会专家们解释了食品安全风险可控的含义。“可由于烧烤类的食物中致癌物质含量低，人们的食用量又远远小于主食，不会影响到生命安全，所以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个不安全的食品”。而所谓食品安全问题，就是指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 　　陈君石表示，15年前中国食品的合格率仅为50%-60%，如今已经达到了90%，在一些发达城市，甚至已经高于95%。“食品安全的发展总体趋势是好的，根本不用谈吃色变”。 　　同时，陈君石也表示，我国的食品安全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猪的饲料里添加瘦肉精、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方便面里有塑化剂等事件见诸报道后，让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一直处于高热化。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全国各地也一直在从各方面加大监督、检测力度。 　　早在7月26日举行的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组组长杜秦瑞曾提到“应将保障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民生和民心问题”。 　　就此问题陈君石认为，近年来，随着自治区对重点食品行业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发现我区部分生产经营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负责人的意识不强、违法生产加工和经营伪劣食品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尤其是城乡个体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店等存在规模小、设施差、流动性大、管理不规范、诚信自律意识较弱等一系列问题，这已成为新疆食品安全事故高发领域。 　　而全疆基层食品检验人员严重匮乏,监管力量明显不足，大部分地、州、县检测机构缺乏必要的检测设备和手段，导致新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预警等工作基础薄弱，这些成为我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真正的食品安全不是监督、检测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陈君石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50万个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不包含餐饮行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食品企业，存在食品生产分散、生产流程不规范等众多原因，导致食品行业缺乏诚信，公信力降低。 　　“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陈君石说，任何一种检测方式都有针对性，“如果不知道添加了什么东西，就很难检测出来”。所以，真正的食品安全要从源头抓起。 　　“现在就要求我们所有食品的菌落指数都不能超标、所有的防腐剂都是按照规定使用，是不可能实现也不现实的。”陈君石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变化、社会化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会将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原标题：　2013年国际食品安全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 　　陈君石：没必要每种食品制订单独标准 　　新京报讯 (记者林文龙)近期，农夫山泉陷入“标准门”事件，去年白酒行业则发生塑化剂风波，有相当一部分舆论认为这是由于标准缺失造成的。4月18-19日在北京举行的2013年国际食品安全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认为，这些事件并没有反映出我们的标准缺失，因为没有必要每一种食品都制订单独的标准。他强调，食品安全管理的核心是风险控制，监管必须放弃“抽样、检测”为主的方式，而应升级为“过程监管”为主。 　　陈君石院士表示，并不是说现有的标准多么齐全和完美，但这些事件并没有反映出我们的标准缺失。比如白酒塑化剂事件，假如我们今天制订了白酒塑化剂标准，那么明天是不是还要制订红酒或洋酒的塑化剂标准?现有的关于食品中塑化剂的监管法规，卫生部相关文件和食品安全标准里面的包装容器的塑化剂溶出标准完全可以监管白酒中的塑化剂问题。 　　“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但是必须零容忍。”陈君石院士说，弊病明显的分段管理体制应该取消了，今后的监管必须放弃“抽样、检测”为主的方式，而应升级为“过程监管”为主。 　　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局长Alan Reilly教授指出，全球食品贸易为消费者带来了许多好处，也给监管部门带来新的挑战，尽管食品业应承担起生产安全食品的首要责任，但政府部门也应该在国家食品安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爱尔兰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建立从农场到餐桌的综合食品安全控制制度尤为重要。该制度覆盖了包括饲料生产、初级生产、食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在内的产业链全过程。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食源性、水源性与环境疾病事务部传播副主任Dana L. Pitts在发言中指出，美国CDC作为唯一一个跟踪食源性疾病的国家级机构，以全天候24小时的工作制止和防止突发危害爆发。 　　目前美国CDC已经成为公众疾病与政府机构和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系统之间的重要纽带。她表示，当前公众对政府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而CDC的核心就是通过平常的工作来控制并减少爆发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同时在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时候能够及时将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更大的伤害。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孙宝国教授认为，老百姓对食品安全问题不满意，对国产食品的安全性缺乏信心，造成这种影响的根源是中国目前人人关心食品安全，但并没有形成人人维护食品安全的社会气氛。 　　他强调，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需要传递给消费者科学、准确的信息，以免形成误解。他还呼吁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尤其是热点问题，非该领域的专家应该慎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6日说，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尚缺乏科学、正确和客观的了解，所以我们需要传播一些基于科学的认识和一些应该采取的措施。 　　陈院士是在6日召开的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十周年座谈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比如消费者普遍关心的是食品当中存在的化学性污染，像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以及环境污染物等，对”真正第一号的食品安全问题“由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反而比较忽视。”陈院士说，这说明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缺乏科学、客观的认识。 　　他介绍说，2006年召开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论坛”,邀请了14位学术界、政府部门着名专家做报告，“从农田到餐桌”详尽阐述了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食源性的疾病和食品添加剂，以及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和贸易发展等问题。 　　“这个论坛办得比较成功。但一次论坛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办一次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论坛，让人们听到食品安全领域更多正确、科学的声音。”陈院士说。 　　他认为，食品当中有各种各样危害，这是普遍存在的。从政府层面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控制它的风险，而不是消除危害，因为完全消除危害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要把风险控制到可接受的程度。 　　“科普方面，不是说食品安全方面的书少了，而是真正基于科学的、站得住脚的、有一定权威性的科普着作还比较少。我们确实应当提供更多科学的信息，提倡从科学的角度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陈院士说。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从2009年11月底转基因抗虫水稻获得农业部颁发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至今，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舆论热议的话题之一。对于目前公众对转基因作物安全的种种疑问，国际知名食品安全专家、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陈君石院士认为需要及时澄清一些不实传闻，告诉公众有关转基因、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方面的知识，让公众准确了解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实际情况，避免因而受各类传闻的影响，使公众陷入某种认识误区。 　　一、天然食品不等于就是安全食品 　　任何一个农作物新品种的诞生都是基因改变的结果，这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为什么没有人质疑杂交水稻新品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传统的杂交方式是安全的，而人为的基因改变就是不安全的，同样的误解也出现在对食品添加剂的认识上，即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就是安全的，而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就是不安全的。事实上，天然的食品添加剂中也有有毒有害的，而化学合成的经过科学评价的照样是安全的。对于转基因作物来说，基因改变的数量远远低于传统的杂交育种方式，在基因位点的选择上也更为精确。 　　二、没有零风险食品存在 　　食品安全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没有一种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零风险的食品安全是不存在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不安全食品有明确的定义，即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有毒有害物质，一个是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这两个关键词必须同时并存，才能构成不安全食品的事件。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包括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很常见，关键在于含量，有毒有害物质只有达到一定的量，才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例如，对于国家允许使用的农药，我们不是规定食品中农药残留等于零，而是规定食品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只要不超过限量就是合格的，超过了是不合格的。国家在制定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含量标准时十分慎重，一般加上100倍的安全系数，超过标准的食品都是不合格食品，不允许出售。所以要进行风险评估。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非法使用的、超标的都是不能进入市场的。比如，之前发生的苏丹红事件中，苏丹红就不是政府批准的饲料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所以把苏丹红放到鸭饲料中从而进入鸭蛋是非法的，政府对其予以坚决取缔。 　　三、转基因食品不构成食品安全问题 　　按照食品安全定义，一方面转基因食品不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更不要说量的问题，所以说，转基因食品并不构成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开发有一整套严格的监督管理程序，在生产方面，也有确定的生产规范和严格的管理要求，这和其他传统产品的生产是一致的。

近日，一则&ldquo 千余吨转基因菜籽油流入中储粮总公司的国储库&rdquo 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报道中没有明说转基因菜籽油不安全，但是在当前质疑和反对转基因的舆论中，无疑增加了一般消费者对转基因菜籽油安全性的担心。本网站最近刊出的罗云波教授和时雨的署名文章清楚和科学地阐述了国储库将进口(转基因)菜籽油与国产(非转基因)菜籽油混在一起这一错误行为的性质是&ldquo 假冒、不伪劣&rdquo ，不涉及对消费者健康的安全问题。 　　我（陈君石院士，以下不再标注）这里想讨论的是媒体的另一发&ldquo 炮弹&rdquo &mdash &mdash 进口菜籽油基本是转基因，目前仍无能力检测分辨。这则颇具杀伤力的新闻对广大老百姓至少有两方面的误导作用，一大一小。小的误导是：尽管新闻中说的国储库不具备检测转基因菜籽油的能力是事实，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相关转基因食品管理部门(农业、质检)都不具有这方面的检测能力。我国现有的整套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办法中就包括了检测技术，并且检测水平完全可以满足&ldquo 把关&rdquo 的需要。大的误导是：国储库的错误并不是由于没有检测能力，而是工作中的明显失误。按规定国储库在收进任何一批货物(如，菜籽油)是必须索取货物的凭证，包括来源、品名、批号等等。如果不是有意而为之，要发现进口或转基因菜籽油是很容易的，完全没有必要靠十分昂贵和费时的实验室检测 国储库也没有必要花大量资源来建立这方面的检测能力，如果有需要，完全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来检测。放大一点，当前我国的舆论已经把老百姓引导到主要依靠检测来保障食品安全的误区。 　　顺便说一句，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当局也应该尽快将现行的过于依赖抽样、检测的监管模式，改变为以过程监管为主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下，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 　　最后声明，我不是完全否定抽样、检测，在我国当前情况下，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和证据，恐怕还是不能或缺的。

p 　　近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新增选院士名单。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成立于1983年11月，是非政府、非政治和非营利性的国际科学组织，致力于支持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一般从发展中国家的著名科学家中选举产生，外籍院士从发达国家的著名科学家中选举产生。截至目前，全球共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302人，分布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医学、工程科学、社会和经济学等十大领域。此次共有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37位科学家入围，其中有7位来自中国大陆。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2/uepic/1474a772-04ec-4064-8303-3ab24cb66bf0.jpg" title=" 朱永官.jpg" alt=" 朱永官.jpg" / /p p 　　朱永官，1967年8月出生于浙江桐乡，生态环境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永官于1989年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 1992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 1998年获得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2001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2002年回国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同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04年至2012年担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中国唯一的科学顾问 2009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 201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长期从事环境土壤学和环境生物学研究。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2/uepic/4c68d1ba-d1dd-44d2-a281-ae7cd85d6cb1.jpg" title=" 陈军.jpg" alt=" 陈军.jpg" / 　　 /p p 　　陈军，1967年9月出生于安徽省宿松县，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先进能源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陈军于1985年考入南开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 1992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 1999年从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入日本工业技术院大阪工业技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2002年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05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010年担任国家973纳米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2014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17年至2019年担任南开大学化学学院院长 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9年破格提拔为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主要从事无机固体化学的研究。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2/uepic/a55e66a6-7217-4d19-a9b1-cb09afd284a8.jpg" title=" 郭烈锦.jpg" alt=" 郭烈锦.jpg" / 　　 /p p 　　郭烈锦，1963年出生于江西省遂川县，工程热物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79年郭烈锦考入西安交通大学锅炉专业，1989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热能工程博士学位后在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多相流与传热研究室任教，历任助教、讲师、教授。1992年进入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历任分室副主任、副主任、主任。2003年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2003年担任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2010年筹备成立了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2012年担任煤的新型高效气化与规模利用协同创新中心主任。2017年11月28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郭烈锦主要研究内容为高效洁净能源-动力系统及热-功转换过程内部多相流动与传热传质规律 油气开采及混输过程中多相流热物理理论与关键技术 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高效优质转化与氢能规模制备与利用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2/uepic/6a2d9a5e-7e10-4d02-8685-9ccb68e01c97.jpg" title=" 朱美芳.jpg" alt=" 朱美芳.jpg" / 　　 /p p 　　朱美芳，女，1965年8月出生于江苏如皋，纤维材料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朱美芳考入中国纺织大学化纤系，先后获得工学学士、硕士学位 198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中国纺织大学高分子材料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 1995年至1999年由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与东华大学联合培养，并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1998年至2005年先后担任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 2004年至2006年兼任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5年至2009年担任东华大学副校长 2009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17年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美芳长期从事纤维材料的功能化、舒适化和智能化研究，取得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2/uepic/27a1ba11-b64f-4fbc-91fa-5f5bbe7c27e5.jpg" title=" 赵国春.jpg" alt=" 赵国春.jpg" / 　　 /p p 　　赵国春，1961年8月生于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讲座教授，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赵国春1985年从原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1988年获得长春地质学院硕士学位 2000年获得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香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2年起，历任香港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2014年当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 2017年受聘为西北大学的讲座教授 2018年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地球科学奖 2019年7月晋升为香港大学讲座教授 2019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春主要从事变质岩石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超大陆研究。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2/uepic/5009ac17-fc9f-4455-a835-8dcb36628f55.jpg" title=" 杨彤.jpg" alt=" 杨彤.jpg" / /p p 　　杨彤，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讲席教授。杨彤教授长期从事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研究，特别是在双曲守恒律方程组和动理学理论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双曲守恒律，他与刘太平教授合作引入了新的广义熵泛函—后被称为“刘-杨泛函”，并建立了一个圆满的适定性理论，这一新的思路已被同行应用及推广到其他的数学领域。他的学术贡献还包括动理学理论的流体力学现象、边界层理论和高雷诺数极限等。 杨彤教授共发表超过170篇期刊论文，担任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的合作主编(2013-2017)，是 Kinetic and Related Models 在2008年的创刊主编之一，目前还是其他三个学术期刊的编委。杨彤教授获得的奖励和荣誉主要包括：2018年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年获裘槎(Croucher)优秀科研者奖，2004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海外与港澳青年学者合作基金，1998年获华人数学家大会晨星银奖。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12/uepic/ada8272a-2ee4-4914-9fd2-cda020447757.jpg" title=" 蔡荣根.jpg" alt=" 蔡荣根.jpg" / /p p 　　蔡荣根，1964年9月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蔡荣根1985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物理系，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95年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的研究领域是引力理论和宇宙学，主要研究方向是黑洞物理，引力的基本性质，超弦理论和宇宙学等，在国际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汤森路透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奖。主要从事引力理论和宇宙学研究。 /p

今年两会期间，食品安全又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这几天有多位媒体朋友联系我，请我评论。由于刚从国外出差回来，我还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但他们所提的一些问题确实十分重要，我决定对收集的几个问题陆续进行回答。 　　记者问题：关于机构改革 　　在3月10日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最受民生关切的领域，您如何评论这次改革的方向?作为科学家，您认为新的监管体制还能采取哪些举措，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答：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能调整，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好事，这表明新一届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要从体制上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能整合，这与国际惯例又接近了一大步。我相信相比之前的“分段管理 ”格局会有比较大的进步。然而，我还有点担心将标准(卫生部)与监管(食药总局)分离的体制仍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标准与监管分开，从道理上讲是对的 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国情，则弊大于利。这几年的教训，例如：“白酒塑化剂”事件，足以说明问题。

陈君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是我国食品毒理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 　　■ 对话动机 　　77岁，陈君石仍在坚持工作。这个走路飞快、说话简洁的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领域是食品安全。 　　近年来，接连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考验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陈君石写博客、开微博，在公共论坛上发表自己对各种热点食品安全事件的看法，呼吁公众科学、理性看待食品安全问题。 　　不过，他常遭遇“拍砖”。“中国现阶段食品安全事件不可避免”、“地沟油不可能大批量流向餐桌”等观点，甚至被认为是为一些政府部门监管无能开脱，为无良企业脱罪。 　　今年6月11日，陈君石从“两院院士大会”会场匆匆赶往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并根据今年的主题“共建诚信家园、同铸食品安全”做了发言，不想再次引发一场风波。他6分钟的发言，绝大多数人记住了一句话：“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是全世界监管力度最强的国家。” 　　一语激起千层浪，网友反复转发、评论，并一度从质疑，转变为个别网民的人身辱骂。 　　6月14日，陈君石发表长微博，但不是道歉，而是重申观点。 　　6月15日，陈君石接受新京报采访，称发言虽然受到广泛质疑，但见此言已引发更多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和辩论，仍感欣慰。 　　“食品安全不是管出来的” 　　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是企业，企业不讲诚信，政府投入再大，也管不过来 　　新京报：一语激起千层浪后，你又发了长微博，重申“我国是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最强国家”这一观点。为什么屡遭“拍砖”，还要这样坚持? 　　陈君石：我想我的微博已经讲得很清楚。从政府重视的程度、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各项专项整治、每年对食品的常规检测力度、样本数量，基层食品安全信息员的人数等指标来看，中国的监管力度的确是世界最强的。同时，我国的部分食品安全标准，比如微生物标准、菌群总数国标等，比发达国家要严格得多。另外，从全国监督执法的队伍来看，现在公安部门也专门设立打击假劣食品的队伍，这在其他国家是“少有的”。 　　但是，“监管力度最强”不等于“政府监管已到位”、不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正相反，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食品安全问题，而且还很严重，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链条尚未形成 多个监管环节存在漏洞，监管缺乏科学性，监管过程不够透明等。 　　“监管最强”不是我11日发言的重点，但很遗憾，少有人能耐心看完我发言的全文。所以，我只能重申、解释我的主要观点。 　　新京报：如你重申中所说，一方面是在政府重视、标准、常规检测力度、队伍配置上“最强”，另一方面监管仍存在诸多漏洞。这是否意味着，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标准没有落实，令不能得其行，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在“走过场”? 　　陈君石：我不否认你说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但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公众希望政府什么都管，很多人把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全部归因于政府监管失职，这是不全面的。食品安全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政府监管出来的。近些年，我始终强调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企业，如果企业不讲诚信，政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监管不过来，而目前的社会舆论是任何事情都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 　　很遗憾，我的这些观点，多被舆论误解为是在替政府开脱。这几天，有网友在我的微博中留言，认为保障食品安全是全社会的事，政府、企业、科学家和媒体等等大家要共同努力，各司其职，企业诚信是一个基本环境。他所讲的“共同努力”我很认同，这也恰恰是我发言的重点。 　　食品安全事件必须“零容忍” 　　食品非法添加事件，无论是否造成健康危害，政府都应处罚 　　新京报：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从苏丹红到地沟油，从染色花椒到“牛奶门”，事故遍布多个食品行业、生产环节。这是否意味着食品企业已集体失信? 　　陈君石：不能完全否认食品行业，但食品安全问题确实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作为一个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可避免。这个观点，也多次遭到质疑，但我依然坚持。 　　中国可能有上百万中小型的食品企业，数亿农民以分散的方式生产初级农产品。大部分粮食蔬菜、水果、鸡鸭鱼肉、蛋奶都是由分散的企业生产出来的。 　　一方面是老问题，食品生产、加工、经营条件比较差、工艺落后或是没有遵守卫生操作规程，造成食品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等，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解决。另一方面，是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如禽畜在机械化屠宰过程中的交叉污染问题，滥用或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新老问题并存交织，我们很难设想，单靠政府力量，如何管控上百万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产品安全风险?相比之下，美国只有大约两万家养鸡场，大型养鸡场出的鸡蛋占总量的99%，由于集中规范生产，加上企业守法程度较高，美国政府制定的养鸡场规范甚至不监督小型养鸡场实施。因此，在讨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时，绝对不能忘记这一国情现实。 　　我还说过一句遭骂的话：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但我也讲过，政府要维护公众健康，必须对食品安全事件“零容忍”，即对于违反标准规范生产和任何食品非法添加的事件，无论是否造成健康危害以及危害大小，政府都应依法进行处罚和管理。 　　新京报：对于这样的现状，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大幅提高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维护中国的食品安全，你认为重典更关键?还是呼吁企业诚信更关键? 　　陈君石：我也在呼吁国家通过修订立法，加大对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人的惩戒力度，威慑食品企业遵守食品安全标准。但这依然只是一种监管的手段，强调企业讲诚信与呼吁政府用重典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任何一个社会最终要靠企业责任来维护食品安全。 　　“染色馒头不是食品安全问题” 　　由于对基本知识缺乏了解，(人们)对食品安全存在误解 　　新京报：你11日的发言中讲，当天早上前往院士大会的路上，有院士问你吃什么最安全。为何从普通百姓到科学家，大家对中国的食品安全不信任? 　　陈君石：目前中国食品安全信息交流渠道不畅通，甚至不正常。突出的例子是，领导了解食品安全问题的信息既非来自于农业部长、也非来自于卫生部长，而是直接来自媒体的报道。 　　不可否认，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尚不如人意，其中有些问题还很突出 但情况决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这种错误印象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管是政府官员、媒体记者，还是普通公众，也包括一部分学术界人士，由于对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缺乏了解，对食品安全问题存在诸多程度不同的误解。 　　新京报：哪些食品安全事件被公众误读了? 　　陈君石：比如去年上海的“染色馒头”事件，是假冒伪劣问题，不是食品安全问题。“染色馒头”是用了政府批准的添加剂柠檬黄来生产假玉米馒头，从颜色看起来像玉米馒头，其实没有玉米，以此来冒充欺骗。柠檬黄是一种比较安全的食品、药品着色剂，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在1994年就给了它一个很宽容的每日安全摄用量。柠檬黄加在汽水中是合法的，但加在馒头中是非法的 因为国家食品添加剂标准中没有允许在馒头生产中使用柠檬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假冒伪劣事件，但在人们的头脑中，都认为是个食品安全问题。 　　这类问题还有很多，染色花椒、假红酒、假鸡蛋等。假鸡蛋的原料基本都是食品添加剂，有些也许用的是工业级而不是食品级的，但不能被称为“有毒”。上述假冒伪劣食品占了很大比例，这些都是恶劣的违法行为，无论是否构成健康危害。 　　“科学家有责任告诉公众真相”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科学家要说一些官员不敢说的真话 　　新京报：去年年初，你组织过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论坛，有嘉宾说地沟油提纯的成本很高，而且味道刺鼻，不可能大量流回餐桌。此言招来诸多质疑。 　　陈君石：根据当时能看到的证据和我们对地沟油的了解，我和其他人是讲过地沟油不大可能流向餐桌的话，我要道歉。后来，公安部破获了这样的案子，这是事实证据。这也说明，制造假冒伪劣食品的手段越来越奇异，远远超过科学家的假设。但地沟油是否如舆论所说，大量地流向餐桌，我们仍缺乏科学证据和事实证据。现在很多人说，只要我到外面吃饭，就会吃到地沟油。但果真如此吗? 　　新京报：6分钟的发言，只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和质疑，可曾料到? 　　陈君石：起码，这些骂声引起更多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我的观点有机会呈现到更多人面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独立判断力还远远跟不上。一些指责政府的声音，哪怕说得不对也是好的 作为科学家，我的责任包括告诉公众科学的真相，引导大家理性看待食品安全问题。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科学家要说一些官员不敢说的真话，如果我的观点和骂我的那些人一致，我就不必要再出来说话。

食品安全问题何以无解? 　　—— 专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君石院士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个包袱。政府目前正集中精力对付此事，可惜阴影不散。7月，“三聚氰胺”死灰复燃，再现江湖，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的产品被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500余倍，举国哗然，说明食品安全工作异常艰巨，随时可能出现反复风险。在此前后，一些疑似食品安全与卫生事件接连发生，我们的食品供应环境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困局难破，食品安全症结何在?中国面临的情况究竟有多么棘手?本刊记者就此问策于中国工程院陈君石院士。陈院士是一位权威的食品安全专家，他的主要工作是旨在帮助政府更好地提高监管效率。 　　打不败的三聚氰胺 　　《南风窗》：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屡次重出江湖。政府官员表态说“要一查到底，要坚决打击”，为什么又无法令行禁止? 　　陈君石：政府不可能知道2008年产生了多少非法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怎么可能掌握所有这些信息?当时三聚氰胺主要问题是出现在婴幼儿配方奶粉上。国家质检总局的统计，我们差不多有200家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业。美国有多少?只有4家。那普通奶粉企业有多少家?不知道。我相信政府也不掌握这个情况。不仅是政府不好发现问题，小企业本身就会出问题，这些小企业的素质就摆在那儿的。 　　国家质检总局有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们大型食品企业虽然少，但市场占有率非常高，这是事实。但几十万小型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虽然低，出点问题就够了，用不着都出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中小型企业尽管所占份额不多，他们生产的东西我是不吃的，你也是不吃的，要进北京的大超市也是进不来的，但是很多老百姓还在吃，很多地方都在吃。这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这绝不意味着政府不该监管，消费者要求政府加强监管是天然合理的，但你也得考虑切合不切合实际。只有生产者依法生产、依法养殖、依法种植，我们的问题就少了。 　　《南风窗》：大家的困惑，是2008年“三鹿事件”中当事人依法该抓的抓了，该枪毙的也枪毙了，怎么事情到现在还没完?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陈君石：食品安全问题不会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不见了，它会和我们长期同时存在。我们有两亿多的农户，在分散地从事食用农产品的生产，食用的，或作为食品加工原料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大多是两亿多农户用分散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就我们对于农民的文化知识、素养和守法意识的了解，市场上买回来的蔬菜，要农药残留百分之百不超标，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现在检测样品的数量，不能说太少啊。在瘦肉精的兽药残留上，农业部早有规定，瘦肉精是不许用的，但你知道养猪有多么分散么?非常分散的，现在政府一声令下，所有养猪户都不用瘦肉精了?我绝不是为政府推卸责任。监督两亿多的农户，你要有多少监督员去监督啊。 　　另外一个背景，我们有50万左右的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10万元以下就盖个厂房，员工10个人以下，你说这些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还不包括餐馆，他们的素质，你就拍拍脑袋想想，使用食品添加剂都不超标，糖精都合格，防腐剂使用都合格?这也是不现实的。 　　什么时候这两个背景得到根本性改变，我们的生产就比现在要安全得多了，也就是说三聚氰胺这种事情基本上就不会有了，也不可能没有被销毁。因为显然现在是没有被销毁啊。你想想，我这个乳品企业本来就不太大，好容易生产出来了那么几十或几百吨超标奶粉，我能舍得把它销毁么?我往农民家里头一放，过一段又卖给别的企业了。政府查得过来么? 　　《食品安全法》的出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绝不是一个法就能改变整个基本状况，实施这个法比不实施好，但是不能说问题就不再出现了。三聚氰胺问题没有了，出来一个四聚氰胺，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然是不该有的，但现在是市场经济，这是能够杜绝的么? 　　食品安全是与非 　　《南风窗》：今年的海南“豇豆事件”，武汉市农业局最先曝光出来，三亚市农业部门对此“特别的不理解”，认为不应该这样做，据说按照通常做法，这种情况只限于内部通告，曝光出来“于国于民都无益”。两个部门掐出一个“潜规则”。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要曝光还是不要曝光? 　　陈君石：这个豇豆事件，应该不是太奇怪的事情。我不认为是普遍存在潜规则。假如他们说的整个行业是这样的，那肯定是不对的。“豇豆”被查处有非法使用的农药残留，当然要曝光，但问题要讲清楚，‘我们已经处理了，并未对消费者造成危害’。另外，媒体老喜欢说“毒豇豆”，在我们医学上这个毒字是不能随便用的，毒的就是说吃了要中毒的。其实这个所谓的“毒豇豆”，吃了也不会中毒，因为含量没有那么高。你要光说这个豇豆不合格，不说“毒豇豆”，消费者的神经不会崩得那么紧。 　　《南风窗》：今年的“农夫山泉”事件，也有人指是潜规则作祟。三亚工商局也承认了错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君石：检验是不应该出错的，但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检验机构啊?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分段的监管，检验机构也分散在各个部门，而且现在检验机构是越来越多，工商局本来是没有实验室的，现在也要有了，因为管流通环节啊。这些实验室跟我们食品生产企业一样，他们的素质，有很棒的，有中不溜的，当然也有很差的。 　　海南的这次检验肯定是有问题的。假如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背景的话，技术上发生点差错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工作都会出错，当然它绝对不应该出错，而且是代表政府出的报告，是作为执法依据的。 　　《南风窗》：工商局作为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怎么可以出错呢?你是监管者啊，这样一来，叫大家怎么对你有信心? 　　陈君石：起码他有一点没有做到，就是复查。这个是有规定的。曝光以前，应该复查，这个环节是必须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第一次检测就是对的。这个事件，先不管他技术水平怎么样，就是工作程序就没有对头，这个责任是逃不了的。就是工商局的责任。(没了下文)当然了，应该有所交待，咱们都讲透明度。 　　《南风窗》：“五常香米”最近也是闹得人心惶惶，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产量，厂家往普通米里掺香精，以次充好。 　　陈君石：假如真的是加了香精，那这是个弄虚作假的问题，不等于食品安全问题。香精是可以食用的。我不赞成把假冒伪劣的食品和不安全的食品划等号，我承认假冒伪劣食品中有一部分确实是不安全的食品，但绝大部分假冒伪劣食品不构成安全问题。假鸡蛋，吃了没问题。五常的香米，也是。 　　假冒伪劣不等于不安全食品，我这个观点到目前为止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打假是食品安全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农业部去打假，卫生部去打，司长要去打假，部长也要去打假。 　　《南风窗》：就是说我们在用对付食品安全问题的精力和投入去对付假冒伪劣食品，杀鸡用了牛刀? 　　陈君石：假冒伪劣跟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理和对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划等号以后，一是无形中夸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数量，本来没有这么多问题，你假的也算进来，问题就多了。第二，处理打假是谁的责任?处理食品安全又是谁的责任?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充其量工商部门应该介入，农业部、卫生部有他们的职能，应该集中力量去管好职能范围内的食品安全问题，我觉得卫生部去打假就是不务正业。 　　妥协出标准 　　《南风窗》：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清理整合进展怎么样? 　　陈君石：我们有横向的标准，比如污染物的标准，添加剂的标准，农、兽药残留的标准等，纵向的有乳和乳制品的标准，肉和肉制品的标准等，多得不得了，不可能一天之内全部按《食品安全法》完成清理，出台新标准。 　　现在第一个乳和乳制品标准已出台了，第一套66个标准公布了。多么艰苦啊，从2008年末就开始了，国务院直接指令的，乳和乳制品的标准一定要先清理整顿。讨论了一年多，开了不知道几十次的会。我要说60次可能还少了，仅仅是专家会。还有不同层次的会，因为不是一家说了算，我们很复杂，是分段管理。 　　现在出一个标准就难得不得了。标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一定是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观点，到最后只能有一个标准，怎么不妥协呢?不妥协就出不来标准了。妥协就是折中，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 　　《南风窗》：打架怕是难免的。 　　陈君石：讨论必然打架。今年年初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就打破了原来的食品卫生标准体系、质量标准体系，全打乱了，这么一个多部门组成的审评委，下面分了十几个专门委员会，一类标准由一个分委员会来评审。这个机构已经成立，而且开始运作。除了乳和乳制品66个标准，今年年底以前还有几个要出台，大概都是横向的标准，就是适用于各类食品的，食品添加剂、农药、兽药残留、污染物等，横向标准打架可能性会少一些，影响面又大，就把它放在前面了。本来计划是在两年之内把所有标准都清理整顿完毕，但是很多专家认为太冒进了，做不到。 　　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个很快的事情。现在叫做食品安全标准，也就是与食品安全无关的质量指标应该不纳入，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容易。我是管质量的，我愿意放弃么?这次媒体最为关注的乳和乳制品标准，生乳蛋白质含量从2.95%倒退到2.8%，这个指标跟安全性没多大关系。有什么必要制定生鲜奶的蛋白质标准?我作为企业，愿意收购什么样的就收购什么样的，让企业决定不好么?收购来2.8%的和3%的做出来的奶粉都一样，只是价格和成本不一样，从安全角度来讲没区别。可是，管生鲜奶的部门就坚持要设这个标准。最后就妥协了。 　　还有脂肪，干嘛要定乳的脂肪标准?现在很多人愿意吃脱脂奶了。但是这次我们的标准中就规定了。《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是安全标准，但跟安全无关的质量指标，原来是存在的，现在要把它拿掉，你说难不难? 　　《南风窗》：您参加会议，有提什么建议? 　　陈君石：我去听听，也讲了几句话，结果遭到某些专家的攻击。我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脂肪标准不是安全指标。那可不得了，这些专家搞了多少年的乳制品，就说你可不要把我们这个乳制品行业给毁了。我有这么大能量么?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只不过别人讲得比较含蓄。 　　监管部门思想不端正 　　《南风窗》：您怎么评价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状况? 　　陈君石：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表现在监督员之多，监督频率之高，抽检样品之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现在看重终端产品抽查，这是最落后的监管模式。到这个时候了你来管他，没用了。食品安全监管，开始全世界都是做终端监管，后来发现不解决问题，还得从过程抓起，先进国家现在主要都是过程监督，监督企业的生产过程。 　　《南风窗》：过程监管在中国行不行得通? 　　陈君石：难度很大。我们有50多万中小企业啊，放到美国也没办法过程监督。那么多的企业，大的本来不太需要监督 小的，也监督不过来。这要一步一步来。首先要思想端正，现在监管部门思想上并不端正。你看QS这个标准，本来是“质量安全”，摇身一变，变成中文说是“生产许可”。生产许可就是一个过程许可，我许可你生产，是监督生产过程，不保证你产品合格。可是现在QS贴在了每一个产品的包装上，这不是一个笑话么? 　　本来应该放弃国家担保企业产品的质量。政府干嘛要保证你这个产品质量啊?但在终端产品包装上还贴上了，变成政府对你每个产品都负责任，政府都许可?但这是政府规定，必须贴上，不贴就不许卖。所以说这是矛盾。 　　历史上，QS和免检是一个性质，都是国家来担保。这本来是企业的责任，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食品安全法》写得非常清楚，政府干嘛去包?本来过程监督是响当当的事情，政府发个证书就完了，如果出了不合格的产品，我就狠狠地罚你。 　　生产许可证仅仅是第一步，然后要有生产的规范，监督员进厂检查，要看他遵不遵守规范，而不仅仅是抽样检查。但是，企业按不按规范，我怎么知道，我就看你的生产记录，我突然来了，你不可能重新编一个记录吧?国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过程监督比抽样检查要先进得多，更科学，也更省劳动力。 　　过程监督最大的阻碍，还是认识问题，我们已习惯于终端产品抽检为主，如果真的减少终端产品抽检，很多实验室就没有活干了。

11月21日，在四川省领导干部食品安全专题培训班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透露，目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正在筹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构，专门开展风险交流工作，及时向公众发布权威信息。明年年初，这个部门的网站即将运行。据悉，本次培训班是全省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专题培训班。 　　2011年10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每年中心会根据风险等级、危害程度等设立优先或应急评估项目。目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正就成立交流部门做内部讨论，“并准备联系一批专家，不挂靠任何机构和企业，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明年年初，这个部门的网站即将运行。”同时，他建议市、县两级政府需根据监测指标进行分工监测，并及时通报信息。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评估专家、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董关鹏对培训干部说，事件发生时，政府官员应重视应急、迅速处置事件造成的影响。然而不能轻视沟通，不能忽视新闻发布会。“只有政府部门提供足够的真实信息，才能让小道消息无法流传。”他建议各地食安办及领导都开设官方微博，及时实时发布事件最新进展。 　　去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将反式脂肪酸纳入到优先评估项目中，陈君石表示，“反式脂肪酸不是好东西，但没必要过度恐慌。人们纷纷转向动物油、把植物油打倒，但实际上动物油中的胆固醇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远大于植物油中的反式脂肪酸。” 　　目前，反式脂肪酸已经过专家委员会第二次讨论通过，即将向社会公布。陈君石透露，“总的来说，中国人吃得不多，抽样调查得知，中国人反式脂肪酸的平均摄取量为总能量的0.3%，远低于其他国家，而国际标准是1%。但是随着中国人膳食的逐渐西方化，也应该引起重视。”

3月25日，雀巢食品安全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旨在加强其在中国的食品安全研究。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雀巢集团首席执行官保罗· 薄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陈君石出席了食品安全研究院揭幕仪式。 　　雀巢首席技术官斯蒂芬· 凯茨凯斯表示，由于全球食品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因此，需要掌握世界不同地区与食品安全测试方法、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有关的专长，这是雀巢决定在北京建立食品安全研究院的原因。 　　雀巢食品安全研究院将与相关机构紧密合作，致力于为食品安全政策和标准奠定科学基础。具体包括食品安全问题早期管理，以及与本地高校、研究所和相关机构就食品安全问题展开合作。雀巢研究院还将促进科学交流，帮助开展食品安全培训项目。 从左至右：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雀巢集团首席执行官保罗· 薄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陈君石 　　雀巢首席技术官斯蒂芬· 凯茨凯斯认为，研究院的成立不仅彰显了雀巢集团致力于食品安全的决心，同时，它也将成为雀巢在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闪光点。&ldquo 毫无疑问，雀巢食品安全研究院将为雀巢集团的股东和中国社会在创造共享价值方面做出贡献。&rdquo

《食品安全法》实施3年，“分段管理”已呈现四大弊端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君石：食品安全多套 标准“打架”给监管“带来很大麻烦”，分段管理导致资源浪费、重复监督等问题 　　看到白菜想到甲醛、吃虾想到明胶、吃着鸭血狐疑是猪血……中国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如同对中国股市的态度，连年一蹶不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食品安全究竟怎么了?事实真的那般糟糕吗?究竟是食品安全的标准定低了?抑或是食品生产者亦中了社会的流毒，对法律没有畏惧、道德没有底线? 　　陈君石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团成员，国际生命学会中国办事处主任 美国康奈尔大学营养科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中国毒理学会名誉理事长等。 　　厉曙光 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理事，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中国毒理学会理事，上海市营养学会理事，上海预防医学会理事兼食品安全与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FDA保健食品审评中心评审专家，卫生部新资源食品评审专家等。 　　食品安全问题难点在于三套强制性国家标准互不通气 　　将多套国家标准整合成一套 　　东方早报：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如何构成? 　　厉曙光：按照我们国家标准化法的规定，我国产品标准分为国家、行业、地方、企业四级标准，前三级标准又可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多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我国食品安全(原称食品卫生)相关标准涉及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农业部、轻工部、商务部等制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其中有些标准还存在相互矛盾和重叠的现象。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现在由卫生部牵头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清理整合成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今后只有一套强制性标准)，保证人的健康是最终目的。 　　东方早报：制定这个标准的难点在哪里? 　　陈君石：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今后我们国家只有一套国家级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叫做《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我们要把正在实施的多套国家标准，进行清理整合，成为一套强制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而我们的难点就在于我们现在至少有三套同样都称为“国家标准”的标准：一套是根据《食品卫生法》，由卫生部主导的《食品卫生标准》，由来已久 第二套是由国家质检总局主导的《食品质量标准》，根据的是《产品质量法》 第三套是农业部主导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根据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除此以外，还有各种行业标准里面的强制性执行条款。这三套标准都是国标，具有强制性，其间矛盾显而易见，因为不是一个部门制定的，互相不通气，规定的内容不一致，给企业和执法都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新标准须向WTO成员国通报和解释 　　东方早报：三套甚至多套合成一套，那岂不是要逐条作梳理? 　　厉曙光：我国涉及食品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多达数千项。我曾经参加过食品包装材料标准组方面的讨论，时间很紧，工作量也非常大，对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标准，一项一项讨论，讨论的目的就是把各个标准进行比对，梳理出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多部门、地区的反复协商，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该取消的取消，该合并的合并，该整理的整理，最后要整理出一个新的标准，新的标准草案需要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还要向WTO成员国通报和解释，最终形成新的标准。以往一个标准的讨论制订到颁布可能要一年甚至更长，所以现在的工作量很大。 　　陈君石：是的，那意味着不属于安全内容的部分应该把它排除掉，只保留安全和健康有关的内容放在新的这套唯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里。比如现在的乳品新国标中，被媒体炒作得最多的是66个标准之一的生鲜乳标准，其中又以蛋白质含量指标为最。根据新国标，在生乳标准中，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每100克生乳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50万调至200万。有人据此将所有66项标准评价为全世界最落后的乳品标准，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攻击它的根据之一，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其实蛋白质含量是一个明确的质量标准，而不是安全标准，因为这点差别对消费者健康不会有任何影响。 　　中国人不喝生奶，生鲜乳被乳品企业收购后加工成各种各样的乳制品，根据每个企业的需要，它的产品的蛋白质含量是不一样的。生鲜乳的蛋白质含量主要影响收购价格，蛋白质含量高就收购价格贵一点，最后上市的价格也贵一点，反之也一样。而做成婴幼儿配方奶粉或者普通奶粉，或者不管是什么样的奶粉，这跟生鲜乳的蛋白质含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奶粉中的水分会蒸发。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这个生鲜乳的标准不应该进入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是，它进来了，这就是妥协的结果。 　　厉曙光：一般说不属于标准的那部分就是检测方法了，检测方法也是有一个标准的，比如我们规定奶油蛋糕里的大肠杆菌、细菌总数、致病菌等，但检测这些菌数方法的参照标准一般不会放在标准里，而是放在附录里，这样可使标准简洁些。作为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只涉及食品安全的指标，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指标。而其他方面的指标应由推荐性的产品标准来规范。 　　生鲜乳66个标准是妥协的产物 　　东方早报：为什么生鲜乳标准不应该纳入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陈君石：收购来的生鲜乳不是直接喝的，与消费者健康无关。成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政府就把自己套上了，显得很被动。这个问题完全应该是企业行为，而不是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该管的。在国外，按照蛋白质含量高低分级，按照菌落总数多少分级。乳品公司到养奶户收奶，蛋白质高的牛奶多付钱，跟安全风马牛不相干。 　　东方早报：据说现今这套乳品标准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陈君石：这一套66个标准制定的过程，一共开了60多次“专家”会议。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次?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单单关于生鲜乳标准的会我就开了多次。 　　我说标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有两层意思：第一，不同部门、单位、专家对是否有必要制定生鲜乳标准，看法不一，来回讨论多次，最后妥协，那就同意制定吧。第二，标准是协商的产物，但我要强调，在保障健康方面，绝不能妥协。新标准的制定是基于科学依据，在能够保障健康安全的前提下，以兼顾国情和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如生鲜乳中蛋白质含量2.8克～2.95克相差0.15克对健康和食品安全不造成任何影响，而且大家一天三餐要吃大约70克蛋白质，纠结这不到1克的蛋白质没有意义。同时，又考虑到国情，如果定2.95克，大部分鲜奶都达不到，标准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最后就定为2.8克。 　　厉曙光：制订标准的过程很复杂。比如涉及原料的标准，就有理化指标、生物学指标、感官指标、毒性指标等，都要作出相关限定。于是大家讨论，每一个指标不仅要讨论“有无”问题，还要讨论“高低”问题，“检验”方法的问题，制订的“科学依据”的问题，与其他标准“协调一致”的问题，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物理指标，一般是指其外形，比如感官上是透明的、无色的还是有沉淀的、无嗅的等都要定标准。最后，还有检测方法的制订，即怎么样来测定这各种指标，于是检测方法也要定标准。举一个例子，上海的“青团”有着100多年的历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一直没一个标准，所以相关部门就一直在起草和酝酿这个标准，每次会议讨论都很热烈，所以定标准并不是一件很轻率的事情，它既是科学决策，又是民主协商，是非常严谨的。 　　风险评估是专家纯科学的行为 　　东方早报：风险评估是否会基于各种各样的标准和权衡? 　　陈君石：不是，这是误会。风险评估是专家的行为，是纯科学的行为，专家们根据科学信息和数据来讨论，尽管有不同意见，但容易同意，不打架。而标准的制定是基于科学，但不完全按照科学来做决策，它还要考虑上述的其他因素及方方面面。 　　因为没有裁判，所以所有的标准，包括国际标准都是妥协的产物，这句话我是反复讲的。往往是通过不断的讨论来达成一致意见。按照道理来讲很清楚，是标准制定要基于风险评估的科学的依据，但是讨论的时候还要考虑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饮食习惯等因素，甚至包括各方的利益。作为牵头的部门，卫生部不可能拍板一切，这是个民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很复杂，需要从最初的标准起草开始，一直到食品安全标准的分委员会，到食品安全标准的大委员会，最后到卫生部行政上进行审批。例如，过氧化苯甲酰作为面粉处理剂(增白剂的称谓并不确切)，长期以来是允许使用的，纳入食品添加剂允许使用名单。去年，卫生部决定将它从允许使用名单中删除，并不是由于安全问题，而是有比较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没有必要使用。这就是一个妥协的例子。 　　厉曙光：实际上每一项标准的制定背后都有研究人员、高校、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的意见，大家都不能自说自话，当然，小企业希望把标准定得越低越好，大企业需要把标准提得高一些，以便能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有时可能是不切实际，或者没有必要的。但专家学者既要对人民健康负责(是首要的)，又要满足市场供应，促进食品贸易(包括国际贸易)，所以标准指标不是越高越好，而要适“度”保护，这个“度”很重要。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国外的标准未必对我们都适用。 　　东方早报：这个你能举个例子吗? 　　陈君石：就拿生鲜乳标准中的蛋白质水平来说吧。在制定国标时，蛋白质含量是定得越高越好吗?应该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考虑能不能做到。既然生鲜乳中的蛋白质水平相差0.15克/100克不影响消费者的营养和健康，这能否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个标准出台后受到攻击的一条理由是蛋白质2.8%。其实，经过农业部调查，有很大一部分收购来的牛奶达不到2.95%，如果定在这个水平，那标准就没有意义了。攻击的声音说“政府迁就落后”，但定为2.8%其实是考虑国情。但是造成的舆论是标准落后，中国人的健康不值钱，因为少吃蛋白质了。其实中国人每人每天从牛奶等奶制品里得到的蛋白质微乎其微，一日三餐多吃一小口馒头这点差别就没有了。 　　食品安全标准不统一，“立法打架”无法避免 　　东方早报：再回到多套标准的话题，若有冲突的时候该如何处理? 　　厉曙光：标准本身问题不大，肯定以国家标准为最高，在国家没有标准的时候遵循地方标准，比如“青团”只有上海有，所以遵循上海的“青团”标准。但多套标准却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是当下突出的矛盾。比如，根据卫生部门的规定，黄花菜不属于“干菜”，因此不得有二氧化硫残留，但质检和农业部门的相关标准却规定“黄花菜”属于“干菜”，可以允许其二氧化硫残留，两者相互矛盾。又如，2006年发生“多宝鱼事件”时也曾有过“标准之争”，有关部门对30个多宝鱼样品进行药残检测，发现超标药物有7种，但海洋渔业地方部门参照农业部的规定抽取了26个多宝鱼样品检测，结果却全部合格……这些事例表明，只要食品安全标准不完全统一，“标准打架”、“立法打架”、“职能交叉”、“管理重复”等问题的发生就无法从源头上得到根本解决。 　　东方早报：既然养殖这些鱼最后都是要上老百姓餐桌的，为何农业部还允许添加兽药呢? 　　厉曙光：我国允许使用的农药、兽药(包括渔药)的标准由农业部会同卫生部等制定。被检出含有的禁用渔药品种，属于农业部规定禁止使用的。这也是一些地方渔业养殖者为追求产量而违规使用，也可能存在当地管理部门视而不见的现象，当然也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多套标准最伤脑筋的后果，最麻烦的是一旦发生纠纷，牵涉到官司，往往会用不同部门的标准混淆问题的实质，就比较难了。 　　国情不同，食品国际标准不能取代国家标准 　　清理整合之后才能建立新的安全标准 　　东方早报：卫生部具体何时能将食品标准清理、整合完毕? 　　陈君石：目前的计划是2013年底。(编者注：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到2013年底，基本完成对现行1900项食品国家标准和3000余项食品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内容的清理。) 　　东方早报：除了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陈君石：先要完成清理整顿才能建立完全新的安全标准，现在主要还是清理整顿，但也要制定一些新标准。卫生部每年都公开征求新标准制定的建议。 　　标准属于风险管理不是纯科学 　　东方早报：如何理解中西食品安全的标准差异? 　　陈君石：食品是世界上少有的有国际标准的，比如，汽车没有国际标准，电视机没有国际标准，但唯独食品有，主要是从安全考虑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但是它不能取代各个国家的国家标准，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饮食结构也不一样。比如大米，是我国公众的主食之一，因此我国对大米中的镉(重金属)限量值的规定就比国际标准更严格。每公斤大米含镉的限制标准，我国不超过0.2毫克，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是不超过0.4毫克。此外，有的蔬菜的农药残留标准，我国也不同于国际标准或其他国家的标准。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不能说明标准本身的优劣。归根到底，是有害物质吃进去的多少来决定它的危害大小。 　　此外，标准属于风险管理，不是风险评估，不是纯科学。比如出口国和进口国就不可能制定出一样的标准。作为进口国，就希望把食品标准控制得很严。但如果是出口国，就希望标准制定松些，方便输出。国际标准一是指导各个国家制定自己的国家标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采用国际标准不及发达国家多 二是为世贸组织打官司时用，作为仲裁标准。总之，中外标准不可比。 　　无须“闻”食物添加就“色变” 　　东方早报：近期曝出多起添加剂的问题，每一次社会反响都很大。 　　陈君石：实际上那些添加剂事件没有影响消费者健康。至今为止，我国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事件中，根据科学的评估，没有一件是由食品添加剂引起的，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引起消费者健康的危害，或者甚至于说是潜在的危害，包括超范围和超量使用添加剂(当然这是不允许的)。所以不应该受到舆论的误导，认为“只要添加就有危害”。 　　厉曙光：很多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仍心存疑虑，闻之色变，以至于市场上很多食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频频打出“本品不含任何食品添加剂”的广告招徕顾客。但这种做法进一步将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对立起来，加大了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和偏见。 　　可以夸张地说，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今天的食品工业，更没有如今市场上如此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食品，也无法满足人们对各类食品“色、香、味”的需求，因此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或者是否意识到，食品添加剂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已经发生的诸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或多或少都与食品添加剂有关，如：鸭蛋里的苏丹红、火腿由敌敌畏浸泡、生猪饲料添加“瘦肉精”等，但在这些事件中食品添加剂本身是无辜的，关键是“添加物质”并不在“食品添加剂”的范畴内。为此，我们有必要严格区分“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添加”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对这个问题，《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这意味着，在国家食品添加剂清单中榜上有名者都是允许使用的，也是安全可靠的。只不过根据新法的规定，食品生产者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规定来使用食品添加剂，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此外，法律还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者对标签、说明书上所载明的内容负责。另外，不能制假售假、掩盖食品缺陷而使用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预包装食品应当在标签或者说明书标明所使用添加剂的品种，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可以说，这些规定为食品添加剂的规范使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证。 　　当然，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准确数量我永远记不住，因为不断有新的出来，我只记得198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好像是1000多种，现在有2300多种，将来还会不断增加。 　　分段管理导致监管漏洞不可避免、资源浪费、重复监督、重复检查 　　多部门缺乏沟通却共同管理一条产业链 　　东方早报：全国“两会”有提案说：目前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缺乏统筹规划，卫生、农业、质检、工商等多职能部门的资源不能共享、重复建设。如何解决监管部门分散、多头管理? 　　陈君石：这个我非常同意。现在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是“分段管理”，然而，任何一件真正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暴露出分段管理的弊病。比如三聚氰胺事件，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是收奶站，而非乳品加工厂，那收奶站归谁管呢?当初农业部认为是质检总局管，说这属于加工生产的环节。质检总局说牛奶还没到工厂，到了乳品加工厂才管，所以收奶站就变成没有人管。出事后，国务院规定农业部管理所有的收奶站。一条食品链是一个整体，我们分成这么多部门来管，这些部门又从不坐在一起对话，怎么覆盖整个链条呢?所以漏洞不可避免。 　　厉曙光：我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说过：标准打架的源头在法。在法制上理顺，才能在机制上理顺，现在这个机制是跟着法律走的。当然，我是从可操作性方面来看的，以面包房为例，现在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归质量技术监督局管，柜台销售食品归工商局管，店面供应饮料(如咖啡)或者现制现售则归FDA管。因此一个面包房就面临三个部门检查。而上海在市食安办的协调下，规定面包房的工厂由质监部门监管，单个面包房则由FDA监管。 　　东方早报：分段管理有哪些弊病? 　　陈君石：分段管理的弊病还表现在资源浪费、重复监督、重复检查。比如在一些大的超市，它们要被多部门监管和抽样。按理说，超市应该归工商管，但事实上有好多个“婆婆”都要监督和抽样，而且口径不完全一致，尽管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但不同的部门没有经过统一的培训，在执法当中的掌握是不一样的，再加上一些执法队伍的素质较差，情况很令人担心。 　　制定检测方法标准需要考虑多方面 　　东方早报：几个部门管食品安全比较合适? 　　陈君石：世界上有不同的监管体系模式，有些小的国家就一个部门管，比如丹麦，但这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现在的认识是应该减少监管部门，但必须保证能覆盖整个食品链。 　　全世界比较多的监管体系主要由农业部门和卫生部门组成，但在中国还有个国家质检总局，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但我作为专家不能说质检总局该不该管。监管体制也要基于科学，但也可能有比科学更重要的因素。现在分段管理的弊病很大，实施至今快三年了，问题很清楚了。 　　东方早报：厉教授，你参与过哪些标准的制定?谁最后拍板呢? 　　厉曙光：因为我是上海市地方标准起草委员会的专家，所以会参加相关部门的讨论，焦点就是标准的高低，监管者要兼顾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执行能力，以及消费者的健康。最后肯定是民主投票，个人依据专业水平、科研能力等，再由主任委员拍板，因为他是负全责的，其他人签字“同意”或“不同意”。制定全国标准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全国标准是统一的，但在制定检测方法标准的时候需要考虑。因为这牵涉很多检测仪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没有能力承担。 　　食品安全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企业要敬畏法律 　　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对法律敬畏 　　东方早报：陈院士曾表示，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能解释一下么? 　　陈君石：一句话：危害无所不在，无法消灭 风险有大小，关键在于控制。 　　食品中存在的危害会不会对人的健康造成损害，取决于吃进去的量和频率。比如，北京烤鸭的皮中确实存在致癌物：多环芳烃类。但是，由于此物质只存于烤鸭皮里，且含量很低，人们也不天天吃烤鸭，因此健康风险很低，没人担心吃北京烤鸭会得癌，也不认为北京烤鸭是不安全的。 　　其实，零风险只存在于真空中。生活中都有风险，但人们认为这种风险可以接受。可是谈到食品安全，哪怕存在一星半点儿的风险，都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科学的。科学和实际的做法是通过各种措施将风险尽可能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所以对政府来讲，不是消除危害，而是控制风险，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厉曙光：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不可能零风险，肯定会不停地出事情，问题就是出事的频率和事件的大小，这点大家一定要很清醒地意识到。从农田到餐桌有无数个环节，无论哪一个环节的哪一个人或者掉以轻心，或者想搞点破坏，马上就会出问题。关键是要控制重大事件，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的事件或者系统性事件。 　　东方早报：我国号称有“百万大军”监管食品安全也不能保证安全? 　　厉曙光：第一不可预测，第二不可能天天查。举个例子，一个区有将近500家企业，监管人员只有30多个，两个监管人员一组，就算一周不休息，一天也至少要跑5家。现在一出事情老百姓就说监管不力，我能理解，但食品安全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不能仅仅依靠监管，而是要让食品生产企业有一种对法律敬畏感，对社会和消费者的责任心。 　　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发生全国性的食品安全事件 　　东方早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真的如报道的那么糟糕吗? 　　厉曙光：没有。比如中国人的寿命。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5岁，我们现在吃了那么多 “有问题”的东西，就上海而言，男性82岁，女性84岁。所以，没那么糟。 　　东方早报：那为什么现在给老百姓感觉却那么糟糕? 　　厉曙光：我前面说的从农田到餐桌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差错，但不是全国都在出差错，在资讯时代，无数个环节里面某一个省、某一个市、某一个县、某一个村、村里面的某一个人在做这事情，就会发生一件“全国性”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食品生产违反标准，无论有无影响，必处置 　　东方早报：我们要对什么零容忍? 　　陈君石：强调“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绝不等于政府对食品安全保障没责任了，可容忍超标现象和违法行为。尽管，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但是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也是不可或缺的。政府有责任通过监管将食品中的危害控制到对消费者健康没有不良影响的程度。做到这一点，政府就要组织科学家对食品中存在的危害进行科学风险评估，再根据评估结论来制定控制措施，包括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还要通过监管来保证这些措施的落实和实施，以达到风险处于可接受的水平。 　　例如，食品添加剂是食品生产加工所必需的，但超量使用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政府就要组织专家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工艺必需性等进行科学评估 若通过评估，则以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形式规定其使用范围和量以及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政府相应的监管还要对每种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使用进行监管。在食品生产中超范围或者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属于违反标准，无论是否危害健康，政府部门都要处置，乃至处罚。对待人为的非法添加，比如三聚氰胺，这是不允许用在食物中的，只要添加就属于违法，政府要严厉打击，杜绝这种违法行为，这就是零容忍。

仪器信息网讯2023年11月2日，由国际食品保护协会（IAFP）主办，各大研究中心及企业联合赞助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CIFSQ）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此次会议主题是“促食品安全，筑健康未来”，并以其交流的国际性、知识的专业性为特点，汇聚世界多个地区和国家的监管机构、科学家、行业高管、技术专家和学者，就当前食品安全面临的核心问题、挑战展开讨论，探索解决方案，并交流食品安全在科学研究层面、包括智能技术在内的各种技术最新进展以及卓有成效的最佳实践，以期在提升食品安全的行动中发挥作用。多名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登台分享他们对食品安全最新进展的见解，其真知灼见必将引起全球人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对于解决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推动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社会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我国提高食品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尽快实现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也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会议现场会议伊始，国际食品保护协会执行总监Lisa Hovey、CIFSQ大会名誉主席葛志荣、国际食品保护协会主席Tim Jackson、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为大会致辞。国际食品标准专家、食品法典委员会前秘书长Tom Heilandt主持致辞。国际食品标准专家、食品法典委员会前秘书长Tom Heilandt主持致辞国际食品保护协会执行总监Lisa Hovey致辞CIFSQ大会名誉主席、原国务院参事、原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葛志荣致辞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心(CFSAN)食品安全高级科学顾问Tim Jackson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总顾问陈君石致辞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刘兆平、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BfR）主席 Andreas Hensel、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副部长 José Emilio Esteban、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心(CFSAN)代理主任 Donald A.Prater等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做了食品安全前沿报告。大会报告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主持。报告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 刘兆平报告题目：改进中国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的学习与实践报告人：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BfR）主席 Andreas Hensel 报告题目：数字化前沿：食品和饲料安全 报告人：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副部长 José Emilio Esteban 报告题目：借助科学创新和增加透明度提升全球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报告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心(CFSAN)代理主任 Donald A.Prater报告题目：展望未来：美国 FDA 的最新动态 报告人：JBS集团全球食品安全和质量保证主管 Alfred Almanza（线上）报告题目：利用品牌重建提升和改进食品公司食品文化报告人：Romer Labs亚太区总经理 Yong Wee Liau 报告题目：创新发展的罗玛实验室 报告人：玛氏公司首席食品安全科学家及全球食品安全中心负责人 Boris Bolshchikov报告题目：以主动型策略保障食品安全 - 玛氏实践大会报告结束后，分别开展了食源性疾病、可替代蛋白质革命：推进新兴食品行业的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领导力与创新三个主题论坛并举行圆桌讨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这是民生问题，亦是社会问题。本次会议的顺利开展，给相关部门提高了更有针对性、更管用、更务实的方式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有效缓解食品安全问题在社会上引起的恐慌，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心、放心，甚至参与到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阶段的监督中，促进食品安全发展。更多会议信息敬请关注仪器信息网后续报道。

会引发智力发育障碍 膨化食品是主要来源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最近，专家通过近几年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的数据和对加工食品中铝含量的专项监测，取得了11类食品6000多份的监测数据。数据显示，我国四成儿童铝摄入量超标。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昨日在北京召开研讨会，针对食品安全中出现的风险和问题展开讨论，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工程院院士陈君石透露了上述监测结果。 　　陈君石说，铝含量较高的食品，主要就是面粉及其制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每人每周铝的(安全)摄入量是每公斤体重2毫克，而监测发现全国人群中有30%多的个体超过了2毫克，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4-6岁的儿童。对儿童来讲，他们的面制品摄入量可能不是很大，但是按照公斤体重算，他们最主要的铝摄入量来自于膨化食品。 　　铝的过量摄入将会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有一定影响，此外，还会引起婴幼儿的神经发育受损导致智力发育障碍，而含铝添加剂在我国的食品加工当中应用比较广泛，约有十几种。 　　陈君石说，数据显示，北方人膳食铝的平均摄入量是南方人的4.6倍，北方各性别年龄组人群膳食中铝的平均摄入量均超标，其中4-6岁年龄组最高，为安全摄入量的2.6倍。卫生部已按专家建议发布公函，对调整13种含铝添加剂的使用向社会征求意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统一 　　全国现有4916项食品标准，由10个部委分头制定 　　新京报讯 我国现有多达4916项强制性食品标准，今年起将全面清理、整合，由国家卫计委统一公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除之前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多头制定、多头监管的弊端。 　　日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成立50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竹天介绍，我国现行的，有标准编号的强制性食品标准，多达4916项，散落在农业部、原卫生部、质检总局等10个国家部委，难免出现一些标准之间重复、矛盾或缺失的情况。 　　2009年实施的国家《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然而由于此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处于多部门分段监管状态，食品标准由一个部门进行清理、整合，遇到不少困难。 　　最近，国务院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备受争议的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环节分段监管职能，得到整合。同时，国家确立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与执行分立的格局，明确由国家卫计委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公布，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除种植、屠宰环节以外、食品安全从生产线到餐桌的整链条监管。 　　国家卫计委食品与监督局副局长陈锐此间介绍，今年起至2015年，全面清理整合现有食品标准。制定并公布统一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作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 　　目前我国已成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其秘书处设在卫计委直属机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王竹天介绍，机构改革前，原卫生部已公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302项。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国家卫计委将公布200余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包括4项重要的基础性标准，即《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标准》、《食品添加剂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和《食品经营通用卫生规范》。 　　对话 　　“食品出事后无法再推诿” 　　记者：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食品安全领域的部门职能调整很大，你如何评价这次改革?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君石：这次国务院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职能整合，与国际惯例又接近了一大步，起码打掉了过去“分段监管”链条上很大的空隙。今后食品在生产、流通、餐饮环节出了安全问题，不会再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 　　不过我还有点担心，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卫计委)与监管(食药总局)分离的体制。比如，“白酒塑化剂”事件，白酒的标准，应归原卫生部制定 白酒的监管，则是质检总局的任务。当白酒中被检出塑化剂后，监管部门讲，我国没有白酒中塑化剂最高限量的标准。但制定标准的部门说，我国对食品中含塑化剂已有一系列的标准和法规。我认为，白酒也是食品，完全可以参照现有食品中塑化剂的标准进行监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记者：那你认为，怎样才是最理想的? 　　陈君石：我认为如果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和监管职能在一个部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也讲到，机构改革不是一步到位。但现在起码迈出了一大步。 　　记者：你认为新机构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才能尽量避免地沟油、三聚氰胺这样让公众担忧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陈君石：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农产品分散种植、畜牧产品分散养殖的现状，需要改变食品加工企业小、散、乱的现状。只要有这个背景存在，就不可能指望几年之内，我国不再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希望分段监管职能整合后，食品生产过程的监督能得到加强，震慑食品企业遵守食品安全标准。任何一个社会，最终要靠企业责任来维护食品安全。 　　另外，我要强调一点，食品安全零风险不存在。政府的监管，是要将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在公众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

每一起关乎食品安全的事件，必将引发一轮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讨论。 　　今年4月农夫山泉“标准”之争的不断升级，究其根源，便是由国内食品安全标准乱象肇始。 　　食品安全，标准先行——这已是业界的共识。因为，一个科学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既是衡量食品安全问题的标尺，亦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卫士。 　　标准更新滞后、交叉不一、矛盾重复，是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现状。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更是认为，食品安全标准混乱、不健全，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 　　因此，尽快清理标准，定分止争，是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与居民健康保护的第一要务。 　　标准之争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标准，是因为绝大多数消费者无法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来判定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的品质。如果他们对产品的基本品质没有把握，对其安全性没有信任，那就会减少购买此类产品。 　　产品标准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市场中就某种产品和服务达成了标准之后，意味着消费者只要购买此类的产品或者服务都能满足基本的安全，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甄别成本。 　　尽管标准很重要，但食品领域多套标准共存的现象普遍存在，且更新滞后。这意味着，多套标准之下，一些标准互相重复、打架，另一些重要标准却是一片空白。 　　比如，除食品的质量标准外，还有食品的卫生标准 此外，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还有一些行业标准 在国家层面上，有强制标准、推荐标准和指导标准。这些食品标准加起来大约有5000个。 　　多套标准交叉不一、矛盾重复，不仅容易引发公众质疑，更容易让行业和企业无所适从，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企业甚至会避高就低。 　　我国现有的食品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4大类，主管部门各不相同。仅果蔬这一类行业标准，就分布在农业、林业、商检、商业、轻工、供销6个主管部门。 　　再以包装饮用水为例。目前，我国共有4份包装饮用水的国标，分别是《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2008)、《瓶装饮用纯净水》(GB17323-1998)、 《瓶 (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准》(GB17324-2003)和《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GB19298-2003)。 　　除了国标外，随着包装饮用水行业的发展，矿物质水、山泉水等“概念”的包装饮用水也不断出现，一些企业开始使用企业标准生产 同时，一些地方也出台了地方标准。不同标准间出现了一些空白和交叉，造成监管难题。 　　农夫山泉的“标准”之争，正是暴露出在我国食品领域的多套标准并存的混乱现象。 　　它的弊端是，同一套标准下合格的产品，行业或企业按照另一套标准却有可能不合格。标准打架，不仅让企业无所适从，更让监管部门及研究者无所适从。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标准研究工程师颜丽发现，在农业部发布的农业标准NY/T833-2004《草菇》和原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商检标准SB/T10038-1992《草菇》中，有些地方用不同的定义各自进行归类，甚至用相反的指标进行互相矛盾的界定。 　　再以金霉素为例，在GB16869国标中，规定的残留量为1毫克/公斤，而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标准为0.1毫克/公斤。在其他标准规定中，金霉素在肉中的残留量为0.1毫克/公斤，在肝中为0.3毫克/公斤，在肾中为0.6毫克/公斤。 　　面对此种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认为，食品安全标准混乱、不健全，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现行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标龄在10年以上的占1/4，而个别标准甚至已经超过20年未修订。”他指出，历史包袱、行业利益、交叉繁琐的行政程序造成了食品安全标准的落后。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在参加4月9日第25期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时，陈君石表示：舆论所认为的“食品安全事件是由标准缺失造成的”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世界上所有市场上的食品中，只有很少部分是有标准的。 　　但他同时也认为，在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多套国家级食品标准的国家，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有。矛盾显而易见，企业苦不堪言。 　　“因为不是一个部门制定的，互相不通气，在安全指标这一共同指标上，比如，同一食品测定铅含量，若按这个标准是合格，按那个标准就不合格了。”陈君石说。 　　农夫山泉“标准”之争事件后，统一包装饮用水标准的呼声已经得到主管部门的回应。国家卫计委正在加紧对《瓶装饮用纯净水》、《瓶(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准》、《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标准进行清理，将整合公布新的包装饮用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清理工作的展开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逐步颁布各类卫生标准和行业标准。1989年，标准化法实施。其中规定，中国现行标准体系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4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分为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两种类型。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在此之后，两部有关食品安全标准的重量级法律才逐渐出台，分别是2006年的《农产品质量法》、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 　　时至今日，标准化法依然停留在1989年。“标准化法应尽快修订和完善了。”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邱宝昌对本刊记者表示。 　　如果从1980年开始算起，三十年间，中国食品标准仅有过三次大范围的颁布和修订。现行标准的标龄在10年以上的占了1/4，个别的标准甚至已超过20年未修订。根据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 　　这种局面在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颁布后，开始有了改观。 　　食品安全法确立了今后食品标准将整合成一套强制性标准，即“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可分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2009年，我国开始了食品标准的大清理工作。 　　2011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四项工作目标，其中提到：要清理整合现行食品标准,到2015年底基本完成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内容的清理整合工作 　　加快制定、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提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通用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机制，建立程序规范、公开透明、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表示，自食品安全法颁布后，卫生计生委在完成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任务——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更加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现存多套食品标准之间矛盾、交叉、重复的问题。自今年起，卫计委又开始了另一项工作——将对现行的大量食品标准清理整合，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再有任何强制性食品标准。 　　根据《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近日，卫生计生委制定公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和《食品标准清理工作方案》，全面启动包括包装饮用水标准在内的近500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的清理工作，将于2013年底完成清理任务，于2015年底前完成现行食品标准整合工作。 　　从2009年食品安全标准诞生的那一刻起，这部法律注定要解决多年来众多食品标准并行管理而带来的沉疴旧疾，这是食品安全标准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陈君石向媒体透露，按照工作步骤，标准清理正在从标准审评的专业委员会，到国家部委层面，一步一步地推进。“遵循原则是，只有惟一一套国家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 　　消费者应参与制定 　　目前，关于标准清理工作的最新消息来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该中心称，食品标准清理生产经营规范专家技术组集中召开清理工作会议，对本组负责清理的396项食品标准逐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分别提出了废止、整合修订、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等意见，截至目前，有377项食品标准得出了初步清理意见，占待清理标准总数的90%以上。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汪国钧表示，标准清理还需再提速。如涉及标准新制定和修改，还应多吸纳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公众等广泛参与，不能只被一些大户“操控”。 　　汪国钧的话在另一个层面的意思是，清理整顿过程并非易事。最大的困难就是清理整顿标准中，各部门、各位专家之间的看法不一，存在分歧。 　　“不过，最后总能通过妥协达成一致意见。”陈君石说。 　　“标准之争就是利益之争。标准低一点，就有大量企业被放进去，标准一高，一些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我们的某些标准恰恰是迁就了一些落后企业。”邱宝昌这样认为，这也是大众对标准制定过程的普遍看法。 　　对于这种观点，作为业内人士，陈君石自有他的看法：公众是被媒体误导了。起草某些标准需要企业参与，是因为企业不仅最了解生产情况，也是标准的执行者，如果一套标准出台后，超过50%的样品不合格，那这套标准还有何意义?在整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企业只参加起草，并不参与评审和最后的卫生部行政审查。 　　邱宝昌律师则认为，企业可以适当参与标准的制定，但更应该强调消费者的参与权，消费者要有票决权和知情权。要改变标准的制定被企业“绑架”的现状，就要举行多次听证，要弱化企业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对本刊记者表示，主管部门应邀请专家、消费者等共同论证，参与包装饮用水标准的制定，以确保该标准具有安全、可靠、合理、可操作性以及可诉性等。 　　“制定标准时，政府要转变职能，要由过去的保护企业利益转变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各种标准不统一和有冲突的，该废止的废止，该立新的立新。”刘俊海说。 　　客观看待中国标准 　　实际上，客观地看，食品安全标准并非被公众诟病的那样不堪。 　　正如陈君石所说：“我不认为中国标准是落后的，国与国之间的情况不同，食品标准不尽相同，不能简单、机械化地比较。标准不是越高越好，关键在执行。简单来说，我国的食品标准总体上是适用的。修订前存在多套标准，修订时参照国外标准，兼顾本国国情，这是世界通行做法。” 　　“并不是欧盟和日本的标准就是最好的。世界各国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时，都会相应照顾本国利益，保护本国的企业。”农业部渔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吴成业表示。 　　如福建省的鳗鱼80%出口到日本，但日本本土也产鳗鱼，为保护国内产业，便增加对中国鳗鱼的检测项目，制造贸易壁垒。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用什么药，所以每次都能卡住我们。 　　在我国，进口的品客薯片被查出含有禁用的食品添加剂溴酸钾，进口乐事薯片、依云矿泉水也先后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这三大国际知名企业的产品被我国判定为不合格，正是因为中国的标准在某些方面严于欧盟、美国。 　　媒体报道中，经常看到“某某添加剂在国外禁用，而中国却允许使用”，于是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落后，不能保障消费者健康。其实我们也很容易找到“某某添加剂国外允许使用而我国禁用”的例子，比如面粉增白剂。再比如，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因此中国给大米制定的指标就比欧美要严格。对于大米中镉的限量，国际标准是0.4毫克/千克，而中国则是0.2毫克/千克。 　　这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钟凯的观点，他表示，单纯地比较标准的数量和个别指标的适用范围意义不大。 　　钟凯认为，消费者总是希望制定更严格的标准，风险当然越低越好，但是好食品是有成本的。如果标准严到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都跟不上，那市场供应就要出问题，我们就要饿肚子。如果十几亿人向国际市场张开大嘴，恐怕食品价格的上涨是国民无法承受的。欧美的食品生产比我国富足得多，居民收入也比我们高得多，因此他们也更有“资本”制定更为苛刻的标准。 　　随着国力增强和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越来越重视参与国际食品法典(CAC)工作。目前中国是CAC下属两个重要分委会的主持国，一个是食品添加剂分委会(CCFA)，另一个是农药残留分委会(CCPR)。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比如大米中砷限量国际标准的起草就是由我国专家牵头。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充分肯定。 　　钟凯认为，标准在满足保护健康的前提下，高低取舍主要考量的是经济和贸易因素。在WTO的规则下有一个重要原则是“非歧视性”，简单讲就是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对待国内食品和进口食品不能用两套标准。当然，更不能把在本国超标的产品出口到标准更宽松的国家，同时也不能人为设置贸易壁垒阻止国外产品的进口。 　　例如2012年曾经出现的茶叶农药残留超标事件，由于欧盟基本不生产茶叶，他们在WTO规则下可以制定极为严格的标准，保证进入欧洲的是最好的产品。因此本质上这并非是食品安全问题，而是贸易问题。 　　“标准总是要向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标准的‘国际接轨’是指制定标准的原则、程序和科学依据要符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一味要求标准的数量与数值与国际标准的相符。”钟凯如是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枫叶染红的11月，两年第一次的全国电化学会议在苏州大学存菊堂召开，这是电化学研究领域的盛会，会议构筑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围绕电化学和技术发展中的基础问题，提出创新观点，交流学术思想，展示最新成果。此次会议得到众多的电化学领域同仁的支持，也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注册代表就达到两千五百多人，其中与会院士11名，共收到论文1800多篇。大会开幕式 阿美特克公司连续多年赞助电化学会议，此次大会共设置“普林斯顿及输力强 优秀论文奖“40名，包括了优秀墙报奖和口头报告奖，闭幕式上，陈军主任宣布了获奖名单，由特邀诸多知名教授和阿美特克科学仪器部亚太区经理杨琦女士及阿美特克科学仪器部电化学产品经理Rob Sides对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普利斯顿及输力强优秀论文奖颁发 会议期间，阿美特克公司设立了此次会议的最大展台，展示了普林斯顿最新研发的多通道电化学综合测试仪PMC,深受广大新老用户的好评。普林斯顿新产品 多通道电化学工作站PMC亮相 另外，会议上还展出PAR4000以及输力强的MODULAB等仪器，万立骏院士，孙世刚主任、陈军教授、夏永瑶教授、林昌健教授、章宗穰教授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参观了阿美特克的展台。大会副主席，电化学贡献奖得主 南开大学 陈军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 厦门大学 孙世刚教授，大会副主席 苏州大学 郑洪河教授电化学贡献奖得主 厦门大学 林昌健教授

粮食部门及不少生产企业建议在面粉中停用过氧化苯甲酰(即俗称的面粉增白剂) 　　9月12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结束征求意见，截至8月底，秘书处已收到约100条公众建议。 　　公众建议主要分为三类，其中包括建议修改标准中某些食品分类系统、修改某些添加剂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的具体指标、建议修改食品添加剂名称。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所收集意见建议将进行归类，组织专家召开专题会议，对意见建议进行逐条研究。 　　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征求意见稿)中，被人们俗称为“面粉增白剂的”过氧化苯甲酰，依然被列入面粉处理剂，这再次引来业界关注和讨论。此前，粮食部门及不少生产企业建议在面粉中停用过氧化苯甲酰。对此，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卫生部正在协调有关部门，研究撤销过氧化苯甲酰作为面粉处理剂及其相关配套政策。 　　据介绍，根据国家粮食局等提出的撤销过氧化苯甲酰作为面粉处理剂建议，卫生部多次组织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进行研究，以及撤消后处理措施的论证工作。 　　该负责人说，撤销工作涉及面广，为尽可能降低对相关产业和贸易的影响，需要妥善决定撤销政策过渡期、市售产品食品处置、产业影响、进出口贸易等配套政策。 　　“面粉增白剂”去留引争议 　　过氧化苯甲酰是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国外引进，并在面粉中普遍使用，被俗称为“面粉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在面粉中水和酶的作用下，发生反应，释放出活性氧来氧化面粉中极少量的有色物质达到使面粉增白的目的，同时生成的苯甲酸，能对面粉起防霉等作用。 　　近年来，是否允许在面粉中继续使用“增白剂”，已成为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否危害使用者的食用安全，另一方面国家是否已经禁用。 　　主张禁用过氧化苯甲酰的人认为，过氧化苯甲酰只是面粉增白剂，对面粉只有增白作用，对面粉质量无实质提高。有人甚至认为，长期食用过氧化苯甲酰可能会引起慢性苯中毒。 　　“这完全是误解。”食品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前日对记者说：“如果说面粉中使用过氧化苯甲酰会带来安全问题，必须拿出数据才能证明。”陈君石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他曾明确表示，不赞同禁用过氧化苯甲酰。 　　在刚刚结束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过氧化苯甲酰被定位为面粉“处理剂、漂白剂”，最大使用量是每公斤0.06克。有关专家表示，这一用量与过去的标准相比，没有发生改变。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限量制定标准是非常谨慎的。在这一标准下使用，不会引起安全问题。”陈君石强调，这有明确的实验数据。过氧化苯甲酰其实属于面粉处理剂。比如在烘焙面包时，能使烘焙效果更好。公众将过氧化苯甲酰和增白剂划等号，是最大的误解。 　　对于“有的国家禁用过氧化苯甲酰”说法，陈君石解释说，这其实也是误解。因为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企业申请将其作为添加剂，并不是因为过氧化苯甲酰“有毒”。很多国家都是允许使用的。陈君石认为，过氧化苯甲酰已经进入添加剂名单。“要取消一种添加剂，必须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 　　有专家透露，粮食部门或者粮食企业主张取消过氧化苯甲酰有另外的原因。在过氧化苯甲酰使用过程中，小企业往往超标添加，会使面粉看起来更白，而一些消费者误认为越白越好，这样会对大企业的销售产生压力。 　　防腐剂滥用也有风险 　　我国规定可使用的防腐剂有苯甲酸、苯甲酸钠、山梨酸、山梨酸钾、丙酸钙等数十种。广泛用作食品防腐剂，天然存在于酸果蔓、梅干、肉桂、丁香中，是一种芳香族酸，还可以作为香料添加。 　　“如果没有防腐剂，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只能吃新鲜的食品，不能长途运输，就可能造成人类食物不够的问题，还会引来食物涨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毫不隐晦地说，无论是不是化学物质，只要在适量范围内使用，就是安全的。 　　在食品添加剂名单中，防腐剂被定义为，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食品储存期的物质。随便一搜索，就能在征求意见稿中，寻找到一连串的防腐剂名称：苯甲酸及其钠盐、硫磺、山梨酸钾…… 　　“防腐剂有利于食物的保存和持续供应。比如饮料，如果腐败变质产生的天然毒素，危害性更高。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出现了用得太多的风险。所以主要的方式就是要进行严格的使用剂量的管理。”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霍军生认为。 　　“一滴香”是否属添加剂无定论 　　根据报道显示，“一滴香”的成分中含有“酶解肉膏、水解食物蛋白、氨基酸等”物质。个别餐馆使用“一滴香”作为调味品，制作米线、火锅、麻辣烫等食品，其标榜的“鸡汤”、“大骨汤”实际都是用其调制而成的。 　　霍军生说，根据目前的信息看，“一滴香”并不都是添加剂，更像复合调味料。氨基酸是添加剂，酶解肉膏也是一种水解蛋白。但是，问题是目前还不知道“一滴香”中是否还有其他物质。北京一轻高级技术学校食品检验专业主任王旭峰也表示，“一滴香”更像是一种复合食品添加剂，就像是商家知道了某一种浓汤的物质成分后，就用化学方法和香精去合成。 　　对于正规食品添加剂厂家生产的“一滴香”，王旭峰认为，只要符合国家管理规范，在烹饪过程中使用可起到调香作用，但是对于小企业生产的“一滴香”，王旭峰则提醒消费者要多加注意。 　　虽然目前还没有显示出食用“一滴香”导致伤害的病例，但是王旭峰认为，这表明，食品添加剂已经从食品加工业进入到了餐饮业。厨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不知道在使用时应该加多少剂量。这在用量的监管上提出了新的难题。 　　对于复合添加剂的监管，霍军生说，添加剂有的时候会很多种一起用，技术监督的时候就比较难。比如牛奶中的增稠剂，有单甘脂、CMC，一般不会使用一种，这样液态奶会显得浓稠。色泽光亮。“现在关于复合添加剂的标准正在制订过程中，相信这个标准的出台会有利于相关产品的质量管理。” 　　亚硝酸盐限量内使用不会引起中毒 　　能够进入食品添加剂名单的物质，都要经过毒性的试验，但是在食品添加剂中，却有一种有毒的物质名列其中，它就是亚硝酸盐。亚硝酸盐俗称“硝盐”，主要指亚硝酸钠和亚硝酸钾，是一种白色不透明结晶的化工产品，形状极似食盐。肉类制品中也允许作为发色剂限量使用，由亚硝酸盐引起食物中毒的机率较高。 　　在刚结束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记者搜索到了“亚硝酸钾、亚硝酸钠”的名称。 　　“对于这样的物质，用与不用需要根据情况进行取舍。”何计国说，亚硝酸盐毒性相对比较大。“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禁止在香肠里面添加亚硝酸盐。”何计国解释道，它可以抑制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而这种菌所产生的肉毒毒素毒性很强，是已知的最毒的一个毒素，纯品4克就可以毒死50万人。 　　目前，因食用亚硝酸盐中毒的案例，都为误食。北京就出现过工人误将工地上的亚硝酸盐当做食盐食用，而导致中毒的情况。何计国说，我国在肉食品的亚硝酸盐定了两类标准，中式肉制品是不大于30毫克每公斤，西式是70毫克每公斤。“这也可以理解，中式火腿往往是煮熟了做的，但是西式往往是生肉制作，所以菌会多。不然无法控制肉毒菌的滋生。”他强调说，这两种标准都是安全的。 　　在腌制的咸菜中，也往往会残留亚硝酸盐，会否危及健康?何计国说，腌菜中的亚硝酸盐主要来自食物本身———肥料中的氮肥。“腌菜刚开始的时候亚硝酸盐较少，后来越来越高，再后来又会变少。”何计国提醒说，一般的大生产厂家的咸菜，已经到了变少之后才会卖给消费者，所以是安全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食品工业主营销售业务收入突破12万亿元，餐饮业有2.5万亿元。如此之大的产业在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下，无疑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日,在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2016年食品安全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上，相关专家围绕公众关心的2016年食品安全事件，进行答疑解惑，同时提出建议，引导消费者科学认知。　　食源性疾病危害最大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院士在主题报告中指出，过去30年中国从食品短缺发展到基本解决温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但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农业和食品业产业结构与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对食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诉求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只有遵循风险分析框架，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社会共治，才能稳步提升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　　当前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有哪些?陈君石院士认为，主要包括：食源性疾病，其危害最大，但对其存在认识不足和防控措施薄弱，病因调查水平低 化学污染方面，主要问题有粮食和蔬菜中的重金属(铅、镉)、粮食和坚果中的霉菌毒素、畜禽养殖中非法使用兽药、蔬菜和茶叶种植中非法使用农药 食品掺假或欺诈是个突出问题，且相当普遍，严重影响消费者对食品供应的信心 风险交流薄弱，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过度担心，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造成的心理危害大于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的健康危害。　　谈及破解之道，陈君石院士认为，当前应进一步探讨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加强部门间协调和合作 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要从以抽样/检测为主转变为以过程监管为主 完善和提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加强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原则 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完善和提高对风险管理决策的技术支撑，特别是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 食品行业要加大对食品安全保障的投入，包括人、财、物 无论是政府还是食品企业，首要的是能力建设。　　热点解读兼带舆情分析　　此次专家所解读的，均为公众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如网络食品、“胶水牛排”等。同时，主办方还对舆情话题趋势进行了回顾分析。　　解读“胶水牛排”时，从舆情话题趋势图可以看出，2016年12月10日媒体的大量报道将舆情引向高潮，引起舆论对“胶水牛排”安全性的质疑，刺激了网民的恐慌和愤怒情绪。而随着业内专家对“卡拉胶”这一食品添加剂安全性的解读，舆情渐趋平稳。　　在对抗生素与兽药残留进行解读时，专家指出，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农业养殖领域的抗生素，对保障人类的健康与生命贡献巨大——没有抗生素，肺结核可能还是不治之症 没有兽药，我们恐怕还吃不到好吃的肉、蛋、奶。但同时承认，细菌耐药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健康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可能使人类再次面临感染性疾病的威胁，导致生物安全、环境污染问题，甚至制约经济发展。　　专家表示，对于兽药我国有明确的使用标准且与国际接轨。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兽药使用量整体较高，养殖业存在的一些使用不合理或滥用的情况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因为已经影响到中国食品安全产业链的前端——原料安全的整体水平，亟待进一步加强监管和科学指导。科学认识抗生素，重视兽药滥用问题，强化对食品源头污染的有效控制是当务之急。　　此次所邀请的专家跨领域、跨学科，不仅涉及食品科学及相关领域，也拓展至法学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在解读时说，通过保障食品安全来维护公众健康是网络食品监管的底线。他透露，有关网络外卖平台的监管、家庭厨房的监管，均处于立法探索中。　　舆情关注热点呈现四大特征　　自2011年起，中国食品科技学会每年都会对当年的食品安全热点进行跟踪和解析。2016年全年完成对30个食品安全热点问题的跟踪与解析，期间70余位食品及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参与其中。　　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食品安全的舆情热点由2015年的81.5%下降至2016年的56.7%,下降了24.8%。以消费者教育为特征的“风险提示”,从18.5%增至43.3%,增长了24.8%。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荷表示,“源头污染”已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比如“输欧茶叶含高氯酸盐”“香港检出市售大闸蟹中二噁英超标”“麻痹性贝类毒素”及农残、药残等,中国食品安全风险中难度最大的原料污染问题已浮出水面。　　同时，她总结出2016年舆情关注的食品安全热点的四大特征。　　一是相较2015年，食品安全的舆情热点下降，而以消费者教育为特征的“风险提示”增长迅速，显示了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管理，正从相对被动的危机应对走向更加从容、主动的“和平时期”的消费者教育。　　二是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报道的准确率大幅上升，表明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食品安全热点报道的专业性有所提升。　　三是热点解析的区域从过去对中国内地的热点到对进口食品的关注度提升，表明在全球背景下，守住进口食品安全的风险与责任均在加大。　　四是2016年热点解析中涉及的关键词前三位为“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微生物污染”，对比2015年热点解析涉及的排名前三的关键词“微生物、乳制品、保健食品”，可见“微生物、保健食品”仍然是媒体关注的热词。　　公众科普必要且迫切　　在对2016年中国食品安全形势进行分析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罗云波教授坦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稳中向好的食品安全形势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罗云波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亟待深化协同机制、源头污染等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短期内难以有效化解、对互联网食品经营和网络订餐等新业态的监管急需加强、食品安全网络环境应得到治理、企业的主体责任这5个方面，对去年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进行了详细阐述。他特别指出，农药、化肥、农用地膜等农用化学品存在使用过度、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及畜牧和水产养殖环节，滥用兽药、激素和生产调节剂等现象屡禁不止，使得我国农产品源头污染对食品质量安全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源头污染问题，与会专家均认为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流二室主任钟凯表示，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前些年都出现过饲料污染造成大量畜禽产品只能销毁的事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并且几十年都不能消除，中国在治理源头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孟素荷说，从国家食药监总局去年对全国食品样品监督抽检结果来看，整体情况良好，质量趋于稳定，表明2016年中国食品安全的情况依然稳中向好 微信、微博等传播方式的普及，使目前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难点和重点在网络自媒体，这不仅表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与公众科普在我国的艰巨和长期特征，也显示科技界与媒体共同持续推进风险交流和公众科普的必要和迫切。

11月28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名为《中国调查揭露三聚氰胺高科技掺假》的文章，介绍了中国对三聚氰胺的调查情况，并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和解决办法。文章说，长达数周的调查结果显示，奶粉是被通过技术手段掺杂的三聚氰胺污染的，这令科学界极为震惊。同时，中国科学家仍在研究暴露和毒性在肾损伤的婴儿中的精确机制。 上周，中国科学家公布了调查的初步结果。研究人员认为，一些尚未确定的不法分子制造了一种预混料，用于提高食品维生素和其它营养元素的含量。在此次的奶粉事件中，则带来致命的后果。一些牛奶收购厂家都在使用相同的预混料，文章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风险评估专家陈君石的话说，“肯定是有人在教他们使用这种技术。” 《科学》文章表示，这场事件还有很多其它方面有待理清。例如，婴幼儿奶粉中高浓度的三聚氰胺显然是被掺杂进去的，但目前并不清楚低含量的三聚氰胺是来自动物饲料中的非蛋白氮添加剂还是来自塑料包装。 中国已经提高了警惕，因此三聚氰胺再次成为漏网之鱼的可能性极小，不过牲畜饲料添加剂的问题要更棘手。中国人大有望于下月出台一部新的食品安全法，在卫生部下设立食品风险监控系统和风险评估委员会。同时，国务院上个月也要求卫生部理清混乱的食品标准。 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十分艰巨。陈君石表示，中国有2亿农户和超过50万个食品加工厂，其中许多工厂的员工还不到10个。他说，“许多公司不在乎他们的声誉”，即使被解散了也还能在其它地方重新开张，“食品掺杂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伴随我们许多年。” 他认为，食品和饲料掺假者将会加大赌注。他说：“下一次，掺杂技术会更加先进。” 研究中国商业环境的美国Old Dominion University大学管理学教授Li Shaomin同意这一观点。他说：“数百万人尝试新的挣钱方法，毫无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因此，很可能会出现能逃避现有检测方法的新产品。除非向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人因良心发现而失眠，否则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将继续下去。”

2021年10月27日，为期两天的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会议在北京粤财JW万豪酒店如期举行，共同讨论研究食品安全工作，并为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对各种食品安全的挑战，作出相应的贡献。 大会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总顾问陈君石院士、国际食品保护协会执行总监戴维萨普先生，以及行业领导独立高级顾问/CIFSQ全球大使奕傅睿先生联合主持，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业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因新冠疫情，许多国外的专家嘉宾不能到场，大会采用现场连线的方式，使用中外食品安全领域的专家云端共聚，探讨了国内外食品安全领域的热点话题和发展方向。为了保证与会嘉宾的健康，大会严格按照防疫规定，确保本届大会能够合规举办。 会议伊始，由 CIFSQ大会名誉主席葛志荣先生致辞，欢迎大家的到来，并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民以食为天，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致力于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逐步推进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根据日前国家市场总局抽检数据显示，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我国食品安全整体上处于安全水平，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处于易发期和多发期，仍需要对包括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超范围使用添加剂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持续治理，将会通过这些措施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食品安全环境。 在去年的"十四五"规划报告中，中国政府向全球做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庄严承诺。对此，建设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绿色低碳食品行业是我国食品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碳达峰、碳中和对食品行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是食品工业大国，食品工业生产中的碳排放不可小觑，因此我们：一是要在食品行业如何解决食品在生产、运输和消费过程中产品的浪费，减少碳排放这一重要环节，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食品行业提出的要求。二是食品行业如何利用技术创新来开发新产品，加大对低碳食品的科技创新，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以及进行产业链改革，创建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经营模式，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达标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葛志荣照片CIFSQ大会名誉主席、原国务院参事、原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葛志荣先生 陈君石院士表示：每年一次的CIFSQ给中国有关食品行业专家、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这次大会依然如此。中国的食品安全形势最近几年以来稳中向好，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官方的空话，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对中国食品安全往更高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老百姓的期待，中国的政府部门、食品行业以及科学家都在共同努力，争取在“十四五”期间能够把中国的食品安全从现在的水平再提高一步。陈君石照片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总顾问陈君石院士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担负着为国家的检验检测检疫提供技术支持，并为安全科普教育及社会实践培训提供科技服务的工作任务。现在的抽检数据表明我们国家食品安全的现状总体上是向好的，当然我们不回避一些问题，今年可能还要开始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食品快检方法标准以及产品进行验证和评价，以提高国内食品快检产品的质量水平，同时非食用物质名单制定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重点。张峰照片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峰先生 欢迎致辞环节，大会还连线了国际食品保护协会执行总监David Tharp先生，David Tharp始终非常关注中国的食品安全，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会议从头到尾已经参加了十五次，David Tharp表示非常荣幸能和业内专家一起讨论食品安全问题，会牢记使命给全球食品安全专业人员提供食品中的信息和科学。David Tharp先生照片国际食品保护协会执行总监David Tharp先生政法监管与法典，助力国际食品安全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食品革命中，食品重新配制、食品检测方法更新迭代，食品安全系统也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上述种种都对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次大会对中小食品生产企业HACCP应用存在的问题、挑战和对策；FDA更智慧的食品安全新时代；中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实现并加速转型到可持续粮食系统；2021年数据和科学驱动的决策等重大行业热点话题进行了讨论。科学创新+国际合作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 国际食品安全离不开全球的通力合作，技术创新是食品安全的技术保障。大会上中外专家对全球发展趋势以及食品安全的考虑；食品动物中抗菌药物的使用及其风险；微生物耐药性在食用动物中的应用；中欧安全合作伙伴关系进展；食品法典和科学走向虚拟化，下一步是什么？等话题交换了意见与看法。 食品企业承担着供养人类基本生存的责任，二十一世纪，创新、数字化、可持续性为食品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次大会的圆桌会议从制造商角度看未来食品和食品安全的趋势，深入讨论了国际食品企业面临的安全问题及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 许多行业内服务于食品安全的仪器设备商也参加本次大会，带来了他们针对食品安全领域重难点问题的新的技术与解决方案。 本次大会设置了15个专场论坛，涵盖了食品安全的方方面面，为国内外的食品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会议明天还将继续，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现场学习交流。

业内人士透露,针对面粉增白剂的存废,以国家粮食局为代表的主废派和以卫生部为代表的主存派已争论多年。 　　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这一争论进一步升级。曾有粮食系统领导拍着桌子质疑面粉增白剂是否确有必要,“离了增白剂,是蒸不成馒头、擀不成面条、烙不成大饼还是炸不成油条?” 　　这是一份关乎十几亿人食品安全的重要国家标准———9月12日,卫生部组织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征求意见稿)将停止征求意见。 　　但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面粉增白剂仍赫然在列。 　　在这份标准的第23页和24页,标注着两个拗口的化学名词: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 　　将二者用玉米(资讯,行情)淀粉或磷酸钙稀释后,就成为了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面粉增白剂。它能让刚产出的面粉迅速增白,但却破坏了面粉中的叶黄素和胡萝卜素。 　　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食品添加剂。因为它只是加速了面粉的氧化,如果没有它,只要降低小麦(资讯,行情)的出粉率和延长面粉储存时间,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但近20年来,关于面粉增白剂的存废在相关部门之间引起了长时间争论。如今,除了卫生部,几乎所有涉及食品安全管理的部门都已一致认为应该禁用面粉增白剂。 　　“面粉增白剂是食品添加剂中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完全是一个反派角色,可以说臭名昭著。”国家粮食系统一名内部人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香精大米引出增白剂之忧 　　同面粉增白剂相比,“香精的危害小多了”,因为大米香精没有在全国泛滥,只不过在东北地区部分使用。而在全国生产的所有面粉中,除小包装以外,几乎全部都使用了增白剂 　　今年4月,《法治周末》曾报道江苏某面粉增白剂厂将石灰粉掺入增白剂。此后,关于面粉增白剂是否危害人体及其存废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 　　关于食品安全的警报并未解除。7月,央视曝光了国内部分大米生产企业掺假制假行为,这些企业将普通大米中加入香精,冒充知名的“五常稻花香”大米。 　　强大的舆论漩涡中,卫生部的举措可谓及时、准确。7月26日,卫生部公布《食品用香料、香精使用原则(征求意见稿)》,其中列出了不得添加食用香料、香精的食品名单。 　　这其中,大米位列其中。卫生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所列食品没有加香的必要,因此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 　　同在面粉增白剂存废上的立场相比,卫生部此次可谓态度迥然。 　　一名粮食系统专家说,同面粉增白剂相比,“香精的危害小多了”,因为大米香精没有在全国泛滥,只不过在东北地区部分使用。而在全国生产的所有面粉中,除小包装以外,几乎全部都使用了增白剂。 　　在香精大米的处理上,是部门协作的结果。国家粮食局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件发生后,卫生部即致函国家粮食局,希望粮食局给出处理建议。 　　国家粮食局向国内20多家大型大米生产企业发出了调查问卷,这些企业包括中粮集团、北大荒(600598,股吧)米业、金健米业(600127,股吧)等行业龙头。结果,四五天后问卷收回,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支持禁用香精。 　　其实,关于香精的国家标准早已有之,但标准里只是规定哪种香精能用,哪种香精不能用。用在哪里和用量却没有任何规定。为此,去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后,国家质检总局打了四五次报告,向卫生部“要说法”。 　　2009年10月,卫生部专门就大米不许使用香精、香料发出过公告。此次《食品用香料、香精使用原则(征求意见稿)》的公布,则是进一步更细致的举措。 　　同国家质检总局相比,国家粮食局则“专攻”面粉增白剂。一名内部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香精问题我们粮食局为什么不主动提啊?怎么不给卫生部打报告啊?因为我们认为它没有面粉增白剂严重。”　　 　　食品安全法无法判增白剂“死刑” 　　食品安全法出台后,曾有粮食系统领导拍着桌子质疑面粉增白剂是否确有必要,“离了增白剂,是蒸不成馒头、擀不成面条、烙不成大饼还是炸不成油条?” 　　在香精大米事件中,处理方式其实本应十分简单,事件最初国家粮食局内部就有反应:“按食品安全法办就行了。” 　　2009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这部经过了四审、横跨三年、历时一年多方才出台的法律,被认为代表着中国食品安全从监管理念到监管模式的全方位转变。 　　针对食品添加剂领域,食品安全法可谓亮点颇多,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家标准即是其一。 　　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000061,股吧)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最核心的是,食品安全法确定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也就是说,食品添加剂必须“确有必要、安全可靠”。 　　从这点理解,大米香精、香料完全可以禁用。但同一标准,在面粉增白剂上却“卡壳”了。 　　业内人士透露,针对面粉增白剂的存废,以国家粮食局为代表的主废派和以卫生部为代表的主存派已争论、博弈多年。 　　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这一争论进一步升级。曾有粮食系统领导拍着桌子质疑面粉增白剂是否确有必要,“离了增白剂,是蒸不成馒头、擀不成面条、烙不成大饼还是炸不成油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介绍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时说:“我们接受了世界上对食品添加剂管理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就是技术上确有必要。比如现在很多的面粉中加增白剂、加荧光剂,有的人说这个对身体没有害,但是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只要技术上不是确有必要,那就不要添加。” 　　王瑞元和陈君石的“针尖对麦芒” 　　就目前而言,几乎国内所有的面粉厂,都已被裹挟进面粉增白剂的“怀抱”之中 　　在面粉增白剂的历史中,王瑞元是一个关键人物。正是如今已70多岁的王瑞元,将增白剂引入了国内,而此后,王瑞元却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增白剂者。 　　现担任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小麦分会理事长的王瑞元,1986年时任原商业部粮油工业局局长。 　　或许是受那个改革开放初期“尝天下先”的风气感染,1986年,在王瑞元的推动下,商业部在新颁布的小麦粉标准里,允许添加过氧化苯甲酰。卫生部同步将过氧化苯甲酰列入了《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允许每公斤面粉添加60毫克过氧化苯甲酰。 　　在这个国家标准里,王瑞元的签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时,英国等一些国家允许使用面粉增白剂,但在增白剂进入中国之后,王瑞元却对面粉中的“漂白味”愈发敏感,而后,这份敏感变成了反感。 　　王瑞元开始关注过氧化苯甲酰在国外的命运,在一次出国考察之后,他猛然发现,“坏了,欧洲开始禁用了”。 　　到了1997年,欧盟所有成员国已全部禁用面粉增白剂。在这些国家里,过氧化苯甲酰和三聚氰胺一样,不允许用于食品生产。 　　同王瑞元“针锋相对”的,是反对禁用增白剂的代表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陈君石院士曾多次公开表示,食品添加剂是食品行业的灵魂,使用国家批准的食品添加剂是安全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食品添加剂是有害健康的。 　　陈君石院士的另一个职务,是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对于面粉增白剂,陈君石院士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有害于健康的。国际食品发展委员会的食品添加剂也是允许使用的,我国也是允许使用的”。 　　陈君石院士的另一个观点,在于他认为主张禁用增白剂,是大面粉厂对小面粉厂施加的不正当竞争手段。 　　但就目前而言,几乎国内所有的面粉厂,都已被裹挟进面粉增白剂的“怀抱”之中。 　　允许用量超美国标准6倍多 　　过氧化钙在用量上,美国允许使用量是75ppm,加拿大允许使用量是100ppm,且只允许在面包中使用。我国是500ppm,作为面粉增白剂。 　　正是看到过氧化苯甲酰作为增白剂,在国内有被滥用的不良趋势,1998年,过氧化钙被批准使用。颇为费解的是,其申请单位是名称与食品并无关系的“核工业理化工程科学院”。 　　据称,当时申请单位的初衷是看到过氧化苯甲酰被滥用,想找一种毒害较小的东西替代它。 　　到目前为止,过氧化钙在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批准其作为添加剂使用:美国、加拿大和中国。而在美国和加拿大,过氧化钙只允许在面包中使用,而非在面粉中使用。 　　而在用量上,美国允许使用量是75ppm,加拿大允许使用量是100ppm,我国是500ppm。 　　同过氧化苯甲酰类似,过氧化钙也是一种强氧化剂。被加入面粉后产生活性氧,能使面粉中的β-胡萝卜素等色素的共轭双键氧化断裂而产生漂白作用。 　　但在漂白面粉的同时,过氧化钙也破坏了面粉中的脂类成分,使面粉失去天然光泽,呈呆白色。面粉中各种维生素也会遭到破坏,面粉的风味成分不复存在,制成的食品会失去麦香味。 　　不管是添加何种成分的面粉增白剂,都还面临着一道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分散不均匀。 　　一名粮食专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公斤面粉里只加入60毫克过氧化苯甲酰,怎么可能流散均匀? 　　我国绝大多数面粉加工企业是通过微量喂料器将过氧化苯甲酰添加到面粉输送绞龙中,由于喂料器的添加流量和面粉流量具有波动性,添加很难保证均匀,即使管理规范的大企业也会发生局部超标的现象。 　　“如果要添加均匀,企业必须增添预混或配粉等设备,投资很大,一般企业难以承受。”这名专家说。 　　一般情况下,生产厂家均是用玉米淀粉稀释过氧化苯甲酰制成增白剂,但有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选用其他稀释剂,结果只能是流散性更差。 　　“不管是哪个牌子的面粉,只要去抽查,一次不行查两次、三次,肯定有一次抽查结果是过氧化苯甲酰超标。”这名专家说。 　　实际上,在粮食专家看来,面粉天然变白如今也可实现。 　　在粮食严重短缺时代,我国粮食加工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提高出品率。当时小麦的加工出粉率一般控制在85%左右,即100斤小麦加工出85斤面粉,加上当时的小麦品质较差,制粉工艺、设备落后,小麦粉的粉色和筋力都比较差,面粉并不“白”。 　　但如今,出粉率为75%的“七五粉”和出粉率为65%的“特精粉”均已非常常见,面粉中麸皮含量大幅减少,面粉颜色自然变白。 　　存废背后的利益博弈 　　添加增白剂本身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造假行为,增白剂的真实作用是能够通过改变面粉的色泽将低等级面粉伪造成高等级面粉 　　面粉增白剂的存废,远不止一种添加剂的存留这么简单,其背后纠缠了巨大的利益博弈。 　　陈君石院士曾指出,主张禁用增白剂,是大面粉厂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但在粮食专家看来,这种不正当竞争的主体却“调了个”。 　　“添加增白剂本身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造假行为,增白剂的真实作用是能够通过改变面粉的色泽将低等级面粉伪造成高等级面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除了面粉厂的博弈,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牵涉了国内的增白剂厂商。这是一个薄利且集中的行业,国内专门的面粉增白剂厂家不过20多家,其中大多集中于河南省郑州市,以郑州海韦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为龙头。 　　面临多部门的“挤压”,这些增白剂厂商也在选择“奋力抗争”。 　　据了解,这些企业多次向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信访办、卫生部、质检总局投诉,矛头则指向国家粮食局“不懂科学”。 　　事实上,这些企业也的确需要“抗争”,因为一旦面粉增白剂被禁用,这些企业则只有停产这一种命运。在食品添加剂中,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别无他用。 　　过氧化苯甲酰本身是一种治疗皮肤病的药品,这只能说明一条悖论,因为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过了诸多重要战役。 　　2001年10月,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油学会联合国内65家大型面粉加工企业联名上书,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递交了“关于修改《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的建议。 　　2007年,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小麦分会年会上,70家大型面粉加工企业再次联合呼吁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 　　2008年10月,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组织100家大型面粉加工企业,再次向卫生部、国标委递交了书面材料,呼吁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小麦粉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在2004年6月和2005年7月,该委员会两次开会审议小麦粉国家标准的修订稿。 　　在这两次会议上上演了群情激愤,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要求禁用增白剂,但最后依然没有成效。 　　微小的转折出现在三聚氰胺事件后。2008年12月1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发了《关于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的通知》,明确要求系统内面粉加工企业禁用面粉增白剂。 　　据有关部门2008年的调查,全国已经有12个省份军地双方联手开展了军粮小麦粉禁用增白剂的统一行动,其中两省两市一区(吉林、上海、河南、广西、重庆)的军粮小麦粉已经彻底禁用增白剂。 　　但是,能够扭转整场战争胜负方向的钥匙握在卫生部一家手中,因为卫生部负责制定食品添加剂的国家标准。 　　以面粉为例,我国的各种监管呈现“九龙治水”局面。“国家粮食局只负责面粉的标准,面粉的生产归质检总局管,食用安全归卫生部管,面粉到了市场上归工商管,如果出口归商务部管。”一名粮食系统专家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