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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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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田教授相关的资讯

  • 西湖大学又添重量级教授
    p   西湖大学,又添重量级教授。昨天,来自西湖大学的消息,著名学者许田,放弃耶鲁大学终身教职,已于今年4月3日全职加入西湖大学,成为西湖大学讲席教授。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4/insimg/42b1639c-a948-413b-aed1-b810f5b8be88.jpg" title=" NewsDataAction-5.jpeg" / /p p   西湖大学校长(代)施一公这样评价许教授:“10年之前,许田教授已经在国际学术领域达到一流水平,他对遗传学尤其是生长调控领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许田教授的全职加盟,是西湖大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 /p p   许田教授是嘉兴人,20岁时毕业于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不到30岁就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1990-199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后,他还担任过15年的耶鲁大学遗传系副系主任以及11年的耶鲁大学校长顾问,曾长期参与科学管理和政策制定。 /p p   他还是生长调控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许田实验室首先发现了该领域的重要调控基因和信号转导通道,为发育和疾病提供新理论和机理,为癌症和十多种罕见病诊断和二十多种药物的研发作出贡献。 /p p   为了全职加入西湖大学,许田放弃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霍华德· 休斯(HHMI)研究员,以及罗斯伯格儿童疾病研究所科学顾问主席、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p p   放弃这么多,将自己“清零”再回归。这次回国加入西湖大学,许教授有两个原因—— /p p   第一,想实现他心中的两个目标:教育和创新。“以前大学教育主要是来传播知识,而现在学校的功能在慢慢改变,创新变得非常重要。未来我们会把大学教育从知识传递转到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来。” /p p   第二,他非常看好西湖大学:“作为一所刚刚成立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国内出色的公立大学有很多,但一流的民办大学还只有这一所。在这里我们可以摸索新的管理方式,教育方式,以及培养创新人才的方式。教育如果要强,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尝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如同现在中国的经济一样,有国营企业,也有私有企业,还有个体户,多种形式互补,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大环境。” /p p   谈及西湖大学如何实现世界一流,许田教授称,“比如说多学科的交叉,以人工智能为例,计算机学家模拟了视神经网络,但是在一些学校,计算机系在一个地方,做神经生物的在一个地方,很难进行交叉。但西湖大学作为一个崭新的学校,能够打破所有的壁垒。因为西湖大学从一开始就设计便于不同学科之间进行交流,这样不同领域不同知识不同观点每天能够有机会碰到交流,有可能擦出火花。” /p
  • 大学重科研轻教学:教授一大拨,名师有几许
    “最近,我们对云南某高校近3年中立项的研究项目进行了统计,发现该校教研项目数和科研项目数的比例是1∶3.26,教研项目的立项数目还不到科研项目立项数目的1/3。高校对教研不重视的现象实在堪忧。”在日前结束的政协云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徐正会、李丽芳两位委员的一份提案,再次将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提到了桌面上。   “教学质量是高等院校的生命线,随着全国各高校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育对象由精英变为大众,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高校的教学质量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了。”徐正会说。   “中国的大学都力图把大学办成研究型单位,这样才显得有水平上档次”   徐正会等委员在提案中指出,“各级教育部门和教学管理部门对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这一点从省内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种与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评审工作,包括高校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奖和各种合格考核等工作中就有反映,查阅与这些工作相关的文件可以看到,在诸多有关规定中,对教师参与教学研究工作的考核既没有具体的硬指标要求,也没有特意进行强调,认可度显然不高。”   对此,不少高校教师非常认同。   “众所周知,大学里评职称对教学没要求,能过就行。而科研却不行,科研获奖就有级别,没有科研成果,职称和工资都上不去。”一位高校教师说。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刘徐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目前,衡量教师水平的指标是看科研能力、承担的课题、发表论文的级别,争取到多少科研经费,在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而不是看上课、教学水平如何。评职称时,论文、科研项目是硬指标,教学是软指标。教学再差,论文够数就行 教学再好,论文不够,职称、待遇都成问题。因为这个直接跟工资挂钩呀,不然工资少一大截。”   云南大学新闻系教授郑思礼认为,“中国的大学都在力图办成研究单位,这样才显得有水平、上档次。”为建设“科研型大学”,很多高校走向一个极端——重科研轻教学。为晋升职称,许多大学教师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刘徐湘还担心,“重科研轻教学”有可能导致科研本身的异化,科研最主要的任务是探索未知事物,但是很多教师的论文都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原创的很少。   讲课是直播,科研可以录播,文章发到核心刊物的人未必能站在台上顺畅讲课   “科研能力强的应该去研究所当研究员。”云南大学马列部教授金子强认为,大学的三个职能是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缺一不可。没有科研,教学走不到前沿 没有科研,老师就没有可讲授的内容 没有教学,科研的成果无处展示 没有社会服务,科研和教学就跟现实脱节,无法教书育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教学是显性的,第一位的,科研是支撑教学的,二者并不矛盾。   “脱离教学的科研场所不是学校而是研究所,脱离教学的科研人员不是大学教授而是研究员。研究员可以进行深度开掘,教授就必须兼顾深度和广度,触类旁通,注重知识的广博性。讲课是直播,科研可以录播。文章发到核心刊物的人未必能站在台上顺畅讲课。”他说。   金子强认为,造成“重科研轻教学”的原因是评价体系不恰当、用计量的方式去评点不能计量的工作。“科研是技术,而教学是艺术,技术可以计量,艺术则很难计量”。   他说:“名师讲课是一流的,有实才也有口才,表达有感染力,而科研成果是工匠式的。目前是有一大拨教授,但很少有名师。很多人有资格当教授,却因为科研成果不够,没发表几篇论文而评不上。有人虽然是教授,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教师们认为,目前关于教学的评价体系存在很多问题,现行的考评方法有失偏颇,甚至已经非常陈旧。不少学校是督导团成员评课、学院领导评课,但很少会组织同行评课,有的督导不是本学科的,未必能恰当评判。“现在有学校实行学生网上评教,但教务处可能考虑对教师的影响不公布最后结果,学生评教只是作为评价体系的参考,并不是衡量标准。”一位教师说。   教师们担忧,“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使学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有教师指出,美国、英国高校师生经常在一起交流,而在国内的大学,学生常常一学期也见不到老师几面。“大学老师都拼命谋求晋升,因为职称高工资高,你看博导补贴就高。以前的教授有个性,如今的就没有,大家都是教授,数量太多了。”金子强说。   行政权力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包袱   对于“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认为,目前绝口不提教育质量的学校是少有的。“许多学校对办学质量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当我们把谈质量的频度和提高质量的速度相比较时,则发现两者极不协调。究其原因,在于质量既不是工作的动因,更不是奖励的重心。当前整个高教运行环节均因‘量’的膨胀而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按在校生数拨款原则,扩张专业点带来社会效益,扩大办学面带来经济效益,教学工作量与职称评定和课时酬金挂钩。不否认各校提高教学质量的诚心,但质量不高的现实正是我们自身奖励的结果。”   他指出,“别人管两头,自己管中间”。教学质量不高,显然是学校的责任。但学校实际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因为学校并不能控制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诸因素。学校在条块分割、多头指挥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按教育目标、专业要求和大学生身心成长规律来构建全程教学计划 社会人才就业市场尚未出现“能力择业”主体倾向,这意味着学生进校后先从校方领到一套营养比例失调的配餐,并且得到一个明示:学好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生不断被训斥“学风不好”,教师不断被埋怨“不热心教育”,学校不断被责备“不重视教学”。其结果是学校天天为提高办学质量而解放思想,但他们解放了的那一部分恰恰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目前支配大学运转的不是学术权力,而是行政权力,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手段,却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包袱。行政价值的不断强化,大学教师为学术献身的信念常常受到挑战和动摇。   “大学的定位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机,这直接导致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不到位、边缘化,官本位价值对学术领域的污染,学术权力的政治化、行政化,各种非学术力量对学术性活动的干预,如学位授予、职称评聘等,行政泛化现象直接影响并遏制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他说。   他认为,只有行政权力复位,不再凌驾于学术之上,学术理想和教育目标才会成为大学中每一个个体始终如一的追求,到那时,激励的方向和目标价值的走向才是一致的:奖励那些献身学术、教学科研和服务于学术的人。
  • 发展我国电子显微镜产业需循序渐进——访军事医学科学院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张德添教授
    由于光具有波动性,其衍射现象限制了光学显微镜分辨本领的进一步提高,所以观察尺度在200nm以下的物体几乎是光学显微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时就需要波长更短的发射源来“照亮”被观察物体。1932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的年轻研究员卢斯卡率先想到利用电子束进行成像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50多年后终于得到科学界的认可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探索微观世界开启了一扇大门。 近年来各种病毒如SARS冠状病毒、禽流感(H5N1)病毒、以及目前正在蔓延的甲型H1N1型病毒等不断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人类在抗病毒过程中关键要研究病毒、了解病毒,才能够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电子显微镜是目前研究病毒的最有效工具。 张德添教授1965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军事科学医学院工作,先后10次参与了我国核爆炸实验。80年后从事了两年教学任务,然后组建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一干就是29年,大部分时间在进行常规细胞生物学观察。期间张教授还研究了肌细胞中钙流失的分析,例如研究爪蟾、小鼠、大鼠以及兔子等在超负荷运动过程中骨骼肌细胞中钙离子浓度变化规律,主要是利用超低温快速冷冻超薄切片技术及电子显微镜X射线微区分析方法,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并从肌膜受损、肌浆网调控以及线粒体调控理论等方面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肌肉研究所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该工作对极端条件下肌细胞中钙离子分布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科学地设定运动量、保护骨骼肌以及预防高原缺氧引起的猝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科学医学院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张德添教授 这次我们很荣幸采访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在电子显微学一线工作近30年的张德添教授,请他来谈谈电子显微镜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我国电镜产业化的一些情况。 一、提高分辨率一直是电子显微镜的主要发展方向 透射电镜(TEM)照片:冠状病毒(SARS) 扫描电镜(SEM)照片:支气管上皮细胞及其纤毛 张德添教授首先为我们讲述了目前电子显微镜的一些特点、种类、应用领域及前沿技术。 目前电子显微镜主要应用的两个领域是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在材料科学领域主要是进行成份与结构分析以及纳米材料的形貌观察,要求高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在生命科学主要研究细胞、病毒、生化物质定位、生物大分子等,要求中等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具有很高的分辨率,比如目前的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的分辨率分别达到0.07nm和0.4nm;另外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范围宽,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的放大倍数范围都能达到几十~几百万倍以上。 电子显微镜的种类很多,根据不同功能和特点有各自的实用范围。按照大类分目前市场上主要有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等。 扫描电子显微镜主要是观察物体的表面形貌,能够直接观察样品表面的结构,也可以从各种角度对样品进行观察,样品制备过程简单。扫描电子显微镜有普通电子显微镜、分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场发射枪扫描电子显微镜。 透射电子显微镜是电子束透过样品经过聚焦与放大后产生物像,由于电子易散射或被吸收,用于透射电子显微镜的样品必须经过专业的手段使样品厚度在100纳米范围内,透射电子显微镜可以直接观察重原子的像。 透射电子显微镜有像差校正电子显微镜、原子尺度电子全息显微镜、超高压电子显微镜、场发射枪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等。 张德添教授谈到,“目前电子显微镜的发展方向基本都是针对提高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比如努力发展新一代的单色器、球差校正器、发展高性能的场发射枪电子显微镜以及电子显微镜的小型化等;在生物电子显微学方面一是使用低温冷冻技术,使分子在含水的状态下,观测分子的结构,更加接近真实状态;其次可利用计算机三维像重构技术,直观的研究蛋白的三维结构图像。”二、我国电子显微镜产业化现状 1、电子显微镜市场稳步增长 纳米技术、材料科学、制药、生命科学、化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电子显微镜市场近年来的稳步增长;虽然高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单台价格达两三千万元,但是相关单位仍然希望得到高分辨电子显微镜用于科学研究,比如:FEI公司生产的Titan Krios冷冻透射电子显微镜一上市即被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订购进行结构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所以,电子显微镜在科研和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张德添教授说“全国目前能够使用的各种电子显微镜大概是3500-4000台,其中扫描电子显微镜约2500台,其余的是透射电子显微镜;在材料学领域拥有量约3000台,生物医学领域拥有1000台左右,而且每年以大约超过100台的数量在增长,显然电子显微镜在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张德添教授还提到,欧美很多国家的医院已经在使用电子显微镜作为诊断工具,患者不仅仅要求知道诊断结果,同时还要求电子显微镜测试结果,所以电镜将来的前景非常看好,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部分电子显微镜测试方法的国家标准,今后对于电镜的需求肯定会增加。 2、我国电子显微镜产业化情况 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我国第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 1956年王大珩、钱临照等在制定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提出了研制电子显微镜,黄兰友、郭可信、姚骏恩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参与了我国电子显微镜的研制。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分辩率达2.5 nm;1975年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厂(KYKY)成功制成了我国第一台DX-3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分辨率达10nm。我国对于电子显微镜的研制起步不算晚,也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在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产电子显微镜数量基本与进口电子显微镜数量相当,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电子显微镜的需求量相对较小,每年约三四十台。进入九十年代,对于电子显微镜的需求大增,而且在市场的带动下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在像差校正方面获得了重要的进展;加之生物技术的发展,促使更加先进的电子显微镜出现;同时国外电子显微镜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而我国电子显微镜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这样的多重因素导致我们的电子显微镜产业和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 张德添教授认为,“以我国目前的技术实力是完全能够制造出中低端电子显微镜的(包括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但是由于我国整个工业基础薄弱,制造出来的电子显微镜在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与进口电子显微镜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加上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电子显微镜产业链,一台电子显微镜从头到脚都要靠一个厂家独自完成,这也是发展国产电子显微镜的瓶颈所在。” 3、发展我国电镜产业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张德添教授认为,发展我国电镜需要依照我国国情,实事求是,从基础做起,不能好高骛远。 (1)加强基础学科的建设是长久之计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人才的培养必须走在前面;而目前我国在“电子光学”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例如,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厂为了培养电子光学人才,只能把员工送到德国去学习。 (2)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产业链 80年代初期由于我国市场上电子显微镜需求量小(每年三四十台),“企业要生存,员工要吃饭”,而电子显微镜研发所需的投入又非常大、研发周期长,导致国内的仪器公司不敢上电子显微镜项目。没有相关产业的带动,一方面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研发投入少,导致一些专家转行干其他方面的工作。 张德添教授告诉笔者,现在需要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科学仪器产业链,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共享的,比如很多科学仪器都用到真空设备、电子电路、精加工等。没有仪器产业就谈不上仪器的研发。 (3)把发展我国科学仪器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 张德添教授告诉我们,国家对于这样重大科研设备的研制需要多投入、持续不断的投入才能见效,不可能一次投入就希望造出一台合格的仪器来,即使是仪器生产出来了,后期还有很多应用的工作需要做。我国在“十一五”规划期间电镜研发方面的投入是2200万,其实这个数目只相当于进口一台高档电镜的价格。我们国家“神州”系列飞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除了投入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才有今天的这样的结果。 (4)整机的研发以企业为主导 整机的研发需交给企业来做,因为一方面企业具备机械加工的硬件设备,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到生存的问题,企业更加有动力和决心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来;借鉴国外经验,凡是涉及到实际的产品,必是有企业的参与。 (5)采购过程中应该优先采购国产仪器 张德添教授曾多次参加并负责过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和招标活动,感受最深的就是国内单位在采购仪器时候的大手笔,对于采购仪器的指标求高、求全,实际上对于常规检测单位,仪器购买回来之后,很多功能都用不着,也没有能力开发,造成巨大的浪费;采购仪器的时候希望能够真正的听取专家组的意见、以符合实际需要为准。 张德添教授说,“我曾到日本田中耕一先生(与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共同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所在的实验室参观过,结果令我十分震惊。田中耕一先生所在的实验室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级,也没有很多高级的仪器设备,完全是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却做出了如此娇人的成绩;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每个实验室都需要配备那么高端的科研设备,我们目前购买的仪器设备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所以在采购过程中优先采购国产仪器,特别是对于这一条需要详细的规定,使其具有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规定。 三、培养综合型科研人才 对于我国科学仪器人才培养的问题,张德添教授向我们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仪器研发人才是复合型人才,需要对于多个学科都有很好的理解,并长期工作在第一线;所以仪器人才的培养和仪器研发本身的特点一样:投入大、周期长。发展自己的科学仪器产业,系统地培养人才必不可少;而我国近十来年培养出的仪器研发人才却非常有限。 张德添教授指出,在重视研究系列人才的同时,同样要重视工程系列的人才,对于仪器研发这样针对性、实用性都非常强的工作,工程系列人才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不简单以文章作为工作的评价指标,建立更加合理的人才评价制度;我们通过验收的项目很多,专利也不少,而由此导致的新产品却很少,这样的局面值得我们反思。另外,仪器整机的研发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既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又能够整合各方面资源的人才,我国目前急需这方面的人才。 四、不论多么困难,我国的电镜产业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张德添教授曾参与了我国“十一五”计划中关于电子显微镜项目的起草,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研发难度,张教授提出优先发展中低档电子显微镜,夯实基础然后再发展中高档电子显微镜。 最后当被问道“‘十一五’即将结束,您对‘十二五’有什么期待”时,张德添教授表示,不论多么困难,我国的电镜产业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像电子显微镜这样的大型仪器,既要有资金的支持,又要先进的管理措施,系统地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才能够实现国产化。 采访手记 作为认识微观世界的必备工具,电子显微镜的重要性已经无需赘述。我国的电子显微镜产业其实和其他科学仪器产业如质谱,光谱等相似,由于基础薄弱,目前还处于学习和模仿阶段,需要一点一点地攻克某个部件、某个技术;必须有一个积累过程。 我们的航天事业、汽车工业、飞机工业,不仅有三四十年的积累,并且还需要长时间持续不断地投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比起这些产业,我们科学仪器以往不论在重视程度,还是在产业化方面显然要弱一些,但是已经不能再等。 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仪器产业,尤其是像电镜这样的大型仪器设备,正如张德添教授所说,“需认清客观现实,循序渐进,以市场为驱动,系统地加强我国各个方面的能力,比如微加工、电子电路、真空系统、软件平台等;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生产出和跨国公司同样水平的科学仪器自然会是水到渠成。” 采访编辑:刘向东 附录:张德添教授简介 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 1965-1979年,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工作,主要从事电子学、光学、生物医学工程及放射医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期间曾十次参加了我国的核武器爆炸试验工作。 1980-至今,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从事电子显微学(包括透射电镜、扫描电镜、电子探针、能谱仪等)、生物医学工程及相关学科(如原子力扫描显微镜(AFM)、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91年-2000年期间,曾承担国家科技部关于“分析测试新技术新方法专题研究”,“生物样品电镜X射线微区分析技术方法的建立与研究”等基金课题。 2001年以来,多次参加并负责过“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大型仪器设备采购招标活动;多次参加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多项评审项目。 2007年1月,被国家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国家教育部科技司和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三部门聘任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研条件领域相关项目、课题实施管理咨询专家。 共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奖“CAIA奖”、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等九项。发表的论文、论文摘要共计50余篇。 现任中国电镜学会理事,北京市理化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电镜学会理事长,“现代科学仪器”编委等社会职务。
  • 天隆创始人彭年才教授受邀参加“丝路医工精英论坛”做专题报告,并被聘为客座教授
    3月5日,由西安交通大学主办的“丝路医工精英论坛”暨“西安交大第十二届医工协同科技创新学术年会”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举办。会议围绕“医工交叉赋能,铸造大国重器”的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陕西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刘娜局长、陕西省科技厅社发处富雪玲处长、陕西省发改委社会发展处王嘉炜副处长,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别朝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一附院院长、大会主席吕毅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生命学院张镇西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西安天隆科技创始人彭年才教授,深圳市雷迈精准医学研究院杜毅院长,西安交大一附院马现仓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生命学院党委书记刘茹、生命学院健康与康复科学研究所所长王珏教授,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斌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莅临会议,大会由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辛格主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一附院院长吕毅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介绍了会议的背景。交大一附院始终坚持和鼓励基础研究,重视应用研究,在医工结合科技创新方面有着光荣的传统,并在2021年入围全国首批八家国家医学中心创建单位。此次会议就是围绕交大一附院承担揭榜挂帅任务,在国家医学中心建设中不断凝练“卡脖子”和“临门一脚”的研究项目等关键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讨论。会上,天隆公司创始人、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彭年才教授被聘为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一附院院长吕毅为彭教授颁发聘书。这是交大一附院对彭教授这样科学家型企业家多年来聚集在一附院平台,为医工交叉结合,打造国之重器所做努力的认同,也是对天隆科技积极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助力西安交通大学、省内医工结合圈的发展与壮大的认可。根据会议议程安排,校、院、企各个领域的专家围绕“医工交叉研究大师讲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揭榜挂帅项目”“磁生物学应用研究”“光电物理技术肿瘤治疗研究”“功能诊治与分子成像技术”及“医疗器械和设备研发”等方面进行了线上线下的学术讲座交流。彭教授受邀在医工交叉研究“大师讲坛”上作题为“核酸检测有利器,科技抗疫显身手”的专题报告,现场反响强烈。天隆科技自成立以来就在核酸检测领域深耕细作,与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大一附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及知名医院同心同行,通过医工结合的方式,牵头承担国家863、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努力实现我国高端医疗设备自主可控,为守护人类健康而孜孜追求。历经多年耕耘,天隆科技攻克高端核酸检测设备、试剂系列“卡脖子”难题,打破进口垄断,形成了一体化的高通量多靶标核酸自动化定量检测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组合。2021年天隆科技及西安交通大学联合申报的“高通量多靶标核酸自动化定量检测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荣获“202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项目是2020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中唯一一项和核酸检测直接相关、攻克高端核酸检测仪器技术、满足重大需求,并先后在禽流感、埃博拉、猪瘟、新冠等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得到实战应用验证的项目。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天隆核酸检测产品第一时间供应湖北及武汉疾控中心、同济医院、协和医院、金银潭医院等多个疾控中心及医疗机构,并检出四川、云南、黑龙江、陕西等地首例确诊病例。随即又紧急驰援黑龙江绥芬河、吉林舒兰、北京市、新疆、满洲里等地,包括近期的香港、苏州、西安、郑州等局地疫情防控中都可以看到天隆智造及天隆人的身影。天隆科技也为“两会”、“进博会”、“十四运”及“残特奥会”等重大活动的顺利举办提供技术支撑。在我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产品也开始大力供应美国、意大利、丹麦、印尼、韩国等海外客户,为全球疫情贡献中国力量!因为在抗疫中的硬核表现,天隆科技陆续收获全国科技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创始人彭教授也荣获中央统战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等荣誉。在推进我国医工交叉不断发展的道路上,天隆科技与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大一附院始终初心如磐,未来也定能优势互补,协同发展,聚焦高水平的医学研究转化,实现高端医疗设备自主可控,肩负起为人民生命健康提供科技保障的历史责任!
  • 台湾多名教授与厂商合作虚报科研经费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当局廉政部门去年侦办台湾“中研院”萧姓主任涉嫌以不实发票核销科研部门补助款案时,查出厂商与多名教授合作,衍生多起案件。   台当局“廉政署”在去年侦办“中研院”萧姓主任涉嫌以不实发票核销“国科会”补助款案,查出帐务资料中,有大学教授、副教授向元霖企业取得假发票核销研究经费,并用于购买非研究相关使用商品。   台“廉政署”当时报请检方另行分案,并与“调查局”分工,由“调查局”负责诈领补助款案,“廉政署”负责其他贪渎案件,由辖区检方指挥侦办。   台北检方查出,代购的元霖企业原从事文具事业,为拓展业务派员到学校与教授建立友好关系,除取得采购订单并代购各项产品外,并涉嫌开立不实发票,协助教授核销研究补助款,教授及厂商均涉犯伪造文书及违反商业会计法。   经循线追查后发现,核销款项中出现包括健身脚踏车、护肤乳液、3C商品、百货公司及超商礼券,商品琳琅满目,疑似将补助款挪为私用,因为这些产品与研究计划和范围根本无关。   办案人员指出,因每位教授涉案情节不一,有的是“公款公用”,有的是“公款私用”,甚至有证据显示,研究助理涉嫌私吞补助经费,但教授却全然不知情况。   检方现已将包含教授在内共22名教职人员和2名厂商共24人列为被告,检调指出,目前以台大涉案人数最多,不排除尚有其他大学教授与元霖企业合作,因全案牵连甚广,将持续扩大侦办。(原标题:教授假发票案持续延烧 台湾教坛贪污案被连环爆)   教授涉诈领研究费 台湾研究生批因规定不合理   因涉嫌已不实发票虚报,领取研究经费,台湾彰化检方日前以贪污罪先后起诉14名教授,引起学界震撼。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大学林姓研究生助理昨天受访时就直言:“是不合理的制度,逼得大家不得不作假!”但也有助理研究生坦言,的确有教授涉及贪污,调查部门信箱最近更收到一堆学生寄的检举信。   “规定不合理!”林姓研究生说,指导教授有个研究计划1月通过,运行时间从1月1日到同年底,大家立刻分头作业。没想到计划到3月才签约,“前2个月的支出都不能核销请款,合理吗?”   台大王姓研究生说,有些规定莫名其妙,像邀请学者演讲,学者事后检附高铁车票请领交通费,却被会计退回。理由是“演讲是下午,学者应坐火车,非必要不能搭高铁”,“能不想其他名目核销吗?”   林姓研究生说,每次提研究计划,申请金额也一定会被科学事务部门删减,所以经费不够用很正常,“浮报、灌水是公开秘密”。科学事务部门、“农委会”对研究案报账科目要求严格,除非“非常必要”不准报出租车资,就算研究助理为了跨校性实验,要搬运许多器材到他校,也被要求只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助理竟然不能核销误餐费。”吴姓研究生说,科学事务部门规定助理和校内人士,都不能报误餐费,除非有校外人士在场。“预放款就是要支付这些无法核销的费用,说贪污,实在太沉重”。   “教授要我告诉检调人员,买名牌包是为了让研究同仁放文件,因为名牌包醒目,才不会忘记文件放在哪里。”但一名台大助理研究生被检调单位发现说谎,他才说,被检调约谈前,教授曾找他去“沙盘推演”,并以论文分数要挟他说谎。   台北市调查处去年约谈这名台大助理研究生时,发现他供词矛盾,他才坦承教授要求他们对于部分案情说谎,“不能让案子向上延烧”,否则后果自负。他指控,特定教授私吞研究经费购买名牌包私用,却要他向调查官扯谎。   教授诈领研究费案越演越烈,这几天有不少学生寄检举信到调查部门,信件塞爆检举信箱,学生们指控系上教授贪污,盼调查部门揪出害群之马。
  • 中科大盛东教授与卢征天教授团队在基于原子器件的精密测量物理上取得进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盛东教授与物理学院卢征天教授联合课题组开发了高精度的氙同位素共磁力仪,并利用该原子器件探索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对核子与中子间的单极-偶极相互作用强度在亚毫米尺度上设定了新的上限。相关成果以“Search for Monopole-Dipole Interactions at the Submillimeter Range with a 129Xe-131Xe-Rb Comagnetometer”为题于6月10日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 Rev. Lett. 128, 231803 (2022)]上。原子共磁力仪是一种既可以用来研究基础物理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原子器件,它通过同时同地测量两种原子的自旋进动信号来消除磁场波动和漂移的影响,从而精确测量器件本身的转动,所以共磁力仪也是一种小型陀螺仪。当转动信号在实验中被置零后,该原子器件即可用来探索单极-偶极相互作用。这种奇异相互作用是由诺奖得主维尔切克(Franck Wilczek)提出的,它可由一种至今尚未被探测到的“轴子”粒子来传播。为了实现高精度测量,课题组开发了自主的原子器件制备技术,并对131Xe的进动频谱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方法[Phys. Rev. A 102, 043109 (2020)];同时也发展了极化调制手段来有效抑制极化碱金属原子对核自旋进动的影响。基于这一系列技术,课题组利用积累了两个月的测量数据,在0.11 - 0.55 mm 的作用程范围里(对应的传播子质量范围为0.36 -1.80 meV/c2)对核子与中子单极-偶极相互作用强度设置了新的测量上限,特别是在作用程0.24 mm 附近,本项工作的实验精度比前人结果提高了30 倍。图1核子(左)与极化氙原子(右)的单极-偶极相互作用示意图。物理学院博士生丰宇焜为论文第一作者,盛东和卢征天是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先导项目的资助。论文链接:https://link.aps.org/doi/10.1103/PhysRevLett.128.231803
  • 教授自检蘑菇发现荧光续 奶白色黏稠液无处鉴定
    蘑菇“漂洗”厂房内,用于“漂洗”蘑菇的池子和工具。      “漂洗”厂房内,用于装蘑菇的筐上残留有许多白色粉末。      “漂洗”蘑菇被箱式货车运往新发地市场。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北京"蘑菇"被漂白事件”追踪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何兵教授发博文称,针对“蘑菇漂白”事件,他组织学生在北京市(含郊区县)采集22组蘑菇样品,通过自购的紫外分析仪检测,发现3组样品存在明显的荧光斑点。何兵表示,准备起诉一家民营检测机构及北京市工商局。   对此,有学者认为,蘑菇普遍存在一定荧光物质,理论上仅紫外线照射不足以判定是否遭荧光增白剂漂白,但不排除确曾被漂白。也有食用菌学者认为,禁止水洗口蘑进入市场,不失为好办法。   教授自购仪器测荧光   据何兵称,他曾将在市场上采集的蘑菇样品送往多个检测机构,但均遭到拒绝或以某种理由推脱。一家检测机构原本已接受其检测样本,但最终告知其,限于某种原因,检测不能进行。   本月17日,分别从市区及郊区县多个超市采集的22组蘑菇被放置于紫外灯下检测,其中包括口蘑、平菇等7种蘑菇。何兵说,他们从相关部门拿到于2006年农业部颁发的《食用菌中荧光物质的检测》标准。“国家不检测,我们自己动手。”   据一名参与检测的研一学生说,按照上述检测标准的具体步骤,在避光条件下,其中3组蘑菇在紫外灯下显现出蓝紫色光斑。   “北京市两千多万市民的食品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何兵在博客中称,作为事件的后续,他已经让学生草拟好诉状,准备状告北京市工商局和一家检测机构。“一个是行政诉讼,一个是民事诉讼。”   何兵博文中称,北京市场两千万市民的食品安全,不能仅仅靠工商局自己检测。必须设立制度,动员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应当在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设立检测机构,免费让消费者送检。此外,要鼓励社会资金设立检测机构,用市场的方法解决问题。同时,修订规则,加大对不安全食品的赔偿和处罚力度等。   工商称了解情况后答复   对于此事,北京市工商局相关人员表示,他们将在了解详细情况后再作答复。   探访   有口蘑在销售前被“漂洗”   昨日下午2时许,记者再次来到新发地中央交易市场销售蘑菇的地方发现,市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口蘑销售进行检查,一辆销售一半的大车由于不能出示检测报告被检查人员询问并提取了样本。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市场内禁止销售“漂洗”的口蘑,而且销售蘑菇要有检测合格报告,否则会被清理出市场。   销售   “洗过的”口蘑市场有售   12月10日下午1时许,一辆白色箱式货车停靠在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西门一侧的路边,在狭窄的过道一侧放着台秤。几名商贩在进行口蘑交易。一位年轻女子对正在记账的人说:“两筐干的,一筐洗的。”   当记者佯装买家上前询问价钱时,一名男子说“看你挺眼生的,没见过你啊。”当记者表示自己以前在菌类交易大厅进货时,其才将信将疑地告诉记者价钱,但是对于口蘑是否经过“漂洗”没有回答。   在新发地中央批发市场销售蘑菇的某商铺前,一辆红头白箱的大车每天下午1时左右来此销售口蘑。该经营者称其口蘑都是“洗过的,但没有萤光粉,只用清水洗,很多商户都在这里进货。”   运输   运蘑菇车车身水流不断   12月10日晚7时许,记者跟随其中一辆外地牌照的货车,一路来到大兴区观音寺附近的一片厂房区。货车随后驶入一家门前没有任何标志的厂房大院。据附近的居民称,该大院是出租房,这个院子已经租出去两年左右了,“是干蘑菇的”。   11日上午,一辆车身写有“出售蘑菇”字样的面包车,在该厂房区出出进进。进门时,车上要有人先下车进去通报后,方可进入。上午10点,一辆箱式货车驶入该厂房内。随后,大门紧闭。约两小时后,10日晚的箱货驶出厂房。车身随着颠簸摇晃,不断有水从车厢内淌出。水流沿着车轮不断外流,清晰的车轮水印连绵数公里。   加工   浑水池里有蘑菇残渣   该厂院共有前后两排房子,临街一排为低矮的平方,门窗较新。坐北朝南的一排大型厂房被两个金属推拉门遮挡得严严实实,厂房内部则全部贯通。厂房内的墙皮星星点点地脱落,上面泛着霉斑。数百平的房内堆放着少量杂物,一堆用来盛放蘑菇的塑料筐整齐地码放在墙下,筐上残留有许多明显的白色粉末痕迹。   地面上大部分被四个浅水池覆盖。中间两个水池距地面20余厘米,只剩少量水渍。靠近东门的两个水池内装满略带暗红色的浑水。其中一个水池内漂浮着星星点点的蘑菇残渣。水池边有电泵和水管。   检测   奶白色黏稠液体无处鉴定   一个白色带把手的塑料壶摆放在水池边,泛白的标签已经磨损得看不出任何字样。塑料壶内盛着10余厘米深的奶白色黏稠液体。   记者将一滴这种液体放入一杯清水中时,液体迅速溶解,整杯水出现牛奶般的色泽。截至目前,多家检测机构及院校均表示,无法对此物质进行鉴定。   讲述   新型添加剂“漂洗”口蘑   业内人士称,新添加剂属勾兑物,不易被检测、不会有残留   据一位口蘑种植户称,政府相关部门对种植口蘑的基地检测相对严格,会不定期进行抽检,只有检测合格才能够进行销售。检测范围较广,包括增白添加剂、农药残留、重金属等项目都有检测,所以,“漂洗”不会在种植环节出现。   另一位从事口蘑销售的行业内人士表示,北京市场的口蘑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居多,当地对蘑菇的管理和检测相当严格。有些地方在种植基地附近,都会有标语提醒不得违法使用添加剂。   该人士介绍,荧光增白剂一般会出现在蘑菇的流通环节。口蘑在从种植园采摘之后,会用盐水处理一次,目的是保持水分和定型,而且能够加重分量。有些还会用冰盖,在低温下保鲜。然后会由货车运送到某地进行“漂洗”。   该人士表示,以前有人用荧光粉等物质,但是目前又有一种新的化学添加剂代替了荧光粉。据称,此种添加剂为合成物质,具体成分不详,具有强效增白效果,而且不像荧光粉在“漂洗”后会在表层遗留颗粒状物质,更不容易被检测,属于勾兑物,呈乳白色膏状液体,1.5升-2升左右可以勾兑10吨-15吨清水,“漂洗”数千斤口蘑。   据介绍,口蘑的漂洗基本都在距离市场比较近的地方,在处理后能够很快运到市场出售。他说,“漂洗”口蘑一方面是增加分量,100斤口蘑经“漂洗”后分量能够增加到130斤-150斤 另一方面能够让口蘑看起来更“美观”,而且具有增加保质期的功能,可以延长保质期一倍左右。
  • 中科院李昌厚教授莅临月旭科技参观授课
    2019年12月4日,月旭科技迎来了尊贵的客人——中科院李昌厚教授。在月旭科技常务副总任兴发和仪器部同事的陪同下,李教授参观了月旭科技在上海总部的研发实验室、应用实验室和培训中心等,李教授对月旭科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非常认可,对月旭自主研发生产的Wisys5000高效液相色谱仪产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李教授为月旭仪器和应用团队带来了一场题为《HPLC有关问题的探讨》的精彩报告,报告中李教授提到了HPLC研发者和使用者必须认识并重视的有关问题,注重仪器学“光机电算用”的理论和仪器系统研发的重要性,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使参会者受益颇丰。同时,李教授鼓励月旭的年轻人努力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为我国的科学仪器事业的发展而奋斗。李教授为月旭分享报告正如李教授在报告中所强调的,虽然国产高端仪器与进口高端仪器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常规仪器如HPLC、GC等仪器上,国产并不比进口的差,甚至比进口仪器要好。李教授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研发新的色谱仪器,赶超国际新先进水平。让我们一起共勉,创造性能卓越的民族仪器。月旭科技液相产品线会后合影附录:李昌厚教授简介李昌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光学专业,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仪器分析室主任、生化仪器研究组组长等职。著有《高效液相色谱仪器及其应用》、《仪器学理论与实践》、《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仪器及应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等书。1992年开始,任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被推选任中国分析仪器学会副理事长兼光谱仪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速分析仪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光学仪器学会物理光学仪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认证/审查认可国家ji评审员,《光学仪器》副主编、《生命科学仪器》副主编、《光谱仪器与分析》副主编等十多个著ming艺术团体的领导职务,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分析仪器、生命科学仪器及其应用研究,在光谱仪器、色谱仪器的研制及其应用方面、在各类分光光度计和高效液相色谱的性能技术指际检测等方面有精深研究。作为第yi完成者,先后完成科研成果15项,其中13项达到国际同类仪器的先进水平。作为第yi获奖人,先后获得各类科技奖5项,其中国家发明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项、上海市科技金点子奖1项。
  • “破垄断”教授:研发测试仪器助力航天事业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pan style=" text-indent: 2em " 在我国陶瓷制作工艺中,软软的陶泥在高温烧制之后,就会变成硬度较高的精美陶瓷;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用塑料勺炒菜,遇到高温塑料会慢慢变软。这可能是我们对温度会影响材料力学性征最朴素的认知,但是什么类型的材料在什么温度和强度下,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我们似乎还一知半解。 /span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在重庆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李卫国眼里,这些材料力学行为随温度的演化都可以用理论模型进行预测。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在明确温度这一单一变量的状况之下,就可以预测出相关材料的力学行为和强度性能,其成果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该领域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航空航天、能源及核工业等高新技术领域发展作出了贡献。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trong 创造性提出无拟合参数的“温度相关性理论模型”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拓展服役条件的需求愈发强烈,材料在超常条件下的性能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拿航空航天领域来讲,飞行器在高速运行时温度可达3000摄氏度以上,那么在这样的高温条件下,什么样的材料才能满足这么苛刻的使役需求,以及其力学行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一直困扰着科研工作者,也制约着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李卫国自2005年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起,便开始从事超高温极端条件下固体力学行为与强度理论的研究。“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材料性能和相关温度之间的定量关系,要测试一个材料在什么温度下会发生断裂或者变形,只能靠实验。”李卫国说,实验不仅耗时耗力,最为关键的是成本太高。之后,建立基于物理机理的高温强度理论预测模型成了李卫国最大的课题。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李卫国搜集整理了各类实验数据,夜以继日地对数据进行归类分析。经过不懈努力,创造性地提出了材料性能温度相关性建模思想,突破了温度对现有强度理论模型的禁锢,并首次针对超高温陶瓷材料建立了不包含任何拟合参数的温度相关性断裂强度理论表征模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无拟合参数意味着什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列夫· 达维多维奇· 朗道说过:“一个模型的价值随它包含的拟合参数的数目成指数级下降”。李卫国教授提出的模型,不需要任何拟合参数,突破了原有高温理论模型对于拟合参数的需求,大大降低了研究高温力学行为的实验难度,同时提高了实验结果的准确度。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trong 自主研发测试仪器打破欧美技术垄断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说起全世界的航天事业,总是不能忽略伟大而悲怆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发射,揭开了世界航天史上新的一页。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经过大气层时产生了高达1400摄氏度的热空气,致使机翼出现裂隙,超高温气体进入机体,最终在空中爆炸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使用的热防护材料正是由陶瓷材料构成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近年来我国对飞行器热防护材料强度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但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特别是欧美等国家的技术垄断,让我们更加迫切希望在这一领域拥有属于自己的技术。”为此,李卫国开始了漫漫“取经路”。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在诸如航空航天、能源勘测等领域,材料所经受的超长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可能是高温状态,也可能是极寒温度,可能氧气富足,也可能氧气稀薄。鉴于此,在之前提出的“温度相关性强度模型”的基础上,李卫国研制了一种测试仪器,通过建立三个不同的环境模块,让试件在不同的环境模块间切换,以此来模拟复杂热冲环境对材料的影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现在,在李卫国团队的努力下,测试版仪器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验对设备进行完善改进,希望研制出能够测试各种复杂环境的仪器,助力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李卫国表示,这一设备的研制,将会广泛应用于对热障材料、环境障涂层的性能检测,相当于为高温材料应用又增加了一道保障。“真金不怕火炼”,经过这样高标准的测试检测能保持原有性能的高温材料,才能经得住现实复杂冲击环境的考验,为国家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提供安全保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trong 经常为了一个问题和学生讨论到深夜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李卫国不仅仅是一名在高温固体力学领域优秀的研究者,同时也是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在平时指导教育学生时,言传身教,用自己对待科研严谨的态度影响着自己的学生。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 nbsp “李老师以身作则对待科研的严谨态度,让我们受益匪浅。在学术研究上,李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在保质保量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成为这一领域的全国优秀人才。”2017级在读博士邓勇说,李教授对待科研工作满腔热忱,经常为了一个问题和学生讨论到深夜,这种执着的精神也影响着学生们,全身心地跟随导师投身科研工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除了培养高等教育人才,李卫国还参与了重庆市青少年创新人才“雏鹰计划”,积极启发培养高中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据了解,李卫国已经指导了四期来自南开中学“雏鹰计划”学员,正在准备申报下一期的志愿者导师,在所教授的高中生学员中,有5人参与发表了SCI论文,申请发明专利6项。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李卫国认真严谨,开拓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李卫国甘为人梯,传道、授业、解惑,为我国科研创新培养人才。他说,自己将一直坚守在科研、教学的第一线,用创造性的思维和严谨求实的态度迎接下一项科研挑战。 /p
  • 厉害了教授!——破垄断仪器助飞航天事业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在我国陶瓷制作工艺中,软软的陶泥在高温烧制之后,就会变成硬度较高的精美陶瓷;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用塑料勺炒菜,遇到高温塑料会慢慢变软。这可能是我们对温度会影响材料力学性征最朴素的认知,但是什么类型的材料在什么温度和强度下,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我们似乎还一知半解。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在重庆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李卫国眼里,这些材料力学行为随温度的演化都可以用理论模型进行预测。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在明确温度这一单一变量的状况之下,就可以预测出相关材料的力学行为和强度性能,其成果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该领域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航空航天、能源及核工业等高新技术领域发展作出了贡献。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创造性提出无拟合参数的“温度相关性理论模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拓展服役条件的需求愈发强烈,材料在超常条件下的性能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拿航空航天领域来讲,飞行器在高速运行时温度可达3000摄氏度以上,那么在这样的高温条件下,什么样的材料才能满足这么苛刻的使役需求,以及其力学行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一直困扰着科研工作者,也制约着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李卫国自2005年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起,便开始从事超高温极端条件下固体力学行为与强度理论的研究。“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材料性能和相关温度之间的定量关系,要测试一个材料在什么温度下会发生断裂或者变形,只能靠实验。”李卫国说,实验不仅耗时耗力,最为关键的是成本太高。之后,建立基于物理机理的高温强度理论预测模型成了李卫国最大的课题。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李卫国搜集整理了各类实验数据,夜以继日地对数据进行归类分析。经过不懈努力,创造性地提出了材料性能温度相关性建模思想,突破了温度对现有强度理论模型的禁锢,并首次针对超高温陶瓷材料建立了不包含任何拟合参数的温度相关性断裂强度理论表征模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无拟合参数意味着什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列夫· 达维多维奇· 朗道说过:“一个模型的价值随它包含的拟合参数的数目成指数级下降”。李卫国教授提出的模型,不需要任何拟合参数,突破了原有高温理论模型对于拟合参数的需求,大大降低了研究高温力学行为的实验难度,同时提高了实验结果的准确度。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自主研发测试仪器打破欧美技术垄断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说起全世界的航天事业,总是不能忽略伟大而悲怆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1981年首次发射,揭开了世界航天史上新的一页。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经过大气层时产生了高达1400摄氏度的热空气,致使机翼出现裂隙,超高温气体进入机体,最终在空中爆炸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使用的热防护材料正是由陶瓷材料构成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近年来我国对飞行器热防护材料强度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但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特别是欧美等国家的技术垄断,让我们更加迫切希望在这一领域拥有属于自己的技术。”为此,李卫国开始了漫漫“取经路”。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在诸如航空航天、能源勘测等领域,材料所经受的超长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可能是高温状态,也可能是极寒温度,可能氧气富足,也可能氧气稀薄。鉴于此,在之前提出的“温度相关性强度模型”的基础上,李卫国研制了一种测试仪器,通过建立三个不同的环境模块,让试件在不同的环境模块间切换,以此来模拟复杂热冲环境对材料的影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现在,在李卫国团队的努力下,测试版仪器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验对设备进行完善改进,希望研制出能够测试各种复杂环境的仪器,助力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李卫国表示,这一设备的研制,将会广泛应用于对热障材料、环境障涂层的性能检测,相当于为高温材料应用又增加了一道保障。“真金不怕火炼”,经过这样高标准的测试检测能保持原有性能的高温材料,才能经得住现实复杂冲击环境的考验,为国家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提供安全保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经常为了一个问题和学生讨论到深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李卫国不仅仅是一名在高温固体力学领域优秀的研究者,同时也是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在平时指导教育学生时,言传身教,用自己对待科研严谨的态度影响着自己的学生。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李老师以身作则对待科研的严谨态度,让我们受益匪浅。在学术研究上,李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在保质保量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成为这一领域的全国优秀人才。”2017级在读博士邓勇说,李教授对待科研工作满腔热忱,经常为了一个问题和学生讨论到深夜,这种执着的精神也影响着学生们,全身心地跟随导师投身科研工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除了培养高等教育人才,李卫国还参与了重庆市青少年创新人才“雏鹰计划”,积极启发培养高中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据了解,李卫国已经指导了四期来自南开中学“雏鹰计划”学员,正在准备申报下一期的志愿者导师,在所教授的高中生学员中,有5人参与发表了SCI论文,申请发明专利6项。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李卫国认真严谨,开拓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李卫国甘为人梯,传道、授业、解惑,为我国科研创新培养人才。他说,自己将一直坚守在科研、教学的第一线,用创造性的思维和严谨求实的态度迎接下一项科研挑战。 /p
  • 大学副教授购买实验室设备虚报高价
    漫画:大耳兔   说实话,有着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徐某48岁混到大学副教授这一步,虽然比不上年轻教授,但总的来说也算不错,套句老话,那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副教授年头多了,论文有了,再有点项目成果,“正高”职称是指日可待,这职位应该珍惜。   徐某时任大连市某大学一工程实验室负责人,当然主业是教学和科研,可领导信任徐某,指派他负责联系采购一批项目设备,徐某有点“权”,居然心动了,金钱关前犯了迷糊。   2009年4月至11月,徐某从大连一家科技公司采购时,让这家科技公司女负责人王某虚报设备采购合同,提高设备报价,王某作为公司负责人,只要能卖设备赚钱,何乐而不为?就这样,徐某从中套取设备采购资金328350元,揣了自己腰包,而王某公司卖出了设备,也有钱挣,皆大欢喜。   2010年4月至11月间,徐某从一家工程机械公司为学校购置设备,虚报采购合同,套取设备采购资金160746元。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事终于发作了,去年4月,徐某被拘捕,赃款33万元被司法机关扣押。王某知道这事,还是争取主动吧,她投案自首了。   案子应定啥罪?法庭上有争议。徐某也是有文化的人,自学刑法为自己辩护,他知道,这贪污罪判得重,自认为犯罪构成、特征符合诈骗罪,而非控方指控的贪污罪。律师也有词,用了术语,就是说徐某采购设备是受领导指派采购教学设备,他没有决定权,不符合贪污罪的法律构成“要件”。这术语咱也都明白。律师还说,徐某家庭生活困难,工作表现好,积极返赃,请求从轻处罚。王某律师辩护时也用了一个术语,就是说王某是“帮助犯”,自己并没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建议判缓刑。这话真是不假,她就是为了多卖设备呗,虚报了设备价,得钱的是徐某。   被告人、律师都说完了,该法官说,法官观点明确,徐某是某大学的工作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购教学设备时虚报设备合同,提高设备报价,骗取公共财产据为己有,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从犯王某是自首,减轻处罚适用缓刑。徐某贪污数额为489096元。   结果今年1月15日,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徐某犯贪污罪,判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489096元 王某犯贪污罪,判刑3年缓刑3年。   编辑点评贪婪和学历、职称无关,在这一人性弱点面前,所有人都可能就范。   而权力有时就是贪婪的催化剂,使人忘记恐惧,忘记忌惮,只为心中贪欲所驱使,终将自毁前程。   聪明人,往往喜欢走捷径,钻空子,不肯下笨功夫,最后还是上了被告席,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研究:我犯下的到底是贪污罪还是诈骗罪?这是不是一种讽刺呢?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人生是一场双重的修炼:一方面是修自己的学历、职称、财富、社会地位以及各种头衔,沽名钓誉,以使自己看上去风光无限 而另一方面,则是要修自己的德行、素养、品位和境界,让自己无论在任何背景下,都能从容以对,喜乐祥和。   当这两者无法真正匹配,总会多少留有隐患,至少,也是一种人生的缺憾。
  • 填补空白 接轨国际——访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主任沈建忠教授
    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嘴越来越“刁”了,以前只要有吃的就行,现在得吃无污染、无残留的绿色安全食品。动物源食品(肉、蛋、奶、水产及其制品)的安全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化学物(包括兽药)残留问题是影响动物食品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现已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监测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体系、监督管理体系、检测机构体系、技术队伍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我们国家经过近十几年的努力,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监测体系,建立了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仪器信息网“人物专访”栏目责编近日专程走访了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主任沈建忠教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成立背景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食品贸易国际化,食品安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挑战和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动物性食品安全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兽药残留问题是影响动物性食品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它直接影响到人类健康和进出口贸易,对兽药残留进行监控已成为当务之急。尽快建立快速检测方法标准及研发其相关产品,才能有效保障动物性产品从生产到进入市场全过程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减少贸易争端。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早在70年代就建立了国家级兽药安全评价机构和兽药残留研究中心(室),开展兽药安全性评价和残留检测工作,并形成了一整套兽药安全评价程序和残留控制方法、措施及相关法规体系,规定开发新兽药必须全面进行产品的安全性评价和药物残留分析,上市兽药必须制定其在动物组织中的最高残留限量和休药期。我国80年代在农业部畜牧兽医司的组织下,正式开展了兽药安全评价和残留分析的研究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在兽药安全性评价、残留检测方法、最高残留限量和休药期的制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但到90年代中期为止,我国尚未建立国家级兽药安全评价和兽药残留检测研究机构,为尽快在这一领域与国际接轨,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兽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实际情况,1999年,农业部立项建立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  四个中心和一个产业化基地  沈建忠教授介绍说,近几年在农业部、科技部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中心”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建立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农业部兽药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国家“211工程”中国农业大学农产品安全研究中心、国家“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农产品加工与食品安全”四个中心及一个产业化基地。  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一期投资已经于2002年6月顺利建设完成,2004年11月顺利通过农业部专家验收,二期投资初步设计已经编写完成并上报,资金预计今年到位,2006年12月全部建成。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  1.新兽药(含药物饲料添加剂)安全评价及已上市兽药安全再评价任务。  2.兽药(含药物添加剂)安全性毒理学评价方法研究。  3.动物及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兽药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及检测方法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4.饲料中兽药及其他化学物检测方法的研究、检测方法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预计,在食品安全检测方面,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全部投资建成以后可以达到欧盟和美国FDA相应的残留基准实验室水平,并能承担氯霉素、玉米赤霉醇、硝基咪唑类药物等国际上重点监控的药物残留仲裁检测技术研究;能够进行食品中违禁农药和兽药残留的检测;研制出的快速检测试剂盒/试纸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由农业部农市发批准,中国农业大学承建的农业部兽药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04年12月17日已经通过“双认证”。该中心是农业部授权,通过国家计量认证,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法定专职质量检验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1.负责动物及动物性食品中兽药及其他化学物残留的监督检验和技术仲裁,承担或参与有关试验验证工作。  2.承担动物及动物性食品中兽药及其他化学物残留的检测工作。  3.开展饲料中兽药及其他化学物残留的检测工作。  4.承担残留检验人员和安全评价检验人员的培训任务。  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完成国家质检任务、向社会提供公证数据。  同时,“十五”“211工程”还专款投资建设了“十五”“211工程”农产品安全研究中心,其研究方向为:  1.兽药的安全性评价及环境生态毒理学;  2.分子药理学及药物代谢动力学和组织残留消除规律;  3.兽药残留检测新方法、新技术;  4.动物分子毒理学;  5.兽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  6.饲料、饲料原料和配合饲料产品中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的安全控制技术;  7.饲料加工、运输和贮藏过程中安全控制技术;  8.农产品中农药残留和污染物的安全控制技术;  9.农产品无公害安全生产控制技术。   在以上三个中心的工作经验和基础,由国家“985工程”专款投资建设,主要承担有关动物性食品安全及检测技术的研究、农产品安全及检测技术的研究、转基因产品安全检测技术的研究以及兽药饲料毒理学评价研究的国家“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农产品加工与食品安全”的进展也在顺利地进行当中。  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的建立,不仅改善了建设单位的科研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了兽药安全评价和残留检测的技术平台,在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检测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分子致突变检测系统、兽药毒理学安全评价方法的研究等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  丰硕成果  5年来,由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15项,包括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业部兽药残留专项、农业行业标准制定项目等,经费累计近1000万元。已取得了多项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已主持制定完成了动物性食品或饲料中磺胺类、硝基咪唑类、氯霉素、聚醚类等药物残留检测方法标准15个,其中8个标准已作为农业行业标准或专业标准发布使用,还有11个方法已提交专业标准和行业标准(送审稿)。2002至2004年度这些标准和方法已经在我国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和养殖业中实际应用,检测样品已超过10万余份。  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磺胺二甲嘧啶、玉米赤霉醇等残留快速检测ELISA试剂盒,通过了专家鉴定。试剂盒技术目前主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技术(ELISA),ELISA是利用抗原抗体的特异性反应作为识别手段,用酶催化底物作为显示系统,用聚苯乙烯等微孔板作为载体和分离系统的一种免疫检测技术。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是把抗原抗体的免疫反应和酶的高效催化作用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检测技术。该技术主要的依据有三点:  第一、抗原(抗体)能结合到固相载体的表面仍具有其免役活性;  第二、抗体(抗原)与酶结合所形成的结合物仍保持免疫活性和酶的活性;  第三,结合物与相应的抗原(抗体)反应后,结合的酶仍能催化底物生成有色物质,而颜色的深浅可定量抗体(抗原)的含量。  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主要有三种测定方法:即间接法、抗体夹心法和竞争法。前两种方法主要用于测定抗体和大分子抗原,适用于临床诊断上,而竞争法是测定小分子抗原的方法,因而尤其适用于药物残留检测分析。与仪器方法相比,试剂盒方法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仪器化程度低、检测速度快、样本前处理相对简单、价格低和适于开发成携带方便的试剂盒等优点,特别适于现场监控、大量样本筛查和基层使用,是目前食品安全检测领域中最有发展前景和产业化的检测方法。与价格昂贵的仪器检测方法相比,使用试剂盒进行检测可将检测成本降至1/10左右,时间缩短10—15个小时。  与此同时,正在开展的生物样品中磺胺类药物的荧光偏振免疫分析技术(FPIA)研究,已合成并筛选出磺胺二甲嘧啶的荧光标记物,建立并优化了抗体、荧光标记抗原和待测药物之间竞争结合反应的竞争抑制曲线,研究建立了鸡肌肉组织中磺胺二甲嘧啶残留的FPIA检测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大批量样本快速筛选,与ELISA方法相比,不需要更多的分离和反应步骤,在试剂稳定性、精密度方面优于ELISA方法,为兽药残留快速检测开辟新的方法途径。  另外,“中心”进行的“阿维菌素类残留检测专项研究”项目也已基本完成。首次在国内外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阿维菌素类多残留检测ELISA试剂盒;在国内外首次建立阿维菌素类多残留免疫亲和色谱(或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方法和固相萃取(或免疫亲和色谱)-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方法。该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  推广及产业化  “中心”在“十五”期间,先后承担了20余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部兽药残留检测方法研究专项;已完成了19个饲料或动物性食品中药物含量、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规程的制定任务;已研制出了近20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药物残留检测的酶联免疫试剂盒/试纸条,该系列研究成果已获得专利2项,申报受理专利9项。试剂盒/试纸条产品已在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推广应用,检测试剂样本超过15万份,节约外汇上千万元;已经制备出了37种重要药物的抗体,如果需要,能很快转化成试剂盒/试纸条,或免疫亲和色谱柱产品。  借助“中心”这个平台,已培养硕士、博士27人,16项发明专利被受理;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18篇被SCI收录,8篇被EI收录;主编(或主译)《动物毒理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兽医药理学》等著作12部。受农业部委托,举办各类检测方法培训班5次,为相关领域培训检测人员200余人。对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多个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在兽药安全评价和兽药残留分析及动物性食品安全检测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  产业化基地北京望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检测工作的需要,已经把克伦特罗(瘦肉精)等10多种检测试剂优先转化成试剂盒,且已经广泛推广,直接经济效益504万元,利税245万元,与同类进口试剂盒比较,节约资金1064万。  未来展望  沈建忠教授说:近年来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提升了我国在兽药残留分析领域的研究地位,促进了快速检测试剂盒产业化发展,为我国兽药残留监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对于未来,由于我国残留监控工作起步晚,检测技术及手段落后,相关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甚至缺乏,大大制约了对动物源食品药物残留的有效监控。因此,开展兽药安全性评价及残留检测技术研究已成当务之急,尤其需要开发快速、灵敏、准确的快速检测技术和产业化、确证方法的研究,开发用活体样本来预测组织残留检测技术,生物样品前处理新技术及商品化产品等等,从而实现快速筛选—常规定量—确证方法一体化的药物残留监测。  沈建忠教授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指导博士、硕士毕业生20名。曾连续5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食品中兽药残留法典委员会国际会议。  主要获奖情况:  “马杜霉素和阿维菌素等15种兽药在动物组织中残留的研究”项目获2001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饲用抗生素研究”获1996年度中国农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5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实用技术成果“十佳奖”。  发表学术论文(著作)情况:  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10篇被SCI收录;主编(或主译)《动物毒理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兽医药理学》等著作6部。  联系电话:010-81696752  E-mail:yangmianyi@sina.com
  • 德教授挑战4周游完莱茵河 为筹款添购科研仪器
    莱茵河是西欧第一大河,要只身游完整条河绝非易事。据台湾&ldquo 联合新闻网&rdquo 7月29日报道,一名德国化学教授28日展开累垮人的独泳挑战,为了科学与环境效益,他将从上游沿河而下,花4周游完整条莱茵河(Rhine River)。   自称&ldquo 疯狂教授&rdquo 的费斯(Andreas Fath)28日跳进瑞士托马湖(Lake Toma),展开他1231公里的旅程。他计划穿越德法两国,8月24日抵达位于荷兰港口鹿特丹(Rotterdam)的出海口。   据报道,费斯25天旅程所募来的赞助基金将为他任教的富特旺根大学(University of Furtwangen)添购一台高科技水质分析仪器,这台机器价值超过1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82.8万元),费斯打算用来测试莱茵河的污染物质。   历经一年多训练,49岁的费斯出发前表示,他希望&ldquo 呈现莱茵河里的所有物质&rdquo ,并希望找出污染源,这样一来就能避免继续污染。   费斯个人网站提到,水质样本将检测工业化学物、荷尔蒙、药物、病原体及微塑料成分等项目。   费斯说,他8岁起开始游泳,到现在也几乎每天都会泡在水里。据报道,该男子已婚,且是3个孩子的爸。   &ldquo 水里让我放松、感觉不到压力,并且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rdquo 他说:&ldquo 那是我可以放空的美妙方式。&rdquo   费斯透露,他曾在2008年横渡苏黎世湖(LakeZurich)游了27公里,以6小时17分的成绩创下他所属年龄组的纪录。   尽管有多年游泳经验,费斯仍表示不敢轻忽莱茵河将会带来的严峻挑战,特别是满布石头、&ldquo 让人头痛&rdquo 的上游地带,还有横渡瑞士、奥地利和德国3国交界处的波登湖(Lake Constance),那&ldquo 冒险性十足的&rdquo 40公里。
  • 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访天津大学徐可欣教授
    仪器信息网讯 2012年9月12-15日,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近红外光谱专业委员会主办,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协办的全国第四届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在桂林举行,来自近红外光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仪器用户等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仪器信息网编辑采访了天津大学徐可欣教授,请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及对于近红外光谱技术未来发展前景和本届会议的看法。 天津大学徐可欣教授   Instrument: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从事的和近红外光谱技术相关的研究工作?   徐可欣教授:我们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近红外光谱仪器的应用,但是目前很多工作只靠近红外光谱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们也结合了微纳技术和生化技术。   当前我们在开展的一个主要课题是无创伤人体血糖浓度检测。无创血糖浓度检测技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研究,美国、德国、日本研究较多,我们国家起步较晚,但目前世界上各个国家还都没有提出成熟的技术。我从1992年开始就一直在从事采用近红外法进行无创血糖检测的研究工作,相比于其他无创测血糖技术,近红外技术具有能量弱,对人体伤害小,穿透深度深,关键是糖对近红外光谱有吸收。   目前无创血糖检测技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被测对象是人体,人体温度、血压、血流等都会对光的强度产生影响,如何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是一个难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已提出了自己的方法,接下来将要进行方法验证,如果验证成功,不仅是对无创伤测血糖,对于其他无创伤测人体生化指标的技术都非常有帮助。在这一方面,我们是领先于国际同行的,大家在研究中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国外还没有提出合适的方法。   另外,3年前开始我们开始研究近红外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虽然近红外光谱在应用中存在信号重叠的问题,但是有些有毒气体在近红外波段存在特征吸收峰,这样不同于传统的近红外光谱技术,不需要进行建模等工作,应用相对简单。   Instrument:请您谈谈近红外光谱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徐可欣教授: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用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要做好却不是很容易。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发展,需要各个环节的协同作用,它不仅是光谱学方法,对于仪器硬件、软件、被测物的研究等都很重要。目前,近红外光谱技术在饲料、烟草等行业应用较多,未来在环保、生物医学等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近红外技术也会大有所为。   Instrument:最后,请谈谈您对本次会议报告内容的看法?   徐可欣教授:本届会议报告的内容很精彩,从报告内容可以看出近年来我们的近红外光谱技术研究水平在提高。前几届会议的报告大家更多的是关注近红外光谱技术在某一领域的应用问题,虽然应用是近红外光谱技术研究的强项,但如果仅关注于这一点,将不利于方法论的提升和创新性研究。而在本次会议中我们看到不少报告都是站在近红外光谱技术整体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技术发展中存在问题,需要克服的障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思路,这对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发展将很有帮助。 采访现场   附录:徐可欣教授个人简历   徐可欣教授,1982年获得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精密仪器专业工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工学博士学位。1988年9月至1990年7月,中国机械电子工业部中国机床总公司工程师。1990年10月至1992年3月。英国Eurothem日本分公司工程师。1992年4月至1999年12月,日本KDK公司基础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和课题组长。2000年初回到天津大学工作,曾任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院长一职,现任天津大学教授。   近年来,徐可欣教授的课题组致力于光谱方法及应用的研究,如声光可调谐滤波器设计理论及分光技术、近红外牛奶成分快速检测、大气及烟气成分监测、无创伤人体血糖浓度检测方法研究等。特别是在无创伤人体血糖浓度检测方面,积累了多年的研究经验。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主持了近20项基础研究及产品研发等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科技部十五攻关1项,十一五攻关1项,天津市自然科学重点基金2项,以及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研发项目10余项。
  • 华裔教授参与研究将锂电池蓄电量提升十倍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电池技术的改良并非经常出现,有如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一群工程人员所声称的突破更为罕见。华裔教授Harold Kung及其研究团队表示,已成功把锂离子电池的蓄电量及充电速度提升十倍。   据Kung教授指出,关键在于各层石墨烯(Graphene)之间的锂离子是如何移动。这些离子穿过电池内石墨烯层的速度直接影响到充电速度。为加快这过程,Kung教授决定在电池的石墨烯层刺上数百万个直径只有10至20纳米的极细小孔,为离子提供通往另一层的“快捷方式”。而结果发现这些刺孔电池的充电速度比传统电池快上十倍,15分钟内便可由零到充满电。   这成果未能满足研究员,Kung教授及其团队再着手为电池加大蓄电量。他们在各层石墨烯之间,注入细小集束的硅来增加锂离子的密度。这方法利用石墨烯的可塑性,避免过往改善蓄电量时所遇上的硅膨胀问题,从而让更多离子积聚在电极处。   以这方法制成的电池,每次充电便可用上超过一星期。Kung教授表示,现在已近乎两全其美,硅可提供更高的能源密度,而夹层则减少了因硅膨胀收缩所引致的容量损失。即使这些硅集束分裂也不会让硅失去。   但这电池仍有一项缺点,在充电150次后,蓄电量及充电速度皆大幅衰减。但正如Kung教授指出,蓄电量的增加将足以弥补这缺点。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表示,即使在充电150次之后,这相等于一年或以上的运作,这电池的效率比现时市面上的锂离子电池还要高出五倍。
  • 80后教授研发全球最准三代基因测序仪
    p   中美科学家近日联合在生物医学杂志BioRxiv上发表论文,展示了使用深圳瀚海基因GenoCare第三代单分子测序仪完成的大肠杆菌基因组测序,准确率达到99.7%,表明这是目前准确率最高的第三代测序仪。18日,这款桌面式测序仪研发带头人,南方科技大学80后教授贺建奎告诉记者,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应用于临床医学的三代基因测序仪。 /p p   贺建奎介绍,第一代DNA测序技术2001年完成首个人类基因组图谱,耗时3年,花费数十亿美元 二代测序技术将一个人基因组测序的时间和费用降为1周以内和1000美元 而他们的三代测序仪可在24小时内完成这一工作,费用降至100美元。 /p p   贺建奎说,瀚海基因GenoCare第三代基因测序仪的核心技术为单分子荧光测序。他们在光学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使用全内反射成像方法,能够实现对单个荧光分子的检测,无需像二代那样靠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将待测基因扩增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倍,来提高基因诊断的灵敏度。瀚海基因GenoCare测序仪让基因测序成本大幅度下降。凭借这个“绝技”,瀚海基因自主研发的通用测序试剂盒已经顺利完成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并审核通过,成为首个通过我国医疗器械注册备案的三代单分子测序系统试剂盒。 /p p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于军说:“这款设备不仅克服了单分子测序相对低通量的缺点,也提供了RNA直接测序的可能性。其应用将覆盖科研和临床两个领域,商业前景无限。” /p p   这是深圳本土原创的一项国际级重大科技成果,其创始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8岁。 /p
  • 中国青年报:虚心倾听海归教授的炮轰
    9月3日,北大海归教授饶毅和清华海归教授施一公联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文章说:“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科技部发言人8日回应说,文章所言“与事实不符”。   公开反驳的理由是,我国基础科研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与验收诸环节都按国际通常办法,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由其全程参与评审和监督管理。饶毅和施一公就是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科研基金分配的受益者。   按理,既得利益者应当维护现行体制才是,把旧体制维护好了,受益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但饶毅和施一公两位教授却站出来,坦言问题所在,完全就是局内人的“反戈一击”,这自有其穿透力。   我们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闻者足戒”首先必须允许别人“言”,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接着应当多多反躬自省,然后始可言“戒”。海归教授的文章公开发表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显然是以科学与探讨为出发点,不同于“愤青”在网络上信手写几行发泄情绪的文字。简单指责其所言“与事实不符”,显然有堵塞言路之嫌,令人顿生“好心当做驴肝肺”之叹。   在科研基金分配方面,中国已按国际通常办法建立了严格的评审制度,这是事实。饶毅和施一公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自然是体制受益者,但受益者的批评可能更可信。他们参与了项目申报,经历了评审的全过程,其中甘苦寸心知之。他们心智健全,也没有造谣诬蔑的明显动机,说出来的恐怕只是“公开的秘密”。不仅他们在说,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也都在议论 不仅科技工作者在抱怨,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谈论关系对于申请科研项目的决定性作用。   制度首先表现为“公众形象”,而海归教授目睹的却是不施粉黛的那个它,说穿了,那是一套潜规则。饶毅和施一公把它当做“科研文化”来探讨,说明他们并没有仅仅把它看作与政府有关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深入到文化层面,他们的态度还是诚恳的。但“公开的秘密”之存在,政府有关部门不可能脱掉干系。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国际通常办法”未必够用,有关部门满足于“国际通常办法”,让“公开的秘密”公开着,是一种行政不作为。   既然“公开的秘密”存在着,我知你知他知,有关部门就应采取补救措施。海归教授有中西两种体制经验,有比较有鉴别,他们的观点值得我们洗耳恭听。怕别人“泄密”,赶紧捂别人的嘴,原因可能在于,某些官员本身就是人们“拉关系”的对象,是漏洞的受益者。
  • 北大谢晓亮、黄岩谊教授开发单细胞测序新技术
    来自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称,他们开发出了一种基于乳液的扩增方法来抑制扩增偏移检测单细胞拷贝数变异(CNV),同时以高精确度检测单核苷酸变异(SNV)。这一方法能够与各种扩增实验方案包括广泛使用的多重置换扩增(MDA)相兼容。这一重要的成果发布在9月4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北京大学的谢晓亮(X. Sunney Xie) 教授及黄岩谊(Yanyi Huang)教授是这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谢晓亮教授是单分子生物物理化学和相干拉曼散射显微成像的开拓者之一,其研究组在离体实验及活细胞内生物系统在单分子水平的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尤其是单分子荧光显微技术,比如相干拉曼显微成像技术(CARS、SRS)等方面成果斐然。近年来,他又在单细胞测序技术上取得突破,发表了不少重要成果。黄岩谊教授课题组主要致力于发展应用于集成生物学研究的新技术。  过去二十几年里,随着基因测序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千人基因组计划、癌症基因组计划、Meta-Hit计划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的相继开展,基因组研究日渐被推向高潮。  然而,一直以来的测序材料都是数百万甚至更多细胞的混合DNA样本。这种方法能够得到全基因组序列信息,但是对其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只是一群细胞中信号的平均值,或者只代表其中占优势数量的细胞信息,单个细胞独有的特性被忽视。  另一方面,有些样品稀少无法在实验室培养,样品量不足以进行全基因组分析,例如肿瘤循环细胞、组织微阵列、早期发育的胚胎细胞等。这些都是全基因组测序遇到的难题。  作为“在单个细胞水平上对基因组进行测序”的单细胞测序技术能够解决上述难题。与传统的全基因组测序相比,单细胞测序不仅测量基因表达水平更加精确,而且还能检测到微量的基因表达子或罕见非编码RNA,其优势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近年来单细胞基因组学揭示出了各种生物学过程,如肿瘤进化、胚胎发育和神经体细胞嵌合前所未有的细节。  下一代测序的全基因组扩增(WGA)技术已被广泛应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用于确定单细胞基因组特征。WGA的高度均一性和保真度是精确测定CNVs和SNVs等基因组变异的必要条件。扩增产量沿基因组波动及SNV识别假阳性及假阴性结果限制了当前流行的WGA方法。  在这篇新文章中研究人员报告称,他们开发出了一种乳液WGA (eWGA)方法来克服这些问题。他们将单细胞基因组DNA分到油溶液包裹的大量(105)微微升水滴中。每个水滴中只包含少量的DNA片段,在反乳化作用之前每个水滴便达到了DNA扩增的饱和,因此将片段间扩增的差异被降至最小程度。研究人员进而采用MDA对eWGA方法进行了原理证明。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容易操作的方法可实现在单个人类细胞中同时检测CNVs和SNVs,大大改善了扩增均一性和精确度。
  • 清华教授解析:一天中什么时候雾霾最严重?
    田埂(清华大学医学院 )   生活在北方城市的人们近三年普遍感受到,雾霾的发生频率在不断增加,特别是2013年和2014年, 雾霾发生的次数之频繁,持续时间之长,污染程度之重都创下了记录,2013年1月北京发生了 PM2.5污染历史峰值,2014年1月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污染期,即便是在理论上不会出现雾霾的春夏两季雾霾也频繁发生。雾霾不仅困扰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也对人们的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应对雾霾,政府在做各种努力,例如出台了包括《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一系列政策,&ldquo 京津冀&rdquo 联动治霾等一致行动的确立, 科学家们也绞尽脑汁,针对雾霾展开了一些列研究,试图通过科学研究帮助人们了解雾霾,治理雾霾。但是至今人们依然无法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雾霾到底从何而来,如何精确测试,如何避免 雾霾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哪些危害 而人类究竟如何在雾霾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保护健康,少受危害。   什么是雾霾?   气象学上的定义:雾 (Frog): 近地面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大量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导致水平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相对湿度95%以上的低能见度 霾 (Haze): 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相对湿度小于80%。雾霾: 雾和霾的混合物,相对湿度80%-95%。通俗的讲:云是飘在天上的雾,雾是落在地上的云,霾也就是漂浮在空气中的细颗粒物。   PM2.5(完整拼写为Particulate Matter2.5,称为细颗粒物)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PM10则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le 10微米的颗粒物称为可吸入颗粒物。虽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组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传输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雾霾真正被人们所认识,是从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和二十世纪40年代初期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污染开始,作为工业时代的的城市之伤,雾霾似乎伴随着人类工业化的脚步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人们与雾霾的斗争,一般都要持续数年。   在北京的雾霾天,有时一天空气污染物的增加浓度最高达到200-400ug/m3。按北京市区面积为16807.8*106平方米计算,污染带正常在0-500米高度内变化不大,而从500米到1600米直线下降,所以平均厚度可以为1000米. 这样算下来,在雾霾天即一天积累的细颗粒物值大约总量(PM2.5):3360-6720吨。要想短时间去除数量如此庞大的污染物,必须从源头了解它的成因。   雾霾是如何形成的?   毫无疑问,化石燃料燃烧是我国PM2.5的重要来源,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环保局公布的统计数字,PM2.5成分中,40~75%的重金属来自化石燃料燃烧,超过50%的黑碳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城市的一次排放中主要来源是燃煤、机动车等化石燃料燃烧。北京师范大学研究者2013年在《气溶胶和空气质量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要了解雾霾形成的过程,必须了解一个计算公式:  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污染的浓度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散发源散发出的污染物浓度,也就是气象污染物排放的量 散发的气象条件 化学成分以及沉降。当污染物从源头释放到空气中后,如果气象条件适合污染物在城市中较长时间的存在,而且在光和水等气象条件的作用下,细小的化学组分可能发生反应,形成颗粒物悬浮,这个过程叫做&ldquo 成核作用&rdquo ,通过成核作用,化学成分相互作用形成了新的颗粒物,从而造成二次污染。最后就是细小的颗粒物彼此碰撞反应,从而形成更大的颗粒,最后沉降下来落在地表。   雾霾污染物的来源和成分分析 来自2011年北京市环保局发布数据北京市PM2.5排放源解析 来自2012年上海市环保局发布数据上海市PM2.5排放源解析   2011年北京市环保局发布数据表明,在北京的颗粒物污染中,机动车排放的贡献为22%,燃煤排放17%,工业扬尘16%,工业设施16%,农业养殖和秸秆焚烧4.5%,周围输入(河北、天津)24.5%。而上海市环保局2012年发布数据表明 的数字,机动车排放25%,工业扬尘10%,工业设施15%,干洗、餐饮民用涂料5%,农业养殖和秸秆焚烧5%,周边影响20%。两座城市大同小异。   2012年北京煤炭总使用量2000多万吨,其中四个大电厂用煤920万吨,工业加供热700多万吨,散煤400多万吨。大型电厂用煤都经过了脱硫等处理,相对来讲对空气污染的排放较少,工业加供热方面,国家采取了多项控制措施,排放也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散煤使用则很难得到有效控制,污染贡献很大。没有净化设施的条件下,1kg煤可能产生16g到1600mg/Nm3的SO2(1%硫量)也可能同时产生 ~5g到500mg/Nm3的NOx(氮氧化物)。   根据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提供的数字,目前北京市535万辆机动车每年消耗燃油700多万吨,其中汽油400多万吨、车用柴油200多万吨 年排放污染物总量约90万吨,含碳氢化合物7.7万吨,氮氧化物8万多吨。而洛杉矶在发生光化学污染的数年间,其汽车保有量不过200万辆。   化石燃料燃烧后最终的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包括:NOx(氮氧化合物)、SO2(二氧化硫)、VOC(是指那些沸点等于或低于250℃的化学物质,易挥发)、CO、BC(Black Carbon黑炭)、OC(Organic Carbon有机碳)、NH3、CO2以及PM2.5等,形成了雾霾的初次排放。   初次排放的这些污染物,在成核作用以及水和光的作用下,产生二次污染物,学术上叫做&ldquo 新粒子:,新粒子的成分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排放物本身成本就比较复杂,而二次反应的过程,是粒子在空气中随机碰撞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产生大量细小粒子,空气动力学粒径在0.1-1微米之间的颗粒,这些颗粒在数量上和危害上都很大,而且非常难以防控。   雾霾的健康危害   权威杂志《柳叶刀》曾刊登过我国科学家终南山先生的文章,指出在我国因吸烟和固体燃料燃烧导致的可吸入颗粒物污染,将在2003-2033年间导致6千5百万人死于慢性肺病,1千8百万人死于肺癌 而权威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曾发表过美国的数字,PM2.5的浓度减少10 &mu g/m3,预期寿命增长约0.61± 0.20年。2010年美国环保部发表的《颗粒物的综合科学研究》中将颗粒物浓度与多种疾病关联,其中包括:呼吸道刺激,咳嗽,呼吸困难,降低肺功能,加重哮喘,慢性支气管炎,不规则的心跳,非致命性心脏发作,某些癌症等。 在全球致死的数字中,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排在第8位,而我国则排在第4位 清华大学研究人员报道了2013年北京雾霾微生物,其中也存在引起感染的微生物。人们也形象的把雾霾引起的呼吸道刺激症状称为 &ldquo 北京咳嗽&rdquo 。在雾霾天与雾霾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门诊病例显著增加。   虽然有多种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与疾病的发生相关,但是正如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B.Brunekreef教授所言: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无法找到一个或几个确定的组分是细颗粒物污染中对健康造成主要影响的,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某种具体的成分的浓度对健康是无害的。   一天中什么时候雾霾最严重?   从这张图种可以看出,污染物在清晨也就是7点到8点间达到开始迅速增加,到10点开始进入线性增加期,而到傍晚时分开始下降,并于晚间回归较低的值,这一现象与我们前文提到的公式有很大关系,因为白天在水气和阳光的作用下,一次排放的污染物发生二次反应,从而快速积累,而人的活动也在白天达到高峰,排放物的增加和积累,促使污染在下午达到高峰,而晚间,由于光照的减少,二次反应降低,排放也因为人们的活动减少而降低,从而使得空气污染得到缓解。但是北京的雾霾曲线则与普通的空气污染曲线不同,空气污染往往在晚间达到峰值,而白天则处于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这也表明北京的空气污染有其特殊性,需要更详细的机制分析,才能最终解答来源的问题。   室外雾霾对室内环境的影响   王贝贝等2010年在《环境科学研究》中发表的文章显示,人们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有57%和75%的时间在家居环境,室外的空气污染主要通过室内环境作用于人体。而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研究结果,在门窗紧闭的情况下,室内PM2.5浓度大约为室外的1/2-2/3,而这部分颗粒,主要集中在0.1~1微米的粒径范围,也就是室外污染物中那些粒径小毒性大的颗粒会进入室内。当然,这也跟建筑物本身的密闭性,门窗开启的频率等相关,颗粒物从室外到室内的过程,可以通过穿透系数来计算。   如何在室内消除雾霾影响?   常规保证室内清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压环境,例如医院的ICU病房或超净实验室,让室内的压力大于室外,这样室外颗粒就无法进入室内 一种是空气过滤,将室内的空气通过过滤装置净化,只要室内净化装置的净化效率大于室外污染物渗入的速度,那么室内就可以保持洁净。对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而言,把家或者办公室装修成&ldquo 正压环境&rdquo 显然从经济投入到可操作性都不现实,开启空气净化器无疑是最简洁和方便的解决办法,每天开窗通风完后,对室内环境进行10~20分钟的高功率净化,将室内颗粒物进行快速清除,而后维持一定的净化功率,就可以达到较好的净化效果 。   如何选择和正确使用空气净化器?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净化设备,就其原理主要分过滤(通过滤材拦截颗粒)和静电除尘(静电力吸附颗粒,电场中释放除尘)两种。静电除尘的优势是阻力低、不需更换滤材,但是其工作原理决定其除尘过程会产生臭氧,造成二次污染,因此不推荐使用。而通过滤膜的过滤优势是副产物少,有效去除各类颗粒物,而劣势则是需定期维护(更换滤料),阻力大,而工业界也对滤膜过滤的仪器开放更感兴趣,使用者的接受度也更高,产品种类更丰富一些。   CADR(Clean Air Delivery Rate,洁净空气输出比率),是美国家电制造商协会(AHAM)按照严格的测试标准进行测试得出的空气净化器输出洁净空气的比率。CADR数值越高,则表示净化器的净化效能越高。由此可见,虽然市场上有好多这样那样的空气净化产品,但只要用这两个条件去衡量,就能区分出来哪种更好。   除了CADR值之外,当我们采购一台空气净化设备时,我们还要考虑价格和功耗等因素,这里提供一个计算公式,也就是CADR值/(功率*价格),得到的值越大越好。   采购到合适的净化设备,不只要了解如何挑选性价比高的空气净化器,还要考虑到房屋的面积(体积),开启和使用时间,以及净化器的摆放位置等。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自己正面面对空气净化器的进气口,那么净化器抽气过程中聚集的粒子就被我们呼了进去,而被空气净化器净化的空气,则离我们较远。   雾霾中还有哪些&ldquo 危险分子&rdquo ?   2014年初,清华大学的研究者对2013年历史雾霾峰值期间收集的PM10和PM2.5样本进行了宏基因组研究,发现了雾霾中的1300种微生物,发现空气中的微生物大部分都来自土壤,最丰富的门类是放线菌,变形杆菌,绿弯菌,厚壁菌,拟杆菌,和广古菌。其中有3种可引起疾病的微生物, 包括肺炎链球菌,烟曲霉,和人腺病毒C。肺炎链球菌最常见于社会获得性肺炎(CAP ) ,在将近50%的的社会获得性肺炎中可分离出肺炎链球菌。而烟曲霉,以孢子的形式存在,被认为是一种主要的引起过敏的真菌,是免疫缺陷的人群气道或肺的条件致病菌。这两种病原微生物在重度污染天都有增加。   治理雾霾,我们应该怎么做?   从成因来讲,雾霾问题其实就是能源问题,而能源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治理的方式就是转变发展的模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源消费结构改善,减少污染物排放,清洁能源的普及,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多年的努力。   短期来讲,在雾霾发生过程中,我们应该做到更好的&ldquo 清洁调度&rdquo ,建立相应的清洁调度机制和技术手段,实现在预测基础上的应急清洁调度:不是基于成本,而是基于污染物排放的调度方式。专门针对严重污染期,进行清洁能源的储备,在应急期采用清洁燃料,减少燃煤量,用燃气替代煤炭 提高燃煤锅炉脱硫、脱硝和除尘的效率 减少汽车数量 工业生产整体合理安排 建筑工地停工安排等。   而对于我们个人,应该极力提倡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使用清洁能源、出行乘坐轨道交通、使用环保用品、控制和减少用电等等,从我做起践行绿色生活,也是在为治理雾霾做贡献。   (本文整理自清华大学医学院的雾霾研讨会,作者授权赛先生刊发)
  • 【聚焦天隆】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宁君代表市委、市政府慰问彭年才教授
    新春将至,年味渐浓。2月9日上午,在春节来临之际,按照西安市委、市政府的总体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宁君一行来到天隆科技,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彭教授及其团队为西安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并向彭教授致以新春祝福。此次慰问活动旨在对有突出贡献的院士及专家代表表达祝福,感谢其在各自领域为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交流中,李宁君副主任向彭教授详细介绍了2020年西安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以及新年度市委市政府要办的“三件大事”。李宁君副主任特别指出,西安的发展,离不开像彭教授及其天隆团队这样科技为民、干实事的专家和团队。特别是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彭教授及其团队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勇于担当,及时研制生产核酸检测设备,为西安和全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希望在新的一年,彭教授及其团队能够再接再厉,在服务保障“全运会”、守护市民健康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彭教授对市委、市政府给予专家的关心、支持表示由衷感谢,对西安过去一年发展所取得的亮眼成绩给予高度赞许。彭教授向李宁君副主任一行讲述了天隆人参与武汉抗疫、服务保障全国“两会”、进博会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了天隆科技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彭教授表示,在新的一年,天隆人将继续根植西安,为西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李宁君副主任参观了公司的生产车间,他对天隆科技的硬核产品表示称赞,对车间坚守一线的天隆人表示慰问。
  • 赞!天隆科技创始人彭年才教授荣获“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2021年1月20日,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事迹报告会在西安举行,陕西省及各区县政府官员、获奖单位代表等上百人参会。天隆科技创始人、西安交通大学彭年才教授喜获“2020年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并受邀做专题报告。“2020年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由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及宣传部、陕西科技厅、陕西科协共同参与评定。该奖旨在增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获得感、归属感及荣誉感。此次共有51位扎根陕西、事迹突出的科技工作者获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也在积极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彭年才教授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博导,长期从事生物医学方向的仪器及试剂研究,在1997年创立西安天隆公司。经过数年耕耘,彭教授已带领团队开发了数百个核酸检测设备及配套试剂。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产品得到广泛应用,为国内外疫情防控贡献重要力量。获得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是政府对彭教授数年如一日坚守的肯定,也是对天隆科技坚持自主创新的认可。未来,我们会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昂扬的奋斗姿态,迎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不断开拓创新,为大陕西的发展及超越贡献智慧和力量!
  • 北大教授开发单细胞全转录组测序新技术
    2014年4月29日,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黄岩谊、汤富酬课题组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题为&ldquo Microfluidic single-cell whole-transcriptome sequencing&rdquo 的论文。该研究利用微流控芯片技术实现了高质量单细胞的全转录组测序样品准备,全面提高了单细胞全转录组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功能单位,而在生物体内没有任何两个细胞是完全相同的。传统的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针对混合的大量细胞进行的,无法观察到单个细胞之间细微的差别。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实验技术,提供了更加定量与客观的证据,表明在许多关键生命过程例如胚胎发育、细胞分化、疾病发生与发展等过程中,特定的单个细胞行为,以及其间的个体化差异与异质性,导致了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结果。而之前基于大量细胞平均测量所获得的结果并无法正确反映复杂生物体系的全面真实信息,严重掩盖了独立个体样本的行为以及生命现象中大量存在的随机行为。针对单个细胞的研究,是细胞生命分析技术所追求的极限状态,是对传统技术极大的挑战。   单细胞测序利用新一代的测序技术来分析单个细胞内的基因信息,成为解读单细胞的最佳工具。单细胞全转录组测序是单细胞高通量测序需求量最大的应用,它所测定的是单个细胞内所有基因的表达量,同时还可以测定除了mRNA分子外,其他长非编码RNA(lncRNA)以及小RNA的含量,定量获取单个细胞完整的表达谱。目前采用的新一代测序技术中,绝大多数方法都需要特定的前处理过程,制备&ldquo 测序文库&rdquo 。而针对单细胞样品,已有的方法均存在很多缺陷,导致检测灵敏度不高、基因表达信息丢失严重、技术噪音高、操作失误率高、重复性差。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两个课题组合作开发了新的文库制备方法,将最关键的单细胞转录组文库构建步骤集成在一个微流控芯片上,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样品的操作。这一技术的开发,大大减少了试剂用量,在反应效率得到提升的同时极大地抑制了污染的发生,还减少了操作误差,实现了更高的可靠性和更好的平行性。   通过对几十个细胞的分析表明,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转录组高度动态特性所带来的测量差异,实现对单细胞异质性的分析和判断。通过多个细胞较低深度的转录组测序,可以获取比同等成本下单个细胞高深度测序更重要的细胞异质性信息,而更好地展现生物体系的复杂性、随机性和动态过程。而通过微流控芯片上的精确细胞操控和主动俘获过程,还可以摆脱其他类似方法中随机俘获的局限性,实现对极其少量细胞的完全俘获和反应前的表型观察,以更好地理解和验证单个细胞的异质性。与已有的技术相比,这一工作展示了目前最好的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检测灵敏度和平行性。   黄岩谊博士同时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汤富酬博士同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黄岩谊组博士后Aaron Streets博士、赵亮博士和研究生张先念为论文的主要作者。这一工作得到了国家科技部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资助。
  • 专访吉田博久教授:深入探究材料奥秘,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本文转载日立高新技术公司《SI NEWS》第58-1刊,刊载了吉田博久老师撰写的“使用AFM和DSC观察高分子相分离界面”,为读者介绍了结合原子力显微镜和热分析对高分子混合物的相分离界面,分别进行微观观察和宏观性能分析的案例。我们有幸参观了位于首都大学东京南大泽校园的实验室,零距离接触吉田老师,还观摩了他研发新材料的过程。& nbsp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title=" 01.jpg" style=" HEIGHT: 357px WIDTH: 500px" border=" 0" hspace=" 0"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2/insimg/9b020a3d-44a7-4306-acd2-d498a664f88a.jpg" width=" 500" height=" 357" / & nbsp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吉田博久,1974年毕业于东京农工大学。曾任日本热分析学会会长一职,现任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城市环境科学研究科教授。主要致力于高分子化学领域,对有机分子集合体进行纳米结构的研究等。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1986年荣获纤维学会论文奖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2007年荣获文部科学大臣表彰 科学技术奖。 /span /p p strong   感受科研的乐趣,开启分子世界 /strong /p p   有时偶然因素会左右人的判断,对未来结果产生巨大影响。吉田博久先生从事高分子研究工作,是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我上研一的时候,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新生们的就业前景十分堪忧。我一开始觉得进了研究生院,也算是找到工作了。但是在我们实验室,成绩差的学生会被叫到实验室外。” /span /p p   其中就有吉田先生,大四的时候他在横滨的工业技术院纤维高分子材料研究所(前身: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工作过一年。1918年绢业实验室成立,这是当时唯一一家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公立机构,由此开启了研究所的新未来。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title=" 02.jpg" style=" HEIGHT: 448px WIDTH: 300px" border=" 0" hspace=" 0"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2/insimg/5a1e668f-01ef-432b-a5d0-2c95dc63c08b.jpg" width=" 300" height=" 448" /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如果我没去绢业实验室,应该会成为一个普通小职员。就在这个重要时期,我遇到了三位恩师,他们给日本化学带来了黎明的曙光。人都十分热心,他们并不是直接教给学生科研知识,而是让大家一起钻研”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高分子和低分子有什么不同?”前辈们对某个未知概念提出疑问,激发大家自己钻研。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低分子末端的官能团决定分子的性质,形成高分子后,其末端分子性质也不会消失。我们还讨论过‘分子本身能否识别自身末端’,‘高分子的定义是什么’,探索的过程十分有趣。而且老师们并不觉得学生提出的想法是天方夜谭,反而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推敲的设想。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title=" 03.jpg" style=" HEIGHT: 353px WIDTH: 300px" border=" 0" hspace=" 0"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2/insimg/9f8a0ce7-1b5d-443d-a225-2114e88b408d.jpg" width=" 300" height=" 353" / /p p strong   控制高分子结构,迎合时代需求 /strong /p p   高分子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将分子置于某种环境中,分子将如何识别所处的环境?吉田老师以此为出发点,开始研发功能高分子材料。 /p p   高分子一旦形成,其化学结构将很难控制。因此,为发挥高分子的某种特定功能,控制高分子结构(即分子的排列和结构重组)就变得尤为重要。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title=" 04.jpg" style=" HEIGHT: 336px WIDTH: 500px" border=" 0" hspace=" 0"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2/insimg/7abf3343-676d-42d3-950b-a334f3556ebd.jpg" width=" 500" height=" 336" /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我们也称之为‘分子积木’,例如,我们在生产高性能的传感器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结构。然后在高分子膜外侧,紧密排列官能团。所以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设计高分子。通过单体控制结构,直接形成高分子,然后进行固化。” /span /p p   以最大程度发挥分子特性,设计分子排列顺序,结构固定后的分子聚集体可应用到能源、医疗、环境等多个领域。为推进新材料和产品的研发,吉田老师经常和材料公司、化妆品公司合作,有时一年要和5、6家公司合作,他们就各自的看法展开讨论。 /p p   例如,在正常行驶和停车时汽车“低滚动阻力轮胎”所需要的阻力,正是影响燃油经济性的因素。为满足更高的用户需求,轮胎必须采用纳米结构材料。橡胶特性是亲油性材料,如何在橡胶内均匀分布可提高燃油性能的亲水性二氧化硅?这项研究吉田先生和轮胎厂家研究了十多年,这里必须要做的就是不同高分子间的界面分析。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炭黑、二氧化硅纳米颗粒的表面和橡胶之间相互作用且平衡,其原因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为探其究竟,我使用日立高新技术公司研发的DSC进行热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日立高新技术的DSC7000X灵敏度比前代仪器提高了3个数量级。之前热分析只能测定毫克级别,而DSC7000X产品可以实现微克级别。”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title=" 05.jpg" style=" HEIGHT: 333px WIDTH: 500px" border=" 0" hspace=" 0"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2/insimg/c263947f-22a8-490e-82b8-bc72bc80b63f.jpg" width=" 500" height=" 333" / /p p   strong  热分析迎来了表面和界面分析的新时代 /strong /p p   2009年至2011年期间吉田先生担任日本热分析学会会长一职,据他所说,传统的热分析旨在研究材料的“平均值”变化,不适用于某些特殊的界面和表面分析。而日立热分析仪灵敏度高,可测量微克样品,实现了过去做不到的界面分析。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高分子混合物由两种物质混合时,以前无法判别AB聚合物融合的界面的浓度梯度大小。而通过热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界面的物质浓度和分布面积。” /span /p p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最先进的领域,使用单一组成的高分子的案例少之又少。由于高分子材料可充分发挥混合高分子的所有特性,现已成为当今时代的迫切要求,界面分析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并不是均匀地混合不同的高分子形成高分子复合材料,而是进行局部处理,使得到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具备新特性。如果界面处理不当,力学特性会很差,而且得到的高分子复合材料没有实用价值。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分离,但是部分分子还是会相互融合,因此界面问题的解决对于现代生产领域至关重要。” /span /p p   乍一看,化妆品似乎与汽车轮胎毫不相干。了解皮肤角质层的组成细胞和细胞间脂质的界面状态对于化妆品来说尤为关键。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化妆品,如何使用会有效果?吉田老师和学生们结合物质界面因素,研究化妆品成分在角质层的分散情况。 /p p   无论是轮胎还是化妆品,“达到纳米级别会是什么样子”,这项评估的重要性从未改变。吉田老师联用原子力显微镜(AFM)对样品进行结构分析,以提高整体热性能评价和分析精度水平。吉田老师曾参观过由日立高新科学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国产1号机。通过不断提高仪器的灵敏度,“以前使用热分析无法观察到的,可通过AFM实现,而仅用AFM无法实现的,利用热分析数据又可以知晓”。其中,我们可以在使用AFM观察皮肤结构的同时,通过热分析仪观察皮肤细胞间角质层结构的变化过程。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title=" 06.jpg" style=" HEIGHT: 195px WIDTH: 600px" border=" 0" hspace=" 0"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2/insimg/d8932cc1-16e1-4f8c-be95-ab379e31de8d.jpg" width=" 600" height=" 195" / /p p   吉田老师毕业时正值经济高度增长期,高分子材料作为生产领域的原材料,与金属相比,种类还是少之又少。之后,高分子材料发展迅速,应用广泛,未来前景也十分可观。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说起一辆最新型电动汽车使用的高分子材料量,算上车身我想应该是相当多。原来用金属,现在大量的开始采用有机材料。”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title=" 07.jpg" style=" HEIGHT: 333px WIDTH: 500px" border=" 0" hspace=" 0"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12/insimg/35ff7e0c-910a-40bd-9f98-a25c90fc1644.jpg" width=" 500" height=" 333" / /p p strong   表面、界面分析向环保难题挑战 /strong /p p   未来在医疗和通信领域将着重推进高分子的科研工作。吉田老师十分重视环保问题。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如何减少垃圾的产生?我认为这是关乎环境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那么对于如何减少废弃物品,如何有效实现物质转换,能量转换和物质转换尤为重要,使用高分子材料合成产品也十分重要。” /span /p p   为解决这一环保课题,吉田老师全身心投入到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中。吉田实验室研发了一种新型纤维,可在高分子表面形成普鲁士蓝的纳米晶体,并使用过滤装置过滤98%以上的原子弹爆炸中释放的放射性铯离子。过滤装置不仅可以吸附放射性铯,还可以作为环境监测系统使用。为查证水中放射性铯的分布情况,目前在福岛各地区进行验证试验。美国土壤受放射性铯污染严重,吉田研究室使用过滤装置治理污染的方式得到了美国环保局科研人员的高度关注。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吸附放射性铯的过滤装置研发成功对于福岛人民意义深远,进而言之,这项研究将造福于日本乃至世界,所以这项研究也必须要坚持下去。” /span /p p strong   从热性能评价到新材料的研发 /strong /p p   吉田老师在新材料研发和环保活动等一系列研究中,围绕高分子表面和界面进行了多项调查,以真实反映社会现状和需求,为世人呈现更多彩的世界。虽然各项研究的目的不同,但科研人员凭借强烈的好奇心展开实用性的探索。这里我讲一件趣事儿,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对烟花非常好奇,便混合火药,自制烟花。因为这事儿还被妈妈狠狠地骂了一顿,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好笑的。 /p p   目前小学生也能够接触到电子显微镜,鉴于此现状,吉田老师谈到“如何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十分重要”,他从用户角度出发,十分期待以日立高新技术为主的测量仪器厂家能够尽快研发出更多的“最先进的研究装置和一般人可轻松操作的装置”、并且产品可满足高性能和通用性这两种需求。科研人员站在历史车轮最前线,应明确将用户的真实意见和需求传达给厂商。DSC7000X可满足用户的“DSC灵敏度提高100倍”的需求。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为满足用户需求,我们一鼓作气开展科研工作,只要用户说出自身的需求,我们就会付诸于实践,并全力以赴。所以用户反馈十分重要。” /span /p p   吉田老师于2016年3月退休,但是他还继续为企业科研项目提供宝贵意见,围绕放射性物质研究项目以及物质如何识别界面,材料厚度和尺寸对界面的影响,他连同日立高新技术其他科研人员一起钻研调查,干劲十足。最终实现了以前做不到的热性能评价和分析,为新材料的研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从界面评价到引领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材料研发。吉田老师开拓了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p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采访· 撰稿:石桥今日美) /p p strong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编者按 /span /strong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弄清每个分子的性质,充分发挥其特点。就像是理想型育儿一样。吉田老师发掘分子的无限可能性时,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20多年前,日立高新技术公司的某位老师讲过,“界面研究方面的一位顶尖老师曾说‘分子也有感情’”,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斗胆设想一下,或许他就是那个老师?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吉田老师培养的学生们会在解决社会难题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素材取自20年前体验的“科研奥秘”、“乐趣”和“开拓未来科学的可能性”。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span style=" FONT-FAMILY: 楷体,楷体_GB2312, SimKai"   (编辑:大塚智惠)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 nbsp /p
  • 国产TOC分析仪之路 任重道远——访烟台大学环保仪器研究所总工徐滋秋教授
    总有机碳(Total Organic Carbon,简称TOC)是以碳含量表示水体中有机物质总量的综合指标,是以有机物必不可少成分之一代表了水体中所含有机物质的总和,直接反映了水体被有机物质污染的程度。   目前,TOC测量已经广泛地应用到江河、湖泊以及海洋、地表水等监测,对于饮用水、工业用水、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等方面的质量控制,TOC同样是重要的测量参数。实际上,TOC测量已经成为世界上水质量控制的主要检测手段。   2000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环境监测仪器发展指南》中“TOC分析仪”被列为重点发展的仪器;“十五”、“十一五”期间的(863计划)都把TOC列为重点研究内容,中国的TOC分析仪研制进入新的研发阶段。      烟台大学环保仪器研究所总工徐滋秋教授   烟台大学环保仪器研究所总工徐滋秋教授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从事节能、环保工作至今,研制了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TOC分析仪。为了探讨国产TOC分析仪器的现状与发展问题,近日,仪器信息网工作人员对徐滋秋教授进行了采访。   国产TOC分析仪研制历程   徐滋秋教授首先介绍了我国TOC分析仪的发展脉络:“中国TOC分析仪的研究起步并不晚。20世纪50年代初引入TOC分析方法,60年代未70年代初,引入TOC分析仪;80年代前期,TOC分析仪在中国的研制和使用进入高潮;80年代后期,由于企业事业排水收费以CODCr为依据,TOC分析仪的研制和使用进入寒冬;90年代末,中国需要进行水质自动监测,由于CODCr自动测定装置的局限性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重新把TOC分析仪的运用列入计划,中国的TOC分析仪研制、使用进入新的高峰。”   其中,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院、沈阳化工研究院、鲁南化工仪器厂对燃烧催化氧化/甲烷转换氢火焰离子化法TOC分析仪进行了研制;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研究院对燃烧催化氧化/电导法TOC分析仪进行了研制,鲁南化工仪器厂研制并小批量生产了燃烧催化氧化/电导法TOC-201仪器;烟台电子科研所则进行了智能化研究,并小批量生产带数据处理器的TOC-3仪器;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研制了燃烧催化氧化/红外吸收法TOC-105型仪器;北京分析仪器厂研制、小批量生产了燃烧催化氧化/红外检测法GDH-901型TOC分析仪。   由徐滋秋、烟台大学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徐惠忠、烟台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张彭浪等组成的团队20世纪末开始TOC-2000系列仪器研制;TOC-2000D实验室多功能型可测TC、IC、TOC、VOC、POC;TOC-2000ZS防爆在线型可应用于石化、焦化等企业存在爆炸气体的现场检测TC、TOC;TOC-2000ZX在线型可用于地表水、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的TOC测控;TOC-2000TCB在线型用于地表水、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的TOC及相应的COD、BOD测定;TOC-2008ZD在线纯水型可用于核能、半导体、医药等行业纯净工艺水的温度、电导、TOC检测。   “2000年12月8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环境监测仪器发展指南》,‘有机污染物自动连续监测系统’被列为唯一的水质重点研究仪器,‘TOC分析仪’被列为重点发展的仪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2002年5月8日在23号公告中,把TOC分析仪列为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监测设备。国家科技部“十五”期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把TOC列为《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关键技术及集成设备研制》项目的重点研究内容,并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齐文启团队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一五”期间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把《海水中总有机碳(TOC)自动在线监测仪的研制》列为海洋环境立体监测技术项目,并由中国海洋大学化工学院王江涛团队承担。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的HJ/T92-2002《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中的65类企业排水中,除电池、电镀、硫铁矿外,其余62类企业的排水都要进行有机物的检测,且必须检测COD,占排污行业类别总数的95%以上;有18种类别的企业排水可选测TOC。国家计委、财政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2002年2月28日(2003年7月1日实行)发布的第31号令《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了COD、BOD、TOC的污染当量值分别为1、0.5、0.49,又规定同一排放口中的COD、BOD、TOC只征收一项等新政策使中国的TOC分析仪进入新的研发阶段。”   广州怡文科技2003年开始研制紫外过硫酸盐氧化/红外检测的EST-2005型TOC分析仪可用于地表水、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的在线检测。杭州泰林2008年6月上市的HTY-D1000及HTY-2500型TOC分析仪采用紫外氧化/电导检测法,适合纯净工艺水的总有机碳测定。上海中环大地组装生产日本TORAY的620C型TOC分析仪(燃烧—非色散红外法),可用于河流、湖泊、海洋、工厂过程水、工厂排放水、生活饮用水的水质监测,以及水处理装置的运行管理。   国产TOC分析仪研发要点   “TOC监测项目的开展与TOC分析仪器的国产化研发,无疑对于我国的有机污染物监测具有积极的动作用。但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TOC热也存在着许多隐忧,若不及早预防,很可能使我国的TOC自动分析仪国产化工作走上弯路。” 徐滋秋教授郑重地说到,并就当前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与技术问题向我们作了具体的介绍。   1、确定适合的TOC分析仪国产化起点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TOC研究单位是仿制或组装国外产品。进口仪器往往不适应我国的水质状况、监测标准,操作要求也较高,价格也较贵。”   从近几年来我国引进与使用较多的国外TOC分析仪的性能特点来看,同档次的产品相当、各有千秋;最新研制的TOC分析仪也有低档机、中档机和高档机。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在水质特点、经济实力、技术与人才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在国产化过程中,TOC分析仪的起点,不应局限在一个档次,也不必一味追求高档次。”   2、根据实际应用选择适当的型式与方法   “TOC分析仪有多种结构型式,各有其特点与最适用场合。在国产化研制过程中,各研制单位宜按照自己的优势与特长,有针对性地选择适于我国国情的型式与方法。”   (1)氧化方法 现状   TOC测定方法是由道氏化学公司发明,它的基本原理是:首先把水中有机物的碳氧化成CO2,消除干扰因素后由CO2检测器测定,再由数据处理把CO2气体含量转换成水中有机物的浓度。对于水中的无机碳,采用单独测定或酸化后去除。   有机碳的氧化分干法氧化(高温燃烧法)和湿法氧化,徐滋秋教授就当前两种方法所采用的技术、试剂等向我们做了介绍。   从温度方面看:德国LAR公司的Quick TOC仪采用1200°C的超高温无催化剂方式,岛津的TOC-V采用680°C催化法;欧美绝大多数TOC仪以及烟台研制、生产的TOC-2000D,采用950°C左右的高温催化法。   在催化剂方面,目前德国耶拿的micro N/C和 multi N/C3000用氧化铈作催化剂,德国Maihak以钯和氧化铝作催化剂;岛津TOC-V用铂作催化剂;还有多数TOC仪器厂商以氧化钴作催化剂。   高温氧化管的材料目前主要有两种,高温陶瓷(刚玉)材料1200°C以上不变形,制作要求高,需大批量生产,德国LAR的Quick、耶拿的micro N/C和 multi N/C3000、Maihak的TOCOR2和TOCOR20采用高温陶瓷材料,它的缺点是温度系数较大,经常启/停易裂纹、漏气报废,而且价格高,难以承受;石英材料1100°C以下不变形,加工较简单、价格适中,大多数TOC分析仪选用石英材料。   湿法氧化是以氧化剂辅以外部能量把有机物中的碳氧化成CO2的方法。它的应用时间远比高温燃烧催化氧化法早,在现代的TOC连续分析仪中,绝大部分都是湿法氧化。当前湿法的氧化剂主要有过硫酸钾、过硫酸钠、过硫酸铵以及臭氧、双氧水、过氧化钾、光催化剂二氧化钛等;外部能量主要有加热、加压、紫外光及微波。   过硫酸盐在当今的湿法TOC分析仪中广泛使用;美国STAR的TOC-3000型分析仪、美国GE的400型、800型、900型Sievers系列TOC分析仪采用臭氧氧化法;美国STAR的TOC-4000型分析仪、美国ThomTon的TOC-502P分析仪采用紫外光氧化法,烟台的TOC-2008ZD和杭州泰林公司的HTY-D1000TOC分析仪也采用紫外光氧化。   (2)检测器 比较   CO2检测的方法研究也很多,经无数次的试用、改进、淘汰,目前使用最多的是红外,其次是电导然后是库仑等。   “库仑法检测器在美国Coulometrics的System130、美国UIC的CMI燃烧催化氧化TOC仪和System230紫外过硫酸盐氧化法TOC仪中使用。”   “电导检测在美国ThomTon的TOC-502P分析仪及美国GE的400型、800型、900型Sievers系列TOC分析仪中使用。电导检测器的优点是灵敏度高、线性范围宽、价格低,缺点是受外界温度影响大。只要做好恒温措施或温度补偿完全可以达到TOC分析仪的性能要求。烟台的TOC-2008ZD和杭州泰林公司的HTY-D1000TOC分析仪也采用电导检测器,但烟台的电导检测器具两个电导池,一个测量池、一个参比池。”   “NDIR的特点是直接测定CO2含量,无需二次转换,精度高;但适合在TOC分析仪上使用的国产NDIR还不过关,体积大、价格高,是TOC分析仪国产化的最大难题之一。”   (3)进样器 难点   “自动进样器特别是高精度进样器、高精度蠕动泵不能制造,是全国精密加工技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TOC分析仪国产化中的一个瓶颈。”   “水质自动监测仪一旦投入运行,零部件的损耗数量很大;采用进口仪器,常常由于零部件的价格过高,而出现‘买得起马配不起鞍’的问题;因此,在国产化的研究中,应重视零部件的研制开发,绝不能搞进口零部件的简单组装之路。”   “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种TOC自动测定装置,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缺陷,不可能十全十美。用户需要充分了解本部门的水质状况,选择最合理的机型,研制单位亦应根据不同的水质状况,开发出不同特点的仪器,才能满足环保工作的需要。”   国产TOC分析仪发展中的困境   “我国的TOC分析仪生产企业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研制队伍、技术基础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不足;TOC国家标准局限性较大,不能满足TOC分析仪快速发展的步伐,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确立正确的解决方法。”   1、建立我国TOC专业队伍迫在眉睫   TOC专业队伍包括研究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维修保养人员、操作使用人员。国内常见的TOC分析仪厂商,例如岛津、美国IONICS公司等,他们之所以在30多年时间里能够保持长盛不衰,其主要原因是拥有一支非常专业化的队伍。   “TOC分析仪是集光、机、电、化学分析、数据处理为一体的多学科综合产品,需要更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才能胜任。我国80年代中后期,由于没有TOC排放标准,TOC测定仪的研究、完善和提高等工作基本陷入停顿;而新世纪开始,我国的TOC专业队伍又逐渐建立起来,素质在稳步提高。目前这支队伍的特点是,外语水平好,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速度快;计算机知识丰富,对仪器智能化的档次提高极为有利;年纪轻,开创新领域的意识强;弱点是知识面窄、动手能力差,对不同种类、不同型号TOC测定仪的特点了解不深,对我国水质状况没有充分的认识。”   “目前我国的TOC测定仪研制绝大多数处于仿制阶段。如果设计人员不能深刻认识进口仪器的特点和我国的国情,一旦设计错误又大量生产、安装,必将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如果不尽快培养出大批动手能力强,解决问题快的技术骨干,迅速掌握TOC测定仪的各种规律,即使一流的设计,也将无法正常生产,更不能长期可靠地运行。操作人员素质的提高,是TOC分析仪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切莫重复2001年国产COD自动测定仪安装后即出现大面积的‘死机’现象。”   2、TOC标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计量检定标准 单一   “既然TOC测定仪有档次和方法之分,因而对其检定标准就不能过分局限。目前,国内有关TOC分析仪的检定标准有JJG821-2005《总有机碳分析仪》检定规程和HJ/T104-2003《总有机碳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JJG821-2005规定,有机碳检测的示值误差不大于±5%。现有进口TOC测定仪在使用说明书或产品介绍中大都没有此项指标。正常情况下,样品水中的碳含量越低,误差越大。例如日本岛津TOC-500产品说明书中40ppb的误差为16.3 %;其次,进口的TOC测定仪大多数采用满度偏差( FS ) 表示重复性,JJG821-2005与HJ/T104-2003中采用的是相对标准偏差( RSD) 来表示重复性。当用低浓度试样来测定仪器的重复性时,满度偏差明显小于相对标准偏差。   “HJ/T104-2003《总有机碳(TOC)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量程漂移”在3.4定义为试样连续测试,在9.4.3性能试验方法为零点试验前后分别测定3次;“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在7.1性能要求为±5%,在9.4.7性能试验方法为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定义与方法不统一。部分指标超过中国现阶段的制造水平,不切合实际;从2003年7月1日实施以来,还没有一台TOC分析仪通过这个标准。”   (2)检测标准 方法不全   国际标准ISO8245-1999的氧化方式就包括燃烧氧化法、适当的氧化剂氧化法、紫外线辐射氧化法和其他高能辐射氧化法;CO2有多种不同的检测方式,例如红外吸收、滴定、热导、电导、库仑、CO2传感器和氢火焰离子检测器(把CO2还原成甲烷后)。   而中国国家标准GB13193-91《水质 总有机碳(TOC)的测定非分散红外线吸收法》,只有一种检测器、一种氧化方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行业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的总有机碳也必须是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自动在线监测也是燃烧氧化-红外吸收法。   “TOC在线自动连续分析仪大多数是紫外过硫酸盐氧化法,例如德国WTW的on-Line、日本TEK的TOC-780、美国HACH的Astro TOC UV、荷兰SKALAR的Formacs Low Temperature TOC、英国Pollution的PROTOC300等都是紫外过硫酸盐氧化法(因为燃烧氧化法需经常清洗管路,维护量大),它们都不符合GB13193-91标准。非分散红外检测器的灵敏度不足以检测ppb级的纯水,必须使用的电导检测器也不符合GB13193-91标准。”   GB13193-91测定浓度范围为0.5~60mg/L,对于高浓度样品可以进行稀释后测定,其检测下限为0.5mg/L。当水样中常见共存离子超过SO42-400mg/L、Cl-400mg/L、PO43-100mg/L、NO3-100mg/L、S2-100mg/L时,对测定有干扰,应作适当处理后再进行分析测定。现代的TOC分析仪早已超过这些限定。   (3)限量标准 重视度不够   我国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规定了TOC的排放限值,但造纸工业、船舶、船舶工业、海洋石油开发工业、纺织染整工业、肉类加工工业、合成氨工业、钢铁工业、航天推进剂使用、兵器工业、磷肥工业、烧碱、聚氯乙烯工业等12个行业所排放的污水并不执行本标准,而是各自执行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   而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8468)、《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都没有把TOC列入标准。   徐滋秋教授认为:“现行的技术标准在实施的同时,需要继续组织力量进一步研究,使之更加科学、合理、可行,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进口高档机的性能指标是中国TOC分析仪的发展方向,但作为中国现代标准制订基础就可能把刚起步的产业扼杀在摇篮之中。”   中国的标准普遍比较滞后,而且比较混乱,标准中未被列出,也就不会引起相关用户的重视,TOC标准不全面直接影响了中国TOC仪器行业发展。   后记   近几年,国家对水环境安全的重视度在逐渐增加,全国范围内也兴起了TOC分析仪研制与购买的热潮,这对我国国产TOC分析仪生产企业是一个绝好的发展机遇。但徐滋秋教授仍不无忧虑的说到:“现在中国TOC分析仪市场状况是:全国的TOC市场国外品牌大约占去了95%以上的份额,国产仪器几乎销不动。”   我国TOC分析仪器技术和工业水平与国外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国产仪器厂商要做到能够与跨国仪器公司同台竞争,除了国家给予必要的扶植之外,根本问题还是加大力度解决目前TOC国产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关键部件、研发人员、标准等。   采访编辑:刘丰秋 附录:徐滋秋教授简介.doc
  • 【聚焦天隆】天隆科技创始人彭年才教授受邀参加企业家座谈会!
    10月16日,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陕西省省长赵一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卢建军,副省长赵刚等相关领导出席了会议。延长石油、法士特、陕鼓集团、航空工业西飞公司、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等23家企业代表也会聚一堂,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存在困难,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 会上,省委书记刘国中强调,要听取“十四五”规划编制意见和建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企业在新时代追赶超越中实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天隆科技创始人彭年才教授作为企业家代表,在会上进行了发言,彭教授讲到:“天隆在做好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科技创新,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在攻克科技难关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以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为己任,发挥高校、企业一体化优势,将高通量、多靶标核酸检测技术转化应用成功用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天隆科技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基因检测、分子诊断领域仪器及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和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数年来在临床诊断、疾病防控、食品安全、海关检疫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今年的新冠疫情下,天隆科技能够反应迅速,助力全国多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得益于自身科研平台的建设及多年的技术积累、国内外交流合作。未来,天隆科技依然会以技术和人才为核心,持续投入研发精力,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和发展能力,并依托我省人才、科教、产业、区位、资源等优势,科学谋划好“十四五”发展,树立标杆企业形象,勇立潮头、担当责任,在我省的新时代追赶超越中展现更大作
  • 这种癌细胞传统检测要5天识别,地大教授只需10分钟
    “10分钟便可识别子宫内膜癌。”3月28日,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娄筱叮教授用镊子拿着4平方厘米大小的芯片告诉记者,芯片上的检测探针,可以轻松地“抓取”蛋白质,检测时间从5天缩短至10分钟,检测精度也上升3个量级。娄筱叮教授向记者展示研发的检测芯片。通讯员孟梓娟 摄“目前,检测样机已经进入组装尾声。”娄筱叮教授边介绍边演示,手持移液枪,向芯片上加入20微升的样品,肿瘤相关的蛋白质信息就会显示出来,实现10分钟快速识别子宫内膜癌,而一般情况下诊断子宫内膜癌需要血液生化检查、肿瘤标志物检查、影像学检查、子宫内膜活检和细胞学检查等一系列的处理步骤,需要5天时间来确保准确性。在娄筱叮的检测样机中,探针和芯片是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检测样机的核心技术。她创新性地提出绕开传统检测的繁琐环节,将穿膜—识别—输出一体化检测技术作为科研目标,相较于传统检测步骤大为缩短。这个清明节,娄筱叮最想把“10分钟识别癌细胞”的科研突破告诉母亲。“2017年母亲因为癌症去世,就是没有早发现。”娄筱叮告诉记者,她的丈夫是武汉三甲医院的妇产科专家。丈夫给她传递了很多信息——很多年轻女性罹患妇科癌症,没有及时发现而丧失治疗时机,而且患癌年龄越来越早。尤其是子宫内膜癌,是妇科高发的恶性肿瘤,我国每年有20万新发病例。娄筱叮用移液枪操作加样。通讯员孟梓娟 摄一直耕耘在分析化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娄筱叮,2018年开始专注于妇科癌症的早期发现的研究。她了解到:过去,临床上缺乏有效的子宫内膜癌早期筛查方法。常规的病理学筛查需要利用刮匙深入脏器进行有损取样,这不仅会令受检者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还有可能在采样过程“刮不到”“取不准”。经过5年努力,去年底娄筱叮研发了一种高灵敏高特异性探针,用探针“抓取”蛋白质,让蛋白质细胞“说话”——“看得到的数字,如同能够看清人的五官”,娄筱叮通过研发的检测芯片读懂细胞“语言”,检测精度比传统检测的灵敏度高了三个数量级。“快速检测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时的诊断与治疗。”娄筱叮表示,传统子宫内膜癌检测方法可能在设备和操作上成本较低,但在时间和劳动力上的成本较高。而现在她开发的新型生物传感检测技术,虽然初期投资可能较高,但更适合大规模检测,每次成本不过几十元。目前,芯片和探针都是娄筱叮团队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争取5年后检测样机能进入临床。
  • 从打破垄断到抗疫中坚的自主化PCR分子诊断技术崛起 ——专访天隆科技创始人彭年才教授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新冠病毒诊断利器“核酸检测”被广泛熟知和认可,而作为核酸检测中重要的支撑技术之一,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展现出全面的优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PCR研发生产企业也迈上了更高的发展台阶。面对蓬勃发展的此情此景,殊不知十年前的国内分子诊断产品市场还是进口仪器的天下,但随着国内一批杰出人才的涌现,带领企业励精图治,打破技术垄断,让分子诊断技术大范围的走进国内临床实验室。其中,作为PCR领域中的实力头筹,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可谓国内PCR技术企业的代表性缩影。籍此,本媒体邀请“天隆科技”创始人、西安交通大学彭年才教授做客专访,展开天隆科技为代表的自主化PCR技术崛起之路。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西安交通大学彭年才教授破垄断自主研发创造价值PCR技术由美国科学家穆利斯(Mulis)发明,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关注,穆利斯也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1997年,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隆)正式成立,并专注于基因检测、分子诊断领域仪器及试剂的研发与生产,产品覆盖核酸提取仪及试剂,以及基因扩增、荧光PCR等仪器及配套试剂的研发生产,牢牢把握住了PCR这一领先技术的发展先机。彭年才教授介绍:“无论是分子诊断,还是免疫学或生化检测,是基于不同的检测技术原理。在疾病诊断方面,如果仅依靠单一的检测技术,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缺陷。PCR技术一经发明后,凭借特异性好、灵敏度高、便捷、检测速度快等特点,在病毒检测、病原检测、肿瘤检测、感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及用药指导等方面优势明显,在病毒检测领域更有‘金标准’之称,所以发展极为迅速。”上世纪90年代,PCR技术被进口品牌长期“垄断”,且国内也只有部分三甲医院才能开展检测,在实际中并未广泛普及。为了满足未来临床实验室向精准诊断的方向发展,让更多医疗机构用得起分子检测技术,国产PCR企业跃跃欲试,自主研发生产的PCR分析仪和试剂悉数登场。彭年才教授指出:“近年来,随着PCR技术的愈发成熟,国内发展势头强劲,核心技术也相继攻克。从早期的终点定量PCR到此次在疫情中大放异彩的实时荧光定量PCR,国产PCR仪和试剂不但实现进口替代,且出口到国外的销量也持续增长。”目前,天隆科技的PCR技术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实现了对多种需求的完整覆盖,从针对疫情防疫任务的自动化高通量检测技术平台,到灵活易用的一体化分析设备以及丰富的配套试剂耗材,天隆科技实现以领先技术创造价值的本色属性。进一步深入临床拓展未来随着国产化时代的到来,分子诊断更有“遍地开花”之势,用户类型也从少数的大型三甲医院迅速下沉到更广泛的医疗服务机构,应用范围包括病原体检测、传染病防控、肿瘤检测、个体化用药等诸多临床细分领域。以新冠疫情检测为出发点,彭年才教授介绍了PCR技术的临床应用优势:“国家卫健委最新颁布的第八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中再次明确指出,最优选的检测方式就是PCR核酸检测。此外,在慢性病、肝炎、艾滋病,包括非洲发生的埃博拉疫情等,分子诊断在临床中的应用范围已经极为广泛。此外,精准医疗概念的提出,使得个性化医疗趋势被大大推进,从多重病原快速检测到个性化用药,再到肿瘤风险评估及遗传病检测等,这一发展方向与分子诊断的发展轨迹高度契合,而在这些应用场景中,都可以看到天隆科技的身影。”当下疫情趋于平缓,天隆的销售业绩依然强劲,靠的就是“深入临床”,例如肝炎、手足口病、慢性病等成熟的优势项目,既服务了社会公共卫生事业,也带动了企业更新一轮的加速发展。彭年才教授道出:“天隆今天的成绩正是源于20余年的仪器与试剂研发的技术积累,并在国家众多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和数亿资金的投入下,才能在分子诊断行业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未来,分子诊断将是朝着快速检测、高通量、自动化和小型化、便携式的方向发展”。对此,天隆还将持续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加大投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赴前程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回顾疫情期间,彭年才教授带领天隆团队真正做到初心如磐、责任在肩,排除万难、扩大产能,研发生产出大量抗疫急需的核酸检测物资,成为国内外抗疫物资保障和国家核酸能力建设的中坚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2021年1月,彭年才教授荣获由中央统战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中央多部门联合评选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奖项,全国IVD领域不足五人获此殊荣。
  • 天隆科技创始人彭年才教授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表彰
    据央视《新闻联播》、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月22日在北京隆重召开。该奖项由中央统战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全国工商联等中央多部门联合组织评选,旨在表彰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有突出贡献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会见全体与会代表,并与100位获奖代表合影留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参加会见。 天隆科技创始人、西安交通大学彭年才教授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荣誉,陕西省获该奖项的仅有2人。全国获该奖的还有格力电器董明珠、小米雷军、阿里巴巴张勇、360周鸿祎、比亚迪王传福、新希望刘永好、嘀嘀程维、扬子江药业徐镜人、齐鲁制药刘文民等提供抗疫急需物资或提供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或踊跃捐款捐物的优秀人士。汪洋对获奖个人表示祝贺,并指出:面对肆虐的疫情,广大民营企业克服困难,生产抗疫急需物资,或提供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或踊跃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 其中,以彭年才教授所在的天隆团队为例,在新冠抗疫期间排除万难,假日不休,加班加点,扩大产能,研发生产大量抗疫急需的核酸检测物资,是保障国内外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物资和国家核酸能力建设的一支铁军。获得该奖项是党和政府对天隆科技以往抗疫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在目前紧绷的疫情防控形势下,给予天隆科技排除万难,扩大产能,保证核酸检测产品供给工作的鞭策及激励。天隆科技团队的抗疫感人事迹和成绩举例如下:v 紧急响应,彰显天隆速度新冠疫情爆发后,天隆科技依托自身在分子诊断领域深厚的技术积淀及防控疫情的丰富经验,第一时间研发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配合已有知识产权的系列仪器及配套试剂,天隆科技快速推出新冠核酸检测整体解决方案,克服物流困难,将抗疫产品紧急送往武汉及全国多个疫区,检出陕西、四川、云南、黑龙江等多个省份首个阳性病例。v 加班扩产,突破产能极限疫情前期,核酸检测需求激增,全国产能吃紧。天隆科技急国家之所急,排除原料短缺、人员紧张等重重困难,迅速扩大产线,加班加点,保证产线24小时不停歇。天隆科技不断突破产能极限,全力保障抗疫物资供应,在绥芬河、吉林、北京、新疆、河北等局地出现疫情后,第一时间将大批物资发往当地,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多次报道。v 天隆人——逆行而上,奔袭千里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多个天隆小分队冒着巨大的感染风险,排除万难,逆行而上!其中,天隆“湖北抗疫小分队”深入抗疫一线,为同济医院、金银潭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等主力抗疫单位安装调试检测设备,协助医务人员进行新冠核酸检测。他们坚守岗位,脚步踏遍湖北众多抗疫单位,连续奋战68天直至武汉疫情解除,为早期新冠防控“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降低传染和病亡率”做出重要贡献。v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推出多种天隆防疫方案核酸检测实验室的短缺成为限制疫情防控的重要因素,随后,全国快速推进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天隆科技积极响应,为全国31个省份的数千家医疗和疾控机构提供解决方案,让核酸检测普惠基层,也为疫情防控构筑牢固防线。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天隆科技也不断探索,推出多种防疫方案,将医护人员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多种方式保障人员安全!天隆产品装备国家疾控中心移动P3实验室、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方舱实验室等,助力武汉早期疫情及后期局地疫情防控,天隆移动方舱实验室也在各地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的机动检测功能。v 快速恢复社会秩序,天隆力量不可或缺疫情基本控制后,面临如何安全复工、复学,快速恢复社会秩序的问题。天隆科技再次勇挑重任,成为首批政府指定单位,承担复工人员、复学师生、集中隔离人群的核酸检测,并严防疫情输入,开始进行入境人员、冷链食品新冠检测。此外,天隆产品也为全国“两会”及进博会等重大活动顺利召开保驾护航,并陆续收到国务院新冠联防联控机制、中国疾控中心及陕西省工信厅的感谢信!v 表现卓越,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作为国内核酸检测行业的典型代表,天隆科技在新冠抗疫期间表现卓越,为国内抗疫的基本胜利贡献重要力量,获得多个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如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2020年中国体外诊断产业领军人物、2020年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全国创新争先奖、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最美抗疫先锋团体、全省医药行业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等。此外,天隆科技牵头制订的国家医药行业标准《YY/T1717-2020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法)》也在2020年抗疫期间由国家药监局发布,填补领域空白。 这就是天隆科技,专注分子诊断行业20余年,用创新引领行业,用匠心书写未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天隆科技在这场战疫中,以硬核科技力量助力抗疫,有效发挥了“定心石”作用。未来,天隆科技将继续坚持科技创新,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实现国家号召的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为己任,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和发展能力,为新冠疫情防控及民众精准医疗贡献更多的力量。
  • 十年研究,徐华强教授突破GPCR信号传导领域世界级难题
    十年研究,徐华强教授突破gpcr信号传导领域世界级难题 近日,2016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评选结果新鲜出炉。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受体结构与功能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华强教授凭借受体结构与功能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摘得2016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杰出成就奖”。徐华强教授主要研究的领域是gpcr(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与作用机制。在全球,这个充满魅力的研究领域正不断为医药业带来新的活力——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小分子药物是gpcr的激活剂或者拮抗剂,还有更多这样的候选药物小分子在临床研发中。全世界多个顶尖实验室和企业都在这一领域竞相研发。在这个重要的领域,徐华强教授持续攻坚十年,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他在gpcr结构方面的多项研究攻克了许多未解难题,被学术界誉为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轰动了国内外医学界与药学界。一个激动人心的药物研发领域2012年,罗伯特莱夫科维茨(robert j. lefkowitz)和布莱恩克比尔卡(brian k. kobilka)两位科学家因“g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一发现揭开了人体信息交流系统的许多秘密:我们的身体究竟是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将这些信号“通知”到各个细胞。然而,gpcr信号通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一诺奖成果的取得并不是一个领域研究的完结,而是意味着更多探索旅程的开始。在细胞通讯中,作为信号蛋白的arrestin与多种g蛋白都可以结合gpcr,以传递重要的指令,执行例如生长调控和激素分泌等众多基本生命过程。不过,g蛋白信号通路和arrestin信号通路在生理作用上截然不同。arrestin通过脱敏作用会阻止g蛋白的激活,并通过内化作用的过程将gpcr回收。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对于arrestin如何结合gpcr、如何激活不同组的细胞信号、以及这与g蛋白和gpcr互作之间的差别知之甚少。这极大地限制了许多潜在药物的研发。实际上,如果能靶向作用于其中一条信号通路,那么这样的gpcr抑制剂往往更可能成为理想的药物分子。相比非选择性的药物,它们能够带来更好的疗效和更少的不良副作用。然而,要想得到这样的小分子,就必需了解它们与gpcr之间的详细作用过程。小细胞大贡献,毫厘之间进化生命医学过去十年间,徐华强教授所领导的团队始终致力于揭示arrestin与 gpcr rhodopsin构成的复合物的结构。沉浸于探索分子世界的他们,终于在去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将生命过程的一条路径展现给了世界。 ▲徐华强教授的发现攻克世界级的科学难题研究中,徐华强教授创造性地采用了“最亮”的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技术lcls(linac coherent light source,目前世界上最强的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能够以比以往x-射线源强10亿倍的亮度发射x-射线脉冲),生成了与gpcr结合arrestin时的首个三维图像。这一发现攻克了细胞信号传导领域的世界级科学难题,也为开发选择性更高的药物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开发出副作用更小、更有效的心脏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癌症等疾病疗法成为可能。徐华强教授表示:“在药物发现领域,对药物靶点蛋白的结构与功能关系理解越深,开发出高效低毒药物的几率就越大。”去年这一里程碑成果一经发布在《自然》期刊上后,马上在生物医学界引起热议,该新闻还入选了201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并于今年3月再获国际蛋白质学会(the protein society)颁发的hans neurath奖。国际蛋白质学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查尔斯桑德斯博士评论道:“此项研究是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为众多基础生物学研究及生物医学发展提供了广泛而深入的见解,这项工作非常优秀。”科研狂人:成功就是99%的努力工作“从事科学研究,一是对科学的兴趣,尤其对生命科学的各种奥秘感兴趣;二是贵在坚持,科学研究是探索,长年的工作才有一点点突破,就是最大的欣慰;三是在于努力,科学研究的成功就是99%的努力工作,再加上1%的运气,”徐华强教授曾这样说道。在研究方面,徐华强所带领的团队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已在《自然》、《科学》、《science signaling》、《jou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得专利十余项。在科研的道路上,教授从未停歇。同事都说,他是个”科研狂人”。自1980年在清华大学开始接触核子物理科学后,徐教授就一直沉浸在科研当中。从国内到国外,再从国外辗转回到国内,始终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科学奥秘的探索和追求。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他还先后创建了药物靶标结构与功能中心和受体结构与功能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核激素受体、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受体、g蛋白偶联受体(gpcr)、离子通道和植物激素受体等结构与功能领域研究,开展基于晶体结构的肿瘤与糖尿病的药物研发,并取得了多项原创性发现。一直以来,他研究的是生命科学。他尊重生命,懂得生命的意义。医生一次只能治疗一个患者,而基础研究成果却可能拯救无数人的生命、无数代人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在科研这条道路上,他从不停歇、从不松懈。
  • Mathias Uhlen教授:测序技术下一个十年重在应用转化
    p   2003年,开放性知识源——人类蛋白质图谱(Human Protein Atlas,HPA)创建,为癌症预测与诊治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2017年,Science相继发表首个人体蛋白质亚细胞定位图和首个人类癌症病理图谱,让我们距癌症精准治疗更进一步。以上这些重磅研究的背后,有着同一位科学家的身影——Mathias Uhle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7e1bba64-2877-4c6d-b8b5-1a3dca86e671.jpg" title=" 0.jpg" alt=" 0.jpg" width=" 368" height=" 344" style=" width: 368px height: 344px "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span style=" color: rgb(127, 127, 127) " Mathias Uhlen /span /p p   Mathias Uhlen是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教授。他被人们所熟知的身份就是人类蛋白图谱计划的领导者。Uhlen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蛋白质组学、抗体工程以及精准医学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在测序技术与测序设备的研发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在第十三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ICG-13)期间,测序中国在华大智造展位上专访了Mathias Uhlen教授,就测序技术的发展、人类蛋白质图谱计划、临床癌症研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测序技术下一个十年:重在应用转化 /span /strong /p p   近年来,测序技术的发展革新速度加快,二代测序技术的兴起,使基因测序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Uhlen教授不仅参与了第一代DNA测序仪的研发,其领导开发的焦磷酸测序技术更是引领了二代测序仪的发展。他认为,推动测序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驱动力不外乎三点:第一,更低的测序成本。基因测序需要降低成本,才能适应医院及临床应用场景 第二,更好的数据质量 第三,取样必须变得更容易。以上三点在全球科学家的努力下,正在不断被改进、解决。 /p p   采访中,Uhlen教授强调:“目前基因测序技术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拥有了高通量、低成本的测序技术。如今的研究重点是如何成功将测序技术应用到更多的场景中去,尤其是医院及临床。” /p p   近年来,基因测序技术屡有创新突破,桌面式、便携式测序设备已经成为现实。从Sanger测序、焦磷酸测序到单分子实时测序、纳米孔测序,测序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就是不断解决技术不足,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随着测序技术的日趋成熟,测序成本也随之降低,成功的商业、临床实际应用案例,更让人们对测序技术的未来发展与应用充满了期待。 /p p   Uhlen教授告诉测序中国,当前测序技术的发展主要受高通量、低成本解决方案的驱动。目前的测序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了,很有可能维持到下个十年。如果能够继续开发、完善针对实验室的测序仪,满足小型样本测序研究与临床诊断的需求,测序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普及将会更进一步。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基因测序可以为每位癌症患者服务 /span /strong /p p   测序技术的不断升级优化,让人们有机会深入了解生命与疾病的本质。基因固然重要,但基因组中微小的变化,也可以通过蛋白质产生巨大的生理差异,所以了解蛋白质组也有助于阐释疾病的内在机理。2003年,以Uhlen教授为首的瑞典科学家开启了HPA项目,旨在研究人类蛋白质的组织和细胞分布信息。更令人兴奋的是,该项目的所有知识资源全部可开放获取,包括几千篇文献资料等其他资源。 /p p   构建人类蛋白质组图谱意味着更深入、细致地研究蛋白质功能。Uhlen教授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拥有约2万个基因可编码蛋白质。对于每个人类生物学和疾病研究者来说,了解基因构建模块是十分必要的,例如了解心脏和大脑的基因模块将有助于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HPA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全面的基础知识,为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研究提供支持。” /p p   此外,他还介绍道:“HPA项目除了在精准医学的疾病研究与治疗方面提供帮助,还可以为药物研发提供信息指导,预测候选药物与蛋白的相互作用,为未来的医学发展提供可能的方向。目前,HPA网站每个月的访问量近30万,来自全球主要的制药公司每天都会访问HPA,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制药公司。” /p p   基因测序在癌症诊断与治疗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对此,Uhlen教授很坚定的表示:“我坚信世界上所有的癌症患者都会被测序。这是非常明确的临床需求。对患者肿瘤进行精确的基因测序,能更好地制定临床治疗方案。我对精准医学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十分有信心。”2014年,HPA研究团队发表了首个人类蛋白质图谱 2017年,该团队又相继发布了癌症病理图谱、人蛋白质亚细胞定位图。HPA项目公布的多项研究成果可帮助医生根据临床数据,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进行生活方式的指导。“除了癌症,在其他疾病的研究与治疗中,精准医学也将发挥巨大作用。通过结合基因组学数据与其他组学数据,如来自血液样本的蛋白组学数据等,可以对疾病进行更加精准的诊断与治疗。未来这将成为一个庞大的应用领域。”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临床癌症研究面临的挑战 /span /strong /p p   HPA研究运用了多种组学测序与分析技术,其中一项重要测序技术就是RNA测序。Uhlen教授表示,目前,转录组学分析手段对RNA表达定量的灵敏度已经非常高,通过RNA测序进行转录组分析,就可以了解基因在不同组织的表达情况。 /p p   “RNA翻译表达产生蛋白质,对每个蛋白生成特异抗体就能确认这些蛋白的准确位置信息。再对比转录组学数据及抗体成像数据,我们就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建立准确的人类蛋白图谱,同时也是人类RNA图谱。通过蛋白图谱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RNA和相应的基因,也可以利用检测到的RNA研究蛋白,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验证过程。所有研究过程都要在严格的质量规范管控下进行精准的数据分析,以保证验证结果的准确性。” /p p   临床癌症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研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除了严格的测序流程与数据质量控制,在生物标志物研究领域,我们同样面临着挑战。Uhlen教授举例道:“已有生物标志物或蛋白质多是根据患者总体水平分析得到,是从群体角度诠释疾病及其机理。当面对一位具体患者时,现阶段我们很难将这样的生物标志物成功转化,并应用于临床治疗。我们拥有很好的群体来源的生物标志物,但个体来源的非常少。为解决这一现状,研究人员需要更好的数据处理工具,更高质量的基因数据和临床数据,来满足精准医疗的需求。或许我们可以将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疾病,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开辟新的思路。”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HPA结缘华大 /span /strong /p p   采访接近尾声,Uhlen教授提到,HPA项目组已经与华大Lars bolund再生研究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致力于猪的转录组图谱研究。他表示,HPA研究团队与华大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中有近15年的非正式合作。2017年,双方就猪脑部转录组图谱的项目展开了正式合作,研究猪大脑不同部位的蛋白分布与表达。该研究使用了华大华大智造的技术与设备,HPA研究团队对华大智造高通量测序平台提供的高质量测序数据十分满意。 /p p   HPA项目的研究仍在继续,相信随着测序技术与测序设备的不断进步完善,Uhlen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将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为推动精准医疗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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