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产出

作为我国科技“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将加快推进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摒弃数量评价和单纯的论文导向，建立重大成果产出导向的评价体系。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1月21日在中科院年度工作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说，重大成果产出导向评价的核心是引导和激励各创新主体和广大科技人员，重点突破前沿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及战略高技术问题，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白春礼介绍，“重大成果”包括三种：一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新方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产生重大社会经济效益，提出有重大影响的咨询建议等 二是在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方面取得重大成效 三是在促进科教融合等体制机制方面有重大创新。 　　据悉，中科院率先在研究所开展了改革试点，选择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4个单位，邀请国内外35位专家对其进行评估，其中来自美、英等8个国家的国际专家占57%。评估中突出重大成果产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的评价导向，发挥第三方专家的作用，听取独立、客观的意见。 　　中科院还提出研究所要改革内部评价，改变简单以项目、经费、论文数量为导向的评价考核，突出能力、水平和贡献，在项目、团队和人才评价上建立外部评价的制度。 　　2013年中科院还将对科技项目的评价进行改革，引入产业界、社会高水平专家和国际同行专家，建立独立第三方评估制度。(原标题：中科院加快推进科技评价改革：摒弃论文数量，更重成果产出)

资料图　　2017年1月16日，中科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16年中科院在重大成果产出、成果转移转化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一、2016年的重大成果产出　　2016年，我们牢牢把握“三个面向”要求，围绕战略重点布局，齐心协力，攻坚克难，产出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成果，若干重大创新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落成启用，将大幅提升我国深空测控和射电天文能力，在未来15-20年内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项目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刘延东副总理出席落成启用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在轨运行一年，成功发射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以及新一代北斗导航实验卫星。实践十号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哺乳动物胚胎的太空发育。量子卫星完成主要实验任务，使我国在量子通信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大步，引领了国际量子通信应用技术的发展。系列科学卫星成功发射并取得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和实验验证，在国际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标志着我国空间科学研究已进入世界前列。　　——在天宫二号任务中，我院作为空间实验室应用任务的抓总负责单位，开展了全部14项重大科学实验，自主研制的空间冷原子钟进行了世界首次空间科学实验，中欧合作研制的伽玛暴偏振探测仪成功获得多次伽玛射线暴、X射线暴及蟹状星云脉冲星信号 我院研制的温控元件、空间特种胶等10多种材料设备，为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在轨实验提供了有力保障。嫦娥三号科学应用研究也取得一批重大产出。　　——“探索一号”科考船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了我国第一次综合性万米深渊科考活动。“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最大潜深达10767米，创造了我国无人潜水器最大下潜及作业深度纪录，使我国成为继美、日两国之后第三个拥有研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　　——重大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平流层飞艇飞行试验圆满成功，驻空和动力飞行时间对照公开报道数据，均刷新了世界飞行纪录，使我国在该领域跨越了一大步。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成功实现5.3拍瓦、24飞秒激光脉冲输出，是当前国际最高激光脉冲峰值功率。EAST成为世界首个实现稳态高约束模运行持续时间达到分钟量级的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我国首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北极站投入试运行。　　——国防科技创新取得一批突破性进展，充分展现了我院不可替代的作用，多个单位获得突出贡献奖。　　——研制出寒武纪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与德国SAP公司联合研发了工业4.0互联制造解决方案，这两项成果与量子通信技术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入选为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千万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获得戈登贝尔奖，实现了我国高性能计算应用在此奖项上零的突破。这一系列关键技术突破引领了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　　——开展生态草牧业试验示范，大幅度提升了草地生产能力，有效遏制了草地退化现象，显著提高了畜产品饲料转化率。在渤海粮仓科技工程示范中，研发了北方地区适水灌溉和多水源高效利用技术，可节约灌溉用水50%，在河北省30余个县进行了整县域推广。汪洋副总理连续3年分别考察了渤海粮仓、海洋生态牧场和生态草牧业试验示范，对我院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转化取得重大突破。以我院高温铁基浆态床煤炭间接液化技术为核心，年产400万吨煤制油工程成功试车投产，这是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的煤炭液化装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祝贺。煤基合成气直接转化制烯烃研究颠覆了90多年来煤化工一直沿袭的费托路线，被誉为“煤转化领域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研制成功大型高精度衍射光栅刻划系统和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中阶梯光栅，结束了我国高精度大尺寸光栅制造受制于人、光谱仪器行业“有器无心”的局面。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成套技术实现整体转让。治疗肺动脉高压新药获批进入临床研究，治疗出血性老年黄斑变性、新型生物人工肝等胚胎干细胞临床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国产化牵引动力系统，成功应用于首都机场线直线电机轨道交通车辆。流态化低温还原技术大幅提升了我国低品位难选冶锰矿的综合利用效率。　　——基础研究重大产出丰硕。揭示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细胞模式，为防控病疫情及抗病毒药物研发提供了重要科学基础，是国际病毒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大亚湾实验测得最精确反应堆中微子能谱。成功绘制出全新的人类脑图谱。揭示了光合作用超级复合物精细结构，使我国在植物光合作用结构机理研究领域保持国际领先水平。首次实现分子间相干偶极耦合的实空间直接观察，开辟了研究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新途径。揭示了水稻产量性状杂种优势的分子遗传机制，为实现杂种优势高效利用、推动育种技术变革奠定了基础。首次揭示了末次冰期欧亚地区完整的人口动态变化情况，并绘制出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　　2016年，我院赵忠贤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曾庆存院士获国际气象界最高奖——国际气象组织奖 姚檀栋院士获2017年维加奖，是首位获引殊荣的亚洲科学家。全院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3项，占全国的31% “中微子振荡新模式”获一等奖，这是继铁基高温超导和量子通信后我院5年内获得的第 3项自然科学一等奖 获科学技术进步奖7项、技术发明奖3项，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获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成果获专用项目类技术发明一等奖。我院在自然指数中连续四年位列世界科研机构榜首。　　二、先导专项实施和立项情况　　2016年，我们以组织实施先导专项为抓手，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战略需求，创新科研组织体制机制，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和协同创新，确保专项顺利推进和重大成果产出。A类先导专项通过绩效评估考核及时调整研究布局和方向，产出一批有较大显示度的创新成果，形成一批新的优势领域方向和学科增长点，一些关键技术在产业和用户中推广应用，大部分专项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有效衔接。“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专项顺利通过验收。对“海斗深渊前沿研究”等10个B类专项进行中期检查，大部分专项完成预定阶段目标任务，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成果，为国家提供了一批重要咨询建议。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经过精心组织和科学论证，2016年我们又及时启动了一批新的先导专项，包括1个A类专项和9个B类专项。其中，A类专项为“南海环境变化”专项。　　9个B类专项分别为：　　(1)超强激光与聚变物理前沿研究，依托单位为上海光机所 　　(2)能源化学转化的本质与调控，依托单位为大连化物所和理化所 　　(3)地球内部运行机制与表层相应，依托广州地化所 　　(4)细胞命运可塑性的分子基础与调控，依托上海生科院 　　(5)结构与功能导向的新物质创制，依托上海有机所和福建物构所 　　(6)基于原子的精密测量物理，依托武汉物数所 　　(7)超常环境下系统力学问题研究与验证，依托力学所　　(8)多波段引力波宇宙研究，依托国家天文 　　(9)大规模光子集成芯片，依托西安光机所。

3月3日，2019年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大幕。在“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应不断提高国产高端科研仪器的研发水平，助力制造强国崛起。但事实上，科学仪器领域，国内企业产品质量不过硬，可靠性、稳定性的矛盾长期存在，已是业界共识。为此全国政协委员的王春儒在提案中指出：“应当推动我国原创性科研成果产出，保障我国科学仪器行业的持续高速增长。”北京金索坤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秉承着为原子荧光技术的发展探索乾坤的志向，不断推出原创性科研成果产出，使原子荧光技术快速发展。作为当代原子荧光行业的领跑者，北京金索坤得研发团队在传统型号的原子荧光光度计上进行改进，将金索坤公司的多项科研成果应用于检测元素多、测试速度快、技术指标好、安装省事操作省心的新一代原子荧光光度计上，使我国的原子荧光技术达到新的水平。首先，金索坤的研发团队采用具有专利技术的连续流动进样方式替代传统的样品、载流交替进入的断续进样方式。既克服传统进样方式下蠕动泵老化进样量不准的问题，又避免使用易腐蚀漏液、价格昂贵的注射泵。此外，新型进样技术将测试一个样品三次数据的时间缩短至30秒,效率是传统进样方式的三倍。另外，金索坤的研发团队创造性的采用采用占空比可调式双路脉冲供电,根据测试不同元素可选择不同占空比，既提高了高性能空心阴极灯的强度，又延长了灯的使用寿命。采用具有金索坤专利技术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运算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实现了无道间干扰同时，金索坤的研发团队率先采用具有金索坤特色的短焦不等距无色散光路系统，比使用短焦等距光路系统接收的荧光信号强度提高了2.8倍。金索坤公司生产的SK系列原子荧光光度计是金索坤公司多年原创性科研成果产出。金索坤这样不断推陈出新，助力国产仪器快速发展。 金索坤SK-盛析 原子荧光光谱仪作为中国氢化法原子荧光技术的发源地，北京金索坤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研发原子荧光技术三十余载，为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仪器不断探索乾坤的同时，为您提供最专业的原子荧光产品及技术服务。 作为一家只专注原子荧光技术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金索坤为您提供新一代具有检测元素多（火焰法技术），测试速度快（连续流动进样专利技术），技术指标好（优于国标RSD0.6%），省事、省耗材(多功能反应模块专利技术)的原子荧光光谱仪。

p 　　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显示，如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 WFC)*，中国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在2012年到2014年期间增长了37%，美国在同一时期则下降了4%。目前，中国对世界高质量科研的总体贡献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有关自然指数的数据分析发布在今天出版的《自然》增刊“2015中国自然指数”上。 /p p 　　“显然，中国正在赶上美国，并已成为一个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的强国。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蓬勃的经济发展持续推动了其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也作为关键要素，推动中国科研投入带来惊人的回报。”《自然》杂志执行主编尼克坎贝尔博士(Nick Campbell)说。 /p p 　　中国在自然指数中的科研成果主要来自化学和物理学，分别占中国WFC总分值的61%和30%。同时，生命科学方面的科研成果也快速增长，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有30%的增幅。 /p p 　　按照WFC计算，2014年中国科研产出最多的十大城市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合肥、长春、香港、杭州、广州和天津。这十个城市加起来占中国WFC分值的70.4%。 /p p 　　北京、上海和南京依然是中国的三大科研中心。北京纳入自然指数的研究机构数量在中国最多，科研实力尤其体现在化学和物理学上。上海纳入自然指数的研究机构数量不足北京的二分之一，但其前十大研究机构的贡献与北京前十大研究机构的贡献不分伯仲。与上海一样，南京在自然指数上的科研成果也几乎有60%是来自化学。2014年，南京大学在自然指数上的科研成果占整个城市的二分之一以上。 /p p 　　2012年到2014年期间，西安、成都和杭州是WFC分值增幅最快的城市之一，这主要受到化学方面科研成果的推动。其中，西安的WFC分值增幅尤为突出，达到了142% 成都和杭州分别为78%和55%。 /p p 　　自然指数还显示，深圳、北京和武汉是中国三大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因为这些城市有许多具有重要科研贡献的公司，尤其是在高端生命科学领域。其中，深圳尤其经历了精彩的转型，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基于科研的产业中心，位于深圳的公司所拥有的国际专利数量几乎占全国的二分之一。 /p p 　　另外，中国还有三个城市在科研合作上表现突出：香港和合肥主要与各自的国际同行建立了大量的合作 天津则突出表现在当地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合作。 /p p 　　2014年自然指数中表现最突出的中国五大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 /p p 　　关于自然指数 /p p 　　自然指数于2014年11月首次发布，纳入指数的68种自然科学期刊由在职科学家所组成的两个独立小组选出，评选小组组长分别为伦敦大学学院John Morton教授和伦敦国王学院孙引飚博士。此外，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来最终确定入选期刊。据施普林格?自然估计，这68种期刊约占自然科学期刊总 引用量的30%。 /p p 　　自然指数在最近十二个月的数据快照，都根据知识共享协议在指数网站natureindex.com上滚动发布，以方便用户分析自己的科研产出情况。通过该网站，科研机构可根据大的学科分类浏览自己最近12个月的论文产出情况，各机构的国际和国内科研合作情况也有显示。 /p p 　　*自然指数有三种计量方法来追踪作者的单位信息： /p p 　　论文计数 (article count/AC) - 不论一篇文章有一个还是多个作者，每位作者所在的国家或机构都获得1个AC分值。 /p p 　　分数式计量(fractional count/FC)- FC考虑的是每位论文作者的相对贡献。一篇文章的FC总分值为1，在假定每人的贡献是相同的情况下，该分值由所有作者平等共享。例如，一篇论文有十个作 者，那每位作者的FC得分为0.1。如果作者有多个工作单位，那其个人FC分值将在这些工作单位中再进行平均分配。 /p p 　　加权分数式计量(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WFC)- 即为FC增加权重，以调整占比过多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论文。这两个学科有四种期刊入选自然指数，其发表的论文量约占该领域国际期刊论文发表量的50%， 大致相当于其它学科的五倍。因此，尽管其数据编制方法与其他学科相同，但这四种期刊上论文的权重为其他论文的1/5。 /p p br/ /p

2004年以来中国科研产出发生翻番，有望10年内赶超美国 放眼未来，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出现快速增长 　　11月2日，汤森路透集团发布报告——《全球科研报告：中国》(Global Research Report: China)称，中国的科研产出量近年来发生了爆炸性增长。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以这一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在下一个10年赶上美国。 　　这份报告是汤森路透集团《全球科研报告》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描绘了全球科研的变化图景。 　　《全球科研报告：中国》的一些主要发现包括： 　　中国的科研产出从1998年的2万多篇论文增加到2008年的接近11.2万篇论文，自2004年以来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中国在2006年超越了日本、英国和德国，目前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科研产出有望在未来10年赶上美国； 　　中国的科研重点集中在物理科学和技术方面。材料科学、化学及物理学占支配地位。放眼未来，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出现快速增长，热点学科包括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以及遗传学； 　　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科研合作伙伴，在2004年至2008年间，在美科学家贡献了中国科研机构将近9%的论文； 　　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地区性合作的成果显著，特别是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的合作。

本报讯 近日，一则在学术论文预印本发表的研究引发热议，研究称要让论文产出最大化，实验室的理想成员应在10~15人之间。该研究发现，在此数量上再增加研究生与博士生，并不能让高影响力文章持续增加，部分是因为多出来的工作人员比首席研究人员(PI)的产出低。 　　这项由英国苏塞克斯大学遗传学家Adam Eyre-Walker与其同事所作的研究，聚焦了该国生物科学领域的398位PI，对比了他们研究团队的规模以及过去5年间文章发表数量。普遍来看，PI的实验室中平均有6名其他研究人员，这些实验室人数从0~30人不等。他们统计得出，PI在5年间平均发表文章数量略大于10篇，而每增加一名团队成员会使研究产出增加不超过2篇。华威大学微生物实验室主任Mark Pallen总结说：&ldquo PI的研究产出几乎相当于其他团队成员的5倍。&rdquo 　　然而，当把文章的引用率和影响因子加入分析时，当实验室成员达到10~15人时，实验室中其他研究人员的重要性似乎再次降低。Pallen表示，他对该研究所说的实验室规模的理想人数为10~15人持怀疑态度。Eyre-Walker也表示，此次分析并没有包括足够多的大型团队，因此并未得出实验室理想规模的准确答案。 　　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主要结论：PI是实验室产出的主要力量。&ldquo 人们一些时候认为，PI会肆意在每篇文章上署上他们的名字，无论他们是否作出了贡献。&rdquo 他说，&ldquo 但是在英国，研究团队一般都较小，我认为PI在实验室成果中是主要贡献者。&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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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增长18.5%，首破万亿元大关，经费投入总量位居全球第三&hellip &hellip 一系列看似亮眼的数据背后，却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隐患。在本届政府定位靠创新、靠科技力量推动高质量的GDP增长之际，科技投入与产出的严重矛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一大障碍。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布的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0298.4亿元，按照汇率计算，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三。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98%，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分活动类型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498.8亿元，同比增长21.1% 应用研究经费支出1162亿元，增长13%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8637.6亿元，增长19.2%。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8%、11.3%和83.9%。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关晓静表示，这说明我国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国内职务专利申请数129.3万件，比上年增长34.4%。全年国内职务专利授权数79.9万件，比上年增长42.8%。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来小鹏认为，虽然我国目前专利申请数量居于全球前列，但是专利运用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比较弱。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3万多项，但是能大面积推广产生规模效益的仅占10%-15% 每年的专利技术有7万多项，但专利实施率仅为10%左右。一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出的科技成果，甚至被鉴定&ldquo 国内首创&rdquo 、&ldquo 国际领先&rdquo ，却都被束之高阁。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此前指出，目前我国电子制造业是世界第一，一年生产10亿部手机、7亿台计算机、1亿多台彩电，但高端芯片80%依靠进口，每年花的外汇上千亿美元 航海航空有了长足进步，但发动机还要依靠外部专利 高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轴承、轮毂、轴还要进口，种种例子说明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和技术还存在两张皮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还很乏力。 　　据悉，在今年初，创新驱动发展被强调为未来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科技创新被提到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2013年，全国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首次跨过2%，将达到2.05%。不过在专家看来，科技投入再高但转化力不强，科技创新将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制定重点产业发展路线图，鼓励企业着眼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围绕产业链做好整体设计和科研布局。大力培育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与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资助，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与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共同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高通量DNA测序仪BIGIS-4系统日前投入试运行。 　　基因组所的科研人员应用该系统完成了海洋中温菌(Glaciecola mesophila)的基因组测序工作，相关研究论文分别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中文版第7期和英文版第9期发表。这是应用国产化测序仪开展科研工作并取得成果的首次报道，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核酸测序技术研发这一国际热点领域。 　　BIGIS-4系统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可扩展型高通量测序仪，技术采用焦磷酸测序原理，其中，反应模块分割成4个独立的反应仓，共用一套液路系统。根据不同的测序样本量和通量需求，1至4个反应模块可独立或整体运行，一次测序反应可以得到600-800Mb的数据产量，平均序列读长可达到600-700碱基，相较于国际市场同类设备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能提升和设备成本优势。 　　目前，项目组正在继续开展研发工作，进行配套试剂、芯片和测序分析软件的研发和完善，预期不久将可以实现该系统的全面国产化进程。 BIGIS-4单反应模块测序读长分布

全国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增长18.5%，首破万亿元大关，经费投入总量位居全球第三&hellip &hellip 一系列看似亮眼的数据背后，却存在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隐患。在本届政府定位靠创新、靠科技力量推动高质量的GDP增长之际，科技投入与产出的严重矛盾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一大障碍。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布的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0298.4亿元，按照汇率计算，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三。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98%，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分活动类型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498.8亿元，同比增长21.1% 应用研究经费支出1162亿元，增长13%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8637.6亿元，增长19.2%。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8%、11.3%和83.9%。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关晓静表示，这说明我国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国内职务专利申请数129.3万件，比上年增长34.4%。全年国内职务专利授权数79.9万件，比上年增长42.8%。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来小鹏认为，虽然我国目前专利申请数量居于全球前列，但是专利运用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比较弱。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3万多项，但是能大面积推广产生规模效益的仅占10%-15% 每年的专利技术有7万多项，但专利实施率仅为10%左右。一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究出的科技成果，甚至被鉴定&ldquo 国内首创&rdquo 、&ldquo 国际领先&rdquo ，却都被束之高阁。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此前指出，目前我国电子制造业是世界第一，一年生产10亿部手机、7亿台计算机、1亿多台彩电，但高端芯片80%依靠进口，每年花的外汇上千亿美元 航海航空有了长足进步，但发动机还要依靠外部专利 高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轴承、轮毂、轴还要进口，种种例子说明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和技术还存在两张皮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还很乏力。 　　据悉，在今年初，创新驱动发展被强调为未来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科技创新被提到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2013年，全国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首次跨过2%，将达到2.05%。不过在专家看来，科技投入再高但转化力不强，科技创新将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制定重点产业发展路线图，鼓励企业着眼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围绕产业链做好整体设计和科研布局。大力培育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与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美国国立普通医学科学研究所(NIGMS)所长Jeremy Berg近日利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开发的数据挖掘工具，分析了将近3000名研究人员的受资助额度和产出水平间的关系。分析显示，中等规模实验室的科研产出率最高。 　　Berg表示，传统观点早就认为，当实验室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就会变得很难管理，科研产出率(发表论文数/元)就会下降，但之前一直缺乏相关的定量研究。对于此次的研究结论，他补充说，不同资助水平内的变数是很大的，有的人获得很高的资助，发表的文章也很多，“平均行为并不是每个人的行为”。 　　一些科学家对Berg的研究结果提出质疑。NIGMS资助对象、发育生物学家Raphael Kopan今年在华盛顿大学设有实验室，经费80万美元。他表示，Berg这种尝试科学分析科研投资收益的努力值得赞赏，“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限制对科学家的资助额度及其实验室规模，他们的产出会最大。我认为这不一定正确。”

本月初，备受关注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在83名新科院士中(科学院院士35人、工程院院士48人)，来自高校的院士有39人,其中,清华大学(含协和医科大学)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人数最多，有4人，居全国高校首位，其次是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新增3名院士。 　　清华大学在院士增选中独占鳌头，并不令人意外。这所大学无论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政府和社会对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师资的雄厚、生源的优秀，在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而兰州大学地处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欠发达的大西北，能有此收获，更让人欣喜。这一成绩，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诠释了这所刚刚度过百年华诞的西北名校“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 　　当然，院士人数并非衡量一所大学实力的唯一标准，特别是某一届院士当选人数更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在当下中国大学各类排名标准过于繁多，且权威性欠缺的情况下，必须承认拥有院士、培养院士的数量，是最为刚性的标准。笔者认为，有一项指标，比各校新增院士的数量更值得关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本科校友当选院士的人数。 　　自2005年开始，连续三届院士增选人数中，恢复高考制度后接受本科教育的学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以本届为例，当选者大多数是恢复高考制度后读大学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少部分乃“文革”前或“文革”中接受本专科教育，恢复高考制度后攻读的硕士、博士。因此，可以说，近几届增选的院士中的校友人数，是检阅各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本科阶段的校友数，尤为重要。因为本科教育是一个学者打好基础、培养兴趣、确立目标最重要的阶段 同时从1977年至1987年这十年中，中国各大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不像现在到处都在办“研究型大学” 还有一个原因是近三届新增院士，相当一部分是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如本届新科院士中，“海归”人数占2/3左右，而这些人本科(专科)几乎都是在国内攻读的。 　　恢复高考制度后本科校友当选院士的人数排名(不含合并的院校、以院士当时就读的学校为准)，前9位依次为复旦大学(科学院6)、南京大学(科学院5工程院1)、吉林大学(科学院4工程院1)、兰州大学(科学院4)、哈工大(科学院1工程院3)、山东大学(科学院3)、中国科大(科学院2工程院1)、清华大学(科学院1工程院2)、西安电子科大(科学院1科学院外籍院士1工程院1)，余下的高校都是2名或1名，有些知名的大学甚至是剃光头。 　　这个排名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某些声名显赫的高校为什么排名靠后，若分析其原因，不外乎三个原因： 　　一是某些名校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优秀本科生出国比例较大，且大多数拿到学位后滞留在外。有两组数字可以佐证这个判断。若以所有历史阶段培养的本科生当选院士数排名，北大、清华两校远超其他高校，北大校友科学院院士99名，工程院院士37名 清华校友科学院院士47名，工程院院士87名，很符合两校在中国高校中泰山北斗的地位。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北大、清华等名校的优秀本科生基本上留在国内。而仅在1999年至2003年5年间，在除美国本土大学以外的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全球排名中，北大本科毕业生获美国博士的有1332人、排在第2位，清华1234人、排在第3位，中国科大988人、排在第5位，复旦626人、排在第7位。2006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本科就读于清华的有571人，北大的507人，中科大的283人，复旦的163人，南大的155人。 　　二是自恢复高考制度到上世纪80年代末，对高校的投资相对比较公平，办学条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差距还不算很大。这当然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因素有关，政府主导资金、教师的配置，资金和人才急剧流向东南沿海和首都高校的趋势还不明显。 　　三是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其扎实的学风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地理位置带来的种种不利条件。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哈工大、山东大学这几所学校所处地理位置欠佳，而其朴实、勤奋的学风多年来获得社会公认。以兰州大学为例，它可能是中国名校中所处地理位置最不利的，其生源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比例是最高的，其优秀教师的流失速度也是惊人的，但其坚韧质朴的学风使其具有强大的优秀教师自生能力和优秀毕业生的培养能力。本届科学院新增化学部8位院士中，涂永强和周其林是兰大78级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同班同学，这可算一种佳话了。 　　高等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一样，也要讲投入和产出，尤其是1999年扩招以前的本科教育，基本上由政府投资，而其产出的受益者，却不仅仅是中国，当然大量毕业生出国，同样可以回馈祖国，但总不如留在中国的人才对这块土地、这个民族贡献大。恢复高考后各校本科校友当选两院院士人数，或许可作为我们思考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的一个不错的角度。

2012年所引用的1650年到2000年出版的文献数量。 　　学者们有一个常见的怨言：现在的研究人员发表了太多东西，而且速度很快。但多快才意味着科学产出的质量得到了提升呢? 　　听到这个问题，许多人会举手回答称该问题无解。引用学术数据库的增长数据显然是不对的。例如汤森路透科学网每年的报告数量增加约3%。这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真正的学术出版物的增长数量：没有数据库足够全面。 　　德国慕尼黑马克斯· 普朗克学会文献分析专家Lutz Bornmann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Ruediger Mutz认为，他们有更好的答案。他们表示，了解确切的数据是不可能的，不过实际增长率接近每年8%到9%。这相当于全球的科学产出每九年就会翻番。 　　Bornmann和Mutz将研究发表在《信息科学技术协会期刊》上，并上传至网络服务器arXiv。他们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的科学产出很可能都保持着这种极快的增长速度。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似乎是合理的。 　　&ldquo 我们确定了科学发展中存在3个阶段，每个阶段与上个阶段相比，增长率都会翻倍：从18世纪中期的1%，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到3%，再到2012年的8%到9%。&rdquo 他们写道。 　　Bornmann和Mutz采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估算总的科学产出：他们将统计对象定义为被汤森路透科学网数据库中另一种学术出版物引用的任何参考文献，不仅包括报纸，还包括书籍、数据集和网站。汤森路透科学网数据库涵盖了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通过分析1980年到2012年的3800万个出版物上的7.55亿份参考文献，他们合计了从1980年以后被引用的所有出版物，最早的来源于1650年。其增长率十分相似，即使是在自然科学或健康医药等单个领域。 　　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方法遗漏了从未被引用过的出版物。不过从未引用过的出版物可以被看作无用的以及不可数的，除非它恰好出现在选择数据库中。 　　其他原因也表明这种估测是粗糙的：它会受到&ldquo 老化&rdquo 影响的困扰&mdash &mdash 非常旧的报纸不太可能被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学术出版物提到。而且尽管研究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一些文献还是会被多次计算。到2000年，Bornmann和Mutz发现有2500万份独立的参考文献，自然科学方面的仅有900万份。 　　荷兰莱顿大学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的Anthony van Raan指出，该增长率和这一领域之前的研究比较起来并没有太大差异。他还特别指出了自己在2000年进行的研究，估测1998年之前的增长率为每年10%。 　　事实上，这一基本观点可以追溯到1965年，被公认为文献计量学之父的Derek de Solla Price对1961年被引用的参考文献进行了分析，同样发现增长率呈指数上升，但他没有进行具体量化。不过分析1980年到2012年的出版物可以提供更好的结果，因为像van Raan和Price那样分析任何单独年份的文献会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最近发表的论文。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人员Vincent Lariviè re称，这些数据从长远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却表现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产出增长率明显放缓。不过Bornmann称，这种明显的放缓并不可靠，可能部分原因是最近的论文还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被引用。 　　论文数量的增长是否代表着知识真正的扩散呢?早在1965年，Price就提出了一个现在很常见的观点：&ldquo 我很想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流通的3.5万份期刊中很大一部分必须被认为是遥远的背景噪音，它们和科学整个图景的中心和战略领域的距离非常远。&rdquo 　　Van Raan表示，现在的科学家为了事业发展而追求额外的文献发表只会增加这种效果。&ldquo 科学家为发表更多文章而分裂了论文，先发表一个很短的论文，再发表一份详细的，这些行为意味着科学产出的&lsquo 额外&rsquo 增长，但却不是&lsquo 实际的&rsquo 增长。&rdquo 他指出，&ldquo 如果能开发出一个统计框架，它可以识别&lsquo 可持续的&rsquo 科学发展，并用于了解总的科学知识如何在增长，将是十分吸引人的。&rdquo

澎湃新闻从国际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 自然（Springer Nature）方面获悉，最新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五强”（Nature Index Big 5）聚焦全球五大科研领先的国家，即美国、中国、德国、英国和日本。根据自然指数的主要衡量标准——贡献份额（Share），2015年以来，上述5个国家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先后位次也没有变化，它们在自然指数中的贡献份额加起来接近70%。但是，中国的科研产出大量增加，2015-2021年经调整后的自然指数贡献份额增幅高达81%，远超其它4个国家。自然指数数据显示，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居于主导地位，2021年该领域的贡献份额占全球的44.8%，中国则在化学领域居全球首位，贡献份额由2015年的21.6%增至2021年的35.8%，并在2018年就已超过美国。2021年，中国还第一次在物理科学领域超过美国，在该领域的贡献份额占全球的24.0%，美国以23.8%紧随其后。增刊认为，中国的科研产出更多地依赖于化学，该学科占其2021年总贡献份额的54.2%，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集中度居第二位，占其总贡献份额的比例是48.5%。增刊还关注了五大科研强国的国际科研合作情况，并根据自然指数合作分值（Collaboration Score），列出了各国的十个主要科研合作伙伴国。数据显示，中美科研合作保持着韧性，科研合作程度依然最高。2015年至2020年，中美两国在自然指数中的合作论文数量由3412篇跃升至5213篇。但2018年以来，两国合作文章的逐年增速有所放缓。此外，增刊还展示了这5个国家主要科研机构的国际合作关系。2021年，美国最主要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是哈佛大学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哈佛大学与德国马普学会。中国的三大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日本，中国科学院是东京大学的第二大国际合作伙伴。增刊对此指出，随着科研工作变得日益复杂，世界科研强国需要紧密的国际联系来保持其优势。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京发布的2018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国际合著论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7%，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产出论文继续增加。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2017年，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为9.74万篇。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占中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69.7%，合作伙伴涉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15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与美国合著论文占中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43.9%。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近年来，通过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全球对地观测系统等一系列大科学计划，中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科技大国开展平等合作，为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作出了应有贡献。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随着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增强，中国已具备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的能力。2017年，中国作者参与发表的国际论文中，作者人数大于100、合作机构数量大于50个的论文共有508篇，比2016年增加12篇。作者人数大于1000、合作机构数量大于150个的论文共有218篇。涉及高能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生物学和医药卫生等学科。 /p

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有些奶企“整容”忽悠消费者 　　除了生奶标准全球最差，抗生素、亚硝酸盐等指标“甚至不作要求” 　　被指全球最差的中国乳业标准，首度遭到乳企炮轰。昨日，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就此开腔“放炮”，指中国生奶标准不仅在“细菌总数”和“蛋白质含量”两项指标上全球最差，而且对抗生素、亚硝酸盐等指标“甚至不作要求”。这是继广州乳协理事长王丁棉炮轰中国乳业标准之后，首次有乳企打破沉默。 　　郭本恒强调，国内乳业乱象丛生，与政府监管力度薄弱有关，这是中庸思想在作怪。 　　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 　　生奶标准全球最差 　　郭本恒是在上海参加“中国经营论坛”时作出上述回应的。不久前，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炮轰中国乳业新标准遭到“个别大企业绑架”，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主要体现在“细菌总数”和“蛋白质含量”两项指标。2010年以前，我国生乳收购标准是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蛋白质含量最低每百克含2.95克。而去年新修订的标准，把细菌指标上调为200万个，蛋白质最低含量下调至2.8克。新标准中蛋白质含量远低于发达国家3.0克以上的标准 而菌落总数放宽3倍后，是美国、欧盟(10万个)标准的20倍。 　　郭本恒回应表示，我国奶业产品的标准，处于世界中等偏上。但生奶标准，几乎是全球最差。除了以上“细菌总数”和“蛋白质含量”指标大大落后外，国际奶业标准还要求检测生奶中抗生素、亚硝酸盐含量等指标，“但国内对此甚至都不作要求”。 　　郭本恒说，用如此低的标准要求生产出高级产品，根本无法做到。“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 　　低标准阻碍奶农革新生产方式 　　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丁木德在“乳业标准之争”中是“低标准派”的代表，他认为目前制定牛奶质量标准要从国情出发。由于我国许多地区饲养奶牛的散户太多，在生产时间、细菌控制等方面众口难调。 　　郭本恒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低标准说到底不仅伤害消费者，也是在害农民，因为养两头牛的人永远不会就此富裕。中国加入WTO之后，许多领域都面临变革，对于奶业来说，是时候改变农民的饲养方式了。” 　　郭本恒表示，从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开始，这些话在他心里憋了很久。“为何在上海没有三聚氰胺?并非因为光明乳业有专门针对三聚氰胺的检测，而是因为上海有6万头牛，113个牧场，每家养殖规模在500头到600头，都是规模化经营，奶农资产都上千万元。因此育种体系、营养配餐体系相当完备，从源头上避免了三聚氰胺。” 　　他介绍，同样因为规模化经营，上海的生奶“细菌总数”指标，普遍可以做到10万个以下，甚至可以做到3万个以下，达到国际先进标准。 　　监管层中庸思想作怪 　　郭本恒还指出，国内有些奶企缺乏诚信，“广告打着牛奶产地‘风吹草低见牛羊’，事实上却来自沙尘暴发源地，奶牛都吃着枯草生长”。 　　他认为，适度营销就像姑娘“化妆”，可以突出优势获得消费者欢心。但目前国内有些奶企，开始“整容”，忽悠消费者。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说，中国乳业加工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现在生奶不过关，伤害整个中国乳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缺乏诚信的企业，更将面临淘汰。 　　郭本恒认为，我国奶业乱象丛生，与政府监管力度薄弱有关，这背后是监管层的中庸思想作怪。监管薄弱还导致奶业中的创新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新产品推出市场很快就遭到复制，阻碍企业研发、掌握核心竞争力。 　　而在具体手法上，他强调，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做法也存在问题。“一定要从源头抓，而不是抓流动环节，抓生产环节，只有把生产的源头抓起来，中国的食品工业才会保证安全。”

p 　　最近，一则“我国科学家发现小球藻‘吃’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 /p p 　　小球藻是什么?它“吃”下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又变成什么? /p p 　　首次证明了“生物减排”可行性 /p p 　　近年来大气雾霾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活，氮氧化物是酸雨与雾霾的主要诱因。我国2016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高达23兆吨，位居世界第一。 /p p 　　消除氮氧化物的技术叫“脱硝”，由于氮氧化物能跟水反应生成硝酸根、亚硝酸根，正好是微藻可利用的氮营养，所以通过微藻培养可以消除氮氧化物污染，发展新型生物脱硝技术。由此获得的微藻生物质副产品则可以作为蛋白、油料的来源，满足水产饲料、生物能源等行业的原料需求。 /p p 　　微藻生物量中碳和氮元素含量分别占50%和10%左右。微藻是地球上将二氧化碳与无机氮转化为有机物效率最高的一种光合微生物，被誉为是由阳光驱动的高效“生物工厂”。 /p p 　　可不可以将这座“生物工厂”装进电厂，让微藻“吃”下工业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实现碳减排并降低环境污染，同时又可以生产出生物能源的原料和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一石双鸟”? /p p 　　在国外从事了8年藻类生物学研究的王强，作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引进“百人计划”研究员，2010年7月回国组建微藻研究团队，开始投入这项研究。 /p p 　　2014年，首篇论文率先发表在国际环境学领域顶级期刊《环境科技》上。此项研究被认为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了微藻用于工业污染物减排的同时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可行性”。 /p p 　　闯过一道道工业实验难关 /p p 　　7年时间，王强团队把设想逐步变成了工业的可行性，这中间他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 /p p 　　首先是藻种问题。在繁多的藻类中，什么藻种“吃的多，又产的多”? /p p 　　小球藻是一种球形单细胞淡水藻类，直径3—8微米，繁殖率超强。王强说：“小球藻最快2个小时可以繁殖一代，也就是说它的生物量两个小时可以翻一翻，生长快工作效率自然也高。” /p p 　　经过不断地筛选，最终获得的小球藻比常规小球藻油脂和生物量生产率分别提高了39%和35%，脱硝率可达96%以上。 /p

近日，长光辰英S3000超快三维荧光成像系统，在成都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装机试用，S3000凭借其快速共聚焦切片成像的核心特点，受到众多老师关注，争先申请试用。试用现场，产品经理对成像原理进行详细讲解，演示系统操作流程，并为试用过程中老师遇到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川大重点实验室王老师：“将原来一整天的拍摄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以内，这样的拍摄效率，要得”。S3000超快三维荧光成像系统，软件易学易用，操作简单。节省了共聚焦层扫的宝贵时间，提升实验效率及科学产出，更好地助力科研工作。S3000超快三维荧光成像系统由快速三维扫描狭缝转盘模块、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相机、大功率低光毒性LED荧光激发光源及自动化显微镜主机构成。超快共聚焦成像。采用结构光转盘技术,光通量比针孔式转盘提高数倍,允许LED激发光源共聚焦成像 根据相机配置、成像度可达30-50帧/秒 三种切片模式自由切换,实现快速成像和高质量成像的结合。全谱段探测。一个LED光源可应对全谱段检测应用,激发光:370-700 nm,发射光:410-750 nm 覆盖常见荧光染料的光谱范围 4位滤光块转轮,通道切换时间小于0.2s,滤光块免工具更换,可实现4+N多通道荧光拍摄。模块化设计。采用紧凑的共聚焦光路设计,仪器外形更小巧 无需庞大空间也可安装,共聚焦模块可灵活耦合在正置、倒置、体式等各种显微镜上，适应不同应用场景。高可靠性及可扩展性,兼容已有成像设备,让科学工作者从仪器维护中释放出来,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科学研究本身。该仪器在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试用展示一周后，还将在华西口腔医院及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分别做试用演示。届时欢迎想了解的老师及经销商同仁莅临观摩试用。样片showtime小鼠神经突触 60X NA1.4 oil给药细胞 60X NA1.4 oil果蝇脑神经元 40X NA 0.95

4月14日，从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国家科技评估中心)获悉，《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近日在全国出版。报告显示，2019年，345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有所增长。合同项数为15035项，比上一年增长32.3% 合同总金额为152.4亿元，较上一年下降19.1%。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副主任黄灿宏介绍，其中，单项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超过1亿元的成果有24项，较上年下降20%。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项数为2815项，比上一年增长10.9% 合同金额为47.0亿元，比上一年下降18.9%。　　报告由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共同编写，得到了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的指导。　　交易金额下降为哪般　　报告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但科技成果交易金额下降。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01.4万元，较上年下降38.8%。作价投资合同金额也有所下降，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达51.0亿元，以作价投资平均合同金额达1016.6万元，比上一年下降39.1%。　　“随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部曲的出台实施，2016年—2019年全国出现‘井喷式’成果转化热潮，各高校院所的成果转化合同实现了兑现。”究其原因，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副总评估师、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秘书长韩军认为，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是有规律的，即“十年磨一剑”。现有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存量不多，后续成果的产出及转化，尚需时日。　　需要注意的是，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强度也在下滑。2019年，个人获得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达53.1亿元，较上年下降23.6% 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总金额达47.6亿元，比上一年下降26.2%，占奖励个人总金额(53.1亿元)的比重达到89.6%。　　针对报告中部分科技成果转化指标2019年有所下降的原因，在初步调研后，韩军分析说，高价值科技成果的产出需要一定的研发周期，不具有连续性。　　“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前积累的可转化的高价值科技成果近几年逐渐实施转化后，未转化及新产出的科技成果因成熟度有限，高校院所更趋向于以产学研合作方式(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行转化，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数量有所减少。”韩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国家要求对高校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清理规范，大额科技成果以作价投资方式实施转化受到一定影响。　　推动高价值成果产业化　　“科技成果转化流向聚集明显。”报告显示，2019年，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至制造业的合同金额最大，为58.2亿元 转化至中小微其他类型企业的合同金额最大，为91.9亿元。东部地区成为科技成果的主要产生地和承接地。　　报告显示，2019年，3450家高校院所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合同金额为933.5亿元，比上年增长22.9% 高校院所兼职从事成果转化和离岗创业人员数量为14210人，比上年增长23.4%。数据表明，产学研合作稳定增长。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一些高校院所结合实际，探索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成果转化模式。如优化成果转化制度体系，瞄准国家战略及市场需求，推动高价值成果产业化。”黄灿宏说，在推动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深化产学研合作、注重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培养、健全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一些高校院所也做出了典型示范。　　比如，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围绕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重大需求，探索“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三链融合创新模式，与合肥市等发起设立总规模102亿元的集成电路相关产业基金，累计成功孵化企业116家，2019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90亿元 浙江大学技术转移机构通过开展高价值专利筛选工作，促成各类产学研合作项目总经费逾1.6亿元，推动校企战略合作2.5亿元… … 　　成果转化老难题待新解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韩军坦言，目前，政府部门间科技成果转化部分相关法规政策衔接不够，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实不到位，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附属医疗机构的成果转化机制不明确。　　不容忽视的是，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体系亟待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平台)还待系统布局，科技成果质量和转化动力有待提高。　　“高校院所反映的‘四唯’问题仍然存在，部分科研工作者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重论文轻成果转化，不了解市场情况和企业需求，转化动力有待提高。”黄灿宏坦承，部分科技成果质量水平不高，一些成果是为了完成项目、发表论文、申报专利和申报职称凑数。同时，成果转化主体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虽然2020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但部分单位反映，“四唯”破而未立，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放入职称晋升的考核体系没有统一方式，科技成果评价缺乏规范性的问题依然存在。　　直面成果转化中的老难题，报告提出针对性建议，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堵点，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供需两端双向发力，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产出。　　“扎实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以质量、贡献和转化绩效为导向，激发科研人员转化热情。”在黄灿宏看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强现有可操作性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的推广应用，适时将技术成熟度评价纳入国家科技计划立项、验收评审标准中。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为何科技成果飘在“天上”容易，“落地开花”却那么难?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放眼如今的中国科技界，在《自然》《科学》等全球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些“高大上”的科技成果，却迟迟难以变成反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金白银”。多少年来，这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痛点”。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有着科技国家队之称的中科院，想从体制机制的改革上寻找答案。3月31日，中科院在京宣布正式启动“ a title=" " href=" http://www.instrument.com.cn/news/20160401/187761.shtml" target=" _self" strong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 /strong /a ”，并发布了专项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在5大方面确立了25项重点任务。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方案的发布，是一个明确的风向标。正如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所言：“从今往后，中科院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要变成一种主动行为。”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strong 价值导向 /strong /span /p p strong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让好的成果不愁转化 /span /strong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是一个“标杆式”的存在，几乎“隔三差五”就有惊天动地的大成果出来。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近5年来，大连化物所累计实现专利技术转移、转化300多项，实现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收入超过10亿元，辐射工业产值2000亿元。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从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冯埃生口中，人们也能听出这样的自信：“只要是真正好的成果，想转化不出去都难。”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但是，取得“真正好的成果”谈何容易?这些年来，大连化物所在鼓励重大成果产出方面下足了力气，从导向、机制、政策、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作好保障，产生了诸如“甲醇制取低碳烯烃技术”“液流储能技术”等一批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果，打通了从实验室到产业界的道路。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这正是中科院想在全院推广的经验。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产出并落地转化”。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除了在已经部署的A类、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寻找重大产出实现转移转化外，专项行动还特别设立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点专项”，拟在“十三五”期间梳理凝练出有望在3～5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试点组织实施10个左右的重点专项。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据严庆透露，中科院特别设立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点专项”的实施，并将探索通过“后补助”等方式促进重大成果推广应用。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strong 创造空间 /strong /span /p p strong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让产研人才“放手一搏” /span /strong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去年一年，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涌现出好几个“科技富豪”。2015年度，上海药物所有15项新药研发成果成功转让，合同总额达到8亿元。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上海药物所副所长叶阳说，以市场和需求牵引的分类评价体系，是研究所转化成功的“秘诀”之一。“我们打破了以‘出论文’作为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对新药研究人员的评价围绕‘出新药’核心目标，将临床批件、新药证书与岗位聘用挂钩。”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环境和氛围，将是未来中科院的重点工作之一。中科院将出台《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指导意见》及人事、考评等配套政策和制度，引导院属单位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与自身管理运行紧密结合、与自身改革发展紧密结合。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我们还会进一步细化科技人员离岗创业或到企业兼职的规定，在全院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严庆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同时，将从科技价值观方面引导科技人员正确理解和认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意义，理性投身‘双创’。”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而在全院层面，中科院还将对院属科研单位实施分类评价与考核，进一步完善重大产出导向的评价体系，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作为创新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作为年度数据监测的重要内容。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strong 开放融合 /strong /span /p p strong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让创业力量自由成长 /span /strong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在我们所，没有‘儿子’‘女婿’之分，只要能对国家社会、对中科院、对研究所有利，我们都看成是自己的‘儿子’。”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产业处处长曹慧涛的这句大实话，道出了研究所成果转化工作的“真谛”。在陕西省1000多家各类科研院所中，西安光机所的规模并不大，但却成为西部地区成果转化的典型代表。截至目前，西安光机所共孵化培育84家高科技企业，吸引社会投资7亿元，实现产值12亿元、纳税7000多万元，新增就业4000多人。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我们的经验是拆除围墙，开放办所，鼓励‘高大上’的成果主动‘接地气’。”曹慧涛说，通过与企业共建研究中心，把企业搬进研究所、把研究所建在企业，让企业和技术团队成为创新主体，紧跟市场需求，快速实现产业化。“同时，研究所一直坚持‘孵化’企业但不‘办’企业、参股而不控股的原则，把责权利捆绑在一起，让创新创业的种子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成长。”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开放融合也是如今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键词之一。方案提到，进一步加强院企、院地合作，推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融合、知识创新与区域创新融合，促使中科院科技创新资源与社会生产要素更紧密结合，加快形成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有效联动的融合发展体系。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严庆透露，到2020年，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将使社会企业新增销售收入超过6000亿元/年、利税600亿元/年 院所投资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5万个，营业收入超过6000亿元/年、利税600亿元/年 院属机构孵化“双创”企业5000家，为不低于2万家企业提供“四技”服务 “十三五”期间专利实施超过1万件次，比“十二五”翻两番…… /span /p p span style="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 　　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中科院与国家定下的一个“五年之约”。路漫且艰，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中科院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国家产业升级、区域转型的事业中，迈出创新创业的“最先一公里”，打通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span /p p /p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衡量一所高校社会贡献与科研产出的重要标准，也是“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关键指标。自2017年起，依据财政部、科技部建立的报告制度，我国高校与科研院所均要报送上一年度的科技成果转化报告，由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等机构统一编纂出版。6月29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在京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2020年，3554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以及合同金额均有增长。合同项数为466882项，比上年增长6.5%；合同总金额为1256.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6%。其中，转化科技成果超过1亿元的高校院所数量为261家。在2020年高等院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排行中，清华大学以321470.56万元位列第一位；浙江大学以268828.15万元，位列第二位；北京理工大学以262630.54万元位列第三位；上海交通大学以203937.63万元位列第四位。这四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都超过了20亿，科技成果转化水平领跑全国。合同金额在10亿以上的高校还有四川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位居全国高校第一梯队。此外，江苏大学表现突出，以超9亿的合同金额位居全国第14位，超越不少“双一流”高校。在2020年高等院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排行中，清华大学以104078.56万元位列第一位；四川大学以84367.07万元位列第二位；上海交通大学以82308.63万元位列第三位；上海科技大学以63439.05万元位列第四位；复旦大学以58220.50万元位列第五位；湘潭大学以50608.00万元位列第六位。这六所高校合同金额超过5亿，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其次，华东理工大学、湖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齐鲁工业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合同金额均超过2亿，其中齐鲁工业大学表现抢眼，领跑非“双一流”高校。

p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哈尔滨2018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方案》近日出台。根据《方案》，今年哈市将加强种子环节监管，在备耕期间全面排查封堵非法销售转基因种子的“黑色”渠道。在生产环节检测玉米、大豆种植田，发现转基因立即铲除。 /p p 　　各区、县（市）种子管理部门、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要采取随机抽查生产经营业户的方式，全覆盖监督检查。在备耕期间以玉米、大豆种子为重点，兼顾水稻种子，全面排查转基因，封堵外省一些违法企业、个人非法销售转基因种子的“黑色”渠道。针对种植环节监管，各区、县（市）要在种植计划中明确禁止未经审批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重点监管玉米、大豆主产区、县（市），重点抽样检测玉米、大豆种植田，严查转基因作物非法种植，一经发现，立即予以铲除销毁。 /p p 　　根据相关规定，对于非法生产、经营、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的，不仅要没收转基因种子,最高将面临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对于违法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者，不仅作物要铲除，还将停发农业补贴，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将面临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p

10月10日，记者从深圳海关所属福田海关获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最新科研成果——一台高时空分辨桌面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近日经福田保税区一号通道顺利出境。据悉，这是合作区产出的科研成果首次出境赴港，后续将在香港城市大学继续开展研究测试。图为福田海关关员在保障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科研成果顺利出境。彭若若摄据了解，这套显微镜为合作区内的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福田研究院自主研发制造，是我国首台自有知识产权的桌面型电子显微镜。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福田研究院院长陈福荣表示，作为从高校科研团队产出的科研成果，桌面型电子显微镜的成功研发，标志着在高端电子显微镜关键技术国产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也充分体现了合作区科创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以及深港合作的高度发展融合。为助力深圳福田研究院顺利入驻合作区，福田海关以科研机构诉求为导向，组织精干力量上门调研，积极宣讲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在海关注册登记、账册设立、单证申报、设备通关等环节提供悉心指导与精准帮扶，保障该院逾1700万元的科研设备顺利入区，为实验室建设与科技研发进度按下“加速键”。今年8月，深圳福田研究院的桌面型电子显微镜项目研发进展顺利，拟计划前往香港调试、发布。然而科研成果出境在合作区尚无先例，涉及口岸通关、申报方式以及物流运输等。得知情况后，福田海关第一时间了解科研机构出境需求以及科研设备运输条件等，发挥合作区专用跨境口岸直连香港的区位优势，支持显微镜以暂时出境方式前往香港，同步建立完善后续跟进、及时响应的长效帮扶机制，以同时满足科研成果在深港两地自由流动及研发需求。截至2022年9月，福田海关已主动对接合作区内的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福田研究院等55家科研机构及企业，提供“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与政策指导，保障其中26家建立海关账册；充分发挥福田保税区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点”以及“直连香港、免证免税”的优势，助力超10亿元境内外科研设备顺利入区，逾150个优质项目在这片科创资源汇集的热土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福田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关将继续围绕“深港合作”的发展定位，紧盯科研机构、企业诉求，大力优化海关监管服务，持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飞跃。

近日，中科院消息显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慧眼”卫星团队通过对X射线吸积脉冲星的详细观测，采用直接测量的方法得出其表面磁场强度约为10亿特斯拉。据了解，2017年6月15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颗X射线空间天文卫星“慧眼”。与国外X射线卫星相比，具有覆盖能段宽、在高能X射线能段的有效面积最大、时间分辨率高、探测死时间很小、观测强源没有光子堆积效应等突出优点，因此具有探测高能量回旋吸收线的独特能力。2018年1月30日,中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正式交付,投入使用。慧眼卫星工程是研究黑洞、中子星等致密天体前沿问题的自主创新重大空间科学项目,该星的投入使用使中国高能天文研究进入空间观测的新阶段,对提高中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慧眼”卫星艺术图（图源 中科院官网）除了本次探测的成果外，“慧眼”卫星在轨运行期间已经产出了多项科技成果。比如，2019年8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科学家利用慧眼卫星上X射线望远镜开展了X射线脉冲星导航实验,定位精度达到10 km之内（3倍标准偏差）,进一步验证了航天器利用脉冲星自主导航的可行性,为未来在深空中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2020年9月21日,《自然-天文学》在线发表"慧眼"（HXMT）卫星最新观测结果 :在高于200千电子伏特（ke V）的能段发现黑洞双星系统的低频准周期振荡（quasi-periodic oscillation,QPO）,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能量最高的低频QPO现象。这些科学成果的产出，离不开科学仪器的帮助，而“慧眼”卫星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空间X射线天文望远镜—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更是装载了高能、中能、低能X射线望远镜和空间环境监测器，可观测宇宙中的X射线和伽玛射线。X射线望远镜（X-ray telescope）是为了探测地球大气层以外的源所发射的X射线，并把X射线分辨为一个图象而设计的一种仪器。由于大气吸收，所以X射线望远镜必须用气球、火箭或空间运载工具带到高空。气球运载的探测器用于探测穿透能力较强的（硬的）X射线，而火箭和卫星则用于在更高的高度上探测软的X射线。因为天体X射线源都是远而弱的，这些探测器通常都要有大的集光面积和高的效率，以便在宇宙射线引起的背景上探测到X射线。慧眼”卫星（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Hard X-ray Modulation Telescope,简称Insight-HXMT）是我国科研工作者利用上世纪90年代由李惕碚和吴枚提出的直接解调方法自主研发的第一台空间X射线天文望远镜。低能X射线望远镜（Low Energy X-ray Telescope,简称LE）是“慧眼”卫星的有效载荷的重要组成之一。其选用半导体探测器CCD236,总有效面积为384cm2,具有较高的时间响应和能量分辨,满足对低能X射线天体的光变和能谱研究的要求。对天体源能谱开展研究,首先需要获得探测器的能量响应,利用探测器的能量响应和实际观测能谱,依靠天文数据处理软件算法来得到天体源的实际发射能谱。硬X射线望远镜卫星（HXMT）应用直接解调成像方法，实现了宽波段X射线（1-250keV）成像巡天，其中20-250keV的巡天具有世界最高的灵敏度和空间分辨率。HXMT实现了高灵敏度的全天巡天，分解宇宙X射线背景。中能X射线望远镜（ME）是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卫星有效载荷的分系统，其基本功能是进行5-30keV能区的巡天以及定点观测。ME可以有效填补HXMT高能X射线望远镜HE和低能X射线望远镜LE的能量覆盖空缺，可以与HE、LE一起测量天体的全波段X射线能谱和多波段时变特性。星载空间环境监测器为星上科学任务开展提供背景辐射实测资料。该监测器采用固体探测器望远镜系统和扇形阵列全新组合设计，可获取轨道空间高能质子和高能电子能谱、方向综合动态结果,给出更为全面的粒子辐射分布图像。在“慧眼”卫星的成功发射后，2018年3月，中科院启动了增强型X射线时变与偏振天文台背景型号研究项目（enhanced X-ray Timing and Polarimetry mission，简称eXTP）。eXTP空间天文台的实施将使我国空间X射线天文学的研究进入国际领先行列。eXTP空间天文台效果图（图源 中科院高能所）据了解，2007年，中科院高能所提出X射线时变与偏振探测（XTP）卫星概念，作为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卫星的后续项目。2009年，XTP关键技术攻关获得中科院空间科学预先研究项目重点支持，2012年，XTP被遴选为中科院空间科学一期先导专项（第一批）背景型号卫星项目。2017年，eXTP获得中科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背景型号支持。　　而eXTP卫星更是装载了能谱测量X射线聚焦望远镜阵列（SFA）、偏振测量X射线聚焦望远镜阵列（PFA）、大面积X射线准直望远镜（LAD）和广角监视器（WFM）四种有效载荷，预计卫星总重约4.5吨，将运行在低倾角近地轨道上，计划在2025年前发射，重点研究黑洞和中子星等极端天体的核心科学问题，成为在2025-2035年间在该领域国际领先的旗舰级X射线空间天文台。后续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近日，“超高分辨率PET的开发和应用”的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再出成果。武汉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的“基于超高分辨率PET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项目近日在国际顶级杂志《自然?医学》上发表重要文章《Targeting CASP8 and FADD--like apoptosis regulator ameliorates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in miceand nonhuman primates 》(靶向CFLAR改善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炎)，该文章称，我国治疗脂肪肝有了新的突破，而数字PET技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支撑。　　数字PET助力发现抑制肝脏病变关键分子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超高分辨率PET的开发和应用”近日产生重大成果。武汉大学李红良团队利用全数字小动物PET对高脂饮食的小鼠进行全身动态成像，可以发现天然免疫重要分子CFLAR对肝脏的脂肪病变起到关键抑制作用，为得出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科学理论，提供了一种活体的、动态的定量观测手段。　　这项研究成果由李红良团队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杂志《自然?医学》上。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慢性肝病，此项成果或可惠及超过1.5亿的中国患者。《自然?医学》杂志认为，该研究是中国科学家在肝脏代谢性疾病研究领域的又一世界性重大突破，对理解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发病机制提出了全新认识，为开发专门的靶向治疗药物奠定了理论基础，对这一重大慢性病的防治具有重要临床指导意义。　　数字PET技术催生多项重大科研成果　　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谢庆国教授带领团队研制出全球首台小动物数字PET，在“超高分辨率PET的开发和应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的支持下，关于数字PET的仪器开发与应用都上了一个台阶，催生出众多领域科学成果的诞生。　　依托数字PET技术，在肺癌研究领域，首都医科大学施焕中团队得出对恶性胸腔积液病因的研究成果，对指导恶性肿瘤的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意义 在肝癌研究领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陈孝平院士团队研究出从肿瘤代谢的角度研究癌细胞转移的机制，为肝癌的临床诊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有关抑郁症的研究领域，上海交通大学李卫东团队构建出新型抑郁症小鼠模型，为人类对抗抑郁症作出了贡献 在有关血管性痴呆的研究领域，华中科技大学陈建国团队研发出缓解血管性痴呆新药，治疗效果优于传统药物。这些成果的相关论文均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目前，数字PET团队结合仪器上的性能优势，基于以往科研合作积累的经验，已经发展出了专门提供科技服务的创新实体。负责数字PET应用研究的万陆博士介绍，团队致力于提供基础医学研究、新药创制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分子影像服务，希望数字PET技术能够圈出一片前沿科学创新的滥觞之地，实现先进医学影像仪器对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　　重大科学仪器已成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必备手段　　重大科学仪器已成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必备手段。原创性科学仪器设备往往会开辟新的学科领域，带来崭新的研究成果，拓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科学仪器设备自主研发十分薄弱，特别是高端科学仪器设备严重依赖进口，这已成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制约因素。　　实践证明，科技发展的物质条件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支撑，是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社会与民生发展的物质保障。培育经济增长点和服务民生热点的所需的核心重大科学仪器设备是难以依赖进口得到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为此，2011年，中央财政开始实施国家重大仪器专项，总资金投入近130亿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重大仪器专项为科学家发现新数据、验证新原理、揭示新规律起到了重大的支撑作用。　　在第十届中国科学仪器发展年会上，科学技术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副司长吴学梯曾介绍说，“十二五”期间，科技部立项启动208个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在支撑国家重大需求、引领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资本投资都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科技部、基金委等科技主管部门，成为了一群远见卓识的“风险投资者”。事实上，支持自主创新的科学仪器开发，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比如数字PET技术，从2001年至今，已历经16年的研究开发，才慢慢产出一系列成果，而要提高其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真正把市场做起来，路还很长。谢庆国坦言，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除了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在市场、销售、品牌、管理、资源这些方面，全是劣势。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包括美国通用电器、德国西门子、荷兰飞利浦在内的产业巨头已经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达成全球垄断。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谢庆国仍然相信，原理创新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极高的技术势能，高技术势能能裂变为高产业动能，并保持产业发展的持久动力。全数字PET就是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驱动产业发展这三点结合在一起的很好产物，有望为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等新兴战略产业带来跨越发展。

◆罗岳平 刘荔彬 田耘 　　监测数据是各级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的最基本产品，是环境监测工作价值的最直接体现。多年来，监测站一直坚持着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不合格的数据不得报出，而报出的环境监测数据必然是铁证如山，以此保证管理部门执法如山。 　　然而，对环境监测数据不准确、虚假等的质疑不绝于耳，使整个监测系统蒙上阴影。新《环保法》对此高度关注，对篡改、伪造以及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从法律层面保证了环境监测数据要公正、客观、准确。 　　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可靠，首先是个技术问题。采样设备改进、实验室分析仪器更精密等都会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以铊监测为例，原子吸收只能检测出微量的铊，而ICP-MS则可监测到痕量乃至超痕量浓度的铊。环境监测技术进步，就是应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不断检出更多种类、更低浓度的污染物。从这个意义上讲，监测数据的可靠性永远都只是相对概念，受制于当时的技术、设备水平。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又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环境监测数据一旦与政绩考核相关联，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行政干预；一旦应用于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等环境管理领域，就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诱惑；一旦被群众所关注，则用来当作维稳工具等的风险无处不在。只要环境监测数据附带了行政色彩，受指使而进行篡改、伪造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出于职业道德，无论是环境监测机构还是具体工作人员都不愿出假数据、假报告。然而，环境监测弄虚作假的现象并非绝无仅有。这种事情每发生一起，带来的负面影响波及一大片，特别是导致基层环境监测工作的被动。 　　如何避免出现虚假环境监测数据？笔者认为，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铲除滋生数据腐败的土壤。 　　首先，抓内因，培养环境监测机构杜绝虚假数据的能力。一是强化思想教育。选择从事环境监测事业，就是选择清贫、辛苦、钻研。干这个行当，就要看淡名利。在金钱面前控制了私欲，才能保持测准数据的定力。二是不断追求技术进步。适时购置先进的仪器设备，并相应开展人员培训，从技术上保证数据测得精准。三是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监测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式作业，从设计监测方案到出具监测报告，有多个环节，并且环环相扣。哪个环节有失误，都会对整体结论产生影响。因此，全程序质量管理至关重要，要确保每个环节的工作经得起推敲。尤其是对超标数据，增加内部会商环节，有绝对把握后再对外公布。四是持续丰富工作手段。环境监测数据成为关注的焦点后，整个系统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原始证据的保留，特别是现场拍照、摄像等，满足举证需要。 　　其次，利用法律摆脱外部的行政干扰。出具虚假数据的棒子打在环境监测机构头上，但其成因实际非常复杂。被逼无奈、屈从外部行政压力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要借鉴政法系统的改革经验，建立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活动档案，将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的言行记录下来，按新《环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最后，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的工作质量也要严格要求。推进环境监测市场化是做强做优环境监测事业的必然选择。随着竞争日渐激烈，低价拿业务、不做监测也敢出报告的情况不是没有。如果不进行有效控制，带来的管理风险是巨大的。对这些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要出台一些一票否决措施，自其从业之日起就保证高起点。对社会化监测，数据质量要摆在首位，其次才是经济效益。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资金，都要立足于购买到合格的乃至优质的环境监测服务。

被誉为医药行业“黑马”的济宁辰欣药业，近10年来保持着年均销售收入和利润40%的增长率，这要远高于全国医药行业平均增长率 力诺宏济堂制药已经建设成为亚洲最大、中国唯一的麝香酮生产基地 齐鲁制药的生物制品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分别占国内30%、60%的市场份额……一个个医药巨头，在齐鲁15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矗立起来，而与之呼应的，则是山东省医药产品销售收入连续六年全国排名第一的傲人姿态。 　　“从2006至2009年，我省医药工业销售收入保持了年均22.2%的增幅，医药行业占全省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3.2%升至3.88%，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稳步提升。”4月，在山东省有关部门向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领导小组的有关汇报中，山东省科技厅厅长翟鲁宁表示。 　　据了解，2009年山东省医药工业销售额达到1310.14亿元、利润128.07亿元、缴税185.8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6.43%、22.2%和24.13%。其中销售收入连续六年保持国内领先，税收和利润额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指标。 　　大块头有大智慧，山东省医药产值六连冠背后，是该省扎扎实实的研发和推进产业化努力的结果。 　　—— 新药大平台 —— 　　鲁药产业迎来机遇 　　刚开始时，“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并没有规划在山东建设“国家新药大平台”。前者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科技重大专项之一。其中建设“国家新药大平台”是专项的重点内容，其目标是依托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技术、产业优势，组建若干国家新药技术创新的核心平台，为我国新药研究开发的持续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作为我国制药产业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山东省医药产业亦面临着缺乏高端创新团队、重大新药创制能力低等问题，建设“新药大平台”正可谓对症下药，但在现实中，这个医药大省却险些成了旁观者。 　　面对困难，按照山东省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部署，山东省科技厅牵头整合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省药科院、省医学科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省中医药研究院等6家山东省医药领域的优势科技资源，组建了山东省重大新药创制中心。其建设目标是：以济南高新区为重点，建成以“一区、六基地、二十个示范企业”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新药研究与成果转化体系 同时，不断加强与科技部等有关部门的衔接，“省重大新药创制平台建设”成功通过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的答辩，最终成功争取“国家新药大平台”落户山东。 　　点评：好事多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山东省最终如愿争取到“新药大平台”的落户。平台对山东医药产业的意义自然不用赘言，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上上下下对此事的重视。首先在省委、省政府的层面上，不但将其作为山东省与科技部第二次省部会商内容之一，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还分别做出批示，对进一步做好跟进、落实做出要求，并责成省科技厅牵头做好这项工作。分管科技的李兆前副省长亲自调度，确定每月调度一次大平台建设进展。 　　《2010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平台建设列为2010年全省重点建设的三大科技创新平台之一。从山东省到济南市再到济南高新区，建立了“三级政府联动”机制，以从组织上保障平台运行。前前后后的忙碌，平台取之不易，政府部门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对直接收益者山东省医药产业和众多药企来说，这是他们的机遇。 　　—— 新药 —— 　　重大科技成果层出不穷 　　山东省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新药研发重大科技成果的层出不穷。 　　据了解，历年山东省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医药专家，大平台专家管华诗、谢立信、张运、凌沛学和赵志全等5名医药专家分获山东省最高科学技术奖。近三年，共有7项重大新药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二等奖以上，10项重大新药科技成果获得省一等科技类奖励。其中，2009年度管华诗院士领衔完成的“海洋特征寡糖的制备技术(糖库构建)与应用开发”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该成果在海洋特征寡糖关键制备技术与方法及海洋药物开发方面，取得了众多重要突破，是海洋药物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据统计，自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以来，山东省共获得国家支持项目39项(含第三批)，国拨经费2.6亿元。通过积极承担国家任务，山东生物医药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在培育医药新的增长点上实现了新跨越。三年多，共获得国家批准新药证书226件，临床研究批件483个。其中，一类新药证书9个、一类新药临床研究批件12个,还有7个一类新药临床研究申请获得国家受理，今年预计有10个一类新药将要完成临床前研究，还有20个以上的一类新药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点评：山东医药产值实现六连冠，背后的支撑何在?企业的推动。那谁又在推动企业呢?人才和成果。山东省医药专家频频摘取省科技最高奖桂冠和科研成果屡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便能说明近年来人才和成果对医药产业的推动有多么强劲。 　　长期以来，鲁药“重大新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屡屡为外界诟病。但新药大平台在山东的布局，却恰好是这一问题解决之道。获得的一类新药证书，一类新药临床研究批件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 研发 —— 　　新药孵化能力走在全国前列 　　制药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是孵化新药的摇篮。 　　目前大平台产业化示范企业建成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5家，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6家。齐鲁制药、鲁南制药、东阿集团、烟台绿叶等10余家企业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齐鲁制药、鲁南制药建有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在鲁南制药、烟台绿叶制药建有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企业研发投入大幅增加，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新药孵化能力走在全国前列。如齐鲁制药有限公司近五年来共申请发明专利43项，承担和参与各级科技计划近50项，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数十项，目前建立了包括136项课题的在研产品线，其中化学药物105项，生物技术药物15项，欧美注册药物16项。其中化药1类或生物制品1/2类：13项 化学1类雷诺嗪缓释片和卢比替康胶囊正在进行临床研究。绿叶制药公司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79项，含国际发明专利11项。目前在研新药项目40余个，其中化学2类“注射用石杉碱甲长效缓释微球”和“注射用罗替可丁长效缓释微球”均属国际首创，目前正在申请临床研究。 　　点评：众所周知，新药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动辄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元的投入，以及里面蕴含的高风险，可令任何一家药企望而却步。商人逐利而居，可依靠现有的仿制药生存 只有企业家才能从长计议，敢于真金白银地投入，从而换得事业的长久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山东的制药企业在建研发中心，在投入上的踊跃积极，在新药孵化方面亦走到了全国前列。这实在是企业家们的长远眼光，必将换来企业发展的长久回报。 　　—— 产品 —— 　　大企业大品牌星光灿烂 　　按照翟鲁宁的介绍，一幅描绘山东大型药企成长规模的“群象图”跃然纸上。 　　2009年，山东省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达到86家，过10亿元的12家。其中10余家企业销售收入进入全国百强。科技重大专项重点培育的骨干医药企业发展较快。例如，大平台产业化示范企业：齐鲁制药集团的销售收入突破50亿元，在中国医院用药销售排行中列第4位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销售收入达34.7亿元，拥有全国最大的单车间粉针和冻干粉针生产线，是全国最大的头孢类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 新华制药实现销售收入23.25亿元，出口创汇1.34亿美元，是亚洲最大的解热镇痛类药物生产与出口基地。富康制药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实现利税2.5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产值3000万元以上的国家基本药物和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大品种64个，其中吡哌酸、阿司匹林等16个品种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1个国际第一。 　　点评：这是一串产值过亿、过十亿元的医药大品种清单：菏泽步长制药的丹红注射液(销售额17亿元)、寿光富康制药的甲氧苄啶(TMP，13亿元)、东阿阿胶的阿胶系列产品(12亿元)、山东鲁维制药的维生素C(9亿元)、鲁南制药的单硝酸异山梨酯系列制剂(6.7亿元)，迪沙药业的格列吡嗪片(5亿元)，齐鲁制药的神经节苷脂钠盐(6亿元)。 　　山东不缺乏大企业，但像医药行业这种单品种就能实现数十亿产值的企业尚不多见。翟鲁宁厅长曾经对制约山东省迈向医药科技强省的主要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中之一便是：“‘小、散、弱’的问题比较突出，企业个头小、企业数量不少但分散全省各地。”在国家已在山东布局建设新药大平台的有利背景下，相信这串清单会越来越长。 　　—— 基地 —— 　　医药企业“摇篮”扎堆发展 　　在山东，一批医药企业和成果已在“母胎”中蠢蠢欲动。“母胎”便是渐成规模的企业孵化基地。眼下，山东省已整合济南、烟台、潍坊医药产业园申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第三批——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课题，并顺利通过答辩。 　　济南高新区医药科技园是山东省第一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也是国家生物工程与新医药产业基地。现有在孵医药企业120余家，从业人员2万余人，目前已形成技术研发、产品生产、专业服务、教育培训等医药产业服务价值链条 潍坊高新区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已完成2亿元投资，设立了“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0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国家级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目前入园孵化企业已经达到54家，孵化基地中建有规模以上创新药物企业研发中心15个，园区企业与全国47所高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开发关系 烟台国际生物科技园区由烟台市高新区与绿叶制药集团共同建设，辖有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烟台荣昌制药有限公司、烟台同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15家创新药物研发、生产企业。 　　点评：一方面，制药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对自然环境和智力环境的高要求。另一方面，各地市还要考虑创新资源的厚薄，主抓产业与生物医药的契合度。两者双向选择的解决便出现了济南、烟台、潍坊三地的医药产业园。 　　前面已经说过，山东省的医药企业个头小、企业数量不少但分散全省各地，这是影响本省医药产业做大做强的障碍所在。如何培养好的药企苗子，如何聚拢中小药企攒紧力量，医药产业园任重而道远。

9月26日，宁波大学与浙江恒达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生命科学、高端分析仪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攻克技术难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高端仪器“卡脖子”技术，加快推进高端仪器国产化。　　根据协议，宁大唐科奇教授团队以人才团队的专利或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作价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该金额创下了宁波大学成果转化的历史新高。这也是新成立的宁波大学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促成的第一个大型合作项目。　　宁波大学副校长姚菊明，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特聘院长、质谱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唐科奇，富阳区政府党组成员、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骊中，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悦，开发区招商服务二局局长陈煦 恒达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潘志东，副总经理应卫星，财务总监陆远等领导嘉宾出席仪式。宁大党委宣传部、科技处、华润江中集团、光大证券、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见证签约仪式。　　姚菊明在致辞中介绍了宁波大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成绩。他指出，杭州富阳银湖作为科创发展的新地标、经济增长新中心，为企业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宁大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通过此次签约，将积极为富阳区域发展、经济转型、科技创新和人才建设等提供有力支撑。他期待通过校企合作，能与恒达股份公司打造“高端研发平台 (公司制研究院) +产业园 (专业化特色园区) +科技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的新型产业发展平台模式，形成研发基地、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基地，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构建产业生态新体系 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科学仪器 (质谱仪) 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骊中向恒达股份与宁波大学的成功签约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指出，富阳作为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金南翼”，正值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机遇期。此次签约对校企双方发挥优势特长、对富阳做强新型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开发区将全力为合作提供服务保障。　　潘志东表示，恒达股份公司深耕环保监测领域多年，目前已到了转型突破的关键时刻。此次与宁波大学唐科奇教授团队达成合作，将成为恒达股份在创新环保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双方将致力于在技术共享、成果应用、生态创新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同时增强科技创新与资本体系的碰撞融合，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共建共赢，加快推进国产高端仪器替代。　　“我回国的最大愿望是利用自己所学在国内踏踏实实做出成绩，做出我们国家自己的高端质谱仪”。唐科奇介绍了高端质谱仪在国防、医疗等领域的重大意义，并指出，由于技术壁垒高，目前国内大都依赖欧美进口，但随着国内经济、研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在该领域，“我们有信心研发、追赶、甚至超越。”他希望合作双方取长补短、持续聚焦创新，不断产出成果，服务浙江经济、民生、产业。　　据悉，宁大持续大力推进科研创新，努力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实现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项的全面突破。目前与地方政府共建地方研究院11个，与企业共建校企研究院14个，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共建校企(地)科研合作平台180个。学校大力推进开放合作办学，目前已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个学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此次签约的宁波大学唐科奇教授团队在质谱学理论以及技术应用领域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丰硕的科研成果，迫切需要与企业深入融合开展科学仪器(质谱仪)产业领域的研发攻关，也需要与产业发展领军主体、基金管理公司形成战略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打造科学仪器(质谱仪)产业创业创新的新模式。　　会前，姚菊明、唐科奇等参观了恒达股份公司展馆及建设中的新总部大楼，潘志东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程、相关产品及发明专利等。

仪器信息网讯 2023年9月23日，由中国物理学会光散射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大学承办、陕西师范大学协办的第二十二届全国光散射学术会议在河南开封召开。此次会议邀请了国内外光散射，以及相关光谱原理和技术领域的诸多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光散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吸引了近500人注册参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科研和实际应用中的难题，多位专家在仪器技术开发方面做了系列探索，并产出了相关的成果，吸引参会代表关注。部分报告内容分享如下：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谭平恒研究员《显微共焦拉曼光谱模块及其应用》现场仪器展示：显微共焦拉曼光谱模块鉴于市场上显微共焦拉曼光谱仪的昂贵价格，是否能设计一套显微共焦拉曼光谱测量模块，可与任何光谱仪耦合成一套成本低、操作简便、光路布置合理以及后期升级方便的多功能显微共焦光谱仪是众多研究者迫切盼望的事情。22日的会前特邀讲座环节，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谭平恒研究员分享了其课题组的仪器成果，并在会议同期做了仪器展示。据介绍，在近25年拉曼光谱研究经验基础上，谭平恒研究员的课题组成功研制了显微共焦光谱测量模块，连续多年入选《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产品名录，可以实现从拉曼光谱仪到布里渊光谱仪耦合，从高信号透过率到低波数信号测量，从近红外激光到深紫外激光激发，从光栅光谱仪到光纤光谱仪耦合，从高温热台到极低温恒温器应用，从光谱多信号出口到高性价比多功能集成与升级方案，从实验室照明状态下调试和测试到超低背景噪声光谱实现等功能。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陈昌研究员《芯片级拉曼光谱仪的机遇与挑战》微型拉曼光谱仪使拉曼技术在更广泛的无损快速检测场景中得以应用。陈昌研究员在报告中从原理、小型化、应用等方面对色散型光栅光谱仪、迈克尔逊干涉光谱仪、空间外差干涉光谱仪等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并详细介绍了微型化、高性能拉曼光谱仪面临的挑战，包括高通量、高光谱分辨率等。为了攻克难题，陈昌研究员的实验室汇聚了8大类30多台拉曼光谱仪。经过课题攻关 ，其课题组开发了芯片级的空间外差拉曼光谱仪。据介绍，该产品核心部件轻于1克，实现了若干个物质的拉曼光谱重构。北京理工大学 崔晗教授《激光空间偏移/差动共焦拉曼光谱技术及应用》传统拉曼光谱技术的探测深度只有几百微米，仅可用于样品表层信息的探测，而空间偏移拉曼光谱(SORS)技术通过收集离激发光轴有一定偏移量的轴外拉曼光谱，可实现样品内部深层信息的探测。北京理工大学崔晗教授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将空间偏移拉曼光谱技术与空间外差光谱技术(SHS)相结合的空间偏移外差拉曼光谱(SHORS)的方法，以对现有空间偏移拉曼光谱技术的性能进行改善。与采用光栅色散型光谱仪的空间偏移拉曼光谱技术相比，空间偏移外差拉曼光谱技术将系统的灵敏度提高了约一个数量级，为其在生物医学、地质考古等领域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技术途径。不仅如此，该课题组还基于差动共焦定焦技术构建了系列差动共焦拉曼光谱仪，实现了微区三维几何形貌和光谱信息的同步原位探测，提高了系统定焦能力，改善了系统抗漂移能力。除了以上的报告之外，还有很多老师分享了在拉曼光谱仪器技术、方法开发方面所做的系列工作，如力学拉曼光谱、紫外共振拉曼光谱、原位高温拉曼光谱、时间门控拉曼光谱等。24日，雷尼绍、牛津仪器、赛默飞、天美仪拓、光谱时代、HORIBA、长光辰英、鉴知技术等仪器企业也将分享最新的产品和技术。为期3天的报告还在继续，相关的新技术新成果精彩纷呈，鉴于篇幅的原因不能一一描述，仪器信息网也将给大家持续分享会议的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left " 近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们走进人民大会堂，迎来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张澄是其中的一位，他所在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作为一名80后的正高级教师，张澄完全理解人们希望基础研究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迫切心情。“但科学研究有自身的规律，尤其基础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坚持不懈，重大科技成果的出现也绝非朝夕之功。”张澄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同样，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看来，不同于企业追求今年、明年有多少产品，基础研究不是一个以“计件”为主要目标和评价标准的行业，它追求的是科学问题的解决和科学目标的实现。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每一个获奖项目背后都凝聚了科研人员多年的心血。据统计，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获奖项目从立项到成果发表或应用平均时间为11年，其中，近一成的项目经历了超过20年的攻关和积累。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张澄所在团队此次获奖的项目为“心血管重构分子机制、检测技术和干预策略的基础研究”。张澄介绍，该项目基础研究攻关进行了10多年，目前，部分研究成果已进入新药设计、临床试验阶段。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5年、10年的时间对于潜心基础研究来说太短，科研人员很难持续深入研究并实现成果转化。基础研究进行到三五年时能发表文章就很不错了，另外临床应用转化还需时间，就我的研究领域来说，从基础研究走到临床应用，10年时间都紧巴巴的。”张澄说道。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基础研究无疑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然而，一路走来，科学家收获的并不都是鲜花与掌声。当一个科学家几年没出成果时，公众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任何产出。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事实上，在基础研究领域，一个科学家可能一辈子就出一个重大成果，也不知道成果会在哪天出现。”薛其坤指出，如果天天催科学家报成绩、出结果，他们难以静下来潜心研究，也就不可能做出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对此，薛其坤认为，需要通过科普宣传和科学精神传播，让公众了解基础研究是干什么的，以及基础研究的性质特点，理解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短期内可能做不出成果的困难，即使有成果，它有时很可能不是通过一个显现性的指标来体现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迫切期待出成果的不只是公众。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任吴季认为，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独立的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因此需要对相关科学家及其团队给予长期和稳定的支持。除了长期稳定支持外，维护科学家不受行政干扰和利益驱动的独立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而过于急功近利的管理和评估，可能会干扰科学家的独立思考，那些经过独立的、不受干扰的思考获得的洞见、突破，一定不是催生出来的。”吴季指出，政府和管理部门即使催，也催不出“洞见、突破”来，因此，还不如把精力和资源放到选人、培育人、鼓励人、建设环境，以及提供设备和试验条件上来。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要尊重基础研究发展的自然规律，为相关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心无旁骛、潜心科研的良好氛围，按照基础研究的自然规律来规划项目周期，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让基础科学领域科研人员敢于触碰有原创性、前瞻性和引导性，但周期长、出好成果的课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