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人才

先是“PM2.5”，现在又有了“H7N9”……近来，众多的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医药板块股价大涨 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归已经能在国内医药行业大展拳脚。 　　国内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为医药界海归人才回国创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面对国内医药研发、生产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独具优势的业内海归仍然心存观望，对他们来说“备好嫁妆才能不愁嫁”。 　　标准不一市场难开拓 　　在谈到国产药品面临的现状时，“千人专家”联谊会秘书长、方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丹表示，我国一些药品已经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但是若想打入欧美市场，生产工艺、管理经验、质量控制方面还需要完整的人才链条。 　　药品存在差距的根源一在质量，二在技术。中美奥达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黎志良认为，质量与技术在硬件方面受制于设备，在软件方面则受药品标准制定的影响。“国内提供的标准数据如果能够直接被欧美所接受，能使相关药品更快进入欧美市场。”张丹以医药产品的临床数据为例，强调了药品标准的重要价值。 　　海归优势在经验也在创新 　　拥有从业与药品标准定制经验是医药界海归归国创业的重要筹码。对于什么样的海归适合归国创业，张丹认为最主要还是海归人才的教育背景，是否在国际层面上参与了类似新药的研发，有没有与国际主流药品研制机构打交道的经验等。 　　创新是医药界海归的另一大优势。“对益善生物而言，企业的创新周期为两年，培养国内人才大概要占用一年的时间。”“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益善生物总裁许嘉森认为，海归人才国际视野比较开阔，能快速找到自身定位，在缩短创新周期方面更具优势。“回国的短期海归，可能更具有语言方面的优势，但是具有从业经验的高端人才，才是企业或创业最迫切需要的。”黎志良更是直接指出了海归确立自身优势的主要方向。 　　当然，创新也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创新是一种市场行为，其过程是要犯错误的”。黎志良肯定了“生物医药创业园”为医药界海归提供的创新环境，并指出直面创新风险的必要性。 　　吸引海归靠服务也靠政策 　　外包服务有利于满足海归创业初期的多方需求。“每个企业所能研发的医药品种是有限的，不可能每家企业都做到小而全。”张丹认为，国内创业园中专业化的外包服务团队为创业初期的海归提供了节约成本的可能。“政府也在开展工作，为园区的公司提供咨询，做技术把关。”张丹补充道。 　　当然，政策环境才是吸引医药界海归回国创业的重要因素。“国内的市场是发展中的市场，药品生产研发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黎志良阐明了国内药品市场的现状并表示，“以市场为主导的定价机制，能够使价格逐步反应产品质量与产品创新，从而有利于鼓励质量提升与产品创新。” 　　医药生产行业投入大，创新周期长，适当的财政政策倾斜也有利于企业走好第一步。许嘉森在谈到自身创业的困难时认为，小企业上缴税款与产生盈利挂钩的缴税模式，可能会更有利于创业初期企业的发展。

年轻的陈晓伟曾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生物学家。他很喜欢美国的生活。科研人员的薪水不错，能在这个居民友善，且受教育程度颇高的美丽小镇赡养家庭、抚育儿女，他感到心满意足。　　但一所中国大学的慷慨邀请让他难以拒绝。除了丰厚的报酬，学校还承诺给他充足的科研启动资金，他再也不用担心经费问题了。他认为，在中国或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2014年，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北京。　　陈晓伟坦言，“在这里，我可以更自由地研究自己最感兴趣的课题。”这笔慷慨的资助使他能够同时通过肝脏和肌肉的临床症状来研究一种疾病。他说， 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美国的科研资助都与项目、而非研究者挂钩。　　陈晓伟于2008年在密歇根大学取得了生理学博士学位，而后通过 “千人计划”回到中国。为了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并扭转存在了几十年之久的人才流失趋势，中国出台了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国家政策。　　高端人才回国比例明显上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处于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科技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因此它迫切需要挽回那些流失海外的人才。　　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恢复派遣留学生。如今，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正在剧增。仅2014~2015学年度，就有三十多万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大部分留学生在学成后都会回国。不过，其中最抢手的人才——高学历、经验丰富的理工科留学生却流失严重。　　据橡树岭研究所2014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2006年在美国大学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4121名中国留学生中，有85%在毕业后5年仍选择留在美国。不过，这已经算是有所改观了。毕竟在十年前，这一比例高达98%。　　与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科研人员的收入相比， “千人计划”提供的薪资要高出好几倍，此外，“千人计划”还提供种类丰富的子女教育津贴及百万量级的科研启动资金，单是签约奖金就高达15万美元。　　陈晓伟目前是北京大学的研究员，刚回国时他获得了 15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他说， “在美国，即便在最需要资助的时候，年轻学者也很难拿到如此可观的经费。”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 “千人计划”自2008年开展以来，已成功吸引了六千余名科技、教育及高新技术行业的尖端人才返回中国，类似的省市级人才引进计划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千人计划”人才并非最优秀的?　　David Zweig 是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国的高端人才引进策略已有25年。在给美联社的一封邮件里，Zweig 提到，“我认为‘千人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些全职回国的人才并非最优秀的。”　　Zweig 称，他的研究显示，从海外招募而来的全职人员普遍优于本土人才，不过， 最优秀的人才尚未回到中国。他将此归咎于中国学校及实验室中存在的学术官僚主义，行政权力过大、人际关系复杂均会阻碍科研发展。　　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正在认真商讨高等教育改革及移民政策放宽的相关事宜。 但就现状而言，高投入的“千人计划”可以解燃眉之急，而且正在发生正向作用。　　不过，相关问题仍然存在。比如，一些学者在领取中国高校全职薪资的同时还保留着海外职位，甚至还有一些人伪造资历。中国政府正采取相关措施打击此类学术不端行为。　　像陈晓伟这样的年轻学者近年来才成为“千人计划”的关注焦点。先前，该项目只关注40岁左右的资深学者。　　有研究者认为， 40岁的科研人员已经过了科研的最佳时期，尤其是在理工科领域。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花大价钱聘请他们?”　　各有忧虑　　在美国，私营企业的安保官员比较关注雇员因高额报酬的引诱而泄露美国企业及大学的敏感机密的事件。他们指出，在2015年，就有几名受聘回国的中国研究人员因涉嫌窃取加州某公司的商业机密及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而遭到联邦指控。　　在中国，担忧则集中在海归人才获得的特殊待遇是否公平。有研究者指出，本土人员并不反对招募海归人才，但他们希望得到平等的待遇，不能让待遇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一观点随去年屠呦呦获奖被推向舆论潮头。去年，屠呦呦凭借发现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科学家，她从未出国留学，其研究项目也是在国内完成的。　　机遇与责任　　对于一些海归来说，返回中国不仅是机遇，同样也是种责任，即帮助中国改变教育体制。他们希望引入新的规范，参与政策制定，更多地去效仿美国的教育方式。　　曾就读于普渡大学的神经学家李沉简目前正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副院长。他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在他眼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地是一名教育改革者。他开设了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 正着力于推动基于综合考量的高校录取模式，以取代分数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他也正在建立北京大学与一些国外高校的联系合作。　　李沉简指出，“我认为美国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会把学生培养成为校园之外的领袖。倘若中国效仿这种做法，会产生上百倍于美国的影响。我们正在逐步改变这一庞大的教育体系。”　　杰出的神经生物学家饶毅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离开美国西北大学后就职于北京大学，并在许多国际期刊上抨击中国的教育及科研制度。施一公当年已是功成名就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分子生物学教授，然而却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回到中国，现在他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谈到在美国的18年，他说：“过去，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旁观者，而非贡献者。我渴望能参与到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事业中。”　　陈晓伟表示，即便已经回国，在美国的经历使他们在国内受益良多。今年夏天，他正参与创建一个中国生物学家的专业组织。陈晓伟说，“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发展中，机会多多，人才济济。许多学生也乐于同你学习、合作。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并做出贡献。”

5月30日，广东医学院东莞校区一国家自然科研基金项目标本在实验室被发现遭人为损毁。校方报案后警方介入调查，该实验室副主任、海归博士李某承认是自己所为。校方随后撤销报案，拟进行内部处理。李某为何损毁标本，校方尚未明确说明。 　　6月1日，南都记者接到一封举报材料称：“星期四(5月30日)上午9点，松山湖一省级重点实验室，某硕士研究生发现所培养的多种细胞被毁，下午又发现液氮罐保存的多种细胞被人为打开罐盖，罐中细胞全死。这些细胞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重要材料，损失无可估量，性质极其恶劣。松山湖红棉派出所接案后，封锁现场，学院保卫处怀疑为该实验室副主任李某博士所为，果然他承认作案……” 　　6月1日下午，南都记者在广东医学院东莞校区该省级重点实验室看到，该实验室副主任李某的办公室已经封闭，门上贴着一份署名广东医学院东莞校区科研中心的通知。通知称：由于存在安全隐患，本实验室从即日(落款日期为5月30日)起关闭整顿，如需使用本室仪器，请与东莞科研中心联系。 　　报料人称，该研究生报案后，当地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该实验室副主任李某在询问过程中承认确系他自己所为。 　　被封闭实验室附近的多名研究人员和学员保安表示，上周四(即5月30日)下午有警察来调查，具体原因和细节不清楚。昨日，该学院宣传部工作人员向南都记者证实：该研究室相关负责人确实发生自毁研究标本的事件，不过学校已经向警方申请撤案，拟作内部处理。 　　追问 　　标本毁了对科研影响有多大? 　　6月1日下午，南都记者在李某研究室附近的多间研究室获悉，李某为海归博士，近期主要的研究跟鼻咽癌有关。 　　研究标本细胞毁坏会有什么影响?多名研究人员称，如果研究的标本细胞都毁坏了，影响很大，因为没有标本细胞，研究项目都没法继续进行了。但该学院宣传部工作人员称：“我现在电话了解的情况是，该研究室研究标本分为正本和副本，现在被毁掉的细胞为副本，影响不是很大，研究应该还可以继续下去。” 　　他为何自毁标本 　　李某为何自毁研究标本细胞?报料人称，“该海归博士此前有自毁标本细胞的前科。”也有知情人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该实验室因为研究成果的归属问题，负责人之间发生纠纷，导致了此次自毁事件。”但广东医学院宣传部工作人员则只是表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机制与分子诊断研究室负责人与同课题组的其他负责人因为沟通过程中发生误会，现在学院也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链接 　　海归博士与广东省医学分子诊断重点实验室 　　该省级重点实验室墙面介绍资料显示： 　　广东省医学分子诊断重点实验室于20 10年9月由广东省科技厅批准立项建设，为广东省唯一的以医学分子诊断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周某为总负责人，实验室副主任为海归博士李某。 　　该实验室下设4个研究室，李某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机制与分子诊断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平台负责人，承担着“胰岛素对小鼠胰腺Beta细胞VGLUT2基因表达的反馈调控作用及其机制”、“鼻咽癌复发及高转移早期诊断和治疗靶点的确定”等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等科研课题，涉及研究项目经费超过160多万元。

据科技部网站消息，2012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组织推荐工作现已开始。 　　推进计划相关任务的推荐对象应符合《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实施方案》确定的遴选条件，同时： 　　1.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重点从国家、部门和地方在研重大科研项目课题负责人中择优遴选，人选使用单位要提出使用培养计划并承诺给予必要工作条件保障。推荐人选为海外引进人才的，已入选“千人计划”的暂不纳入此次推荐范围 其他海归人才须已回国工作两年以上且今后3年内每年在国内工作9个月以上。 　　2. 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重点从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中择优遴选。团队负责人同时应符合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基本条件，年龄不超过50周岁。团队的核心成员应不少于5人、不超过15人。团队所在单位要提出团队建设和培养计划并承诺为团队发展提供必要保障条件。 　　3.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优先从各类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承担单位的主要创办人、科技特派员中遴选推荐。推荐人选所在地方要在加大支持力度、落实相关激励政策等方面作出明确承诺。 　　4.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主要从改革积极性高，并在人才培养使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政策环境营造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级科技园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择优遴选推荐。 　　推荐人选通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http://program.most.gov.cn)实行网上统一申报、推荐。申请单位需要在申报中心网站进行注册，具体注册及审核过程请认真阅读网站说明。 　　推荐材料经依托单位和推荐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后，各推荐对象申报材料一式八份，统一以推荐单位公文形式报送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其中同类任务中有多个推荐对象的要进行排序)，报送截止时间为2012年11月5日。

中国人才流失居世界首位 实现&ldquo 中国梦&rdquo 急需智力保障 中国科学报：拿什么留住你，我的人才! 　　实现&ldquo 中国梦&rdquo ，离不开大量有着海外求学和工作经验的高端人才的智力支撑，但在国家大力推行&ldquo 百人计划&rdquo 、&ldquo 千人计划&rdquo 的当下，一个让人尴尬的现实却是：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滞留率平均达87%。 　　高端人才为何留不住?海外人才为何不愿&ldquo 凤还巢&rdquo ?中国在引才战略方面需要进行哪些改进?在多名专家的眼中，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才流失的现状固然值得警惕，但也不必过分悲观 然而在完善硬件设施与科研管理体制、降低人才流动壁垒、健全人才移民制度等方面，政府尚需更多发力。 　　人才缘何不归 　　为什么人才不愿回国?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胡自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一个同学2006年硕士毕业后，在美国亚拉巴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5年下来，研究成果也算同级中的佼佼者。博士毕业后，这名同学并不打算马上归国，&ldquo 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厉害，我担心自己都养不了家&rdquo 。 　　他说，如果回国后在大学或研究所找到合适的岗位，可能年薪也不会超过6万～8万元。去掉夫妻俩的生活费、房租和养育孩子的费用，一年下来，估计攒不下3万元人民币。而他如果在美国做博士后，年薪约在3.5万～4万美元之间，精打细算每年差不多能攒下2万美元。 　　但在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看来，物质待遇的差别并不是人才不愿归国的唯一因素。常年从事人才战略研究的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从硬件方面说，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综合效益也有待提高。 　　&ldquo 说到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的问题，其实在深层次上，这反映了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方面的软环境问题。我认为，软环境才是造成中国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rdquo 王辉耀这样表示。 　　他进一步分析，我国目前科研管理体制还不太健全，也不人性化。在中国，很多科研人员都把精力放在拉课题上，产生了许多无用的、应付性的科研成果，导致了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 　　从教育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课堂所教与实践脱节，高校存在&ldquo 只进不出&rdquo 的用人制度，留学生难以进入高校任职。 　　&ldquo 在创业环境方面，国内的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另外，我国生态环境堪忧，也成为人才选择定居国外的一大原因。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较好，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rdquo 王辉耀说。 　　人才流失影响深远 　　据美国&ldquo 全国科学理事会&rdquo 统计，2006年美国大约35%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在国外出生，而这些外国出生者有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使中国成为向美国提供科学工程博士的第一大国，而排在第2名的印度，这一数字只有14%。 　　&ldquo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lsquo 阶梯式&rsquo 的人才外流潮。&rdquo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宝元介绍，最新一次发生在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后，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促成了中国新一轮人才外流高潮。大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外流到在华拓展业务的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 　　&ldquo 这些人才带走了附加在他们身上的珍贵的知识和技能，对我国科技进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rdquo 王辉耀认为，应重视人才流失带来的负面影响。 　　他向记者表示，携带大量资金的人才也纷纷流失海外，带走了大量的资本。海外投资移民使国内资金大规模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许多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主又迁往海外，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也造成损害 另外，大批人才流失海外，对我国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将形成一定威胁，不利于我国实现战略转型。&ldquo 年轻人才的流失，对我国的经济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rdquo 　　&ldquo 凤还巢&rdquo 还需多方合力 　　王辉耀认为，中国可以从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和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等三个方面遏制人才流失、弥补人才流失带来的危害。 　　他解释说，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我国仍需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进行高等教育改革，遏制学术腐败和学术垄断，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 在人才体制机制完善方面，建议降低人才流动壁垒，使人才利用效率最大化 在健全人才移民制度方面，需要通过建立统筹协调的签证制度，出台更为开放的雇佣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制度，签发&ldquo 同胞证&rdquo 或&ldquo 华裔卡&rdquo 等灵活多变的措施，吸引海外人才。 　　美籍华裔学者、美国亚洲文化学院教授郭玉贵也认同王辉耀的观点。 　　他认为，我国的海归政策需要与知识经济时代接轨，加强对人力资源和高科技资源的关注，实行普适性的人才制度，&ldquo 我们需要用长远眼光来制定海归人才政策，需要通过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和法制化的社会来吸引海外人才&rdquo 。

留学海归创业者周振博士，从国外引进核心技术，在广州率先投产“飞行时间质谱仪”。这位40岁的年轻专家，作为广州留学归国创新创业人才的优秀代表，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8月4日至10日参加了今年北戴河暑期专家休假活动。 　　归国创业引进技术填空白 　　1995年，一位德国教授到厦门大学参观，想招募人到实验室进行研究合作，“很偶然的机会，我就去了。当时正逢计算机蓬勃发展，很多外国人去搞计算机了，有关飞行时间质谱仪的项目没人愿意搞，仅剩下我一个中国人，于是幸运地参与了高端研究的开发。”回忆起以往，周振博士依然不改当初的梦想：做中国的飞行时间质谱仪。 　　周振博士学成后，在中科院院士、地球化学与沉积学家傅家的力邀下归国创业，并引进了最先进的飞行时间质谱仪技术、科学方法和国际化视野。他创立的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一开始也起步维艰，但在开发区孵化器中获得各项扶持，省市区一共拨付了818万的科研经费，使其一解资金燃眉之急。目前，周振的公司承担着国家863项目、广东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和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等，是国内唯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并具备工业质谱产品化能力的企业。 　　参加国家“千人计划”遴选 　　据介绍，质谱仪是科学分析仪器中最高端的产品之一，广泛运用于食品、环境、药物、国家安全等分析测试领域。我国的中高端质谱仪市场一直为国外公司垄断。如近几年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领域，质谱仪作为其中主要的科学检测仪器，需求量很大但却长期依赖进口，技术基础受制于人，对国家食品安全体系而言十分危险。周振回国创业，还有一份浓浓报国情，“就是希望在质谱仪这个领域不再受制于人。” 　　“我们选择了一条做高难度产品的道路。”周振心中有一个宏伟的目标——成为国内质谱仪主要供应商，在广东建成科学仪器高端产学研基地。目前，广州开发区被批准成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周振正在参加2009年国家“千人计划”的遴选，据悉目前已通过第一轮评审。 　　目前，周振研发的首台“工业质谱仪”已应用于炼钢行业，通过检测钢铁内气泡来监控，防止水分泄露引起爆炸，而新研发的“气溶胶质谱仪”则将于年底验收，生产后将可广泛用于空气质量环境监测。

12月8日，中美华世通生物医药公司在汉正式投产，这是光谷实行“引智计划”以来，首个在光谷生物城开工生产的“引智”企业。 　　该公司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投资方之一的美国华世通公司的修饰蛋白质生物药、非自然氨基酸技术全球领先，其研发人员分别获得诺贝尔提名奖。 　　今后，中美华世通将在上述两项技术基础上从事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制造，产品可用于抗癌和治疗糖尿病、痛风等疾病。目前，公司已与辉瑞、拜耳等众多国际名企达成合作。 　　2009年9月，光谷花重金引进海内外14名高层次人才，海归、中美华世通董事长张发明是其中之一。 　　张发明介绍，公司还将打造24500平方米、符合欧盟标准的药物制剂生产基地，并在我省天门市建一个占地400亩的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基地。

12月22日，“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公布。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404.21万人，其中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则预计，到2025年我国留学人员数量将突破千万。“海归”人数越来越多，这一群体的“含金量”“稀缺度”会像大众认为的那样越来越低么?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12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联合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在过去的2016年中，这50位来自学术、科研、政界、商界、文艺、创业、投资、国际组织等多个领域的留学人员站在所属行业的前沿，具有开创性与前瞻性地推动了创新创业发展，在当下全球化时代，主导或参与了具有深刻影响力和重大突破性的事件或事业，不断开拓创新，富有创新精神，成为中国留学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创新创业大潮中的引领者和开创者。　　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中国留学人员在海外求学历练，拓展了广阔的国际视野，拥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商业经营模式，富有创新精神，饱含创业热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创新创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了解，“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体现了五大突出特点：积极探索，开创全新商业模式，其中包括蚂蚁金服CEO井贤栋、携程旅行网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滴滴出行CEO柳青等 “80、90后”新锐力量表现突出，80后留学人员在各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并且首次出现了90后，其中包括演员、歌手鹿晗等 多位入选人物同时有着学术、政界的经历，如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吉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 多位入选人物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如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副总裁朱民等 在投资创业的同时，始终关注并致力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22日，由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国侨办等部门主办的“2016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18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简称“2016海交会”)在广州举行。作为海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研讨会”也同时举办，并发布“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　　附：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　峰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陈　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　　陈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十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崔维成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方洪波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郝景芳80后科幻作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　　黄　维现任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黄晓庆达闼科技创始人兼CEO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矫　勇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原水利部副部长　　井贤栋蚂蚁金服CEO　　郎　平中国女排主教练、世界女排名将　　李彦宏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梁建章携程旅行网执行董事会主席　　林　东杭州畅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爽凤凰网CEO　　刘利民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原教育部副部长　　柳　青滴滴出行CEO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逯高清英国萨里大学校长　　鹿　晗演员、歌手　　毛大庆优客工场、共享际创始人兼董事长　　潘建伟中国科协第九届副主席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　毅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　　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施一公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　　石　勇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　　谭铁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汪潮涌信中利国际控股公司创始人及总裁　　王　兴美团大众点评网CEO　　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振耀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徐小平真格基金主管及创始合伙人　　许　琳国务院参事、原国家汉办主任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薛其坤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　　印　奇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CEO　　袁　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燕京学堂院长　　张　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CEO　　张　雷远景能源创始人、CEO　　张首晟斯坦福大学J.G.Jackson和C.J.Wood讲座教授、丹华资本创始人　　张懿宸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云飞云洲智能科技董事长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　灏量化派CEO　　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　　朱　嘉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　　朱　民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副总裁

12月22日，“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公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供图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404.21万人，其中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则预计，到2025年我国留学人员数量将突破千万。“海归”人数越来越多，这一群体的“含金量”“稀缺度”会像大众认为的那样越来越低么?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12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联合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在过去的2016年中，这50位来自学术、科研、政界、商界、文艺、创业、投资、国际组织等多个领域的留学人员站在所属行业的前沿，具有开创性与前瞻性地推动了创新创业发展，在当下全球化时代，主导或参与了具有深刻影响力和重大突破性的事件或事业，不断开拓创新，富有创新精神，成为中国留学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创新创业大潮中的引领者和开创者。　　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中国留学人员在海外求学历练，拓展了广阔的国际视野，拥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商业经营模式，富有创新精神，饱含创业热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创新创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了解，“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体现了五大突出特点：积极探索，开创全新商业模式，其中包括蚂蚁金服CEO井贤栋、携程旅行网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滴滴出行CEO柳青等 “80、90后”新锐力量表现突出，80后留学人员在各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并且首次出现了90后，其中包括演员、歌手鹿晗等 多位入选人物同时有着学术、政界的经历，如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吉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 多位入选人物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如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副总裁朱民等 在投资创业的同时，始终关注并致力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22日，由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国侨办等部门主办的“2016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18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简称“2016海交会”)在广州举行。作为海交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研讨会”也同时举办，并发布“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　　附：2016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　峰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陈　竺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　　陈吉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十一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崔维成 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方洪波 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郝景芳 80后科幻作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　　黄　维 现任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黄晓庆 达闼科技创始人兼CEO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矫　勇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原水利部副部长　　井贤栋 蚂蚁金服CEO　　郎　平 中国女排主教练、世界女排名将　　李彦宏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梁建章 携程旅行网执行董事会主席　　林　东 杭州畅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爽 凤凰网CEO　　刘利民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原教育部副部长　　柳　青 滴滴出行CEO　　龙永图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逯高清 英国萨里大学校长　　鹿　晗 演员、歌手　　毛大庆 优客工场、共享际创始人兼董事长　　潘建伟 中国科协第九届副主席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　毅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　　沈南鹏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施一公 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　　石　勇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汪潮涌 信中利国际控股公司创始人及总裁　　王　兴 美团大众点评网CEO　　王贻芳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振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徐小平 真格基金主管及创始合伙人　　许　琳 国务院参事、原国家汉办主任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薛其坤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　　印　奇 旷视科技联合创始人、CEO　　袁　明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燕京学堂院长　　张　磊 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CEO　　张　雷 远景能源创始人、CEO　　张首晟 斯坦福大学J.G.Jackson和C.J.Wood讲座教授、丹华资本创始人　　张懿宸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云飞 云洲智能科技董事长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　灏 量化派CEO　　周成刚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　　朱　嘉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　　朱　民 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副总裁

“建好大楼、引好人才、做好项目，为重庆经济、两江新区和三峡库区发展作出贡献。”这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11月28日举行的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奠基仪式上，提出的明确要求和希望。 　　选址两江新区建立中科院重庆研究院，标志着两江新区按照中央要求，建设“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科研创新基地、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的全面提速，也是落实国务院赋予两江新区建设长江上游创新中心国家战略定位的重要步骤。 　　全方位多点出击 不拘一格揽人才 　　重庆研究院自今年6月挂牌以来，始终将全方位的人才引进当做核心工作来抓，不仅通过国家、中科院、重庆市相关人才政策招贤纳才，还开展研究生挂靠代招工作，同时招收重点区域、重点高校的优秀毕业人才，大量吸纳海外高层次人才，目前已初见成效。 　　——利用“千人计划”、“百人计划”、“西部之光”等政策，抓紧引进重点领域学术带头人、项目负责人，目前到位各类科研及管理人员百余人。 　　——与中科院研究生院资源与环境学院、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签订挂靠代招协议，编制完成2012年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全面展开。 　　——通过汇总用人需求，已经或即将在重庆、成都、武汉、南京、天津、西安、北京、上海等地，全面有序开展校园宣讲会活动，广纳优秀毕业生。 　　——注重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吸纳，7月至今参加了5场在北京、成都等地举办的海归人才招聘会，9月组织专家赴美参加“2011首届美国名校巡回招聘会”，期间共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渡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共约谈150多人次，与30多人达成初步意向，10多人将于近期来重庆研究院工作，年底将到位研究员20名，副研究员30名，具有良好海外背景的人员35名。 　　三方共建研究院 重大需求望人才 　　据了解，投资总额150亿元的两江新区世纪创新创业城，总规模15平方公里。作为其中的顶级科研机构，重庆研究院由中科院、国务院三峡办、重庆市政府共建。在奠基仪式上，三方签署了《共建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筹)协议》。 　　根据协议，研究院将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需求为牵引，在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环境工程三个领域进行科技布局，以智能化、绿色化、产品化为方向，重点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与前沿技术创新、技术集成创新、工程化研发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与技术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紧密结合，提升重庆创新发展能力，国务院三峡办则重点支持三峡生态环境工程研究所建设与发展。 　　据预测，在中科院建设及建成后，以上专业领域及相关人才将成为重要需求。

&ldquo 质谱仪器的种类在全球接近100种，中国能做的仪器只有5、6种，几乎99%依赖进口。我们希望能打破这一局面，发展自己的民族品牌，形成持续的创新力，推动国内质谱仪器行业良性发展。&rdquo 海归创业者周振博士近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表示。 　　2004年，周振带着一箱资料、一箱零件回国创业，在广州创立了禾信分析仪器有限公司。&ldquo 那时候我们除了知识，什么都没有，国内也没有人生产质谱仪器，我们一切从零开始，最初的团队只有4个人。&rdquo 周振回忆说，创业初期面临最大的是经费问题。 　　周振说，2006年到2008年是他创业最辛苦的时期，那时科技项目的融资问题很难解决，&ldquo 我们人有了，技术有了，但是没钱。当时银行卡里只剩下几万元，最困难的时候我咬咬牙把车给卖了。到2009年，广州科技风险投资给了我们第一笔资金500万，我们的资金压力才慢慢缓和。&rdquo 　　&ldquo 我把创业当做一种生活，就不会觉得艰辛了，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我的理想和追求。&rdquo 周振说，质谱仪广泛运用于食品、环境、药物、国家安全等分析测试领域，中国的中高端质谱仪市场一直为国外公司垄断。如近几年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领域，质谱仪作为其中主要的科学检测仪器，需求量很大但却长期依赖进口，技术基础受制于人，他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改变这个现状。 　　2010年广州亚运会空气质量保障、2012年粤北血铅事故溯源、&ldquo 东方红Ⅱ号&rdquo 黄渤海科考研究&hellip &hellip 在这些大型外场实验中，周振带领他的团队发挥了关键作用，全面实现数据快速处理、在线动态源解析等关键功能。&ldquo 质谱仪器的产值不大，但它创造的间接价值非常大，它能推动解决社会的很多问题。&rdquo 周振说。 　　周振说，目前中国的质谱仪器市场存在奇怪现象，&ldquo 购买者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买进口的，不买国产的，对国产质谱仪器有抵触情绪，这就导致不少生产质谱仪器的公司为了生存，尽可能采用进口部件，还有的公司只代理国外的仪器&rdquo 。 　　&ldquo 我们希望发展自己的民族品牌，虽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但是这是个必须的过程，我们可以不断创新，逐渐积累核心竞争力。&rdquo 周振表示，希望通过企业的发展，推动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周振还风趣地用&ldquo 江湖&rdquo 来比喻质谱仪器行业的发展。&ldquo 要做成质谱仪器行业的标杆，仅仅靠盈利是不行的，还必须具备其他特质。就像武功天下第一的也许是邪派，但武林中最受敬重的肯定是少林寺的方丈，因为除了功夫之外还要有武德。同样的，在这个行业，我们不能只想着赚钱，还要积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专业人才，才能让行业绵延不断地发展&rdquo 。

p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日前刚在英国 《自然》杂志发表领先世界的合成生物学成果，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覃重军研究员就在媒体面前流露出内心焦虑：论文的第一作者、掌握了自己学术思想和实验关键技术的博士生邵洋洋正在申请海外博士后，其中就包括此次与他们同时发表类似论文的美国同行实验室。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8/insimg/ef2459e4-3725-47d6-a971-944dcbf97e7b.jpg" title=" 640-3.jpe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覃重军研究员（右）与论文第一作者也是团队成员之一的邵洋洋在实验室进行试验研究。 /p p 　　“为了学生的前途考虑，我希望她出国，但为国家考虑，我真希望能留住她。”覃重军无奈地说，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按照国内学术圈现行的 “游戏规则”，年轻人若在国外实验室做出好的工作再回国，获得的待遇会好很多。能否根据真实学术水平和实际科研贡献，给予海内外青年人才同等待遇？这个近来被诸多讨论的话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 /span /p p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国内不乏孕育重大产出的优秀“学术土壤” /span /strong /p p 　　将酿酒酵母中16条天然染色体，通过基因编辑的方法合成一条，覃重军研究团队在 “合并染色体”的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连他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美国科学院院士、纽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杰夫· 博伊克，都忍不住来问他，究竟是怎么会想到要这么做，又是怎样完成染色体 “十六合一”的？因为博伊克的实验室用了相同的技术路线，但只融合到两条染色体。 /p p 　　“这是只有外行才敢想的念头，一开始没多少人觉得我能做出来。”覃重军非常感谢植生所给了他宽松的氛围，支撑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整整五年，我没有发表一篇与酵母相关的论文，换在别的单位，或许早就让卷铺盖走人了。”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覃重军说，这次成功的关键是他在初期作了大量思考，清晰界定了实验的原则，同时实验室也在进行系统的技术积累。 /span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斌告诉记者，尽管覃重军没有出论文，但研究所更看重人才的长期发展，在国际评估中，他的研究方向一直得到认可，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出的重大成果，我们就该耐心等待。” /span 为了让科学家安心做科研，植生所为各研究组长提供稳定的年薪，而非根据各研究组的科研经费多少来核算。 /p p 　　维持研究团队运转的人头费一直是件头疼事。多年来，覃重军研究组的“赤字”超过300万元。 “有些单位的研究组账面少于50万元，就可能被要求关闭，更不可能赤字运行。”为此，他感到十分幸运， “现在无论哪里要我去，我都不会离开植生所这片宽容的学术土壤。”更何况，这里每年都会冒出两三项引发学术界关注的重大成果，已初具国外著名实验室的创新氛围。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优质“小环境”还需“大环境”扶持滋养 /strong /span /p p 　　宽松而有活力的 “学术土壤”在国内尽管还不多，但越来越多的 “星星之火”已经出现。不必远寻，就在生命科学领域，上海就有多个研究所具备了专注学术、宽容失败、奋力创新科研氛围，而且具备了国际一流的研究实力。 /p p 　　照理说，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这样的研究所对优秀博士毕业生应该具有相当吸引力。但邵洋洋斟酌再三，还是决定申请海外博士后。 /span 的确，以此次单染色体人工酵母的工作，她可以申请到全球合成生物学领域任何一个顶尖实验室，去那些实验室接受训练和熏陶，这是每个年轻博士所向往的。然而，更吸引人的，是去一个优秀海外实验室学习上两三年，做出杰出工作再回国，就能比不出国的青年科学家获得更多科研经费支持和房贴，申请人才计划、科研项目都更有优势。 /p p 　　“可我又有什么理由阻止她出国做博士后呢？尽管我的研究组人手十分紧张，她走之后，很多后续工作可能难以开展。”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尽管植生所的 “小环境”不错，但从整个科研大环境来看， “海归”标签依然在科研经费获取、人才评价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让覃重军如鲠在喉。 /span /p p 　　不久之前，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刘真受聘为研究组长，他也曾为是否出国做博士后而纠结过。尽管他留在国内并做出了世界首批克隆猴这样的杰出工作，但在科研启动期所获得的资助仍比不上 “海归”们。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一个优秀博士生的流失，不仅意味着一段黄金创造力的流失，也可能将国内实验室的创新科研思路带给竞争对手。”痛心之余，覃重军疾呼，能否更公平地对待不同路径成长起来的人才，适时转变人才评价方式，让优秀博士生不必为了 “海归”标签而出国。 /span /p

什么是“千人计划”?什么样的海归才算“人才”?人才回国图什么?海归人才能改变中国吗? 　　掌管中国高级官员任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很少如此高调：向海外敲锣打鼓，呼唤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颇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动员。 　　2008年年底的中国，由向来仅负责任命高级官员的中组部牵头，启动了一项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在国家层面，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回到国内发展事业。 　　有别于以往的“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以及“杰出青年基金”计划，这是一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政治级别最高的人才计划——显然，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归国，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做最大的努力。 　　国际舆论称之为“高瞻远瞩”。 　　据教育部统计，目前中国有20多万留学人员学成后留在海外工作，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取得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约有1.5万人。他们大多在35—50岁之间，正处于创新创业黄金时期。 　　另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国际性人才竞争中，像世界上其他新兴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超乎了想象。 　　美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1月26日报道说，美国有关政府机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最高，高达92% 位列第二名的印度81% 位列第三的加拿大55%。 　　美国《科学》杂志称，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一直研究海外人才战略，这位早期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92万人，回国只有63 万人，回归率不足三分之一，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8%。 　　1996年，作家钱宁在《留学美国》里写道：在美国，留学生见面时，会相互询问“什么时候毕业?”“找到工作没有?”“买了房子没有?”但绝不会有人问“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如果你跟别人说，你要回国了。对方在惊奇之外，大半会猜想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这种局面，或许是当年中国政府恢复留学制度时未曾料想过的。 　　10年以后，另一位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已是另一番描述：就在几年前，他们中间还流行着“傻瓜才回家”的观点，而现在，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这或有文学加工之嫌，但21世纪的中国确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目光都在投向中国，包括那些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们。 　　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强大，但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它的改革仍显缓慢而艰难。对于那些立志于推动它变化的仁人志士，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说到底，今后真正能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不是别的，是发展的机会。”钱宁在书中说。 　　他们将迎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最好机会。 　　揭秘“千人计划” 　　2010年7月28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70位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到北戴河休假。国务委员刘延东、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前往看望。 　　这是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高级别政治礼遇之一。此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曾被邀请参加60周年国庆大典的观礼活动。中组部还特别在中央党校举办了“千人计划”专题培训班，以便“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更好地了解并适应国内的环境。这种努力颇有成效。截止到8月，共有6200人申请加入“千人计划”，入选1510人，其中正教授是前10年引进的20倍。 　　回国的诱惑 　　“特殊身份”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还是融资，都能有很多好处” 　　“这是一种荣耀，代表国家层面的认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王亚雄说。王亚雄是“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许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希望从制度上明确他们的特殊身份，以利于他们回国创新创业，他们觉得这比报酬、福利还重要。”一位中组部官员透露。作为一种“最高规格”的认可，入选“千人计划”当然是一种荣耀，但又不只是荣耀。“这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融资或做其他工作，都能有很多好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这样解读。 　　“背后是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王亚雄进一步解释。但具体到他个人，他倒不愿意透露获得了哪些支持。王亚雄回国之前在美国待了15年，本科学的是化工，博士念的是机械，现在在化工和机械两方面都有事业。此前，王亚雄在戴尔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戴尔高端计算机的硬件设计。虽然王亚雄现在的头衔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但他回国的真正目的是创业。 　　“千人”的烦恼 　　“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当然，社会上仍然不乏质疑之声，尤其是在学术界。 　　“目前归国人员中一流人才少，二三流人才多。”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学者这样概括“千人计划”人才引进的成果。“确实，并非所有的先进人才都回来了。例如，大量的理工科高端人才和高端管理类人才还是没有回来。”王辉耀坦言。这当然也在决策层的预料之内。还是在那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表示：引进海外人才可能会引起国内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激起一些大的浪花。但这也是成本。“把他们引回来，当然得要付一点代价。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他说。 　　国际知名科学家、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2008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他的全职回国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定的震动。 　　他很快被国内树立为典范。受其影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创新人才陆续申请到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工作。 　　事实上，回国后，施一公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千人计划”人才的引进。 　　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质疑，他认为，即使(引进)的这些人不是国际上最领先的专家，但也是不错的人才。“还有一些人去了西部……你们愿意去吗?这些人如果在国外做得已经不错了，而他回来又能以点带面改变一个学校、一个地方学术水平的话，难道我们不该支持吗?”在一次会议上，他这样反问。 　　确实，“千人计划”人才引进到了第三批，广西、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6个省区仍无入选者。 　　回到内蒙古的王亚雄向《中国经济周刊》抱怨说，“国家层面的推动很有力度，但到了地方缺乏跟踪机制。像内蒙古相对来说滞后一些，跟做得好的地方还是有一点差距。”例如，他的身份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落实。王已经入了美国国籍，根据国家政策，应该给发工作居住证，“但内蒙古这边落实得很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落实，每年都要签证，很麻烦。” 　　另一位“千人计划”引入的人才也向王辉耀抱怨说，他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环境，有上下游及助手配合，结果他回来以后，助手和上下游都没有了，各种表格填来填去，反而出不了什么成果。 　　“无论是回来搞学术的，还是创业的，都有人反映，国内的整套审批系统依然很繁琐，耗费他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王辉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科研经费的划拨，很多是凭关系。例如，你去当(科研项目评定)评委，你所评的那些人都给你打电话，各种领导也会打招呼。“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刚回国的人很不适应。” 　　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的科学家饶毅与施一公曾联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了国内学术环境的不端：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已经回来的这批人，都立志想要改变这样一种环境。 　　5月18日，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一块海外学人的宣传画十分醒目。 　　谁最需要国际化人才? 　　央企的人才困境 　　全球招聘“招了半天，90%还是内部人才” 　　国资委是实施“千人计划”的主要责任部门之一。在“千人计划”正式启动大约半年后，中组部领导曾到国资委做过一次动员讲话。 　　这位领导在这次讲话中表示，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布局，中国高层次人才的主力军首先应该在企业，其次应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当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确实集中了我国大多数高层次人才，但相比而言，企业的高层次人才少得多、弱得多，一些高层次创新人才远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战场。” 　　“中央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比较明显的差距在创新、在人才，靠创新才能克服困难，靠人才才能长盛不衰。”他说，中央企业要成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主力军。 　　 　　“千人计划”调查：归国人才最怕什么? 　　2011年上半年，中组部人才工作局、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对“千人计划”实施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千人计划”人才(包括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家属、用人单位、国内人才、公众等。 　　根据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千人计划”实施成效得到被访者的高度肯定。其中，99%“千人计划”人才、92.1%的用人单位领导、88.2%的国内人才认为有必要实施“千人计划”。 　　“千人”选择回国的主要原因中，“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出力”及“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期，回来发展机会更多”位居前列。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其中，83.2%的创新人才已到岗，67%已开始工作，33%已取得初步成果 86.1%的用人单位对引进的“千人”表示满意 82.8%的创新人才表示国内工作单位适合自己发展。 　　尽管如此，在这份调查报告中，也暴露了“千人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人才最怕：承诺不兑现 　　根据受访者反映，创新人才工作条件落实进度较慢。仅17.5%的创新人才表示所在单位已经 “全部落实”，“部分落实”的占40.4%，“正在启动落实”的占32%，还有10.2%表示“落实还有困难”。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千人计划”引才政策有待进一步细化 另一方面是部分用人单位与引进人才在签约时过高的承诺在后续工作中兑现不了。 　　与此同时，56.6%的创新人才、36%的用人单位领导、32.8%的国内人才认为“国家没有配套项目和经费，开展工作困难”。 这也是引进人才和用人单位平时反映较强烈的一个问题。 　　“国家提出的优惠政策很难兑现”、“待遇落实工作不够得力”也是被访者较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人才家属对各项特殊生活待遇的落实情况不够满意。其中，“绿卡、签证”、“子女入学”落实情况得分分别为67.3分和65.1分 “工作安排”、“住房(租房)”和“其他”待遇的落实情况得分均在61—64分之间 “医疗待遇”和“保险”的落实情况得分最低，均在60分以下，处于“不到位”水平。 　　究其原因，该调查报告分析：一是“千人计划”个别政策原则性强，要使其符合每位引进人才的不同需求有难度 二是有关职能部门的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导致部分人才不太满意 三是一些地方和用人单位服务意识不够，切实为人才排忧解难的主动性亟待增强。 　　最多的差评：“研究风气不好” 　　国内的总体环境一直是“千人”最关心的问题。对国内的科研环境，创新人才的评价并不高。 49%的人认为国内“研究风气不好，把很多时间花在学术之外的‘公关’活动上”，45.9%的人反映“科研项目审批不透明，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现象”，40.1%的人坦言国内搞科研“人际关系太复杂，需要花大量时间处理”。 　　64.9%的用人单位领导和55.6%的国内人才也认为“人际关系太复杂”是国内科研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37.6%的创新人才、35.1%的用人单位领导、50.0%的国内人才、36.3%的公众均认为“在当前科研体制下能力发挥有限”。 　　根据调查结果，对于创新人才而言，“科研团队力量弱”以及“科研经费不足”是他们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 对于创业人才而言，招聘合适人才难以及创业资金来源少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生活上，“空气、水污染严重”，“房价过高”和“食品安全”是引进人才及其家属担忧的最主要问题，同时，43.7%的创新人才和20.6%的创业人才对自身及配偶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较为担忧。 　　基于此，65%接受调查的“千人”最后表示，准备长期在国内工作，30.2%的人持观望态度，4.8%的人明确表示准备再次出国。 　　该报告表示，中组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完善引才政策、优化引进人才的工作环境，进一步严格标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更好地实施“千人计划”。 　　百年海归史 　　第1代 　　1872年—1875年，清政府送120名12—15岁幼童赴美留学。在这批少年归国后，有不少以后成为清末民初的优秀人才。 　　代表人物：唐绍仪、唐国安、詹天佑 　　第2代 　　光绪初年派出的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 　　代表人物：严复、刘步蟾 　　第3代 　　20世纪初，不少人选择前往日本留学，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 　　代表人物：黄兴、宋教仁、廖仲恺 　　第4代 　　1907年，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作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此时，除了清华大学派送留学生外，还有大量“自助学者”赴美求学。 　　代表人物：竺可桢、钱伟长、梁思成 　　第5代 　　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到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 　　代表人物：周恩来、邓小平 　　第6代 　　1920年5月，苏俄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 　　代表人物：瞿秋白、刘少奇 　　第7代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继续向美、英和西欧各国派遣官费留学生，自费留学生也人数迅增。二战后，这批留学生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 　　代表人物：朱光亚、唐敖庆 　　第8代 　　抗战胜利后，很多留学生和学者滞留海外，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年轻学子回国工作，数千名海外学子慨然归国。 　　代表人物：钱学森、邓稼先 　　第9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即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派出的1.8万多名留学人员全部回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代表人物：江泽民、李鹏、邹家华、钱其琛 　　第10代 　　海归一词真正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回归时。1997年后的两、三年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欧美留学生到香港就业。2002年是海归潮的高峰年。这批“海归”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也带来了市场和观念。 　　代表人物：王志东、李彦宏、邓中翰、周云帆、张朝阳、丁磊 　　按照中央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十一五”规划，高层次科技人才要占企业科技人才总量的5%。“目前是3.1%，缺口约2万人。这2万人短期内很难全部由我们自己来培养，引进是一条现实、快捷、有效的途径。” 　　央企第一次面向海内外招聘，可追溯到国资委成立之前。2001年，中组部首次面向全球招聘神华集团副总经理，被认为是中央直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彼时，国资委尚未成立。 　　2003年9月，挂牌不到半年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外发出公告，组织6家中央企业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7名高级经营管理者。 　　据媒体报道，国资委会议披露，2001年以来，共8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招聘128名高管和12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有媒体统计，2003年以来公示的122名央企高管人选中，51人来自于原企业或原系统内部，占41.8%。57人来自具有国资背景的外部企业，占46.7%。 　　“什么叫全球招聘?起码你得有一半人是国际上招来的才叫全球招聘，结果招了半天，90%还是内部人才。”王辉耀认为，国资委历年的全球招聘结果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些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体制上。“在国外待久的人可能会在文化的融入上有问题，不一定能适应国企的文化环境。但越是这样，就越要不断引入海外人才来改变这个环境。引入达到一定的规模，文化自然就形成了。” 　　地方的争夺 　　“光有大楼，没有大师不行” 　　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地方的人才效应或许更明显些。 　　王辉耀认为，“最明显的是提升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意识，各地官员更重视人才，这种附加的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说到这里，他很激动，因为他写的一本书《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被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专门组织官员进行学习。汪洋说，“广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人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研究人才理论。” 　　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以及全国的许多城市都提出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但其国际化人才的比例很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国际人口的比例都不足0.5%。这对于一个城市的国际化当然很不利。 　　“中国的大多数官员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的大楼基础设施都很好了，但光有大楼，没有大师不行，光有硬件没有软件不行。”王辉耀说。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投入了近400亿资金，用于人才发展和引进。全国31个省市区和35 个行业系统已经启动了2778项人才工程，制订实施了本地区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例如，北京市实施了“海外人才聚集工程”，上海市启动了“上海千人计划”，广东省实施了“珠江人才计划”，江苏省实施了“万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事实上，早在2003年以前，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就曾当江苏的形象大使，先后两次率团专门到韩日、北美地区招聘人才。在招聘过程中，他不仅不遗余力地宣传江苏，而且多次到招聘现场和留学生交谈，鼓励他们回国创业。 　　王亚雄在江苏设了一个分公司，他明显感觉江苏在海外人才的引进上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以苏州为例，官方数据显示，苏州人才总量增长率连续9年保持在15%以上，高层次人才数量增速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已有3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无锡也推出了“530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30名海外领军创业人)。截至去年，无锡已累计引进海外归国人才超过6000名，落户530企业1200多家。 　　未来10年、20年，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周围，能不能成为世界上科技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这是一个未知数。 　　凌志军在研究了李彦宏、张朝阳、周云帆等等那些创造了中关村财富神话的案例后，在《中国的新革命》中预言：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一定是海归的天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将是海归。 　　倘若这个预言可以实现，那是海归的幸运，这个国家也必将为之改变。 　　2006年，他就在内蒙古创建了一个太阳能和节能设备的企业。但直到2009年，他才作为“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真正”回到国内。“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公司的发展需要 另一方面，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也确实想创一份自己的事业。” 　　从硅谷归国的姚宏宇也是入选第二批“千人计划”的人才，2007年回国创业，创建了北京友友天宇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云计算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发展。2009年，他为了申报“千人计划”去了天津。 　　“这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能砸到你一块就很不错了。” 　　但他刚在天津申报成功，北京这边又来找他，“弄得很尴尬。” 　　在这场人才战略的政治动员中，中央要求各省、区、市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制定本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有针对性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地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性，甚至“千人计划”成为地方和部门的政绩工程。 　　姚宏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成为“千人”之后，相关方面经常会关心一下，例如，中秋节被邀请去开个联欢会什么的。“印象最深的是，给我太太(美籍)解决了五年签证。这样我就不用老跑到旧金山去签证了。” 　　“但对我创业，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好处。”他批评很多人对“千人计划”所持的心态不对，“你本来就是要回来创业的。” 　　他说，在美国，创业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人力资源成本。国内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相比美国，国内最大的优势是人脉，做生意讲人情。” 　　王辉耀曾做过调查，那些归国创业成功的海归， 80%的人曾在不同时期参与过起码一个不同的社团、商会、行业组织、校友会、同学会等。这是积累人脉的主要方式。 　　“但国内最大的问题是，无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公司，整体面临信用缺乏。”姚宏宇说，他对国内创业环境最不满的是：无论是政策还是资源，都倾向于支持大公司，而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公司。 　　同在2007年回国创业的陈锡源深以为然。陈锡源是播思通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CEO， 该公司是一家移动通信产业软件供应商。此前，陈锡源是总部在美国硅谷的UT斯达康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 　　“中组部的承诺都兑现了。”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司获得了认可，这很好。 　　“‘千人计划’的效果很好，现在国外的不少人都想回来，但很多找不到合适的机构。”王辉耀说，国家扶持了一批人，形成一种氛围，“这很重要”。 　　在他对海归回国创业300个成功的案例调查发现，这些人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一般三位以上的海归组成一个创业团队，普遍高学历，其中博士和博士后占了48%，硕士占35%，46%的人为理工专业，27%为经济或工商管理专业，12%为法律或其他人文专业 在高科技领域创业更容易成功，70%来自高科技，20%来自服务业。 　　“‘千人计划’对国家一定是有好处的。这跟投资一样，投10个有一个成了，那就是成功。引进10个，有1个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是成功。因为人才作出的贡献肯定是不能以量来计的。”姚宏宇对“千人计划”给予了高度认可。 　　决策层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千人计划”的一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要有人才投资的概念，还要充分认识到投资高层次人才也是个风险投资，要争取赢，也要宽容“输”。投资人才肯定有投不中的，对投不中的要宽容。实施“千人计划”，“国家层面准备引进2000人，全国总的引进万把人。这万把人中要是能出来1000个真正管用的领军人才，那就不得了。”

9月3日，北大海归教授饶毅和清华海归教授施一公联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文章说：“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科技部发言人8日回应说，文章所言“与事实不符”。 　　公开反驳的理由是，我国基础科研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与验收诸环节都按国际通常办法，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由其全程参与评审和监督管理。饶毅和施一公就是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科研基金分配的受益者。 　　按理，既得利益者应当维护现行体制才是，把旧体制维护好了，受益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但饶毅和施一公两位教授却站出来，坦言问题所在，完全就是局内人的“反戈一击”，这自有其穿透力。 　　我们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闻者足戒”首先必须允许别人“言”，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接着应当多多反躬自省，然后始可言“戒”。海归教授的文章公开发表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显然是以科学与探讨为出发点，不同于“愤青”在网络上信手写几行发泄情绪的文字。简单指责其所言“与事实不符”，显然有堵塞言路之嫌，令人顿生“好心当做驴肝肺”之叹。 　　在科研基金分配方面，中国已按国际通常办法建立了严格的评审制度，这是事实。饶毅和施一公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自然是体制受益者，但受益者的批评可能更可信。他们参与了项目申报，经历了评审的全过程，其中甘苦寸心知之。他们心智健全，也没有造谣诬蔑的明显动机，说出来的恐怕只是“公开的秘密”。不仅他们在说，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也都在议论 不仅科技工作者在抱怨，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谈论关系对于申请科研项目的决定性作用。 　　制度首先表现为“公众形象”，而海归教授目睹的却是不施粉黛的那个它，说穿了，那是一套潜规则。饶毅和施一公把它当做“科研文化”来探讨，说明他们并没有仅仅把它看作与政府有关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深入到文化层面，他们的态度还是诚恳的。但“公开的秘密”之存在，政府有关部门不可能脱掉干系。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国际通常办法”未必够用，有关部门满足于“国际通常办法”，让“公开的秘密”公开着，是一种行政不作为。 　　既然“公开的秘密”存在着，我知你知他知，有关部门就应采取补救措施。海归教授有中西两种体制经验，有比较有鉴别，他们的观点值得我们洗耳恭听。怕别人“泄密”，赶紧捂别人的嘴，原因可能在于，某些官员本身就是人们“拉关系”的对象，是漏洞的受益者。

今天小编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作者不详，觉得有几分道理，遂分享与大家。文章说的是中国制造，其实也同样适合我们科学仪器行业，与大家一起勉之。全文如下：一个海归工程师眼中的中国制造“七宗罪”我是一个海归工程师。作为一个长期为中国制造业服务，尤其是为装备制造业服务的高级研发技术人员，我与中国制造“形影不离”已近十八年。从海外回来时候，也曾踌躇满志，满腔热情，本以为先进的科学思想，世界领先的检测技术能真正为处于弱势的中国制造做出一番贡献。可事实证明，当初的想法是那么的幼稚。图来自网络,侵删原罪一：不重视核心技术、太过重视营销制造及制造的结果——产品，追逐市场，获取市场占有率，获得市场尊重本无可厚非。但任何事物一旦过了，走向了极端则有了大问题。几千年来，有了商品交换，其实中国一直存在着市场经济，不过市场经济的特质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界定的“这番模样”罢了。自古以来，好产品之品牌大多靠积淀，靠市场传播力。景德镇的陶瓷，西湖的龙井难道不是市场经济让您和世界知晓的吗？景德镇的瓷器，西湖的龙井赫赫有名的知名度，难道不是靠核心技术及质量取胜，一个又一个，一斤又一斤的卖出来的口碑吗？请不要过度的渲染所谓的市场化，请勿过度的依赖所谓的市场营销。当营销人员漫天飞的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的货儿真不怎么样了。百年老店有哪一家不是依赖核心技术与品质取胜呢？即便新科技，新技术的产生，同样无法离开品质。否则这样的新技术和新科技不会被人们尊重，最后还是一场空！本末倒置，最后还得回到原来。根本就是根本，枝叶就是枝叶。原罪二：被“管理死的”中国制造本人在国外是从事先进制造研究的，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大大小小的供应商见过无数。有一些供应商规模千人，万人，有的供应商几人，十几人。走遍了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大国、强国，也没有在中国供应商那里听到的一个词汇多，这词汇便是所谓的中国企业家们挂在嘴边的“管理”。在德国和日本，优质的零件和部件制造商，工厂、公司的领导、干部并不多，即便赫赫有名的整机厂商也没有那么多人浮于事的管理人员。也不会机构重叠，部门林立。一堆部长、经理，还有这总，那总的。在制造强国，技术是最被尊重的，对技术的领悟能力和创造能力是备受尊重的。你让公司产品很好卖，不需要推销的就很好卖，你的薪酬一定比别人高。你发明某一种工具让产品生产质量稳定性大幅度提高，产量大幅度提高，国外企业老板敢把获得利润的一半与你对分。这是尊重事物本质的表现，这表现相当好。老板会算计，假若不是你，他这一半利润也就没了影子，干嘛不敢分呢。而我们的中国制造企业呢？一堆的管理干部，人浮于事，没边没谱的管理学可以不负责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好好干活的人，谁愿意被管理？有创造力的聪明人正忙着优化您的产品，想着下一步新产品如何更加受市场和客户欢迎呢。图来自网络,侵删原罪三：企业和员工互不信任企业和员工，劳资之间世界范围内均是矛盾体。但多数工业国家之间的劳资关系并未像中国企业这样说不明道不清。在中国制造型企业，跳槽和不忠诚现象举世罕见，老板和领导对下属和员工不信任同样举世罕见。中国制造很难聚集成群有职业操守的职业人，招募来大部分是为了饭碗的打工者，所以以日本企业来评判中国制造企业，中国企业团队更像赶集赚小钱的一群农民，而不能说是训练有术的产业团队。在中国制造企业里，为了多两百元，可以将一份好好的工作顷刻之间甩掉，看到企业有困难，没有几个人愿意挺身而出，用信仰和信念支撑自己与企业共同前行。当恶习成了规矩，毁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企业的一贯性，完整性，技术积淀性，毁掉的还是一批又一批制造人的精神家园。工业尤其是大工业一定得强调连贯性、计划性、技术队伍的提升性。因为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式的思维方式在主导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所以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产业团队的创新创造能力方面，面对工业强国的优质产品大多不堪一击！只能靠质次价低抢夺低端市场。企业管理阶层的问题更多，他们对企业员工的最基本信任都没有，当然换不回员工对企业最基本的认同和信任，对人才视而不见，对未来没有信心，做企业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招聘条件近乎急功近利到了极致，大多强调现在产品行业经验，根本不想对员工做出潜能的挖掘和连续的培养，国企如此，私企更加如此。原罪四：惯坏了采购人员中国制造还有很多可以让人痛恨的坏毛病，坏风气。最应该鞭挞的是采购和采购人员的素质极端低下问题。或许中国制造因为产业低级，客户难得。把一些稍微有市场垄断能力的，有品牌效应的企业采购人员惯坏了。一些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老板们，愿意从家族中间或亲信中间选拔采购人员，美名其曰防止腐败。一些国企领导甚至有意将采购工作交给自己的亲信，还告诉：“这事肥缺哟，你要好好干，要悠着一点哟。”你的员工老张老李可以吃回扣，搞腐败。难道你的小舅子，小姨妹就不是人了吗？是人就可以是贪婪的，就可以是重利忘义的。为了防止腐败，就搞招投标，结果是越招投标越腐败。把使用者和技术人员排除在外的招投标，对招投标没有监管的假公正，只会让腐败穿上合法的外衣。原罪五：对知识产权不尊重深入到中国制造的病毒还远远不止这些因素。倘若，不给予排毒治疗，今后的中国制造依然不会好转，脚痛治脚，头痛治头的方式无法解决中国制造由来已久的根本恶习。我在此要特别指出：中国制造的仿制问题、山寨问题、投机取巧等问题，其实归纳到底就是对知识和知识产权的严重不尊重问题！相当数量的企业，对原创技术的漠视，对技术方案的不尊重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老牌技术公司已经被骗怕了，通常不会当真，不给钱不干活儿是唯一准确的选择。可新成立的科技型企业，研发设计公司一看大公司青睐于自己，谁敢怠慢呢？熬更守夜几个月的详细技术方案从邮箱里一发出去，后来的五年再无任何消息了。还能有什么结果呢？被骗技术方案了。这样的场景，我想很多搞研发和设计的朋友均遭遇过吧？原罪六：牵强的民族主义我海外生活和学习了十多年，跑遍了近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和科技国家。纵观世界工业强国，再也没有哪一个工业国家如中国这般爱打民族悲情牌了。无论是从企业冠名，还是产品的名称从黑龙江哈尔滨到海南海口，从乌鲁木齐到上海，民族主义的产品比比皆是。这些企业到底啥意思？对你的企业没有信心吗？对你的产品妄图通过民族感情讨好悲情的国人吗？实际，爱国主义是假，多卖几个产品换几块银元才是真的。优质的产品，负责任的企业价值诉求符合全人类。企业就是企业，产品就是产品，扯那么多民族感情干嘛呢？有些很可笑的中国制造企业，不知道是吃了那一种药，从拖鞋到手机，到电饭锅，再到避孕套，民族和民粹主义色彩在制造业弥漫着。原罪七：权力寻租有人类商业活动，就有市场行为，什么叫市场经济，什么叫商业，这本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偏偏很多简单的问题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无比复杂的问题。你是一汽系统的某老总，你就可以叫亲戚在外开一个零部件厂，把自己的权力入股形式在这家供应商里大把获得利益，钱自然不会打入实名制的银行卡上的，在这家供应商股东名录里，也绝对看不到权力入股的这一位影子股东的。当然这家被总厂和客户包容和保护的零部件制造企业，一般来说是不可能从别的优质制造企业采购相同零部件的，即便别家企业多次被询价，被做方案。我打的比方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非常普遍，以至于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各种系。汽车系、电信系、石油系、工程机械系、钢铁系、铁路装备系、煤炭系、农业机械系、电力系、橡胶系等等等又等等，各个系的制造行业，均被权力寻租，被有背景的人士把持。请问这样的市场经济要来何用？本来应最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民间资本，个人和小团体创业因子只能被排挤到做利润最薄，最辛苦的活儿，赚钱的买卖要么属于专控，专卖，要么就被各种系牢牢把控着。买几公斤螺丝钉，卖几套钳工工具都可以潜规则，这样的中国制造有什么可值得炫耀？说到这里，我陡然同情起山寨别人产品的草根企业了，倘若不去山寨，是不是无路可走呢？真有可能的。于是全民电商，创业就只能搞电商了。要不就去开一个服装店，小吃店，搞不下去就“旺铺转让”，继续让房地产祸害另外一个创业者。结语“秦朝的砖”，“汉时的瓦”，“宋明的陶瓷”，“清时的茶”......过去伟大制造之魂似乎正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如果没有理想和信仰支撑、如果没有工匠精神承载，所谓的“中国制造”只不过是山寨路边没有灵魂的“Made In China”！我们的精密的科学仪器亦是如此，虽然近些年来我们在某些领域已经缩小了与进口仪器的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驻足不前，否则我们被进口仪器拉开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图/哈尔滨医科大学网站 　　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近日在微博发布消息称，我国“千人计划”入选者王志国因两篇论文造假，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关闭实验室。记者昨晚从该研究所网站获悉，王志国确因学术不端被免去科研权利，其实验室也被关闭。 　　调查结果论文中图片被篡改 　　王志国系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药学系教授，我国第四批“千人计划”入选者，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所长。 　　方舟子表示，此消息引自加拿大媒体，是经官方调查后最新公布的处理结果。 　　记者登录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网站看到，8月10日的报道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7月底已对王志国教授的学术研究展开调查，重审所有数据。 　　报道称，王志国本人曾承认，被撤销的论文中用以说明数据的图片在合成中出现错误，论文其余部分包括结论准确无误，实验结果也可重现。但对于图片问题，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其所关心的问题是所用的图片“是如何被人为篡改”的。 　　据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官方网站消息，研究所主任Tardif博士在9月2日召开的记者会上介绍，工作人员今年6月发现，王志国两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被相关期刊撤销，经严密调查，专家委员会认定王志国违背研究所的科研伦理标准及其自身作为研究者的职责。 　　记者登录国际著名生物期刊《生物化学期刊》网站发现，两篇问题论文的查询结果显示“已被作者撤销”。 　　方舟子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已公布的调查结论有力证明，王志国相关论文确系造假。 　　当前处罚已被剥夺科研权利 　　据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官方网站消息，研究所主任Tardif表示，调查报告和参与调查的专家委员名单将予以保密，以继续对此学术不端行为进一步调查。研究所决定，立即免去王志国的科研权利及其研究者身份，并关闭其实验室，并要求其同时撤销另外3篇已发表的论文。 　　据CBC 9月2日报道，王志国此前已获加拿大联邦政府、相关科研机构及协会数百万美元科研经费。调查结果公布后，相关机构已冻结经费，并永久取消其资助资格。 　　“这是很严厉的处罚”，方舟子说，国外针对学术不端行为最严厉的处罚是开除，王志国目前虽未被蒙特利尔大学开除，依然保留教授身份，但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没了实验室，事实上“与开除也差不多了”。 　　截至昨晚，王志国本人对此处理未予表态。记者联系其所供职的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未能得到回复。 　　王志国其人 　　哈医大重点引进海外人才 　　据国内媒体此前报道，去年8月20日，黑龙江省向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9名特聘专家发放资助资金，除中央资助的每人100万元外，黑龙江省再资助每人50万元，其中就包括中组部第四批“千人计划”入选者王志国。 　　黑龙江日报集团下属的《家庭保健报》去年9月14日报道称，王志国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个通过“千人计划”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也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医疗卫生行业创新类的“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哈尔滨医科大学网站显示，王志国为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所长。其多年从事离子通道分子生物学研究，现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药学系教授、资深科学家。 　　介绍称，王志国先后在国际杂志上发表原创研究论文百余篇，是5种国际期刊杂志编委，曾先后获20余项科研奖励，1996年被授予加拿大蒙特利尔伟大公民及青年科学家称号。 　　说法 　　应当取消其引进资格 　　学术打假莫不了了之 　　针对这一事件，有网友认为，王志国不应入选“千人计划”。方舟子也认为，当取消其入选资格。 　　"千人计划’评选时，要求在国外有一定职务，并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方舟子说，“既然现在已调查认定他的学术研究有问题，等于之前那些条件已不符合，无论从评选程序角度，还是从学术道德角度，都应取消资格。” 　　有网友认为，应学习加拿大对于科研造假的惩罚力度。 　　对此，方舟子表示，对资历较高的科研人员，我国基本不做调查，即使有问题被曝光也大都不了了之。他提到两个相关部门，一是教育部下属的学术建设委员会，二是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虽建立都已有时日，但“从没听说他们做过什么调查，处理过什么学术问题”。 　　“这件事可看出，国外学术界同样存在学术问题，但一经发现他们会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才不致学术不端行为泛滥。”方舟子说。 　　“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简称。我国计划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引进2000名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业。

■过去10年间，我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持续增长：从2000年至2005年政府的研发投入年增长率达17%，2005年至2008年的投入年增长率达23%，2009年又增加了30%。但是，除了论文数量增加以外，其他的成果却很少———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同行手里的现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2010年9月，饶毅和施一公两位科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专门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回国一年半，很想在科研上做出点成绩。起码80%以上的时间要花在科研上吧？但现在50%以上的时间花在了拉关系上!” 　　“回国后发现，许多项目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不交际，根本争取不到像样的基金。为什么说权威厉害，因为权威都是终身的，不退休的。” 　　…… 　　谁让学术圈已经成为了一个江湖？ 　　明明是搞科学研究的，却不得不为了科研忙于交际——最近举行的一次“千人计划”归国学者座谈会上，一些“海归”学者直陈对国内科研生态环境“水土不服”。他们的感慨，与饶毅和施一公两位“海归”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的发文“呐喊”，遥相呼应。作为国内学术界的“一哥”，饶、施两位尚能公开撰文，探讨 　　国内科研界经费分配中的种种怪现象，并意外地获得科技部的回应。而国内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却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与体制“叫板”，面临的后果很可能是再也申请不到像样的课题经费，实验室被摘牌，在圈内处处受排挤，被边缘化…… 　　经费申请，到处是“黑匣子” 　　身为“长江学者”，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教授陈良尧在申请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课题时，曾遭遇过一次“黑匣子”事件。 　　有位学者与陈良尧有过一面之交，两人的研究背景和课题兴趣并不相同，也没有任何研究与合作关系。但是，当陈良尧申请973课题时，却收到了这位学者的来信。对方先是亮明身份：973项目立项的“咨询组”成员。然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陈良尧给他一个子课题。当然，语气极为客套：“我很希望能够安排教师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 　　“他的要求，触动了很多像我这样的科研人员的软肋。”陈良尧很清楚，这位学者的研究方向与他的项目没有任何相关性。如果把他的课题纳入项目，难以向共同申请课题的其他科学家解释原因 但是如果不把他的课题纳入，显然就其担任“咨询组”专家的身份和信中的那些暗示，届时申请973课题，就会希望渺茫。 　　犹豫再三，陈良尧费了一番心思，多次就自己申报的课题进行“微调”，终于把这位学者的课题组成员纳入到了他的子课题中。 　　项目中评答辩阶段，陈良尧遇到了这位学者。但最终，陈良尧的课题还是没能通过。“据说有更高级别官员的课题组也夹在某申请项目内，要求被优先照顾。这样，其他项目就被挤走了。” 　　按照973计划项目的申报规定，如果某一学科方向安排了课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三五年内)，将不会在该方向安排其他类似的课题和项目。这样的流程设计，旨在避免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 　　果真，第二次973项目申请时，陈良尧注意到，原先的申请方向已经没有了。但蹊跷的是，虽然该方向在973课题申请指南上已经消失，但却有另一课题组迅速申请到了这一方向的课题，而原先来“问候”陈良尧的“咨询组”成员，则在那个和他的研究方向“不搭界”的973项目中拿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在后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陈良尧再次遇到了这位写信的学者，对方心照不宣地扔过来一句话：“老陈，到处都是黑匣子！”陈良尧心里不免有些愤懑。“你不就是其中的那个黑匣子吗?”但陈良尧说，他也理解那位学者的无奈。 　　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项目的申请中，类似怪象层出不穷。每年973申报时，都会提前列出一些国家需要重点发展和投入的基础研究方向，且这些都是国家急需发展的最前沿的基础研究领域。有学者反映，曾经有一年，973项目申请指南中出现了信息领域中的“纳米信息技术”研究方向，但是却把与“纳米技术”没有太多关联的“传感器和系统”列为重点。这一年，冲着纳米技术领域去的申请项目，均以失败收场。到了第二年，“纳米信息技术”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实施，这个方向却在申请指南上蒸发了! 　　“究竟是影响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器件尺寸问题解决了，还是这个方向在一年之内已经不再属于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了?”学者们很是纳闷。 　　学界“大牛”，圈钱有门道 　　某个领域有重大课题立项，学界“大牛”们往往悉数受邀参加评审。为了避嫌，“大牛”会让自己课题组的其他人参与。个中蹊跷，只有待项目结题、发论文时“大牛”的名字重新露面，才会彻底揭晓。 　　“重大课题项目申请，大有门道。” 　　在浙江大学，有位教授多次参加973项目申请。后来他索性把项目申请也作为研究课题来对待，仔细观察现象，认真总结原因，终于找到了个把“规律”：学术圈亦是江湖，学术大佬们会吹黑哨。 　　说来极为简单：某个专业领域有几个所谓的“大牛”，这个领域有重大课题要立项，往往这些“大牛”会参加项目的评审。如果其中一位拿到了一个重大课题，其他的“大牛”往往会参与这些课题。为了避嫌，“大牛”会让自己课题组的其他人参与。当然，未来发论文时，“大牛”的名字总是在上面的，因为是“老板”嘛。而在最开始的立项和最后结题时，这些参与的“大牛”往往都会隐匿起来，以便动用各种关系照顾自己的项目———这就形成了一个圈子，而且课题项目往往是在圈子里“风水轮流转”。 　　按照浙大教授的讲法，重大项目申请过程中的蹊跷和猫腻，在立项刚开始时不容易发现，待露出“狐狸尾巴”，要等到几年后课题结题。这是因为，大多数申请到重大项目的课题组，最后都要发表论文。而这些项目的文章中，都会有那些参与课题评审的“大牛”的名字。 　　还有一位学者，曾经专门统计过一位院士从博士后到后来担任高层科研管理者时期每年发表的论文数。结果发现，院士在做博士后期间，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很有限。自从担任管理职务，发表文章的篇数便直线上升———官做得越大，发表文章的篇数越多。在鼎盛时期，该院士一年发表SCI论文达51篇，几乎平均一周发表一篇。其中不少论文，都有“感谢某基金”的注脚，或者文章内容直接与某基金的课题相关。 　　“一些走上管理岗位的科学家，已经没有任何科技工作者的良知、诚意和信誉可言。”同在学术界混，在基层做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对上层的科技管理者，意见越来越大：过去，管理科研经费的人，本身并不从事科研工作，他们常常被抨击为“外行领导内行”；现在看来，内行当领导，情况更糟糕。因为内行很多时候自己也要争取课题经费，也要从这里分一杯羹。 　　申请课题，讲好“故事”很关键 　　几乎所有大学的科研处都会对教授们进行培训———对付重大科研项目答辩，教授们的介绍必须通俗到让一个车间里的工人都能够听得懂。科研投入增加了，实力却没有跟进，原因在于“发展科研的资源，通常都集中到善于说服别人的人手中。” 　　参加973评审答辩，往往一个几千万的项目，评审专家里只有1到2个是“大同行”，其余都是外行。因此，很多有申报经验的学者总结：除了“混圈子”，讲好故事很关键。 　　一所名牌大学的“海归”教授透露说，几乎所有大学的科研处都会对教授们进行培训。对付重大科研项目答辩，最经典的一个要求是：教授的介绍必须通俗到让一个车间里的工人都能够听得懂。 　　“要申请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按照规定应该是最前沿的课题。尚未开始做，一切都是未知数，如何来进行科普教育?申请这么多的经费，就靠描绘不靠谱的远景，而不是扎实的研究基础。这往后怎么可能做出像样的东西?!”这位“海归”教授不无困惑。 　　我国近年来科研投资逐年增加，但在科研实力上，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短，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方面。一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领衔专家在解释个中原因时，亦直言不讳：“发展科研的资源，通常都集中到善于说服别人的人手中。” 　　“973计划实行这么些年了，立项的重大项目数以千计，可是，究竟有多少项目真正改变了人类的困境或至少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侠曾专门撰文，探讨我国当前的科技评价体制问题。在他看来，所谓的重大项目，往往已经沦落为扼杀竞争的一种借口。“要知道，在科学上没有豁免权，任何人都要通过思想的新颖性竞争来取胜，而不是靠科学以外的力量来占有资源。” 　　李侠的观点和饶毅、施一公很类似：项目申报很容易演变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换票行为，人为地造成科学界以利益而不是以学术为导向的拉帮结派活动。“试想，一个大项目通过所谓的团队整合，几乎可以把同一个领域的国内主要专家一网打尽，这样一来，哪里还有真正客观的评审?有资格进行评审的人，都是团队成员或与团队成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借助于制度性力量，合法地助长了学界日益蔓延的帮派主义与学阀作风，败坏了纯正的学风与学术规范。” 　　动辄捆绑千万资金的重大科研项目，在让一批科研人员垂涎的同时，也滋生了他们的邪念———“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不少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大项目，其命运多是隆重出场、草草收台，即便追究下来，也以“交学费”为由挡了回去。作为学者，李侠的问题是：这些学费交到哪里去了?谁允许交的?“现在的借口是‘允许失败’。可真正的失败是一种悲壮的荣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借用的。”

2018年是北京兰友科技有限公司重装出发的第二个年头，新年伊始，公司就陆续在产品、营销、团队建设等方面频出大动作。初春3月，海归博士、仪器行业资深专家李根梓先生作为高级合伙人加盟北京兰友科技有限公司，出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首席科学家。李博士将负责兰友科技业务战略规划、研发管理、供应链管理、质量管控及对外技术合作等方面业务。李博士的加盟将会给兰友科技这个初创公司带来成熟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加快公司新品的研发速度，全面提升公司的运营效能。李根梓先生，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机械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先后任职于时代集团、北控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企业，并担任总经理、总工程师等高级核心职位，长期从事技术及产品开发、研发管理、运营管理等工作。在业内主持多项精密仪器新产品研制及产品化项目，曾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技成果奖、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三等奖等多项科技奖励。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专利多项。在光学精密仪器、仪器自动化及人工智能领域有深入研究及丰富技术储备。关于北京兰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兰友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位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北京京仪科技孵化器，是由一批在科学仪器行业里有深厚造诣的仪器人联合创建，现任总经理是国内分析仪器行业老兵马放均先生。公司以“卓越科技创建智能实验室”为战略口号，以“解放实验室分析工作者”为职业使命。公司通过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信息技术等手段，让机器替代人工，从事实验室标准化、流程化的操作，并在仪器中不断增加传感，赋予仪器感知能力，使其变得更加智能，逐步把实验室分析工作者从繁重的程序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能够从事更富有创造性的分析工作，在常规检测领域最终实现无人值守的智能实验室。智能实验室会全面提升分析的可靠性，降低实验室的运营成本，提升效能；同时保护实验室人员免受化学试剂、噪声、辐射等伤害，降低劳动强度，让人工作的更有尊严。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科技会使实验室工作变得更美好！ 兰友科技历时两年研发的智能土壤样品制备系统设备年内上即将市发布，与此同时兰友科技联合行业合作伙伴，推出全自动快速溶剂萃取净化仪、COD自动分析仪、BOD5自动分析仪、便携式水土重金属分析仪、走航式ADCP分析仪、智能多组份标准溶液配制机器人、溶剂自动稀释仪、流动相自动溶剂稀释仪、有机物纯化仪等实验室理化分析前处理设备,为环境、农业、食药、卫生、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的理化分析、样品制备、液体制备等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支撑，并不遗余力的提升我们的服务，提升仪器的智能化水平，最终实现智能实验室贡献我们的力量。

蚂蚁金服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最近从在Netflix担任高管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老同学手底下挖走了一个优秀的数据工程师，老同学写了一封邮件给他说，“我们有个很好的家伙去你那里了，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　　还在美国的时候，漆远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顶级专家了。十几年前，他以中科院硕士学位的身份去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进行博士后研究，后来成了普渡大学计算机系和统计系终身教授，开设了普渡大学第一门“机器学习”的课程。他的研究成果直接在微软游戏机盒Xbox上大规模使用，被授予“微软研究奖”，他曾有好几次投身工业界，包括加入早期的Google和Facebook，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学术界。　　“在那时，这些科技公司还没法提供我所想要从事的工作。” 漆远说。　　但2014年，漆远觉得时机成熟了。让他的家人意外的是，漆远并没有加入美国的任何一家大公司，而是决定回到中国，加入阿里巴巴。现在，他是中国“千人计划特聘专家”，蚂蚁金服的首席数据科学家。　　漆远回中国加入阿里巴巴后，联合成立了阿里的大数据科学技术院，第二年就用刚推出关于的机器学习平台拿了阿里内部的技术大奖。他带着十几个人做的项目，为公司创造了十多个亿的营收，漆远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因为在机器学习的学术圈子里，这样既有技术影响力又有巨额业务营收的项目，非常罕见。用漆远自己的话说：“之前我是一个教授，而现在，我是在领兵打仗。”　　漆远就是阿里“DT”(数据技术)人才引进的重要成果之一，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差不多一半的精英都在他Facebook的朋友列表里。他被“忽悠”回中国，现在自己又到美国“忽悠”那些更年轻的中国背景的专家回来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想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领域，干点大事。　　不仅阿里巴巴，包括百度和腾讯等在内的重量级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已经将海外招聘放到人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因为激烈乃至残酷的本土竞争，让中国的不少互联网产品体验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超过了硅谷的公司。而无论是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还是今日头条、滴滴和小米们，也越来越迫切地要走出国门，海外人才资源很重要。　　在这样的动力驱动下，阿里实施DT(数据技术，Data Technology)战略，从美国延揽了数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顶级科学家 百度相继成立百度硅谷实验室和“百度大脑”团队，都以硅谷的高级技术人才为基础 腾讯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产品岗培训生。传统猎头和亲朋好友内推的“点状招聘”已经满足不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需求，就连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也嗅到了这个机会，针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推出了海外招聘服务。　　一个流传在海外精英圈里的段子，是这么说的：2005年之前从美国回来(供职中国公司)，直接就是联合创始人 2008年左右回来，还能混一个VP(副总裁) 到了2014年，想做部门总监都得看具体的履历背景。　　回来是造原子弹的　　蚂蚁金服基础数据部的陈萌萌，目前的工作是在蚂蚁金服的自有数据库OceanBase团队负责SQL相关的开发。1981年出生的他至今单身，日常生活很简单。2014年加入支付宝的时候，陈萌萌没费多大劲就来杭州了，而且得到在天津的父母支持，“总比在国外近多了，有个什么事儿都方便回去”。　　按在硅谷流传的段子，陈萌萌就是那种广受欢迎、身价百万的单身码农，湾区中国女生的理想对象。作为数据库工程师，他曾先后在硅谷的甲骨文(Oracle)总部和华为美国研究所从事数据库的开发和研究，待遇优渥，生活平静。但是，加入支付宝后，陈萌萌从原来硅谷“朝九晚五”的标准时间表，直接跳到了轰轰烈烈的阿里巴巴“去IOE运动”中。　　“去IOE运动”是阿里巴巴发动的技术更替事件，意思是在阿里巴巴的IT架构中，去掉IBM的小型机、Oracle的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代之以自己在开源软件基础上开发的系统。Oracle出身的陈萌萌非常明白这个过程多么有挑战性，在阿里巴巴发展这么快的业务要求下，更换技术底层架构的难度无异于在高速公路上给卡车换轮子。但是一旦更换成功，新技术成熟，看看Oracle今天的地位就知道了。　　“明年4月份，蚂蚁金服的全线业务就都将从Oracle迁到OceanBase上，”陈萌萌说，这将是数据库领域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感到之前从没有过的兴奋与刺激。　　也是在2014年，国际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享有盛誉的吴恩达(Andrew Ng)加入百度担任首席科学家，全面负责百度研究院。迄今为止，他仍然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引进的最重磅人物。　　LinkedIn领英解决方案服务总监、海外招聘业务负责人王欢说：2015年开始，LinkedIn领英的许多国内客户已经开始把海外招聘当成一个独立的计划去做，跟传统的国内招聘同样重要。甚至有的公司，也已经专门成立了海外校招团队，或者设立专门负责海外校招的岗位。“这个转变就在这一两年，今年更是遍地开花。”　　有人把近两年的海外高级技术人才回流，和1949年后第一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海归回国潮相比。不同的是，60年前，“报效家国”是当时的海归回国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今天，不同的海归技术专家，对回到中国的目的和使命，有了不同的答案。　　1985年就出国的弓峰敏，2016年9月回到中国担任滴滴信息安全战略副总裁，他被誉为“硅谷安全教父”，是连续创业者和硅谷的天使投资人，也是华人信息安全圈子里的“老前辈。他说：“在整个国际的信息安全局势下，我会想中国怎么做。毕竟我还是在中国出生的，有祖国情怀在里面”。　　而更多高级海归则选择回避讨论这个话题。一来他们担心，爱国情怀说有或者没有，都左右不讨好，要么被人心里认为蠢，要么被人骂不爱国。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直接推动国内技术的跳跃式发展，甚至改变亿万人的生活。漆远就曾对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说，他选择回国的原因可以总结成三个：有意思、有挑战、有意义。有意思是指跟互联网金融业务紧密结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碰撞出很多新的有意思的问题 有挑战是技术难度足够高，能吸引到更多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 而他的工作成果能让亿万用户直接使用到，这就是有意义。　　相呼应的是，彭蕾也在一次开会时对漆远说：“请你来公司，是造原子弹的。”　　回国三座大山：空气、教育和加班　　尽管中国公司对海外人才求贤若渴，从大环境到个人待遇的各方面利好都不少，但挡在双方前面的困难和阻碍仍然很多。　　郭东白是美籍华人，分别在甲骨文、微软和亚马逊供职过，2014年接到阿里巴巴的offer决定回国时，他最担心的是空气质量问题。　　郭东白对靠技术水平吃饭的生存哲学深以为然，对工作来说，技术难度越高的，挑战越大的，他越喜欢。他担任技术总监的“速卖通”，就是海外版淘宝，做的是“全球买全球卖”的工作，每年交易量增速非常快，交易场景非常多。今年“双十一”，共计有来自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使用速卖通进行了在线购物。所以，速卖通业务对技术支持的要求非常高。　　这正是吸引他加入阿里巴巴的原因。在招人上，他也倾向于招愿意在技术上接受挑战，有追求的人，但中国的空气质量一直在困扰着他。一方面，郭东白自己从美国回来接受挑战了，但他现在在阿里巴巴同事，不少人反而会因为空气问题，陆续在往国外跑。另一方面，他去国外招人时，“雾霾”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除了雾霾，剩下的都是加分项。”郭东白说，“希望你们媒体能呼吁一下，否则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人才战略。”　　蚂蚁金服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对此也很无奈，他到北京出差，走出室外就一定会戴上防霾口罩。“跟美国比，杭州的空气也不好。但在杭州，我顶多是郁闷 在北京，这就只能让人愤怒了。”　　对于正在观望是否回到中国的海外人才来说，这绝对不是个小问题。郭东白和漆远都是因为选择回国工作而举家迁徙，对他们来说，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更加重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海归选择把家庭留在美国，出于空气、医疗、子女教育等原因，工作生活两边跑，或者自己先孤身回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做决定看是否要把全家人都接过来。　　滴滴出行信息安全战略副总裁弓峰敏今年9月加盟滴滴的时候，就没有把全家都接回来，偶尔家人会从美国到北京来看看，但不会久留。滴滴出行是全球估值前五的独角兽公司，在飞速发展的四年里，历经好几场竞争惨烈的补贴大战，现在，滴滴出行的创始人程维说：要在快的同时进行“补课”，这种“补课”就包括从海内外招募大量高级技术人才。　　如果说糟糕的空气还能暂时容忍，海归人才的子女教育问题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条件。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供职于另一家中国互联网巨头高级工程师，此前在微软和Facebook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2014年回国后，领导着70人左右的团队规模。他一开始是一个人到中国工作，第二年太太才带着两个孩子回来。老二今年3岁，还小，相对还好 老大10岁，回来就要直接上小学三年级，虽然在家里也会说中文，但完全不认识汉字，相当于比同龄人少学了1500个汉字，这些都得自己补，课业也比美国重。　　于是，他下班之后经常得陪着孩子一块儿做作业到深夜，这是他在美国时完全没有过的经验。“孩子学中文学得很困难，我也会很心疼。”他说，“尽管我是为了工作回来的，现阶段最主要照顾的还是我的家庭，孩子的教育如果现在错过了，以后都没法弥补。”　　尽管才回国两年，他的头发已经从工卡照片上的乌黑一片，到现在的白了大约四分之一。虽然也有遗传的因素存在，但相比起他之前在微软8年和Facebook4年的职业生涯，工作强度确实大了不少。　　这也是海外人才在考虑回国时的一个重要顾虑因素，中国互联网公司在许多人印象中就是“996”，公司内外竞争非常激烈，所有人都很拼命。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中国公司相比起美国同行的一个特点，不过那些希望在技术上不断挑战自己的工程师，更愿意接受这种忙碌状态而选择回国。　　除了空气、教育和加班的挑战之外，回国的“早与晚”也是个问题。跨境招聘平台 GCP 的 CEO 吴杰此前一直在硅谷，直到创办了 GCP 为中国公司提供硅谷人才招聘服务，才搬回北京。他说，2015年至2016年，正是硅谷人才回流的高峰时期。　　“这段时间基本上是国内创业大潮发展的最如火如荼的时段，各个公司估值轻松上亿，媒体上到处是创业神话。一方面这些公司有了高额的融资，在用人上更加大胆，不惜花重金砸下硅谷的人才，让他们加入到这些公司当中来。”吴杰说。“包机来硅谷投项目的投资人们也给整个硅谷想创业的华人打足了鸡血，一个项目拿回国，轻轻松松融资几百万，也是让大量硅谷人才回流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随着资本寒冬到来，尽管BAT这样的大公司在高端招聘上仍然非常积极。但很多创业公司开始储备过冬，在招聘上收紧了。　　“硅谷回去的技术人才还是带有硅谷光环的，大家本来是希望通过这些人能够了解美国公司在技术上和模式上有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地方。但是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技术交流越来越多，硅谷光环正在慢慢褪去。而且一个小型公司也就可能引进1-2个硅谷人才，所以现在，时机变的很重要。”吴杰说。　　离开，是因为美国已经不再可爱　　另外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也在悄然影响着硅谷华人工程师“留下”还是“回国”的选择。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于2017年1月上任，但他并没有受到美国硅谷和西海岸的科技公司的欢迎，那里的人们认为他的政策将对科技创新造成伤害。而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在“双十一”那天则向英国《金融时报》“直言不讳地提醒”特朗普慎重考虑全球化问题。百度CEO李彦宏在贴吧转发了一篇《百余硅谷精英公开信：特朗普是创新的灾难》，暗示特朗普当选可能会使世界创新中心从硅谷转向中国。　　但硅谷的华人工程师群体则大多持支持特朗普的立场。　　前面提到的那个在美国微软和Facebook待了12年的资深工程师就是一个典型的支持川普的华人。他在2014年回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美国已经是“搞平均主义，搞福利养懒人”的国家。在过往移民政策方面，美国也让华人工程师群体感到不满，老老实实走技术移民的工程师们需要等很多年才能排到绿卡，而非法移民则经常迎来大赦而率先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获得国民待遇。　　他甚至说，在某种程度上，太平洋对面的中国已经比美国更为公平，“虽然有人说中国人钻到钱眼里，但是每个人都很努力，美国已经不是这样了。”　　1997年去美国时，这位本科学物理的工程师“喜欢得不行，可开心了” 但到了2014年，他打算回国的时候，一方面考虑的是来自中国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就是对美国及其代表的价值观的好感和认同都在下降。　　回国加入阿里巴巴速卖通的郭东白也说，1995年去美国的时候，“没有歧义地”各方面条件都优于中国。但现在至少是可以争论的，对中国对美国可以“各有所爱”了。尤其是在他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中国公司也能为他提供充分发挥的舞台了。　　说到美国大选投票，郭东白则不忙于表态。可能是因为训练有素的专业和职业要求，他是一个非常理性、强调事实与数据的人，涉及到重要选择，都会考虑再三，大选如此，换工作也如此。　　2012年的大选，郭东白自己画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决策树，将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分门别类列出，再根据自己与每项政策的相关性和支持与否打分，统计出最终结果后再决定投票给谁，而不是根据媒体或其他人的影响来投票。最终，他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即将离任的现任总统奥巴马。　　2014年回中国，他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决策树，把回国接受阿里offer和留美国继续待在亚马逊的分数进行对比。他还记得结果发现两边都是24分，后来又调整了一些项目的权重，最后才做出去阿里工作的决定。　　而在硅谷的人看来，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高管和研究学者选择回国创业或加入中国公司，其实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作为巷内硅谷华人工程师社区“巷内”的 CEO，吴睿智分析了一下回国潮背后的客观原因。　　一方面，美国职场的玻璃天花板，会让中国人做到一定程度上后就很难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中国机会巨大，有施展空间，也更有“钱力”。另一方面，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年的衰落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在美国的中产生活质量可能会落后于中国 而某些领域的美国高级人才回到中国相当于“降维攻击”，会更加受到重视。　　“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后的几年，我预计将会有更大规模的人才回流，尤其是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吴睿智说。

姚纳新与记者约定见面采访的地点是在杭州钱塘江边&ldquo 城市之光Buddhacafé &rdquo 餐厅会所。这是一座很有复古味道的咖啡店。透过整面的落地窗能看到钱塘江水，店内有悠扬的音乐，丝绒的座椅，柔和的灯光，还有随处可见的油画和明信片&hellip &hellip 姚纳新告诉我们，&ldquo 这是我的地盘，是我一眼相中的地方。&rdquo 　　随着采访的进行，记者发现姚纳新选择这个地方与记者见面，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里是杭州海创会(姚纳新为执行会长)的海归们聚会的一个固定场所。这个&ldquo 地盘&rdquo 显示姚纳新的身份已不仅仅是聚光科技的CEO，他更是一个投资海归的天使投资人。 　　而这个身份，正是姚纳新为家乡宁波发展贡献力量的一个发力点。辅以他的投资带动，他要把宁波推荐给更多的创业海归。 　　姓名：姚纳新 　　职务：聚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CEO、创始人 　　宁波海邦人才基金创始人 　　公司总部：杭州 　　籍贯：宁波慈溪龙山人 　　出生年月：1970年 　　学历：北京大学细胞生物学 　　专业毕业 　　美国伯克利大学生物 　　工程硕士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 　　社会职务：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海创会会长、浙江大学海归创业导师 　　荣誉：2011年入选国家&ldquo 千人计划&rdquo 　　星座：处女座 　　血型：O型 　　敬佩的企业家：邵逸夫 　　业余喜好：交朋友、看书 　　●人物印象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姚纳新时常带着微笑与记者进行着交流。他很有亲和力，没什么架子 交流起来语速很快，思维敏捷 他无话不谈，尽情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姚纳新很自信，这种自信，相信见过他的人都能从第一眼中感受到。用一句时新的话说，他是一个有气场的人。 　　由于采访当天他的会所有一群海归在聚会。每次有朋友打招呼，他都向朋友们挥手致意。有时候还拿着手里的白葡萄酒跟朋友们碰一下杯，以显示礼仪。相比之前采访的几位甬商，姚纳新给人的感觉更为西化，体现出了甬商开放、磅礴、敢闯的劲儿。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急性子、效率高、讲义气。 　　●人物简历 　　放弃当科学家转做企业 　　姚纳新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让人感觉有一股子劲头。 　　1988年，姚纳新以慈溪市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1995年，在北京大学毕业三年后，姚纳新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额奖学金，赴美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但在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姚纳新却放弃了继续攻博的打算，来到硅谷一家生物工程公司担任基因测序部门经理。 　　&ldquo 到美国后，渐渐发现自己的志趣不是当科学家，而是做企业。&rdquo 姚纳新说，&ldquo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的性格不适合做科学研究，没有激情你无法成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既然不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那我就应该去做我最喜欢做的事&mdash &mdash &mdash 做企业。&rdquo 　　2001年，在硅谷积累了几年经验之后，姚纳新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学习工商管理(MBA)，为日后的创业打下基础。也就是在那一年，姚纳新结识了浙江同乡、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博士王健，双方交流后决定合作创业。随后他找到同为斯坦福大学校友的宁波老乡朱敏邀请他投资入股。朱敏答应为其一次性提供6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2002年姚纳新与王健一起回国创办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环境与安全检测分析设备的研发生产，姚纳新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2011年4月聚光科技在创业板上市。 　　创业成功后，姚纳新创办了杭州市海归创业促进会，并担任会长，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角色&mdash &mdash &mdash 海归创业投资人。 　　现在，姚纳新广为人知的一面是聚光科技CEO，而另一面是天使投资人，海邦人才基金的创始人，帮助更多的海归创业。　　●人物故事 　　创业前三年零工资 　　&ldquo 忍得住寂寞，熬得了寒冬&rdquo 或许是创业者们必备的素质。而姚纳新的创业史，正是这种素质的实践。 　　2002年，&ldquo 海归&rdquo 姚纳新来到杭州开始白手起家，打造聚光科技。尽管如今的聚光科技被业界称为&ldquo 海归&rdquo 创业成功典范，但姚纳新坦言，创业之初，有许多咬着牙坚持的时刻。 　　&ldquo 当初我们的项目很多投资人看不懂，找银行贷款又被拒之门外，整个公司只是靠最初的天使资金支撑，我和另一创始人王健三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最艰难的时候，我需要跟朋友借钱来发工资。整整两年时间，一直在做产品的研发。&rdquo 尽管时过境迁，但姚纳新对于创业的艰难仍无法忘怀，&ldquo 我们那时候只能用自己的最新产品，跟钢铁厂、跟合资企业去谈合作，请他们先试用，甚至不收取费用。&rdquo 　　坚持，最终带来了成功。姚纳新和他的伙伴专注于环保和安全监测领域，由于其技术过硬，产品性能突出，越来越受到国内客户的肯定。聚光科技也由此越来越夺目&mdash &mdash &mdash 紫外气体分析仪表全球出货量第一，激光气体分析仪表全球出货量第一，烟气监测在线分析仪器国内出货量第一，冶金气体分析行业国内第一&hellip &hellip 现在聚光科技占据了国内高端分析仪器仪表行业的头把交椅。姚纳新预计，&ldquo 十二五&rdquo 期间将实现年销售额30亿元。 　　&ldquo 现在全国4根烟囱中，就有1根使用了聚光的检测产品。最近国内的上海福喜使用过期食品的事件，通过我们的分析仪器，也可以很快检测出问题来。我们也在打算进军这个领域。&rdquo 姚纳新说。 　　在姚纳新的目标中，聚光科技要成为&ldquo 中国的西门子&rdquo 。姚纳新表示，&ldquo 西门子公司有160多年的历史，在多个领域都是细分行业的冠军。我希望聚光科技也能够像西门子那样，长期稳定的发展并在智慧环保、监测、预警、治理、环境治理规划等领域都能成为NO.1。&rdquo 　　变身天使投资人 　　如今的姚纳新多了老师的身份，他担任浙江大学的创业导师，去党校为政府官员讲课，也经常会跟新海归们聊天，辅导他们去创业。 　　事情缘起于2011年1月9日，以&ldquo 成功老海归帮扶新海归&rdquo 为主题的风险投资基金&mdash &mdash &mdash 海邦人才基金正式成立。这是姚纳新的另一个&ldquo 工作&rdquo 。姚纳新说，&ldquo 现在创投在我的工作内容中也占到相当的比重。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乐趣，对我的提升完善也有很大的帮助。&rdquo 　　姚纳新变身海归们的天使投资人，主要是在聚光科技成功之后，有很多想创业的新海归找到他，希望提供创业指导及启动资金，于是海邦问世。目前，这支运行两年多的基金吸引了包括全球知名化学家彭笑刚教授、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这样的大佬。目前，管理资产规模已超过10亿元。 　　&ldquo 作为企业家，有责任去帮助志同道合的人创业发展 尤其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能够更好地更有效地去发现、整合资源，然后介绍给客户和朋友，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他人的成长，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rdquo 　　让海归都来宁波创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姚纳新对家乡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他坦言，在当初归国创业时，他的第一选择是在宁波设立工厂。但后来经过考察，宁波在人才聚集方面并不适合聚光科技，而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成本又高，最终他选择了杭州作为第一落脚点。&ldquo 杭州有浙江大学，本身培养了大量人才，另外对于国内的大学生来说，杭州的吸引力比宁波更强。&rdquo 姚纳新表示。 　　尽管姚纳新没有把聚光科技设在家乡，但他仍然热心地支持家乡的发展。他意识到家乡缺乏高层次人才的集聚，为此他发挥自身的能量，瞄准海外归国人员，为家乡引才出力。2011年9月20日，姚纳新在宁波市委组织部和市侨联的支持下，发起设立宁波海邦人才基金，总规模达10亿元，首期资金为3亿元。这是宁波市第一个定位于服务海归创业人才的专业基金，重点扶持在宁波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并进行一对一的创业发展辅导。该基金计划将主要投向在宁波创业的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留学人员企业，使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和投资合伙人实现同步成长、同步发展。海邦人才基金的合伙人是具有成功创业经历的海归企业家，还有不少国家和省千人计划入选者。 　　目前该基金已吸引了不少海外人才到宁波创业。姚纳新介绍说，宁波海邦人才基金已经投资了10来个海归项目，如余姚的江峰电子、慈溪的旭成化学品公司、保税区的威瑞泰默赛、镇海的天衡制药公司以及东蓝数码等。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或者技术领军人物大多数都已入选国家或省级&ldquo 千人计划&rdquo ，成为宁波面向未来的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ldquo 未来的竞争，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制造业，或者服务业，都需要人才。高层次海归人员是人才群体中创新能力较强的一类群体，是不可多得的创新资源。这几年宁波市政府对引进海归人才也非常重视。所以我希望能够借助自己现有的平台和影响力，为宁波引进海归人才贡献一份力量，让海归都来宁波创业。&rdquo 姚纳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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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大科技园是全国76家国家大学科技园之一,也是苏北唯一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它依托我国唯一的矿业学府——中国矿业大学,发展势头迅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近日,记者走访了这家科技园,感受它独到的魅力。 　　“教授企业”:实验室走出的生产力 　　“科技走出矿业 　　大学实验室,以创新企业入园孵化,再落户铜山县和徐州经济开发区的转化区,这是我们科技园的发展路径。”中国矿大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福生在徐州地图上勾勒出科技园的发展弧线。他告诉记者,中国矿大科技园的成立,让一直“困”在实验室里的科学技术,走向市场成为生产力。 　　徐州中矿微星软件有限公司是入驻矿大科技园的“教授企业”之一,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建军是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他坦言:“通过科技园这个平台,我们从过去的‘小打小闹’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正途,成为专注煤炭管理软件系统的开发服务商。”现在该公司已是拥有31人研发推广团队、10多个软件系统著作登记权的专业开发服务商,产品受到河南、安徽、江苏、河北等几十家大型煤炭企业的欢迎,“2010年一季度,公司收入300多万元,预计年销售收入将在500万元以上。” 　　科技走出实验室进入园区,小企业孵化为“大金蛋”,在这背后自然少不了徐州市的大力扶持——市委书记曹新平亲自担任科技园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市长张敬华任科技园管理委员会主任。而园区的建设与发展,也被列为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重点项目。此外,徐州还从铜山县、徐州经济开发区划拨3000余亩土地建设产业转化区,供园区企业孵化成熟后落户。目前,园区内科技型企业210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5家。2009年园区技工贸总收入达7亿元,实现税收5000多万元。 　　科技输出:“守护”每一个矿区 　　“科技聚集园区只是第一步,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实现科技园的品牌辐射基地建设、科研机构的科学研发技术扶持和企业的孵化成长产品输出三足并进,营造中国安全、高效的现代化矿业环境。”中国矿大科技园项目孵化部负责人王栋说。 　　今年1月,总投资4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中国矿大科技园营口孵化基地正式开建,该基地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徐州乃至我国菱镁化工和硼化工等产业的研发水平。此外,通过培育自主知识产权、集中集约发展等方式,中国矿大科技园还立足于做大做强矿业科技,服务矿区发展。在上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苗长新介绍,传统生产方式下,一个排水泵每天需要4-6个工人井下轮流值守,安装综合自动化系统后,就完全实现了地面“一键操作”和无人值守。苗长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每个矿井3至12台排水泵计算,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安装最多可为企业节省几十个人工,同时该系统还可以避免人为失误,有效减少透水事故发生。目前,该公司已经拥有1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和2项专利,年产值也由600多万元发展到3000多万元,综合自动化系统成为国家安全生产科技优秀推广项目。 　　据了解,在中国矿大科技园210家科技型企业中,70%以上与中国矿业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有关联。目前园区已形成了煤矿能源与煤矿安全、工业控制与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等五大产业集群。其中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5家,申请专利310项,累计转化科技成果235项,获国家重点新产品9项,承担国家火炬计划5项。 　　人才积聚:“制造”升格为“创造” 　　4月初,中国矿大科技园又添新丁,低碳能源研究院、物联网研究中心相继入园。至此,中国矿大科技园研究机构达到10家,“能源、环保、循环经济”的定位得到进一步延伸。 　　为了给高新科技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通过科研院所入驻、企业自主研发、海外人才引进、大学生创业实践等一系列措施,中国矿大科技园打造出了一条完整的“科研创新—企业推广—成果应用—人才储备”发展链条,由“制造”走向“创造”。科技园综合处负责人徐杰告诉记者,目前园区已经成为高层人才的聚集地,2100名科技人员中,博士生导师、教授50人,硕士以上人员比例达21%。此外,科技园还吸引了包括澳大利亚技术科学院院士张东柯、电气工程国家重点学科首席带头人谭国俊等一大批著名科技人员入园。 　　在江苏省资源环境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中德中心新能源研究所、新能源材料研究室等多家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正全力研发塌陷区生态修复工程以及太阳能、风电电池等高新技术。在海外人才创业基地、留学生创业园等4家创业基地,来自国内外的青年才俊正埋头研发、力图创新。2009年10月,园区“大学生创业园”被科技部、教育部授予“大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称号,成为我国首批11个获此殊荣的大学科技园之一。 　　在徐州皮克斯动画公司工作室里,20余名设计人员正紧张地制作动画片《少年彭祖》。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该公司已发展成为徐州市最大的动漫企业之一。公司创办者丁磊是一名“海归人士”:“我们在科技园享受到的不仅是优惠政策、优良服务,更重要的是自主研发、科学攻关的创业氛围。无论是专家教授、海归人员、大学生,每一个人都是从‘制造’到‘创造’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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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与廊坊市人民政府共建“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基地”项目和清华大学高分子研究所与永清县人民政府共建高分子、高性能材料研发中心项目共同签约，两个项目同时落户在河北省永清县后奕产业功能区。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是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家”，拥有深厚的智力资源和广泛的人脉关系，通过和科技部联合举办“春晖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为海外学子回国创业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目前，该项活动已经举办了五届，总计入围的918个项目中已经有197个项目在国内启动或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位于廊坊市永清县后奕产业功能区内的华茂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就是由2006年首届“春晖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路万里硕士创建的，2010年该公司产值达4500万元，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基地”挂牌后，计划未来3-5年内引进40-50名高层次海归人才到基地内创业发展，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据清华大学高分子研究所负责人介绍，高分子、高性能材料研发中心项目签约后，清华大学化工系新材料实验室将搬迁到该研发中心内，研发新成果将优先应用于廊坊产业发展，争取实现区内就地转化，并且清华大学还将推介本校优先毕业生到廊坊、到永清工作、创业。 　　中共廊坊市委书记赵世洪出席项目签约仪式，他指出，廊坊市历来十分重视引进高层次人才，打造高科技领军团队，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来廊坊创业发展的暂行规定》、《廊坊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文件，能够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的孵化和产业化提供优惠政策和场所。今后，市委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海归创业支撑服务体系建设，为海外高层次人才营造更加良好的创业环境。 　　据清华大学高分子研究所负责人介绍，研发中心之所以选择落户在永清县后奕产业功能区，是因为该区具有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及产业基础。后奕产业功能区位于京津冀核心地带，距北京和天津市区均为60公里，建设中的廊沧高速纵贯功能区，并在区内设有出口，大广高速公路连接线横穿区内，东与廊沧、京台、京沪相连，西与保津、大广、106国道融汇，北与涿密高速贯通，廊泊线、京九铁路津霸联络线近在咫尺，与首都机场、天津新港等重要枢纽形成1小时交通圈 不仅如此，经过建设者的不懈努力，区内已签约高科技项目22个，其中17个项目的领军人才都有出国留学经历，其中高建华博士投资5.8亿元的四环高博制药项目、清华大学化工系胡平教授的新材料项目以及路万里硕士的生物医药项目已经成为区内高层次领军人才创业发展的典范。在他们的引领下，海外高层次人才已经形成抱团发展、强势崛起之势，有望成为引领廊坊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与此同时，教育部“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基地”和清华大学高分子材料研发中心两大项目花落永清，必将为该县打造人才、产业两大高地，推动县域经济崛起提供有力的支撑。

p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成果产业化正在驶入快车道。据不完全统计，已有73家企业成功挂牌上市。”在26日召开的2017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无锡交流大会上，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会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透露。 /p p 　　钱颖一在致辞中介绍，截至目前，国家“千人计划”已经实施13批，连同“溯及既往”批，共引进各类海外人才7000余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发起创新研究、学术交流、考察对接、主题峰会、创业培训等多项资源嫁接平台，将海归人才科技报国、实业报国的理想落实为具体行动和重大成果，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p p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73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创办的企业成功挂牌上市，其中55家在新三板登陆，10家进入创业板，3家进入中小板，2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在香港、台湾、新加坡上市的各有一家。 /p p 　　在科学仪器行业，这样的企业有聚光科技、禾信仪器、月旭科技等，它们由“千人计划”专家着手创办，且已陆续登陆创业板、新三板等资本市场。 /p p 　　在26日举行的大会上，国家“千人计划”文化艺术专业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至此，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共按学科专业设置了8个专业委员会，实现了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所有专业领域的全覆盖。这8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是，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工程与材料、信息科学与技术、能源资源与环境、经济金融与管理，以及文化艺术。此外，联谊会还有3个专门委员会，即创新企业家专门委员会、青年千人专门委员会以及自律委员会。 /p

龙年新春来临之际，宝山科创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下了一颗“金蛋”。宝山高新园“联东U谷”内的小海龟科技在上海正式推出数字等温扩增系统ISO Digital，标志着数字等温扩增技术进入商用化的新纪元。临近春节，在宝山高新园联东U谷的一幢小楼里，小海龟科技的研发中心实验室里仍然一片繁忙，这些年轻的技术才俊在计算机和实验室设备中专心致志，在反复多次的实验中获得各种数据。小海龟科技是一家立足于基因检测上游仪器与试剂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2015年在宝山创办。小海龟科技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基因检测仪器、超多重技术及超高特异性聚合酶，并实现从基因检测仪器、超多重技术及超高特异性聚合酶的全链条技术创新。这次推出的数字等温扩增系统，既是小海龟科技自身发展的一次突破，也是为行业发展的一大贡献。小海龟科技推出的ISO Digital系统，成为能够真正大规模商用的数字等温扩增系统。小海龟科技CTO（首席技术官）表示：“这个系统主要聚焦于一些等温试剂盒开发公司，包括一些做等温基础试剂研究的，包括做一些等温产品应用开发的、做精准定量的等温产品的用户需求。另外还有许多做等温研究的科研客户，这款平台（ISO Digital）可以让广大做等温扩增或者数字等温研究的客户有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等温平台直接使用，提高他们的研究效率，大大提高他们研究的成功率。”据了解，ISO Digital平台不仅兼容数字LAMP、RPA等主流的等温扩增技术，还兼容数字PCR（核酸分子定量检测）功能。因此，ISO Digital将切实推动生命科学和精准医学领域的发展，为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提供更为先进、高效的技术手段。小海龟科技的ISO Digital平台采用独创的固态油隔水技术，将试剂分隔到芯片上的2万多微腔室内，从而实现等温扩增反应的数字化，并确保每个样本从试剂混匀到液滴生成的时间的严格一致性。

导读近年来国家推出系列医疗改革，尤其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4+7” 带量采购政策等对整个医药产业的竞争格局和产业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药企竞争也将由原来的销售为王，变成以创新、质量和成本为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国际重磅生物药专利到期，大量的海归人才回流以及中国日益强大的资本助力都为中国生物制药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国内生物类似药企业不仅要面临国外原研药断崖式降价，带来的压力，而且还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进入生物类似药的竞争。当前中国生物药企业无论在技术、规模、经验，人才还是资金，跟国际生物制药巨头相比都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如何立足，并能实现后发优势，是所有中国生物制药企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生物制药发展机遇1.市场巨大： 全球生物制药产业发展迅猛，根据Frost&Sullivan市场调研，2018年，全球生物制药市场规模约为2642亿美元。单抗类药物由于特异性好，靶向性高，副作用少，疗效显著成为发展最快的一类生物药。单抗药物在全球生物药中所占市场份额超过50%, 而且在全球十大畅销药品排行榜上占据 7 个席位。很多重磅单抗生物药的专利将于2020年之前到期，给生物类似药带来了巨大的机遇。2020年全球生物类似药市场空间预计可达350亿美元。中国有庞大的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近年来政府强有力的医疗改革，VC/PE加大对生物制药投资力度，以及资本市场对未盈利利生物制药企业开放等因素，使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 人才基础：中国培养了大量生命科学领域的人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才有着在国外长期从事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的经历。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归人才纷纷回流，缩短了国内外生物制药技术的差距。 大量人才的回流带来技术的进步为中国生物制药快速崛起提供了保障。3. 资本助力：生物制药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行业。以往中国风险投资基金偏好于短平快的产业，这种状况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得到改变，近年来生物制药成为中国风险资金投资热点。资本市场也为生物医药企业敞开大门：首先，香港联交所于2018年初出台新规，允许尚未盈利或未有收入的生物药公司赴港上市；随后，国内科创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并试点注册制，重点鼓励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上申报科创板，为未盈利或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更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将极大促进中国生物制药的发展。中国生物制药的挑战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国际重磅生物药专利到期，大量的海归人才回流及中国日益强大的资本助力，都为中国生物制药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在目前中国生物制药企业无论是技术、规模、经验，人才还是资金，跟国际生物制药巨头相比，都有着较大的差距的情况下，如何立足是中国生物制药面临的挑战。另外中国正式加入ICH和国际药监管体系接轨，降低药品进口关税，对抗癌药物实施零关税等系列政策，降低了国外原研药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这一政策有利于中国患者更早获得国外新药，但同时也给中国生物药企业带来了压力和挑战。首先，由于市场的独占性，原研药在专利期内会很快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得丰厚的回报，因此一旦专利过期，原研药的价格可以断崖式下降以阻碍仿制药的市场竞争，中国仿制药面临成本压力不可避免。另外，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进入生物类似药的开发领域，每个重大抗体药物基本上都有几十家企业在研发申报，进一步加剧了生物类似药的竞争。 “4+7”带量采购对制药产业竞争格局的改变在过去，药企以销售为王，最早进入市场的仿制药可以抢占市场渠道，阻碍后来者进入，因此大多数中国生物制药企业为了产品能提早获得审批，往往不惜成本以最快的速度推进产品进入市场，忽略了生产工艺创新性及生产成本的重要性。药企也往往优先采用昂贵的进口设备和耗材，导致国产生物类似药很难有成本优势，甚至远高于国外原研药的生产成本。由于过去药品市场终端价格高，利润空间大，因此这种模式在过去容易获得成功。 但“4+7”带量采购新政下允许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与原研药一起同台竞标，低价中标，药企能否在竞标中取得优势完全取决于其产品定价。药品生产的成本主要取决于生产工艺的效率及关键耗材和设备的采购成本，因此中国生物药企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药企能否采用创新性生产工艺如连续生产工艺，使得生产成本可以比原研药更低；另一方面中国生物制药产业链是否完善也会影响中国仿制药的生产成本及其竞争力，如果国内药企还是像以往一样完全依赖国外进口的昂贵设备和耗材，那中国仿制药就很难有成本优势，因为大多数国外垄断耗材在中国卖的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因此关系到生物制药主要生产成本的上游的培养基、生物反应器，下游的层析介质、层析设备，膜材料及过滤系统等的国产化对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发展极其关键。关键耗材国产化替代，采用创新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国内生物仿制药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的根本。生物制药工艺生物制药关系百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制药行业有着非常严谨和苛刻的管制。生物制药工艺也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要满足GMP的操作规范。生物制药可以分为上游细胞培养和下游分离纯化。制药工艺效率决定了生物药的成本，而在带量采购新形势下生物仿制药的市场竞争力又取决于生产成本。中国生物仿制药能否占有市场份额关键在于药企是否有创新性生产工艺技术，并能实现关键耗材和设备国产化替代。生物制药基本的工艺流程（1）生物制药工艺技术发展状况：生物制药行业一直致力于改进生物工艺（Bioprocessing）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过去十多年来，基因工程获得突飞猛进的进步，细胞培养的表达量从原来的不到0.5 g/L 到现在普遍达到5g/L，有的甚至超过10g/L。这些进步是由细胞系表达载体的开发，克隆筛选以及细胞培养基的变化所获得的。由于发酵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得上游细胞培养成本大幅度降低。浙江大学林东强教授课题组采用生物过程模拟软件分析单抗生产的经济热点[1]。结果表明当表达量从0.5g/L 上升到5g/L时，单抗生产成本下降显著，随后变化趋于平稳，主要生产成本转移到下游分离纯化。与上游十多倍生产效率提升相比，下游分离纯化技术进步明显滞后，导致下游工序成为生产瓶颈，据调查研究，74.3% 的受访者认为下游技术问题是产能瓶颈的主要原因（来源：前瞻经济学人）。下游工艺在整个生物制药生产中占据主要生产成本，也被认为是最需要改进的技术领域。下游工艺的优越性和创新性决定了药企生产效率和主要成本的关键所在，也成为生物仿制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下游分离纯化核心的工艺流程下游纯化工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离纯化提高产品的纯度和收率，保障产品质量和稳定性。色谱和层析技术是下游分离纯化的最主要方式（注：色谱和层析都从Chromatography翻译过来，小分子分离领域习惯叫色谱，大分子分离领域叫层析），而影响层析效率最重要的是层析介质及其工艺。因此下游技术进步关键在于发展创新性高效色谱填料和层析介质，及开发先进的色谱层析生产工艺技术，如连续层析生产工艺技术。（2）连续生产工艺成为生物制药降低成本的突破口制药行业是监管和法规要求极高的行业，制药行业历来也是非常保守的行业，对新的技术和工艺接受比较慢，而且生产工艺一旦申报定型，即使后来开发的新工艺有明显的优势，厂家也不愿采用新工艺替代老工艺，一方面因为新工艺的验证成本高，风险大，另一方面新工艺往往需要重新投入新的设备。化学仿制药或生物类似药都是等原研药专利过期后才能做，因此原研药工艺比仿制药工艺要提早十多年完成，这十多年间技术和工艺的进步让仿制药企业有机会选择更好的工艺技术，性价比更高的设备和耗材，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生产仿制药。比如说传统的生物药生产模式都是采用批次工艺，而新发展的连续生产工艺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用于抗体分离纯化的传统层析介质都是多分散软胶层析介质，由于多分散软胶粒径分布宽，机械强度差，因此柱效差，流速慢，柱床高度受限制（一般只能装到20 cm高度）。现在可以选择新一代单分散聚合物材质的层析介质，这种新的层析介质具有粒径均一性好、机械强度高、耐压性强，因此可以显著提高柱效，提高层析流动相流速及装柱高度，分离纯化效率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上游技术进步更加显著，发酵产率提高十几倍。 这些技术的进步让生物类似药有机会实现后发优势，生产出更便宜的药品。中国生物制药刚刚起步，主要产品是生物仿制药，中国药企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生产规模及效率上都与美国生物药巨头有较大差距，如果中国生物仿制药的生产工艺还是按美国原研药的批次生产模式，而且使用的关键耗材如培养基和层析介质都依赖进口，中国生物仿制药的生产成本就没有优势，在带量采购的竞标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生物仿制药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获胜，就必须比原研药厂拥有更好的生产工艺、更高的生产效率及更低的生产成本。连续生产技术刚刚起步，国内外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中国仿制药企业可以抓住机遇优先发展和使用连续生产工艺，将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提高中国生物类似药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连续生产工艺技术的使用是中国生物药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突破口。（3）连续生产的优越性传统生物药生产采用的是批次生产流程，需要经历一系列间隔的生产步骤。整个流程中的每个间隔环节都会带来生产效率的降低和延迟，并增加产品缺陷和操作失误的概率。连续生产制药技术是一种新兴技术，虽然还面临着许多监管的问题和技术的挑战，但连续生产的优越性却显而易见，也是生物制药工艺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连续生产能够通过不间断的流程以更快、更稳定、更经济、更安全地生产。 由于连续生产工艺集成度高、自动化程度高，因此可减少人工成本。第二，连续生产还可以做到实时质量监控，随时撇下不达标的中间产品，从而让产品更可靠并减少浪费。第三，连续生产可以实现设备小型化，高效利用厂房空间，大幅度缩小厂房的使用面积，减少固定资产的投资。第四, 连续生产还可以提高介质利用度，降低流动相及介质的使用量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第五, 连续生产规模易于调节，可大可小，方便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这种操作灵活性同时减轻一些审批后的监管任务，也使得工艺更容易放大，减少传统工艺放大所面临的诸多验证和重复的问题。连续灌流培养技术是实现上游连续细胞培养发展起来的新技术，这种方法是通过接种后新鲜培养基的持续加入，含有产品的培养基持续收获，细胞截留装置将细胞保留在反应器中。相对于批次培养，连续灌流培养从根本上解决营养物耗竭和代谢副产物积累之间的矛盾，极大地提高培养过程中的细胞密度、延长培养周期，提高目的产品产量。凝血因子VIII是第一个获得批准的采用灌注流工艺生产的生物药物， 细胞密度和凝血因子VIII产能与批次培养相比可提高30倍，大大降低了对工厂规模的要求。连续生产在生物制药领域的应用将有望使抗体生产成本从现在的120-200美元/g, 降低到15美元/g以下。这也是为什么一向保守的美国FDA这几年却极力倡导和鼓励生物制药行业使用创新的连续生产工艺技术。 FDA甚至在2018年向三个连续制造项目提供近六百万美元资金支持，旨在帮助实施连续生产的创新技术在生物制药的应用，以提高产品质量并降低成本；FDA于2019年2月26日颁布了涉及连续生产的关键指南草案《Quality Considerations for Continuous Manufacturing》，积极推动连续生产新技术的应用。FDA还首次批准了连续生产工艺用于抗艾滋病的药物Prezista的生产。连续生产要在生物制药上使用，需要解决上游连续细胞培养技术和下游分离纯化技术，其中最具挑战的是下游分离纯化。（4）连续生产的挑战连续生产这一技术早就成功用于食品和化药生产上，如葡萄糖和果糖的分离及手性药物的分离就是用SMB连续生产技术。由于生物制药行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增加了生物药连续生产工艺的挑战和困难。生物药的生产流程长，步骤多，工艺复杂，实现连续生产的难度大，尤其是下游分离纯化。以典型的单抗生物药生产为例，其下游的分离纯化就至少需要三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层析过程：包括第一步用Protein A 亲和介质捕获抗体 第二步用阳离子层析作为中间纯化去除抗体多聚体、HCP、DNA等，第三步用阴离子层析介质精细分离残留的DNA,、HCP、Protein A、内毒素等杂质以达到精纯目的。中间还有膜过滤浓缩，pH调节，病毒灭活和去除，缓冲液置换, 溶液配方等系列步骤。而且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质量管控要求，即便是批次生产也可能出现各种问题。连续生产需要把所有步骤有机连接起来，使得生产工艺可以高度集成，高度自动化，而且要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等，其难度可想而知。传统间歇式层析（左） 新型连续层析工艺（右）首先，对于批次生产工艺，中间质量检测可以通过取样检测，传统的检测方法如HPLC、MS等都可以满足要求，而连续生产需要在线检测，传统的检测方法很难满足要求。第二，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层析介质如Protein A 介质会受残留杂蛋白的污染，配基还可能受到酶或化学试剂影响而脱落使得介质性能逐渐下降，因此如何保证连续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也是挑战。第三，由于连续生产是长期不间断生产过程，因此对设备质量和稳定性要求也更高。第四，连续生产对层析介质机械强度，粒径均匀性，载量等性能的要求也更高。（5）创新单分散层析介质有助于连续层析的实施连续层析系统不仅对设备、软件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对介质的要求跟传统批处理模式也不一样。首先，连续层析由多根串联的层析柱组成。为了保障产品连续生产的质量，对每根柱子的一致性要求高。因此介质填料均匀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介质越均匀，越容易装柱子，柱效也越高，柱与柱之间的一致性也越好。传统多分散介质由于颗粒有大有小，在装柱过程中大小颗粒的沉降速度不同，使得柱与柱之间差异较大；而且小颗粒容易堵塞筛板，影响流速，大颗粒又会降低柱效，也容易使样品流穿，从而影响分离效率。因此高度粒径均一的单分散层析介质可以克服传统多分散介质在连续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单分散介质由于粒径分布均匀可以确保柱与柱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第二，在连续层析过程中，使用的是串联的小柱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线性流速要快，这就对层析介质机械强度要求要高，以满足高流速下产生的高压力。目前市场上主流的介质是软胶，耐压性差，只能低流速操作。聚合物层析介质由于是高度交联的介质，因此机械强度高，可满足高流速的需求。第三，层析介质的载量与纯化效率也有直接的关系，载量越高，样品上样量可以越大。但层析介质的载量与样品柱的留时间有关系，线性流速越快，柱保留时间越短，则载量越低。软胶虽然在低流速下有较高载量，但在高流速下，载量迅速下降。单分散聚合物层析介质是大孔结构的微球，通透性好，蛋白在微球内的传递速度快，因此在高流速下能保持较高的载量。因此粒径均一（单分散），高机械强度，高流速下保持高载量的介质是连续层析生产的理想的介质。MabSelect SuRe 和UniMab动态载量与柱保留时间的关系, 在高柱留时间两者载量差不多，在低驻留时间，UniMab 载量比MabSelect SuRe 高很多浙江大学林东强教授课题组开展了连续层析的系列研究，发表了《双柱连续流层析亲和分离抗体的过程设计和应用》文章[2]。比较了传统单柱层析与连续层析的过程。结果表明连续层析与批次单柱层析相比，抗体的纯化生产效率提高46%以上，流动相使用量却可以降低45%。论文还详细地对比了目前市场上占据主流的Protein A 层析介质MabSelect SuRe 和新一代单分散聚合物为基球的Protein A 层析介质 UniMab分别在批次和连续层析分离性能的实验。结果表明纳微生产的UniMab无论是在批次或是连续层析模式上，其生产效率、介质利用率及流动相减少方面比MabSelect SuRe 都有明显的优点。生物制药是投资大、技术门槛高的行业，中国生物制药起步晚，技术落后，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国外发达国家。比如说关系到生物制药主要成本的上游细胞培养基、生物反应器、下游层析介质、层析设备、膜材料和膜过滤系统等基本依赖进口。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这一局面得到极大改善。在上游细胞培养领域，由海归人才创办的奥浦迈和健顺生物公司都成功地开发出国产培养基，为中国培养基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做出重要贡献。在下游领域，同样海归团队创办的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高效层析介质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从空白走向引领，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可以大规模生产用于抗体分离纯化的单分散聚合物层析介质包括Protein A亲和、离子交换、疏水等层析介质，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纳微世界领先的单分散层析介质精准制造技术不仅填补国内下游层析介质的空白，而且推动了世界层析介质技术的进步，将为整个世界生物制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做出贡献，并且有助于连续层析技术工艺的应用。在设备方面，利穗、赛谱、荣捷、汉邦等公司也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下游层析设备国产化。当然中国生物制药产业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有很多关键材料, 如说膜过滤材料还处于空白。中国生物制药发展需要更多像纳微这种可以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公司。中国生物制药后发优势依赖连续生产工艺21世纪被称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时代，生物制药行业在过去的20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抗体类药物的销售额逐年攀升。目前，大部分抗体类产品是以批次的模式进行细胞培养和分离纯化。随着多个重磅原研生物药的专利到期，为了满足临床市场的需求和降低原研生物药的昂贵医疗费用，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进入生物类似药的开发领域，这进一步加剧了生物类似药的竞争，企业成本压力日益凸显，因此，中国生物制药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就必须开发和采用创新的生产工艺并使用国产耗材。随着连续生产技术进一步成熟及国产培养基，层析介质等关键技术获得突破，生物制药批次生产向连续生产转移，关键耗材和设备进口替代，必将是中国生物制药发展的趋势。连续生产技术的成功使用还需要中国从事生物制药上下游耗材、设备生产厂家及制药公司的共同努力，协同发展，突破连续生产的一些瓶颈技术。连续化生产和关键耗材和设备国产化替代可以大幅度降低生物制药成本，必将惠及广大患者，也是中国生物制药发展实现后发优势的机遇。参考文献：[1]史策，虞骥，高栋，王海彬，姚善泾，林东强。单抗制备的过程模拟和经济分析。化工学报 2018，69（7）3198-32078[2]高宗晔,史策,姚善泾,林东强.双柱连续流层析亲和分离抗体的过程设计与应用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2019,33(1):117-127.致谢：感谢北大同班同学江庆红在信息收集，调研及文章的整理，修改和编辑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span style=" text-indent: 2em " 近日，小海龟科技参与到上海 “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的研制中，提供了以全自主开发的数字PCR仪器和配套超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为核心的新型检测方案，该方案实现对标物进行不依赖标准曲线的绝对定量，为标物定值提供了关键性技术保障。 /span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目前，上海研制的“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已被批准为国家级标准物质，能有效评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准确性。这是首个由地方研制成功并获国家批准的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500px height: 675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3/uepic/00ae3456-63df-466e-9e59-cd07a6443a33.jpg" title=" 1 原文链接：上海市场监管.png" alt=" 1 原文链接：上海市场监管.png" width=" 500" height=" 675"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align: center " a href=" https://mp.weixin.qq.com/s/HCWMnnbEDI3wxjnDGm7rDg" target=" _self" 原文链接：上海市场监管 /a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strong “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就如同一把“生物标准尺子” /strong ，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获得应急批准，满足了新冠病毒PCR检测的量值溯源需求，提高核酸检测的准确度和均一性， strong 实现对疫情核酸检测需求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到“准不准”的提升 /strong ，也显示了上海计量领域科研攻关和质量基础保障的实力。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 针对本次新冠疫情，小海龟科技紧急推出了基于数字PCR和qPCR双平台的完整核酸检测方案，除了参与到本次上海“新冠病毒体外转录RNA标准物质”定值研究中，还与多家检验所合作满分通过了上海市临床质量控制中心组织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测量审核计划。同时，小海龟科技积极履行社会职责，向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湖南省株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地捐赠了全自主研发的数字PCR系统及检测试剂盒，检测系统及试剂盒在实际临床检验中中表现优异， strong 新冠阳性检出率大于90% /stron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600px height: 275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3/uepic/b08880ce-aa00-4aff-bc1e-089192f1b7de.jpg" title=" 2 小海龟科技新冠检测产品目录.png" alt=" 2 小海龟科技新冠检测产品目录.png" width=" 600" height=" 275"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margin-top: 10px margin-bottom: 10px line-height: 1.5em text-align: center " 小海龟科技新冠检测产品目录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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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新一代PCR技术，数字PCR因其绝对定量能力和卓越的灵敏度，被公认在精准医学领域具有巨大商业前景。整体来看，数字PCR国内企业虽起步稍晚，但逐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在市场成型早期就有众多国产品牌布局，且头部国产厂商开始涌现出优秀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近期，小海龟科技发布了全新芯片式全自动数字PCR一体机，本网编辑就新品亮点、实际应用、市场预期等问题对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上海小海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吴东平进行了交流。仪器信息网：全新的BioDigital炎自动一体机在整机、自动化、关键部件、专用化、软件、外观设计等方面有哪些显著创新？吴东平教授：BioDigital炎是世界第一台真正的全流程芯片式全自动数字PCR一体机，BioDigital炎一体机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傻瓜式”操作，无需人工加样，仪器自动化完成反应液加入芯片、液滴生成、PCR扩增和数据分析。该仪器大小适中，面宽约620 mm，占地空间较小，所有分子实验室均可以安装。“炎”具有最佳的样本通量灵活性（1-24样本灵活选择），独创的固态油隔水液滴生成技术能够实现高达98%的有效液滴比例，软件也实现了高度一体化的集成与一键式报告生成功能。 仪器信息网：基于前几代产品（BioDigital華、BioDigital青）小海龟科技为何要推出该产品?其市场定位如何?吴东平教授：BioDigital華作为国产首个数字PCR产品，引领了国内数字PCR行业的兴起，但其样本通量较小、自动化程度不高。BioDigital青实现了液滴生成的全流程自动化，且样本通量达到最多96个，但没有实现与PCR扩增及芯片分析阅读的集成，非常适合于对样本通量有较高需求且有专门PCR实验室分区的客户。而BioDigital炎真正意义上解放了人工，实现了“傻瓜式”操作，特别适合于对全流程全自动有迫切需要或实验室空间比较紧张的医疗及科研用户。仪器信息网：该新产品着力解决哪些实际应用问题?针对特殊领域应用是否推出新的解决方案?吴东平教授：BioDigital炎在医疗和科研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除了终点法检测功能之外，炎同时兼容准实时荧光检测功能，期待与合作伙伴一起开发出更多新的应用场景。配合小海龟科技推出的数字PCR5A级2.0方案：（高精度(Accurate)、全自动(Automatic)、个位数耗材成本(Affordable)、超多重PCR(Ascending)、试剂盒易开发(ARMS-ible)，BioDigital炎可解决数字PCR 1.0时代面临的检测靶点少、试剂盒难开发、仪器操作复杂等问题，将大大加速数字PCR的全面普及化应用。仪器信息网：对于新品的市场表现预期如何?请定一个“小”目标。吴东平教授：新产品“炎”兼具“无需手动上样”和“双独立扩增模块”的特点，满足绝大多数数字PCR的应用场景，发布会以来，已引起客户的极大关注，多家合作单位已经预定了数字PCR“炎”系列产品。预计在未来的1-2年内，将有不少于20家试剂盒开发企业在数字PCR“炎”系列产品上进行应用试剂盒开发并注册报证，在医院等终端布局落地不少于200台数字PCR“炎”系列产品。仪器信息网：2022年获得中国首张数字PCR计量评价证书对于小海龟以及行业而言有何重要意义。吴东平教授：数字PCR计量评价证书的颁发，标志着数字PCR在分子生物计量中迈进了标准化时代。中国首张数字PCR计量评价证书严格依据JJF1527-2015、YY/T1173-2010、NIMCS-MTS005:2022规范要求，充分展示小海龟数字PCR系统在产品性能和质量控制方面的高要求，是对小海龟数字PCR产品的一次充分检验，该证书的颁发充分体现了国产数字PCR质量性能已步入国际第一梯队水平。生物计量，尤其是核酸分子的计量对于分子诊断和制药行业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数字PCR仪是一种可以实现对目标核酸/基因准确测量的生物分析仪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分子诊断试剂、转基因、生物药等行业的质控品和标准品制定和评价中，欢迎有兴趣的合作伙伴一起开拓相关领域的应用和服务。仪器信息网：请谈谈小海龟下一步的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等规划。吴东平教授：小海龟科技立足于分子诊断技术平台的创新研发，目前已推出BioDigital系列数字PCR产品、第三代ARMS方案Perfect-ARMSTM及超高特异性DNA聚合酶-神甄TM，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分子诊断相关技术平台产品线。针对数字PCR系统，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PCR全自动一体机“炎”的注册报证工作，更好的赋能分子诊断试剂盒开发企业，共同构建数字PCR应用生态共同体。同时，继“青”和“炎”之后，小海龟即将在2023年初推出SCI Digital系列全自动数字PCR 迷你一体机，争取成为每一个课题组实验室都能买得起、用得起、用得好的科研利器。针对数字PCR应用领域，将在“指数式”超多重数字PCR深度发力，完善“指数式”数字PCR超多重技术在病原体（呼吸道感染／血流感染／尿道、生殖道感染等）领域创新应用，完善在肿瘤突变和甲基化上的超多重应用技术研究，打通从伴随诊断到MRD和早期筛查的技术路线，更好的赋能应用试剂盒开发企业，满足后疫情、后核酸时代的临床分子诊断应用的更高需求。小海龟科技数字PCR产品线规划仪器信息网：请您概述下目前数字PCR技术的技术路线及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吴东平教授：数字PCR从技术路线角度主要有“油包水”和“芯片式”技术，“油包水”技术以伯乐为代表，其它厂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平铺式”油包水技术。“芯片式”技术最早由国外厂商推出，然而其芯片成本极高，难以被客户广泛接受。后来Life Tech公司推出的3D“硅基”芯片数字PCR方案虽然在成本上相对显著下降，但是其稳定性和易用性相对不足，目前已经逐渐淡出市场。2018年，小海龟推出全新的“固态油隔水”微流控芯片技术，重新定义了“芯片式”技术在数字PCR领域的地位。近年来，国际巨头凯杰和罗氏纷纷布局数字PCR赛道，所采取的技术路线均为“芯片式”，也表明数字PCR技术的 “芯片式”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