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体制

在经历了两轮科技体制改革而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仍待改善的情况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成为2006年以来逐步推进的第三轮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可以预料，“十八大”后科技体制改革将进入推进力度更大的阶段。 　　而2020年中国的自主创新要更上台阶，尚需跨越“三重门”。 　　改进封闭运行 　　横亘在这一目标前的第一道坎是，如何打破现有的自上而下封闭运行的科研体制。 　　中国现行科研体制，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上而下、由政府官员、大学科研院所专家及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共同组成的封闭的体系。从确定研究课题到课题“发包”，从科研成果评定到科技人才评价，完全在这一封闭的系统内运行。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目标由政府确定，这套体系尚能提出与之相应的科研计划以服务于经济发展。而步入市场经济之后，这套政府驱动的封闭科研体系完全无法“摸准市场的脉”。 　　此前的科技改革，虽然也曾鼓励、逼迫这些封闭的体制内科研机构进行产学研转化、办公司，但既未从根本上使这一体系成为包容企业在内的开放体系，亦未改变其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更难说增加了整体经济的技术含金量。 　　真正的经济主体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并不具备研发能力。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原本就只是工厂，并不具备多少研发能力 外资工业企业也大都是制造工厂，接单按设计组装即可，处于并不需要多少技术能力的产业低端环节 民营企业，往往是从简单加工制造起步，前沿技术开发只是奢谈。 　　当有科研能力的机构、人员无法真正为市场、为经济提供技术支撑，而市场主体又无力进行科研开发的时候，经济与科技“两张皮”也就在所难免。 　　建立开发型科研体制 　　那么，在不打破这套封闭的科研体系的情况下，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否可行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2005年底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来，虽然颇有进展，但缺陷之处也很明显。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已依托企业建立了90多个国家实验室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企业承担的项目和资金远远超过科研院所承担的项目 科技支撑计划90%的课题也是由企业牵头。 　　但实际上，在封闭运行而又条块分割的科技行政管理体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存在诸多形式主义倾向，表现在：一是以企业为主体更多地是强调了企业的投入。但自上而下的科技体制下，很多科技计划、项目都是政府确定，而不是以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需求为主导。因此，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大投入，是企业帮助政府分担了科技创新的风险，而不是政府分担企业的风险。 　　二是“企业被参加”。一些国家重点科技计划申请过程中，从申报资格上要求申报单位中要有企业参加，但这些项目本身一般是国有科研院所为主导，企业参加，很多时候是为了申请项目的需要、为了获得政府的科技经费，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源于企业的生产或市场上的技术创新需求。 　　三是在政策支持的具体对象上，“以企业为主体”中的企业，更多是国有企业、大企业，而忽视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而从科技创新的历史来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往往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 　　因此，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就需要打破这套自上而下运行的封闭科研体系，建立容纳企业的开放、互动型科技体制。 　　破除权力经济 　　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需要迈过的第二道坎是，中国必须破除权力经济。 　　企业是否愿意创新，取决于创新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企业创新的动力在于竞争压力和市场需求。当前的中国，一方面，部分重要资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性，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片面追求速度 另一方面，许多政策还是投资激励，各级政府掌控税收、土地等资源，采取零地价和减免税等政策吸引投资，使得企业倾向于从优惠政策中获利。当房地产、金融、能源等低风险行业能获取高额利润时，很难想象企业会费力去做创新、甚至是做实业。 　　而房地产、金融、能源这些行业，本质上都是基于垄断的权力经济。在权力经济之下，要素资源纷纷流向这些行业，致使企业缺乏创新动力。 　　如果不改变权力经济，即便政府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最终也只不过开辟另一个寻租领域，而推动创新的政策初衷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最后一重门，是技术创新本身面临的形势已不同往昔。 　　上世纪90年代初后，技术体制发生革命性变化，产品生产由集成向模块化转变。在产品的集成化时代，如果不掌握技术，便无法完成组装 并且可以通过逆向拆解完成技术的消化吸收 但在模块化的信息时代，通过逆向拆解消化吸收再创新已不再可能或者因为无法拆解，或者因为生产的模块化，而无需技术就可组装这也是“山寨”得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但这种模块化组装，依靠的是低成本，而难以得到技术上的提升。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迈不过去这“三重门”，不仅创新型国家目标难达预期，且极有可能陷入经济发展长期低水平徘徊的“中等收入陷阱” 而要迈过这“三重门”，显然已经超出科技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是一场更艰巨的战役。

有科研&ldquo 国家队&rdquo 之誉的中国科学院(下称中科院)，刚遭遇了已下拨科研经费被部分收回的尴尬。 　　2013 年 11 月 6 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向各个课题负责人下发通知，宣布 2013 年所有院拨项目按 5% 比例对到款经费进行调减。实际上， 2014 年要过&ldquo 紧日子&rdquo 的不仅力学所一家，调减经费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统一行动。 　　这种控制科研经费的举措还在延续。一位中科院人士向记者透露：&ldquo 2014 年预算刚下来，先导专项核减的比较多。&rdquo 先导科技专项是中科院提出的一项战略行动计划,目标是在事关中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科技领域形成重大创新突破和集群优势。 　　收紧科研经费的信号在数月前已有显现。 2013 年 8 月 20 日，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一行拜访科技部，科研经费是双方会谈的一项重要议题。赵路在会谈中透露，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2014 年科技预算安排要从严从紧。 　　本轮科研预算从紧的背景是国务院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 2013 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5%比例压减。尽管如此，由于重点压减的项目为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车辆购置和运行经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等，像先导科技专项这样直接涉及科技经费的调整，出乎很多科研界人士的意料。 　　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通道。自 2004 年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连续八年实现 20% 以上的年增长。直到 2012 年，这一增长数字回落到 18.5%。 　　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高投入未能带来高质量的产出。 　　随着科研经费的高速增长，科研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但成果质量提升有限。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曹聪分析，研究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技术与产品，中国还没有出现像苹果那样的创新企业，多数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仍旧主要依赖国外。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 2009 年中国在专利和技术许可等知识产权上的逆差高达 100 亿美元。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著名海归生物学家施一公、饶毅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2013 年 10 月 22 日，财政部一份关于《国家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将科研经费存在的问题归纳为，长期计划经济下的科技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 科研项目管理改革跟不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经费规模快速增长的需要 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 　　2014 年，中国科研经费的增速放缓成为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科研经费分配体制改革再次蹒跚上路。 　　科研生态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 2008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科研人员对课题申报资助制度公正性的评价总体偏低，44.5% 的科研人员认为政府科研经费、基金的分配公正性一般，21% 的人认为&ldquo 不太公正&rdquo 。 　　当下中国的科技领域，行政化力量在科研经费的配置中仍起主导作用。中国的科技经费配置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前苏联为模板，走计划发展道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遵循&ldquo 皇粮分配制&rdquo 的规则来获得科研经费，几乎没有竞争的成分。 　　第二段时期的历史节点在 1985 年，科技体制开始改革，财政科技拨款的初始配置渠道逐渐形成了&ldquo 以竞争性的科研项目为主导，以财政事业拨款为辅&rdquo 的局面。至 2002 年，财政拨款的科研项目(纵向科研经费)全面实施课题制管理，逐步形成了以课题组为中心的科研立项模式。随后，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横向科技计划也纷纷效仿推行课题制，并制定类似的经费管理办法。 　　第三个时期为近十年，财政科技拨款体制又经历了新一轮的调整。尤其是 2006 年，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新的科研拨款渠道，以改变过去 20 年间过分依赖竞争性项目机制的状况。 　　2014 年来临，科学界普遍的看法还是，科研管理及科研经费分配行政化依然是中国科研经费体制最大的弊病。 　　中国科研计划的制定，通常由相关政府部门出台原则、指导思想、优先领域和项目指南，然后，从项目申报、审核、评估、立项、检查、中期评估、监督与管理，以及项目鉴定验收直至组织推广应用，形成一个长过程的行政管理链。公共科研经费投入分为国家、地方和单位几个层次，形成多部门、多层次构成的纵横交织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 　　弊端由此显现。由政府各部门主导设立的一些经费规模为几千万元到几亿元的巨型项目，每年会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申请指南，由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指南。 　　对此，施一公和饶毅联名在美国权威期刊《科学》(Science)上以社论形式发文分析，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这些指南表面上勾画了&ldquo 国家重大需求&rdquo ，但由于指南中具体而狭隘的描述，基本可以毫无悬念地猜出经费预定给谁。 　　身兼官员和研究课题的人员，获取项目也更容易。科研院所、高校本身是行政化机构，&ldquo 从校长到课题负责人同时是行政管理人员又是学术带头人，这导致科研项目难以去权力化。&rdquo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张力说。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自上而下地组织研究项目，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科研趋势。而在中国发生变形，施、饶两人认为，这一科研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文化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也在科学界发酵。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认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科学家缺乏自律造成的。例如，在项目评审中，被评者事先起草评审意见供评审专家修改，而评审专家一般只是简单地修改一些语句而已。&ldquo 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rdquo 蒲慕明曾如此表示。 　　在施、饶两人眼中，中国的科研圈是这样一幅图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部分反对当下科研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经费的机会，选择了沉默 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有效资助 　　2006 年财政部的一次调研显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中，通过竞争方式下拨的比例接近 80%，远高于西方国家水准。为此，中央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新的科研拨款渠道，以改变过去 20 年间过分依赖竞争性项目机制的状况。 　　当前科技拨款机制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以稳定资助为原则的制度性、计划指令性拨款，即根据预算，从中央财政划拨到各个拥有公立科研机构的部门，由部门自主决定配置方式，经由各层体系层层划拨至下属机构的研究者。 　　还有就是基于一定期限的科研项目竞争性拨款。竞争性拨款是一种打破部门界限，采取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方式，有固定的期限，少则若干月，多则四五年。现实情况是，&ldquo 比如，教育部下达一部分保障性拨款，到院校内部，难以调配，还是需要校内竞争。目前并没有更好的取代办法&rdquo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称。 　　美国也是政府部门提供的科研经费占绝大部分，其中竞争性拨款也占比较高，但其能够保障稳定资助的实施。例如，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0 年的经费预算为 312 亿美元，其中 20% 左右用于资助 NIH 所属的 24 个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 6000 多名科研人员不用每年都去申请项目，只是每四年经过一次评估，如果研究做得不好，实验室会缩减规模直至被关掉。 　　竞争性过度，会从整体上导致低效竞争过多，科研人员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在经费申请上。为此，科技部颁布了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比如，有工资性收入的科研人员，不再允许从课题经费中开支工资性费用，增设了非编制人员的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等。 　　对这样的改革，国内科研人员并不是都满意。例如，砍掉与他们的收入直接相关的人员费。对此，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司长张晓原辩驳为，这实际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科研经费承担不起这一使命。 　　三张改革牌 　　各方面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获，科研人员对到手的课题经费比之前要谨慎得多。然而，从源头看，科研经费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是，在稳定支持经费和竞争性经费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至关重要。 　　理想的科研经费分配结构是在两种资助模式间取得平衡。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表示，这个比例取决于国家战略，稳定支持经费应资助那些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研究项目。 　　矛盾在于，如果简单地提高稳定支持经费的占比，也可能会影响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形成新的&ldquo 大锅饭&rdquo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认为，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给科研单位的使命是什么?要把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科研机构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的变化结合起来，而&ldquo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财政拨款制度，涉及的问题相当多&rdquo 。 　　国内正在尝试改革的另一条路径，是从经费申请和使用者两方面入手，对科研经费与个体和单位利益的关联加大制约力度。纵向科研计划在逐步施行更为严格的经费预算和审查制度，降低使用的随意性，提高使用效率。 　　比如，预算的精细度和合理性直接与未来预算是否被削减、削减多少相关。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告诉记者，现在国家项目的经费预算严格多了，&ldquo 普遍会削减 10%-20% 的申请额度&rdquo 。而且一个课题预算已经细化到，如每年多少人次出差，什么职称、目的地等。 　　这条路径的问题是，严格的预算和审查制度，降低了科研经费使用中必要的灵活性，特别是探索性较强的科研工作，受牵制较多 高强度的过程监督，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较大的工作负担，使他们疲于应付各类检查、评估，降低了科研效率。 　　细节处也多有纰漏。《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会计科目设置与科研项目预算科目设置并不太一致。科研人员凭经验完成预算编制，财务人员很少能参与其中，致使预算编制不科学、不合理，失去了预算的严密性与严肃性。同时，国内纵向科技计划种类较多，在项目经费支出运算科目上也不统一，进一步增加了预算编制、执行和审计的难度。 　　&ldquo 要求我们在科学上出成果是应该的 还要求我们懂财务知识，而且各个机构发布的财务审计标准、预算标准各不相同，都要去了解。感觉很累。&rdquo 上述化学所副研究员说。 　　严格的监管也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 2010 年开始，科技部针对项目同质化的现象，通过技术手段查重，然后请同行专家评审。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这个方法是有效，但成本很高。 　　况且，科研经费监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由专业机构和人员承担，否则无法判断所发现问题是源自制度本身还是制度执行中产生的问题，也无法轻易发现制度漏洞并加以弥补。 　　美国科学基金会总监察长办公室作为一个专业监管机构，负责调查和处理资助项目经费使用中的造假、浪费、滥用以及其他不端行为。该机构 80 多位工作人员都具有科研背景或者法律、会计、审计等从业资格。与之相比，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监督审计部门不足 10 人，大多也没有会计和审计专业背景。 　　除了实施科研投入的源头调控，还有加强对经费申请和使用者的监管，科技部已经在试打第三张牌&mdash &mdash 增加项目评审的透明度。 　　万钢告诉记者，目前科研项目评审，所有过程全都录音录像，做到可申诉、可查询、可追溯，整个过程都在网上进行，全都进行痕迹管理，在追溯过程中不留漏洞。 　　近邻韩国，已构建了高度透明的科技经费流通渠道。政府研发经费直接拨付到科研单位，科研项目实施和成果评价的权力掌握在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手中，韩国政府对研发经费实行多重管理监督，多个单位都可对科研经费进行监督，普通公民也可以上网查阅科技主管部门的项目计划书和资金拨款情况。 　　从 2013 年底起，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建一个科研信息共享平台，以避免科研领域多头部署、重复支持、相互封闭的现象。同一个研究团队在不同的科技计划中，提出目标相似而又处于同一研发阶段的项目申报，获得不止一个科技计划的支持，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同时，科技部还计划推行科技报告制度，把结题验收后的项目放到网上。 2013 年 11 月 1 日，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征求意见版已公开发布，提供了 1000 份免费科技报告。这样既有利于科研人员共享科研成果，又促进技术交流。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透露了另一项改革举措，&ldquo 最根本的要求，我们认为要强化科研项目经费的法人负责制，而不是课题组专家负责制，这是体制上的问题。&rdquo 具体而言，法人责任体现在编制预算时提供的服务、实施预算中的监管、调整预算中的快速核准以及对单位人员的信用管理上。　　这一步如何走，或将引发整个科技体制的改革。

以研究细胞凋亡著名的中国、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王晓东，似乎一直习惯将自己隐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回国十三年来，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的他，让公众最 为“熟知”的形象应该是有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之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下称“北生所”)创始人兼所长。这家后来被誉为中国最高效研 究所的特殊之处，在于打破了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研究人员科研自由和空间。低调王晓东的这点知名度，一定程度上还得 归功于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引起的轩然大波。　　另一次备受瞩目，是在2015年1月未来论坛创立大会上，出现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王晓东和饶毅三位优秀华人生物学家首次同台作主题讲演的盛况。　　今年2月，王晓东和前保诺公司(Bioduro)创始人欧雷强(John Oyler)共同创建的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济神州”)逆势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国公司。　　而这一次王晓东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饶毅正在为一个由民间多元化资本创立的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担任生物学家评委。　　“我感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推动。”王晓东说，该奖项的评奖标准，是在大中华区内发生的对未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发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40岁的勇气　　同样留美归来的施一公曾经形容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　　当时做出回国这个决定，对王晓东来说并不容易。　　出国的时候王晓东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和那些大多数在海外退休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40岁。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　　当王晓东决定回国接受北生所聘书的时候，他听到最大的质疑声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再推后点，40岁的你正处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国实验室科研条件也无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岁再回来?　　当53岁的王晓东回过头看10多年前做出的决定时，只庆幸40岁的自己的确有勇气。　　学会“妥协”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开亮相机会，作为北生所所长的王晓东也常会感叹分身乏术。　　对于不爱抛头露面的原因，王晓东此次面对《第一财经日报》时直言，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兴趣，“你得总有一个平衡,到底是面向什么样的观众?如果总是面向大众，这一点其实我们真正做科学(的人)多少是有点‘不屑’的。”　　王晓东所在的科学家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作为科学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 上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依据是因为即使是科学家，面对媒体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足够严谨，这些不够严谨的话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科学家同行们很容易给你打上“媚俗”的标签。　　“看你这么说就觉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还经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个人已经从(科研)第一线下来了。”王晓东说。　　为了保证把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实验上，王晓东曾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年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超过两次，每周工作不少于6天。但如今，想要坚持这个规矩变得越来越难。“我现在也很难保证能在实验室待足够的时间，虽然对我来讲在实验室的时间是最享受的。”　　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王晓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问他在哪儿度假。王晓东的确是在度假，只不过他对度假的定义是有机会留在实验室。　　事实上，回国这么多年后，王晓东已经学会释怀，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是科研所必须的存在，但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因此多少有点负罪感。　　2004年4月，王晓东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轻的学者。如今，已经迈过50岁门槛的王晓东最大的感受是时间越来越宝贵，如果能够把时间放在实验室里也许是他对时间最好的利用。　　但“偏爱”实验室的王晓东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时也坦言，科学家到了一定年龄要学会放手，比如尝试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培养下一代。　　如今，王晓东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让自己脑子不要懒，有时候不见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实验室里面，但脑子不能停止对实验的思考。　　坚持“体制外”　　北生所经常被外界描述成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　　曾经有媒体这样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是北生所。　　华大基因集团董事长汪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国家给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开了“口子”羡慕不已。　　王晓东并不否认北生所的特殊性，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没有这个特殊性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去种一块试验田，如果完全跟大环境是通着的，大环境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小环境就很难独立生存。”　　和很多海归学者一样，刚回国那几年，王晓东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国内的科研体制。“国内的科学群体比较小，真正能够理解你、欣赏你的‘内行’并不多。”　　相比海外比较成熟的评价系统，王晓东在初期需要反复地向“上级”科普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它确实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一个政绩工程，作为一个先驱，你总是要经历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给中国的科学研究尽快发展开了很多药方，而王晓东的药方就是要办独立的研究所。“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的好科学家，科学家不够，底子不行，开再多药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药方能一时把某个学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续。我们需要在人才、资源和体制上发力，打造创新体系。”　　从科研到高科技企业，王晓东的药方是科学要高于商业，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但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现在中国的某些高科技领域极度缺乏合适的人才。因为很多领域以前没有做过，没有做过就不可能有现成合适的人才。　　偏爱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而李文辉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是难以想象的。　　但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科研自由和空间的特殊性与成果。　　经历十多年的特殊化发展之后，北生所交出的成绩单是：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质量为行业翘楚 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17个国家的28位科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7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4席。　　由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选人才上，并不太看重过去有过怎么样的成绩，而是更关注引进人才计划做的项目其整体目标是否足够大胆。　　“很多人考核关注提交的计划是不是足够严谨、是不是可行，我不关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干，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没有那样脑洞大开的能力，这些科研永远是低层次的。”按照王晓东的表述，他目前看过的所有计划，至今都没有能够完全按计划实现。因为一种真正看得很远的计划，很多细节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进去的。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王晓东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　　而这样一个发现性的科学成果，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须得做到，做不到就没有发现，但是谁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发现。　　王晓东并不回避这么多年来，天天要面对失败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内心要足够强大，能够有坚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别人喜欢听什么就去说什么做什么。　　科学与技术的界限　　在美国待了20多年，又回国10多年，在中美两地科研环境差异上，王晓东最直观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科学研究大环境，抛开经济水平差异和对于前沿科学的投入差别，王晓东不满意的是：中国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传统的国家，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所以很难把科学追求真理和经济、技术发展的关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国做科研，做真正原创性的科研，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晓东的理解，科学和技术应该是两码事，科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未知的探索，而技术是怎么样把事情利用科学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国至今还没有把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不过，利好因素是中国有很多聪明人，有足够的做科学的储备 此外，如今的中国正站在近现代史上最好的时间点，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科学研究。　　“从生物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留在中国还是留在美国，我觉得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了，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王晓东还是坚持，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做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这个标准如果搞不清楚，也会把大家的路给带歪。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这几天“LIGO实验发现引力波”的消息占满了各大媒体及移动信息平台。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又一个里程碑。细看下来，美国科学家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欧洲科学家成绩斐然但运气不佳，日本科学家紧随其后，印度科学家也有一席之地，未来可能在全球引力波探测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反之，中国科学家虽有少量参与，但与我们对科研的总投入并不匹配。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要反思的是：这样的重大成果我们可以缺席吗？我们的科研投入是否有效率？如何才能更有效益？我们希望中国，特别是未来的中国有这样的重大成果吗？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重大成果？分析我们的科研体制及我们的科研生态，以期对未来获得类似的重大成果有所裨益。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strong & nbsp 我们需要重大成果和设施吗？ /strong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表面上看好像大家都会回答“是”。其实我们已经承受了压力，现在可以推说过去投入不足，但10年、20年后，就不能那么说。不出重大成果就只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职和无能。我们现在需要重大成果，将来会更需要。重大成果的产出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我们没有前瞻性，现在不开始策划，将来就不会有重大成果。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如果把代价考虑进去，大量的争议立刻随之而来。普通百姓会问，花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政府官员会问，这种太花钱的项目是不是让外国人去干，我们把钱花在能产生GDP的研究项目上？科研经费管理部门和科学家会问，这个研究现在不是热门，为什么要支持？能保证有重大成果吗？这些钱可以支持很多小项目。如果政府和经费管理部门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回避矛盾，普遍撒钱，暂时落得个皆大欢喜，只好以后年年羡慕别人的重大成果。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我这里抛砖引玉，对以上问题做个回答，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讨论。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第一，虽然重大成果不一定都需要重大投入，但许多重大投入会产生重大成果。希格斯粒子和引力波的发现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些重大设施还有许多技术副产品，欧洲核子中心（CERN）发明的网页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LIGO的减震技术、激光技术和极低噪声技术用途也会极为广泛。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发展，中华民族应有所贡献。不能花钱的事都让别人干，自己老忙着赚钱，这不能使我们成为受人尊敬的一员，更不能使我们成为世界领袖。难道要永远让我们的后代学习只有西方人名字的教科书吗？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第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大小项目都有，不能只支持一类。特别是在目前我们的科研仪器还大量不能自给的情况下，更要支持采用自制仪器开展研究。大科学项目仪器全部需要自行设计研制，可以培训科研人员和企业开展世界领先的仪器、设备、技术的研发。在现阶段简单跟随国际热点，大量采购国外仪器设备，对国内经济和科技发展没有好处。事实上，小项目的投资加起来一点都不少，出重大成果的几率与效益可能更低。政府管理部门不能简单地以少数服从多数，不敢鼎力而为。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第三，大项目自然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但风险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要想成为世界领先，要想获得重大科学成果，必须要有新思想、新技术或新方法并将其落实为大项目。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分担经费，规避风险，提高竞争压力和水平，使项目在最高国际水平下开展，出成果的几率跟国际水平一致。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第四，国家应该有论证机制，从现在就开始规划与准备，遴选优秀项目，开展预研，保证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有重大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strong & nbsp 如何选择大项目？ /strong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要获得重大成果，只有两个办法：参加别人的项目，或发起自己的项目。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自己发起项目可能会获得极高的回报，但也要承担较大风险。我们需要完善立项论证、设计评审、建设管理等各项制度，杜绝科学家拉帮结派、不能公正评审的可能与问题。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国际评审与国际合作。请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来评审，他们少有利益牵连，可以公正发表意见。他们来参加我们发起的项目，一定是认同了项目，同时也带来了一技之长。他们拿出真金白银来合作，说明你的项目是值得的。因此，国际合作是提高项目成功率，提高队伍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获得重大成果的不二法门。这也应成为我国未来大科学项目的必要条件。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大项目全都由自己发起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有选择地参与项目，主要经费、任务是别人承担，自然风险较低，但回报也较低。好处是但凡有重大成果，我们不会缺席。以较少的经费分享成果，这是许多国家采取的策略。但目前我们参加国际项目的规模远远小于我们的实际国力，这影响我们分享成果，也影响我们发起自己的大项目。我们不参加，他们也不想加入我们。参与别人项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有来有往，吸引别人参加我们的项目。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总结起来，健康的科研体系应该是我们参与别人的项目，同时发起自己的项目。但到底参加多少别人的项目、发起多少自己的项目合适？什么项目应该参加、什么项目应该发起？我认为基本原则应该包括以下几点：一、不是为项目而项目，自己发起的项目应该有国际竞争力，有独特的方案或技术，有技术先进性、创新性与可行性，有获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有实质性的国外贡献；二、不同领域可能比例不同，对高能物理而言，国内项目与国际项目的总经费比例大概在7：3左右，单个项目大概在100：1至10：1之间，国内项目与国际项目的数量比大概应在2：8左右。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strong & nbsp 现在的一些问题 /strong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回顾这十几年我国科学的发展历程，虽然进步很大，但也不是没有遗憾。我们曾与加州理工学院讨论过参加LIGO及aLIGO的可能，但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总结起来，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具体问题有以下几个：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第一，条块分割，制度简单僵化，抑制了科研活力。举个例子，基金委、科技部支持项目的上限在4000万元左右，大约3亿元以上的项目可以去找发改委，但4000万元到3亿元之间的项目是没有部门管的。目前我们在西藏阿里的“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大概在1亿元左右，不知谁负责。当年大亚湾中微子项目预算为1.5亿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第二，国际合作项目支持渠道较窄。国际合作项目目前只能从科技部与基金委申请，最多4000万元。国内与国际项目的总经费实际上不到9：1。这造成我们无法推进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前述LIGO项目及其他一些项目。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第三，规章制度与指导原则不够正确，且过于“一刀切”。国内某部门曾有“只支持研究，不支持设备”的说法，实际上，LIGO能够得到支持的背后，就是美国有些有关科研支持的指导原则与国内有所不同。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未来30年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关键期，要从追赶成为国际领先，至少在部分领域需要发起一批标志性的科学工程，有一批重大科学成果，同时不缺席国际上的其他重大科学项目，共享其重大科学成果。为此，我们的科研体制还有改革的必要。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strong （作者系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 /strong /p p br/ /p

“本次改革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突出强化企业主体、加强协同创新、改革科技管理、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和营造良好环境五大重点。”10日，在首都科技界学习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报告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透露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和相应政策。 　　万钢介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基本情况。他说，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关键就在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的合作，加强产学研的联系和互动，促进不同创新主体在合作中各取所长、各得其所、各展其长、各尽所能。他说，总体看来，我国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集成能力薄弱。因此，要支持企业建设技术研发机构，有条件的企业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确的重大科技项目 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 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 　　谈到为各类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时，万钢特别强调要大力支持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在完善落实政策方面，要强化和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设备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大支持力度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同时，提高科研院所和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要从税收优惠、人才引进、承担国家科技任务等方面，引导和支持包括民办科研机构的发展。要完善科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围绕产业需求部署创新链，同时促进农业发展、民生改善等。 　　他特别指出，要鼓励和引导实力强、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基础前沿研究，为我国基础前沿研究和原始创新增添新的动力。 　　万钢介绍，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要推动创新体系协调发展，统筹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5个体系的建设，加强协同创新，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紧密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要完善区域创新发展机制，发挥地方主导作用，加强分类指导，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强区域科技合作。此外，还要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万钢透露，我国将建立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开放科研设施的合理运行机制和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 建立和完善国家财政资金购置科研仪器设备的查重机制和联合评议机制，防止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和闲置浪费。 　　“完善科技管理、提高科技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加快科技改革发展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万钢说，要研究和把握科技管理规律，一是加强科技宏观统筹。完善统筹协调的宏观决策体系，健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完善重大战略性科技任务的组织方式，建立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营机制。二是推进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强调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科学评价，从需求征集、评审立项、过程管理、监督评估等重点环节加强改革。三是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建立竞争性经费和稳定性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制，完善课题间接成本补偿机制 强化经费使用监管，健全问责机制。四是深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改革。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的特点，加强分类评价和监督评估。完善公开提名、科学评议、实践检验、公信度高的科技奖励制度。 　　在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方面，万钢说，将统筹各类创新人才发展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加强高水平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特别是35岁以下青年的培养使用，同时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完善评价标准，改变片面将论文、项目和经费、专利数量等与科技人员评价、晋升直接挂钩的做法。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完善创新人才薪酬制度和分配激励机制。要加强科学道德和创新文化建设。强调要保障学术自由，完善宽松包容、奋发向上的学术氛围。健全科研诚信制度，加强诚信自律和监督，净化学术风气，发展创新文化。 　　万钢在报告中指出，营造良好环境，除了抓好落实已有政策和正在试点、需要总结完善和推广的政策，还将根据新形势提出新政策新措施，如《意见》特别提出要建立科技报告制度，财政支持的科技研究项目要向全社会公布，提高科技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建立全国创新调查制度，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监测评估。 　　据悉，《意见》特别强调的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逐步增长的政策措施，健全科技投入体系 完善所得税优惠、创新产品首购和订购、股权期权激励和奖励、收益分配等政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从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创业投资、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方面，加大科技金融结合的力度 全面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健全维权机制，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 认真落实科技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创新的法律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扩大科技开放合作。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11月8日表示，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科技部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今年9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讨论目前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资料图片：图为作者之一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图片来源：科学网) 　　资料图片：图为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图片来源：科学网)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经费在支持方向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面广，项目数多 另一类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基础研究项目，例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所部署的前瞻性重点基础研究任务，由科学家申报，经过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来确定，所有项目都在网上公示，项目所获支持力度一般比较大，项目数少，竞争性强。此类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年来，973计划在农业、信息、材料、能源、人口与健康、资源环境、综合交叉和科学前沿等领域，解决了一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例如：超导材料科学，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太赫兹重要辐射源及探测，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培育活体小鼠、化学复合驱采油、高强度钢等一批世界瞩目的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也为世界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些成就凝结着承担科研任务和参与规划、立项、评估、管理的一大批科学家、科技管理人员的辛勤汗水和求实奉献的精神，我们诚挚感谢他们为我国基础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的两位作者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也是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科技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各科研机构、学术机构、院校、企业、各学术领域科学家、科研人员等联系和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我们热忱欢迎所有关心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人们，就所关心的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提出建议。我们重申对任何违反科学道德、科研诚信、违规违纪的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有举必查，查实必究，绝不姑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强化创新驱动的顶层设计，搭建科技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持续向纵深推进。“截至目前，143项科技体制改革任务已经全面完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极大释放了创新引擎的动能，助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做的事很多。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科技体制深化改革的大幕，就此正式拉开。统筹部署提速度——2015年，科技体制改革战略蓝图和施工图相继绘就。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下发，明确指出将从8大方面30个领域着手，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2015年9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炉，部署了到2020年要完成10方面143项改革任务，并给出明确清晰的时间表与路线图。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完善科技计划管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 一系列重大举措密集出台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加速向纵深推进。科技部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办公室里悬挂着重点任务施工图，每完成一项改革任务，施工图上便会插一面小红旗。截至2020年底，随着143项改革任务的全面完成，施工图上已遍插红旗。频出重拳显力度——2018年7月3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旨在从政策制度上让科研人员不为“帽子”“牌子”和“检查”所困扰。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改革政策密度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2014年3月，《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发布，让管理过死的科研经费“活”起来；2014年12月，《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发布，把科技项目“统”起来；2015年1月，《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发布，让空闲的科研仪器“转”起来… … 协同发力、集中攻关，大力推进，这场科技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全面实施。直击痛点求深度——科技计划管理条块分割、科研项目重复申报、资源配置碎片化等问题，曾是科技界长期为人诟病、难以破解的顽疾。针对这一问题，改革大刀阔斧。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将百余项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整合成五大类，科技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成效很快显现。据科技部统计，仅2016年立项实施的1300个科研项目，与改革前相比，项目数量减少了约50%，平均资助强度增加约54%。这只是改革中的一个缩影。科技成果转化难、人才评价“唯论文”等多年制约创新的老难题，也都被“下狠手、动真刀”，改革措施落地生根。科技创新环境持续优化顶层绘制改革蓝图，于细微处见变化。一系列密集落地的科技体制改革举措，剑指一个个曾经阻碍科技创新的障碍，管理效能明显提升，创新活力显著激活。科研管理更高效——“填表少了、审批快了、跑腿少了，报销简单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宏伟说，自从经费调整审批权下放，再也不用把大量精力放在经费预算和报销上，有更多时间做育种研究。“管得太死”“管得太细”，是制约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的绊脚石，也是十八大以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拳出击的对象。改革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优化科研组织方式，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项目组织方式等，有力激发了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创新红利更显著——几年前，西安交通大学“煤炭超临界水气化制氢发电多联产技术”以1.5亿元高价转让，其所得收益的70%用于对技术研发团队的股权奖励。像这样的“激励”，如今在科技界越来越多。这一切得益于成果转化“三部曲”。近年来，国家相继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印发《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措施，让创新红利实打实地落到了科研人员手心里。评价机制更科学——2021年8月，凭借近20年扎根基层、服务生产一线的贡献，山东省农科院花生专家崔凤终于评上了研究员。此前，由于只有大专学历，崔凤多年评不上正高级职称。“这次单位组织‘破四唯’岗位竞聘，不看学历看贡献，我才能如愿以偿。”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和完善科技评价制度的硬招、实招频出，“帽子”满天飞的现象得到遏制，“四唯”倾向明显扭转，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论英雄正成为科技界的共识。在新的评价导向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潜心科研，专注于长周期、高价值的原创性研究，努力在国际前沿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多重大突破。完善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保障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要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有力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保障。”王志刚表示，“三年攻坚”不求面面俱到，而是要瞄准痛点发力，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继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始终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完善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如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连接通道，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和服务，加速推进成果转化应用。”王志刚说。继续改善基础研究制度环境——近年来，我国越发重视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长，但要把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坐热，还需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科研生态。未来还需继续改革基础研究评价、选题机制和激励制度，强化基础研究的原创导向和对应用科学的支撑引领作用。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学术自主权，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闯创新“无人区”。继续加强科研学术生态培育——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学进。优良的作风学风是科研工作的生命线，事关科技事业成败。近年来，我国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积极构建科技大监督格局，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科研作风学风持续向好态势基本形成。未来还要坚持正面引导与监督约束并重，加强作风学风建设，加强科研诚信和伦理建设，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在中国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改革的种子已经深深播下，创新的大树正在加快成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必将在全社会激发更大的创新热潮，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创新力量，加快推动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经费管理体制1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的构成　　日本公共科研体系主要由公共科研机构(国立、公立科研机构、独立行政法人和特殊行政法人科研机构)和国立、公立大学组成。　　该体系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专门从事研发的执行机构，如理化学研究所、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等 　　另外还有一部分机构的工作职能中承担了管理国家财政科研经费的任务，如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会(JSPS)等 　　而地方所属公立科研机构则以振兴和发展地方的产业技术为目标，侧重于应用和开发研究工作。　　其中，独立行政法人和特殊行政法人是当前日本科研机构中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最主要力量。　　日本的公共科研体系是以《科学技术基本法》和《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为基准，以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的战略为指南，结合相关省厅的科技任务开展工作的。　　文部科学省是政府科教、文化工作的主要管理部门，管理着国家科技预算中66.1%的经费(2015年)，负责制定各省厅统一实施的科技政策和研发计划，确保国家科研活动的协调性，并着力建设科研环境。　　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总务省、环境省则分别管理本系统的科研工作。　　2015年，日本政府的科技投入约3.4万亿日元，大部分流向公共科研机构和大学。　　国立、公立大学支出研发经费1.77万亿日元，国立、公立及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支出1.45万亿日元。　　可见国立、公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和特殊法人科研机构是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的核心。　　2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的经费来源　　日本政府资助的公共科研经费可以分为稳定支持的“运营交付金”(事业运行费)和“竞争性资金”两大类，前者占绝大多数比例，虽然后者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最近5年始终保持在11%左右。　　(1) 运营交付金　　国家财政拨款的运营交付金是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和国立大学最主要的经费来源。　　2014年日本国立大学共获得政府经费1.19万亿日元，其中稳定支持的“运营交付金”有1.11万亿日元，其余为竞争性经费和各类补助 国立科研机构共获得政府经费1万亿日元，其中稳定支持的“运营交付金”有9243亿日元，其余为竞争性经费和各类补助。　　除此以外，公共科研机构还从民间(包括私立大学、企业、非营利机构)以及国外获得一些资金，但与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费相比，这两类资金比例很小。　　(2) 竞争性资金　　为了鼓励形成竞争性的研发环境，日本政府近年一直强调增加竞争性研究资金投入，其比例逐渐由1996年的6%增加至2015年的11.2%。　　竞争性研究资金具体包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基础研究推进费、产业技术研究资助费、地球环境研究综合推进费等。　　竞争性研究资金根据性质不同分为补助金和委托费两类。　　补助金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研究人员根据自由探索提出研究申请，资金分配机构审查通过后进行支持，文部科学省和厚生省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均属此类经费。　　而委托费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资金分配机构对特定的研究课题进行公开招标，审查通过后进行支持，文部科学省的科技振兴调整费即为此类经费。　　(3) 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的经费分配管理　　科研机构从政府获得的运行经费金额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而确定，独立行政法人需接受两部法律的直接约束：　　一是《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　　二是独立行政法人个别法，如《独立行政法人理化学研究所法》　　法人机构根据中期目标要求，拟定5年中期计划并编制业务经费预算，政府据此来拨付运营交付金，各省厅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委员会审查同意并报财政部批准。　　科研机构将其经费用于人员和业务开支，以保证正常运营和科研活动。对于国立大学法人，文部科学省遵照《国立大学法人法》进行管理，内容同科研机构类似。　　竞争性经费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　　直接经费是直接面向研究人员的科研补助，只限用于与研究相关的事宜，如物品费、差旅费、劳务费以及其它费用。　　间接经费是指面向接受资助的研究人员所属研究机构的科研补助，可用于改善研究人员的研究环境，提高机构的整体研究能力。　　与直接经费相比，间接经费的使用范围较广，不但可用于研究成果专利申请相关费用(律师费、申请费和维护费等)，还可用于支付辅助人员的薪酬。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经费，科研机构每年都必须向主管省厅提交《实绩报告书》以说明经费的具体支出情况。　　2002年，文部科学省发布《关于研究开发的评价指南》并将管理的最主要两类经费：“科学研究补助金”和“战略性创新研究推进事业”由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比如该省下属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等。　　二、日本公共科研经费的改革举措1稳定资助突出绩效考核　　1 稳定资助突出绩效考核 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整体科研投入不足，稳定支持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运营交付金”相对减少，日本提出要根据对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绩效考核(任务完成情况、成果产出情况等)来确定运营交付金的支持额度，导致竞争力不强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经费不足。　　为此，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补充经费来源，提出科研机构、大学通过产学研合作、吸引民间资金参与科研、吸纳社会捐赠、与国外开展共同研究等多种方式来充实基本运营经费。　　具体措施包括：改进产学合作的机制，最大限度地运用各种研究资源(知识产权、仪器设备、科研人才)，建立能够使研究成果返还社会并获得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体系，吸引企业力量联合办大学和参与科研 探索科研机构、大学的多源化经费补充机制。　　如东京大学2015年其附属医院的收入已占到东大总收入的18.5%。　　日本政府正在研讨大学附属医院在大学及民众、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希望在未来对附属医院形成明确的定位、对其收入形成合理合法的处理方式。　　2 增加竞争性经费比例重点优化环境　　增加竞争性经费制度是日本科研经费改革的重点之一。　　主要措施：　　(1) 减轻研究人员的申请使用负担　　精简合并竞争性经费的种类，目前已经由2009年的47项减少到2014年的18项，经费总额维持在每年4000亿日元以上 统一电脑等消耗品的采购规则，统一经费申请书格式，简化填报申请的手续 在内阁府设立竞争性经费门户网站，统一接受研究人员的咨询、申请。　　(2) 促进仪器设备采购的便利化和开放利用　　使科研机构可以通过组合不同的经费来采购大型仪器设备。竞争性经费在购买仪器设备时有预算限制，购买大型仪器设备时可能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　　政府正在修改使用办法，允许科研机构组合多项经费来满足采购需求 研究机构一般视通过竞争性经费购买的仪器为自己的固定资产。　　为了提高科研设施的使用效率，日本政府将修改经费使用规则，明确研究机构促进科研设施开放利用的义务。　　(3) 尝试“无缝衔接”的经费申请办法　　日本正探索在不同的竞争性经费制度间建立衔接机制，即某项目在研究期间，如果能提出更加深入或可预期的新成果，研究人员可以在该项目未结题之前、以其为依据申请新的项目，确保研究活动的延续性。　　3落实间接经费的比例充实基础设施和人员支出　　与直接经费相比，间接经费在使用时的限制较少，科研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特点与基础性经费统筹使用。　　2015年9月，日本设置由各省厅中层负责人组成“科研资金改革相关省厅联络会”，重点就优化间接经费使用进行协商合作，主要措施包括：落实和推广“间接经费占竞争性经费30%”的做法。　　将间接经费视为对大学、科研机构的资金补充。要求内阁府和文部科学省率先示范，其他省厅制定落实具体政策。　　根据规定，间接经费可以用于支付研究人员的薪酬。　　4机构分类管理改革经费资助政策　　为了提高科研经费的有效性，日本在经费资助方面强调根据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定位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资助。　　2015年，日本从88个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中遴选出43家作为“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又从这43家中选择理化学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物质材料机构确立为“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将“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定位为国家核心科研力量，将“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定位为从事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任务，承担国家实验室的职能，对这3家科研机构在经费申请、人事调配、人员薪酬等方面给予更多自主支配权利。　　日本将国立大学分为“世界顶尖”、“全国领先”和“地区核心”三类，根据其定位制定不同的合作研究方式、经费管理方法等，比如“世界顶尖”指国际知名的国立大学，主要开展探索式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相关基础研究为主 “地区核心”主要指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公立大学，以应用型研究为主。　　三、启示与借鉴1公共科研体系经费来源以国家财政为主　　分析表明，日本公共科研体系运行经费来源有三种。　　一是政府财政拨款支持科研机构日常运作和开展长期性、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研究。　　二是科研机构和大学通过申请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的竞争性项目获得经费。　　三是科研机构和大学利用自身科研优势开拓多元化筹资渠道，从企业或其他渠道筹措的经费。　　三种经费来源中，政府财政拨款是公共科研体系中最重要的来源。　　这种状况非常清晰地表明政府和产业界对于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支持态度，同时也说明国家财政是主导国家公共科研事业的最主要力量。　　日本从2010年开始讨论是否根据绩效的状况来分配运营交付金，对公共科研体系的直接财政拨款秉承适度稳定但又较为审慎的态度。　　目前我国稳定支持经费结构固化，不能满足科研机构科研创新的需要。　　以机构制方式稳定支持的经费中，按照财政管理要求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其中项目支出占了较高比例，用于单位运行的基本支出比重较低。　　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对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可实行不同的资助模式。　　如基础性科研机构采用拨款制或拨款制+项目制模式，对应用性科研机构采用拨款制+项目制+对外协作制模式。　　2间接经费重点解决基础设施和人员支出　　日本的间接经费具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作用：　　---有助于解决国家科研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　　政府规定，间接经费可以用于研究设施的整修、维护和运营。如果竞争性经费只覆盖本项目支出的直接经费，则长期性的国家科研基础条件建设必然会变得非常薄弱，而间接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　　---缓解科研机构在人员经费上的压力。　　目前在逐步减少对科研机构和大学事业运行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需要考虑从竞争性经费中负担部分人员费用。　　我国按照目前的管理要求，间接经费主要用于补偿单位运行不足。　　考虑到高校与科研单位的经费结构不同，高校横向经费来源较多，科研机构，以承担国家任务为主，实行相同的间接费比例和管理方式无法完全满足科研单位相关成本支出。　　因此，我国应针对高校与科研单位制定实施差异化的间接经费管理方式，结合科研信用管理，赋予部门结合自身特点和管理需求自主制定间接经费的开支比例和适用范围。　　3 政府竞争性项目经费管理依托专业管理机构　　为确保项目经费管理的独立性、客观性和中立性，日本政府都委托由独立于政府部门的专业管理机构来组织管理日本在对竞争性经费管理中，主要由政府部门委托专业管理机构管理。　　专业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学术振兴会、科技振兴机构和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其中前两者受文部科学省监管，后者受经济产业省监管。　　三个机构均为独立行政法人，独立运行。　　学术振兴会主要支持自下而上的自由探索研究，科技振兴机构主要支持自上而下的战略需求研究，这两个机构主要面向研究机构和大学 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主要面向企业招标，支持产业创新。　　因此，我国应发展和新建针对不同类型的专业管理机构，完善管理运行机制，积极培育社会化非营利管理机构，并建立专业管理机构的依法授权机制和依法管理机制。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正式开启。30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向前推进，也面临着难愈的痼疾。 　　从1985年至今，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已迈过了30个年头。 　　3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开启 30年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一揽子改革计划，将科技体制改革推向深水区。 　　&ldquo 创新实力在快速提升，体制改革也亟待深化。&rdquo 1月31日，在&ldquo 科技体制改革：30年后的回望&rdquo 纪念座谈会暨学术报告会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表示，如今发展方式的转变对科技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科技创新实现从&ldquo 跟踪模仿&rdquo 向在开放环境中&ldquo 自主创新&rdquo 为主的转变，实现从&ldquo 跟着走&rdquo 向&ldquo 领着走&rdquo 的转变，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科技体制改革30年来的成果应当予以肯定，但当下仍存在很多未解之困。 　　栉风沐雨30年 　　对于老一辈科技体制改革推动者而言，上世纪80年代初，激动人心。 　　&ldquo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确实是国家一次大的转折，也是一次新的解放。&rdquo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岱年说。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ldquo 之后很快就成立了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起草小组，有20多个单位参与其中。&rdquo 改革参与者、已77岁高龄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明廷华回忆。 　　1985年3月13日，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ldquo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lsquo 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科技和社会的发展&rsquo 。&rdquo 方新说。 　　方新介绍，从1985年至今的30年里，科技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2年。在这个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政策走向是&ldquo 堵死一头，网开一面&rdquo ，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拨款制度、开放技术市场、调整组织结构、改革人事制度、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1998年。&ldquo 这时，改革的指导思想开始调整，不光是&lsquo 面向&rsquo &lsquo 依靠&rsquo ，还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政策走向是&lsquo 稳住一头，放开一片&rsquo ，各级政府增加了对科技活动的财政投入，优化科技投入的结构，推进研究所的制度改革，鼓励各科研机构变为企业，与企业结合，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等。&rdquo 方新说。 　　第三个阶段从1998年至今，以&ldquo 科教兴国&rdquo 为指导思想，政策走向包括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一阶段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科研机构改革与转制、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促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大力推进成果转化、改革成果奖励制度。 　　成效值得肯定 　　30年的改革成效，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 　　&ldquo 科技体制改革，在国家的政策改革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决定应该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次里程碑。&rdquo 对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意义，明廷华如是评价。 　　他认为，科技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ldquo 两张皮&rdquo 的问题，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应该得到肯定。不仅如此，改革对科技人才的创造力、积极性的调动，相比过去有一定的成效，科研人员有了更高的流动性和自由度。 　　&ldquo 总体来讲，现在看科技体制改革成就很大。&rdquo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伟表示，改革中的很多指标是&ldquo 硬碰硬&rdquo 的，回过头来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远影响首先体现在标准的统一上，第二在于对科技人员权利和价值的尊重。 　　&ldquo 从技术方面讲，2014年我们的发明专利是92.8万件，排在世界第一，超越了美国和日本。&rdquo 明廷华表示，尽管不能将这一指标评估得太高，但它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而这些都得益于30年的改革历程。 　　痼疾依旧难愈 　　30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成绩，但&ldquo 还有很多问题依旧存在。&rdquo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惠国说。 　　最典型的是科技与经济&ldquo 两张皮&rdquo 的问题。&ldquo 最初，科技体制改革明确了要给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压力和活力，改变过去科研机构和企业相脱离的情况。但到现在为止，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rdquo 李惠国说。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表示，实际工作总把科学、技术、创新三者搅在一起。他建议，应当各归本位、各司其职，让科学的回归科学，以科学家为主体 让技术的回归技术，以发明家为主体 让创新的回归创新，以企业家为主体。 　　不仅如此，科研经费管理仍待完善，改革难以一蹴而就。&ldquo 我国科研投入排在世界第一，我们为什么少有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科技成果或科技人才?其中有一条就是统筹协调差，资源利用分散。&rdquo 明廷华说。 　　此外，科研氛围仍不尽如人意。李惠国表示，历经30年的改革，我国科技界还存在中青年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学术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的问题。&ldquo 中青年压力太大，无法参与很多重要的工作，也不可能迅速地成长起来。&rdquo 李惠国说。 　　&ldquo 真理往往在一开始会被大多数人反对，反对就要斗争，斗争后才可以慢慢成为共识，但现在中国不能为新理论的提出创造土壤，也就谈不上创新。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什么创新都是白搭。&rdquo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直言。

万部长11月6日在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其中指出“如果抓住几个创新环节中的缺陷和个别的问题，就说我国的科技体制是腐朽的、文化是没落的，这一点我不同意。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对我们科技人员共同奋斗和努力的不公平。” 　　看完这段话后，总觉得逻辑有点问题，当人们怀疑科技管理体制有问题的时候，与科技人员是否有关?我认为科技体制好坏尽管与科技人员的切身利益有关，但科技体制本身与科技人员无关，人们批评体制存在问题不是批评科研人员存在问题，所以批评科技体制的结果并不是对科技人员的奋斗不公。万部长列举了我们在科技方面已经取得的光辉成就，以此来证明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是健康的。但我们是否应该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更完善的话，我们目前每年如此大的科技投入是否应该取得更大的产出?如果其它方面不好计算，那么我们在国际期刊上每发表一篇论文国家投入多少钱?是否比美国科学家发一篇文章花费的钱要多的多?可以参考周耀旗老师博客的文章：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科技部是成功还是失败。 　　科研允许失败，那总不能以此为借口来搪塞我们在科研经费上的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产出低下吧，“汉芯”这类的事件总不属于科研失败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检讨一下，这样的造假行为，为什么能通过科技部组织有关院士参加的专家组的验收?还有多少个类似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汉芯”事件以后，科技部在863和973这类重大课题的结题验收方面，做了哪些改进以堵塞一些漏洞?既然大家都指出存在的问题，科技部就应该认真接受大家的意见，研究解决的方案才是，不要和当初中国足协一样总是狡辩，因为盖子总有揭开的时候。

虽然我国在科技事业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科技界同仁都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中国的科技体制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革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培养的科学家或在大陆所做的工作还尚未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三五年内有一位中国大陆培养的科学家或在大陆所做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就能证明中国的科技体制没问题了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在我看来，现行的中国科技体制存在以下重大问题。即使将来5年内有一位中国大陆培养的科学家或在大陆所做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这些问题也非解决不可。 　　第一，科技创新的核心没有放在公司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尤其是应用科技创新)的核心不在公司，大多数公司研发不足，缺乏像西方以研发创新带动公司赢利的模式，更多是靠低工资或人口红利和垄断，甚至是靠山寨模仿而赢利的模式。如通讯领域缺乏像苹果、微软这样的公司，农业生物领域缺乏孟山都等类似的公司。而大学和科研院所并不是赢利驱动的科研模式，加之专利权制度的建设和执行不够完善，风险投资还跟不上来，所以导致研究和应用之间存在脱节，科技创新还没能真正发挥其威力。在我的理想中，未来中国的大学应该集中搞基础研究，而应用研究应该以公司为主 同时理顺从成果到应用，或科技创新到创造赢利之间关系。这样，才能真正落实科技兴国战略。 　　第二，“官本位”在戕害着中国的科技 　　中国科技体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官本位”，说“官本位”戕害了中国的科技，一点也不过分。“官本位”让中国科学家最爱当官，也让很多项目资金和成果揽在“官科学家”手里。当官后的科学家，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心思投身于科研，而是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维护着自己政研通吃的优势。“官本位”毒害了很多的年轻科学家想法，“研而优则仕”成了他们的目标，把探索真理的目标和兴趣抛在了脑后 “官本位”还带坏了很多的年轻科学家，让他们在未成名之前就耳濡目染“官科学家”的以研养政、以政辅研、政研通吃的游戏。在这方面，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否触动科研体制的上位者和既得利益者是个考验。 　　第三，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及考核和奖励制度存在较大缺陷 　　在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方面，重大项目几乎以发包方式进行，对于少数工程技术性项目而言，或许举国体制式的大攻关大协作可以创造奇迹，但对于理论科学研究则不太适合。而且这种重大项目在申请上存在不透明，运作上存在效率低下等问题。即使是一般的项目，也感觉管理得较死，尤其是经费使用方面。在考核和奖励制度方面，相比取得的成果而言，获得大项目和大课题的科学家更受到推崇。在成果、奖励申报和鉴定方面存在较大操作空间，水分较大。科研考核以数成果、项目、论文数为主，强调数量甚于质量，强调“客观”甚于同行评议结论。 　　总之，与其急着瞄准诺贝尔奖，不如沉下心来改革中国的科技体制。“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正本清源，获得诺贝尔奖自然会水到渠成。

时至今日，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理论问题就是变革的弹性：即集中与自由是以二元形式存在，还是集中为主，自由为辅?或者反之，自由为主，集中为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国际科学界长期以来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个人和组织常常会陷入某种既有的观念框架中，以至于无法想象出其他的选择模式，这就是典型的&ldquo 认知路径依赖现象&rdquo 。人是自己所拥有的观念的奴隶，作任何决策时我们都不应该忽略认知模式所施加的影响。 　　回首即将过去的一年，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一些关键信号已经释放出来。例如，在今年由科技部、财政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方案提出的&ldquo 科技计划体系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5个方面&rdquo 。这5方面的科技计划都要纳入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这则信息内涵丰富：一方面，其界定了未来研究类型的划分 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资源的重新集中化。这实在是近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少见的大动作。 　　资源的集中管理解决了前期宏观管理上的&ldquo 九龙治水&rdquo 局面，在微观实践层面则解决了个体重复申报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未来政府将不再直接管理科研项目，那么资源集中后将由谁来管理?按照2013年的科技统计公报数据，这笔中央财政拨款达2728亿元之巨，即便5个平台均分也各有约540多亿元。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平台。就目前口碑最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来说，它的资源总量也就200亿元左右。很难想象500多亿元的平台要拥有怎样的气概?如果仍用原班人马、原有管理模式，那些曾经的&ldquo 973&rdquo &ldquo 863&rdquo 换个名义重新出现在新的机构里，那么这些平台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完全有可能演变为霍布斯意义上的新的&ldquo 利维坦&rdquo 。如果这种可能性不能得到有效防止的话，那么只能说此次改革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而且，如果试验失败的话，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举国科研被SCI牵引的局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终结一项有问题的政策的成本将是巨大的。 　　其实，资源配置方式从分散到集中，只解决了表面问题，而未触及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即&ldquo 状态&mdash &mdash 结构&mdash &mdash 绩效&rdquo 的根本性改变。集中是我们所熟悉的管理模式，并且凸显了权力的自信，而分权恰恰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对于以往的&ldquo 集中型分散&rdquo 模式带来的问题，国家作为委托人的极度不满是可以被体会到的：投入与期望的产出严重不对称，同时各种不端行为发生，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改变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时，恰恰意味着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改。但是&ldquo 变&rdquo 又成为双方可化解尴尬局面的唯一出路。改革的潜在陷阱在于，我们所解决的问题远远不及我们所带来的新问题多。那么，如何预防这些潜在的风险?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改革的弹性问题，即收与放的问题。 　　在决定放与收的边界时，要考虑到科技事业的固有特点：科学与自由探索有关，而技术与目标导向与关。前者的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适合国家支持，而后者的产出具有商业价值，因此与市场机制匹配。如果完全被市场模式主导，就会出现遏制科学发展的情形。另外，两者的研究属性也不同，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则是集中约束下的目标定向行为。这些特点决定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弹性问题，而改革弹性约束了改革的潜在边界。基于此，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好实践层面的资源分配与激励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带来国人期盼的&ldquo 状态&mdash &mdash 结构&mdash &mdash 绩效&rdquo 的根本性改变，否则片面追求绩效与状态只能是缘木求鱼。 　　在具体措施方面，我们不妨把资源的竞争性分配与保障性分配区分出来。以往的项目申报都属于竞争性的分配模式，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不再多谈。这里只谈保障性供给模式的建设。科技界不能搞平均主义，保障性供给如何避免吃大锅饭并实现激励机制?笔者曾建议，中国科技界应向国际体育界学习，对各领域的科研人员实行排名制，而排名是定期动态调整的。该项工作可由行业协会与第三方独立机构完成。只有进入排名的才可以申请保障性供给，这样就解决了吃大锅饭与激励机制的问题。 　　客观地说，如果完全采用竞争模式，其危害主要有两点：其一，带来整个科技界的急功近利与浮躁气息 其二，落后的管理体制无法有效分配资源，只能靠简单地增加资助额度来化解新增资源带来的日益增大的评审成本，从而导致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实行各学科人才排名制，其优点有二：其一，管理部门能时刻掌握人才家底的库存，便于关键时刻解决国家之需 其二，排名制提供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集聚了当下的智力资源，并能永续地成为国家储备人才的蓄水池。 　　中国科技已到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阶段，如何提升质恰恰是当下破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知识产品的生产是有周期的，让科技工作者安静下来，有时间打磨自己的知识产品，就需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塑造群体的质量偏好。美国政治学家盖伊· 彼得斯曾说：市场模式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市场取向的解决方法已经取得了合法性。问题在于大科学时代，科技内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任何单一模式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胶囊，我们必须在集中(举国体制)与分散(市场体制)之间寻找一种建设性的均衡。(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昨天，辽宁团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水稻区域技术创新中心主任陈温福语出惊人。他建议，科技体制必须要改革创新。 　　陈温福代表表示，近年来，科技界乱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关注，表面上看是多龙治水导致的立项重合，项目小散乱杂，科技人员忙于跑项目、一题多报、弄虚作假、腐败层出不穷等问题，究其根源在科技管理体制上，因为大家都想分资金的蛋糕。 　　他举例说，国家本来就已经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来专门管理和支持科技基础研究，但是科技部又增设了由其主导的九七三计划，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完全重复 此外，粮食生产本来应该是由农业部主导的，且农业部本来就设有优质新品种新技术类的相关推广项目，但科技部又设立了粮丰项目，搞起了科技推广。&ldquo 两台锣鼓唱的是一台戏，最后由国家买单。&rdquo 　　在他看来，追求企业式运转，去设项目、挂牌子、分配经费，使科技部的功能已经演变成&ldquo 少数科技行政人员带领少数专家自娱自乐&rdquo 。 　　他还建议清理过多过滥的科技计划、人才计划，改变科研经费分配体制，要按人头而不是按项目分，因为科技界腐败原因就出在科技界有太多部门拥有经费分配权力。 　　昨日下午，陈温福代表就会上发言建议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他详细聊了自己的思路设想。 　　北青报：为什么关注科技界乱象? 　　陈温福：我一辈子搞科技，头发都搞白了，对科技界乱象我了如指掌。这种境况如果不改，即使国家科技创新有很大的投入，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 　　北青报：能举个例吗? 　　陈温福：比如项目评估上，照理是专家说了算。但实际呢，专家参与打分了，但最后不公布分数，结果不透明，对项目评估排名都不知情。所以科技部的项目评审我不去，因为对我们专家不负责任，你评完了分不让你看。 　　北青报：中央从去年推行简政放权，您在科技界是否感受到变化? 　　陈温福：没有变化。跑项目这块还是相当严重，流行&ldquo 跑部钱进&rdquo 嘛。 　　北青报：如何理解科研经费按人头分配? 　　陈温富：打个比方，做科研一年就需要两三百万，那就拨给你，让你安心搞科研，不用再跑项目、搞关系，这就是按人头分配 按项目的话，一个人可以申报若干个项目，但预算总量可能也只需要花两三百万元，但多报项目可能就有数倍的资金。你把钱套来了，没花，怎么办?腐败由此滋生。 　　北青报：说这些不怕得罪人? 　　陈温福：科技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不说不够意思。我在发言前也反复考虑，估计会得罪一半专家与领导，我说话不中听，但这是为了国家科技进步。

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完成了对《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订，通过健全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破除自主创新障碍因素等，为促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法治保障。为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国家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开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完善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发展模式。为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合理确定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国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针对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较重问题，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完善科学技术人员管理制度，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简化管理流程，避免重复性检查和评估，减轻科学技术人员项目申报等方面的负担，保障科学技术人员科研时间。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还在提升对科技人员激励水平，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强化区域科技创新，完善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规定。点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全文2021年12月20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可以看做是对《科学技术进步法》一种解读。具体如下，有增减。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国科技事业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新模式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的百年历程，始终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指引，始终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和战略需求，主动作为和倒逼驱动相结合，探索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再到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一脉相承的战略路径，积累了一系列宝贵历史经验。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始终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源泉。党中央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从“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建设科技强国，党中央始终牢牢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举措，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有效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集成全国各方资源和科研力量，举全国之力开展科技攻坚，取得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科学严密的规划政策体系，打造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体系化能力，这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法宝。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方向。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推动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结合，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大大局”的战略考量，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作出我国科技发展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部署，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坚持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改革始终走在各领域改革前列，党中央相继制定科技进步法、专利法等法律制度及一批科技改革政策措施，建立了国家高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坚持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积极性创造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指导方针，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党中央把人才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重视在科技攻关中培养、引进、使用高水平科技人才，让全社会一切创新创造智慧充分涌流。探索实践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创新发展新路径。牢固树立“科技先行”的理念，从产业布局到重大工程实施，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工作的逻辑起点，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作用，持续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在发展方向、目标、路径上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方法、要答案，让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全社会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继承发扬科技界优良传统和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与党和国家发展同向同行，在攻坚克难中砥志研思、追求卓越，在科技发展中以身许国、建功立业。科技战线创造的一系列精神品格，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科技界鲜明的价值导向，也成为引领社会的时代航标。加快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法制化治理步伐，科技评价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破四唯”“立新标”相结合，建立常态化查处通报机制，形成行之有效的调查工作机制，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国家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奖励制度，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项，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立足点始终放在自主发展的基石上，并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构建创新合作共同体，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汲取百年智慧和力量，奋力开启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新征程六中全会把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进行部署，为全国科技界和广大科技人员奋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支撑，以科技的主动赢得国家发展的主动，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优势。加强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编制发布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和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建立“顶层目标牵引、重大任务带动、基础能力支撑”的国家科技组织模式，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高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以及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补短板与锻长板并重，以自主可控的创新链保障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优化基础研究布局，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强化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完善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特点的科研评价机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行动，推动改革向提升体系化能力、增强体制应变能力转变。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重要要求，提升科技宏观统筹和重大任务组织实施能力，强化定战略、定政策和创造优良环境、搞好创新服务。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以激发调动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重要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制度体系，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在重大科技攻关实践中培育锻炼人才，鼓励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支持各国科学家围绕解决全球性问题挑战共同开展研究。科学技术行政等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完善科学技术人员管理制度，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简化管理流程，避免重复性检查和评估，减轻科学技术人员项目申报、材料报送、经费报销等方面的负担，保障科学技术人员科研时间。滥用职权阻挠、限制、压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或者利用职权打压、排挤、刁难科学技术人员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科学技术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不发生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

&ldquo 如果我们不积极思变、主动求变，就无法适应社会变革和科技发展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形势所迫，不改革就会被改革&rdquo 。 　　2014年7月7日，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ldquo 率先行动&rdquo 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简称《&ldquo 率先行动&rdquo 计划》)。近日，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ldquo 率先行动&rdquo 计划》作出重要批示，给予充分肯定，进一步强调了实现&ldquo 四个率先&rdquo 目标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任务，并对中科院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抓好组织实施和工作落实提出要求。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日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习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亲切关怀、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是对全院广大干部职工和科研人员的巨大鼓舞和有力鞭策。目前，《&ldquo 率先行动&rdquo 计划》已正式启动实施。我们将全力抓好落实工作，早日使构想变为现实。 　　中科院此次启动实施《&ldquo 率先行动&rdquo 计划》，是其继1998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后，中科院率先拉开了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 　　&ldquo 不改革就会被改革&rdquo 　　&ldquo &lsquo 四个率先&rsquo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7月17日视察我院时，对我院未来发展提出的要求。即&lsquo 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rsquo 。&rdquo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白春礼强调：&ldquo &lsquo 率先&rsquo 行动计划就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科技改革要求而提出的一个新的行动计划。要想实现&lsquo 率先&rsquo 目标，只有进行全面改革。改革是保障，不改革就难以实现。&rdquo 　　白春礼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无论从全国来看，还是就中科院而言，改革都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现在要面对、要突破的多是深层次问题，是硬骨头。 　　他分析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确定了重点任务。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积极推进，微观层面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和科技评估等改革也在不断深入，但在中观层面上，科研院所体制机制和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方式，总体上仍沿袭着长期以来的固有模式，成为影响和制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性因素。&ldquo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院所体制机制改革和科研活动组织模式创新，是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rdquo 　　作为中科院建院以来第6位&ldquo 掌门人&rdquo ，白春礼亲身经历了中科院几次大的调整改革，他深知此次改革自己肩负的重任。&ldquo 作为科技国家队，从总体上看，目前我院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在学科体系、创新潜力、创新队伍、组织架构、科研条件等方面，初步具备了实现&lsquo 四个率先&rsquo 、引领我国科技实现跨越发展的基础和优势。但也要看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院的创新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实现&lsquo 四个率先&rsquo 目标还面临诸多挑战。&rdquo 　　白春礼坦承，目前中科院的科研工作中，还不同程度存在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竞争、碎片化发展等现象，管理能力水平与国际一流科研机构还存在差距 现代科研院所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不够健全，科技评价和资源配置还不适应重大成果产出导向的要求 在更好地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即&ldquo 三个面向&rdquo )，组织重大任务的科研活动、产出重大创新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原始创新方面，还不能够满足&ldquo 引领&rdquo 的要求。&ldquo 这些差距和问题反映了我国、我院科技领域布局、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阶段性特征，凸显出现行科技体制机制和创新生态系统与科技快速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根本性矛盾，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着力加以解决。&rdquo 　　&ldquo 如果我们不积极思变、主动求变，就无法适应社会变革和科技发展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形势所迫，不改革就会被改革。&rdquo 白春礼强调说，&ldquo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增强改革的主动性和紧迫感，真正把深化改革作为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自觉行动。中科院的率先行动，旨在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以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展，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跨越，逐步实现&lsquo 四个率先&rsquo 目标。&rdquo 　　分类改革是突破口 　　&ldquo 与以往改革不同，本轮改革主要是聚焦在体制机制上。&rdquo 白春礼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按照&ldquo 四个率先&rdquo 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围绕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重大问题，《&ldquo 率先行动&rdquo 计划》提出了5大方面的改革举措： 　　一是以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为突破口，明确定位，创新体制，整合机构，强身健体，构建适应国家发展要求、有利于重大成果产出的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二是以调整优化科研布局为着力点，进一步把重点科研力量集中到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聚焦重点，协同创新，引领跨越，支撑发展。三是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四是探索智库建设新体制，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五是深入实施开放兴院战略，全面扩大开放合作，提升科技服务和支撑能力。 　　之所以把研究所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白春礼解释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中科院在促进跨所跨学科联合合作、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组织开展重大创新活动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但由于这些举措没有触及体制机制的核心和关键，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些研究所仍然存在&ldquo 大而全&rdquo 、&ldquo 小而全&rdquo 的现象，科研效率不高、同质化竞争等问题难以有效纠正。在合作时，有时甚至存在争取任务时同舟共济、拿到经费后同床异梦、项目完成申请奖励时同室操戈的现象。&ldquo 不从根本上突破这些体制机制上的瓶颈，改革就难以深化，发展就迈不开步伐，&lsquo 四个率先&rsquo 的目标就无法实现。&rdquo 　　&ldquo 我们以研究所分类改革为突破口和着力点，提出对研究所进行分类定位、分类评价、分类管理的改革思路，就是要从根本上突破体制机制壁障，清除各种有形无形的栅栏，打破各种院内院外的围墙，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同时，带动和促进其他方面的改革创新，逐步构建起具有我国和我院特色的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rdquo 在白春礼看来，最主要的还是要通过改革，建立起定位清晰、明确分类、有效管理的新的科研组织模式。 　　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勇气，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白春礼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ldquo 研究所分类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我院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是牵动其他各项改革的&lsquo 牛鼻子&rsquo ，关系到&lsquo 四个率先&rsquo 总体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从长远看，涉及我院组织体系和宏观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涉及院所两级战略重点和科研布局的动态调整，也涉及人财物等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的整合与优化，还要与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有关政策相互衔接和协调，情况更为复杂，实施难度会更大。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rdquo 　　四种类型优化科研布局 　　按照《&ldquo 率先行动&rdquo 计划》的设计，中科院将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等四种类型，对现有科研机构进行分类改革。 　　白春礼介绍说，这四类科研机构从事的是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活动，其性质、特点和规律各不相同，基本功能和成果也有很大的差别。 　　其中，创新研究院侧重服务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和技术方向，突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做出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原始创新，造就一流战略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专才 　　卓越创新中心致力于科学和技术原创，研究方向侧重基础与前沿 要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发明重大科学仪器、创新重大实验方法、造就国际一流科学家、提出产生重要影响的前瞻科学思想 　　大科学研究中心是公共大型科技创新平台，主要任务是设计、建设和运行国内外先进的大科学装置，依托开展综合交叉前沿研究，形成重大科技突破，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科学建议和规划方案 　　特色研究所则侧重于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主要围绕不可或缺的特殊需求领域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以及长期观测、持续积累的基础性工作 在本领域里形成新理论、新方法、新标准和新工具，形成系统性基础数据积累，提供开放共享的分析技术平台。 　　&ldquo 中科院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管理模式，从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方式、人才人事制度、评价制度等方面，对不同类型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指导、分类支持。&rdquo 白春礼说。 　　据了解，中科院研究所的分类改革，将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试点先行。 　　创新研究院将选择微小卫星、信息工程、空间科学、海洋信息技术、药物等5个具备一定条件、具有代表性的领域方向开展改革试点。 　　卓越创新中心将按照新的目标定位和体制机制，对已启动的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粒子物理前沿、脑科学等首批中心，进行制度上的调整和完善 同时组织遴选若干新的前期培育单元，逐步启动建设。 　　大科学研究中心将按照综合、专业两种类型，分别完善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 同时研究推动合肥、北京、上海3个综合研究中心的试点工作，并整合资源组建中科院科学考察船队。 　　特色研究所将侧重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功能定位，突出特色优势学科，研究提出建设规划思路和近期试点方案。 　　白春礼表示，研究所分类改革的目的在于强化核心竞争力，希望通过改革，以点带面，扎实推进。争取到2030年左右，全面实现&ldquo 四个率先&rdquo 目标，为把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为实现伟大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周一公布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部署，其中，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分析人士指出，这有助于中国集中优势资源攻克重大科研项目，无疑将加快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共提出16个重大专项，包括：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它们无疑是中国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段异兵指出，中国重提“科技创新举国体制”重点围绕的就是以这16个专项为代表的重大科研项目。 　　分析人士指出，“举国体制”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科研的重大突破。“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令国人引以为傲的项目都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科技体制实行中央计划管理，其突出优点是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动员和集中，解决重大科技课题，被称为“举国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 　　200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这些关键领域的代表就成为16个重大专项。 　　2008年10月，国务委员刘延东在科技重大专项组织实施推进会上指出，要完善和创新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在国家层面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和合作大平台，以支持重大专项研发。 　　除了推动重大项目，重提“举国体制”也与后危机时代的国内外环境有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也必须跟上这个步伐。另外，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也有待扩大，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11月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指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我们必须在这场竞争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在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参与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要力争成为下一场革命的主要推动者，赢得长远发展的主动权和竞争优势。 　　此外，“举国体制”的重新提出也有助于补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多个“软肋”。科技创新需要的巨额成本往往使中国企业望而却步。据统计，2008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企业销售总收入的0.84%，而发达国家至少在3%以上，差距十分明显。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与科研相关的各个主体的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科研人员就很难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参与科研。”段异兵说。 　　虽然中国已经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在很多产业领域都是“只大不强”，缺乏核心技术。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现有的高端轿车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自主品牌只占到全部轿车销量的25%。即使是中国自己开发生产的轿车，很多关键零部件也大多是外资品牌的，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等。 　　这个落后局面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表示，“重大战略高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 　　面对艰巨的创新任务与激烈的国际竞争，重新学习“举国体制”的历史经验无疑成为中国科技政策新的灵感源泉。中国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表示，“举国体制”与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分散力量，而是要在重点领域形成更加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这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相悖。”梅永红说。 　　他还表示，很多人把“举国体制”理解成是中国独有的体制，这是十分片面的。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方面都是采取了“举国体制”，集中全国优势资源进行攻坚。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能不能把中国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将直接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段异兵说。

烟草院士谢剑平劝而不退，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ldquo 花2300万评院士&rdquo ，每每有关于院士的负面消息披露，总伴随改革院士制度的呼声，但鲜有官方回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内容中，中央首次提出&ldquo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rdquo &ldquo 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rdquo 。 　　观点 　　当前在院士遴选问题上有两个&ldquo 瘟疫&rdquo ，首先是公关，其次是投诉。 　　从退出制度方面加强对院士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果院士只是学术头衔和荣誉，不与利益挂钩，没有学术特权，那么年龄和终身制都不是问题。 　　院士退休和退出制 　　改革内容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建立创新调查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解读 　　选院士过程有两个瘟疫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表示，院士制度已积攒很多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此次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的方向，对进一步提高院士队伍的素质，完善学科布局、人员结构等，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针对院士遴选和退出这&ldquo 一进一出&rdquo 两大问题，秦伯益指出，当前在院士遴选问题上有两个&ldquo 瘟疫&rdquo ，首先是公关，&ldquo 现在几乎没有人不公关，有些院士候选人不想公关的，也被绑架公关，因为不公关就吃亏&rdquo 其次是投诉，&ldquo 现在陷入非常尴尬的情况，不投诉申请人就自己吹嘘，一投诉就种种恶意投诉&rdquo 。 　　职务终身制无人愿退休 　　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在秦伯益看来也切中要害。秦伯益指出，院士是终身荣誉，但并不意味着其在本单位的工作终身不退休，但目前的情况却是荣誉终身、职务也终身。 　　秦伯益是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第一个主动提出退休的人，在他退休后的近10年间，几乎无人再主动提出退休，即使老了干不了了，也依然保留职务。 　　在退出问题上，秦伯益提到，尽管院士有过被除名，但主要是出于政治问题，鲜有因学术问题被处分的，仅有的几例也是内部通报。 　　未触及根本应去利益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昨天撰文指出，相对于此前院士没有退出机制实行&ldquo 终身制&rdquo 来说，这一改革会让当选院士感受&ldquo 淘汰&rdquo 的压力，防止院士一直掌握最高学术权力，有进步意义。 　　但熊丙奇认为，这并未触及院士管理体制改革根本，因为中国院士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院士利益化，因此改革的关键是取消院士的经济待遇和学术待遇，让院士回归学术头衔和学术荣誉。 　　熊丙奇指出，如果院士只是学术头衔和荣誉，不与利益挂钩，没有学术特权，那么年龄和终身制都不是问题，因为当选后院士仍和其他学者一样平等竞争，进行学术研究。 　　惩学术不端有积极意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指出，当前院士有各种隐性的权利，科技界的权利结构失衡才是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王扬宗分析，此次意在从退休制度方面一视同仁，不给院士特殊权利，从退出制度方面加强对院士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现今中国把院士变成了学术界的&ldquo 爵位&rdquo ，真正变革应该让学术的归学术，按照国际惯例，让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变成非政府机构，让院士&ldquo 跟作家协会会员一样&rdquo 。 　　相关新闻 　　熊丙奇：院士管理体制改革关键在去利益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全文发布，《决定》指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这被认为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ldquo 亮点&rdquo 之一。客观而言，相对于此前院士没有退出机制，实行&ldquo 终身制&rdquo 来说，这一改革有进步意义，会让当选院士感受&ldquo 淘汰&rdquo 的压力，也防止院士一直掌握最高学术权力。 　　但是，这却不是触及根本的院士管理体制改革。我国院士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院士利益化&mdash &mdash 院士本来是最高学术荣誉，现在却与具体的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挂钩，某人当选院士之后，这不但是单位的荣耀，个人也可获得各种好处，包括津贴、社会福利，更重要的学术话语权，从当选起，就一直处在学术顶端，是重大课题的当然负责人和各种评审的牵头人，这导致院士评审、院士管理都存在严重问题，比如&ldquo 跑要&rdquo 公关现象、院士四处兼职、学术腐败等。有的院士非但没有起到学术表率作用，反而败坏学术风气，改革院士制度势在必行。张曙光案曝出其受贿2000万用于&ldquo 跑要&rdquo 院士，折射出当选院士极为可观的利益。 　　近年来，针对院士当选年龄过大、终身制等问题，舆论提出过年轻化、建立退出机制的建议。但其实，如果院士只是学术头衔、学术荣誉，不与学术利益挂钩，年龄和终身制，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学者符合当选的条件，什么时候当选都可以，因为当选之后，他还是和其他学者一样平等竞争进行学术研究，没有学术特权 同时，终身荣誉也没有问题，因为这就是荣誉而已。 　　之所以年龄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当选者拥有学术特权，如果年龄大，没有科研创造活力，这令大家忧虑 而一直不退休，更让早就度过学术黄金期的老学者一直占据学术舞台。在欧美等国，院士就是学术荣誉，与利益毫无关系，甚至有的还要求院士缴纳会费，于是不存在院士的年龄和终身制等问题，科学院等机构因其学术声誉而获得尊重。 　　所以院士管理改革的关键，是应该实行院士去利益化，即取消院士的经济待遇和学术待遇，将院士回归学术头衔和学术荣誉。这才能让科学院、工程院成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异化为利益共同体。 　　那么，谁来推动这一改革?从利益角度分析，由科学院、工程院自身进行改革，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其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只有发动全体教授、学者的力量，按照学术共同体的属性，重新制订科学院、工程院章程，同时按照此次《决定》提到的取消学术机构的行政级别，让中科院、工程院不再有行政级别，才是对院士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改革，这样才能重树院士的学术声誉。

7月6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权威人士透露，大会将对下一阶段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行部署。改革的一个重要政策指向是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危机阴影之中，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显示了国家最高决策层高瞻远瞩，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历史机遇的重大决心。 　　科技部部长万钢此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和谐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记者从科技部了解到，此前由多部委起草的一份报告指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是要坚持创新驱动、服务发展 坚持企业主体、协同创新 坚持政府支持、市场导向 坚持统筹协调、遵循规律 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科技部调研室主任胥和平表示“改革的原则对企业、政府、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定位，进一步确认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据介绍，下一阶段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主要有五大方面。其一，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具体措施是，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同时，强化和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设备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府采购等政策，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 　　国家发改委技术与产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王昌林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未来的政策应该是要支持企业建设技术研发机构，牵头实施产业目标明确的重大科技项目。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要更多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服务，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 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 　　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工作重点是要加强统筹部署和协同创新，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关专家指出，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等五个体系。这次改革要加强创新各主体和各环节的协同，加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第三方面的改革重点是科技管理体制，即要促进科技管理科学化和资源高效利用。要加强科技宏观统筹。完善统筹协调的宏观决策体系，健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完善重大战略性科技任务的组织方式“国家将推进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强调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科学评价，从需求征集、评审立项、过程管理、监督评估等重点环节加强改革。完善项目评审评价机制，保证科研人员科研时间。”万钢表示。 　　其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围绕贯彻落实科技、人才、教育三个规划纲要，重点从两方面加强科技人才工作：一是统筹各类创新人才发展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加强高水平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特别是35岁以下青年的培养使用。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支持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最后，营造良好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国家将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逐步增长的政策措施，健全科技投入体系。完善所得税优惠、创新产品首购和订购、股权期权激励和奖励、收益分配等政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胥和平对记者表示“去年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达到8600亿元，估计到2015年全国科技研发投入经费不会低于1.5万亿元，1.5万亿元折合成2500亿美元，而目前全球的研发经费1.3万亿美元，每年增长2%左右，美国是4000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到201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和美国相当。” 　　“可以预期的是，有关方面将创新金融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从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创业投资、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方面，加大科技金融结合的力度。”国家开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9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现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作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制定实施科技规划纲要，科技投入持续快速增长，激励创新的政策法律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取得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形成一支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我国整体科技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明显提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中发挥了重要支撑引领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际科技竞争与合作不断加强，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科技体制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突出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创性科技成果较少，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 一些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等问题突出，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不尽合理，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 科技评价导向不够合理，科研诚信和创新文化建设薄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影响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抓住机遇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全面落实科技规划纲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主要原则。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服务发展。把科技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放在首位，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二是坚持企业主体、协同创新。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合作，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三是坚持政府支持、市场导向。统筹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和监督指导等方面的作用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注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作用。四是坚持统筹协调、遵循规律。统筹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强化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地位，按照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整体谋划、有序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五是坚持改革开放、合作共赢。改革完善科技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发展的科学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三)主要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 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效益大幅提高，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幅提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一是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企业研发投入明显提高，创新能力普遍增强，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2%，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提高到1.5%，行业领军企业逐步实现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与国际同类先进企业相当，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骨干作用，培育若干综合竞争力居世界前列的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集群。二是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特点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提升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上取得重要突破。加快建设若干一流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和研究成果进入世界同类科研机构前列 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批优势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三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促进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协调发展，强化相互支撑和联动，提高整体效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左右。四是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推进科技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改革，形成激励创新的正确导向，打破行业壁垒和部门分割，实现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五是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加快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投入达到43人年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5%。六是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加强科学道德和创新文化建设，完善保障和推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扩大科技开放合作。 　　三、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四)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吸纳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项目的决策，产业目标明确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由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能力建设，“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工程技术类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布局。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要更多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服务，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研发机构流动。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开展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相关基础研究，联合培养人才，共享科研成果。鼓励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促进研发成果转化。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政策措施，引导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围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研发活动 改进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合理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加大企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的落实力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落实和完善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考核措施，加强对不同行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分类考核。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中央企业围绕国家重点研发任务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和金融支持，落实好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扩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规模，通过贷款贴息、研发资助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建立政府引导资金和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机制，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引导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完善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向中小企业技术转移的公共服务平台，健全服务功能和服务标准。支持企业职工的技术创新活动。 　　(五)提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加快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科研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按照科研机构分类改革的要求，明确定位，优化布局，稳定规模，提升能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公益类科研机构要坚持社会公益服务的方向，探索管办分离，建立适应农业、卫生、气象、海洋、环保、水利、国土资源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特点的科技创新支撑机制。基础研究类科研机构要瞄准科学前沿问题和国家长远战略需求，完善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运行机制。对从事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和学科专业，完善财政投入为主、引导社会参与的持续稳定支持机制。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要坚持企业化转制方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 　　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建立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制定科研院所章程，完善治理结构，进一步落实法人自主权，探索实行由主要利益相关方代表构成的理事会制度。实行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的用人制度，建立开放、竞争、流动的用人机制。推进实施绩效工资。对科研机构实行周期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和确定支持方向和投入力度。引导和鼓励民办科研机构发展，在承担国家科技任务、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民办科研机构享受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专业优势，明确各类高等学校定位，突出办学特色，建立以服务需求和提升创新能力为导向的科技评价和科技服务体系。高等学校对学科专业实行动态调整，大力推动与产业需求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高等学校学科人才优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建立与产业、区域经济紧密结合的成果转化机制，鼓励支持高等学校教师转化和推广科研成果。以学科建设和协同创新为重点，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的改革，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科研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教学团队，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提升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率。 　　(六)完善科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机制。建立科技有效支撑产业发展的机制，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部署创新链，突破技术瓶颈，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推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力争达到15%左右。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点，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制定规划、技术标准、市场规范和产业技术政策等进行引导。加大对企业主导的新兴产业链扶持力度，支持创新型骨干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加强技术集成、工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优化布局，防止盲目重复建设，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在事关国家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领域，进一步凝炼重点，明确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工程、科技重大专项、科技计划、产业化项目和应用示范工程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实现电子信息、能源环保、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核心技术重大突破，促进产业加快发展。加大对中试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的有机衔接。 　　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围绕品种质量、节能降耗、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重点，完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应用推广机制，提升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能力。针对行业和技术领域特点，整合资源构建共性技术研发基地，在重点产业领域建设技术创新平台。建立健全知识转移和技术扩散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七)完善科技促进农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发展，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界限，推进农科教、产学研紧密结合，有效整合农业相关科技资源。面向产业需求，围绕粮食安全、种业发展、主要农产品供给、生物安全、农林生态保护等重点方向，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大力推进农村科技创业，鼓励创办农业科技企业和技术合作组织。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农技服务，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进一步完善公益性服务、社会化服务有机结合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 　　注重发展关系民生的科学技术，加快推进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药品安全、防灾减灾、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满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科技需求。加大投入，健全机制，促进公益性民生科技研发和应用推广 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完善支持政策，促进民生科技产业发展，使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文化科技创新，推进科技与文化融合，提高科技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加快建设社会管理领域的科技支撑体系。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建设网络化、广覆盖的公共服务平台。着力推进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建立健全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互联网信息安全关键技术保障机制，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 　　四、加强统筹部署和协同创新，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八)推动创新体系协调发展。统筹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紧密结合、协调发展机制。支持和鼓励各创新主体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探索多种形式的协同创新模式。完善学科布局，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均衡发展，统筹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科学研究，超前部署对国家长远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战略先导研究、重要基础研究和交叉前沿研究。加强技术创新基地建设，发挥骨干企业和转制院所作用，提高产业关键技术研发攻关水平，促进技术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完善军民科技融合机制，建设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基地和转移平台，扩大民口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对国防科技研发的承接范围。培育、支持和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向服务专业化、功能社会化、组织网络化、运行规范化方向发展，壮大专业研发设计服务企业，培育知识产权服务市场，推进检验检测机构市场化服务，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充分发挥科技社团在推动全社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建立全国创新调查制度，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监测评估。 　　(九)完善区域创新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和优势，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完善激励引导政策，加大投入支持力度，优化区域内创新资源配置。加强区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创新创业载体的运行服务机制，强化创业辅导功能。加强区域间科技合作，推动创新要素向区域特色产业聚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强统筹协调，分类指导，完善相关政策，鼓励创新资源密集的区域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支持具有特色创新资源的区域加快提高创新能力。以中央财政资金为引导，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投入，支持区域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总结完善并逐步推广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经验和相关政策。分类指导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等创新中心完善机制，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发挥好集聚辐射带动作用。 　　(十)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建立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开放科研设施的合理运行机制。整合各类科技资源，推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开放共享的运行服务管理模式和支持方式，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监督奖惩办法。完善国家财政资金购置科研仪器设备的查重机制和联合评议机制，防止重复购置和闲置浪费。对财政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和科研基础设施，加快建立统一的管理数据库和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并依法向社会开放。 　　五、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管理科学化和资源高效利用 　　(十一)加强科技宏观统筹。完善统筹协调的科技宏观决策体系，建立健全国家科技重大决策机制，完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科技相关部门之间、科技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国家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的定位和支持重点，防止重复部署。加快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加强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和监督指导等方面职责，提高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各类创新主体的作用。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重大科技决策要广泛听取意见，将科技咨询纳入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程序。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完善重大战略性科技任务的组织方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顺利实施。 　　(十二)推进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建立健全科技项目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完善科技项目管理组织流程，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应用型重大科技任务，拓宽科技项目需求征集渠道，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形成机制和储备制度。建立健全科技项目公平竞争和信息公开公示制度，探索完善网络申报和视频评审办法，保证科技项目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完善国家科技项目管理的法人责任制，加强实施督导、过程管理和项目验收，建立健全对科技项目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科技项目评审评价机制，避免频繁考核，保证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完善相关管理制度，避免科技项目和经费过度集中于少数科研人员。 　　(十三)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健全竞争性经费和稳定支持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制，优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经费投入结构。完善科研课题间接成本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机制和审计方式，增加项目承担单位预算调整权限，提高经费使用自主权。建立健全科研经费监督管理机制，完善科技相关部门预算和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公示制度，通过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公务卡等办法，严格科技财务制度，强化对科技经费使用过程的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工程等经费管理使用的综合绩效评价，健全科技项目管理问责机制，依法公开问责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十四)深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改革。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制定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特别要加强国际同行评价，着重评价成果的科学价值 应用研究由用户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着重评价目标完成情况、成果转化情况以及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 产业化开发由市场和用户评价，着重评价对产业发展的实质贡献。建立评价专家责任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开展科技项目标准化评价和重大成果产出导向的科技评价试点，完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监督评估制度。加强对科技项目决策、实施、成果转化的后评估。发挥科技社团在科技评价中的作用。 　　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建立公开提名、科学评议、实践检验、公信度高的科技奖励机制。提高奖励质量，减少数量，适当延长报奖成果的应用年限。重点奖励重大科技贡献和杰出科技人才，强化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导向。根据不同奖项的特点完善评审标准和办法，增加评审过程透明度。探索科技奖励的同行提名制。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设奖。 　　六、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 　　(十五)统筹各类创新人才发展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和政策，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支持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加强科研生产一线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支持创新人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支持3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主持科研项目。鼓励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鼓励在创新实践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成长和创业。重视工程实用人才、紧缺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建立以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等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改变片面将论文数量、项目和经费数量、专利数量等与科研人员评价和晋升直接挂钩的做法。加快建设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创新人才双向交流。探索实施科研关键岗位和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公开招聘制度。规范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岗位聘用制度，扩大用人单位自主权。探索有利于创新人才发挥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完善科技人员收入分配政策，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和鼓励创新创造的分配激励机制。 　　(十六)加强科学道德和创新文化建设。建立健全科研活动行为准则和规范，加强科研诚信和科学伦理教育，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科技人员职业培训体系，与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相结合，强化科技人员的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发挥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自律功能，引导科技人员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加强科研诚信和科学伦理的社会监督，扩大公众对科研活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强国家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建立科技项目诚信档案，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切实净化学术风气。 　　引导科技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精神，保障学术自由，营造宽松包容、奋发向上的学术氛围。大力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的先进事迹。加强科学普及，发展创新文化，进一步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尚。 　　七、营造良好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十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科技规划纲要配套政策，发挥政府在科技投入中的引导作用，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促进全社会研发经费逐步增长的相关政策措施，加快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实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5%以上的目标。 　　完善和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实施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用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加大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应用推广的支持力度，研究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创业投资引导等多种形式，完善和落实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的需求引导政策，支持企业承接和采用新技术、开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工程化研究应用。完善落实科技人员成果转化的股权、期权激励和奖励等收益分配政策。 　　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创新金融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综合运用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等金融工具，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推广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贷款。加大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扩大非上市股份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培育和发展创业投资，完善创业投资退出渠道，支持地方规范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自主创新。积极开发适合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加快培育和完善科技保险市场。 　　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十二五”期末实现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3件的目标。建立国家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分析和预警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政策措施，加强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 　　认真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促进科技成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十八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曦表示，近些年从国家到地方，各部门对科技的投入都非常大，使得我国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总体上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一些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比较薄弱，产学研体系也没有完全建成。“科技工作者肩上的担子仍然很重。” 　　王曦认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营造更好的创新氛围。 　　“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落实各种激励机制，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王曦说，科技界有一种“重物轻人”的现象，舍得花重金购买进口仪器设备，但要在人头费的开销上有一些突破就比较困难。“虽然‘千人计划’等方面有些进展，但在尊重人才价值方面，相关制度还没有完全到位，对前沿和技术研究，也缺乏稳定的支持。” 　　他表示，目前中科院正在组织实施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作为“创新2020”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略行动计划瞄准事关我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并对参与者进行长期、稳定的支持，使其能够踏踏实实为国家长远的创新能力做些工作。 　　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现有的评价体系似乎也不利于成果转化。“重物轻人的现象要有革命性的改变，国家需要尽快落实激励机制，以平衡科研人员创业的风险，如改革创业板标准等，使其成为科技创新的助推器。”他说。 　　王曦还建议，国家提出要将企业建设成创新主体，但在此之前，可以先建设一些以产业化为目标的产业研究院，并配合一些专业和高水准的孵化器和成果转化器，加速和推进高新技术转化。 　　十八大报告在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描述中提到，要用“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对于这一点，王曦认为非常重要。“要善用全球化资源，大力引进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吸引他们回国。”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必须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创新体系，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会议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全面落实科技规划纲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突出重点、务求实效。要围绕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要提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新服务能力，强化协同创新，加强统筹协调，优化结构布局，推进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协调发展的机制，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统筹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和科技评价、奖励制度，形成激励创新正确导向。要加强高水平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支持归国留学人才创新创业。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标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科学民主、宽松包容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落实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第二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24日在贵州大学举办。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将于25日开幕，作为为年会预热的重头活动之一，中国科技政策论坛在年会前一天举行，主题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策”。 　　科技部发展创新体系建设办公室主任徐建国在论坛上表示，科技体制改革小组目前已成立。“这个领导小组设在科技部，我们要联系26个部门一起推动改革，最近已经把改革的任务进一步细化改革。要落实好242项具体措施，已经明清了目标、时间节点和责任主题 确定了20项改革重点任务，试点示范先行。” 　　中国科技指标研究会理事长齐让从对科技指标数据的分析着手，提出了对科技政策的建议。他认为数据显示现在科技资源很多，但缺乏对这些数据的精确分析。如研发人员2012年已经达到321万人，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否都用在研发上?研发经费2012年已经过一万亿、占GDP的1.97%，这里面有一些企业把本来不属于研发经费的研发成果应用费用也算进去了，实际研发经费很可能不足1万亿元。他建议先摸清家底，因为这对宏观决策十分重要。 　　齐让还建议减少“口袋”。他说现在科研经费从中央下来有很多“口袋”，研究一个方向的钱会交给几个部门，科技人员一次申请吃不饱，必须重复多头申请，导致从项目申报到验收花费大量时间。“可以把更多的经费给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做一点自由探索。” 　　从2006年到2011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全国科技经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基本不变，分别为百分之5.19、4.7、4.38、4.66、4.59、4.74。齐让为此建议加大基础研究比例：“我觉得我们现在技术储备太少。能不能每年基础研究加一个百分点?” 　　齐让建议让科技人员多一点精力搞研究：“往往对经费看得很重要，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不看重。”他说，由于在项目申报和筛选评估上耗去太多时间，目前我国研究人员往往只有1/3时间做研究。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在发言中建议，开展科研活动的过程中，对人的评价、对项目的评价要分开。“对人的评价中，要多发挥科技社团的作用。”他认为，过去在职称评价体系里，科技社团发挥的作用不够。

9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都有哪些重要内容?看梳理→　　■ 审议通过5份文件　　《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　　《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　　《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　　■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习近平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会议指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　　要加强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瞄准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　　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　　要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大合力。　　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 完善院士制度　　习近平强调，要以完善制度、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更好发挥院士作用，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会议强调，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和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两院院士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　　要加强引导规范，鼓励和支持院士专心致志开展科研工作，强化作风学风建设，排除非学术性因素干扰。　　要严格监督管理，强化院士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责任，营造良好学术和科研环境。　　广大院士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在主动承担国家急难险重科研任务、解决重大原创科学问题、以身作则净化学术环境、培养青年科研人才等方面发挥好表率作用。　　■ 加强资源节约　　习近平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提高能源、水、粮食、土地、矿产、原材料等资源利用效率，加快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会议指出，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维护国家资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要突出抓好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资源节约，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促进生产领域节能降碳。　　要综合运用好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加快建立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损害成本、环境污染代价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和逐步提高重点产业、重点产品的能耗、水耗、物耗标准，促进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高效利用。　　■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严格条件、规范程序，探索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　　会议强调，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涉及各方面利益重大调整，必须审慎稳妥推进。试点县(市、区)数量要稳妥可控。　　要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合理布局各用途土地。　　要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要求。　　■ 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习近平强调，要健全适应乡村特点、优质高效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就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加强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基本实现了农民群众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要重点强化县域内医疗卫生资源统筹和布局优化，合理配置乡村医疗资源。　　要提高农村地区医疗保障水平，强化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功能，加强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加快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11月6日至7日，2010年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论坛并在开幕式上作题为《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主题报告。 　　万钢指出，我国在2006年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当前我国创新能力的国际排名仍处于中等偏下位置，距世界最主要创新型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创新能力向“中上”位置迈进的关键时期。 　　“当前完善自主创新体制的一个重点，就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的体系，树立正确的科研导向，倡导学术自由的氛围，努力形成宽松、和谐、健康、向上的科研环境。”万钢表示，科技界要倡导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共同营造宽容失败、潜心研究的文化氛围。 　　“我们知道创新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爱迪生发明电灯经过了1000次的实验，如果他在999次停下来，人类可能就要晚好几年才有电灯。”万钢说，“因此，我们必须要宽容失败，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加强诚信建设，对于弄虚作假的行为要采取惩治措施，有举必查，查实必纠。” 　　万钢表示，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的环境和科技创新的成绩有目共睹，同时还需要改进一些不足的地方来推动持续创新。“但是，如果抓住几个创新环节中的缺陷和个别的问题，就说我国的科技体制是腐朽的、文化是没落的，这一点我不同意。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对我们科技人员共同奋斗和努力的不公平。” 　　万钢说，“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有连续八年的粮食丰收 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从30年前落后贫穷的国家变成制造大国，同时向创造大国进军 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大发展。” 　　万钢认为，世界正处在一个最为活跃的创新时代，要认真分析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调整重组的重大机遇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创新机遇，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选择好自主创新的战略路径，增强跨越发展的民族自信，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力争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万钢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不是铺摊子，而是要根据资源和产业结构特征，在发展中寻求新的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战略”和“新兴”，是在国民经济中新兴技术突破形成的新兴产业。我们应当把握住市场的规律，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发展了新能源，煤电的需求就会减少，结构就会调整 发展了生物医药，就会减少传统的化学药品，降低环境污染 发展了电动汽车，就可能改造传统汽车的结构，降低城市大气污染的排放。所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不是铺摊子，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资源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在发展中寻求新的突破。” 　　开幕式后，本届浦江创新论坛围绕“绿色转型创新”这一主题，聚焦经济发展与城市转型、创新文化与创新人才、科技与金融、新兴市场的新机遇等重点和热点话题设立了8个专题进行研讨。

11月6日至7日，2010年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论坛并在开幕式上作题为《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主题报告。 　　万钢指出，我国在2006年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当前我国创新能力的国际排名仍处于中等偏下位置，距世界最主要创新型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创新能力向“中上”位置迈进的关键时期。 　　“当前完善自主创新体制的一个重点，就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的体系，树立正确的科研导向，倡导学术自由的氛围，努力形成宽松、和谐、健康、向上的科研环境。”万钢表示，科技界要倡导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共同营造宽容失败、潜心研究的文化氛围。 　　“我们知道创新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爱迪生发明电灯经过了1000次的实验，如果他在999次停下来，人类可能就要晚好几年才有电灯。”万钢说，“因此，我们必须要宽容失败，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加强诚信建设，对于弄虚作假的行为要采取惩治措施，有举必查，查实必纠。” 　　万钢表示，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的环境和科技创新的成绩有目共睹，同时还需要改进一些不足的地方来推动持续创新。“但是，如果抓住几个创新环节中的缺陷和个别的问题，就说我国的科技体制是腐朽的、文化是没落的，这一点我不同意。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对我们科技人员共同奋斗和努力的不公平。” 　　万钢说，“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有连续八年的粮食丰收 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从30年前落后贫穷的国家变成制造大国，同时向创造大国进军 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大发展。” 　　万钢认为，世界正处在一个最为活跃的创新时代，要认真分析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调整重组的重大机遇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创新机遇，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选择好自主创新的战略路径，增强跨越发展的民族自信，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力争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万钢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不是铺摊子，而是要根据资源和产业结构特征，在发展中寻求新的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战略”和“新兴”，是在国民经济中新兴技术突破形成的新兴产业。我们应当把握住市场的规律，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发展了新能源，煤电的需求就会减少，结构就会调整 发展了生物医药，就会减少传统的化学药品，降低环境污染 发展了电动汽车，就可能改造传统汽车的结构，降低城市大气污染的排放。所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不是铺摊子，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资源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在发展中寻求新的突破。” 　　开幕式后，本届浦江创新论坛围绕“绿色转型创新”这一主题，聚焦经济发展与城市转型、创新文化与创新人才、科技与金融、新兴市场的新机遇等重点和热点话题设立了8个专题进行研讨。

“未来5年，是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冲刺阶段。未来5年，仍是战略机遇期，但挑战严峻。”科技部部长万钢侃侃而谈，亲切而不失严谨。 　　“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最关键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工作者永远都要有一种机遇感、紧迫感和责任感。抓住身边的机遇，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一直在改革中前进” 　　早在30年前，为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状况，我国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工作基本方针。 　　“上世纪末开始实施转制的各部门院所，现在很多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头羊。”万钢说，截至目前，已有260多个中央所属院所转制成为企业。它们走向市场后，服务企业创新得到的收入比靠国家财政支持多得多。 　　“科研和市场联系起来，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并迅速在市场推广。”万钢说。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机制体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谈及今后改革方向，万钢强调要靠推动技术创新工程这一“抓手”。 　　“一定要让产学研更紧密结合，不仅要了解产业发展的技术环节，还要研究产业发展的系统结构，形成产业联盟。”万钢说，科研工作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实施重大专项，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和商业运行模式，让科技创新形成产业链，用多种驱动模式加大对基础研究、重点领域和民生方面的投入。 　　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即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高。万钢说，应对危机得来的一条最宝贵的经验就是把科技工程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带动产业整体提升。通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带动企业构建技术创新平台，让企业“唱主角”，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2009年，我国56个高新区显现出强劲的“逆势增长”态势，带动区域和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地。 　　“科技无处不在，它改善着百姓的衣食住行” 　　万钢说，5年来最让他欣慰的是，科技走近百姓身边，改善百姓生活。 　　小时候听到原子弹爆炸消息，感到新奇而遥远。现在科技离普通人近了，近到人们碗里香甜的大米、小麦。这都是袁隆平、李振声等农业科学家辛勤研究取得的成果。 　　电动汽车、太阳能热水器、地热空调……手机连通天下，“足不出户，信息到手”。这都是科技带来的变化，给人们衣食住行带来的便捷和幸福。 　　“十二五”期间，科技发展将遵循创新导向、需求牵引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久前，连云港一家民营企业自主研发出一种抗癌药。类似进口药一个疗程要用4万元，国产的全部疗程只要8000元。 　　“4万元，多高的一个坎儿，多少病人在这个坎儿上过不去。”万钢感慨地说。 　　2009年，甲型流感暴发后，我国不到一周就开发出抗原检测试剂，一个月就生产出疫苗。“从检测、确诊到防治，每个环节都快速反应，这表明我们应对不期而遇的灾害的能力在增强。”万钢说。 　　上海世博会上，1亿多人次乘坐了园区电动汽车，没有排放，没有噪声，平稳行驶。它响亮地告诉世界，中国将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到45%的庄严承诺，能够实现! 　　“但我也有不满足。世博会上展示的很多科技成果，还没有真正走入千家万户。所以，希望科技改变生活的速度能更快一些。”万钢说。 　　“中国的自主创新，本身就是开放的创新” 　　“中国的自主创新，本身就是开放的创新。”万钢说，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 　　“所有企业，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我们一视同仁。”万钢说，外国在华设立的研究机构5年前只有几百家，现在发展到3300多家。世界500强里346家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 　　2009年，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结率提高了近30%，专利申请率增加了22.4%。 　　“还有一个明显标志，技术交易市场增长了15%。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发挥作用。所以，不能不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正在取得进步。”万钢说。 　　“中国的自主创新，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舞台。高速铁路项目起步时，引进的是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的技术。在中国电动汽车推广示范项目中，中外新能源汽车享受同样的补贴待遇。”万钢说。 　　同时，中国自主创新的成果也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分享。2008年，中国应邀在南非安装了中巴资源卫星数据接收和处理系统，覆盖2047平方公里，所有数据和非洲国家免费共享。 　　“‘十二五’期间，建立创新型国家对人才更加渴求。国务院最近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我们欢迎海外的人才，多关注、参与中国的建设。还有基础研究、经营管理、金融等领域的人才。不管采用哪种为国服务的形式，都欢迎。”万钢说。

创新科技体制机制　带动环保产业发展 政产学研联盟在青岛成立 记者 郭薇 贾继恒 赫旭 2012-05-03 　　本报记者郭薇 贾继恒 赫旭 青岛报道 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新天地环境服务集团和青岛市环保局合作建设的国家&ldquo 城市矿产&rdquo 开发工程技术中心日前在山东省青岛市签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青岛新天地实验研究基地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新天地刘鸿亮院士奖学金同时签约揭牌。 　　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刘鸿亮等6位院士和青岛市副市长王建祥等出席仪式。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贺词中表示，以城市矿产开发工程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为发展方向，在政府的引导支持下，共同组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青岛市环保局、新天地环境服务集团政产学研联盟，进一步创新环保科技体制机制，带动环保产业发展，符合国家环保事业发展的战略需求，是值得大力倡导和积极探索的重要实践。 　　万本太在揭牌仪式上说，以政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方式共建城市矿产工程技术中心，是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ldquo 调结构、转方式&rdquo 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一项创举，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引领作用和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主体，以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管理转型的重要举措，也是以政府引导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研发和转化为核心内容，积极推动政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实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青岛新天地实验研究基地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新天地刘鸿亮院士奖学金的设立则丰富和深化了战略联盟的内容，是实用型高水平环保科技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 　　出席揭幕仪式的专家们表示，近年来节能环保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环保技术和环保科技人才提出了巨大需求，也酝酿催生了政产学研联盟新型合作机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新天地环境服务集团和青岛市环保局三方合作，成立政产学研联盟，实现市场引导&mdash &mdash 政府支持&mdash &mdash 企业需求&mdash &mdash 科技研发转化之间的有机结合，共建城市矿产开发工程技术中心和实验研究基地，将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与引导职能、科研院所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企业的应用与示范平台作用，促进废物资源化与污染控制领域科技成果的示范、应用、推广、转化，带动环保产业的升级。 来源：中国环境报

半导体是指具有半导体特性的材料，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传导电流，但在其他条件下却能阻止电流的通过。半导体的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常见的半导体材料包括硅、锗、砷化镓等。半导体作为当代科技的核心组成部分，半导体目前在电子、通信、计算机、医疗、光伏和汽车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半导体材料、工艺和使用技术的不断探索，未来在新材料和新工艺的研究与应用、集成化与智能化、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生物电子与神经科技和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等领域都极可能是新的趋势。半导体产品的制造需要数百个工艺，通常来讲，整个制造过程分为八个步骤：晶圆加工-氧化-光刻-刻蚀-薄膜沉积-互连-测试-封装。卓立汉光作为国内一家光谱、光机和激光设备制造商，在半导体制造过程中可以提供一些加工或者测试设备。晶圆加工：所有半导体工艺都始于一粒沙子！因为沙子所含的硅是生产晶圆所需要的原材料。晶圆是将硅(Si)或砷化镓(GaAs)制成的单晶柱体切割形成的圆薄片。要提取高纯度的硅材料需要用到硅砂，一种二氧化硅含量高达95%的特殊材料，也是制作晶圆的主要原材料。晶圆加工就是制作获取上述晶圆的过程。在晶圆切割中，卓立汉光提供压电系列产品，比如Carrier系列物镜对焦台和Carrier系列多维运动位移台。亚纳米物镜自动对焦台Carrier.OBHLxx.C.HV系列特点：&bull 最快稳定时间(90% 位置稳定) 15ms 以内&bull 闭环分辨率优于 1nm&bull 最大负载 500 g&bull 控制器兼容多场科技 Motion Controller - Archimedes Series&bull 支持无磁 (.NM) 、高真空 (HV) 和超高真空 (.UHV) 选件Carrier.S200.xy/xyz.C系列中空压电扫描台产品特⾊ &bull 两维度XY 扫描运动 200 um × 200 um；&bull 闭环定位精度优于 1nm；&bull 最⼤ 负载 500 g；&bull 针对光学显微镜-超分辨定制化解决⽅ 案；&bull ⽀ 持⽆ 磁( .NM)和⾼ 真空( .UHV)选件升级CarrierHS100.xxx.C/S系列中空压电扫描台&bull 闭环分辨率优于 1nm&bull 最大负载 3.5 kg&bull 针对光学显微镜-超分辨定制化解决方案&bull 支持无磁 (NM) 和高真空 (UHV) 选件升级光刻光刻是通过光线将电路图案“印刷”到晶圆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在晶圆表面绘制半导体制造所需的平面图。电路图案的精细度越高，成品芯片的集成度就越高，必须通过先进的光刻技术才能实现。具体来说，光刻可分为涂覆光刻胶、曝光和显影三个步骤。在光刻工艺中，卓立汉光可以提供主动隔振台、气浮直线电机、单维或多维扫描描台和物镜对焦台等压电产品和193nm激光器。主动隔振台主要特征&bull 无低频共振 - 低频范围内具有优异的隔振特性&bull 低至0.6Hz开始主动隔振(200Hz被动隔振）&bull 只需0.3秒的设置时间&bull 自动调节负载&bull 因固有刚度具有高度的位置稳定性&bull 接电即可，无需压缩空气&bull 真正的主动隔振：即时产生反作用力来抵消振动气浮直线电机特点：&bull 最高可实现1um左右的运动直线度与运动平行度。&bull 最高可实现亚微米级别定位精度&bull 支持龙门结构定制。&bull 气浮直线电机是实现长行程、大负载、高速、高精度的需求的*优解。深紫外单纵模固体激光器Ixion193IXION 193为全固化单频激光器，其线宽达到变换极限，可用于光学计量、193nm 步进光学系统校准、高功率准分子激光器种子等。典型应用：&bull 光谱仪校准；&bull 光刻；&bull 干涉仪；&bull 193nm 计量测量&bull 准分子激光器种子源薄膜沉积为了创建芯片内部的微型器件，需要不断地沉积一层层的薄膜并通过刻蚀去除掉其中多余的部分，另外还要添加一些材料将不同的器件分离开来。每个晶体管或存储单元就是通过上述过程一步步构建起来的。这里所说的“薄膜”是指厚度小于1微米（μm，百万分之一米）、无法通过普通机械加工方法制造出来的“膜”。将包含所需分子或原子单元的薄膜放到晶圆上的过程就是“沉积”。要形成多层的半导体结构，需要先制造器件叠层，即在晶圆表面交替堆叠多层薄金属（导电）膜和介电（绝缘）膜，之后再通过重复刻蚀工艺去除多余部分并形成三维结构。可用于沉积过程的技术包括化学气相沉积 (CVD)、原子层沉积 (ALD) 和物理气相沉积 (PVD)，采用这些技术的方法又可以分为干法和湿法沉积两种。化学气相沉积原子层沉积物理气相沉积在薄膜沉积的过程中，卓立汉光可以提供一系列的压电位移台，比如：LsXX.lab/LsXX.lab.E系列压电纳米线性位移台特点：&bull 超安静运动，20Hz驱动频率&bull 闭环控制位置传感支持电阻型(R和光学型(.0)&bull 高精度空间传感分辨率(.0)10nm(默认)；4.88nm2.44nm,lnm可选&bull 经济型空间传感分辨率(R)100-200nm&bull *小步伐约10 nm&bull 可提供多轴堆叠安装转接件&bull 控制器兼容旋转台，摇摆台&bull 高真空 (HV) 和超高真空支持无磁 (NM) 、(UHV) 选件晶圆测试半导体晶圆PL光谱测试系统针对第三代半导体，如GaN、InGaN、AlGaN等，进行温度相关光谱和荧光寿命测试。同时可测量外延片的膜厚、反射率及相应的Mapping图。荧光光谱的峰值波长、光谱半宽、积分光强、峰强度、荧光寿命与电子/空穴多种形式的辐射复合相关，杂质或缺陷浓度、组分等密切相关通过白光干涉技术测量外延片的薄膜厚度（Thickness）、反射率(PR)以及晶片翘曲度。半导体晶圆PL光谱测试系统半导体晶圆PL光谱测试系统随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和更新，卓立汉光也会及时推出符合科研和工业生产需要的配套加工和检测设备，敬请关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新华社9月23日刊发了意见全文。意见提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意见指出，坚持企业主体、协同创新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则之一。要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合作，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意见提出，“十二五”时期要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企业研发投入明显提高，创新能力普遍增强，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2%，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提高到1.5%，行业领军企业逐步实现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与国际同类先进企业相当，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技术创新骨干作用，培育若干综合竞争力居世界前列的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集群。 　　意见指出，要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吸纳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项目的决策，产业目标明确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由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能力建设，“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工程技术类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布局。 　　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要更多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服务，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研发机构流动。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开展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相关基础研究，联合培养人才，共享科研成果。鼓励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促进研发成果转化。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政策措施，引导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围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研发活动 改进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合理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加大企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的落实力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落实和完善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考核措施，加强对不同行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分类考核。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中央企业围绕国家重点研发任务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和金融支持，落实好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扩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规模，通过贷款贴息、研发资助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建立政府引导资金和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机制，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引导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完善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向中小企业技术转移的公共服务平台，健全服务功能和服务标准。支持企业职工的技术创新活动。

2024年8月2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了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阴和俊的署名文章《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中提到，“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全文如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阴和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主动和坚定信心，必将开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境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部分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关键举措。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努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基础研究不断拓展人类认知边界，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等前沿技术实现多点突破、引发链式变革，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和人类生活方式深刻调整。与此同时，科研范式发生重大变化，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战略导向、数据驱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我们必须构建完善科技创新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更加健全的体制机制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深度广度，催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前沿性技术，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引领力，抢占科技制高点，赢得战略主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科技创新以无所不在的渗透性、扩散性、带动性广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优质创新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提升国家竞争力、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影响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国际形势严峻复杂，我国发展面临外部人为制造科技壁垒、试图割裂全球创新链产业链等诸多挑战。国家之争就是实力之争，关键是科技创新能力之争，背后较量的是谁的制度更优越。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着力破解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突出问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牢牢把握新时期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基础和总体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体制改革进行战略谋划、作出顶层部署，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科技创新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一步提升。2023年，党中央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推动我国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系统性重构、整体性重塑，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拓展。一是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科技委员会加强科技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科技管理部门强化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新型举国体制更加健全，科技创新治理效能明显提升。二是科技工作重点环节统筹更加有力。加强了科技战略规划统筹、政策措施统筹、重大任务统筹、科研力量统筹、资源平台统筹、区域创新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布局，科技战略规划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三是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组织协调机制更加完善。围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完善了科技创新重大方向遴选和重大项目立项、组织实施、政策保障等体制机制，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加快启动实施。四是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更加高效。完善了贯穿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体制机制，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结合更加紧密，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断完善。五是科技管理工作协调联动更加顺畅。部门间科技管理职责持续优化，新时代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初步形成，军民科技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初步形成了部门、央地、军民科技工作合力。这些新进展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牢牢把握这一总目标，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不断丰富和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重要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完善科技管理体制。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保障科技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二是坚持“四个面向”，强化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的制度保障。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全领域布局、全链条部署，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机制，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制度基础。三是坚持系统观念，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必须围绕构建高效、协同、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发展的良性互动。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必须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和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激发人才第一资源活力动力。全面落实党中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决定》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四个面向”，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构建适应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适应科技强国建设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推进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坚持“四个面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加强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完善科技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优化国家科技资源统筹配置。实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分类管理组织模式，建立地方、企业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新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促进科技与教育、人才良性循环。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推进校企协同创新，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发展。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环境。深度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化政府和民间科技创新合作，实现更深层次科技创新制度性开放。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向全球科学家开放使用的机制。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完善我国科研人员到国际科技组织任职制度。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优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团对外专业交流合作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