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

2004年以来中国科研产出发生翻番，有望10年内赶超美国 放眼未来，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出现快速增长 　　11月2日，汤森路透集团发布报告——《全球科研报告：中国》(Global Research Report: China)称，中国的科研产出量近年来发生了爆炸性增长。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以这一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在下一个10年赶上美国。 　　这份报告是汤森路透集团《全球科研报告》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描绘了全球科研的变化图景。 　　《全球科研报告：中国》的一些主要发现包括： 　　中国的科研产出从1998年的2万多篇论文增加到2008年的接近11.2万篇论文，自2004年以来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中国在2006年超越了日本、英国和德国，目前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科研产出有望在未来10年赶上美国； 　　中国的科研重点集中在物理科学和技术方面。材料科学、化学及物理学占支配地位。放眼未来，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出现快速增长，热点学科包括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以及遗传学； 　　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科研合作伙伴，在2004年至2008年间，在美科学家贡献了中国科研机构将近9%的论文； 　　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地区性合作的成果显著，特别是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的合作。

p 　　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出版公司——自然出版集团近日用中英文两种语言面向全球发布《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这是国际出版商在中国推出的第一份该类调查报告。 /p p 　　中国科研领域成果丰硕，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铁输出、大飞机下线& amp #823& amp #823被世界关注的事已不鲜见。今年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诺奖自然科学类奖项上获得突破，也正说明了中国科技影响力的提升。但国外科技出版集团如此关注中国科研的转型，关注中国的科技制度改革，还是第一次。 /p p 　　自然出版集团的报告和建议是对1700多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后作出的，仔细阅读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中国科研产出的惊人增长，这或许是中国科研转型被世界关注的首要原因。白皮书评价说：“与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称的是，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然后列举了如下数据：中国2014年的研发投入约1.33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24.5万篇，居世界第二。此外，中国还是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在全球的第二大贡献国，显示了高水平的科研实力。2014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连续第四年世界第一。 /p p 　　虽然白皮书也指出中国科研的学术影响力与产出量的惊人增长不匹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高速成长的领域，量变是引发质变的基础。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科研论文数量的日益增长，科研人员也有了更高目标。87%的受访科研人员表示，他们今后可能降低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但会瞄准水平更高的期刊。 /p p 　　另一个让中国科研转型深受关注的原因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与中国科研密切相关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p p 　　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给科技的发展带来了雄厚的底气。无论是研发投入的增长，还是用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各种人才计划吸引海外华裔科学家回国，背后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力量的支持。 /p p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正致力于实现科技创新驱动下的、更加可持续的知识经济。那些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才是创新型国家，而我们中国人正要建立这样一个创新型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科研环境也与中国经济一样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口，需要克服一些独特的挑战，以提升中国科研产出的质量和影响力，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p p 　　如果中国的科研转型获得成功，中国就不仅有机会成为科研强国，更可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深厚创新文化，确立全球科学技术领导者的地位。而科研转型成功其实也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前提条件。纵观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指引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p p 　　中国正在追求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这就是世界为什么关注中国科研转型的原因，也是我们必须做好中国科研转型的原因。 /p

近几年，中国大幅度增加了科研投入，希望能够为人类的科学探索作出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成就。然而，尽管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对中国科研论文质量的质疑也甚嚣尘上，因此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成为很多中国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者努力的目标，高校和科研单位不惜重金奖励在顶级刊物发论文的作者，而科研工作者群体也时常传出论文造假的丑闻。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全世界学者发论文需求强劲而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成为极度短缺的奢侈品，因此受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基于与一些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同事们在这方面的讨论，最近我书面访谈了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主编Marcia McNutt博士。McNutt博士很坦诚地回答了学者群体对顶级学术刊物的批评，阐述了她对科研界一些流行的不良行为的看法，并给中国科研者提出了诚恳的建议。下面是对话的完整内容： 　　董洁林：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学术出版业也被新技术和人们的新生活方式所影响，因此开放获取变得越来越流行了。作为一家超过130年历史的学术期刊，《科学》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呢? 　　McNutt：《科学》认识到优秀论文的数量已经增长了，由于一直受到我们每年预计印刷页数的局限,我们发表这些杰出研究成果的能力没有跟上来。因此，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崭新的网上数字版期刊──《科学进步》(Science Advances)，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发表更多杰出的研究成果，唯一的要求就是投递的文章必须是高质量的。另外，《科学进步》 会接受来自更广泛的学术领域的文章，例如工程、技术以及那些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和对自然科学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等。为了服务更多的读者，这个新期刊采用开放获取方式发行。 　　董洁林：在2013年12月，诺贝尔奖获得者Randy Schekman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ldquo 《自然》、《细胞》、《科学》等期刊正在如何损害科学&rdquo 的文章。该文对这些顶级期刊的主要批评为：其一，&ldquo 这些期刊精心策划他们的品牌以达到更多销售刊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推动最重要的科学研究&rdquo 其二，&ldquo 这些排他性的期刊为自己装饰了一个名为&ldquo 影响因子&rdquo 的噱头&hellip &hellip 这些奢侈期刊的编辑深谙此道，因此他们喜欢接受那些内容性感、结论有争议能够兴风作浪的论文。这种做法影响了科学家的研究选题，推动一些时髦领域形成科研泡沫，而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作则被耽误了&hellip &hellip &rdquo 你们对此如何回应? 　　McNutt：我们接受论文的政策不受&ldquo 影响因子&rdquo 左右，我们编辑部的使命是为读者提供科学领域里的那些有趣的、具有开创性的、激发思考的和重要的研究。我们的编辑们敬业地组织严密而又专业的同行评议过程，然后从中选择最后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不像其他期刊，《科学》仅发表很小一部分论文，因此我们必须很有选择性。我们认为繁忙的科学家时间很宝贵，他们阅读科学杂志是因为知道我们很小心地从很多研究领域选择了很少部分论文发表，而这些研究有可能改变未来科学的轨迹，因此值得他们花时间来阅读。 　　《科学》曾多次公开指责&ldquo 期刊影响因子&rdquo 作为衡量文章质量这种做法。我们的前任主编Bruce Alberts签署了&ldquo 科研评估旧金山宣言&rdquo (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该宣言的目标是停止使用&ldquo 期刊影响因子&rdquo 来判断科学家的工作。另外，Bruce Alberts先生还写过一篇题为&ldquo 影响因子的扭曲&rdquo 的文章)，他在文中特别提到了影响因子的误用，他说：&ldquo 期刊影响因子的误用很有破坏性，玩指标游戏会导致一些期刊不去发表一些重要但少被引用的论文。DORA提出的办法对于保障科研健康至关重要。&rdquo 　　董洁林：目前，很多国家的学术机构对科研工作者在像《科学》这样的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有很多鼓励政策，例如获取更多研究经费，得到雇佣和升职机会，甚至还有现金奖励。然而这种系统性做法也广受批评。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McNutt：《科学》完全反对用简单的代理参数例如论文发表期刊的&ldquo 影响因子&rdquo 来替代对一篇论文的实际影响力的适当评审，或者替代对一位研究者完整的贡献对科学和社会综合影响力的评审。一些影响因子不高的期刊也可能发表非常重要的论文，反过来也是如此。 　　董洁林：我注意到《科学》发表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和多学科论文，这种文章要求审阅者了解多个学科的前沿工作，从而判断该文章的新颍性和重要性。你们对此是怎么做的? 　　2014年1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国《科学》杂志主编Marcia McNutt一行 　　McNutt：论文的确变得越来越跨学科了，融合了大量的材料，时常有很多作者参与一篇论文。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也变得越来越多学科交叉，这代学生(还包括审稿人)能够更好地面对我们发表的那些复杂的内容。当然，即使是那些知识最为全面的审稿人也难免对一些重要的东西看走眼，论文评审过程中要求大量的补充数据和材料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对此，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警觉，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讨论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在这个问题显著的领域，相应社区开发了一些准则可以帮助评审者去更好地评价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我们也不断地评估我们的同行评议过程来及时面对新的挑战。为了增加透明度，我们最近加了一个交叉评审的步骤，在论文最后发表的决定之前，评审们可以阅读和评论彼此的评审意见。还有，我们编辑部的评审委员会最近增加了一组统计学家，他们的任务是把那些在数据和统计分析上不够严谨的论文标注出来。 　　董洁林：《科学》有一个新闻栏目，你们认为什么故事对《科学》具有新闻价值? 　　McNutt：对《科学》有价值的新闻是那些当前影响科技政策的重要事件、惊人的科学发现、那些值得关注的科学家、科学基金、重大的科研设施、有影响力的报告，和其他影响科研行为、并且让科学家感兴趣和对他们有影响的重要进展。 　　董洁林：我注意到《科学》发表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论文，例如最近的那篇&ldquo 大米理论&rdquo 。你们对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感兴趣呢? 　　McNutt：《科学》会发表那些用严谨的定量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例如心理学和经济学。 　　董洁林：你知道总有一小部分研究者会无视科学界的道德规范，即使像《科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也不会幸免这种行为。你们是如何预防像数据作假和剽窃等情况的发生?万一出现了这些问题，你们又如何处理? 　　McNutt：《科学》一年会收到约13，000份投稿进行评估，约7%也就是900多篇投稿在同行评议之后会被发表。在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只有很少部分(一年3-5篇)论文后来会被撤销。《科学》对这些事件的处理非常严肃，力求尽快修改相应文献。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相关研究者的调查和处理由他们的雇佣机构进行。因此，《科学》在作出论文撤销处理之前，会等待相关机构的调查结论看是否真有不良行为。 　　《科学》在科研道德方面一直保持很高标准，并且增加了新步骤来增加透明度，例如要求数据公开。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读者看到的发表论文数据的有效性，期刊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最终责任人还是作者自己，他们需要完全公开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以及充分讨论可能让他们的研究结果出现错误的隐患。 　　董洁林：《科学》在中国是一份很受尊重的杂志。从来自中国的稿件，你看见什么趋势?对于那些希望在《科学》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你有什么建议? 　　McNutt：过去几年，《科学》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稿件增加了，我们发表的中国稿件增加得更快。也就是说，我们收到的来自中国作者的稿件质量在改善，因此相应的论文接受率在增加。目前中国稿件的接受率与国际稿件接受率基本在同一水平。我能给中国科学家的最好建议是希望他们在向《科学》投稿前，要大量阅读《科学》上的文章。我也注意到有些来自中国的论文不是带着客观冷静的风格来写的，这些作者似乎在推销其研究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去探索科学真理。评审者看到这种情形会对作者的目标生疑，因为他们会认为研究者没有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来从事研究，去客观地面对任何可能的研究结果。 　　对于中国科学进展这个话题，我2014年1月有机会与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会面讨论了目前科学发展的状况。从这个会面中，我感受到了中国将科学发展看作是其未来繁荣的关键元素。 　　Marcia McNutt博士给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建议让人深思。科学研究和做产品很不一样，做产品的人可以怀着偏心和图利的态度去竭力推销，而做科学则必须用客观、理性和开放的态度探索科学真理，并将这个过程的细节公之于众。发现真理本身，而不是其他，是对科研人员最大的奖励。然而，她的简单建议对一个浮躁的、系统性地以功利作为激励手段的社会来说，是个容易的小调整，还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邢定钰： “中国科研不差钱，差时间” 2012年全国“两会” 　　“我是在重点实验室搞科研的，我有个深切的体会，我们中国现在的科研不差钱，差时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邢定钰在昨天的政协科技界别联组会议时，传达了业界这一呼声。 　　邢定钰介绍说，一个项目一般要开好几个启动会、评估会，每年要开总结会，2年要一个中期会，5年要总结评估会，中间还有审计。比如前年一个科技部的重点审计项目中，安排了2个副教授忙了2个月。 　　邢定钰建议，科研改革要减掉一些会，可以适当发展网络评审。另外，能否组织退休的老年专家，让他们成为一个裁判团，去参加那些相关行业的评审会，让年轻科研人员更有精力去钻研。

李连达 李贻奎：科研人员有“三难” 　　申请科研经费难 　　“科研人员的最大悲哀是科研时没有经费”。因此，每年要用大量时间、精力，申请科研经费，经过马拉松式的烦琐手续，搞得精疲力竭，最后只有少数课题能够通过，约90%的课题将被淘汰，特别是在申请过程的非正常活动，有权、有势、有关系网、有攻关能力者，可以“量身定货”，自定项目、自审自批，最终花落自家，获得大项目、大量经费，也可以通过内定、内部瓜分，获得课题与经费，一些重大课题及巨额经费有的是先内定，再通过审评。而小课题，小额经费，则审评从严，只有10%左右的课题能够过关，分给那些无权无势，没有活动能力的科技人员。 　　使用科研经费难 　　申请科研经费时，要求列出精细项目及准确的经费预算，并规定“买醋钱不准买酱油”，既不准超支，也不准结余，要求十分严格，而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数，在科研过程中经常出现意外情况，经费预算不可能很准确，一成不变。例如万艾可(伟哥)的研究，最初计划是研究治疗冠心病的药物，但意外发现它治疗冠心病疗效欠佳，而治疗性功能障碍相当有效，于是改变研究计划，最后发明万艾可，畅销全球，它的经费预算与支出有很大变动。 　　科研经费只能用于科研，不准用于买地盖宾馆，不准用于买汽车及非科研用品，严加控制是十分必要的。但科研经费用于科研需要，不应卡得过细过死，应该允许买醋钱用于买酱油，在科研需要的合理范围内，在一定数额范围内，由课题组长负责，灵活掌握。 　　结题验收难 　　按规定在结束研究课题时，科研经费应该全部用光，既不准超支，也不准结余，否则将上缴全部余款，并追究科研人员制定经费预算时“虚报不实”的责任。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是科研人员无法解决的，例如“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国家投入60多亿元，加上地方匹配过百亿元，有些课题经费几百万、几千万元。但由于不明原因，经费下发很迟，在启动课题将近一年时，才下发约25%，在不到一年就结题时，突然全部经费到位，科研人员无法按计划、按预算合理使用经费，特别是在最后几个月内要用光几百万、几千万的科研费，更是困难，有些课题至今，科研费只用 20%~30%，还有70%~80%的经费尚未动用。 　　这就造成大量科技人员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突击花钱，既不能违规违法，又要按期突击花光。科研人员毕竟不是财会专家，只会节约开支，不会突击花钱，这也是科研人员遇到的史无前例奇怪的难题。 　　最近，全部“十一五研究课题”，都到了结题时间，除了学术上的总结验收外，最主要的就是经费审计，大量科研经费不能在结题前用光，如果处理不当国家将有几十亿元的损失。 　　对此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审计局，应该立即进行摸底调查，准确掌握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各重大课题的经费用了多少?尚结余多少?在结题前的几个月里将要合理支出多少?还能剩多少?有多少经费准备突击花光?准确估计国家投入的经费有多少是合理支出?有多少被浪费、挪用、甚至贪污? 　　第二，国家主管部门应及早出台相关政策，对科研经费的申请、使用及审计等问题，作出合理规定，既要防止国家财产被浪费，也要避免规定不合理，限制过死，不利于科技事业的发展。对于某些特殊情况造成的经费预算和支出中的特殊情况，则应迅速出台补救措施，允许结余科研经费留给课题组继续用于科研，不再追究科研人员“预算不准确”，“使用不当”等责任。尽全力制止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突击花钱的现象出现。 　　第三，科技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应尽早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大力推进科技改革，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李连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贻奎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博士助理研究员)

澎湃新闻从国际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 自然（Springer Nature）方面获悉，最新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五强”（Nature Index Big 5）聚焦全球五大科研领先的国家，即美国、中国、德国、英国和日本。根据自然指数的主要衡量标准——贡献份额（Share），2015年以来，上述5个国家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先后位次也没有变化，它们在自然指数中的贡献份额加起来接近70%。但是，中国的科研产出大量增加，2015-2021年经调整后的自然指数贡献份额增幅高达81%，远超其它4个国家。自然指数数据显示，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居于主导地位，2021年该领域的贡献份额占全球的44.8%，中国则在化学领域居全球首位，贡献份额由2015年的21.6%增至2021年的35.8%，并在2018年就已超过美国。2021年，中国还第一次在物理科学领域超过美国，在该领域的贡献份额占全球的24.0%，美国以23.8%紧随其后。增刊认为，中国的科研产出更多地依赖于化学，该学科占其2021年总贡献份额的54.2%，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集中度居第二位，占其总贡献份额的比例是48.5%。增刊还关注了五大科研强国的国际科研合作情况，并根据自然指数合作分值（Collaboration Score），列出了各国的十个主要科研合作伙伴国。数据显示，中美科研合作保持着韧性，科研合作程度依然最高。2015年至2020年，中美两国在自然指数中的合作论文数量由3412篇跃升至5213篇。但2018年以来，两国合作文章的逐年增速有所放缓。此外，增刊还展示了这5个国家主要科研机构的国际合作关系。2021年，美国最主要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是哈佛大学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哈佛大学与德国马普学会。中国的三大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日本，中国科学院是东京大学的第二大国际合作伙伴。增刊对此指出，随着科研工作变得日益复杂，世界科研强国需要紧密的国际联系来保持其优势。

人民网北京9月19日电 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杂志9月3号刊推出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该文邀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撰写。 　　文章直指“制定科学政策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的问题”，即“浪费资源、腐蚀心灵、妨碍创新”，并让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文章认为在经费不断增加、科研界改变意愿越来越强烈的今天，“是时候在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的科研文化了”。 　　原文中文译稿如下： 　　中国的政府科研经费正在以每年增加20%的速率增长，这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的预期。理论上，这可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取得真正卓越的进步，与中国经济的成功形成互补。然而，在现实中，科研经费分配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原因在于体制，另一些在于文化——正在让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 　　尽管科学的优劣仍然可能是获得较小型的科研经费——诸如那些来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的关键，对于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经费额度从数千万到数亿元人民币(7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1美元)的巨型工程而言，科学的优劣的相关性就小了很多。对于后者，关键在于每年发布的具体描述科研领域和项目的资助申请指南。它们的表面目的是为了勾勒出“国家需求”，但是这些指南的描述常常是如此狭隘，以至于几乎没人怀疑这些“需求”根本不是国家的 相反，打算把经费授予谁却很明显。这些发放经费部门的官员们任命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年度指南。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常听取这些官员的话而且通常会与后者合作。“专家意见”仅仅反映了很小的一批官员和他们钟爱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自上向下的方法遏制了创新，而且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与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的科学家拉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方法决定了指南编写的整个过程。 为了在中国获得大的项目经费，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与有权势的官员以及他们钟爱的专家拉关系比做好研究更重要。 　　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常常奚落这个有问题的资助体制。然而，一个悖论在于，大多数中国科学家也接受这种体制。一些人认为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这些惯例。这种文化甚至渗透在那些刚刚从海外回国的学者的思想中 他们迅速地适应了当地环境并参加助长了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科学家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拉关系上，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参加研讨会、讨论科学、做研究，或者训练学生(相反，他们把学生当成了他们实验室的劳动力)。这些科学家中的大多数因为太忙而不在他们自己的研究机构露面。其中一些人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根据关系来评审项目经费申请人，而轻视了科学的优劣。 　　我们无需在此详细阐述科学研究和科研经费管理的伦理准则，因为中国科研界的大多数影响决策者都在工业化国家受过教育。但是彻底改变这个体制绝非易事。那些受到现有体制偏爱的人抵制有实际意义的改革。一些反对这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的资助机会而选择保持沉默。另一些希望改革的人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而不是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制定科学政策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心灵、妨碍创新。乘着经费不断增加、人们打破具有破坏性的习惯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势头，现在是时候在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的科研文化了。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开端可以是根据科学项目的优劣来分配所有新的项目经费，而不考虑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的文化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一种培养而非浪费中国创新潜力的体制的主要支柱。 　　 施一公是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电子邮箱: shi-lab@tsinghua.edu.cn。 　　 饶毅是中国北京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电子邮箱: yrao@pku.edu.cn。

近日，看到汤森路透发布的《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报告，一直对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分析很感兴趣。&ldquo 学术影响力&rdquo 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是几个指标就能够阐释的。&ldquo 评价&rdquo 不敢，平时做些&ldquo 分析&rdquo 方面的研究，以期在职称晋升、人才引进、科研合作对象选择等方面为决策者提供一些客观的、定量的数据，供其参考，助其做到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再说报告。报告展示了最新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人员(亦称为高被引科研人员)名单。汤森路透与其重要的合作伙伴上海交通大学(同时也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发布者)合作创建了2014 年高被引科研人员名单。 　　汤森路透分析师评估了 21 个大学科领域内 2002 年至 2012 年间被收录的论文。他们跟踪了同年度同学科领域中引文影响力排在前1%的高被引论文的作者。这些精选的高被引论文代表了科学界公认的最重要且有用的研究。 　　此项研究报告列出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215位科研人员。在其网站(http://highlycited.com/)上，做了简单的统计，供大家了解。 　　一、中国的位置 　　中国共入选了152位，即科研人员的Primary Affiliation中含&ldquo China&rdquo 。这个数字让我很惊讶，我记得2008年跟着我的导师张士靖教授做&ldquo 华中科技大学与哈佛大学医学学科比较&rdquo 时，统计过高被引科学家的数量，叫做ISI Highly Cited,http://www.isihighlycited.com。Thomson ISI公布的20年来在包括生命科学、医学、自然科学、工学、社会科学等在内的21个领域(Category)内被引用次数最高的5,000余位研究人员的情况。 　　2008年，中国医学相关学科高被引科学家行列的只有5人，全在香港，大陆没有： 　　&ldquo 临床医学&rdquo (香港大学，1人) 　　&ldquo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rdquo (香港大学，1人) 　　&ldquo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rdquo (香港大学，1人) 　　&ldquo 药理学&rdquo (香港大学，1人 香港理工大学，1人) 　　而现在有16位： 　　&ldquo 临床医学&rdquo (香港大学，1人，Joseph S M Peiris)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rdquo (上海交大，1人) 　　&ldquo 免疫学&rdquo (清华大学，1人)&ldquo 微生物&rdquo (香港大学，2人 浙江师范大学，1人，Alan FCowman) 　　&ldquo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rdquo (华大基因，4人，Jun Wang，YingruiLi，Jian Wang，Huanming Yang) 　　&ldquo 药理学&rdquo (中科院，3人) 　　&ldquo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rdquo (清华大学，1人) 　　&ldquo 植物与动物科学&rdquo (中科院，2人)　　 　　美国的科研&ldquo 精英&rdquo 最多，其次是英国。中国排第四，仅次于德国。中国的&ldquo 精英&rdquo 人数正好是英国的一半。德国的&ldquo 精英&rdquo 人数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二、中国机构的整体表现 　　152位高被引科学家中，中科院独占鳌头，占了30%。接下来是香港城市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各6位。北大、清华各5位，复旦、哈工大、上交大、东南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大学各4位。 　　Primary Affiliation 高被引科学家数 　　1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46 　　2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6 　　3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ina 6 　　4Peking University, China 5 　　5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5 　　6Fudan University, China 4 　　7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a 4 　　8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4 　　9Southeast University, China 4 　　10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11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4 　　12BGI Shenzhen, China 3 　　13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3 　　14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3 　　15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3 　　16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3 　　17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ina 2 　　18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2 　　19Jiangnan University, China 2 　　20Lanzhou University, China 2 　　21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2 　　22PL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2 　　23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2 　　24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2 　　25Tianjin Polytech University, China 2 　　26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2 　　27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2 　　28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2 　　29Beihang University, China 1 　　30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1 　　31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ina 1 　　32BGI (60%), China 1 　　33BNLMS, China 1 　　34China Univ Geosci, China 1 　　35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1 　　36Donghua University, China 1 　　37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1 　　38HKU Pasteur Res Ctr, China 1 　　39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1 　　40Hunan University, China 1 　　41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1 　　42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1 　　43Nankai University, China 1 　　44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1 　　45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1 　　46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0%), Hong Kong, China 1 　　47Xiamen University, China 1 　　48Xiangtan University, China 1 　　49Yangzhou University, China 1 　　三、中国机构在各学科的表现 　　下表只列出了拥有2名以上科研&ldquo 精英&rdquo 的机构，比较突出的有： 　　Ø 中科院的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地球、工程、药学、植物与动物这些学科的&ldquo 精英&rdquo 多 　　Ø 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强 　　Ø 北京大学的化学强 　　Ø 深圳华大基因BGIShenzhen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强 　　其他的参见下表　 　　数据来源：http://highlycited.com/ 　　杜建

赞臣营养品公司(以下简称“美赞臣”)6月1日宣布将在广州成立中国婴幼儿营养科研中心，项目投资额1.4亿人民币，预计2011年底投入使用，目标是研发更加适合中国本土市场的产品。此次科研中心的成立显示了中国高速成长的高端婴幼儿营养品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美赞臣1993年进入中国大陆，通过设立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开展业务，位于广州的工厂2009年产值为30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美赞臣除了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市场。 　　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人口统计公告显示，去年中国新生儿人口已经达到1615万人，巨大的市场给婴幼儿营养品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2008年三氯氰胺丑闻给低端婴幼儿奶粉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但外资主导的高端品牌未受波及，反而强化在消费者心中的优质形象。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了高端婴幼儿营养品市场需求，据业内估计高端市场年增速达到15%至20%。目前中国的高端市场由美赞臣、雅培、 多美滋等外资品牌主导，广阔的市场前景促使厂商纷纷将经营重点转向中国大陆。

11月2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撰写的社论&mdash &mdash 《中国的科研诚信》(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以下为全文中文翻译： 　　中国的科研能力过去十来年大幅增长，正在重塑着全球科研图景。但是，快速增长的科研能力并不必然意味着科研文化规范同等程度的提升。最让人忧虑的是科研诚信的缺失，它将可能阻碍中国原创科学的进步，损害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并减弱科学在中国的影响力。 　　多种因素促成了中国的不健康科研环境。在许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竞争性科研资助占到了预算的大部分，为违规操作提供了经济刺激。同时，注重数量而非质量无意中也鼓励了不端行为，诱使年轻科研人员不遵循科研伦理规范。基于表现给予补贴收入的政策也会诱惑科研人员行为不端。此外，学术界的人才等级制度也鼓动科研人员过度吹嘘他们的发现。 　　好消息是，过去十年间，几起关键性事件标志着中国正朝着科研诚信前行。21世纪初的第一件事是，在厘清双语投稿翻译权的微妙问题后，中国禁止了一稿多投。同时，为了适应学术论文评审所需时间，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延长了禁止发表时间。而揭发者的指控&mdash &mdash 多数是匿名的，是大部分不端行为被曝光的途径。比如，我在浙大处理的80%学术不端事件都是如此。此外，媒体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曝光，从贺海波事件中的剽窃和撤稿，到&ldquo 汉芯&rdquo 造假事件，这些都点燃了公众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愤怒，促使官员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科协和教育部正在针对研究生、博士后和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将颁布新的道德守则，以规范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各个重点大学和中科院一起修订了晋升标准，将重点强调研究贡献质量而非研究论文发表数量。从1998年以来，NSFC一直积极对提交剽窃他人的基金申请书的科研人员进行审查。这一举措使得过去14年里发生基金申请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下降70%。在今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NSFC公布了六个基金项目申请造假和剽窃的学术不端案例，其中包括雇&ldquo 枪手&rdquo 完成基金项目书。而且，中国政府在2012年就开始对提交的研究计划书进行审查和监督，以完善研究资助机构为保证科研经费合理使用而做出的举措。 　　来自全球学术界的帮助对促进中国科研诚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和中国科协的一次对话中，双方就着重谈到了如何起草指南和个案记录来防止学术不端。由全球研究委员会(GRC)开展的建立科研诚信标准的运动也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契机。 　　要实现科研不道德行为的零容忍，我们还要面对许多挑战。中国还在努力实现与奖励资助审批有关的审查小组、促进委员会和奖项推荐人的结合。中国科学的良性发展应该达到以下三个目标：有原创的科研突破 在其他研究基础上有更深入发现 产生世界影响。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的科研事业必须是健康、可信任的。

有科研&ldquo 国家队&rdquo 之誉的中国科学院(下称中科院)，刚遭遇了已下拨科研经费被部分收回的尴尬。 　　2013 年 11 月 6 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向各个课题负责人下发通知，宣布 2013 年所有院拨项目按 5% 比例对到款经费进行调减。实际上， 2014 年要过&ldquo 紧日子&rdquo 的不仅力学所一家，调减经费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统一行动。 　　这种控制科研经费的举措还在延续。一位中科院人士向记者透露：&ldquo 2014 年预算刚下来，先导专项核减的比较多。&rdquo 先导科技专项是中科院提出的一项战略行动计划,目标是在事关中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科技领域形成重大创新突破和集群优势。 　　收紧科研经费的信号在数月前已有显现。 2013 年 8 月 20 日，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一行拜访科技部，科研经费是双方会谈的一项重要议题。赵路在会谈中透露，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2014 年科技预算安排要从严从紧。 　　本轮科研预算从紧的背景是国务院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 2013 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5%比例压减。尽管如此，由于重点压减的项目为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车辆购置和运行经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等，像先导科技专项这样直接涉及科技经费的调整，出乎很多科研界人士的意料。 　　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通道。自 2004 年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连续八年实现 20% 以上的年增长。直到 2012 年，这一增长数字回落到 18.5%。 　　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高投入未能带来高质量的产出。 　　随着科研经费的高速增长，科研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但成果质量提升有限。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曹聪分析，研究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技术与产品，中国还没有出现像苹果那样的创新企业，多数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仍旧主要依赖国外。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 2009 年中国在专利和技术许可等知识产权上的逆差高达 100 亿美元。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著名海归生物学家施一公、饶毅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2013 年 10 月 22 日，财政部一份关于《国家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将科研经费存在的问题归纳为，长期计划经济下的科技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 科研项目管理改革跟不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经费规模快速增长的需要 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 　　2014 年，中国科研经费的增速放缓成为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科研经费分配体制改革再次蹒跚上路。 　　科研生态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 2008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科研人员对课题申报资助制度公正性的评价总体偏低，44.5% 的科研人员认为政府科研经费、基金的分配公正性一般，21% 的人认为&ldquo 不太公正&rdquo 。 　　当下中国的科技领域，行政化力量在科研经费的配置中仍起主导作用。中国的科技经费配置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前苏联为模板，走计划发展道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遵循&ldquo 皇粮分配制&rdquo 的规则来获得科研经费，几乎没有竞争的成分。 　　第二段时期的历史节点在 1985 年，科技体制开始改革，财政科技拨款的初始配置渠道逐渐形成了&ldquo 以竞争性的科研项目为主导，以财政事业拨款为辅&rdquo 的局面。至 2002 年，财政拨款的科研项目(纵向科研经费)全面实施课题制管理，逐步形成了以课题组为中心的科研立项模式。随后，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横向科技计划也纷纷效仿推行课题制，并制定类似的经费管理办法。 　　第三个时期为近十年，财政科技拨款体制又经历了新一轮的调整。尤其是 2006 年，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新的科研拨款渠道，以改变过去 20 年间过分依赖竞争性项目机制的状况。 　　2014 年来临，科学界普遍的看法还是，科研管理及科研经费分配行政化依然是中国科研经费体制最大的弊病。 　　中国科研计划的制定，通常由相关政府部门出台原则、指导思想、优先领域和项目指南，然后，从项目申报、审核、评估、立项、检查、中期评估、监督与管理，以及项目鉴定验收直至组织推广应用，形成一个长过程的行政管理链。公共科研经费投入分为国家、地方和单位几个层次，形成多部门、多层次构成的纵横交织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 　　弊端由此显现。由政府各部门主导设立的一些经费规模为几千万元到几亿元的巨型项目，每年会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申请指南，由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指南。 　　对此，施一公和饶毅联名在美国权威期刊《科学》(Science)上以社论形式发文分析，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这些指南表面上勾画了&ldquo 国家重大需求&rdquo ，但由于指南中具体而狭隘的描述，基本可以毫无悬念地猜出经费预定给谁。 　　身兼官员和研究课题的人员，获取项目也更容易。科研院所、高校本身是行政化机构，&ldquo 从校长到课题负责人同时是行政管理人员又是学术带头人，这导致科研项目难以去权力化。&rdquo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张力说。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自上而下地组织研究项目，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科研趋势。而在中国发生变形，施、饶两人认为，这一科研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文化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也在科学界发酵。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认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科学家缺乏自律造成的。例如，在项目评审中，被评者事先起草评审意见供评审专家修改，而评审专家一般只是简单地修改一些语句而已。&ldquo 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rdquo 蒲慕明曾如此表示。 　　在施、饶两人眼中，中国的科研圈是这样一幅图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部分反对当下科研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经费的机会，选择了沉默 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有效资助 　　2006 年财政部的一次调研显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中，通过竞争方式下拨的比例接近 80%，远高于西方国家水准。为此，中央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新的科研拨款渠道，以改变过去 20 年间过分依赖竞争性项目机制的状况。 　　当前科技拨款机制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以稳定资助为原则的制度性、计划指令性拨款，即根据预算，从中央财政划拨到各个拥有公立科研机构的部门，由部门自主决定配置方式，经由各层体系层层划拨至下属机构的研究者。 　　还有就是基于一定期限的科研项目竞争性拨款。竞争性拨款是一种打破部门界限，采取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方式，有固定的期限，少则若干月，多则四五年。现实情况是，&ldquo 比如，教育部下达一部分保障性拨款，到院校内部，难以调配，还是需要校内竞争。目前并没有更好的取代办法&rdquo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称。 　　美国也是政府部门提供的科研经费占绝大部分，其中竞争性拨款也占比较高，但其能够保障稳定资助的实施。例如，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0 年的经费预算为 312 亿美元，其中 20% 左右用于资助 NIH 所属的 24 个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 6000 多名科研人员不用每年都去申请项目，只是每四年经过一次评估，如果研究做得不好，实验室会缩减规模直至被关掉。 　　竞争性过度，会从整体上导致低效竞争过多，科研人员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在经费申请上。为此，科技部颁布了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比如，有工资性收入的科研人员，不再允许从课题经费中开支工资性费用，增设了非编制人员的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等。 　　对这样的改革，国内科研人员并不是都满意。例如，砍掉与他们的收入直接相关的人员费。对此，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司长张晓原辩驳为，这实际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科研经费承担不起这一使命。 　　三张改革牌 　　各方面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获，科研人员对到手的课题经费比之前要谨慎得多。然而，从源头看，科研经费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是，在稳定支持经费和竞争性经费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至关重要。 　　理想的科研经费分配结构是在两种资助模式间取得平衡。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表示，这个比例取决于国家战略，稳定支持经费应资助那些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研究项目。 　　矛盾在于，如果简单地提高稳定支持经费的占比，也可能会影响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形成新的&ldquo 大锅饭&rdquo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认为，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给科研单位的使命是什么?要把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科研机构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的变化结合起来，而&ldquo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财政拨款制度，涉及的问题相当多&rdquo 。 　　国内正在尝试改革的另一条路径，是从经费申请和使用者两方面入手，对科研经费与个体和单位利益的关联加大制约力度。纵向科研计划在逐步施行更为严格的经费预算和审查制度，降低使用的随意性，提高使用效率。 　　比如，预算的精细度和合理性直接与未来预算是否被削减、削减多少相关。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告诉记者，现在国家项目的经费预算严格多了，&ldquo 普遍会削减 10%-20% 的申请额度&rdquo 。而且一个课题预算已经细化到，如每年多少人次出差，什么职称、目的地等。 　　这条路径的问题是，严格的预算和审查制度，降低了科研经费使用中必要的灵活性，特别是探索性较强的科研工作，受牵制较多 高强度的过程监督，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较大的工作负担，使他们疲于应付各类检查、评估，降低了科研效率。 　　细节处也多有纰漏。《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会计科目设置与科研项目预算科目设置并不太一致。科研人员凭经验完成预算编制，财务人员很少能参与其中，致使预算编制不科学、不合理，失去了预算的严密性与严肃性。同时，国内纵向科技计划种类较多，在项目经费支出运算科目上也不统一，进一步增加了预算编制、执行和审计的难度。 　　&ldquo 要求我们在科学上出成果是应该的 还要求我们懂财务知识，而且各个机构发布的财务审计标准、预算标准各不相同，都要去了解。感觉很累。&rdquo 上述化学所副研究员说。 　　严格的监管也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 2010 年开始，科技部针对项目同质化的现象，通过技术手段查重，然后请同行专家评审。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这个方法是有效，但成本很高。 　　况且，科研经费监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由专业机构和人员承担，否则无法判断所发现问题是源自制度本身还是制度执行中产生的问题，也无法轻易发现制度漏洞并加以弥补。 　　美国科学基金会总监察长办公室作为一个专业监管机构，负责调查和处理资助项目经费使用中的造假、浪费、滥用以及其他不端行为。该机构 80 多位工作人员都具有科研背景或者法律、会计、审计等从业资格。与之相比，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监督审计部门不足 10 人，大多也没有会计和审计专业背景。 　　除了实施科研投入的源头调控，还有加强对经费申请和使用者的监管，科技部已经在试打第三张牌&mdash &mdash 增加项目评审的透明度。 　　万钢告诉记者，目前科研项目评审，所有过程全都录音录像，做到可申诉、可查询、可追溯，整个过程都在网上进行，全都进行痕迹管理，在追溯过程中不留漏洞。 　　近邻韩国，已构建了高度透明的科技经费流通渠道。政府研发经费直接拨付到科研单位，科研项目实施和成果评价的权力掌握在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手中，韩国政府对研发经费实行多重管理监督，多个单位都可对科研经费进行监督，普通公民也可以上网查阅科技主管部门的项目计划书和资金拨款情况。 　　从 2013 年底起，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建一个科研信息共享平台，以避免科研领域多头部署、重复支持、相互封闭的现象。同一个研究团队在不同的科技计划中，提出目标相似而又处于同一研发阶段的项目申报，获得不止一个科技计划的支持，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同时，科技部还计划推行科技报告制度，把结题验收后的项目放到网上。 2013 年 11 月 1 日，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征求意见版已公开发布，提供了 1000 份免费科技报告。这样既有利于科研人员共享科研成果，又促进技术交流。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透露了另一项改革举措，&ldquo 最根本的要求，我们认为要强化科研项目经费的法人负责制，而不是课题组专家负责制，这是体制上的问题。&rdquo 具体而言，法人责任体现在编制预算时提供的服务、实施预算中的监管、调整预算中的快速核准以及对单位人员的信用管理上。　　这一步如何走，或将引发整个科技体制的改革。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11月14日透露说，中国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而企业人员的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等11月14日联合主办了“中国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高层论坛暨相关成果发布会”。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批评说，这样的收入现状不再体现人才价值，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口号喊了三十年，但还是没有落在地上，“相关体制机制基本没有突破，还在空中飘着。” 　　科学家子女愿做公务员 　　吴江说，现在科技人员的地位仍然比较低。他转述中科院组织的一项针对科学家子女的调查说，有19%的受访科学家子女愿意做科学研究，而51%的受访科学家子女明确表示不愿意再从事科学研究，其中不少科学家子女愿意做公务员。他开了个玩笑说，这些孩子似乎“一学会识字就知道做公务员好，宁做公务员不愿做科学研究”。 　　“有钱开会没钱过日子” 　　吴江用“有钱开会没钱过日子”来形容目前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状况。他说，中国目前的科研经费投入不足是个很大的问题，2008年的投入总量为4570亿，虽然处在前列，但人均经费很低。并且科研经费的投入结构也是个问题，“劳务成本太低”。 　　吴江解释说，在美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劳务成本占45%，而中国的劳务成本却只有23.5%，结果造成了“有钱开会，没钱过日子”的局面，科研经费就是到不了人头，自己把自己捆死。 　　中国专利转化率只有20% 　　吴江表示，2003年到2009年中国的专利数年均增加26.1%，明年中国的专利数将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国。但吴江表示，这仍无法掩盖中国科研创新产出不足的现实。 　　吴江说，中国科研转化能力不足，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的科研转化率达到60%，而中国只有20%，每年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只有10%-15%得到转化，每年7万多专利中得到实际应用的只有10%左右。 　　中国科研人才结构失衡 　　吴江表示，科研人才结构失衡是最困扰决策部门的一个问题，人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科研院所和公共服务行业，但在农村、企业和基层却缺乏科研人才。“他们不是在企业，不在一线”。据介绍，60%的博士毕业生进入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中国的工科博士进入企业的仅占20%。吴江举例说，在福建学农专业的学生要从台湾引进，“从台湾到福建的学农的博士就能一下子扎下去。”他承认，这其中有政策的导向等因素。 　　吴江称，中国也较缺乏高端科研人才，目前1万高端科研人才却要承担着1.5万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虽然留学归国人员比例在上升，但吴江提醒说，“工程人才缺口太大，回来的博士比重在下降”。

近期，《自然》及旗下44个子刊的主编和资深编辑将齐聚上海，出席首次在中国举办的自然科研全球峰会。据介绍，此次峰会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举办地，是因为《自然》全球编辑团队希望增加对中国科研人员的了解与互动。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科研界的领先者之一，科研数量与质量都有突出的表现。过去20年，我国科研人员在《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有显著增加。1997年，中国作者发表在《自然》上的原创研究论文仅占0.3%，到2015年已升至7.9%。同期，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数量也由0.3%大幅提升至11.9%。　　借此之际，《中国科学报》记者对来自《自然》编辑团队的4位主编进行了专访。话题涉及他们对优秀成果的评判标准、对科研评价体系的看法、对中国科研发展现状的评价以及相关学科未来前沿热点等。　　Karl Ziemelis　　“编辑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惊喜不断，而且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从话语中可见Karl Ziemelis对当前工作的热爱。Ziemelis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从1992年至今在自然科研期刊任职，现为《自然》物理学领域的主编。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可以让人置身于无比广阔且不断变化的科学领域，有机会分享新发现和新发展带来的兴奋，并在将它们传播给更广泛受众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自然》青睐的文章，他表示，他们试图选择那些会“带来重要影响”的论文。这意味着论文解答了(或十分有助于解答)所在领域的某一重大问题，也可以意味着其研究成果具有直接、重大的技术或社会影响，或者其发现明显有望开辟新的、重要的研究方向。“创造性是多数科研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我们选择发表论文的主要原因，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运用这种创造性能够实现什么。”Ziemelis说。　　在他看来，《自然》为学术界的读者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包括跨越各种学科的一些最激动人心、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尽管如此，他表示在编辑生涯中也会碰到一些学术造假现象。“例如对研究成果的不实陈述，甚至是明目张胆的编造。”Ziemelis说。随着日益强调数据公开、可重复性和报告标准化，这种情况会加以改善，让任何学术造假行为越来越难以藏身。“人们不可忘记，科学的要素之一是信任。如果这份信任因为科学家中的少数‘害群之马’而丧失，那将非常遗憾。”　　拜访实验室和研究者是Ziemelis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他所在团队拜访了不少中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在物理学领域，中国正取得一些非常了不起的科学成果。今年我的团队已经发了好几篇来自中国的优秀论文。”他举例其中包括3月发表的张杨等人的《分子间相干偶极耦合的实空间直接观察》，李本纲等人的《中国排放对全球气候强迫的贡献》等。　　“一般而言，科学之美，尤其是物理之美，在于其并非静止不动。科学景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新的领域不断开启，新的发现不断涌现，这要求我们对长久以来曾被视为神圣而不可违的想法和概念进行重要的再思考。”Ziemelis说。就当下而言，他十分兴奋于近期引力波探测展现的研究前景以及“新视野号”探测器飞越冥王星发回的令人着迷的发现。　　他认为，未来五年中，行星科学领域或会有重大发展。“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对太阳系行星的认识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外行星领域(绕其它恒星运行的行星体)，未来几年我们应将可以看到更多谜底解开：它们的大气层有什么组成?它们表面能否存在液态水?外星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Andrea Taroni　　“在投身科研之前，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和摇滚明星，当我意识到科研是一项超越所有其他人类互动限制的国际性事业时，我才真正投身其中。”Andrea Taroni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物理系，主要研究领域是统计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曾先后担任《自然—通讯》《自然—材料》编辑，现为《自然—物理》主编。“其实身为编辑，最好的事情是与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经常保持联系，尤其是当你发现一群自己从未听过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卓越的研究工作。”　　“我们会着重访问科研投入呈上升趋势的国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关注中国等国家的科研发展情况，尤其是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得越来越好。”Taroni举例说，中国的材料学有着为人称道的悠久传统，该领域开展的一些研究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的材料科学家也堪称世界一流。诸如“熊猫计划”(Panda X暗物质探测计划)等较大型合作项目也十分引人瞩目。“中国物理学有很强的实力。”他补充说。　　现在物理学从空间物理到粒子物理有很多火热的前沿热点，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引力波发现之后让人感觉引力波天文学的时代即将开启。对暗物质的探测则依然是一项持续的挑战。但我认为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将继续是培育具有深远技术影响力的深层科学发现的沃土。”Taroni认为，当前最令人兴奋的是大步向前迈进的量子材料领域。　　此外，他表示，当前单以论文在何处发表来评价科学家是一个普遍问题，《自然》已明确表示这不是一种好的做法。“重要的是看科学家对每项研究的贡献，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更长一段时间的科研表现。一个健康的评价系统应当考虑单个科学家在科研上所投入的时间长短及其整体科研工作。”Taroni说，其他的才能如教学成绩及科普活动也应考虑在内。Francesca Cesari　　2007年阅读《自然》时，Francesca Cesari偶然看到NatureJobs上招聘《自然》干细胞方向代理编辑的广告。“我希望试一试，结果面试结束后我想‘哇，这就是我想做的’。” 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忆说。Cesari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自然》生物科学主编。她表示，发现那些“发光的金子”并帮助它们发表是编辑的主要任务之一。　　Cesari曾拜访过一些中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她表示这些访问给她提供了机会与研究者见面，更详细地了解新兴研究，进一步理解中国科研人员面临的挑战。“中国科研尤其令我感到振奋，因为它雄心勃勃并有规模地对生物学众多领域的大量重要问题展开研究，这对促进科学认知和科学整体发展都有重要的贡献。”她说。　　Cesari表示，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中的应用带来了许多重大发现，临床和转化研究也促使产生重要的新发现，比如对微生物组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产生的新认识。关于未来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她认为跨学科领域将大有作为，它们将引导科学向许多精彩的新方向。　　对于将发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衡量科研成果价值的因素，Cesari表示，《自然》旨在通过快速发表各学科的重大科研进展来服务科学家，不会受到影响因子的驱使。“我们不会基于可能的引用量来选择论文，即使我们想这么做，也无法预测到引用量。”她说，“我们总是热衷并专注发现那些对科研界普遍具有吸引力的非凡科学成果。”　　她表示，虽然评价体系各有不同，但评价科研人员应当根据其科研工作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基于论文发表在何处。“我们发表的所有研究都提供了一系列文章层面的衡量标准，包括不同来源的引用信息、网页访问量及非传统的衡量标准，希望能对此有所帮助。”她说，此外科研人员为科研界所做的大量贡献如教学、评审及科普工作等也非常重要，应当在评估中予以考虑。 Stuart Cantrill　　“一些研究者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拒稿，难得才有一篇论文成为‘漏网之鱼’被发表，但我们其实对发表的许多优秀论文都非常兴奋，论文最终见刊时，我们和作者一样高兴。”《自然—化学》主编Stuart Cantrill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研究领域是超分子化学、有机化学和互锁分子，从2006年开始在自然科研期刊任职，曾担任《自然—纳米技术》高级编辑。　　他表示，《自然—化学》所寻找的文章需要能带来新的、根本性的真知灼见或实践机会，是整个化学界所广泛感兴趣的、有实际用途的。“我对基础化学最有兴趣。但目前这个领域很难看到重大的进展(或许100年来都没什么进展)，但新的或是不常见的分子拓扑构形、分子键和分子结构就是让我振奋的东西。如果这些新发现正好有用，那很好，但有用不应该是研究的驱动力。”Cantrill说，“就个人而言，我喜欢的论文不一定非要抱着实践应用的目的，而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一些化学基本原理的根本性理解，比如结构和化学键等。”　　他表示，该刊对跨学科研究感兴趣，但关注点还是要回到化学本身：即该研究的化学部分是否新颖、重要和有趣。重大进展往往来自创新，而非优化。真正有创造性的研究需要科学家去挑战成规，提出既与众不同又启发他人的想法。　　此次中国之行，Cantrill受邀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访问并作了化学研究讲座。他对中国化学研究的印象是既有强项，也有不足。中国在材料化学和纳米技术方面的科研实力尤其强大，特别是在应用领域。他认为，中国化学科研产出质量明显处于上升轨道，取得重大科学突破潜力巨大。“现在中国当然有非常有影响力的化学家，但预计未来十年还会有更多。”　　“化学支撑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有可能在化学中找到答案。化学通常不会突飞猛进，但自18、19世纪从炼金术的阴影中走出后，就一直在稳步前进。”Cantrill说，“关于化学，有很多东西尚待发现，许多重要进展尚待实现。我希望这个学科在基础和应用两方面都继续前进。”

p 　　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显示，如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 WFC)*，中国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在2012年到2014年期间增长了37%，美国在同一时期则下降了4%。目前，中国对世界高质量科研的总体贡献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有关自然指数的数据分析发布在今天出版的《自然》增刊“2015中国自然指数”上。 /p p 　　“显然，中国正在赶上美国，并已成为一个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的强国。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蓬勃的经济发展持续推动了其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也作为关键要素，推动中国科研投入带来惊人的回报。”《自然》杂志执行主编尼克坎贝尔博士(Nick Campbell)说。 /p p 　　中国在自然指数中的科研成果主要来自化学和物理学，分别占中国WFC总分值的61%和30%。同时，生命科学方面的科研成果也快速增长，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有30%的增幅。 /p p 　　按照WFC计算，2014年中国科研产出最多的十大城市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合肥、长春、香港、杭州、广州和天津。这十个城市加起来占中国WFC分值的70.4%。 /p p 　　北京、上海和南京依然是中国的三大科研中心。北京纳入自然指数的研究机构数量在中国最多，科研实力尤其体现在化学和物理学上。上海纳入自然指数的研究机构数量不足北京的二分之一，但其前十大研究机构的贡献与北京前十大研究机构的贡献不分伯仲。与上海一样，南京在自然指数上的科研成果也几乎有60%是来自化学。2014年，南京大学在自然指数上的科研成果占整个城市的二分之一以上。 /p p 　　2012年到2014年期间，西安、成都和杭州是WFC分值增幅最快的城市之一，这主要受到化学方面科研成果的推动。其中，西安的WFC分值增幅尤为突出，达到了142% 成都和杭州分别为78%和55%。 /p p 　　自然指数还显示，深圳、北京和武汉是中国三大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因为这些城市有许多具有重要科研贡献的公司，尤其是在高端生命科学领域。其中，深圳尤其经历了精彩的转型，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基于科研的产业中心，位于深圳的公司所拥有的国际专利数量几乎占全国的二分之一。 /p p 　　另外，中国还有三个城市在科研合作上表现突出：香港和合肥主要与各自的国际同行建立了大量的合作 天津则突出表现在当地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合作。 /p p 　　2014年自然指数中表现最突出的中国五大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 /p p 　　关于自然指数 /p p 　　自然指数于2014年11月首次发布，纳入指数的68种自然科学期刊由在职科学家所组成的两个独立小组选出，评选小组组长分别为伦敦大学学院John Morton教授和伦敦国王学院孙引飚博士。此外，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来最终确定入选期刊。据施普林格?自然估计，这68种期刊约占自然科学期刊总 引用量的30%。 /p p 　　自然指数在最近十二个月的数据快照，都根据知识共享协议在指数网站natureindex.com上滚动发布，以方便用户分析自己的科研产出情况。通过该网站，科研机构可根据大的学科分类浏览自己最近12个月的论文产出情况，各机构的国际和国内科研合作情况也有显示。 /p p 　　*自然指数有三种计量方法来追踪作者的单位信息： /p p 　　论文计数 (article count/AC) - 不论一篇文章有一个还是多个作者，每位作者所在的国家或机构都获得1个AC分值。 /p p 　　分数式计量(fractional count/FC)- FC考虑的是每位论文作者的相对贡献。一篇文章的FC总分值为1，在假定每人的贡献是相同的情况下，该分值由所有作者平等共享。例如，一篇论文有十个作 者，那每位作者的FC得分为0.1。如果作者有多个工作单位，那其个人FC分值将在这些工作单位中再进行平均分配。 /p p 　　加权分数式计量(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WFC)- 即为FC增加权重，以调整占比过多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论文。这两个学科有四种期刊入选自然指数，其发表的论文量约占该领域国际期刊论文发表量的50%， 大致相当于其它学科的五倍。因此，尽管其数据编制方法与其他学科相同，但这四种期刊上论文的权重为其他论文的1/5。 /p p br/ /p

核心提示：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这篇“檄文”，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北大清华教授“炮轰”科研基金分配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以“檄文”方式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 　　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因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又成焦点。 　　两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也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饶毅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 　　这篇“檄文”，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对中国的科研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更为致命的是，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经常嘲讽这种基金分配体制，但多数科研人员又选择了接受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两位学者缘何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表此文？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又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系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两位教授“炮轰”的原因恰恰在于，二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不愿意让科研时间荒废在无谓的人际交往中。 　　王小凡透露，这篇社论，已于近日由有关部门递给中央高层领导，相关批示，也已经下达给了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科学界不少人士对施一公“零容忍拉关系搞科研”的态度都有耳闻：曾有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问施一公，在中国，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每周应当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施一公的回复是“一分钟都不需要”。 　　当时，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加盟清华大学的施一公认为，年轻科研人员在中国，一定是可以靠实力崛起的。不过，两年过去，施一公当初的设想明显过于简单。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个底层科研人员，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这个圈子这么小，人家掌握着钱，你要是不听话，你的经费就等着被掐掉吧。”这名科研人员称。 　　类此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乱象，近十年来，屡被提及。王小凡告诉本刊，十年来，科技部为扭转科研基金申请私人关系重于优胜劣汰的现象，亦做了不少努力，现在问题不能说是扩大了，但依旧还存在。 　　对于本刊记者的疑问，饶毅通过邮件提供了他的解决方案：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应当从传统人治体制，转向竞争优胜体制。 　　这几乎与此前历次争论所得结论并无二致，但改革却是方向明晰，脚步驻足不前。正如《科学》杂志这篇社论所述：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行政人员主导分配过程 　　本刊记者了解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有两大块：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二是科技部的“973”、“863”等项目。尽管同属国家科研基金来源，二者却在申请、评审的道路上大相径庭。 　　对基金委的经费分配，多数科研人员意见并不大。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向本刊表示，基金委员会采用依靠专家、同行评议的方法来决定项目取舍，行政干预较少，在科技界的声誉较高。 　　王小凡也说，基金委支持的项目，多为自由探索性项目，很少有立项环节，也就相应更加公开透明，甚至能做到引入海外科学家进行项目评审。 　　“科学具有不可预见性，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项目，却可能成为重大突破，所以，我们更应当让科研自由竞争。”王小凡说。 　　尽管程序相对而言更加严格规范，但基金委的资金，其实只占整个科研基金的小头。相比科技部动辄几千万、上亿的经费，基金委的资金只能说是“小意思”。 　　引燃矛盾的是《2006年～2020年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的公布。饶毅介绍，中长期计划会选出10～20个大课题，每个课题将给予最高达100亿元的经费资助。这一资助额度即使在国际上，都堪称巨资，仅一个课题就可能“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 ”。 　　真正令学界难以接受的正是这些大课题：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 　　为此，早在2004年，饶毅等11名学者就联名给政府高层写信，质疑生物大科学项目：大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 　　施一公也在此次11名学者之列。他指出，“大科学”项目有三大坏处：阻碍良性竞争；重复建设的项目很多；用固定的方式做试验会抑制人才的创造力。 　　信中还呼吁，国家应当积极鼓励一大批小实验室公平竞争科研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因为几乎所有这些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中取得的。 　　“官学勾结” 　　饶毅介绍，科研基金立项方面，主要的模式，还是由上而下出项目选题，部委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很明显，能“搞定”官员和行政人员，便能得到一份对自己有利的立项以及申请指南。高抒称，限于中国体制，研究员如果弄不到项目，自己的生活都会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他们干什么？” 　　而在项目的评审方面，问题则更大。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人员向本刊指出了这种模式的弊端：只要把专家或评委的人，安排到项目中去，就会得到他们的投票，再等重大科学项目通过后，将具体的项目分给其嫡传弟子和好友。 　　高抒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现在有的研究员，一年中花费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拉关系，申项目，一些教授的科研基金就是靠与个别官员和科学家拉关系得来的。 　　施一公就曾被其他研究机构的人试图“搞定”。一次项目评审时，他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结果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 　　“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施一公说。 　　据媒体报道，2005年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振鹤也曾遭遇过“身份泄密”。泄密前，他曾给过一个项目否定意见，谁知，项目负责人当即就找到周振鹤，表示周振鹤给的否定意见，他已经全部看到了。 　　在当天的日记中，周振鹤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我一点也不怀疑该项目申请人的态度是真诚的，但当他在跟我通话时，我仿佛感到自己像是被剥了衣服，放在手术台上让申请人做解剖一样。” 　　施一公将这种状况称为“官学勾结”：有关部门的司局，既管项目、经费，又负责组织专家评审、验收；握有实权的司长、处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评审组的组长人选，就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怎么执行；而一些“大款科学家”，被指定当组长后，控制的项目经费少则几千万、一两亿元，多则几个亿、几十亿。两者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相互支持，结成共存共荣、难以打破的利益共同体，害莫大焉！ 　　饶毅曾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作过一次调查，调查发现，这个研究所平均每位研究员有7个项目，经费时间为两到三年。而同样的数据，在美国则是每位研究员两到三个项目，经费时间四至五年。 　　“结果是，国内的科研人员实际上花了很多精力在经费申请和项目汇报上，反而无法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 科研。”饶毅说。而据王小凡调查发现，国内部分科研“大牛”，真正花在做科研上的时间，实际上不到他总时间的三分之一。 　　需建立事后评估制度 　　“施一公和饶毅这次写的文章，是一次改革的契机。”王小凡称，科技部的领导最近频频约见科学界人士，征求改革方案。 　　而在施一公和饶毅的文章里，也将近期作为打破中国科研基金管理各种潜规则的时机：（以后）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高抒向本刊记者表示，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科研项目与个人灰色收入相联系，只要斩断了这个联系，就如同釜底抽薪，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搞项目”。对于出路，他提出要对研究人员搞“年薪制”。“国外科技先进的国家，不仅有多渠道的资助，而且用年薪制来保证科技人员能够过体面的生活。研究项目是为了支持研究的，不是为了挣工分的。”他说。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所长丁仲礼也对本刊表示：一个国立的研究机构在制度上要明确：单位经常性的经费和竞争性的经费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经常性经费大于竞争性经费。“国外都是这样的。什么都搞竞争，竞争太多了不是好事，导致很多科研人员放弃长远性危险性的项目，而选择马上就能出成果的项目。” 　　在被科技部和中科院人士约见时，王小凡提出，应当将未来中国每年增长的20%的科研经费，拿来作为改革试点。“这部分钱，要按照学术优劣来分配，要建立好的监管机制，以及事后评估机制。” 　　王小凡提及的监管机制，主要是建立回避制度：评委要“能上能下”，假如申请者中，有与自己合作过的单位，甚至是自己单位的同事，或者亲戚之类的，就要自动退出评委职位。 　　“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约束，还要制度化：评审前要签名保证不存在上述情况；而一旦被发现，被举报，三至五年里都不被允许再做评委，甚至限制其自身申请科研基金。”王小凡说。 　　王小凡称，这个建议到了有关部门后，仍然遭遇抵触，主要是说，有的领域，我们的专家太少了，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大难题。一位科研人员告诉本刊，一次食道癌项目的评选，来评审的评委里，居然有研究陶瓷的院士。“这是要批评我们的院士不自重呢，还是感叹找不到足够多的评委？” 　　对此，王小凡说，这种情况下，为何不邀请那些在国内没有实验室、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外科学家来做评委？ 　　在事后评估机制上，王小凡建议，前一个项目做得如何，要作为后一个项目能否成功申请上的前置条件。记者了解到，除了例行的项目汇报制度，在科研项目评估机制上，中国几乎是缺失的，申请时得跑关系，拉人脉，但一旦申请上，对项目本身，甚至对钱的监督，就很少了。 　　“经费申请回来，科研机构先拿走三分之一，申请者再拿走一半，这在前段时间几乎成为惯例。”上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也是因此，评委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申请者，要求拿走一些经费，“因为他手下的教授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 　　“这是礼貌的说法，你要知道，你能拿到这些钱，是因为人家给了你支持票。你敢不给么？不给的话，这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申请到科研经费了。”这位科研人员说。 　　而对于王小凡所提建议，这位科研人员称，类似制度，国内并非没有想到过，可如果监管者尚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设计再精致的制度又有何用？

科技投入的增长并未达到实质效果。部分是因为科研经费监管不到位，虽然通过层层审计监管，最终还是走向被人贪腐的结果。 　　被誉为&ldquo 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rdquo 的李宁日前传出将巨额科研经费转移到自己公司的账户，令科技投入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今天(10月21日)刊出报道，称中国科技支出一年达5000亿元，却鲜有见到世界级科研成果。有学者指出，科研人员在花钱方面自由度很大，&ldquo 只要花钱过程中不出问题就行，至于出没出结果，反而没人真正关心。&rdquo 　　根据财政部统计，中国近8年来的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接近3万亿元。政协材料显示，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1978年这一数据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中国科技财政投入增长了近100倍。 　　不过，科技投入的增长并未达到实质效果。报道称，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科研经费监管不到位，虽然通过层层审计监管，最终还是走向被人贪腐的结果。 　　10月10日，中纪委发布科技部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据通报，审计署2012年4月审计发现5所大学7名教授通过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的问题，其中涉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等人承担的由农业部牵头组织实施的&ldquo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rdquo 重大专项有关课题。 　　这只是科研资金流失最近的一个例子，类似的案例此前并不少见。据媒体梳理，科研人员贪污经费的主要手段包括虚列劳务费用、收集发票冲账，以及借壳套现。 　　报道引述浙江大学一名教授说，学校对科研资金的管理态度，基本上是谁搞到的资金由谁负责。拿到科研资金之后，学校提取一部分管理费，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科研项目负责人说了算。至于科研资金怎么花，虽然也有规定，但这些规定基本形同虚设。 　　山东省科学院一名材料学专家说，中国对科研资金的管理属于过程管理，在申请项目的时候，就定下来钱怎么花。 &ldquo 只要花钱过程中不出问题就行，至于出没出成果，反而没人真正关心。&rdquo 　　除了科研经费监管失控，报道还称，&ldquo 碎片化&rdquo 和&ldquo 聚焦难&rdquo 也是令科研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其中一个原因。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科研经费腐败频发，和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行政化有关。而在多名科研人员身陷腐败丑闻之际，《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获批，有分析称，这将有助于中国改善科技投入的管理。 　　据介绍，《方案》将优化整合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布局，建立科技资源配置的新机制，形成高效运转的治理体系。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表示，《方案》提出政府不直接参与项目管理，将重点放在规划、布局、管理监督上，不仅有利于杜绝&ldquo 跑部拿钱&rdquo 的现象，还能倒逼政府转变职能，为科技创新提供好的服务。此外，《方案》提出的新科技计划管理方案，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英国《卫报》网站6月25日发表了题为《研究人员，练好你们的普通话，准备开赴中国吧》的文章。文章写道，科研预算一连四年陷入停滞后，如何为英国科研开源呢?答案之一便是放眼海外，把目光投向亚洲和拉美等更有活力的经济体，它们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投资增长迅猛。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mdash &mdash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加，2012年首度突破了1万亿人民币。 　　因此，政府把科研作为中英合作的舞台之一便不足为奇了。自2013年10月以来，负责大学和科学事务的国务大臣戴维· 威利茨三次到访中国，落实一项雄心勃勃的合作科研计划的细节。 　　今年4月，英国政府公布了&ldquo 牛顿基金&rdquo 的大致计划，其中将在未来5年内拨款3.75亿英镑(1英镑约合10.6元人民币)用于合作项目。 　　这些合作项目由英国的国际开发事务部和15个新兴国家共同出资。其中中国所占比重最大。上周中英签署了价值5300万英镑的科研合作协议，扶持气候变化、能源和人类疾病等项目。 　　学技术基金会举办的晚宴上，威利茨开玩笑说，从北京得到资金就像&ldquo 徒手拨开混凝土&rdquo 。 　　而今，资金已经到位，下一个挑战是如何最好地协调英国和中国的优势，在科研创新的价值链中扬长避短。 　　中英合作的图景是不均衡的：在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约有8%的英国科研团队与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在社会科学等领域，中英合作的潜力仍然很大。 　　文章写道，我对英国科研人员的建议是，练好普通话，做好在北京和上海多待一段时间的准备吧。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2019年2月18日——数据分享是指科研人员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数据，它有助于确保科研过程的透明、公开和效率。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今天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科研人员数据管理和数据分享习惯的报告，总结了相关调查结果，共有两千多位中国科研人员参与了调查。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该调查是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密切合作完成的，并最终形成一份白皮书——《数据分享在中国的挑战和机会》。白皮书显示，整体上有大量科研人员（93%）曾制定过数据管理计划（DMP），但频率差别很大，仅有58%的科研人员在一半或多于一半的科研项目中会制定DMP，这低于另一类似调查所显示的70%的全球平均水平。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DMP是一个详细说明研究数据将如何收集、存储和分享的计划。有36%的科研人员表示很少制定DMP。48%的科研人员表示首先期望所在研究机构为其提供相关指南和帮助。在从未制定过DMP的研究人员（占7%）中，有50%的人表示以前从未听说过DMP，40%的人表示不知道如何制定DMP。不过，69%的受访科研人员表示‘极可能’或‘可能’在未来两年制定DMP。这表明对如何制定DMP展开进一步的培训有望增加研究活动中经常制定DMP的科研人员的比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DMP中的关键内容是关于数据的存储、收集和分享。只有21%的科研人员将数据分享纳入其中。但多数科研人员都认为数据分享是重要的，有79%的回复者将数据的可发现性认为是至少有些重要，这与全球水平相当。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受访科研人员仅有7%从未私下或公开地分享过数据。中国科研人员更普遍的是与自己的直接同事和合作者私下分享数据，而非公开分享数据。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促使科研人员分享数据的两大主要原因是“推动所在领域科研进展”（46%）和“提高自己研究的可见性”（44%）。35%的人认为期刊不做要求是科研人员没有分享数据的主要原因，而“担心别人滥用我的数据”（48%）和“不确知版权和许可”（32%）是科研人员在分享数据时的主要担忧。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施普林格?自然负责数据及新产品开发的副总裁Grace Baynes说：“调查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中国科研人员是如何分享数据的，尤其是有怎样的担忧。作为主要的学术出版机构，我们承诺与资助机构和大学合作，开发协作解决方案，如有关数据管理和教育的解决方案，以支持中国实现在研究数据的分享和存储方面做到业内最佳的远大目标。”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为此，施普林格?自然发布了四类研究数据政策，并依照知识共享协议将这些政策的文本开放出来供业内再使用。另外还推出了研究数据支持和培训，在Scientific Data和BMC Research Notes等日益增多的数据出版期刊之外又增加了这些可选服务。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此前，施普林格?自然在2017年有过一次数据分享的全球调查，世界各地有七千名科研人员参与。此次中国的调查共收到在职科研人员的2,202个回复，他们代表了所有主要的学科和职业发展阶段。调查的完整数据集可从Figshare平台公开获取。 /p p br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left " /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最新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显示，北京是位居全球第一的科研城市，居于其后的城市分别为纽约都市圈、大波士顿地区、旧金山-圣何塞地区、巴尔的摩-华盛顿地区。在全球10强中，东京位居第6，巴黎第8，其他均为中国和美国的城市。这显示了中国和美国在全球高质量科研产出上的主导地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1日出版的《自然》增刊“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展示了全球城市在科研表现上的变化，并指出，有可能影响到这些城市科研发展轨迹的潜在社会因素。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自然指数追踪了全球82种高水准科研期刊所发论文的作者信息。根据自然指数，除北京之外，中国还有多个城市在过去6年里对高质量科研的贡献不断增加。在全球科研城市50强中，共有10座中国城市：北京(第1)、上海(第7)、南京(第12)、武汉(第19)、广州(第25)、香港(第26)、合肥(第27)、杭州(第33)、天津(第35)、长春(第42)。美国有19个城市位居全球科研城市50强之列。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当日出版的增刊着重介绍了开普敦、旧金山、慕尼黑、武汉和圣保罗这5座全球科研城市，揭示这些城市在保持其科研热点城市地位时所面临的挑战。例如，旧金山高涨的住房价格可能会损害其作为创新引领者的地位；武汉则受压于中国城市之间日益激烈的人才争夺。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据悉，如今，科研城市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0年至2013年期间，德黑兰、武汉和广州发表的高被引论文数量都有超过500%的增长。自然指数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北京位于自然指数科研城市的首位，但在过去6年，其贡献份额正流失给南京、武汉和广州这三个“后起之秀”。武汉在全球位居第19位，在中国居第4位。但过去6年中，该市在自然指数的上升速度要快于全球前20强的其他任何城市。这表明高质量科研的分布趋于更均衡，而不是只集中于几个热点城市。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自然指数创始人David Swinbanks说：“在观察全球科研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时，当地因素与全球趋势都起着相同的作用。本期增刊揭示了一些值得政策制定者和科研机构密切关注的问题，如高涨的房价、社会不平等、设备获取的便利等。”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此外，增刊还显示，相互间有科研合作的城市通常来自于同一国家，前25组最主要的科研合作城市中，只有北京和纽约这一组来自不同国家的城市。据悉，北京最主要的国际科研合作城市为旧金山和波士顿，最主要的国内科研合作城市为上海，其次为南京和武汉。 /p

通用汽车在中国的本地化战略又向前推进了一步。7月19日，通用汽车中国前瞻技术科研中心在通用汽车中国园区内动工建设，该中心将负责很多未来5年到10年的前瞻技术的研发以及大量的设计和工程技术研发，这意味着通用汽车在中国的研发已经不仅仅是对引进技术的适应性应用开发，而是开始同步参与最先进技术的研发。 　　通用汽车中国前瞻技术科研中心的定位是通用汽车除北美外在全球最全面和最重要的技术科研中心，因为目前只有通用在美国的研发中心同时整合了前瞻技术、设计以及工程多各项业务职能。中国前瞻技术科研中心将于2011年年底竣工，在未来五年内，将拥有300余名设计、研发、工程和技术人员。 　　该中心由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车辆工程实验室、先进动力总成工程实验室以及前瞻设计中心四个研究机构组成，重点关注的领域将涵盖先进驱动系统研究、先进动力总成及可替代能源研究、先进电池技术、先进材料技术(包括轻质材料和可循环利用材料)，以及前瞻性汽车概念等。上述技术中，包括一些全球最前沿的车辆设计和技术解决方案。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兼总经理甘文维说，“中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增长市场，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中国在前瞻技术科研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在教育体制以及新一代的研发人员的能力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从而有助于我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 　　通用汽车在中国建设前瞻技术科研中心的驱动力一方面是因为看重中国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飞速发展的中国汽车市场已经为通用汽车贡献了源源不断的利润，并且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通用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中国较低的研发成本和越来越多的成熟研发人员的出现也吸引通用汽车加大在中国的研发业务。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院长杜江凌博士说，通用中国前瞻技术科研中心将在中国本地招收很多研发人员。杜江凌本人之前就供职于英特尔中国，他说自己的研发管理经验和IT行业专业知识可以为通用中国的研发贡献力量。 　　在研发本地化方面，通用汽车一直走在所有跨国汽车公司的前面，并为其他公司做出了表率。事实证明，通用汽车本身也受益良多。它与上海汽车合资成立的泛亚技术中心为通用汽车引进中国的车型做了大量适应性的开发工作，现在，泛亚技术中心已经成长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最成功的研发机构，并且参与开发了上海通用的很多车型。 　　这些本地化工作，尽管由于技术溢出的效应使中国汽车企业间接获得了一些通用汽车的技术，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工程师，间接促进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它为通用汽车的中国业务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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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下午，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引起热议。　　纵观这个文件，可以说全文都在传递一个思想：打破既有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建立全新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更直白的就是，对SCI和影响因子对中国科研人员的束缚进行解绑。虽然，一度有不少专家嘲讽SCI为Stupid Chinese Idea，但是都是零星的言论，并没有形成关键性共识。　　影响因子查询数据库，以前是汤逊路透社(以造谣中国著称的媒体)出版，后来卖给了科睿唯安公司，不仅没有减少对“影响因子”的控制，反而强化“影响因子”的“知识产权”，到处打压中国相关机构。　　诚然，影响因子作为指挥棒，确实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但是，更严重的是，因为过度追求影响因子，使得中国科研整体浮躁，造假之风愈演愈烈!　　国家此次下决心破除西方的枷锁，打造中国自己的科研评估体系，这是动真格的!　　文件中写到：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全面纠正科技成果评价中单纯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等不良倾向，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破除“唯论文”和“SCI至上”为突破口，不把论文数量、代表作数量、影响因子作为唯一的量化考核评价指标。… … "　　“破除SCI至上”、“影响因子”作为唯一量化考核指标，就是典型受西式评价体系影响。　　此次，我国应该形成一套全新的评价体系：一切以要以实用性为导向去评价。《指导意见》中的十条措施就是未来的中国要重点建设的，先来把十条内容单独提出来看一下：　　(一)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　　(二)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　　(三)加快推进国家科技项目成果评价改革。　　(四)大力发展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　　(五)充分发挥金融投资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作用。　　(六)引导规范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　　(七)改革完善科技成果奖励体系。　　(八)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　　(九)创新科技成果评价工具和模式。　　(十)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激励和免责机制。　　我认为一些措施的实施不应单独割裂来看，而是多措并举，例如(三)、(四)、(六)这几条总结下来，我认为应该是鼓励探索出一条以市场化评价为主导，政府多方共同参与推动，率先在国家科技项目上试点实施的一种模式。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仍然需要从底层下工夫，即中国需要拥有独立的“文献数据库”，即数据，数据是核心，在数据基础上，才能建立合适的评价体系。　　目前，在“数据”资源已经等同于未来的“石油”和“黄金”，国家需要重视数据资源的保护。例如中国大量的文献全文都被收录到科睿唯安的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上，而国内使用万方，CNKI，以及中华医学会期刊资源，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国内要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需要打造科研数据资源的“中国内核”，组成以国家出版资源为一体的数字资源集成平台 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市场化验证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通过此评价体系，指导中国未来的科研动向，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指挥棒。　　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只有抛弃掉SCI和影响因子的影响之后，才能真正为中国的未来服务!　　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1〕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健全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更好发挥科技成果评价作用，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创新科技成果评价方式，通过评价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推动产出高质量成果、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科技创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着力强化成果高质量供给与转化应用。　　坚持科学分类、多维度评价。针对科技成果具有多元价值的特点，科学确定评价标准，开展多层次差别化评价，提高成果评价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解决分类评价体系不健全以及评价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结果功利化的问题。　　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入第三方评价，加快技术市场建设，加快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类评价主体的积极性，营造成果评价的良好创新生态。　　坚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把握科研渐进性和成果阶段性的特点，创新成果评价方式方法，加强中长期评价、后评价和成果回溯，引导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探索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价值早发现、早实现。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　　根据科技成果不同特点和评价目的，有针对性地评价科技成果的多元价值。科学价值重点评价在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技术价值重点评价重大技术发明，突出在解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企业重大技术创新难题，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方面的成效。经济价值重点评价推广前景、预期效益、潜在风险等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社会价值重点评价在解决人民健康、国防与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重大瓶颈问题方面的成效。文化价值重点评价在倡导科学家精神、营造创新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和贡献。　　(二)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　　基础研究成果以同行评议为主，鼓励国际“小同行”评议，推行代表作制度，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应用研究成果以行业用户和社会评价为主，注重高质量知识产权产出，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样机性能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不涉及军工、国防等敏感领域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成果，以用户评价、市场检验和第三方评价为主，把技术交易合同金额、市场估值、市场占有率、重大工程或重点企业应用情况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探索建立重大成果研发过程回溯和阶段性评估机制，加强成果真实性和可靠性验证，合理评价成果研发过程性贡献。　　(三)加快推进国家科技项目成果评价改革。　　按照“四个面向”要求深入推进科研管理改革试点，抓紧建立科技计划成果后评估制度。建设完善国家科技成果项目库，根据不同应用需求制定科技成果推广清单，推动财政性资金支持形成的非涉密科技成果信息按规定公开。改革国防科技成果评价制度，探索多主体参与评价的办法。完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制度。建立健全重大项目知识产权管理流程，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加大高质量专利转化应用绩效的评价权重，把企业专利战略布局纳入评价范围，杜绝简单以申请量、授权量为评价指标。　　(四)大力发展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　　健全协议定价、挂牌交易、拍卖、资产评估等多元化科技成果市场交易定价模式，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技术交易市场。推动建立全国性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完善技术要素交易与监管体系，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成果进场交易，鼓励一定时期内未转化的财政性资金支持形成的成果进场集中发布信息并推动转化。建立全国技术交易信息发布机制，依法推动技术交易、科技成果、技术合同登记等信息数据互联互通。鼓励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发展，建立以技术经理人为主体的评价人员培养机制，鼓励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发明披露、评估、对接谈判，面向市场开展科技成果专业化评价活动。提升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水平，发挥其在科技成果评价与转化中的先行先试作用。　　(五)充分发挥金融投资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作用。　　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与金融机构、投资公司的联动机制，引导相关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对科技成果潜在经济价值、市场估值、发展前景等进行商业化评价，通过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分支机构、优化信用评价模型等，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投融资支持。推广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模式，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在知识产权已确权并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前提下，规范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加快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改革，引导企业家、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机构、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提早介入研发活动。　　(六)引导规范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　　发挥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专业化评估机构等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作用，强化自律管理，健全利益关联回避制度，促进市场评价活动规范发展。制定科技成果评价通用准则，细化具体领域评价技术标准和规范。建立健全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机构行业标准，明确资质、专业水平等要求，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标准规范及质量控制体系。形成并推广科技成果创新性、成熟度评价指标和方法。鼓励部门、地方、行业建立科技成果评价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成果评价政策、标准规范、方法工具和机构人员等信息，提高评价活动的公开透明度。推进评价诚信体系和制度建设，将科技成果评价失信行为纳入科研诚信管理信息系统，对在评价中弄虚作假、协助他人骗取评价、搞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从严惩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优化科技成果评价行业生态。　　(七)改革完善科技成果奖励体系。　　坚持公正性、荣誉性，重在奖励真正作出创造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线科技人员，控制奖励数量，提升奖励质量。调整国家科技奖评奖周期。完善奖励提名制，规范提名制度、机制、流程，坚决排除人情、关系、利益等小圈子干扰，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优化科技奖励项目，科学定位国家科技奖和省部级科技奖、社会力量设奖，构建结构合理、导向鲜明的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强化国家科技奖励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紧密结合，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奖励力度。培育高水平的社会力量科技奖励品牌，政府加强事中事后监督，提高科技奖励整体水平。　　(八)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　　全面纠正科技成果评价中单纯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等不良倾向，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破除“唯论文”和“SCI至上”为突破口，不把论文数量、代表作数量、影响因子作为唯一的量化考核评价指标。对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取得显著应用效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突出贡献等高质量成果，提高其考核评价权重，具体由相关科技评价组织管理单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得把成果完成人的职称、学历、头衔、获奖情况、行政职务、承担科研项目数量等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和人才计划评审的参考依据。科学确定个人、团队和单位在科技成果产出中的贡献，坚决扭转过分重排名、争排名的不良倾向。　　(九)创新科技成果评价工具和模式。　　加强科技成果评价理论和方法研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发信息化评价工具，综合运用概念验证、技术预测、创新大赛、知识产权评估以及扶优式评审等方式，推广标准化评价。充分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建设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科技成果库、需求库、案例库和评价工具方法库。发布新应用场景目录，实施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示范工程，在重大项目和重点任务实施中运用评价结果。　　(十)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激励和免责机制。　　把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作为核心要求，纳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细化完善有利于转化的职务科技成果评估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与转化的活力。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有关资产评估管理机制，明确国有无形资产管理的边界和红线，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流程。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尽责担当行动，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建立成果评价与转化行为负面清单，完善尽职免责规范和细则。推动成果转化相关人员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履职尽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依法依规一事一议确定相关人员的决策责任，坚决查处腐败问题。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科技部要发挥主责作用，牵头做好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的组织实施、统筹指导与监督评估，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等相关单位要积极主动协调配合。行业、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本行业本地区成果评价的指导推动、监督服务工作。各有关部门、各地方要在本意见出台半年内完成本行业本地区有关规章制度制修订工作。　　(二)开展改革试点。　　选择不同类型单位和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探索简便实用的制度、规范和流程，解决改革落地难问题，形成可操作可复制的做法并进行推广。　　(三)落实主体责任。　　科技成果评价实行“谁委托科研任务谁评价”、“谁使用科研成果谁评价”。各科技评价组织管理单位(机构)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对照本意见要求在一年内完成相关科技成果评价标准或管理办法制修订任务，提升专业能力，客观公正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活动。　　(四)营造良好氛围。　　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严格制度执行，注重社会监督，强化评价活动的学术自律和行业自律，坚决反对“为评而评”、滥用评价结果，防止与物质利益过度挂钩，杜绝科技成果评价中急功近利、盲目跟风现象。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积极营造良好的评价环境。国务院办公厅

任何目睹过登月或者用过互联网的人都会承认美国强大的科研创新传统。但是现在，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来主导科学和工程领域，实际上它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下图：研究人员正在中国南京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准备药品。为了寻求更加便宜的试验渠道，制药商让药品临床试验变成了全球性的生意。　 　　来自密歇根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的研究强调了中国日益增长的科研主导力。 　　具体来说，他们主要关注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的潜力&mdash &mdash 这四个领域合起来被称为STEM。 　　研究者写道：&ldquo 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国家医学院近期的两个报告引起了广泛忧虑&mdash &mdash 美国可能很快会失去其科研领导地位并且因此承受负面的经济后果。&rdquo 　　以下三个图表支持这一论点。 　　中国正在生产出巨量的理工科毕业生。 　　虽然中国和美国获得理工科学位的人口比例大致相同，理工科毕业生人数在中国却急剧增长&mdash &mdash 而美国看起来并不会很快追上。 　　A：1988至2010年中美获得学士学位人数 B：1993年至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人数红线代表中国，蓝线代表美国 　　中国学生也比任何其他外国学生在美国获得更多的博士学位。从1987年到2010年，在这些项目里的中国学生增长了三倍(从15000到43000)。 　　中国的科技劳动力正在井喷。 　　 　　1980/1982至2010中美科技劳动力人数 　　美国人口比中国要少得多，但在理工科劳动力数量方面依然领先中国。但是，虽然美国的STEM劳动力增长缓慢而稳定，这一专业劳动力在过去十年的中国呈现井喷式增长。论文将这一井喷归因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 　 　　中国科学家挣得比美国多，图为中美两国科学家收入比率 　　在中国从事科研的人士的收入潜力比美国要高。 　　中国科学家挣得比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要高，而在美国却恰恰相反。例如美国律师，受教育的年限比博士要短，挣的钱却更多。 　　&ldquo 有天分的年轻人面对不同的职业选项时，当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时，被吸引到科研道路上的中国人会比美国人更多。&rdquo 这是因为待遇的问题，研究人员写道。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人员指出了&ldquo 四个因素推动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持续增长：巨大的人口和人力资源基础，偏好优秀学术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众多旅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和一个中央集权并愿意投资于科研领域的政府。&rdquo 　　不过，美国的科学家还是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因为，研究人员还注意到：&ldquo 中国科学还面临来自政治干预和科学欺诈的困难。&rdquo

在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中，列出了中国721所大学科研创新能力排行榜，该排行榜主要由以下四项科研指标构成。现将每项指标的前100名公开，供考生和考生家长报考大学参考。　　1.国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排行榜 浙江大学第1名　　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个最重要的科研指标上，浙江大学获得第1名，清华大学第2名，北京大学第3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上海交通大学，第5名复旦大学，第6名南京大学，第7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8名中山大学，第9名四川大学，第10名华中科技大学。　　国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排行榜中的国际期刊共计9900多种，系SCDW(科学引文数据库 世界)源期刊。所有期刊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按期刊归属的一级学科影响因子降序排列选定。时间跨度为连续5年。　　2.国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排行榜 北京大学第1名　　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大学国内学术影响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此项科研指标上，北京大学获得第1名，清华大学第2名，浙江大学第3 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中国人民大学，第5名南京大学，第6名武汉大学，第7名复旦大学，第8名吉林大学，第9名上海交通大学，第 10名中山大学。　　国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排行榜中的国内期刊共计2200多种，系SCDC(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源期刊。所有期刊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按期刊归属的一级学科影响因子降序排列选定。时间跨度为连续5年。　　3. 重要奖项排行榜 清华大学第1名　　获得国家级奖等重要奖项，展示大学研发高端成果的能力。在此项重要的科研指标上，清华大学获得第1名，北京大学第2名，浙江大学第3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上海交通大学，第5名复旦大学，第6名南京大学，第7名武汉大学，第8名西安交通大学，第9名华中科技大学，第10名中山大学。　　重要奖项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将、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上述奖项分别由国家科技部、何梁何利基金会、国家教育部发布。连续10年。　　4. 专利授权排行榜 浙江大学第1名　　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外观专利授权是大学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此项科研指标上，浙江大学获得第1名，清华大学第2名，东南大学第3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哈尔滨工业大学，第5名上海交通大学，第6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7名华南理工大学，第8名浙江工业大学，第9 名江南大学，第10名天津大学。　　所有专利授权均由国家专利局发布，连续5年。　　附表1：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国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100强附表2：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国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100强附表3：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重要奖项100强附表4：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专利授权100强

在2015年第一期Nature杂志上，九位科研领军人物分享了自己的新年规划，其中包括中国科技大学的谢毅院士和浙江大学的李兰娟院士。 　　谢毅(Yi Xie)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 　　&ldquo 我希望我们实验室能在新的一年里，实质性提高光化学能源、电化学能源、光电化学能源的转换效率。我个人的目标是，更好地与其他领域的人交流。跨学科合作对于攻克目前的挑战极为重要。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我们计划设计超薄、二维、基于半导体的新催化剂&hellip &hellip 在特定材料的实际应用中，理解材料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而这需要多学科的协作。 　　至于第二个目标，我将涉猎化学以外的领域，比如同步辐射和正电子湮没。我打算阅读不同的期刊，参加不同的会议，拜访不同的实验室。我会努力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交流我们团队的发现，并通过非学术性刊物和网站将我们的发现传达给公众，以激励下一代投身到科学研究中来。&rdquo 　　李兰娟(Lanjuan Li)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ldquo 我今年的主要目标是更广泛的吸引各专业人才。我自己的实验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使用宏基因组学和宏转录组学工具，来阐明微生物在肝病进程中的作用，构建肝病进程中的微生物互作网络。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新策略，对肝硬化等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 　　今年我们希望阐明抗生素和益生素(probiotic)对肝脏的影响。我们已经跟进了八十名肝硬化患者半年时间，以阐明益生素(乳果糖等)对疾病进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为了研究患者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我们还跟踪了四十名肝功能衰竭患者的情况，每周进行样本收集，现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我们希望找到可以治疗肝病的新益生素。 　　在新的一年里，我还希望为我的团队创造更多的机会，与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流和协作。比如说，我们打算参加更多的国际会议。&rdquo 　　原文检索： 　　Leadership: New year' s resolutions

王院士从德国带回的Christ冻干机“我就申请了一台冷冻干燥仪，从德国带回我们的实验室，给全所的蛋白质的制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便的条件”在总台《开讲啦》节目录制现场，一个“小事故”打动了无数网友。主持人撒贝宁发现，地板上不断出现黑渣，原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王志珍鞋底老化掉落的碎屑。王志珍院士自嘲“出了洋相”，现场观众却致以掌声。更让无数观众感动的是，王志珍院士对科研事业的热爱，与艰苦创业的决心。实验室爆炸 令她至今心有余悸 王院士曾经分享了一个令她至今仍然有所畏惧的故事。有一天中午，王院士使用“土办法”制作的冷冻干燥仪突然发生了爆炸，导致玻璃碎片布满整个房间。幸运的是，王院士碰巧不在实验室，因此逃过了一劫。这次事件让她深刻意识到科研环境的不安全性，也对仪器制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只能带一件仪器 她选择了Christ冻干机在这次事故之后，当王院士有机会从德国带回一件实验器材时，她选择了Christ冷冻干燥机。这台冷冻干燥机，大幅提升了当时科研工作的质量。永恒的主题：实验室安全时代在变迁，技术在变革，但Christ始终将实验室安全放在产品设计的第一位。任凭时光荏，实验室安全始终牵动着所有科研工作者的心，这也是Christ坚持安全创新的初衷。冻干机作为实验室常用设备，除了做好日常维护外，最初的型号选择和配置确定更是重中之重，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对冻干机的耐腐蚀性、防爆设计提出了要求。进入中国三十年 赋能中国科研人德国Martin Christ 冷冻干燥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上世纪40年代，在冻干机开发和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业内拥有超过75年的丰富经验。我们视自己为全球创新领导者，视我们的研发承诺为主要职责，在冷冻干燥和真空离心浓缩技术创新方面拥有多项专利。德采实仪器设备（北京）有限公司是德国Christ家族在中国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2022年。Christ冻干机和Sigma离心机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近30年之久，在中国市场收获了科研、教学以及研发生产领域的一大批忠实用户。Christ家族为了更好地为中国用户提供专业的售前咨询和售后服务，在中国本土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并在中国各区域经济中心成立办事处。本文来源：CCTV-1《开讲啦》、央视新闻、《吾家吴国》

p 　　 strong 《中国新闻周刊》：在前四批青年千人计划申报中，中国科大申报入选总人数70人，连续四次位居全国第一。科大引进人才的秘诀在哪里? /strong /p p 　 strong 　窦贤康： /strong 大学对于顶尖人才的重视和热爱是生命线。和别的机构不一样，大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地方，没有人才不行，创新领军人才更是非常关键。苹果没有乔布斯立马就没有了创新的灵魂。 /p p 　　你看欧洲杯，有的球星的身价能达到几千万，其他人才四五十万。球星老远一脚就能将球射进球门。老板不是傻子，为什么给球星那么多的钱?因为踢球的目标就是进球，就是赢。高校的人才也是一样的。 /p p 　　科大很注意培养年轻人，这是科大能够永葆竞争力的原因。当时我从法国回国没几天，学校就让我当系副主任。我36岁就当上了学院的领导。在科大，从来不会按资排辈，会按照教学和科研上的成果来对老师进行激励和评估。科大的优势，就是对学生和老师非常重视。 /p p 　　我们会尽科大的最大可能给予“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等专家最好的待遇。中国科大的总经费在国家C9高校中不算多，但是我们很舍得在人才引进上花钱。在科研条件和薪水待遇上，但凡能做的，我们都做到了。 /p p 　　在科研条件上，我们在人才报到第一天科研启动就到位，而且我们会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做。你需要什么科研条件就提出来，学校会讨论。比如公共设施、实验室等，如果真的需要，我们一定保证他的科研能够尽快地做起来，一天都不耽误。我们给青千提供了在C9高校中具有竞争力的年薪，与国外待遇基本接轨。 /p p 　　我们学校主要领导，包括校长、书记，都把人才引进当作头等大事。原来的侯建国校长，曾经带我们去美国招聘人才。在美国的十几天里，我们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大学里招聘人才上。记得当时行程有半天空闲，他体贴我没来过纽约，让我出去看看。结果到了当天下午，他又跟我说不行，陪他去思科看一看。在那儿十几天，走了好几个城市，我对美国唯一的印象就是校园。 /p p 　　很多人见了面后，总体印象特别好的，需要约到宾馆进一步谈。我们没有宣传式的招人，没有拉大旗、挂横幅。我记得当时侯校长比较累，进大厅的时候，有块玻璃擦得太干净了，他没看见，一头就撞上去了。 /p p 　　人才是立校的根本，我们认为，只要人才在，我们跟任何学校竞争，都不用担忧。高校是靠本事吃饭的地方，有水平高的人才在，一个学校才能发展好。 /p p 　 strong 　《中国新闻周刊》：科大在引进人才方面花那么大力气，学校内部会有反对的声音吗?在本土人才培养上会有哪些措施? /strong /p p 　　 strong 窦贤康 /strong ：在引进人才上，一开始学校有些老师也会有不同看法，有人讲，引进来的人才可能短期内会挤占学校资源。可是没有人才，学校会办得越来越差，你会越来越没有资源。短期看貌似挤占资源，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带来更多的资源。 /p p 　　我们既注意从国外人才引进，也注意学校现有青年教师的培养。比如说，有些老师，有发展的潜力，但是所在的学科不够强，成果出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每年拿出来一笔钱，资助他们去国外进修，保留他们在学校的待遇，同时提供他在国外体面的研修生活费。但是有一个要求，你不能出去混。我们批准他们出去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找的实验室和导师的水平必须是一流的。 /p p 　　工程科学学院的吴恒安教授，现在已经是学院的副院长。原来在科研上一直做不出好的工作。后来他去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海姆的实验室，当时安德烈?海姆还没有拿诺奖。后来吴恒安的科研很快上去了，研究方向也非常前沿领先，去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支持。 /p p 　　每年会有几十个教师通过这种方式出去，这是他们提升的关键机会。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弱势学科来讲的。科研需要高的眼界和实验平台，需要在一流的实验室学习。我们会给有潜力的青年人创造条件，让他们科研水平的提高速度更快一些。 /p p 　　同时，国内的“土著”力量也在增强，这两年国内大的人才计划也在朝着他们倾斜，潘建伟、杜江峰、陈仙辉、谢毅等教授所培养的人才，一点也不比引进的人才差。 /p p 　　 strong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科大地处合肥，这个因素会对引进人才产生什么影响? /strong /p p 　　 strong 窦贤康 /strong ：现在合肥发展很快，但是很多人还是会首选北京、上海等城市。我们认为，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不去北京、上海，愿意来科大工作不容易，刚来的时候总是人生地不熟，大家给他好一些的启动支持，才能很快进入到科大这么一个好的科研环境中去。 /p p 　　现在合肥城市建设也很快，合肥的发展对我们的带动也很大。其实任何一个人到合肥来，合肥一定比他想象的好很多。但去上海、杭州，他反而可能会失望，因为他们的期待很高。来科大不会这样。合肥现在被称为“逆袭中的城市”。 /p p 　　 strong 《中国新闻周刊》：科大科研经费总量不多，但是却出了不少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成果，科大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strong /p p 　　 strong 窦 /strong strong 贤康 /strong ：我们争取到科研经费后，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说，985的建设经费，有的学校拿了钱后会分到各个院系，就像撒胡椒面。科大刚开始也是想这么做的，但是经费分下去会什么都干不成。后来我们觉得，学校整个基础条件差，所以就搞了公共实验平台建设，集中所有资源建设公共平台。我们现在花了一点几个亿在做微纳加工中心，很多实验室需要设备，你不可能同样的设备一个实验室搞一个。搞好一个，为全校教师提供服务。钱太多，乱花总不够 钱不多，你集中花，照样能解决一些问题。 /p p 　　 strong 《中国新闻周刊》：在“千校一面”的高校扩招潮中，中国科大如何保持“小而精”的理工特色定位? /strong /p p 　　 strong 窦贤康 /strong ：“小”不是我们刻意追求的，而“精”是我们刻意要做到的。追求卓越是科大的精神，但是“小”并不是。 /p p 　　当时中国科学院办科大，是要办新兴的学科，这就使得科大一开始就受到一定的限制——理工科，而且是新兴学科。我们也想办大点儿，我们也有过办大的冲动。比如，我们办过外语系，但后来证明不行。科大是以理工为主的学校，我们不擅长培养外语人才，而且会冲击基础教学。我们也不是盲目取消的，也是跟外语系的老师进行了研讨的。 /p p 　　另外，现在的地理位置也使得我们规模大不起来。我们要是办金融类的学科的话，科大周边没有大的金融公司。 /p p 　　我们也希望“大而精”或者“中而精”，但是这有一个过程，我们只要有能力，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是会拓展的。但是我们不盲目，不追求大，不能让学生接受二流的教育。现在我们也在发展新兴学科，例如，我们正在跟中科院沈阳金属所合办材料学院。 /p p 　　我曾经分管招生十年，学校也曾经有要扩招的想法。但是，扩到哪里去?科大的很多学科偏理科，国家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精是目标，小、中或大取决于国家的需求，取决于学校的能力、师资队伍和机遇。 /p p /p

2021年初，Nature指数公布了最新的一期：2020年2月1日—2021年1月31日大学/机构排名。在本次全球排名中， 中国科学院连续8年位居榜首 ，哈佛大学及马克思普朗克协会紧随其后。所谓Nature指数，就是计算各个国家在顶级世界科研期刊中发表论文数量，再根据文章具体情况加权计算后得到的一个指数。指数越高，就意味着这个大学、机构、国家在过去一年中为人类自然科学文明推进贡献越多。而去年一年里， 美国排名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二。总体来看，大陆院校表现也都非常不错。本次共有11所大陆院校进入全球Top50，19所进入全球大学Top100。北京大学在学术领域蝉联高校第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第12、中国科学院大学排名第14、南京大学排名第15名、清华大学排名第17。至于Nature指数的公信力，假设CNS（细胞Cell、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上面2017年文章每篇都来自不同课题组的话，一篇论文的入选率比率大概是0.018%，也就是平均一万名研究人员里能有1.8个人发CNS。2018年清华北大河南录取405人，考生98.3万人，录取率0.041%。从数字概念来说，在CNS上发表一篇论文可比在2018拥有近百万高考考生的河南考上清华北大的难读还要大两倍。某大学鼓励学者发表CNS论文，直接给出了一篇50（100）万人民币的丰厚汇报。都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单纯从Nature指数来看，我们的生产力那是杠杠滴！但理想很丰满，显示很骨感，尽管我们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可在科研仪器上，我们却长期受制于人。国内科研，国外仪器先来看一组来自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试验分析仪国产化率小于23%，生物化学试剂国产化率小于20%，一次性实验室耗材国产化率小于6%。而实验室常用设备中的纯水器、离心机、微波消解仪、超低温冰箱的平均国产化率为 48%-68%（按数量计）或 23%-45%（按金额计）。这也就意味着，不仅国产科研仪器市场被进口设备大面积占领，国产科研仪器能打下来的也仅限于低端（低价）产品。局长在清华大学主攻生物化学领域的一位朋友也跟局长表示： “实验室几乎见不到国产科研仪器，比例大概也就1:299。”几乎整个高端科研仪器市场见不到了国产的身影， 撑起国产科研一片天的全都是外国仪器。外国的少数几家科研仪器厂商垄断了整个市场。而当一个企业在某个市场中形成了行业垄断，那么十分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顾客不再是上帝了，而是任由这些仪器厂商宰割的“羔羊”。2018年底，北京大学核磁共振中心的十台总价值2亿元核磁共振设备发生严重故障，负责人随即联系了设备生产商布鲁克公司要求调查原因并给予维修，而布鲁克公司则表态：先拿23万人工费。就好比一台电脑坏了，你送去修，对方先报出一个添加的人工费，要是最后检测结果无法维修，这些钱就打了水漂。北京大学核磁中心在同类型科研中心里排名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而且也是布鲁克公司的头号“VIP”。北京大学面对23万人工费，要求布鲁克公司一周内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并拒绝支付人工费。然而十天过去了，布鲁克公司仍毫无动静。随后，北大发布声明，终止与德国布鲁克的合作。从这篇声明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北大核磁共振中心对布鲁克公司的一个评价： 核磁共振波普仪市场上一家独大的垄断。而实际上，科研仪器的垄断远不止于此。巨头垄断，受制于人事实上，科研仪器巨头的垄断其实在国内已经渗透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深。国家市监局曾经做过调查， 在31个省级生态环境检测机构中，86.8%的仪器来自国外，国产化率不足15%。美国化学会（ACS）旗下的《C&EN》（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发布的全球仪器公司榜单，在前20家公司中，有8家是美国公司，7家来自欧洲，5家公司位于日本。资料来源：东兴证券中国企业没有一家入选。前五大仪器制造商占去年前 20 家公司销售额的一半以上。仅赛默飞世尔就占前 20 名仪器销售额的 23％。排名前 10 位的公司占销售额的 78％。排名公司的总销售额中只有约 24％是分析和生命科学实验室工具。有些还销售工业测量设备和其他非研究设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销售是实验室耗材，软件和服务。垄断的原因也很简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点来谈：技术壁垒、科研生态和公司经营策略。说道技术壁垒这方面，拿生化实验室常见的质谱分析仪来谈。质谱分析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体重秤，世界中的粒子在重量足够精确的情况下都有唯一质量，比如质子质量是1.007276466621（53）u（u是原子质量单位，1u=1.660538921（73）x10^（-27）kg），而通过测算粒子质量与所带电荷比值则可以推算出被检测物质中各类原子所占比例，进而分析物质构成。也就是说，科研仪器在某些领域精度是要求达到小数点后面20多位的。不仅如此， 科研仪器的技术壁垒绝大多数都是诺奖级别的。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与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他们两人将共享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一半的奖金。约翰芬恩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发明了利用核磁共振技术测定溶液中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的方法”，他也获得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另一半的奖金。别的不说，开创性的科研仪器发明（改进测算方法）最起码都是诺奖级别的科研成果。技术这个门槛还真不是一般人想进就进的。当然除了技术本身，学术氛围也是影响科研仪器市场配比的重要因素。IVD资讯中的生命科学领域网友“陈小澄”就曾表示：一个是本身国产和进口仪器有差距，另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是“人”有问题。之前呆的实验室老板在国内生化圈子还是比较有名的，文章质量很高，设备也全是进口的，除了超重离心机，不喝别的实验室公用仪器，也不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仪器，缺什么买什么，只挑进口。用老板的话说，做这个领域（国外实验室）的人都用这种仪器，你不用，然后重复不出来别人的试验，又找不到哪里出了问题，肯定会考虑是不是自己仪器没用对、酶的活性有问题等等，和别人公用仪器就会思考是不是别人污染了仪器。与其到时候花时间纠结这些，不如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直接购买同样的进口设备，实验做不出来就直接找自己原因重做，没有其他原因。究竟是买设备时候心疼钱重要还是最后文章发不出来毕不了业，被其他实验室抢先发重要，对于成果就是一切的实验室而言，多花几个钱根本是洒洒水。说白了其实也就一点：实验室买仪器是为了实验发论文的，买国产仪器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实验做出来数据不对，最后发不了论文，不仅仅费钱，还耽误事。科研仪器本身的高精尖特性让行业准入门槛极高、学术氛围的限制又将国外科研仪器公司捧上了神坛，二者相互作用让外国科研仪器公司转了个盆满钵满。国外的科研仪器公司自己也没有闲着。以丹纳赫、赛默飞世尔为代表的的科研仪器厂商 开始了 疯狂的科研仪器公司收购计划 。丹纳赫成立30多年以来，累计进行了超400次并购重组。在过去的7年中，丹纳赫超过50%的收入是通过并购得来。赛默飞世尔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56年，前身热电公司(Thermo Electron Corporation)和飞世尔（ Fisher Scientific）在2007年合并成为赛默飞世尔科技。据不完全统计，赛默飞世尔的并购数量也超70次。在密集的收购案背后，整个科研仪器市场形成了“一家亲”局面。高端科研仪器公司大多来自美国、欧洲、日本，你不制裁我，我不制裁你，即便垄断大家也都玩得都很开心。退一万步来讲，买卖这事都是你情我愿的， 这仪器都是发国际期刊的仪器，你用不用吧。国产代替，其路漫漫说了这么多， 那么国产科研仪器有没有优势呢？其实有，而且很多，就比如货期短、价格低、维修快。国产仪器的生产维修在都在国内，速度和服务态度不是外国公司能比的。而产品价格上，根据清华大学精密仪器学院某教授的说法： 进口科研仪器毛利最高能达到80%，产品溢价十分严重。液相色谱质谱仪既然便宜，又快，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国产科研仪器却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理由很简单，国产仪器的这些优势在稳定性和认可度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小红书式电商都有耳闻，走的是“KOL”带货的路子。其实科研界也一样，重点学术期刊就是小红书本书，主要用来展示各大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知名学者成了“KOL”，当这些学者拿着某某公司生产的科研仪器又成功做出了某重大试验，得出了最新数据，为全人类的知识累积又添了一块砖之后。各个实验室会紧接着开始了疯狂抢购，在“大V”的试验基础上继续添砖加瓦。想着用国产设备平替，做出相同试验？可一旦最终数据出现了偏差，是你操作不当还是设备货不对版，导致数据有误，这事谁也说不清。试验讲究控制变量，别人用进口设备，你用国产，那就不能叫严格的控制变量。行业认可度提不上来，国产仪器就走不进学术主流。在实验室以外，一些国家级检测/监测中心更熟对仪器的数据精度与设备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蓝闽波提供了一组数字：截至2018年，全国共约有1800台核磁共振波谱仪，其中1400多台是一家国外供应商的产品，国产的仅有50台。而核磁共振仪除了科研院所有使用需求之外，使用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而医院的设备精准程度很大程度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国外设备经过长时间市场认证，产品稳定性相对较高，自然更容易被医院选择。西门子核磁共振仪拿自己的甚生命健康支持国产仪器，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决心和勇气。而国产厂商支棱不起来，我觉得有三个原因：起步晚、资金不足、产品附加值低。起步晚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好多说的，近代科学就是在西方国家起步的。高端科研仪器的生产起步比起国内也早了接近100年。起步早也就意味着国外科研仪器有着更多的时间去在市场上印证自己的产品，产品稳定性也就越高，一边是等着你去帮他们做印证的国产设备，一边是国外实验室已经帮你印证完了的进口设备，大多数国内实验室没那么多时间经历去陪跑国产设备。毕竟论文还是要发的，Nature指数还是要争的。资金少资本这阵风其实一直很看重“国产替代”四个字。但是这风左吹到芯片，右吹到新能源，却始终没有关注过科研仪器。毕竟科研仪器的市场份额实在是太小了，根本吊不起资本的胃口。前面提到了世界巨头赛默飞，年产品销售额也只有60亿美元而已，拿前不久被罚了34亿人民币的美团来说，34亿占了美团中国地区销售额的3%，也就是年销售额在千亿以上，约等于3~4个科研仪器世界超级巨头。拿前面提到的北大核磁共振中心为例，设备共计十台，总价值2亿元，而根据布鲁克公司2019年所发财报显示，年营业收入仅为1.177亿美元。作为一家能做到行业垄断的科研仪器公司，一年的营业收入换算成核磁共振波谱仪也就只有40台，这已经是全球的领军企业。而反过来看美团，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里，甚至排不上前三。

在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中，列出了中国721所大学科研创新能力排行榜，该排行榜主要由以下四项科研指标构成。现将每项指标的前100名公开，供考生和考生家长报考大学参考。　　1.国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排行榜 浙江大学第1名　　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大学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个最重要的科研指标上，浙江大学获得第1名，清华大学第2名，北京大学第3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上海交通大学，第5名复旦大学，第6名南京大学，第7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8名中山大学，第9名四川大学，第10名华中科技大学。　　国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排行榜中的国际期刊共计9900多种，系SCDW(科学引文数据库 世界)源期刊。所有期刊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按期刊归属的一级学科影响因子降序排列选定。时间跨度为连续5年。　　2.国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排行榜 北京大学第1名　　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大学国内学术影响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此项科研指标上，北京大学获得第1名，清华大学第2名，浙江大学第3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中国人民大学，第5名南京大学，第6名武汉大学，第7名复旦大学，第8名吉林大学，第9名上海交通大学，第10名中山大学。　　国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排行榜中的国内期刊共计2200多种，系SCDC(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源期刊。所有期刊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按期刊归属的一级学科影响因子降序排列选定。时间跨度为连续5年。　　3. 重要奖项排行榜 清华大学第1名　　获得国家级奖等重要奖项，展示大学研发高端成果的能力。在此项重要的科研指标上，清华大学获得第1名，北京大学第2名，浙江大学第3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上海交通大学，第5名复旦大学，第6名南京大学，第7名武汉大学，第8名西安交通大学，第9名华中科技大学，第10名中山大学。　　重要奖项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将、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上述奖项分别由国家科技部、何梁何利基金会、国家教育部发布。连续10年。　　4. 专利授权排行榜 浙江大学第1名　　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外观专利授权是大学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此项科研指标上，浙江大学获得第1名，清华大学第2名，东南大学第3名。获得第4名至第10名的大学依次是：第4名哈尔滨工业大学，第5名上海交通大学，第6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7名华南理工大学，第8名浙江工业大学，第9名江南大学，第10名天津大学。　　所有专利授权均由国家专利局发布，连续5年。　　附表1：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国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100强　　附表2：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国内期刊论文及被引用100强　　附表3：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重要奖项100强　　附表4：武书连2016中国大学专利授权100强　　来源：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6高考志愿填报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