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9月3日，北大海归教授饶毅和清华海归教授施一公联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文章说：“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科技部发言人8日回应说，文章所言“与事实不符”。 　　公开反驳的理由是，我国基础科研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与验收诸环节都按国际通常办法，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由其全程参与评审和监督管理。饶毅和施一公就是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科研基金分配的受益者。 　　按理，既得利益者应当维护现行体制才是，把旧体制维护好了，受益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但饶毅和施一公两位教授却站出来，坦言问题所在，完全就是局内人的“反戈一击”，这自有其穿透力。 　　我们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闻者足戒”首先必须允许别人“言”，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接着应当多多反躬自省，然后始可言“戒”。海归教授的文章公开发表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显然是以科学与探讨为出发点，不同于“愤青”在网络上信手写几行发泄情绪的文字。简单指责其所言“与事实不符”，显然有堵塞言路之嫌，令人顿生“好心当做驴肝肺”之叹。 　　在科研基金分配方面，中国已按国际通常办法建立了严格的评审制度，这是事实。饶毅和施一公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自然是体制受益者，但受益者的批评可能更可信。他们参与了项目申报，经历了评审的全过程，其中甘苦寸心知之。他们心智健全，也没有造谣诬蔑的明显动机，说出来的恐怕只是“公开的秘密”。不仅他们在说，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也都在议论 不仅科技工作者在抱怨，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谈论关系对于申请科研项目的决定性作用。 　　制度首先表现为“公众形象”，而海归教授目睹的却是不施粉黛的那个它，说穿了，那是一套潜规则。饶毅和施一公把它当做“科研文化”来探讨，说明他们并没有仅仅把它看作与政府有关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深入到文化层面，他们的态度还是诚恳的。但“公开的秘密”之存在，政府有关部门不可能脱掉干系。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国际通常办法”未必够用，有关部门满足于“国际通常办法”，让“公开的秘密”公开着，是一种行政不作为。 　　既然“公开的秘密”存在着，我知你知他知，有关部门就应采取补救措施。海归教授有中西两种体制经验，有比较有鉴别，他们的观点值得我们洗耳恭听。怕别人“泄密”，赶紧捂别人的嘴，原因可能在于，某些官员本身就是人们“拉关系”的对象，是漏洞的受益者。

2018年1月24日，上海《青年报》以“谢应波：做科学服务路上的骑士”为题，并以一个整版的形式，报道了由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应波发起、凝聚的创业团队，是如何在十年创业历程中打造了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骑士文化，并使泰坦科技（Titan）一步步成长为科技服务行业的领先者和变革者。以下为报道原文： 知乎上有一个帖子叫“在中国边读博、边创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应波可以现身说法。2007年10月，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向5名大学同学借了20万元，创办了上海泰坦化学有限公司（现名为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他的公司从大学生创业企业脱颖而出，成长为科技服务行业的领先者和变革者，而他也成了申城的校园创业明星，而这位草根“明星”还拥有很多励志“传奇”。泰坦科技（Titan）董事长、CEO谢应波学子科技创业 志在报国 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谢应波在钦州路100号1号楼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里是上海科创中心孵化器，对谢应波而言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的泰坦10年前就是从这里破茧而出、茁壮成长。 “2007年10月18日那天，泰坦拿到了企业三证”。谢应波笑着介绍，泰坦与知名电商凡客是同一天“生日”，而公司的主业是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分析检测提供科研试剂、仪器仪表、安防耗材、特种化学品，简而言之，就是为科研工作者和质量控制人员提供一站式实验室产品与配套服务。 谈起创业动机，谢应波介绍，他早年在攻读材料学研究生期间，切身感受到当时中国科学服务业的落后带来的种种不愉快的体验，比如化学试剂的匮乏阻碍了实验的进行，实验室的物质匮乏和技术落后也造成了一定的实验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在欧美等发达地区科学服务业早已成熟，于是他和5个同学决定参考国外科学服务业的成功模式，进行创业。而那时6位80后创业者就统一了理念——创业是为了产业报国；而企业使命是分享创新，探索未来！ 作为一个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大学生创业团队，谢应波与自己伙伴们在创业路上无法避免地遇到一些坎坷，有一段“大学生科创基金投资人抵押房产帮忙融资”故事，他逢公众场合就讲。 “泰坦最初发展得很好，到2008年底，我们6个人做出了200种左右的化合物分子，销售额近200万元，收支基本持平。”2009年，为了建立品牌，泰坦科技需要融资50万元，但六名创始人都是外地来沪读书的大学生，没有房产可抵押。那时，为此泰坦的创业团队成员四处找钱，跑了不少银行和小贷公司。跑了10多家，最初这些机构都表示要支持大学生创业，但之后都是不了了之。最终居然是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两个员工——刘春松和王萌各自抵押了的一套房产，才从泰隆银行借来150万元给泰坦科技，帮企业建立品牌，走上高速发展之路。泰坦科技（Titan）6位创始人合影缔造骑士兵团 广聚英才 在民企最近30多年的发展史上，因梦想而聚，因分歧而分的中国式合伙人不在少数。因此众多企业家重视打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凝聚团队，激发企业活力，泰坦虽然从事的是科学服务行业，但他们的企业文化却颇为浪漫。 “泰坦愿景就是做中国科学首席服务商。”谢应波在泰坦主要负责产品开发和核心团队建设。在创业之初他就是用骑士精神激励所有成员。 谢应波认为西方骑士精神蕴含着担当、激情、感恩、敬畏、忠诚、荣誉，是每一个创业英雄所必须拥有的道德底线。他深知企业文化必须体现在企业的机制、组织和制度之中，并能够得到后者的强力支撑。因此后来他打造了起“泰坦骑士兵团”。 在最顶层是龙骑士，为梦想而生，要做受人尊重的企业家，在泰坦科技，目前只有他与总裁2人拥有这样的称号。 其次是圣骑士，为变革而活，要做所在行业的领先者。 再次是准骑士，为荣誉而战，要做共同事业的奋斗者。 不同的“骑士”也有着不同的考核标准与福利水平。此外泰坦的骑士团后备还有勇士旅、新兵营。在骑士精神基础上，他们建立了泰坦三共（共同的沟通语言，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行为习惯），泰坦信条等。 事实证明，谢应波打造的骑士文化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他们从最初只有1名全职人员发展到现在的400多名员工，创始6人团队保持最初合作阵形，不离不弃。“有上市公司花高薪挖创始团队里的人，没有成功；多家企业要收购泰坦，估值高达数十亿元，也被我们拒了。”谢应波骄傲地介绍，共同的信念让核心团队凝聚在一起，并成劈波斩浪的巨大动力，他们的企业文化还吸引了众多外企、国企、知名民企的中高层加入。 泰坦科技（Titan）骑士兵团十载春华秋实 不忘初心 在谢应波的带领下，泰坦这十年实现了高速发展，它已经成为国内科学服务行业民企规模最大和成长最快的企业。 他们打破国外巨头对化学试剂的垄断，自建产品信息数据库填补国内空白高端试剂产品3000余种，因为他们的鲶鱼效应，国外的试剂在国内从原来的加价销售，变成了降价、打折。“保守估计，仅试剂一块，我们每年直接和间接降低国内科研成本超过15亿元。”谢应波介绍。 据悉，每年年初泰坦科技都会根据公司战略制定一个年度关键词，2015年是亮剑，2016年是逐鹿中原，2017年是南征北伐。随着战略的步步推进，该公司已经基本完成立足上海、辐射全国的布局。“如今我们服务过超过150家世界500强，只要是工科的985高校都是我们的客户，很多科研院所都用过我们的产品。”谢应波介绍，因此泰坦科技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市创新型企业”，如今正在冲击IPO。而他也收获无数荣誉，2013年1月，谢应波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成为最年轻的入选者；2014年7月，获得亚洲企业孵化器协会最高奖——火炬企业家；2014年9月，获第七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称号；2015年10月，受聘为上海科技创业导师；2017年3月，获得上海市青年科技突出贡献奖。谢应波获亚洲企业孵化器协会最高奖-火炬企业家谢应波获上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不过，谢应波对此并不满意。 “我自己给过去十年打60分。”谢应波笑着说，“及格成绩是因为企业生存下来，在行业中也算发展快速。但企业发展速度与我们的预期还有较大差距；我立志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企业家，而如今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站在2018这个时点，谢应波踌躇满志，他认为如今上海正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高精尖产业，科技服务就不可或缺，无论商场、还是资本市场，泰坦科技只要把产品做好，商业模式打磨好，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未来中国民企500强之列必有泰坦一席之地！[对话青年企业家]心态好 易成功问：您是校园创业的成功典范，那么作为过来人，您对新时代的大学生创业者有哪些建议与寄语？答：首先，大学生创业初心要清晰，要把创业目标和人生目标匹配起来，不能为了创业而创业，为追求财富而创业；其次要胆大心细，同时需要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勇气。问：上海正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您对此有什么想法和建议？答：上海公平、公正、政府按规章制度办事的营商环境有口皆碑，但相比深圳、杭州等地，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多数没有做领头羊的野心，这或许也与我们的营商环境有关。如果上海开放包容度更大些，成为最勇敢、最执拗、怀抱最狂野梦想的冒险家的乐园，申城将更具活力。问：党的十九大中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等思想。作为一名从科研工作者成功转型的企业家，您认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答：心理素质好的创业者，成功的可能性更高。我认为无论做科研还是企业都要有游戏般的心态，伟业的抱负，顺势而为，全力而为，不计短期得失，更易成功。活动详情，请点击图片，进入活动通道。

仪器信息网讯 2010年5月9日，历时2天的2010年全国生物医药色谱会在“瓷都”景德镇落下圆满落下帷幕。闭幕式前是精彩的专家报告。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关亚风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关亚风研究员以“多维色谱-质谱在线联用分析植物成份”为题，介绍其针对复杂痕量样品分析的方法。复杂样品的痕量分析对样品前处理、二维色谱分离、质谱检测都有很高的要求。关老师对此的解决方案是，针对挥发与半挥发样品采用毛细管液相×毛细管气相-MS在线联用 针对不挥发样品，采用 LC×GC-MS真空辅助溶剂蒸发接口技术。但是，目前毛细管液相×毛细管气相-MS在线联用面临HPLC流量与CGC进样量存在差别、接口的死体积和样品残留、第二维分离速度较长等三大难点，关亚风课题组研制出馏分存储型接口及新型的溶剂排出技术，搭建了微柱液相×毛细管气相-四极联用仪平台，并用此平台成功应用于植物中有机组分和生物大分子组分的分离。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实验测试中心的廖杰主任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实验测试中心的廖杰主任的报告题目是 “茶油中脂肪酸的分析及临床应用研究”。 地中海地区冠心病发病率低的重要原因是当地的“地中海膳食结构”(榄油+深海鱼+生蔬果 ，其中橄榄油起关键作用)。橄榄油与其它食用油的区别在于其油酸含量高(大于70%)，茶油可视为中国的橄榄油。由此背景，廖杰老师研对茶油化学成份及其对健康促进机理进行研究，并分别做了动物实验、化学成份分析、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富含、MUFA(单不饱和脂肪酸)的茶油对高脂饲料诱发的兔肝脂肪变性和血管周样硬化有抑制作用。 中科院化学所的聂宗秀研究员 　　中科院化学所的聂宗秀研究员介绍了其在生物颗粒质谱方面的研究工作。聂宗秀研究员在报告中提到，常规质谱的测量的分子量上限是100道尔顿，主要是因为随着粒子质量的增大，其传输速率迅速下降，而传统的检测器依赖于离子的碰撞速度。通常的ESI源是一个非常软性的电离方法，而MALDI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生物颗粒，所以这两种方法都不太适用于研究生物颗粒样品。如果能够把一单个的粒子放入一个装置中，使其长时间的囚禁，那么其灵敏度将大大提高。聂宗秀研究员在实验中使用离子阱作为质量分析器，采用激光诱导软电离作为离子源，得到了正常人的红血球和病人的红血球的质量，还获得了白血病癌细胞的质量、牛痘病毒的质量等。通过采用圆柱型粒子阱，结合现代光学技术，使实验结果大大改进。聂研究员还表示，今后将在更小的病毒颗粒——80nm~10nm肝炎病毒颗粒方面展开研究。 东曹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技术服务中心张琳先生 　　东曹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技术服务中心张琳先生带来了报告“新型无孔离子交换色谱柱-TSKgelSTAT系列柱的性能评价及其在生物样品高分离快速分析中的应用”。张琳先生介绍， TSK-GEL STAT是一系列可用于分离生物大分子(如：蛋白质、多肽、核酸)的聚合物基质的离子交换色谱分析柱。采用了无孔树脂填料，可以在常用液相系统下实现高通量和高分辨率分离，其具有超高通量、可应用于低分子量化合物、低反压、更高的载量等特点。这些特性使得该系列柱子可以用于核酸分离、PCR产物的分离制备、β-乳球蛋白的PEG化过程监测、牛血清蛋白酶解产物分析等方面。 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市植物资源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曹学丽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市植物资源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的曹学丽教授向大家介绍了“高速逆流色谱及其在生物活性成份分离中的应用”。高速逆流色谱(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HSCCC)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项连续高效的液-液分配色谱分离技术。该技术特别适合于生物活性成份的分离。同时由于被分离物质与液态固定相之间能够充分接触，使得样品的制备量大大提高，也是一种理想的制备分离手段。该技术相对于传统的固-液柱层析技术具有适用范围广、操作灵活、高效、快速、制备量大、费用低等优点。曹教授从溶剂体系的选择、大分子的分离、工业化放大三个方面就自己进行的研究与大家交流。其中，溶剂体系的选择是HSCCC构成体系的关键环节。曹教授表示，今后逆流色谱的发展趋势为：1)微型化以及与多种检测技术的联用 2)工业化仪器设备的研制及应用 3)在蛋白等生物大分子活性成份分离中的应用。 　　另西北大学现代分离科学研究所、现代分离科学陕西省重点实验室的耿信笃教授做了题为“液相色谱法分离整体蛋白速度极限探讨”的报告、中科院化所学刘国诠研究员做了题为“液相色谱柱进展与展望之填料三议”的报告，请见：快速&高分离度——色谱技术永恒不变的主题。 　　随后进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和“东曹达”优秀青年报告奖的颁奖。刘虎威教授介绍了评奖委员会的成员、评选的标准、评奖程序及获奖名单。 颁奖瞬间 　　2010年全国生物医药色谱学术交流会“东曹达”优秀青年报告奖颁奖嘉宾与获奖者合影　　(颁奖嘉宾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国科学院化学所赵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许国旺研究员、中国色谱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武杰研究员、东曹达贸易有限公司日本总部市场部部长饭国泰男先生、西北大学现代分离科学研究所耿信笃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刘国诠研究员) 　　评奖委员会：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分析化学研究所 刘虎威 教授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刘国诠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赵睿 研究员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实验测试中心 廖杰 主任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丽华 研究员 　　评奖标准： 　　1. 报告人年龄不大于35周岁 　　2. 报告人论文收录在论文集中 　　3. 报告人所做工作是否具有创新性 　　4. 报告人讲解十分清楚生动 　　5. 报告人问题回答十分明了 　　6. 报告人所做研究工作的意义大小。 　　评奖程序： 　　各分会场主持人根据每个会场报告情况推荐0-1名候选人 　　评奖委员会讨论决定获奖人名单。 　　获奖人名单(12名) 报告人 题 目 单 位 推荐人 王 瑜 莽草酸分子印记聚合物的制备及其低压制备色谱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吴海龙 汪海林 韩 彬 离子液体对胰酶解效率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 齐 莉 张维冰 郑姝宁 抑郁症模型大鼠代谢指纹谱的色谱研究 沈阳药科大学 卫引茂 白 玉 刘 一 双环铂及卡铂与脱氧核苷酸相互作用的CE-MS分析 北京大学 刘 霞 屈 峰 王蔚芝 微流控芯片阵列多肽合成与HPLC分析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张祥民 张书胜 韩晔华 植物激素茉莉酸的手性分离及CE-MS检测 北京大学 廖 杰 齐美龄 黄嫣嫣 吲哚类化合物显色体系的色谱分离分析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赵书林 胡育筑 韦露莎 采用β2-肾上腺素受体色谱测定药物的EC50 西北大学 张经华 陈东英 张惠萍 加压毛细管电色谱法用于胰腺癌患者代谢指纹图谱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李晓东 徐远金 尹瑞川 丙烯醛-DNA加合物的鉴定和分析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 胡春华 金美兰 刘 昭 聚合物整体柱微萃取与亲水作用色谱串联质谱联用定量分析植物样品中的细胞分裂素 武汉大学 牟世芬 颜流水 张 璐 毛细管区带点泳检测细胞调往方法学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赵 睿 刘虎威

仪器信息网讯 2022年10月22日，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近红外光谱分会和仪器信息网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全国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顺利闭幕！为期3天的会议，中外专家学者汇聚一堂，80余位嘉宾分享，近3000人报名参会，会议规模创历届之最！全国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是我国光谱分析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迄今已走过了18个年头。在此期间，我国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学术研究、仪器研发，以及诸多行业的应用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我国在化学计量学方法研究和某些应用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而且，国产近红外光谱仪器也一直在砥砺前行，竞争力明显提升。虽然因为疫情的影响，阻碍了大家线下相聚的步伐，但并没有影响大家学术交流的热情。本次会议，不仅汇集了数十位近红外领域顶尖的国内专家，还邀请了四位国外知名专家做客直播间。各位嘉宾的报告精彩纷呈，内容涵盖了化学计量学方法、仪器与测量附件、光谱成像与过程分析，以及近红外光谱技术在农业、食品、化工、制药等多个领域的应用进展，为听众们呈现了一场既有深度亦有广度的学术盛宴。除此之外，本次会议还举办了第四届“陆婉珍近红外光谱奖”颁奖仪式，并安排了 “陆婉珍近红外光谱奖”以及“创和亿杯建模竞赛优胜奖” 获奖嘉宾现场分享。年轻思维孕育创新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数位优秀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和在读学生也在本次会议中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大会闭幕式中，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近红外光谱分会秘书长、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褚小立博士公布优秀青年报告奖获奖名单。第九届全国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优秀青年报告奖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姓名报告题目潘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卷积神经网络结合原始近红外光谱到“种”识别针叶材树种王悦（北京服装学院）在线近红外光谱预处理对废旧纺织品定性识别的影响韩丽（南开大学）近红外光谱用于水的氢键结构分析田伟路（山东大学）基于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透明质酸分类识别及水合动力学研究肖晓枫（武汉轻工大学）拉曼成像估计暴露于微塑料中小龙虾的污染水平吴思俊（天津中医药大学）近红外光谱技术用于黄柏柱层析过程终点判断及在线监测方法研究龙若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藏药五脉绿绒蒿提取过程中总黄酮含量的近红外在线检测田军（中国矿业大学）基于微波频谱分析的煤炭水分含量智能无损测量系统池焜平（暨南大学）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可变移动窗口SNV方法凌梦旋（天津工业大学）一种用于噪声非均匀分布的近红外光谱去噪新方法研究杨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Comparison of near-infrared and dielectric spectra for quantitative identification of mature milk adulterated in bovine colostrum张倩（北京工商大学）基于可见/近红外全透射光谱的鸭梨霉心病在线检测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是近红外光谱学习的热情会一直延续，近红外光谱技术和应用高速发展的势头会持续保持！就像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近红外光谱分会理事长，北京化工大学袁洪福教授在会议开幕致辞中讲到的，“恰逢今天世界进入了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为近红外分析技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相信未来近红外光谱技术也会出现在仪器分析舞台中央！”后续，部分报告视频回放请关注仪器信息网相关信息。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left " 社会学教授梁莹的很多论文都凭空消失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网站上，这位教授的个人成果页面目前只张贴着英文论著目录，没有任何中文论文。这对一位本土的人文社科学者来说，是非常少见的情形。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但梁莹事实上著述颇丰，仅中国青年报记者所能查到的，以她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中文文献就超过了120篇。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不过在过去几年里，她的这些学术成果陆续被从网上删除了：包括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在内的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现在都已检索不到任何她的中文论文；在那些期刊官网上，对应页码处也已无法查看。一家学术平台上仍能检索到论文条目，但页面已显示“404”（无法查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从学术头衔来看，39岁的梁莹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等多个人才支持计划的入选者。从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苏州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并于2009年起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论著是一位学者成长路上的重要垫脚石。那些如今无法检索的论文，曾帮助梁莹申请学位、获得研究经费、入选各项人才计划。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用她一位同事的话说，她“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但对梁莹的声誉来说，这些“垫脚石”存在着潜在的威胁。记者比对论文时发现，其中至少有15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例如，梁莹2002年发表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趋势及其比较》，是厦门大学陈振明2001年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其比较》的缩减版，只有极少数句子有说法上的差别。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这些学术上的污点，随着那些论文的删除，都被从数据库里暂时抹掉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一位同意接受采访但要求匿名的学术期刊负责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2014年前后，这份期刊收到了梁莹从知网撤下其已经刊发的文章的要求。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这位负责人对此事印象很深，主要是因为作者主动要求下撤文章的情况极其少见。自创刊以来，这“可能是唯一一次”。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梁莹希望这份期刊从知网上撤掉的两篇论文发表于十几年前，均是她在苏州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读硕士时期发表的。她告知的撤稿理由有两条，一是发表论文时研究水平很低，文章很粗浅，二是现在自己只发英文论文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这位负责人说，“我不认可这个原因。学问都是逐步精深的，难道现在成熟了，成了教授了，就不承认当时学术的粗浅了吗？”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因此，这家期刊没有答应梁莹的要求，之后也与她再无联系。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但那两篇论文还是从数据库中消失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中国知网负责期刊采编业务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也不清楚文章下线的原因，但按照撤稿流程，需要期刊社出具撤稿函。数据库是与期刊社合作，论文作者个人没有资格撤稿。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万方数据库资源合作中心工作人员赵书杰则称，撤下文章“原则上要编辑部同意”，但梁莹这次的情况是作者要求的，“有特殊原因”却“不便透露”，但确实是符合撤稿流程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上述期刊负责人则告诉记者，他们从来没有向数据库出具过撤稿函。主动下撤文章一般是发现文章在重复率检测中不合格，或存在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问题。数据库不可以未经编辑部允许就撤稿。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两家数据库方面均表示，会对新收入的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以鉴定是否存在抄袭等问题，但很早以前的文章都是直接收入。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前述期刊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年的论文查重技术还不普及，审稿专家无法保证阅尽相关学科、相关专业方向上的所有刊发论文，出现学术不端的情况难以避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社会学教授梁莹的很多论文都凭空消失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连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删除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截至发稿时，记者在“百度学术”检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梁莹，得到125条检索结果，每一篇都给出了引向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的链接，但点击后，均显示文章不存在。引向百度文库、豆丁网、道客巴巴等国内文档分享平台的链接，对应网页也无法查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这些消失的文献甚至包括梁莹的硕士学位论文《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的行政参与——现状、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和博士学位论文《当代公民文化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研究——以南京市调查为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即使是提供电子版的相应期刊官网上，绝大多数也无法检索到文章，对应页码有图片预览，但无法查看具体内容。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记者到图书馆期刊室里逐一对比后发现，120多篇文章都确实在期刊上白纸黑字发表过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一位教授说，2016年和2017年，该院多名教师从不同渠道获悉了梁莹撤稿之事，但没有料到会有100多篇。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这位教授说，梁莹2009年进入南京大学任教时，学院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主要是认为她才30岁，就发表了30多篇论文，以文科的标准来看，担心她不太严谨，而且这些论文中并无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她仍然凭借论文数量上的优势通过了投票。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时任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梁莹参加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选聘时，虽有不同意见，但考虑到当时社工系的总体科研能力弱，而梁莹的科研能力比较强，所以顺利通过了。从程序上说，梁莹的入职没有什么问题。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记者查询到，梁莹2009年之前发表的论文远多于30篇。仅2003、2004、2005年，她就分别发表论文22、11、17篇，2006年至2008年共发表16篇，且绝大多数都是独立署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她2003年发表的论文《治理：面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新选择》与《走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困境的一种新思维——来自治理理论的启示》属一稿多投，且全文约三分之二的篇幅与厦门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篇论文存在雷同。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在数据库中，记者还发现数十篇其他作者的论文与梁莹的论文内容十分接近，但发表时间要晚于梁莹。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2009年到南京大学任教后，梁莹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都高于4篇，其中2011年~2013年各发表中文论文12篇、14篇、10篇。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从2014年起，梁莹开始发表英文论文，鲜少发中文论文。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网站介绍，梁莹近几年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发表英文论文50余篇。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2011年，梁莹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5年度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计划，2017年又成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周晓虹回忆，梁莹进入学院后对工作“十分投入”，怀孕时都挺着大肚子、手上托着电脑边走边看，比较刻苦，发表的中英文论文数量较多。因此，她申请各种人才计划，院里都给予了支持。她通过了包括“青年长江”在内的多项人才评审，这些评审都是由国家各部委组织专家进行的，能够选上说明其具备了相应的研究能力。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得知梁莹撤稿的情况后，周晓虹曾与她交流过。他向记者回忆，几年前，梁莹能连续发英文论文后，对发表中文文章就有些不屑。所以面对周晓虹的询问，她回答称自己以前的文章“都是垃圾”“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所以拿掉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则说，关于此事，现在没有什么“客观的证据”，都是传闻。他强调，该院的学风整体上是非常好的，也产出了很多具有内涵和思想的学术作品。但如果按照国外某些学术期刊模块化的方式来做论文，那就会影响文章的内涵，对学术本身是一种伤害。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据梁莹的同事介绍，社会学院6位教授曾向学校领导反映过关于梁莹的传闻，建议校方调查核实，否则“可能迟早要出事”，影响南大和社会学院的声誉。当时接待的一位校党委副书记表示会认真对待，但迄今没有反馈结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此外，2017年3月，社会学院社工系2014级全体学生曾联名举报梁莹的教学态度极不端正，南京大学的学风督导员曾在课堂督察中发现她有这方面的问题。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梁莹开设过社工系大三年级的专业课《社会工作行政》以及大一年级通选课《社会工作概论》。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社工系2014级本科生张云开（化名）告诉记者，梁莹常常早退1节课的时间，每节课都会长时间安排学生发言，自己玩手机或打电话，课堂上会出现10分钟里她自己玩手机而全班鸦雀无声的状况。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张云开回忆，梁莹还在课堂中炫耀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荣誉，表达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头了，没什么好怕的了”“我已经评上教授了，学校说必须每年上三门课我才来给你们上课的”。她还会将期末考试的题目提前透露给学生，给绝大多数人打出高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2015级本科生刘明萱（化名）告诉记者，梁莹上课就是坐着念课件，还时常在课堂讨论时吃零食。上《社会工作行政》课时，18周的课时，老师有五六次没有到堂，前3次安排了研究生讲课，后面只是安排助教盯着学生，让学生自习。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他们还反映，梁莹经常利用这门课让学生帮自己做私活儿，例如课程作业是帮她录入问卷，或安排学生去做与课程主题毫不相关的课题的回访工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社工系要求本科生在大三结束时完成一篇学术论文，2015级学生没有一个人选择梁莹当导师。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上述情况，周晓虹对记者表示基本属实。为此，去年周晓虹根据学生的反映，专门组织了学院的5位领导去轮番听课，并根据听课的情况对梁莹提出过相应的批评，也组织梁莹与学生作过交流。梁莹表示愿意改正。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社会学院现任院长成伯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院已经注意到相关情况，学术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工作。如果梁莹教授学术不端的情况属实，一定会公正处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10月23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梁莹承认自己的一些论文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她表示，上述情况只在自己学术生涯最早期，即2005年以前出现。当时她刚读研究生，学术刚入门，不懂规范，所以存在这样的情况。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关于一稿多投，梁莹解释说，当时期刊即使不接收论文也不会给回复，所以等一段时间还没有下文，她会将论文修改后另外投稿。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梁莹说，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她说，没有人会追究早年的事情，不希望早年的错误影响自己的前途。自己从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现在能在顶级英文刊物发表论文，“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如果现在的英文论文有问题，我认。”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她还告诉记者，自己撤稿的一个原因是，很多学生告诉她，她以前的中文论文水平比较低。她通过联系数据库公司的法务部门撤了稿，理由是这些数据库刊载她的论文没有经过作者允许，也未支付报酬。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在数据库里，那些论文的痕迹一点点被消除了。但这种删除有点像是掩耳盗铃——它们已经被保存在众多图书馆的书架上，白纸黑字，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p

核心提示：2月6日晚，网友发帖称，2011年12月，位于成都的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还没进入面试环节，院方已经给面试者提前打好了面试成绩。院方对此予以否认，办事人员称，此事纯属个人失误。 　　2月6日晚，天涯论坛上的一则帖子引来了上万的点击量。网友jb201112在帖子中说，2011年12月，位于成都的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还没进入面试环节，院方居然已经给面试者提前打好了面试成绩。 　　这份“提前打好了面试成绩”的名单被粗心的工作人员发布到了四川人事考试网上。在他们发现之前，网友jb201112已经把名单下载并保存到了自己的电脑里。 　　2月9日，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人事处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致。 　　网友jb201112在帖子中说，2011年12月，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012年1月13日9时许，四川人事考试网上公布了《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2011年12月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确定面试资格审查人员的公告》，里面居然已经给面试者提前打好了面试成绩。在当天10时左右，这份公告被作了更改。 　　他附的两张截图显示，“进入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从左至右分别公示了招考单位、招考岗位、岗位编码、招聘名额、考生姓名、笔试名次、笔试总成绩等几列信息。在部分考生上述信息的右边，还出现了两列“奇怪的数据”——表格并没有显示这些数据属于什么项目，而且只有部分考生名字的后面有这些数据。 　　网友jb201112对这些“奇怪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了惊人的内幕”。 　　他以化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岗位B”笔试总成绩第一名的考生为例，该考生的笔试总成绩为67.9分，其后最右边的两列数据分别是70和69.16。他用一个式子标明了三项数据背后的数学关系，即“67.9×0.4+70×0.6=69.16”。“意思是这个人笔试成绩是67.9，想让他总分算出来是69.16，就给面试打了70分。” 　　根据《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2011年12月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考试成绩的计算方法是：考试总成绩=笔试总成绩40%+面试成绩60%。网友jb201112所列的式子与公告中的方法一致。 　　据计算，每项异常数据均符合上述计算方法。比如，化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岗位B”笔试总成绩第二名的考生后面的两个“奇怪的数据”，分别是78和70.4，其笔试总成绩是59分，同样符合“59×0.4+78×0.6=70.4”的数学关系。 　　网友jb201112推测，最右边的两列数字分别是面试成绩和考试总成绩。 　　按照《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2011年12月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确定面试资格审查人员的公告》，面试资格审查将于2012年2月10日举行。也就是说，“还没面试，成绩已公布在网上”。 　　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上了网友jb201112。2月8日晚，他通过邮件给记者发来了他在1月13日9时55分下载的“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2011年12月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进入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以及写给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举报信。 　　他在举报信中表示，那些“考试总成绩”第一的人，“面试成绩”比其它人都要高很多，这带有很明显的选择性，在面试成绩占总分的60%的情况下，面试成绩高的被录用的可能性就大。 　　记者注意到，在经过上述计算后，化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岗位B”笔试总成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名次发生了变化：笔试总成绩第一名的考生，在加权了“面试成绩”之后，“考试总成绩”变成了第二名。其他岗位的考生名次亦有相似的变化。 　　2月8日下午，帐号为“中测院人事处”的作者跟帖进行了回应。帖子说，网友发布关于《大胆中测院公招，还没面试，成绩已公布在网上》的帖子后，我院非常重视，院纪委及院监察部门对此事进行了专项调查。此事系院人事处新接手该项工作的计算机录入人员，在使用以往报送公招成绩的电子表格模板进行数据录入、粘贴过程中，未将以往的数据清除干净所致。同时我院“2011年12月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面试工作要2012年2月17日才会进行，所以根本不可能提前出现所谓的面试成绩。目前院纪委及院监察部门已对该工作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 　　帖子的落款是“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人事处”。2月9日，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人事处刘处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证实，这条帖子确实是他们发的。 　　误发表格的当事人、该院人事处工作人员王晓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她对计算机不是很熟悉，“进入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是她在前任同事制作的表格的基础上修改的。由于最右边两列的陈旧数据没有删除干净，打印出来的纸质文档又没有显示出来，她误以为是正确的表格，就发到了网上。“这是我四十多年来犯的最低级的错误。” 　　她坚决否认这是在故意编造数据。她举例表示，从三人里面选一人，而表格上只有两个人有错误的数据，“不可能只有两个人的数据就可以决定(公招的结果)呀”。“没有任何有目的性的东西，完全是我的个人失误。”王晓玲说。

王秀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在科研经费上虽然投入很多，但是有关科研经费支出分配比例的一些规定不尽合理。在国外科研经费相当大的比例用于人员费，目前我国科研经费中允许用于人员费用支出的比例很低，绝大部分比例的科研经费用于仪器设备购置和试剂购买等实验直接费用上。这种情况导致我国科研人员的待遇总体来说比较低，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研究人员来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并且大部分科研经费最终的受益者变成了国外的设备研制公司和试剂的制备公司。 　　当前，虽然我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获得博士学位又有相应研究或其他工作经历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回流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如何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科研人才回国? 　　近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秀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科研经费分配比例不合理是阻碍高层次科研人才回国的原因之一。不过，相比目前国外一些研究组经费紧张的情况，在我国&ldquo 千人计划&rdquo 等利好政策下，好项目得到支持的机会更大。她坦言自己就是国家人才政策的受益者，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获得生物信息学方向博士学位后，她入选中科院&ldquo 百人计划&rdquo ，于2004年底回国，时年27岁，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回国后，她带领研究团队在生物信息学研究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多次赢得国际同行的推荐和好评，2007年她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我国科研硬件已经和国外不相上下 　　中国青年报：您从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博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回国? 　　王秀杰：我当时学的生物信息学专业比较热门，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相关领域的人才都很缺乏。如果留在美国，我可以想象到未来20年的发展轨迹，在公司或者科研机构一步步做下去，最终做到终身教授。但我感觉即使能做到那样，也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总会有飘在外面的感觉。 　　回国除了有文化上、精神上的认同感之外，我国发展很快，我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会更多，我不太喜欢风平浪静的人生。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我和我爱人都希望孩子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长大，希望她以作为中国人为自豪。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中国青年报：有没有觉得放弃了美国一些很好的机会? 　　王秀杰：我觉得没什么，只是做了一个选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一批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才是放弃了很多机会，因为那时国内外的待遇相差悬殊。他们更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回来就是为了提高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从自身利益考虑很少。 　　不过当时科研人员回国的待遇，虽然和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但是与国内其他行业相比不会有太大落差。而现在在付出同样甚至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科研人员的待遇比很多行业要低许多，并且年轻一代回国的生活压力比以前更大，所以很多留学人员在回国前会权衡各方面的因素，包括物质条件、生活质量、事业发展、做事的氛围等。 　　中国青年报：您2004年回国到现在近10年，您感觉科技领域的海外人才回国的趋势有变化吗? 　　王秀杰：愿意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了。10年前国内科研经费、科研条件和国外有较大差距。近年来我国的科研投入有较大的增长，我们的科研经费支持、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已经和国外一些中等水平的科研机构不相上下。 　　我认识的一些稍微年长的朋友也有回国工作的想法，但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实现，包括没有特别好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能够获得的职位、待遇与预期有一定的差距等。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或子女教育等原因放弃回国工作，比如小孩比较大了，回来后不适应中文教育。 　　住房压力是很多优秀科研人才回国的顾虑 　　中国青年报：在招聘科研人员时，您感觉哪些社会环境因素阻碍了一些高层次人才回国? 　　王秀杰：住房压力是很多人考虑的一个因素。像我国科研做得好的几个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只有个别大学有提供住房的条件。还有环境状况、食品安全等因素也会使一些人才犹豫回国。尤其今年北京雾霾严重，我们所原想引进的一位优秀留学人员就因为空气问题最后选择了留在美国。 　　中国青年报：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提到国内的科研管理体制问题，使他们犹豫回国。您怎么看? 　　王秀杰：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确实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项目申请、汇报、审计等环节比较繁琐，新回来的科研人员会很不适应。我觉得影响较大的一点是，我国在科研经费上虽然投入很多，但是科研经费支出分配比例的一些规定不尽合理。在国外科研经费相当大的比例用于人员费，目前我国科研经费中允许用于人员费用支出的比例很低，绝大部分比例的科研经费用于仪器设备购置和试剂购买等实验直接费用上。 　　这种情况导致我国科研人员的待遇总体来说比较低，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研究人员来高质量地完成研究任务，并且大部分科研经费最终的受益者变成了国外的设备研制公司和试剂的制备公司。比如同样一个博士后，在国内研究所或者大学工作和国外研究机构的工资相比会有四五倍的差距。所以，很多前沿的项目，国外是有经验的博士后在做，而我们这里是没有经验的博士生在做，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在国际竞争中领先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我们做了一项调查，78.8%的受访者认为人情关系复杂阻碍了优秀人才回国。 　　王秀杰：我对这一点不是很认同。我回来这么久，没有为了申请项目去拉关系，但是我并不缺研究经费。也许有一些通过关系得到支持的项目，但是我看到身边那些兢兢业业的科学家的有价值的工作都会得到认可与支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科学目标，做好自己的工作，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外研究组都有经费紧张的情况，在我国好的项目得到支持的机会相对来说更大。并且国内无论单位还是科学家之间对归国人才的支持很多在国外是没有的。我回到中科院之后很有归属感，从研究所的领导到行政部门的同事，都对科研工作提供全心全意的支持，比如申请项目时研究所的同事和科技处会给予建议，研究所会为新研究员在实验室安排、学生招生、和安家落户等方面提供便利。这些都非常难得。 　　国家政策应为国内人才提供更多发展空间和机会 　　中国青年报：近年来国家推出&ldquo 千人计划&rdquo 等人才引进措施，您怎么看这些措施的作用? 　　王秀杰：我国通过&ldquo 千人计划&rdquo 、&ldquo 百人计划&rdquo 等人才政策在一些急需领域引进尖端人才，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自己也是&ldquo 百人计划&rdquo 政策的受益者。我觉得，在今后政策执行过程中，后继的评估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好的计划要有更好的配套措施和管理措施，从而在需要的领域引进需要的人才。而且，现在引进人才总的思路可能还需要一些适当的调整。 　　中国青年报：有什么样的调整? 　　王秀杰：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引进了很多优秀人才，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培养自己的人才。但目前的人才政策仍然主要侧重于引进人才，而针对国内培养优秀人才的政策很少。这种情况导致一些学生选择出国的目的，已经不是因为国外有比较好的科研条件、能够接受更好的训练，而是如果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很难有相应的政策使得他们有较好地发挥专长和解决经济压力的空间。所以，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应的政策，在重视引进人才的同时，为国内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中国青年报：如果一直待在国内，他们对国际前沿科学会有敏锐的洞察力吗? 　　王秀杰：现在我国的教育和科研交流已经非常国际化了。科学是无国界的，要做到国际领先不可能&ldquo 闭关&rdquo ，而是要知己知彼，才能找到突破口、引领新方向。青年人才不一定要去国外读博士或者做博士后，比如可以通过参加国际会议、短期出国交流、进修等形式，使得他们不需要在国外待很久就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或掌握最新技术，这样可以避免优秀青年人才的流失，也有助于提高研究工作的持续性。现在一些人出国使得在国内已经开展的很好的项目需要重新培养人才来接续，很可能导致研究成果失去了国际领先的机会，这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失。

p 　　博士毕业论文正文近一半篇幅与自己所带的学生硕士毕业论文雷同，就连致谢也部分一致。近日，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厦门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蔡建春，再次被举报其申请厦门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涉嫌抄袭。 /p p 　　8月1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院长博士论文被指抄袭学生硕士论文》，指出厦门大学在7月14日宣布“进行调查”后，一直未公布调查结论。8月10日晚，厦门大学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蔡建春博士论文被指抄袭”调查情况的说明》。 /p p 　　厦门大学表示，蔡建春博士论文与两位学生硕士论文的重合，皆来源于其博士期间主持的两个项目，“不构成对他人科研成果的剽窃，但其在写作及引文上的严重不规范行为属于学术不端。” /p p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曾“被抄袭”的硕士生黄安乐硕士毕业论文又与其师兄刘凯华的硕士毕业论文存在大面积相似，而刘凯华也为蔡建春的硕士生。同时，读博期间，蔡建春本人另有多篇文章涉嫌“一稿多投”。 /p p 　　按照厦门大学的说法，蔡建春论文内容出现重合是因为他与学生一同享有项目成果。但该课题成果三度作为学位论文被陆续发表，过高的重合率为何顺利通过审核?蔡建春本人多篇文章涉嫌“一稿多投”或“自我复制”，为何顺利毕业?按照教育部对学术不端的处理规定，为何未见校方公布处罚措施? /p p 　　 strong 厦大称不属剽窃系学术不端 /strong /p p 　　厦门大学表示，8月9日，厦门大学学风委员会认定，蔡建春读博士期间曾主持过“RNA干扰技术在胃癌细胞侵袭力研究中的作用”及“shRNA沉默MMP-9及应对胃癌细胞侵袭力抑制的研究”两个项目，拥有研究成果的所有权，蔡建春指导的两个硕士生黄安乐和黄坤寨将上述两个项目试验结果应用于硕士论文，蔡建春本人也将其运用于博士论文写作中，不构成对他人科研成果的剽窃，但其在写作及引文上的严重不规范行为属于学术不端。 /p p 　　教育部2016年9月起施行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学术委员会的认定结论和处理建议，结合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依职权和规定程序对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 终止或者撤销相关的科研项目，并在一定期限内取消申请资格 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 辞退或解聘 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处理措施。 /p p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发现，该声明仅表示，学校已按照“学风委员会的认定结论正式启动相应的处理程序”，但并未说明将对蔡建春进行何种处理。 /p p 　　蔡建春2004年到2010年在厦门大学攻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于2010年2月完成，共4万字左右，其中有近半与其学生黄安乐、黄坤寨的硕士毕业论文相同。黄安乐和黄坤寨分别是福建医科大学2008届、2010届肿瘤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蔡建春曾担任他们的硕士生导师。蔡建春本人也是福建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毕业，2002年获得该校硕士生导师资格。 /p p 　　目前，黄安乐、黄坤寨都是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而1998年10月至2012年9月的14年间，蔡建春曾担任该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p p 　　8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联系上了蔡建春的硕士生黄坤寨。他回应称，认同厦门大学的这份通报。 /p p 　　 strong 连环“抄袭”，相互致谢 /strong /p p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发现，蔡建春、黄安乐、黄坤寨论文的致谢部分里，除了提及的部分老师相同外，还都提及了刘凯华。 /p p 　　刘凯华是福建医科大学肿瘤学2007届的硕士研究生，是黄安乐、黄坤寨的师兄，他的指导老师也是蔡建春。目前，他也供职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 p 　　刘凯华在硕士毕业论文《RNA干扰建立MMP-9基因稳定沉默的胃癌细胞株BGC823》中的致谢里，也提到了感谢师弟黄安乐。 /p p 　　黄安乐、刘凯华两人硕士论文中的“原创性声明”表明，“本人呈交的学术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导师蔡建春均在其上签字。 /p p 　　《中国青年报》此前的报道显示，蔡建春博士论文约4万字，其中有近1.7万字与黄安乐的硕士论文相似。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比对了黄安乐的硕士论文《应用RNA干扰技术的MMP-9 基因沉默胃癌细胞克隆》与刘凯华的硕士论文《RNA干扰建立MMP-9基因稳定沉默的胃癌细胞株BGC823》，发现除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外，黄文2.7万多字，其中约7300字与刘文相同。而刘文一共只有约1.3万字。 /p p 　　值得注意的是，黄安乐与刘凯华两人硕士论文相同的内容，也是蔡建春博士论文与刘凯华硕士论文相同的内容。 /p p 　　黄安乐和刘凯华的硕士论文显示，黄文在2005年9月至2008年5月完成，刘文在2006年3月至2007年5月完成。 /p p 　　在两人关于实验目的的阐述上，都出现了“首次”“首先”的字样，黄文指出“首先构建了低分化胃腺癌细胞BGC823的MMP-9基因沉默细胞模型。”而刘文则表述，该研究“尝试在胃癌细胞中对MMP-9基因通过RNA干扰进行沉默，首次构建了MMP-9基因沉默的BGC823细胞株”。 /p p 　　在黄的这篇论文中，除了材料与方法与刘凯华文章基本相同外，黄文结果与分析第一部分的2、3两节也与刘文结果与分析大部分相同。黄文讨论部分的第2节“pGenesi载体介导的稳定RNAi 系统”，与刘文讨论部分的三节中的两节内容高度相似。仅将其中的两处引用作了字词上的改动，如将“考虑到”改为“鉴于”，将“效应”和“半衰期”扩写为“沉默效应”和“半衰期长短”。 /p p 　　黄文得出的结论也与刘文结论部分相似。在图片使用上，黄文与刘文的10张图中有8张相同。 /p p 　　福建医科大学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负责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工作。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多次联系该科，试图询问几位学生硕士论文相似率极高如何通过查重，但该科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p p 　　《图书期刊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2500字或被引用作品的十分之一，凡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所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 /p p 　　 strong 4年间同一成果申请3个学位，论文大面积雷同 /strong /p p 　　厦门大学官方微博声明中所提到的第一个项目是“RNA干扰技术在胃癌细胞侵袭力研究中的作用”。 /p p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在刘凯华的硕士论文附录里找到了类似的结果，其申请的课题项目为“RNA 干扰技术在胃癌细胞侵袭力研究中的应用”，截至发稿，记者未能查到该项目的公开信息。 /p p 　　也就是说，厦门大学通告所称由蔡建春主持的第一个项目“RNA干扰技术在胃癌细胞侵袭力研究中的作用”，也是刘凯华硕士论文的来源项目。刘凯华论文的附录显示，该项目为获厦门市卫生局重点科研项目，编号WSK200601。 /p p 　　按照前述的调查，黄安乐为刘凯华的师弟，黄文在刘文发表一年后发表，而作为两人导师的蔡建春，又于黄文发表后近2年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三人是否一同参与了该项目的研究?项目的终结时间是否早于黄安乐、蔡建春的毕业时间?研究是否一直在持续进行?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就项目的详细情况多次拨打厦门市卫计委科教处电话，对方回应称负责人不在。 /p p 　　比对3人的论文，记者发现，在结论部分，未有明显的更新。在结论部分，蔡建春的5条结论中有3条与黄文雷同，最后的小结与黄文小结近似。而黄文的3条结论中有1条与刘文雷同，小结大部分来自于刘文的最后一条结论。也就是说，蔡文的小结与黄文的小结高度相似，而黄文的小结又与刘文的最后一条结论几乎重合。 /p p 　　厦门大学通告提及蔡建春主持的另一项课题为“shRNA沉默MMP-9及应对对胃癌细胞侵袭力抑制的研究”。 /p p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发现，在厦门大学医学院公布的蔡建春履历中，蔡建春曾主持过名为“shRNA沉默MMP-9对胃癌细胞侵袭力抑制的研究”的课题。 /p p 　　厦门大学医学院官网显示，该项目启动于2009年3月，2012年4月终止。属于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准号为2009D004。 /p p 　　都有谁参与了这个项目?“被抄袭者”是否在列?福建省科技厅计划项目管理系统查询系统显示，上述项目学科为肿瘤外科及普通外科学，成员为7人，其中高级职称成员有3人，中级职称和初级职称各1人。系统显示，项目负责人学历为博士，单位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p p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发现，在该项目结束后的第三年，2015年4月底30卷第4期的中华普通外科杂志刊发了《基质金属蛋白酶-9基因沉默胃癌动物模型的建立》。文章注明，该论文为“shRNA沉默MMP-9对胃癌细胞侵袭力抑制的研究”课题项目资助，第一作者为黄坤寨，黄安乐、蔡建春分别为第二、第三作者。 /p p 　　值得注意的是，在黄坤寨及黄安乐的硕士论文中，并未有任何课题来源的标注。而在福建省科技厅计划项目管理系统查询系统上，该项目目前状态为“未立项”。 /p p 　　厦门大学官方微博中称，蔡建春论文写作来源于两个项目的研究成果，不构成对他人科研成果的剽窃。但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发现，在厦门大学论文库存档的蔡建春博士论文电子版中，其原创性声明一页均未填写论文所属的课题组、实验室及获得经费资助，且注明“未有此项内容，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p p 　　为询问论文的纸质版一般是否填有课题组和实验室，记者致电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图书馆，该馆一位老师表示，“我们纸本和电子版是一致的”，当问到课题来源信息为何缺失时，该老师称，“可能本来就没有”。 /p p 　　 strong 博士期间蔡建春另有多篇论文涉一稿多投 /strong /p p 　　厦门大学《关于我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显示，2005年6月27日起，该校博士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必须在全国核心刊物或国际同级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的，第二作者视同第一作者)以“厦门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2篇以上与其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p p 　　据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不完全查询，蔡建春在2004年至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符合上述要求的有1篇——《老年人食管鳞状上皮化生和不典型增生及腺癌序列微卫星改变》。该文发表在2007年6月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 /p p 　　该文第一作者蔡建春，标明来自厦门大学。其他几名作者刘棣、刘凯华、张海萍、钟山及夏宁邵，来源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厦门第一医院肿瘤外科厦门市肿瘤中心。实际上，在该文刊发前一个月，上述团队已在《福建医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类似文章《老年人食管鳞状细胞癌、腺癌和化生-不典型增生-腺癌微卫星改变》。 /p p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初步统计，上述两文还与蔡建春的另外一篇论文《Microsatellite alterations in phenotypically normal esophageal squamous epithelium and metaplasia-dysplasia-adenocarcinoma sequence》也存在大面积相似，该文发表于2008 年7月的《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p p 　　比对发现，这3篇文章均使用了近似的样本，在材料与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除了部分语句经过调整语序外，内容高度相似，使用的表格和图片也几乎相同，在第3篇英文论文中，大部分语句都为直接翻译。 /p p 　　像这样“一稿多投”，内容、图片、表格存在大面积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蔡建春的另一组文章中，即《胃癌组织中相关肿瘤抑制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和《老年人胃癌肿瘤抑制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以及《胃癌组织和正常胃小凹上皮中抑癌基因E—cadherin hMLH1 APC和MGMT的过甲基化》和《胃癌组织中E钙黏素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研究》，它们分别发表于2007年4月10日第87卷第14期《中华医学杂志》、2007年7月第41卷第4期《福建医科大学学报》、2007年7月第29卷第7期《中华肿瘤杂志》和2008年2月第23卷第2期《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p p 　　同时，蔡建春曾于2007年署名发表的《老年人胃癌肿瘤抑制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其中显示，福建医科大学2006届肿瘤学硕士生刘棣为第二作者。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发现，蔡建春该文也与刘棣的硕士毕业论文《胃癌相关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研究》中的两张图表和部分结论相似。值得关注的是，刘棣该文并未标注任何课题来源，刘棣的指导教师也为蔡建春。 /p p 　　2008年9月24日印发的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第四条规定，研究生不得实施以下违反学术活动规范的行为：引用他人成果不符合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而构成不适当引用，或者引用部分构成引用者成果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 故意重复发表自己内容实质相同的研究成果。 /p p 　　厦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官网显示，自2002年开始，蔡建春的导师张其清曾担任厦门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p p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联系到了张其清，他拒绝回答蔡建春博士论文如何通过查重并取得学位一事。他表示，自2010年以来，蔡建春已经很少跟他联系，关于厦门大学对蔡学术不端的认定，张其清称要“问他自己”。 /p

李宁的实验室之一，位于农大校内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李宁的实验室之二，位于农大校内神内中国农牧经营研究中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李宁日前疑因涉嫌将其承担的转基因项目经费转移至名下公司被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带走调查。 　　7月初，这条消息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内流传开来。多位农大教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确认李宁被查。 　　一位教师称，农大校党委发了通知，确认李宁被查，&ldquo 但没有进一步的官方消息&rdquo ，&ldquo 生物学院党委给大家发了短信，就是说这个事有，但没有通报他是因为什么事情被带走。&rdquo 　　据悉，李宁在农大有两处实验室，一处位于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二层，另一处在神内中国农牧经营研究中心。与其在同一栋大楼实验室的多名学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宁已许久未出现在实验室。 　　媒体曾报道，有关部门对李宁的调查今年年初已开始启动。此后，相关传闻不断出现网络上。一名学生称，李宁的研究生目前均已转给其他导师。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多次致电李宁，但其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个人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领衔一课题经费超千万元 　　一位农大教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ldquo 全农大都知道他的账不太清楚&rdquo ，&ldquo 主要还是转基因专项的钱的问题。转基因专项国家一次性投入过大，有200多亿元，最多的时候每年都有二三十亿元的预算，一个课题组可以拿到几百万元。&rdquo 　　&ldquo 这钱对搞生物的来说是笔很大的钱，项目又要求两年花完，根本不可能花完，可劲儿花也花不完，尤其学校和科学院不同，学校里水电房租学生都是免费的，光科研上用不了多少钱。按道理到期花不完要交回去，但是没人愿意交回去，就转到自己办的公司里。&rdquo 上述教师称。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到，李宁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ldquo 973&rdquo 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之一。他主持的&ldquo 973计划&rdquo 及&ldquo 重大科学计划&rdquo 项目主要包括：农业动物遗传育种与克隆的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 猪、鸡重要经济性状遗传的分子机制 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猪与小型猪疾病模型等。 　　其中，李宁领衔的&ldquo 猪、鸡重要经济性状遗传的分子机制&rdquo 课题专项经费为1581万元，周期3年。这一项目由7个研究课题组成，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单位。其中，由李宁主持的&ldquo 表观遗传和miRNA影响性状形成的机制&rdquo 的单项课题经费为384万元。 　　我国于2008年启动转基因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生物育种产业被列为七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并预计在若干年内投资200亿元用于转基因研究。 　　2014年3月，财新网曾报道，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称，2013年，中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费缩减至4亿元，高峰期曾有20亿元。报道还称，有参与转基因专项管理的专家透露，降幅可能在百分之三四十，甚至更高。 　　上述教师同样表示，在去年的转基因争议之后，&ldquo 转基因专项钱控制得比较紧了，每个项目现在控制不超过300万元&rdquo 。 　　曾经的明星教授 　　李宁现年52岁，被带走前任中国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是农大的明星教授，被称为&ldquo 中国动物转基因克隆研究领军人物&rdquo 。 　　1982年，李宁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牧医系并留校任教。三年后，他前往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动物遗传育种硕士。1991年，他获得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与北京农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位。 　　此后10年，李宁在联邦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2001年左右，李宁回到中国农业大学。 　　在一次专访中，他谈到了选择回国的原因：&ldquo 的确，在国外我能做很多事，但是你的知识产权、劳动创造，最终还是为这个国家在服务。所以我想尽快回来，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家作出贡献。哪怕只是改变一点点，也是对中国的技术、产业的推进。&rdquo 　　李宁头上顶着一系列的光环，包括&ldquo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rdquo 获得者、&ldquo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rdquo 特聘教授、自然科学基金委&ldquo 创新研究群体&rdquo 学术带头人、科技部&ldquo 973&rdquo 项目首席科学家和科技部&ldquo 863&rdquo 计划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欧盟第5框架计划PigBioDiv2计划负责人等。 　　李宁的介绍及个人简历目前仍挂在农大的官方网站上。承担项目及课题一栏显示，他&ldquo 主持国家科学技术部&lsquo 973&rsquo 计划重大研究项目、&lsquo 863&rsquo 计划生物领域重大研究项目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部重点攻关项目、北京市科委重大攻关项目、美国USDA科技创新项目、中法科技合作项目、中德科技合作项目以及全球最大的猪育种公司PIC合同研究项目等18项。 　　7月28日，在西安召开的第34届国际动物遗传学大会上，李宁仍被列为大会组委会主席之一。但他并未出席。 　　据为其做过个人专访的一名记者透露：&ldquo 李宁很爽快，是典型的学术明星，愿意且很会跟媒体打交道。&rdquo 　　该记者称，今年年初他还联系李宁采访，当时&ldquo 李宁在新疆，表示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因为截稿时间紧张，就没有采访他。&rdquo 　　名下至少4家公司 　　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李宁名下有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分别在北京和无锡等地。 　　李宁为法定代表人与董事长的北京三元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延庆农场，成立于2009年1月19日，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公司一般经营项目有生物技术开发、种植饲料牧草、销售饲料。 　　另一家北京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李宁为股东之一，任副董事长。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4月，属于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为3333.33万元，包括非货币出资1833.33万元。出资历史信息显示，三位股东李宁、黄中石(外籍自然人)、北京中农大地科技发展公司分别出资1733万元、1399万元及199万元。 　　2007年，北京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曾与中国农业大学及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等合作克隆世界著名医用小型猪。 　　另一家与黄中石合作的北京济福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李宁为股东之一，并任经理。公司总注册资本为1333.34万元，包括知识产权出资为800万元。其中，李宁出资1200万元，但并未有资料显示其以何种方式出资。公司成立于2009年，经营项目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等。 　　此外，还有一家无锡科捷诺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30日，注册资本为2.75亿元。李宁为法定代表人，北京济福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人之一，出资三次，共计1.55亿元。该公司经营项目为：动物生物反应器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服务 食品、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的研发。 　　该公司官方简介中称，&ldquo 公司以中国工程院李宁院士创新团队为基础，依托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大学、江苏省和无锡市以及国家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的有关资源&rdquo 。工商资料显示，目前该公司仍处于筹建阶段。

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沈家祥深居简出，但他的心思仍然留在药物化学的瓶瓶罐罐里。 　　日前，他和妻子陈燕娜将100万元积蓄捐给天津大学，希望用这笔钱支持年轻人去从事创新的工作。 　　沈家祥缺席了上周的两院院士大会，不过他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再次强调国家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沈家祥一字一句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捐出这笔钱，就是要响应这个号召。&ldquo 习近平主席鼓励我们大家要全面创新、创新再创新，我想如果能够尽一些力量的话，我非常高兴。&rdquo 　　据沈家祥之孙沈赤兵介绍，100万元约占沈先生存款的一半。他留出四分之一给妻子看病，另外四分之一用于应急以及实现自己的一些实验想法。除此之外，他没有为自己打算。 　　这位伦敦大学博士1949年抱定&ldquo 科学救国&rdquo 的理想回国服务，在推动抗生素、维生素国产化等方面成就斐然。他对记者说：&ldquo 我们过去做的新药研究不多，跟国外同行差得太远，他们是搞创新，我们过去更多是仿制。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lsquo 叫我们自己鼓起劲儿来，跟外国一样，做创新的工作&rsquo 。&rdquo 　　如今，他很高兴已有大量海外人才到中国工作。他参与创建的天大药学院，去年迎来了该校60多年未见的&ldquo 洋院长&rdquo 杰伊· 西格尔教授。今天，沈家祥穿着红色唐装，当着西格尔教授的面，喜气洋洋地对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正在发生的事情&mdash 连外国的优秀科学家也到中国工作了。 　　李家俊校长接受捐款后表示不辜负沈先生的希望，把天大办好，把药学院办成有国际竞争力的机构。天大将设&ldquo 沈家祥教育基金&rdquo ，奖掖在药学领域表现突出的师生。 　　西格尔教授平均每月到沈先生家里拜访一次与他交流工作。在这位&ldquo 洋院长&rdquo 眼里，沈先生捐款的义举是国外少见的，从中体现了中国的4个美德：爱国、创新、忠诚、包容。 　　沈家祥的外甥包宗业说，沈先生毕生的追求就是发展民族的现代制药业。这笔捐款体现了这种追求。沈先生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所做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少，捐款是他回报社会、回报天大的一种方式。 　　虽已近期颐之年，沈家祥仍关注时事，思维活跃。沈赤兵告诉记者，爷爷可能随时冒出新的想法，学生们也会帮他检索一些研究所需的文献。去年，爷爷吃过一次日本纳豆，突然琢磨起纳豆里有助于缓解骨质疏松的维生素K。爷爷&ldquo 发动&rdquo 一位学生和家里的两位保姆，一起研究怎样发酵纳豆，分析其中的维生素K，为此搜集了很多文献。沈赤兵感慨，从生活中的琐事出发，爷爷都会想到创新。如今，爷爷实现了捐资的夙愿，把对创新的殷殷期望寄托在了年轻人身上。

打开你家的水龙头，流出的水可能不是无色无味，还可能伴随水垢、刺鼻气味甚至漂浮物。平常你可能对它视而不见，但随着近日媒体披露“全国自来水出厂水质实际合格率仅有50%”，南京律师封顶终于选择跟它“较一次真儿”。 　　“看到这个数字，我吓了一跳。水是我每天要喝的东西，难道我每天都在给身体输入‘污染物’?”为了弄清自己喝的水是不是安全，封顶的较真儿之举是：5月9日，他致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记者注)，要求公开全国自来水不合格城市。 　　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共计4000余家自来水厂，为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每天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那么，你每天喝的水安全吗? 　　全国自来水出厂合格率仅5成? 　　5月9日，南京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封顶在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以特快专递，寄给了住建部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 　　表上，最显眼的位置是他的三项要求：“希望公开2007年《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生效以来，每年供应县及县级以上城市的水厂多少家?这些水厂中，每年有多少家出厂的自来水不符合现行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在这些不符合标准的水厂中，有机物污染超标有多少家，重金属超标有多少家?” 　　促使封顶这么做的，是5月7日《新世纪周刊》一篇名为《自来水的真相：业内人士称调查显示5成不合格》的调查报道。“5成”这个数字，大大刺激了封顶的神经。 　　该报道称，2009年下半年，为了“大致搞清”全国城市饮用水的水质状况，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曾作了“近十几年间最大规模的”一次全国普查。普查覆盖了全国4000多家县级以上城市自来水厂，得出了最为接近真相的饮用水质数据。但住建部至今未对外公布这次调查所得的自来水水质数据。 　　同时，报道援引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总工程师宋兰合的说法称，那次普查中，全国有1000家以上水厂出厂水质不合格。而多位接近权威部门的业内人士获悉的情况，更不乐观。这些人士表示，该次检测结果的实际合格率，仅有50%左右。 　　这还是县以上水厂的数据。全国上万座供应乡镇的小自来水厂，未被纳入这次普查范围。 　　同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占生在同篇报道中指出，有机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已取代微生物污染，成为我国饮用水安全的最大危害。美国环保总署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现有检测技术发现，在饮用水中有756种有机化合物，其中20种致癌物，23种可疑致癌物，18种促癌物和56种致突变物。 　　看到这些数字后，长期关注食品安全领域案件的封顶，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上书”，向监管部门“要个准确说法”。 　　“地沟油、毒胶囊……食品安全问题已让公众麻木，但自来水安全这个最最基本的东西，怎么能被忽视?”封顶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他“较真儿”的动机。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向有关部门证实。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该部有义务每年收集并向公众公开一次水质监测数据，但我却未查找到相关的报告和数据。”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住建部应该在收到申请之后15日内予以回复。封顶告诉记者，按正常推算，申请会在12日“抵达”住建部，而他至今还没有接到来自住建部的任何消息。 　　“‘83%合格率’不能保证我喝的是一口干净的水” 　　耐人寻味的是，在封顶之举被大规模报道的当天，住建部的官方主页上，出现了一则名为《我国城镇供水总体安全水质不断提高》的新闻。 　　这则5月10日的新闻显示，住建部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主任邵益生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指出，2011年，该中心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国家认可的专业水质检测机构，对占全国城市公共供水能力80%的自来水厂出厂水进行了抽样检测。 　　“按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83%。” 　　针对公众对2009年那次全国自来水普查结果的疑问，邵益生的回应是，2008年、2009年，该中心也曾组织对全国4457个城镇的自来水厂进行普查。按照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质与新标准还有一定差距，达标率为58.2%。其中，“城市要明显好于县城和建制镇”。 　　但像很多公众一样，封顶律师在知道了“83%合格率”这一数字后，并不满足。 　　据住建部下属该水质监测中心主办的“国家城市水质督察网”介绍，我国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实行企业自检、行业监测和行政监督相结合的制度。国务院、省(区)和城市三级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全国、本省(区、市)行政区域和本城市行政区域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 　　“保证自来水水质合格，是住建部等政府机构应尽的职责，老百姓更关心剩下的那17%。”封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17%分布在哪些城市?哪些指标不合格?如果不进一步披露详细信息，‘83%合格率’也不能保证我喝到的是一口干净的水。” 　　封顶的质疑不无道理。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国家城市水质督察网”上看到，在其每月定期披露的全国35个重点城市水质公报中，2012年1～5月，35个城市的自来水“出厂水9项”和“管网水7项”，均符合高于95%的安全标准。即使偶有不合格，达标率也基本在98%～99%之间。 　　其中，在自来水遭污染的“重灾区”江苏、浙江等省，虽然臭和度、化学需氧量(即CODMn，用化学氧化剂氧化水中有机污染物时所消耗的氧化剂量，化学需氧量越高，表明水中有机污染物越多——记者注)等指标经常“亮红灯”，但合格率最低也在82%以上。 　　封顶律师正生活在这个区域内，而他日常喝水的感受，与数字并不一致。 　　“首先，自来水出厂之后，还要经过管网输送，不排除二次污染。83%合格率只是出厂的，离真正到你家水龙头的水，还有差距 其次，按照现行规定，地表水厂一年只需要检测两次，地下水厂一年检测一次，而各监测站均由地方水厂内部水质监测部门负责。这样自己监测自己，提供的数据有多真实?”他反问。 　　至于他希望获悉的有机物污染、重金属超标的自来水厂家名单，新华社专访中没有涉及。由于涉及身体健康，封顶获悉这两个数据的心情，格外迫切。 　　“我问的问题，都不属于国家或者行业机密，而是每一个关心基本用水安全的老百姓，都想知道的事情。一旦收到公民申请，住建部没有理由拒绝公开。”封顶向记者透露，如一直吃“闭门羹”，他不排除下一步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 　　就上述封顶“真正感兴趣”的信息，近日已有不少媒体呼吁，住建部相关水质检测部门应予公开。1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曾致函住建部办公厅，希望获悉进展。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应。 　　“不公布饮用水‘黑名单’，新国标意义恐大减” 　　引人注意的是，邵益生在新华社专访中强调，83%合格率是“按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来评价的”，标准更高、更严格。 　　何谓新标准?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2006年年底，为了提高饮用水的“安全系数”，卫生部曾会同原建设部、水利部等，共同在1985年版卫生标准基础上，提出了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今年7月1日起，中国将强制执行这一最新标准。据称，新标准将与国际接轨，指标从35项增加到106项，与世界上最严的水质标准——欧盟水质标准基本持平。 　　“如果新标准能够落实，无疑将对我们的饮用水状况有一个很大的促进。越来越多的水污染事件，已经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桶装水、瓶装水的销售需求逐渐上升，就是明显表现。”长期关注食品安全领域的南京“天下公”公益机构主任程渊这样表示。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这份最新标准中看到，该标准与我国目前正在执行的GB5749-85标准相比，“进步”不少： 　　比如，微生物指标由2项增至6项，大肠埃希氏菌、耐热大肠菌群、贾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等，均在监测之列 消毒剂由1项增至4项，增加了一氯胺、臭氧和二氧化氯 毒理指标中，无机化合物由10项增至21项，有机化合物由5项增至53项，溴酸盐、亚氯酸盐、甲醛、三卤甲烷等，均被纳入“监测眼”中 此外，新标准对总α放射性和浑浊度等，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人对新国标充满期待，但也有不少网友担心，这个饮用水新标准，会不会像很多其他领域的国标一样，“看上去很美、最后却沦为摆设”? 　　对此，封顶律师表示，如果缺乏对不合格饮用水生产工厂、城市水质等信息的及时、定期公开机制，这份两个月后将要实施的新标准，恐怕效果有限。 　　“我担心这个强制标准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没有实质性的惩罚措施，并不为地方政府和水厂所惧。再加上相关部门如果不能及时公布详细的水质监测‘黑名单’，新标准的意义将被大大削弱。”封顶律师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此外，还有专家评价认为，水安全问题的根本在于水源污染，不在于纸面上的卫生标准。“根治自来水之疾，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净化水源地。水源地如果达标，即便是用最基本的传统工艺处理，水质都会合格。” 　　邵益生曾在新华社专访中确认，“水源污染”是2009年普查中，城镇自来水厂出厂水质合格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近年来的“克服”举措，主要是通过组织城镇供水设施改造来实现的。 　　但同期《新世纪周刊》的调查却显示，地方政府和水厂在水处理工艺改造方面，鲜有进展。全国县以上4000多家自来水厂中，九成以上仍在使用传统水处理工艺。 　　“这也是我希望详细获悉的内容之一。”封顶最后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水源地污染的总体状况越来越严峻，而各地自来水厂是以怎样的投入、进行了什么设施改造，才让合格率‘不降反升’的?从58.2%到83%，如果没有详实的证据，我不会轻易信服。”

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坦承我国当前科学体制存在一些弊端，并专门援引了施一公、饶毅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近年来中国的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由于研究经费的分配中存在许多问题，阻碍了我国创新的步伐，他们认为必须打破研究资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的科研文化，研究资金必须以学术能力的优劣为基础进行分配，而不再依靠私人关系。” 　　韩启德的讲话，是中国科技界高层对这篇被众多科学家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的首次公开回应。 　　今年9月，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的关于我国研究经费分配和科研文化问题的文章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详情请见《施一公饶毅联合为杂志撰写社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该文直指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事实上，饶毅教授也曾在博客上披露，他本人回国后也曾遭遇“闷棍”，几次科研经费申请被刷下。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此前，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和饶毅教授一样，施一公回国前也是美国一家知名高校讲席教授，并获得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的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两人的回国一直被视为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归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 　　这和饶毅自身的遭遇也很吻合。饶毅教授在博客中写道，国内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比海归科学家更按国际标准行事。在支持他的组里面，有几个专家是国内成长起来的。不支持他的两个组里的专家，基本都是海归。 　　文章对改革的进程表达了忧虑，“面对这种现状，要作出改变并非易事，科技界内部有代表性的想法分为三类：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 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我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1日的开幕式大会上，面对包括上百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数以千计的科技工作者，韩启德表示，要努力就体制、机制的改革着手，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问题，“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的改进完善，需要所有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作为这个社会的知识精英，我们绝不能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 　　韩启德呼吁，“如果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拒绝自欺欺人、麻木迎合，并尽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那么我们当然能够创造历史。” 　　韩启德还表示，中国科协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科学共同体，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以建设性的态度，大力推动各项改革，使科研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科研成果的评价更加公正，同时严厉打击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干事业和实现价值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让全社会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1日上午的开幕式上，施一公教授接过了2010年“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证书。这一科技界殊荣共有3人获得，每人奖金100万元。 　　施一公教授在现场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听到韩老师的报告，很意外，很振奋。” 　　施一公介绍，文章发表后，受到多位高层领导重视，而这一次也是国家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予以回应。 　　在会场，施一公给远在北京的饶毅教授发去短信，很快得到回复，“好极了”。 　　1日晚，饶毅教授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邮件中称，不少科学家在私下表示过同样意见，有些还更尖锐和深刻，但公开说的不多。目前已经获悉的是，针对《科学》杂志社论文章，国家有关领导正在敦促相关部门拿出具体改革措施。 　　“韩启德老师的支持，代表了中国一批正直科学家的意见，希望能推动科技体制改革。”饶毅教授说。

浙江大学陈英旭教授案发后，他的办公室大门紧闭。 中国青年报记者 叶铁桥摄 水环境研究院的大门紧锁。 中国青年报记者 刘星摄 　　2012年，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搬到了紫金港校区的农生环组合大楼，结束了学院分散在三个校区办学的局面。中国青年报记者 刘星摄 　　很长一段时间，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农生环大楼335房间的大门紧闭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师生们已很久没有见到。 　　门牌上标示着办公室的主人为&ldquo 陈英旭教授&rdquo ，门上留下的手机号码记者始终无法拨通。 　　&ldquo 陈英旭出事了!&rdquo 这一消息早就在网络上传播，却一度未获权威部门证实。2012年11月12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撤销了陈英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这是2012年第二位被撤销资格的全国政协委员，但对于他因何种原因被撤，会议未作说明。 　　记者当时从一名全国政协常委处获知，当时会议上只介绍了陈英旭是经济犯罪，&ldquo 在一个有关水处理的项目上涉嫌贪污了，因说明已法办，所以一致同意撤销委员资格，亦无人提问&rdquo 。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得的独家消息显示，2012年6月28日，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已被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7月12日被依法逮捕。陈英旭的代理律师戴梦华称，此次事发，是例行审计到浙江大学时，陈英旭自觉经费使用存在问题，将违规的款项退回，之后被立案侦查。 　　2013年3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陈英旭涉嫌贪污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知情人士称，如果这一指控被法院认定，此案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记录。 　　检方指控通过设立公司非法占有千万科研经费 　　资料显示，陈英旭教授是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案发前，他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 　　陈英旭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浙江省副主任委员，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检方的起诉书显示，陈英旭的出事，源于他2008年正式接手的&ldquo 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rdquo (以下简称&ldquo 苕溪课题&rdquo )。 　　&ldquo 苕溪课题&rdquo 隶属于迄今为止我国资金投入总量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ldquo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rdquo (以下简称&ldquo 水专项&rdquo )，作为国内水污染领域专家的陈英旭拿下的&ldquo 苕溪课题&rdquo 是水专项&ldquo 十一五&rdquo 课题中的&ldquo 太湖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技术及示范工程&rdquo 。 　　2008年8月30日，国家水专项办公室组织水专项专家组对陈英旭教授主持的&ldquo 太湖流域苕溪农业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rdquo 项目课题进行了论证。由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为组长，中国工程院刘鸿亮院士、蔡道基院士、水专项总体专家组技术总师孟伟研究员、河流主题组长王子健研究员等二十多位技术、管理、财务方面专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论证，并要求尽快实施。 　　&ldquo 苕溪课题&rdquo 总经费高达3.135亿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1.0544亿元。 　　该项目针对苕溪突出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开展河流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与管理技术及集成示范研究，设置了现代效益农业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及集成示范等研究任务，拟在苕溪上中下游和苕溪入湖河段,开展畜禽水产养殖业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区域污染控制示范、苕溪上游健康水生态系统构建等技术集成及工程示范。通过项目的实施将建立以河流目标负荷量动态控制为核心、农业面源污染削减为重点的河流污染控制技术与水环境综合管理技术平台，为完成我国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ldquo 清水入湖工程&rdquo 提供科学支撑。 　　陈英旭所在的浙江大学在这一轮的水专项课题申报中斩获颇丰。其中，他本人以及浙大张土乔教授分别是河流主题和饮用水主题的专家组成员。此外，根据浙大新闻办2009年的信息，浙江大学总共拿下了9个课题，是全国高校获得&ldquo 水专项&rdquo 国拨经费最多的牵头单位之一。 　　起诉书显示，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两家关联公司是杭州高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dquo 高博公司&rdquo )、杭州波易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dquo 波易公司&rdquo )，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陈英旭的博士生杨尚源、王云龙。 　　苕溪课题共分10个子课题，其中高博公司参与了第3子课题，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参与第4子课题，波易公司参与第10子课题。而检察院最终认定出问题的，是第4子课题与第10子课题。 　　起诉书显示，陈英旭将苕溪课题第10子课题的部分科研任务交由浙江工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金赞芳负责，共拨付金赞芳课题组专项科研经费共计320万元。金赞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320万元中，双方合同约定其中的200万元由波易公司支配使用。 　　检察机关认为，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被告人陈英旭授意其学生杨尚源、梁志伟多次采用编造虚假技术服务合同、开具虚假发票等手段，将金赞芳课题组专项科研经费共计178.2077万元套现，非法占为己有。 　　第4子课题是直接由陈英旭本人负责。起诉书显示，陈英旭将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列入课题外协单位，并通过浙江大学水专项账户分别将6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划入其实际控制的高博公司，将270.73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划入其实际控制的波易公司。2009年12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在没有完成相关科研活动的前提下，授意杨尚源、王云龙等人以开具虚假发票、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划入高博、波易公司共计844.4569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冲账套取，非法占为己有。 　　记者在杭州调查采访期间，未能找到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的信息。关于高博公司，有限的网站资料介绍称，该公司创建于2002年，其前身为浙江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设计研究所和浙江农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设计研究所，&ldquo 目前已发展壮大成为一家集环保科技研发与技术转让、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总包以及各类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与生态设计等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rdquo ，&ldquo 为一家浙江大学国家科技园的控股公司&rdquo 。 　　陈英旭是在浙江农业大学(1999年浙江农业大学并入浙江大学)获得的学位，1995年，陈英旭任浙江农业大学环保系主任。 　　另有网站注明，高博公司的经理为&ldquo 陈英旭&rdquo ，并留有办公电话号码，但记者拨打后提示电话已停机。 　　记者看到，2008年9月，有人在网络上公开询问&ldquo 杭州浙大高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rdquo 的信息：&ldquo 有没有这个公司的存在啊?为什么网上关于他的信息好少?是不是个骗子公司啊?&rdquo 　　有网友回复称：&ldquo 没听说过，至少在做环保这块是没有名气的。&rdquo 　　波易公司的资料更为罕见，记者只在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官方网站上搜索到了该公司的简单信息。信息显示，该公司从事&ldquo 水环境&rdquo 业务，但公司的简介为浙江大学的简介，除注明业务范围外，无其他内容。联系人一栏注明为&ldquo 吴小东&rdquo ，并留有手机和办公电话号码，记者拨打后，都提示&ldquo 没有这个号码&rdquo 。 　　今年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也实地探访了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然而，在该校紫金港校区的蒙伟民楼，连续几天，挂着&ldquo 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rdquo 牌子的办公室也房门紧闭，无人进出。 　　&ldquo 不规范&rdquo 的使用 　　陈英旭被司法机关带走时，坊间有传言称，陈是因研究团队内部人士举报才出事的，&ldquo 陈动的是重大专项，审计很严格，再者据说陈在切分蛋糕时太过贪婪，导致其他合作者极为不满，并告到上面，最终东窗事发&rdquo 。 　　陈英旭的委托代理人戴梦华律师否认是内部举报，他说，多次会见陈英旭时，陈英旭也没有谈到这一点，&ldquo 是国家审计署对浙江大学进行例行检查审计时，出现的情况&rdquo 。 　　据介绍，当时国家审计署并未审计到陈英旭的项目，只是开始审计浙江大学。但陈英旭自己发现财务方面有些不妥，就把所有的钱都退了回去。 　　&ldquo 陈英旭教授当时对经费的使用没有什么精力去管，由其他人负责，他主要是抓科研方面的工作。审计署对浙江大学进行例行审计后，他才关注这个事情，发现没有严格按照国家财务预算和财务编制的要求去做，就把所有的钱都退了回去。&rdquo 戴梦华说。 　　他强调，陈英旭是在审计署介入、审计结论作出前，主动要求两家公司将款项退还给浙江大学，&ldquo 按照陈英旭的观点，这事早就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刑事犯罪&rdquo 。 　　戴梦华律师认为，陈英旭案的具体情况够不上贪污。他表示，高博公司及波易公司参与该项目，是经过国家水专项领导小组同意的，陈英旭并未隐瞒两家公司的任何信息。 　　此外，戴梦华还认为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参与的课题是通过与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的，是属于法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根据《国家重大专项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重大专项任务的承担实行法人负责制，法人单位是项目(课题)实施的责任主体，即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法问题，也不应由被告人陈英旭作为直接的责任主体。 　　戴律师认为，即使该案被认定为贪污，但从陈英旭的具体情况来看，挪用科研经费具有社会因素、科研体制等特殊性，且陈英旭已经退回相关的款项，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态度良好，应该从轻处理。 　　科研经费管理值得反思 　　从学术光环上看，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常务副院长的陈英旭是浙大的&ldquo 明星&rdquo ，他是&ldquo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rdquo 、&ldquo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rdquo 第一层次人才、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并主持过相关领域的国家&ldquo 973&rdquo 、&ldquo 863&rdquo 计划项目。 　　一位环境与资源学院的教师表示，陈英旭是为环境与资源学院这几年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 　　出事前，陈英旭曾谈及学院的建设情况，他介绍，环资学院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1个，省部级重点学科3个，省扶植学科1个 涵盖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4大门类，是目前国内环境与资源领域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学院之一。&ldquo 现在无论在学科建设、科研实力、实验室建设还是人才培养质量上，在国内高校中都名列前茅，综合实力处在公认的第一梯队。&rdquo 　　另一位教师则称，自己与陈英旭只是同事关系，从平时的工作来看，陈英旭很有责任心。 　　今年1月，浙江大学纪委书记周谷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陈英旭案还没有最终宣判，他的具体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定性，校方也不好作出评判。 　　目前，我国对于科研经费的监管主要包括承接单位的内部财务监管和各相关部门的抽查审计，陈英旭就是在2012年重大专项的例行审计时，将钱退回了浙江大学，而后事发。 　　2012年12月28日，教育部曾专门召开视频会议，强调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会上，中纪委、监察部驻教育部纪检组长王立英通报了6起科研经费贪污案件，陈英旭案是这6起案件之一。 　　周谷平表示，此前，由于考虑到保护教师的积极性，方便科研创新，相对来说科研经费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但陈英旭事发后，浙大方面已经开始收紧相关的科研经费管理，在具体的处理情况上肯定会有一些加强。 　　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金赞芳也感觉，现在学校内部的审查频率高多了，&ldquo 以前没那么勤快，现在经常审查&rdquo 。 　　在一些人士看来，更值得反思的是科研经费管理上的问题。 　　戴梦华就认为，虽然陈英旭在科研经费上的操作确有不规范之处，但更多的是源于科研经费管理的诸多主客观因素。 　　陈英旭是2008年正式接手苕溪课题，课题的实施期为2008年8月至2010年12月。但其中国拨经费2009年4月才到位，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更是迟迟未能完全落实。 　　&ldquo 苕溪课题实施时间短，经费拨付又存在滞后性。因此，很多研究工作很难在实施期限内完成或达到良好的效果。&rdquo 戴梦华说，据了解，苕溪项目的实际操作周期又比预想的时间长，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但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课题实施期限到期做结题验收后，未用完的科研经费要退回国家。 　　他在辩护词中写道，考虑到课题后期工作主要有示范工程重整修复、运行维护以及产业化推广等重要工作，仍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从而保证科研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为将来产业化经营以及&ldquo 十二五&rdquo 课题的申报和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因而，&ldquo 课题组只能通过变通的方式，将部分将来需要用的资金转移出来，目的仍然是为将来课题的深入开展维护做更好的服务&rdquo 。 　　戴梦华表示，科研经费与行政费用不同，很多花费按照现行规定无法做预算。例如，高博公司在课题申报开始，组织力量协助陈英旭开展水专项的前期调研和协调工作，至国拨经费到账前，高博公司实际发生包括业务费、差旅费、人员工资和津贴、办公费用等各项费用共计85万多元。&ldquo 这些费用都是为苕溪课题服务的，但是无法体现到预算中，国拨经费中也没有对这些费用进行补偿&rdquo 。 　　同时，按照规定，项目的示范工程应该由地方财政配套或者企业投入，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地方财政始终无法落实相关费用，企业也不愿出钱，&ldquo 课题组只能通过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从国拨资金中寻求支持&rdquo 。 　　记者在走访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时，也听到了类似的看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陈英旭的出事更多的是因为科研经费的体制问题，&ldquo 你想想，2009年把钱拨出来，2010年让你结题把钱花光，这肯定不科学。我们做课题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要自己掏钱。有些项目还好，资金到位之前，先垫付，账挂着，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钱还掉，但是像他这个大项目，很容易出事。&rdquo 　　有关重大专项科研经费管理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是2009年9月才出台。而有关垫付和归垫的规定《关于加强和规范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垫付与归垫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是2010年11月出台，有关验收的文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验收暂行管理细则》则是在2011年7月出台征求意见稿。 　　戴梦华认为，法律的滞后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才导致了苕溪课题组最终出现科研经费的问题，&ldquo 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研院所到各类学术机构，在项目科研经费使用上不合规的并非个别现象，这与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缺乏和滞后有关&rdquo 。 　　据了解，陈英旭因科研经费使用移交司法机关后，太湖流域治污课题目前由浙大移交给他的同事徐向阳教授接手，徐向阳拒绝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陈英旭苕溪课题的研究团队中，首席科学家为浙江大学副校长张土乔，他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青年报记者还走访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并电话联系了杭州市人民法院，它们都拒绝对此案置评。 　　目前该案一审仍未宣判。

相关新闻专题：聚焦2011年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增选 　　新增院士名单公布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就想给中国工程院提意见。“院士是科技界最高学术称号和最高荣誉称号，他(她)的工作应该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建立在虚假命题上的研究者，一个帮助销售死亡的技术人员，怎么能当院士呢?”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烟草院士”的出现不仅是控烟失败的表现，更是科技界的遗憾。 　　陈君石说的是谢剑平。谢剑平身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主攻方向号称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以开发出“神农萃取液”而闻名。此前他已经两次递交院士申请，连番落选，这一次终于得偿所愿。但红榜发布之日却波澜陡起，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和打假人士方舟子等纷纷指出该结果的不妥。 　　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称，院士的选举卫生部无从置评，但是中国控烟履约工作确实任重道远。 　　“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 　　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者达120万人。吸烟带来的社会成本，已使烟草业的“净效应”成为负值。因此，烟草控制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烟草企业却不甘心退出舞台，不断推出新花招、新把戏来蛊惑人们。降焦减害乃是其中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就做过针对性的披露。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高级项目官员甘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上世纪50年代，西方卷烟公司推出了“低焦油”、“淡味”卷烟，其名称来自于吸烟机器测试时输送的焦油和尼古丁较低。“但这是烟草商故意设计了这些卷烟，在测试时释放较低的焦油，但他们完全知道这些机器测试指标并不准确反映吸烟者实际接受的焦油和尼古丁。”1977年“万宝路”公司内部数据显示，烟民实际焦油摄入量比机器测试数据高3倍。 　　甘泉也曾亲自做过相关实验。他分析了中国成年男性吸烟者的尿液，并且比较了吸不同焦油含量卷烟的吸烟者喷出的烟草烟雾中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结果表明，吸烟者尿液中发现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含量没有因为所吸卷烟的焦油含量而有所不同。实际上，其中一种有害致癌物质(亚硝胺代谢物)含量反而随着所吸卷烟焦油含量的下降而上升。 　　“市场上销售的低焦油卷烟并不比普通卷烟危害低。吸烟者的补偿方式是更用力地吸‘低焦油’卷烟。”他说。 　　杨功焕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谢剑平的主要“贡献”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减害降焦”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在神农烟科的网站上明确写道：“低害卷烟的第一个充分条件永远是消费者喜爱它的口感与烟香，因此，‘口感第一，低害第二’始终是我们研制开发‘神农低害卷烟’的原则!这不是再明白不过了么?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只是为了推销更多的烟草而已。” 　　她还注意到，“五叶神”品牌卷烟选用的“神农萃取液”。按照公开的数据，五叶神在1999年的销量不到1000箱，在获得此成果后，2001年达到1万箱，2004年为13万箱，销售额30亿元。连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都赞叹：一项技术救活了一个企业。“这是谢教授研究成果推广的结果。” 　　方舟子在微博上列出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条文：“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对于谢剑平的创新研究在卷烟中添加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他更不留情面：“降焦本来就够骗人的了，这中草药减害就更害人了。” 　　服务纳税大户就该在工程院授勋吗 　　“烟草院士”争议出来后，参与院士投票评选的魏复盛院士回应公众的质疑称：一、谢剑平研究“降焦减害”对控烟作用很大，他获得过国家发明奖 二、烟草行业是我国的纳税大户，烟草税收对国家建设有重要作用。从这一点看，国家还是需要烟草行业的，控烟是个逐步的过程，“降焦减害”是解决吸烟问题一个必经的阶段。 　　对此，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烟草行业的确是我国的纳税大户，去年税利达6000多亿元，从2000年至2010年间税利增长5.7倍。 　　“说到底，烟草业的每一分钱都是靠牺牲公众健康获得的。”他说。 　　此前，由杨功焕和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共同牵头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烟草制品能够带来巨额利税和庞大就业，但是它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更大。“毫无疑问，烟草业是得不偿失的黑色产业，现在哪怕仅仅从经济角度算账，也是如此。”杨功焕说，用烟草业是纳税大户来证明谢剑平当选有理，明显找错了论据。 　　什么样的人才能当院士 　　在中国工程院的网站上有一封“致2011年新当选院士的信”。信中提到，“中国工程院要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关键是要建设一支素质高、学风正、品德优的院士队伍”继续弘扬科学精神，以身作则，努力成为科学道德建设的模范，唯真求实，力戒浮躁，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者 在各方面严于律己，主动听取并正确对待各种意见，自觉接受群众、单位和社会的监督。 　　在陈君石看来，“烟草院士”的出现显然违背了上述原则和精神。降焦减害早已为国内外实验和事实证伪，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功勋”，如同建立在黄沙之上。以此“功勋”博取院士之名，更是荒谬。他建议中国工程院慎重考虑公众的意见。 　　另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卫生部长王陇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谢剑平的当选，说明院士评审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他说，院士评审是一种业绩评定，且是国内最高的业绩评定，不能够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2005年8月经人大批准，就和我国法律法规一样具有法律效力。这个公约明确指出，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的手段推销烟草制品，包括“低焦油”、“淡味”、“超淡味”等。 　　“院士的评审程序、原则等也存在许多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外行评内行’，根本不了解有些行业。现在评院士都是学部来评，而学部里边有很多专业，很多信息，相互间还不能沟通。比如评审牵扯到健康问题，就应该和医药卫生学部进行沟通，起码不要出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评奖、评院士的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王陇德说。 　　据悉，谢剑平所在学部，在工程院九学部中规模最小，除资深院士外，剩余34人，只需2/3投票通过即可，相比其他学部更易当选。同时，该学部大部分为环境、气象、海洋等领域专家，与烟草科技相距较远。 　　目前，中国工程院除了副院长旭日干发表的“两轮投票选出来就是有道理的”言论外，尚无其他说法。当事人谢剑平始终沉默着。 　　新闻专题：聚焦2011年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增选

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 　　科研人员段振豪涉嫌贪污的丑闻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除了近日院士初选段振豪出局外，似乎看不到别的下文。不过，段振豪事件拉开的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黑幕却一时难以闭合。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项目越多，经费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高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对于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说。 　　一次课题经费申请告捷的庆祝宴让姚卫红记忆犹新。酒酣之际，宴会主角向大家透露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个人资产即将突破千万元。 　　这位工科教授年薪只有15万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姚卫红很是不解。这位教授私下告诉她，自己和某主管科研经费的部委官员很熟，项目来得容易，钱也就来得容易了。 　　譬如一次学术研讨会的预算是10万元，这位教授“省吃俭用”只花了4.5万元，找熟人凑好10万元的发票，剩下的5.5万元就进了自己的腰包。 　　“几年内申请到3个‘863’项目，每个项目300多万元。他下手的机会太多了。”姚卫红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0年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为此写下注脚：审计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课题扩大开支范围、未经批准调整预算、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会计核算不规范、课题突击花钱购买设备，其间手法多样、漏洞一一展现，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结余出来的资金，只是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无法用发票抵消掉的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对一些科研人员而言，项目越多，也就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 　　科学界里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汉芯事件”举报人曾对媒体回忆，2002年，陈进骑的是一辆28寸的自行车 “汉芯”发布之后，2003年四五月间，陈进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 到2004年，陈进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宝马。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姚卫红认识的另外一位教授买了一台彩电，发票的台头是“电脑显示屏”，这样可以用“设备费”的名义把彩电报销了。尽管这台“显示屏”和他所研究的地质方向没有一点关系，唯一说得通便是这位教授的经费申请单中有一项计算机设备更新费。而在校方资产管理部门贴上“固定资产”的标签后，只要他不离开工作单位，这台“电视机”便任凭他个人处置，抱回家“看电视”也不会有人来过问。 　　预算频频上演“移花接木术” 　　北京一高校土木专业的赵博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科研经费项目预算”的申请单。 　　这份申请单详细罗列了经费的用途：国际合作费10万元，专家咨询费7万元，劳务费10.5万元 在科研业务费中，差旅费10万元，出版费5万元，材料费23.5万元，化验加工费18万元，会议费3万元，设备费63万元。 　　这样一个总计150万元的项目中，按预算赵博士应拿到8000元劳务费。可在课题结题时，他只拿到2000多元，“这要看导师的脸色。”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课题申报表上，虽然都有预算一栏，但多是粗略罗列“资料费”、“会议差旅费”等名目。即便是将“科研业务费”细化到许多小项，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也难以照单执行。 　　“需要10万却申请了30万。”赵博士说，要想在账目上过得去，靠的是在发票上玩“移花接木”的把戏。 　　一名中部理工科大学化工专业博士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所在的课题组通常是隔一段时间，便有专人把科研经费支出相应的发票拿到财务处去报销，随之对应的是给学生派活儿——收集发票。 　　课题组负责人对学生的要求是，平时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尽量开发票，只要抬头是学校的名字，开的项目是办公用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额度一般都可以报销。 　　导师们最喜欢的票据是火车票。这位博士生说，火车票报销时弹性很大，比如北京到天津一来一回的火车票，中间隔五天的话，便可以按五天的标准来计算在天津的住宿、交通、甚至会议等费用，“而这些‘中间多出来的部分’通常不需要再拿出相应的发票。” 　　更有甚者，不是课题组成员的科研人员也能帮忙充账。 　　某机构地质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个和自己研究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课题组找到他，“我们的经费还没有花完，你买的东西拿到我这里报销就可以了，发票签谁的名字都行。” 　　在科研经费的发票报销过程中，一些财务处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有学发博文称，他付给秘书的劳务费，秘书用另外一个名字领走了。他专门找到财务处，财务处却说没关系。这让他头一回感到财务处的“粗心”。 　　还有一次，张有学去外地作报告的机票已经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了，后来接待单位又报销了机票费用。张有学急忙把钱退给财务处。 　　财务处竟对他说，退钱做账挺麻烦的，你就当外地接待单位给的钱是报告费或劳务费。张有学不解：规定上不能这么报。财务处却说：那你下次报销时少报一些。 　　“中看”的国家经费常常向“中用”的企业经费低头 　　北京某重点高校化工系教授张超(化名)透露，每次项目评估前，课题负责人除了准备各种技术文档外，“调账”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调账”，就是按照项目申请书的要求列出科技经费使用的财务表，把其中与项目资金申请书不符的进行调整。具体说来，除了凑发票，就是纵向横向经费互换。 　　在科研圈子里，横向是指课题组承接来自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科研项目，纵向是指课题组申请的国家级、部委级的科研项目。后者说出去好听，对评职称等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在不少圈内人看来，由于管得太严太死，“只中看不中用”。 　　于是，纵向和横向便“结为同盟”，纵向经费中一些实在走不了的账，就通过横向经费抵销。 　　一些科研人员将能够正经花的钱都凑到纵向的账目上，比如张教授要购买一台200万元的仪器，李教授要买40万元的耗材，都可以通过纵向经费中设备费的名义来报销 而诸如私人聚餐、打车费等纵向经费难以报销的项目，则依赖于横向经费，若用不完就塞进自己的腰包。 　　不过，这种互换并非等价。纵向的经费由公家埋单，几十万元也算是少的 横向的钱是企业交到自己手上的，几万元也算是多的。 　　“中看”的纵向便常常向“中用”的横向经费低头，前者贬值，后者升值。圈内流传了“1/3”这样一个数字，即纵向经费的含金量是横向经费1/3，“你花我1元横向，我花你纵向3元。” 　　张超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只有在“调账”时，那些掌握着大把纵向经费的“大牛”才会低三下四，“手里的纵向经费多了，没有一定的名目又花不了，只好和人换横向。” 　　其实，“调账”并非只是在项目评估之时才有的。在科研经费审批通过不久，很多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走纵向的账，哪些是不可以走的，不可以的就通过横向经费来替换。 　　张超认识一个研究员，他花100多万元买了台对自己的课题一点用也没有的仪器。问他原因，这个研究员刚开始支支吾吾，不说话。后来张超才知道是他和卖仪器公司的老板是朋友，“可以吃回扣”。 　　这20多万元的回扣，便是从纵向的科研经费里“偷”走的。 　　在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科研项目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有的虚假配套，这从横向纵向经费互换上便可见一斑。

“烟草院士”的评选风波尚未远去，近日，一项与烟草有关的科学研究再次将烟草字眼与科技荣誉捆绑在一起，引发一番争议。 　　国家发明专利42项，软件著作权3项，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4篇，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在还未像今天这样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之前，《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以下称“中式卷烟”)这项研究就已经斩获颇丰，这一次，它盯上的是一块更大的勋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上月，中式卷烟研究出现在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公示的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受理名录中，与其他800多个项目一决高下。此举顿时引来一片争议之声，“荒唐!”“给卷烟加香的烟草商也能评奖?”以控烟人士为代表的反对者率先提出了异议。 　　在这场争议中，有人调侃，骂声一片的烟草项目不花毫厘却占尽各大媒体版面，使得原本被明令禁止广告宣传的烟草业反倒成了最大赢家。争议的当事人该项目推荐方中国烟草总公司则一直保持沉默。4月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该公司，对方表示对此无可奉告。 　　烟草类研究10年7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去年，谢剑平以“降焦减害”为成就之一当选院士。当时，控烟人士站在了质疑队伍的前列，他们的板子打在“降焦减害”这一科技的真伪上。 　　而在此次备受争议的中式卷烟项目公示材料中，“创造性”、“首次”字眼频频出现：“实现了卷烟风格特征的系统、规范和定量评价，填补了中式卷烟风格特征感官评价的空白”、“首次以风格特征评价结果为目标导向和判定依据，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式卷烟系统调香"理论”等。 　　从技术层面来看，该研究参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似乎并无太大异议。然而，这正是让控烟人士所担心的地方。 　　在该项目的公示材料中，一组数据引人注意：“研究成果的应用，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近3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043亿元。” 　　有网友就此评论：“堂堂中国，世界第二经济体，为了几根烟卷的蝇头小利不惜甘愿毒害13亿人民的长期健康?” 　　控烟人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委会原副主委吴宜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1700多亿元利税背后，是更多鲜活的生命在惨遭荼毒。 　　“我是一个过去、现在都受到二手烟危害的人。是一个和不尊重别人健康权、不遵守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的人较劲的人。让所有的人远离烟草是我的追求。”吴宜群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中式卷烟项目出现在国家科技进步奖受审名单上，让这个多年致力于控烟的人感到失望，她甚至称这是“又一个奇耻大辱”、是“科技的堕落”。 　　不过，这并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第一次向烟草类研究敞开口子。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属《中国烟草》杂志发现，一篇题为《中式卷烟减害新探索》的文章列举了新世纪以来，全国烟草行业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名单，包括2002年《红河卷烟厂自动化物流系统》、2003年《提高白肋烟质量及其在低焦油卷烟中的应用研究》、2004年《根结线虫生防真菌资源的研究与应用》、《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的技术研究》、2005年《二醋酸纤维素浆液精细过滤及高密度生产技术研究》和2010年《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加上该文章并未提及，但同样在2010年获奖的《烟草物流系统信息协同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10年来，烟草行业已陆续有7项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但这7项研究中，明确提及降低卷烟有害成分、减轻烟草对人类危害的研究，仅有两项。

由中国石油学会石油炼制分会主办、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承办的“第九届全国石油化工色谱学术报告会”，定于2012年10月25日-29日在北京京东宾馆召开。 　　大会由陆婉珍院士和田松柏教授主持，会议将围绕“绿色、低碳、高效”的主题，邀请国内色谱界的专家做大会报告，向您介绍色谱技术的最新进展，特别是近年来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领域色谱技术与应用的最新进展与研究成果。同时为广大的从事石油化工领域色谱分析和研究的技术工作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大会还将邀请国内外色谱仪器与相关设备、部件生产厂商在会议展览厅中展示并讲座，使您对仪器进展与选购有广泛的了解。 　　本会热诚欢迎国内外分析仪器公司和厂商到会介绍和展出产品，有关具体事宜，请与会务组联系。 　　本次会议安排详见网站：http:// meeting.lab.org.cn/default.php?hyid=44 　　为方便您能顺利参会，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陆婉珍 院士 张玉奎院士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 任：田松柏 　　副主任：徐广通 李长秀 桂三刚 　　委 员：田松柏、张宝吉、徐广通、武 杰、桂三刚、李长秀、金 珂 　　张 颖、凌冽祥、陈 芃、于靖琦 　　二、会议议题 　　1. 燃油产品质量升级与控制中的色谱分析应用 　　2. 石油替代燃料及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的色谱分析应用 　　3. 高效、自动的色谱分析方法在工艺研究及炼厂控制分析中的应用 　　4. 分离技术的新进展(联用技术、多维色谱、全二维技术等) 　　5. 石油化工原料及产品的质量控制与分析 　　6. 石油产品中非烃杂质的分析测定进展 　　7. 石油化工领域分析方法标准化进展 　　三、部分大会报告 　　陆婉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张玉奎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许国旺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刘虎威 北京大学 　　邱月明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陈 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李 凯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马晨菲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张 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张育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凌冽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石化公司 　　徐广通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刘泽龙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金 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韩江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李长秀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注：具体报告安排以会议当天安排为准。 　　四、会议征稿 　　凡反映近年来在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领域的各类色谱分析方法研究与专用色谱分析系统、应用经验方面的论文均可应征。征文要求如下： 　　(1)符合会议议题范围、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均可应征 应征论文请提供1-2页A4纸的详细摘要，摘要请于2012年10月9日前向会议网站投稿(meeting.lab.org.cn/default.php?hyid=44)，并同时用E-mail投至邮箱 shihuasepuhui@126.com，邮件主题中请注明“石化色谱会”字样。 　　(2)摘要格式：页边距均3.0厘米，题目三号黑体，作者、单位、地址以及摘要内容五号宋体，图标、表格及参考文献用小五号宋体，英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单倍行距。请注明论文通讯作者的详细通讯地址、通讯联系人简介、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 　　收到的论文将由会议筹备组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并于2周内通知作者是否录用。录用的稿件于会前编辑、印刷成论文集。 　　会议的具体日程安排交于2012年9月28日前通知作者，请随时关注会议网站的会议进展更新情况 　　五、会议时间：2012年10月25日-29日(25日08：30-20：00　全天报到) 　　六、会议地点：北京　京东宾馆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1号　宾馆电话： 010-84024523 　　七、乘车路线： 　　1 北京站：坐地铁2号线到东四十条站下车，从A口出向西，第一个路口右转，直行至十字路口西北侧即到，中国青年报社对面。 　　2 北京西站：坐特2到东四十条桥南下车，或者坐823到东四十条桥西下车。路北向东第一个路口左转，直行至十字路口西北侧即到，中国青年报社对面。 　　3 北京南站：坐地铁4号线在宣武门站换乘地铁2号线到东四十条站下车从A口出来向西，第一个路口右转，直行至十字路口西北侧即到，中国青年报社对面。 　　4 首都机场：坐机场快轨到东直门转乘2号线地铁东四十条站下车从A口出来向西，第一个路口右转，直行至十字路口西北侧即到，中国青年报社对面。 　　八、会议费：1200元(不含交通费、住宿费等) 　　会议费可通过银行或邮局汇款(在汇款时请注明：汇款单位、与会学者姓名)，并在汇款后及时将汇款凭证传真(010-68471169)或E-mail至会务组(shihuasepu@126.com)，会议期间统一开具发票。 　　九、住宿费：标准间280元/间(两张床) 　　住宿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住宿预订请于2012年10月10前与会务组联系，也可在会议网站上预订。 　　十、会议汇款方式： 　　汇款户名：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 　　汇款银行：华夏银行北京紫竹桥支行 　　帐 号：404320000180190001154 　　十一、会务组联系人： 　　于靖琦 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7号北科大厦　100089 　　电话：010-68731259(办)， 13521470325(手机)邮箱：shihuasepu@126.com 　　李长秀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电话：010-82368727(办)， 13681150910(手机)邮箱：licx.ripp@sinopec.com 　　中国石油学会石油炼制分会 　　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 全国石油化工色谱学术报告会回执表 电话：010-68731259 传真：010-68471169 　 电子信箱：shihuasepu@126.com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邮编） 姓 名 性别 职称/职务 电话/手机 E-mail 　　注：参会请于2012年10月9日前发回执到会务组，以便安排相关会务。

相关新闻：我国首次面向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 　　眼下，工程博士试点招生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两则消息吸引了一些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企业的注意力。一则是据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根科透露，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校长张杰决定，如果工程博士试点招生过程中确实招到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将对其免学费培养。 　　另一则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介绍，复旦大学2012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免收学费”。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25家试点招收工程博士的单位中，只有上海交通大学与复旦大学宣布免收学费。承担“0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中兴公司联系人杨宇说，前段时间，几所“985”高校与该公司洽谈工程博士培养计划时，没有一家说可以免学费，只是收钱多少不一样。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技术部彭久生透露，他们向在京几所“985”高校咨询过工程博士的学费标准，最高的是几十万元，稍少一点的是十几万元，最少的也要几万元。 　　工程博士试点招生工作启动以来，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企业一直对收费问题十分敏感，培养工程“领军”人才的成本是由国家“埋单”，还是由企业分摊?连日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问题在“985”高校与企业中展开了调查采访。 　　国务院学位办称培养工程博士不能收学费，但部分高校另有想法 　　在回答招收工程博士是否向企业收费这一问题时，顾云深态度十分明确地说：“工程博士招生列入国家统一计划，有经费拨款。如果开始试点就收学费，而且学费还收得很高，给社会与企业的印象非常不好。复旦大学经研究决定，工程博士不收学费。” 　　对于这个问题，今年3月30日在京举行的面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高校、企业对接会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孙也刚曾给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即“985”高校招收工程博士不能收学费，因为这个钱国家已经拨给试点单位了。 　　杨根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拿到工程博士招生计划指标，国家全额拨款，既给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又给工程博士学位证书。 　　然后，并非所有的工程博士试点招生单位对此都认识一致。北京一所“985”高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就说，国家拨给工程博士试点招生单位的钱，是以事业人头费形式给的。这些钱并不是全部给工程博士的，其中一部分钱将用于相关学科软硬件建设。 　　同时，订单式培养成为部分“985”高校拟向工程博士培养收费的一个理由。一部分“985”高校的研究生院负责人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工程博士有别于工学博士的制度化培养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学生需求，引入国际化资源，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培养成本自然水涨船高。这就需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企业分摊成本与国际会议费用。 　　“导师给一个工程博士讲一堂课的成本要比给10个工学博士讲一堂课的高，效率要比后者低。”北京另外一所“985”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说，工程博士招生对象往往是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企业的工程技术骨干，如果经常集中到高校授课的话，将影响科研工作与企业效益。这就需要高校与企业协商时间、地点，把导师派到企业去一对一地上课，由此产生的差旅成本与误工费用不可能由高校来承担。 　　据透露，国内某著名“985”高校MBA的学费是12万元/生，EMBA的学费是50万元/生。工程博士是国家培养工程“领军”人才的战略计划，其收费不能像MBA、EMBA那样纯商业化，也不会像工学博士那样纯公益性，学费暂定为15万元/生。 　　一些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企业联系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工程博士学费15万元/生的属于中等价位，学费高的“985”高校达到几十万元/生。” 　　企业参与“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积极性不是太高 　　香港大学一位教授羡慕地对国内某“985”高校研究生院副院长说：“您校招收工程博士是一件大好事，研究生从实践中带着问题来，再回到实践中解决问题、挖掘问题，非常有意义。”这位副院长则告诉对方，我们学校按养一只羊还是养一群羊的模式，盘算招收工程博士可以挣多少钱。 　　在工程博士高校、企业对接会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叶军说出了企业的心声：“工程博士培养计划是国家战略，其培养经费国家拨付了，如果企业还要出钱的话，那企业可以要，也可以不要。” 　　承担“07”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牛雪莲表示，现在的企业生存都很困难，人力成本负担重，工程博士培养的成本由企业单方面承担难度很大。再者，工程博士培养期约为4～6年，周期太长，将来毕业后会不会继续留在本企业工作难有定论。 　　“国家的战略计划对企业来说，可操作性差了一点。”承担“02”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北京中科科仪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朱国精透露，该公司向北京某著名“985”高校提出工程博士培养申请时，被告知企业要出不少的钱。“企业挣钱也不容易，工程博士一年培养成本10多万元，两三年下来就是三四十万元，这都是企业的利润。”她说。 　　天津神舟通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01”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其联系人丁血飞给本报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选送优秀在职员工攻读研究生，学费4万元，其他需要企业承担的费用也只有几千元，成本可控性强。可与“985”高校合作培养工程博士，学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此外，工程技术骨干平时工作都很繁忙，上课请假、研发调整、协调人员将产生大量的隐性损失，成本不可控性大。 　　“目前这种培养模式不是特别合适，公司没有报名参与培养工程博士。”丁血飞直截了当地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企业与试点单位沟通不透彻，彼此存在顾虑。她曾就工程博士培养的有关问题咨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据透露，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企业对工程博士培养模式、收费不太了解，处于观望状态。中兴公司联系人杨宇表示，工程博士第一届招生还没有成熟的想法与模式，公司打算明年再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今年表达了合作培养的意愿后也没有下文。 　　“15个招生指标没有招满。”一所著名“985”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证实，高收费影响了企业参与培养工程博士的积极性。 　　不能让工程博士成为领导干部拿学位的捷径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第五条规定，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对象，一般应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具有较好的工程技术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 　　然而，在试点过程中，招生“放水”的现象已经露出苗头。东部一所“985”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气愤地说：“我们学校对招生标准卡得那么死，但别的高校已经‘放水’。” 　　北京、西安各有一所“985”高校工程博士招生对象对学士学位、同等学力的人员开了口子。东部这所“985”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指出，同等学力是非本科、硕士生毕业者报考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不具备硕士、博士学历的人员申请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一条捷径。 　　“部分‘985’高校第一年试点招生就对同等学力人员放低门槛，工程博士与论文博士又有什么区别呢?” 东部一所“985”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介绍，25家试点招生单位约有一半的单位没有在官方网站公开工程博士招生简章，令社会各界难以监督其招生工作、收费情况与毕业条件等。 　　仔细研读一些已公开的“985”高校工程博士招生简章后，记者发现，不光招生门槛在降低，而且有一些毕业门槛也不高。有的“985”高校提出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教育计划规定的内容，德、智、体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与授予学位证书。有的“985”高校对工程博士毕业的研究成果要求是，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得国内外已授权发明专利。 　　不要说是一个发明专利，就是5个、10个发明专利都抵挡不住权势人员钻营的攻势。一所“985”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说：“就凭这一条，五六十岁的人员都敢来读工程博士，且保证今年入学明年就可以毕业。往往带头破坏‘门槛’、违反规定的是一些领导干部。” 　　孙也刚在工程博士高校、企业对接会上给试点招生单位再三敲警钟说，试点招生不能成为官员与企事业单位领导拿博士学位的捷径。

上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化学楼内甲醛反应釜发生泄漏，从化学楼到靠近该校北门的路边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上百名师生紧急疏散。事发后，据当地媒体报道，未发现有人员伤亡。 　　南京大学的师生是幸运的。在1年多以前的东北农业大学实验室感染事件中，28名师生被发现感染布鲁氏菌病——一种与甲型H1N1流感、艾滋病、炭疽病等20余种传染病并列的乙类传染病。至今，不少实验室还时不时提起该事件，作宣讲教材引以为戒。 　　高校实验室是科学研究的根据地，本来就充满着各种未知的风险，这一点无法避免。但近些年暴露在公众视野下的，不仅有科学实验中“量杯碎，试管炸”的小事件，更有类似有毒气体泄漏的大事故，以至于有化学专业学生在高校BBS上将实验室里的研究生比作煤矿下的民工。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夸张，但安全事故频发，还是有必要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毕竟这关系着广大师生的人身安全。 　　实验室事故多源于科研人员的粗心大意 　　有关此次南京大学甲醛泄漏事故，校方尚未公布具体原因。但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一名教师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期间出去了一段时间，甲醛也是在这个“空档”泄漏的。按照实验的规范要求，师生在做实验时，不得中途离开，事故发生是否与此有关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近几年，高校实验室发生事故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事故原因则如出一辙，皆是因为实验人员的粗心大意。 　　2008年，上海有机所某博士生在使用过氧乙酸时，没带防护眼镜，结果过氧乙酸溅到眼睛，致使双眼受伤。同年，另一个博士生在使用三乙基铝时，由于没有带防护手套，化学物品粘在手上也没有用清水冲洗，结果左手皮肤严重腐蚀，以致植皮…… 　　“河里面淹死的多是那些会游泳的。”北京理工大学一位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少实验人员总抱着侥幸心理，认为不会出事。就在前两天的一次试验中，他自己在加热温度计时就闹出了一个“小事故”。忘记关加热套，结果温度过高，超了温度计的量程，“嘭”的一声，温度计裂开了，幸好没有伤到人。 　　这位教授说，发表论文时要将重要试验的操作过程都详细地记录下来，甚至将试剂的纯化方法也要写清楚，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他人在用作者的实验方法做实验时能够在同一条件下进行。否则，不仅实验结果的数据会有出入，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 　　“实验室出事多是人祸”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1951年、1965年、1976年，科学家Sulkin和Pike调查了5000多个生物实验室，累计实验室相关感染3921例。这项调查发现，低于20%的生物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与已知的事故有关，80%的报告事例与实验人员粗心大意地暴露于某些能传播真菌和病毒的固体或液体颗粒有关。 　　曾令全社会恐慌的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曾一度传出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的说法。虽然并未得到证实，但在新加坡、台湾和北京，后来发生的三起实验室感染非典事故，原因则都是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与病原微生物标准操作，犯了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实验室安全教育缺失 　　硬件上潜在的危险也需要重视，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的吴春平博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安全预防中，“人防”和“技防”缺一不可。 　　以化学实验室为例，人们通常认为，化学实验室里有气味很正常，但在吴春平看来，如果实验室里的某种气味过浓，便说明实验室的通风系统不符合安全要求，人长期在里面工作很容易患病。 　　据统计，2010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校舍面积缺额最多的就是实验室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占总缺额的26%，缺额面积近350万平方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中心主任张男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验室实习场所面积缺口最大，安全建设应纳入大学章程，此外，要关注九项校舍的分类达标，尤其是实验室实习场所达标以及科研用房的建设状况。 　　最近，教育部等部门颁布的文件规定了包括实验室实验在内的高校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其中理工农医类高校不得少于25%，高职高专不得少于50%。张男星说，“这对实验室安全问题提出了更为重大的挑战。” 　　那么，如何才能降低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 　　吴春平从事了10多年的爆破研究工作，在任何一次试验中，如果他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和手里的炸药一起“灰飞烟灭”，因此，“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实验”成了他进实验室的最大原则，其次就是“谨慎、谨慎再谨慎”。 　　但对于硕士、博士、博士后和技术员组成的一线科研人员来说，其安全防护知识往往局限于来自实验室管理者的简单传授和自身操作实践，“而且，后者还是常态。”吴春平说，学生自我摸索的过程，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时候。 　　比如，雷管上的两根导线要连接在一起，如果分开了，很有可能产生静电，雷管就会爆炸，吴春平告诉记者，这就相当于电灯泡的两个电线之间一旦有了火花，灯泡便会亮。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但如果在实验中没有老师的“第一次”提醒，仍会有学生在搬运雷管时，忽略掉如此致命的细节。 　　一项题为“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认知情况调查分析”的调查佐证了“安全教育的缺位”。这份调查显示，在问及“您以前接受过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教育吗”问题时，仅20.3%的人回答接受过教育 而“认知率较低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学生获取生物安全知识的途径较少，尤其课堂灌输几乎没有”。 　　实验室管理制度成“样子货”，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通常来说，高校实验室的墙壁上都会贴有“实验室管理制度”或“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但多流于形式。湖南某高校一名研究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化学实验室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一共有8个大项，合计280条细则，诸如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工作档案制度等等，“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 　　如其中一条：学院通过教师学习、教研活动等途径，提醒教师必须在理论教学中教会学生如何正确使用实验设备，并教会学生在突发事故发生时如何自我保护、相互救援、安全撤离。这位研究生说，囿于没有任何约束机制，教师很少主动向学生讲解如何撤离实验室，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如何撤离，“看似把各方面都考虑在内的制度，却是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 　　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些实验室安全的“检查”流于形式。海洋地质学家、全国政协委员高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针对实验室的检查一般是定期检查，而且由于会提前通知检查时间，往往成了“一场彩排的游戏”，领导一走，实验室“很自觉地”马虎起来，出事也在所难免。 　　“避免实验室事故发生，要先填上高校管理的漏洞。”高抒说，不管是实验人员个人的麻痹大意，还是他们对实验室制度的置若罔闻，最终都必须通过管理水平的提高来规避。 　　而我国实验室管理水平不高从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安排上就可见一斑。 　　在国外，有研发机构的大型企业，一般都有专门从事实验室管理的员工，一个员工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几十年。但在国内，实验室里更多的是教授、研究生的身影，却很难看到专门的实验室管理人员。“即便是有管理人员的，与国外的积极性比起来也是大相径庭。” 　　高抒在德国访问时发现，德国实验室里的仪器用了30年后还可以继续使用，而国内的不少仪器用了七八年就到了头。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内的维护不到位，“很多实验室的管理人员对待‘后勤’工作比较糊弄。” 　　“吃大锅饭，就没有积极性。”高抒说，在德国，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是整个科研队伍的成员之一，属于支持人员，这意味着，其个人的利益和团队整体的发展挂钩在一起，科研实验做的好，管理人员的腰包也会鼓起来。但在国内，实验室的管理人员通常是归校方或研究院所的后勤部门统一管理，作为科研队伍的编外人员，他们自然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验室的工作中去。 　　一位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某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教授道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因素。这位教授告诉记者，除了管理层面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当下以论文数量为主的评价体系使得科研人员“愈加浮躁”，不少人做实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论文需要的数据尽早赶出来，“赶速度出数据，最终赶出了事故。”这一点也值得警惕。

p 　　在我国第一个“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以下称调查)，共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参与。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897c534c-b214-4b07-be8c-a8285288e237.jpg" title=" 1_副本.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超六成青年科学家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 /strong /span /p p 　　此次调查的受访人中，70后和80后分别占到23.54%和75.62%，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95.4%，有过国外留学经历或工作经历(工作半年以上)的占46.06%。他们当中，职称为研究员(领导独立的研究组)的占7.88%，研究员(隶属于某个研究组)占14.82%，副研究员(领导独立的研究组)占11.35%，副研究员(隶属于某个研究组)占53.0%，助理研究员占12.95%。 /p p 　　根据调查结果，这些自嘲为工作压力大、收入相对偏低的“青稞”群体， strong 每周工作时间50小时以上的超过六成。具体来看，每周工作时间60小时以上的占30.86%，50—60小时的占32.74%，40—50小时的占27.39%，小于或等于40个小时的仅占9.01%。 /strong /p p 　　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导致近九成青年科学家并没有时间锻炼，或者偶尔才会锻炼一次。 strong 具体来看，每周锻炼3次以上的仅占10.23%，每周偶尔锻炼的有56.37%，每周基本不锻炼的占33.4%。 /strong /p p 　　相应地，对于“青年工作者的身体健康状态普遍不佳”的观点，83.39%受访人表示认同，不太认同和完全不认同的分别只有18.95%和2.72%。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935c8ff9-06ca-4df2-82ee-8e846c395d0a.jpg" title=" 2_副本.jpg" / /p p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进行的交叉分析，在青年科研人员群体中， strong 年龄越大，每周工作时间越长。比如，70后青年科研人员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65.79%，而90后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 44.44%。 /strong /p p 　　而对70后、80后青年科学家而言，这也造成了他们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有 strong 40.58%的70后青年科学家已经发现由于工作导致的身体疾病。 /strong /p p 　　根据调查结果，除了在科研工作上的过分投入，73.07%的青年科学家还认同科研工作比较艰辛，具有危险性。 strong 另有高达92.68%的受访者认为青年科研人员工作紧张，缺少时间享受生活。 /strong /p p 　　尽管如此，不少人依然选择坚持这份工作——“因为喜欢”。此次调查显示， strong 62.48%的受访者之所以从事科研工作是“兴趣使然”。 /strong 同样，有一半以上(58.61%)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他们具有改变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信心。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85d7d25d-215b-4c6c-8700-fd7df9e8bfba.jpg" title=" 3_副本.jpg" / /p p 　　有意思的是， strong 受访者中70后受兴趣驱使从事科研的比例最大，占68.42%，90后的最小，仅占44.44%。 /strong /p p 　　相比之下，后者似乎更具有报国情怀，调查显示， strong 有44.44%的90后将“为祖国科研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原因 /strong ，而70后这方面的比例最小，仅占7.89%。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485af7e3-9637-44a9-90c0-d4a672f9e514.jpg" title=" 4_副本.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66.7%青稞& nbsp 科研之外主要时间在跑项目 /span /strong /p p 　　这个端午节，苏小铨逆着家里人“不要加班”的意愿，一头扎进实验室，埋头写起科研项目计划书——这，似乎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p p 　　对这位东北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来说，平日里上班，大多时间都要忙着搞科研做实验，但囿于科研项目申请的压力太大，只好从节假日“偷”些时间来写“本子”。“不然没有拿到科研项目，接下来就是想继续搞科研做实验，都没得做了，”她说。 /p p 　　这样的加班对苏小铨并非偶然，这种情况在科学界也非个案。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strong 54.5%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工作压力过大，已经影响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而有46.15%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科研工作上最大的压力来源于科研项目和基金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跑经费”“争项目”。 /strong 不少青年科研人员正因为项目争取难、压力大才自嘲为“青稞”。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c2bfb39e-2361-4e5b-8e6e-615605d2b750.jpg" title=" 5_副本.jpg" / /p p 　　值得一提的是， strong 青年科研人员的职称越高，其科研项目和基金竞争的压力越大。 /strong 根据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交叉分析的结果，领导独立研究组的研究员、隶属某个研究组的研究员、领导独立研究组的副研究员、隶属某个研究组的副研究员以及助理研究员， strong 他们认为科研项目和基金竞争压力最大的比例分别是：75%、60.13%、43.8%、40.71%、36.96%。 /strong /p p 　　相应地，在科研或实验工作之外，青年科研人员花在“跑项目”上的时间最多。调查显示， strong 66.7%的人把科研或实验之外的时间花在了争取项目(申报经费)上，仅有17.45%和1.97%的人选择参加学术会议和科普活动。 /strong /p p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118939b6-5f01-4ac5-843d-ded8407c560d.jpg" title=" 6_副本.jpg" / /p p 　　近些年，我国整体上的科研经费与日俱增，不过科研经费蛋糕切割到科学家个体，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头上，则往往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根据此次调查结果， strong 只有22.14%青年科学家认为“自己科研经费充足，可以开展费用较高的实验”，而有20.64%的认为“科研经费的缺乏已经严重影响其开展创新实验”。 /strong /p p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90435c69-5066-43b4-b2a7-9fd9270567c7.jpg" title=" 7_副本.jpg" / /p p 　　相应地，在“跑经费”“争项目”的过程中，有关科研经费分配和管理带来的种种问题受到诸多诟病： strong “科学家不是在写单子、争项目，就是在跑关系、争项目的路上”“科技界项目申报、课题汇报、成果评奖等名目繁多，导致科研人员的工作消耗在各类评审活动中” /strong 等等。 strong 甚至一度有人呼吁：把时间还给科学家! /strong /p p 　　在这次调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员提出“管理制度要‘松绑’”建议和希望： strong “简化报销手续，简化科研管理流程，减少无效的各种报表、文件”“允许项目雇佣秘书，减少行政财务等负担占用科研时间” /strong 等等。 /p p 　　“至于分配制度，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让科研人员获得更多稳定的支持。”一位物理领域青年科研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跑经费”“争项目”耗时太多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竞争性经费太多，而稳定性、持续性的支持太少。 /p p 　　一般来说， strong 在基础研究领域,国际上稳定性与竞争性经费配置的比例一般为“七三开”甚至“八二开”，而我国科研经费采取以竞争性为主的分配方式,其比例明显偏高。 /strong /p p 　　这位青年科研人员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有关科研经费分配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动作不少，不过真正“落地”一线科研机构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他尚未感到科研经费分配和管理“和以前不一样有什么明显不同”。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束缚创新的待遇& nbsp 月薪八千何止复旦教授? /span /strong /p p 　　“应发一万五，到手八千元”，最近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晒出的工资条引发热议，也再次将高校、科研院所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p p 　　这次调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员主动提及“工资待遇”的问题： strong 工作强度上收入不成比例、工资绩效发放的百分比太低，很难支付正常到科研所需。月薪八千的何止复旦教授? /strong /p p 　　苏小铨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副研究员， strong 她每个月平均工资不到一万元，一般到手也就九千元左右。不少“青稞”建议提高工资待遇，目前，产业界的待遇水平往往是科研院所的3-4倍。 /strong /p p 　　这些关乎“柴米油盐”的工资待遇问题，如今已经成了制约青年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最大“拦路虎”—— /p p 　　此次调查显示， strong “科研人员待遇不高”是制约青年科研工作者创新、影响创新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有76.92%的青年科研人员支持了这一观点。针对现阶段您的工资收入，仅有13.23%的受访者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占了46.81%。 /strong /p p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3846d9f6-a975-4742-bd97-cff67c78a008.jpg" title=" 9_副本.jpg" / /p p 　　今年两会接近尾声之际，微信朋友圈流传一篇阅读量突破10万+的文章《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文章讲述一位北大博士，毕业后到科研院所工作，后因买房、子女入学等现实问题无奈选择离开北京。 /p p 　　在这次调查中有人提到，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目前所面临的学术、生活压力太大，经常让人喘不过气。应有相关激励政策，为其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否则难以静心专注科研。 /p p 　　这位提建议的科研人员说， strong “科学研究本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应当是包容，允许失败的，如果科学界沦为和企业界一样，强求科学家必须做出成绩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话，科学家很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创新性缺乏但成功很有保障的东西，这将严重制约科学家的创新。” /strong /p p 　　董梁是一位研究材料的研究员，他告诉记者， strong 尽管不少人员之所以从事科研是因为兴趣和为祖国争光，不过，“仁义道德，报效祖国”毕竟不能当饭吃，“买不起房”这样的现实问题有时很容易就致使其科研轨迹乃至职业轨迹发生变化。 /strong /p p 　　他说，国内不少科研工作者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孩子，而且往往是“村里学习最好的优秀人才”，然而， strong 当这些人“荣归故里”时却发现自己是“挣的最少的那一个”，不仅挫伤他个人的自信心，也有失知识群体的体面。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大环境的青稞& nbsp 浮躁风气致不能专心科研 /strong /span /p p 　　此次调查中，有一个结果显得颇为有趣：针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有六成以上(65.95%)的青年科研人员自认为比较满意，但是，面对相应的“工作成果”，却有一半以上(53%)的青年科研人员表示“一般”甚至是“不满意”。 /p p 　　相应地，面对所在研究领域的科研现状，以及我国总体科研现状，则是有63.51%和68.67%的青年科研人员表示“一般”甚至是“不满意”。 /p p 　　苏小铨说，这组数据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前国内科研体制和环境出了“大问题”。她举了一个例子：不少科研人员都知道要“啃硬骨头”，做一些能突破国际难题的科学研究，但这样的工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有所进展。然而 strong 大环境追求的是“短平快”，在这种不良风气下，短时间内拿不出好成果，很可能就是“自掘坟墓”——不被认可，也很难获得更进一步的科研支持，也就失去了做科研的“资本”。 /strong /p p 　　事实上， strong 对于任何一名科研人员来说，从开始投身科研工作起，到做出科研成果，并最终影响所在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国家总体的科研情况，似乎都很难离开微观层面“自身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自身的科研天赋和水平”，中观层面“同研究组中学生或研究人员的能力” “课题组的机遇和硬件条件”“所在研究机构内部的政策或制度”，以及宏观层面 “国内的大背景下科研政策或制度”等因素。 /strong /p p 　　根据此次调查显示， strong 青年科研人员认为最影响其职业发展因素的，则是最为宏观的“国内的大背景下科研政策或制度”，有72. 98%支持了这一观点 /strong ，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则是“所在研究机构内部的政策或制度”和“课题组的机遇和硬件条件”，分别有68.29%和59.57%的人支持。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76168db1-23e8-40c0-aa1d-b7bf0af51a50.jpg" title=" 10_副本.jpg" / /p p 　　提及学术氛围，学术环境，指挥棒的问题似乎难辞其咎。此次调查显示，有50.7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不合理”制约了他们的创新发展，而对于现阶段的学术评价体系，不满意的人占到43.16%。对于他们所在研究机构的职称评审制度的满意度，也仅有21.2%，认为不太满意或完全不满意的青年科研人员达到39.12%，与持一般态度的人数比例39.68%相当。 /p p 　　在这次调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员建议，希望给予更为宽松的评价周期，比如针对科研成果可以尝试每两年一次考评，而非当前的每年一次考评。这位科研人员说，“希望在不那么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环境下，让我踏实地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来研究一个问题”。 /p p 　　但就当下来看，青年科研人员想要实现这一点，还要回答几个问题—— /p p 　　“如果要想十年磨一剑，有没有可能会被不停来袭的论文考核‘打断’?” /p p 　　“如果屠呦呦老先生当年为了发表论文，还能有今天的成绩吗?” /p p 　　“我认为不一定，因为她很可能无法专注科研工作本身，持续纵深，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苏小铨说。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科研人员“跳槽”海外有了新苗头? /span /strong /p p 　　清华大学教授颜宁“跳槽”普林斯顿大学一事在国内掀起不小的波澜。在5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作为我国科技工作者群众组织，中国科协一位负责人谈及此事时称， strong 随着中国科技发展，国外高校到国内“挖”人才或许不再是个案，这类海外任职事件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常态。 /strong /p p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未来五年内的工作计划，有156人考虑出国深造(含到国外相关院校或科研机构工作，以下同)。 strong 在1066位受访人中，这一数字占到14.63%。 /strong /p p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9707fafa-5708-4e4b-88c1-b72183af4823.jpg" title=" 11_副本.jpg" / /p p 　　从整体来看，这些受访者中，70后和80后分别占到23.54%和75.62%，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含副研究员、研究员)占87.05%，而有过国外留学经历或工作经历(工作半年以上)的则占46.06%—— /p p 　　对这些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稳定“教职”“科研岗位”，而且近一半有过出国经历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 strong 他们考虑“再次”出国，并非仅仅是为了“镀金”，很可能是一种“职业发展规划”的选择。说白了，出于某种利弊的考量，认为国外更适合其科研职业发展。 /strong /p p 　　不过，根据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进行的交叉分析，具体到这156位考虑出国深造的，他们之中拥有海外经历的只有21.15%。换句话说， strong 考虑出国深造的人当中，有将近八成的没有海外深度“游”的经历。 /strong /p p 　　更为重要的是，从受访者的职称来看， strong 职称越低的，考虑出国深造的比例越大，比如在职称为副研究员(隶属于某个研究组)、助理研究员的青年科研人员中，就有48.72%和33.33%的考虑出国深造。 /strong 这部分人的年龄也相对更小，85后和90后居多。 /p p 　　一位专攻材料的研究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海归”经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仍具有“影响其职业发展前景”的重要性。 strong 在他所在的单位“海归”身份一度非常吃香，甚至只要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很容易成为“青年千人”，并荣升正高级研究员，拿到百万级别的科研项目，相应地，发表过相同档次科研论文、但没有海归背景的“土鳖”，往往只能当个副教授，“很难有独立课题组，更不要说独立的项目经”。 /strong /p p 　　此次调查显示， strong 有69.99%的受访人认为我国的各项科研人才计划在对待“海归”和“非海归”、资历深浅不同的青年科研人员差别非常大。 /strong 在他们看来，从工作能力来看，“土鳖”并不一定比“海归”低人一等，但眼下不少单位对“海归”的过度倾斜政策， strong 很可能造成“外来和尚不会念经，次品太多，资源浪费”的情况，同时也打击了本土青年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招来女婿气走儿子”。 /strong /p p 　　有科研人员提出，国家鼓励科研单位引进外国优秀人才本是好事，但不能顾此失彼，至少可以建立更为公平的评价机制， strong 让本土和引进人才站在同一舞台上，通过科研论文产出等成果来PK打擂。而不是让“海归”靠某个计划或一顶“帽子”就独行天下。 /strong /p p 　　受访者中不少人也提到，在没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选择出国深造，是为了“适应当前这一规则”，“为将来更好地在国内发展”。 /p p 　　此次调查还发现，有 51.69%的青年科研人员并不认为我国人才流失情况很严重。就他们自身而言，也并不都抱着“往外跑”的想法： strong 30.86%的人表示未来五年内并不会离开现在的岗位，34.8%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计划，但会考虑条件优越的职位，而不是出国。 /strong /p p 　　值得一提的是，在受访者中，尽管有32.74%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我国现阶段的科技发展状况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但同时， strong 有71.2%的青年科研人员对我国未来的科技发展趋势“非常看好”，这其中，还有15.29%的人认为“中国未来一定会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科技强国”。 /strong /p p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a016c65a-06c4-49da-9a4b-34f87edab20a.jpg" title=" 12_副本.jpg" / /p p 　　接受此次调查的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发达国家的科研体制趋于完善，对个人贡献的要求越来越少，就其自身在国外访学看到的，“有的欧洲人甚至不怎么干活，就躲在实验室里喝咖啡”。 /p p 　　相应地，尽管我国科研体制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另一位副研究员说，中国科研只是起步晚，缺乏积累和沉淀，假以时日，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并非不可能。而且，在一些领域，这种情况已经露出了端倪。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a6bd452e-70d8-4427-b6dc-5894ecd4ca54.jpg" title=" 13_副本.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女青稞游走在“金字塔底部”的多 /strong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跻身“金字塔顶尖”的少 /strong /span /p p 　　当被问到“你知道哪些女科学家”时， strong 除了居里夫人和2015年因摘得诺贝尔奖而声名大噪的屠呦呦，不少中国人可能很难再说出第三个人名来。在当下的科学界，这种印象恰恰是一种隐喻：尽管女硕士女博士数量比之男性不占少数，但随着学术地位的提升，女性人数却越来越少，科学“金字塔顶尖”为人所熟知的女科学家，更是凤毛菱角。 /strong /p p 　　此次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点。在1066位受访者中，女性科研人员只占28.71%，大大低于男性71.29%的比例，青年科研人员“绿肥红瘦”现象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 strong 同一性别群体中，女性拥有高级职称的比例要远远低于男性的，而女性拥有初级职称的比例则又高于男性的。 /strong /p p 　　具体来看，男性青年科研人员中，领导独立研究组的研究员、隶属某个研究组的研究员分别占9.61%和16.71%，而女性群体对应的比例仅为3.59%和10.13%。相应地，男性青年科研人员中拥有助理研究员职称的有10.79%，而女性则有18.3%。 /p p 　　此次调查还发现， strong 女性青年科研人员申请到的基金数量也略低于男性。在男性青年科研人员群体中，“申请基金数量5个以上”的占18.03%，女性这方面的比例则为15.03% 相应地，男性“申请基金数量3个以内”的占54.87%，女性这方面的比例则为59.48%。女性青年科研人员处在“金字塔顶尖”的比例，依旧是比男性小，而处在“金字塔底部”的比例，又比男性大。 /strong /p p 　　其实， strong 就“获得过的科技奖励”、“科研经费使用”等情况来看，结果也大抵如此。男性青年科研人员获得过国家级奖励的有8.03%，女性获得过的仅有3.27%。男性获得过省市级奖励的有30.66%，女性则为26.47%。相应的，没有获得过奖励的男性青年科研人员有52.24%，没有获得过的女性则有61.11%。 /strong /p p 　　在男性青年科研人员中，“经费充足，可以开展一些费用较高的实验”“经费缺乏，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的比例分别为24.61%和20.0%，女性青年科研人员相应的比例则是16.01%和22.22%。 /p p 　　一位接受此次调查的女科研人员告诉记者，科研资助、奖励、计划等一系列不平衡带来的“天花板”，致使女性很难触碰到科研金字塔的顶部。她说，“以前总认为这种情况只出现在资深科学家群体里，如今发现，在相对年轻的青年科研人员之中，已经有了这种性别失衡的苗头”。 /p p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strong 有28.8%的受访者认为“女性青年科学家不受重视”的问题比较甚至非常严重。 /strong /p p 　　不过，调查也发现，现实情况中的女性青年科研人员面临除了“重视与否”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生活与工作难以兼顾”等更为复杂的难题。有72.88%的受访者认为女性青年工作者会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 /p p 　　一位女科研人员因为“太忙”而没有选择要孩子，如今这个端午节，她还在实验室里加班写科研项目计划书。她告诉记者，“总体来说女性在科研方面精神压力更大”。 /p p 　　当然，面对这道选择题，也有的女性青年科研人员选择暂时放弃科研，选择家庭。此次调查就发现， strong 相比于男性，女性青年科研人员每周在科研工作上投入的时间略低。比如，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以上”的女青年科研人员有50.92%，而男性则有68.69%。 /strong /p p 　　好在，家人对科学工作还比较支持。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有71.76%的青年科学家表示家人支持其从事科研工作，仅有2.63%的家中明确表示不支持。 /p p 　　有意思的是， strong 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中，得到家人支持的比例要略高于从事科研工作的男性。有70.26%男青年科研人员获得了家人支持，不支持的有2.76%，得到支持的女性青年科研人员比例则占到75.49%，相应地，仅有2.29%的女青年科研人员得不到家人支持。 /strong /p p 　　不过，根据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交叉分析的结果，此次调查中，仅有28.95%的男性青年科学家，其家人从事科研工作，但在女性青年科学家群体中，这一比例却有40.2%。 /p p 　　一位女科研人员告诉记者，“如果自己的另一半也是科研人员，肯定会更理解自己的工作”。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最后来个图解大放送 /strong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df65e13c-080c-4072-9d20-34d5c2fa774e.jpg" style=" " title=" 1.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5d9ffd29-bd1e-432c-9f85-0bd4183f9b53.jpg" style=" " title=" 2.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1e5c5640-1e17-4f11-89b7-0d09413104f7.jpg" style=" " title=" 3.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78dedcf3-e3ff-48c1-b8aa-7a82cb08bac5.jpg" style=" " title=" 4.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37cc3199-66d0-4de1-ae3b-3f11cf255df4.jpg" style=" " title=" 5.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15551821-2d01-47ac-8fb9-8a6397a5129f.jpg" style=" " title=" 6.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d5db84b0-57f4-481d-b315-3c330fba19bb.jpg" style=" " title=" 7.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705/insimg/fd1bd289-b619-4c84-9a8c-18fcac436a39.jpg" style=" " title=" 8.jpg" / /p

2017年12月8日，先河环保作为环保领域创新发展的领军企业，携旗下大气监测设备、一体化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空气净化器等产品，惊艳亮相“2017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和“2017中国（成都）国际绿色产业博览会”两大国际性展会，与诸多创投大咖、业内专家一起站在创新驱动风口，共同分享绿色产业创新盛会。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 先河展位作为备受瞩目的国际性展会，此次创博会和绿博会的举办，都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共吸引了来自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家机构参展。展会的召开，不仅充分切合了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和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要求，更为国内外产学研机构、创客、企业及投资机构搭建了国际性展示、交易、交流、招商、合作的平台。中国（成都）国际绿色产业博览会 先河展位 会中，作为节能环保领域创新发展的优秀代表，先河环保的表现尤为出色。北京创博会共设置了8大展区，位于省市展区1A12号展位的先河环保凭借一体化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等创新产品令参观的专业观众称赞不已，在使得不少意向客户驻足的同时，还吸引了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聚焦。在四川绿博会中，先河风头更是一时无两，成都市副市长刘宏葆参观展位时详细了解了分散式污水处理模式及产品，并对先河在大气及水质监测治理方面做出的持续创新探索表示了高度赞赏。 创博会中中国青年报媒体专访绿博会中成都市副市长刘宏葆参观先河展位 会中展出的一体化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是依托集团20余年水质监测及治理技术积累，在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级同步A2/O、MBBR等生物处理工艺基础上，以经济高效设计理念通过技术创新开发的新型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该系统拥有安装成本低、运行稳定、治理效果好、不用专人值守等优点，广泛适用于污水排放分散的城中村、偏远山区、自然村落等领域，目前已为北京、河北、贵州、四川、山东等地区诸多村镇居民解决了生活污水处理问题。系统农户安装实例 一体化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在展会中的优异表现，不仅向与会观众展示了公司的创新技术、新型产品以及专业素养，更向社会各界展示了公司的实力与发展潜力。我们愿借助参与国际化会展交流平台的契机，与更多环保人士及企业携手合作，共同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创新发展。

“到昨天晚上为止，全省范围发现的抛弃死家畜的总量是605头(只)。”今天上午12时，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兽医局局长邓云波说，这其中包括猪、鸡、鸭等，地域范围则包括了湖南省所有天然水域、池塘和道路。 　　他认为，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株洲死猪事件“应该是个案”。 　　而对于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三门镇白石村村民张维亮等人来说，自3月14日以来湘江泄洪渠里的死猪让他们一周来都心烦不已。 　　“漂来”死猪白茫茫一片 　　村民肖某告知，13日就有人称，看到泄洪渠里飘着死猪。“开始大家都不在意，因为以前也有过。” 　　然而，当听说有几十头死猪时，很多人联想到饮用水的水质问题，纷纷跑去看个究竟。 　　被打捞起来的死猪几乎都被水浸泡得发胀，有很多苍蝇飞动，并从死猪身上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负责打捞、掩埋死猪的村民均带着手套和口罩。尽管如此，仍有村民会忍不住吐唾沫，有的村民一手捂住鼻子，一手将死猪拖上岸。 　　“我们都被臭味熏了一天了。”一名村民说。 　　村民说，他们从14日上午就开始打捞死猪，最大的有100斤左右，最小的是刚出生不久的猪崽儿，一共打捞了100多头。 　　14日中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三门镇白石村的泄洪渠，宽不过20米，经由三门镇白石村后，在村尾流入湘江。顺着旁边的小沟往下走，记者发现有十几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包裹的是被水浸泡膨胀的死猪。 　　由于渠道里的水流量并不是很大，加上障碍物的阻拦，10来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以及一些死猪，就搁浅在了渠道的一段。 　　此时，十多名村民正在忙着打捞、掩埋死猪，有的已经用编织袋打好包。渠边臭气熏天。 　　死猪从何而来? 　　现场村民透露，这条位于三门镇境内的泄洪渠，五六年来就一直漂着死猪。 　　“这两天是下了雨，死猪都被冲到了下游，分散开了。要是在四五天前，渠道的渠坝里，一眼望去，是白茫茫的一片。”一名村民说，由于每年都发大水，很多死猪都被冲到了下游的湘江里。 　　昨日，他们在一个地方最多竟打捞起7头死猪，村民打捞起这些死猪后，在渠边挖下三四十公分深的坑，就地掩埋。 　　发现了这10几头死猪后，记者继续往下游走，还能发现一些零星散落、搁浅在渠道里的死猪。 　　初略统计，在泄洪渠下游短短的两三百米的渠道里，漂浮着的死猪数量，就达30头之多。 　　据村民介绍，白石村有1800余人，其中有七八百人住在泄洪渠沿线，他们的饮用水都靠打井抽取。大家都担心饮用水的水质受到影响和死猪造成细菌传播，因此，忙不停地打捞死猪和呼吁新闻媒体报道。 　　村民们说，泄洪渠道建成时设置了台阶，以前他们经常下去洗菜，但这两年，由于经常有死猪漂浮过来，他们根本不敢下水。到了下游，那里的水连喂鸭子都喂不得。 　　当地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些死猪漂浮在河渠内，已经对水质造成了严重污染。他们知道这些死猪是当地的养猪户偷偷丢弃的，但因为抓不到丢弃死猪的人，也无可奈何。 　　家就在撇洪渠渠道边上、年近古稀的肖先生告知，据他观察，渠道里常年漂浮的死猪，都是上游的养猪户偷偷摸摸从桥上丢下来的。肖的说法得到了附近养猪户曹先生的证实。 　　他告诉记者，猪死后，确实应该深埋，进行无害化处理。但不少养猪户为了省事，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偷偷就往河道里一丢。 　　他说，这样不负责任的养殖户并非少数。 　　据悉，由于三门镇泄洪渠位于株洲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上游，对株洲市民饮用水安全构成了威胁，因而引起当地群众的高度关注。该镇副镇长刘耀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泄洪渠内漂死猪的情况，对下游湘江水质或多或少会有影响。 　　据他介绍，整条泄洪渠全长4公里有余，其中绝大部分位于三门镇境内，只有下游300米的一段属于雷打石镇，因此，打捞的死猪，也绝大部分在三门镇境内。到14日下午4时左右，打捞工作已经结束，打捞的死猪共分装了二三十袋，并对泄洪渠也进行了消毒。 　　刘耀华说，三门镇是传统农业大镇，当地生猪养殖户很多，其中规模经营的有10多户。但是，一些养殖户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都很薄弱，只有少数养殖户建有污水处理池，养殖户们都习惯将病死猪丢弃在泄洪渠内。长期以来，一直有群众向三门镇政府反映这个问题，并且，镇政府工作人员下乡时也看到了泄洪渠漂死猪的现象。 　　“这里的水，羊都不喝” 　　在现场，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死猪打捞上来后，都被扔进了一个坑里。在用消毒粉初步消毒后，株洲市畜牧水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在死猪身上浇上汽油和柴油，经焚烧处理后，用挖土机对死猪进行了填埋。 　　株洲市畜牧水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人称，他们挖的填埋坑有四五米深，用汽油柴油焚烧消毒，再用土填埋后，就不会再造成污染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继株洲市天元区三门镇白石村泄洪渠内漂死猪后，3月17日，株洲县渌江一水电站附近又出现大量死猪。 　　“我途经河边的时候看到的，有七八头死猪，已经腐烂并散发臭味。”爆料人李女士称，其在株洲县渌口镇渌江渌口水电站下游几百米处发现死猪，但没有相关部门到场处理，她便打电话给新闻媒体。 　　从渌江北侧距离渌口水电站约几百米处往西行约300米的路程，记者果然发现了李女士所反映的情况。初略数了一下，这一段江水中，共有13头死猪。其中，最大的约为80斤左右，最小的约10多斤。 　　在渌江南侧，岸边也漂浮着约20多头死猪。死猪大多用纤维袋盛装，不少已严重腐烂，只剩部分身躯。有人担心：死猪漂浮处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株洲县自来水厂，这么多死猪漂在水中，会影响水质吗? 　　在渌江南侧开办黑山羊养殖场的一个村民说，每天到江边放羊，他都不敢让羊接触江水。40多只山羊的饮用水，是家里水井的水。 　　他说，每年到开春涨水时段，便会有死猪从渌江上游漂浮下来。待发电站开闸，再流向下游水域，而大部分会被冲到水电站下方。每到这个时节，死猪腐化的恶臭味就会从江面上飘来，晴天时“只能捂着鼻子经过”。 　　当天下午，株洲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渌口镇动物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组织人员开始打捞江水中的死猪。 　　根据已经打捞的情况，尚未发现带耳标的死猪，所以，死猪来源暂时查不清楚。 　　据了解，3月18日上午，株洲县动监所、渌口镇和南阳桥乡动物卫生防疫站等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将水电站附近的死猪清理完毕后，又乘船前往水电站上游水域进行了巡视。从株洲县与醴陵市的水段分界处到水电站的几公里范围内，工作人员又沿岸打捞了37只死猪，并统一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株洲自来水公司新闻发言人表示，在加强了对水质的监测后，无论是进厂的水还是出厂的水，水厂的水质都合乎国家标准。 　　无害化处理补贴为何未落实 　　据株洲市畜牧兽医水产局通报的情况，自3月14日起，株洲市共打捞和无害化处理死猪113头，其中3月14日在株洲市郊区三门镇白石村和雷打石镇盘石村共1.5公里的泄洪渠内，打捞整头或装有零散内脏的编织袋30个，3月17日在株洲县渌口镇电站旁打捞出73头，3月18日在雷打石镇建强村一水塘里打捞出10头死猪。 　　经排查，目前在株洲还未发现有重大动物疫病和大面积的死猪现象。 　　该局表示，从3月18日起，株洲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在株洲市开展病死猪专项整治，截至3月22日，除进行专项排查、追根溯源，加强宣传和无害化处理资金下拨外，最关键的是要求株洲市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必须建有化尸池，50头至500头养殖规模的，有条件的也要建化尸池。 　　据了解，3月14日，株洲市动监所在三门镇处理死猪时，发现两枚编号和二维码都很清晰的耳标，目前，已查明其中一枚耳标来自娄底新化，并已建议湖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督促新化县协助调查。 　　这一说法立即在网上引起热议，有网友对死猪来源提出质疑：位于湖南中部的娄底市新化县不在湘江流域，境内也无河流流向事发泄洪渠，难道是“猪的奇幻漂流?” 　　20日上午，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办公室主任伍深树和兽医局局长邓云波则表示，这样的事件并非不可能。因为耳标是塑料制品，浸泡在水里是不会损坏的，其来源自然可循此追查。 　　两人怀疑，可能是仔猪贩运后到的株洲。 　　邓云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已在全省范围内调查类似事件，并进行日报告制度。截至19日晚，湖南全省共上报死猪、禽等605头(只)。他们推断，在年出栏近8000万头猪的湖南省，株洲的事件仅是一起大的个案。 　　他们说，就生猪养殖而言，已经是一个“资金+技术”的活，且承受风险能力较弱。没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和专业技术，生猪的存活率、养殖户的效益都难以维持。从一定程度上说，散养户乱抛弃死猪的比例会上升。 　　上述人士建议，国家应将农村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 　　然而，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农户反映，国家政策中规定给予养殖户80元/头的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没有到位，是导致乱扔和丢弃病死猪的主要原因。 　　株洲市天元区雷打石镇磐石村一村民称，处理死猪要挖坑填埋，还要买消毒用品，成本算起来要花上数十元/头。许多养殖户不愿费这个气力。“如果有补贴，肯定不一样。去年确实开始统计相关的数量，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2012年4月，农业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到，2011年7月，国家出台政策，对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各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养殖者，用好这项政策，发挥其在推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生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对此，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办公室主任伍深树和兽医局局长邓云波解释道，钱没有拨付，并非政策没有执行。 　　他们说，这项补贴是采取中央拨付50元/头、地方予以配套30元/头的方式进行，主要是给予养殖户在建立无害化设施和消毒等方面的补贴，并非是对养殖户经济损失的补偿。而相关文件规定，是每年的11月16日上报，要1年才能到位。对于年出栏50头以上的养殖户来说，在进行无害化处理、当地畜牧水产部门审核、上报后，上级予以拨付，才能发放。而这一流程走完，农户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采访中，记者曾接到有人反映，称有养殖户往饲料中添加有机砷，以图出栏猪有好的卖相。他们认为，猪吃了以后易得病死亡，同时也容易给食用者带来危害。 　　伍深树就此表示，这是一些人的误读。因为有机砷是饲料中必配的，人和动物均需要。对于配置的剂量，国家有严格的标准。从监管方面来说，农业部门的饲料管理方会对企业、市场、养殖场、肉产品存留等方面抽查监控。国家农业部门每年都要组织各省异地抽查几次，省里也进行交叉检查，来保障安全。 　　但对这些元素在肉制品中使用后对人体的影响，他表示要由卫生部门判断。 　　邓云波则表示，畜牧部门去年强力查处各类违规事件1000多起，六七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处罚。“但对这种抛弃死猪的行为，恐怕难以追究刑责。” 　　他说，正在拟订调整的育肥猪保险，可能对改变养殖户的行为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按照以往的规定，养殖户投保的猪死亡，可以获得500元/头的赔付。原来，保费的支付是国家、省市占40%，农户出60%，为了调动农户投保的积极性，湖南省有关部门正在协商，拟降低农户的投保费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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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广州市委组织部解读《关于推进人才集聚工程的实施意见》时透露，今起5年内，广州将实现“重点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约2000名，全市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总量约320万名，并初步建成辐射华南、服务全国、连通世界的‘国际人才港’”。(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 　　此消息一出，便有网友指出广州“急功近利”。无独有偶，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辽宁对引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单位，给予500万元的奖励。 　　对比两则新闻，不难看出，对高端人才的渴求不是个别地区的专利，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为了营造“人才眼球效应”，各地都不惜拿出重金和丰厚的物质条件，试图引起稀缺高端人才的注意，进而提升本地的人才实力和美誉度。同时各地也在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力度。 　　然而，上述事件和媒体频频爆出硕士、博士难找工作的新闻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是对人才的渴求，一方面是很多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深究原因，不难看出，我国在人才建设这条路上已经走入歧途。一个正常的人才梯队应该是这样的：院士及各类学者是领军型人才，博士、硕士是研究型人才，本科是管理型人才，大专、中专是技术型人才。 　　然而，眼下的事实却是，领军型人才炙手可热，扩招后的博士、硕士乃至本科生，不能被真正有需求的单位选中，成为被冷落的对象。 　　而对于有大量需求的技术类大中专人才，因为社会上普遍“本科以上学历”的招聘门槛，其人数一年比一年少。这直接导致技术工种变成不少人艳羡的“香饽饽”，但是，大批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却难以胜任这类工作。 　　因此，从中国目前及今后发展的实际出发，全面培养适合不同层次需求的人才，才是人才引进和培养的终极目标。 　　仅用巨额的金钱堆不出我们需要的人才，单靠丰厚的物质,引进来的也许只是一纸文凭。 　　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人才梯队需要合理的设计和规划，更需要全社会放下所谓的门槛，不拘一格降人才。让各层次人才都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好一份工作，获得相同的尊重，才是人才发展的正道。

：“如果不能刹住‘研而优则仕’之风，造就与强盛国力相配的大师队伍将永不可能!”在政协科技界委员小组讨论会上，年近古稀的李邦河委员忧心地呼吁。 　　“现在社会上问的比较多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其实，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学校的事!”3月6日上午，多位科技界委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回应“钱学森之问”首先要澄清这一误解。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邦河委员看来，教育的确需要改革，以成为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 但走出摇篮后，要最终成为钱学森式的杰出人才，“还必须‘过五关，斩六将’”。 　　李邦河曾仔细剖析过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详尽材料：《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李邦河注意到，在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里，钱学森专门强调，虽然自己在鼎鼎大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却没有拿出创新的东西，只有在加州理工学院，才开始创新，历经20年。 　　“这表明，钱老的成长实际上是分两步：一、打基础 二、在创新的环境中长期努力。”李邦河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委员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在陈凯先委员看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单是教育问题，还有人才的使用问题。今天，很多留学生在国外大学、实验室做了很多很优秀、很前沿的工作，成为这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陈凯先说，年轻人的工作岗位，既是一个发挥作用的舞台，也是一个继续成才的环境，需要探讨的是，人才怎样在使用中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在多年的观察中，李邦河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出现了不少显示出卓越创新才能的年轻人，有些已经走到了钱老的第二步。但让人叹息的是，往往听说某某年轻人科研工作很出色，不久就传出他当了官的消息，从此便难以听到他在科研方面的新突破。 　　李邦河将此归结为“研而优则仕”现象，“近10年来，这一现象愈演愈烈，似已成风。” 　　而此风对造就大师级人才的危害，已日渐显现。李邦河对此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教育不当会妨碍创新幼苗的出土，“研而优则仕”则使已长成中等大小的创新之树，不能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大科学家几乎是不在创新高峰期当官的 　　在数学界有两个历史最久的大奖：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李邦河委员曾委托著名数学史家李文林对此做过专题调研。 　　调查显示，在48位菲尔茨奖得主中，担任过所长、科研主管、院(校)长的有23人，其中9人在得奖9年后任职 在48位沃尔夫奖得主中，担任过类似职务的有17人，其中至少有12人任职时已超过50岁，甚至70岁。 　　“由此可见，大数学家是几乎不在创新的高峰期当官的!” 　　前辈数学大家陈省身的一句话让李邦河记忆犹新：大数学家每天工作都在10多个小时。 　　在李邦河委员看来，对科学家而言，无疑，时间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的全力以赴的努力，又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而按照现行的科研体制和机制，科研单位的领导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做评审、跑项目、找资金上面。 　　据陈凯先委员观察，“现在很多研究所通常让学术能力最强的人担任所长，但这些人并不一定具备管理能力，还要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申请项目、处理行政杂事上，荒废了科研”。 　　一位委员也现身说法，当年在国外，基本上是全身心地投入，至少95%以上的精力是放在学术上，但回国后，领导信任，压上管理的担子，很多时间用在开会、汇报上，能有50%的精力做科研就很不错了，成效自然大打折扣。 　　一个故事在科技界委员中广为传播。20年前，一位年轻科学家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大奖，然而在科研创新的鼎盛年龄相继被压上院长、校长的管理重担，最后甚至完全脱离了学术界到政府做官，科研也逐渐荒废了。 　　“至少在科学界损失了一位很可能成为大师的人才!”一位委员惋惜不已。 　　“研而优则仕”凸显评价体系单一 　　李邦河委员认为，出现一冒尖就当官的现象，还与人们对各级领导口中频频出现的“领军人物”一词的模糊认识密切相关。 　　什么是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李邦河委员的答案是：是以学术思想和成就引领科学潮流的人物，而不是官。 　　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最大的领军人物，无疑是爱因斯坦，但他不是官。 　　而在现实中，把“领军人物”混同于“官”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位科技界委员在小组发言时表示，一则材料让他哭笑不得：在报道某单位一个拔尖人才计划的成果时，第二项赫然写着：培养了93名所局级以上的干部。 　　“古人励志，就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选择，人才走向，历来就有不同的路。”李邦河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众多委员的共鸣。 　　一位委员特别怀念刚参加工作时的环境，“老一辈科学家都在业务领域里名闻遐迩，但他们并不是什么领导。” 　　“尊重人才，不是尊重他去当官，这是两个需要厘清的概念。”陈凯先委员表示，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年轻人一旦优秀了，就只有给一个官位才是认同。 　　事实上，科技创新和科研工作管理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究竟是适合做科技攻关还是适合当官，应该因人而异，不能“一冒尖就做官”，这种“官本位”现象最终会影响科技创新。 　　这位被人称道的药物化学家十多年前就当选中科院院士，十个月前才出任大学校长。在他看来，真正尊重人才，真正解决好人才评价体系问题，应该是根据他们的业绩给予相应待遇和荣誉，回归专业领域内以知识创新能力为主的评价标准，从根本上激励科研人员。

最近，一篇标题为《难道我们连iPhone也要抵制?》的帖子略显另类—— 　　发帖人是北京一家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他附上自己iPhone4S的图，写道：从液晶面板、闪存、蓝牙到相机模块，背后贴的都是东芝、夏普、索尼、TDK、精工爱普生等日本供应商的logo，还不能说是日本货吗? 　　再来看中国担任的角色：iPhone大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组装，而曾轰动一时的《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路利润》的数据显示，每一部iPhone，作为理念设计方的苹果公司可以赚80多美元的利润，掌握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的日本公司可以赚20多美元，而作为组装厂的中国只能赚几美元。 　　这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发帖是为通过这个形象的例子，让那些一味抵制日货乃至“打砸抢”的人看看，中日科技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而作为年轻人的他们，又该具体做些什么。 　　在科技工作者嘴里，有关钓鱼岛的话题总是离不开高科技——精密器械、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都成了决定科技制高点的核心关键点。 　　在一年多以前的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在遭受核污染痛苦时，依赖日本核心技术的中国一些相机加工厂也在饱受镜片组配材料短缺的煎熬。 　　正是因为这样的差距，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成了最紧迫的呼声。 　　我们能造出人体大的原子弹，却未必造得出一个心脏大的发动机 　　就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彩电市场盘点结果显示，日系品牌大幅衰退50%,家电中韩对垒新格局初成。随后，便有媒体发出“欢呼声”。 　　当天，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就在微博上“泼了一盆冷水”:“日本制造业经济体是很强大的。索尼、松下、夏普不能代表日本制造的真正水平，尼康、三菱、川崎、石川岛播磨、京瓷这些装备制造企业才是日本制造的象征。” 　　这位曾在日本三井财团——旗下有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NEC等知名公司——工作12年的日本问题研究学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场由岛争引发的贸易战，要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利润的话，莫过于是我们对中日高端技术的差距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4年前，白益民出版了《三井帝国在行动》，书内展现了三井财团在钢铁、汽车、信息产业、石油、核电、高速铁路等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上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这本揭开日本财团在中国布局内幕的书，被称为日本版的《货币战争》。同时，他在书内重塑了“中国制造”的概念：中国品牌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如果不是自己的，只能被称之为“Made in China”(在中国制造)，实际上是“Made by Japan”(由日本创造)。 　　这引起国人对于中国制造新的认识，尤其是从舆论上，开始较为广泛地对高端制造工业进行观察和反思。一些民间学者认为：中国能造出一个人体大的原子弹，却不一定能造出一个心脏大的发动机。 　　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不乏一定的事实依据。 　　比如被视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的航空发动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飞机制造的软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支线项目部副部长谢灿军用时间来形容这种差距，“相差20年”。 　　这位曾参与我国第一架完全自主设计研制的支线飞机的专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市场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特别是运用于大型客机和运输机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市场几乎全由罗尔斯罗伊斯、普惠、通用等欧美巨头集团所掌握，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进口。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位高铁工程师就亲历过一次“差距”：一次动车启动前的例行检查中，他发现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只亮灯不走秒，向总部报告后，反馈的解决办法是“待命”，换句话说，“什么也不能做”。后来，他了解到，控制器被系统提供商西门子卸下来，自行拿回国内去修，“我们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这也就成了白益民所说的“国外控制关键零部件，中国只是组装厂”。 　　“零部件”的制造也是一种创造 　　当然，中国也有捡到“零部件”的时候。有学者这样形容其过程：中国的产品升级大多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发达国家的产业在某一品种上赚足了钱，认为不值得做下去了，就把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一起转卖给中国，他们仍然掌握关键的零件和原材料供应地，并继续发展更新的产品。 　　其结果是，马太效应让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愈加落后。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也深得一些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的认同。甚至，在他们看来，“零部件”的制造也是一种创造，而正是一些“零部件”的落后，让国内的基础研究也跟着落后。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早在两年前的全国政协大会上，他便直言：“目前我国海洋船上所有的观测仪器、设备，不说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八九十都依靠进口。”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高抒说，与实体产业的“零部件”相比，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看起来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可以推动基础研究水准的提高，以至于推动新方法、新技术的建立。 　　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对星系研究的序幕 生物质谱的诞生，催生了蛋白质组学等生命科学研究的革命。 　　已逝的“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曾经这样公开表述：能不能创造高水平的新式科学仪器和设备，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然而，国内仪器仪表的研制现状却不容乐观。在一次中国技术市场年会上，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就指出，由于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我国的科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中国科协的一份调查也显示：社会上正在应用的90余种主体分析仪器中，我国只能生产20余种，不到总量的1/3。其中，生命科学专用仪器有80余种，我国商品化的只有6种，目前在研的10多种，与市场需求相差很远。 　　参与这项调查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在技术上，现有国内中低档产品大部分可以替代进口产品 但高档产品的可靠性指标，即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与国外产品大约相差1～2个数量级。由于中国对仪器的基础技术和制造工艺的研究不够，一些影响可靠性的关键技术，如精密加工、密封等技术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某些产品，特别是高档产品的性能不够稳定和可靠。 　　“国外拿着更高精度乃至另一种测算方法的仪器去做实验，而我们还处在更粗糙乃至落后算法的阶段，能产出更超前的原始创新吗?”这位专家问。 　　教育行政和科研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差距。一个月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专门在北京召开了题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发展战略”的论坛。去年，科技部、财政部更是联合启动了“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中央财政一年下拨8个亿，并对外称将连续滚动支持。 　　中国急需加强的三大领域：机械、化工和电子 　　刘燕华说，创新工具就好像现代化武器的制造厂一样，科研有没有底气在于有没有工具。 　　那么，这些让人有“底气”的工具到底都包括哪些? 　　“材料、数控机床。”这是白益民给出的答案。这也是他从此次钓鱼岛事件中得到的结论。 　　在整个事件的舆论报道里，一个细节引起他的注意。当媒体在报道日本产品在中国“全线溃败”之时，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10月日本对中国汽车、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和电子电器出口分别同比下滑82%、30%、76%和20.4%。在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等涉及高精端的材料，以及涉及工业工程生产线的领域，中国进口量仍未减少太多。 　　这意味着，在某些科技领域，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摆脱对外依赖。白益民认为，这些领域正是那些决定科技制高点的“零部件”。 　　同样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任冲昊给出的答案是：在机械、化工和电子三个领域。这位“80后”作家因在今年出版了一本《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而备受关注。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领域，任冲昊说：大众媒体往往将计算机等划分到高科技，而将机械、化工等归到传统技术中，但在他看来，如何利用计算机即自动化布局下的机械、化工等传统技术才是真正的科技制高点。 　　比如，老式机床和数控机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以前的老式机床是用滑轨、丝杠这些部件进行引导，把它们的加工精度复制到工件上 现代数控设备则是用计算机进行微控制，来模拟一部分导引部件的功能。 　　比起手工和代替手工的非智能机器，智能机器不但可以制造出更多其它品种的机器，也可以造出更好的机器，而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在消费即满足生活需求之时接触到的往往是那些高科技的附属品，而非高科技本身。而这些则是整个工业体系中的科技制高点，用任冲昊的话说，“造机器的机器”。 　　核心技术对中国人是封闭的，我们想山寨都山寨不了 　　按照任冲昊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过分享用消费品市场或是满足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零部件”的研发，那么，国家在整个世界的工业框架里，只能担任提供低廉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角色。 　　在留学时创作的《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书中，任冲昊与合作者提出一个形象的观点：以海外留学生最常见的两种行为——刷盘子和读书，来比喻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两种模式。 　　“刷盘子”指的是追逐可以轻松获得的短期利益，“读书”指的则是国家或企业为了获得产业、技术、信誉上积累，需要巨大的艰辛和忍耐。前者是出卖知识、技术，以技术力提高为目标的模式 后者则是出卖资源、简单劳动，以GDP速度为目标的模式。 　　他们呼吁：不放弃刷盘子，但更要坚持读书。换句话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必须是自主创新，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预测中国经济将转向新模式：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模式。而这也被看作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要将“科技”“封闭”，即倒逼自己，艰苦卓绝搞自主创新的一个信号。 　　一些“零部件”必须要靠自己“钻”出来。一个相机企业里面的段子或许能说明其紧迫性：中国人一直艳羡尼康相机的镜片设计和制作工艺，日本人却开玩笑说，这是中国人唯一山寨不了的产品。 　　世界贸易组织《2006世界关税报告》更是给了一个直观的对比：在中日韩三国主要产业的RC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中，中国在农产品、水产品、纺织、服装等领域处在领先位置，尤其是纺织和服装，比日韩多了两三个点 在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领域，日韩不相上下，却都把中国抛在脑后 差距最大的是在汽车，日本领先中国2个多点。 　　此外，报告还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家用电器、电气零件、通用机械设备的生产规模大了许多，然而，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专用机械设备上，中国的贸易逆差有132亿美元，除了对日本有80亿美元逆差，对韩国也有16亿美元的逆差。 　　在任冲昊看来，纺织、服装等领域的规模扩大值得欣喜，但必须要认识的是，如果在机械设备、电子技术等领域拿不到核心技术，那么在家用电器等领域的优势也将很快化为泡影，因为，中国的家用电器中就有他国的核心技术如影相伴。 　　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关键的“零部件”，即便是赶上了科技大潮，也很难撬动整个高科技。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胡伟武十分认同这一说法，这也是他本人为何要花费10年专攻“龙芯”的原因所在。 　　媒体上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里，具有国际化的特点。胡伟武却告诉记者，诸如材料、生产线领域的高科技是一种“封闭”的研发，至少，是在国际市场上买不来的。 　　如今，与老一辈科学家造原子弹的时代不一样了。在芯片以毫米计、线路以万计算的电子世界里，“逆向工程”的方法似乎已经难以奏效，而留下来的仍是艰苦卓绝。 　　一位在丰田工作的员工辞职后，在网上发了一篇称赞日本人严谨认真的帖子。帖子里提到，在日系公司，他的研发权限比起日本同事要小得多。 　　让这个27岁的中国青年“刻骨铭心”的一个细节是：每到产品和技术测试时,摆在他面前那些简单的测试用例，只是程序化地教他这个“研发工程师”一步步做什么。 　　努力的方向已经在摆在面前，眼下我们已经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了。

面对国内纷繁复杂的科研经费乱象，科技部日前发布《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有力地回应了公众关切。方案提出，优化布局，整合形成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此外，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科技项目。 　　体系重构：五项资金如何分配? 　　NO.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 　　NO.2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产业化目标。 　　NO.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针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大家熟悉的科技部管理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ldquo 973&rdquo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ldquo 863&rdquo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发改委、工信部共同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农业部、卫计委等13个部门管理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都将纳入进来，整合形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NO.4 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NO.5 基地和人才专项：支持科研基地建设和创新人才、优秀团队的科研活动。 　　整合优化：杜绝&ldquo 多头申报&rdquo &ldquo 跑部钱进&rdquo 　　目前在我国有上百个科技计划项目，而直接管理这些项目的国家机关有40多个，管理&ldquo 九龙治水&rdquo 、财政资金&ldquo 天女散花&rdquo 现象可见一斑。&ldquo 庞杂的体系，造成了科研项目重复申报、科技计划碎片化等种种弊端。&rdquo 　　这种体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研项目多头申报、科研人员&ldquo 跑部钱进&rdquo 、项目经费缺乏监督等。中国农科院有关负责人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该院2012年各研究所申报科研项目渠道平均多达21个，其中来源渠道最广的3个研究所分别为43个、34个和25个。 　　整合形成的新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既有各自的支持重点和各具特色的管理方式，又彼此互为补充，通过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立跨计划协调机制和评估监管机制，确保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形成整体，聚焦重点，且避免交叉重复。 　　职能转变：政府退后，权力放交专业机构 　　政府职能转变，从项目的日常管理和资金的具体分配中解放出来后，将依托专业机构具体管理项目。 　　对专业机构的遴选：主要是对现有具备条件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进行改造，形成若干符合要求的规范化的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并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化科技服务机构参与竞争，推进专业机构的市场化和社会化。 　　要依托专业机构具体管理项目，也要规范专业机构的行为。一是明确了专业机构的确定程序，二是对专业机构的资质作出了规定，三是对规范专业机构的运行提出了要求。 　　疑问：专业机构会不会成为&ldquo 二政府&rdquo ，滋生新的权力寻租?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政府松手，将权力交给专业机构，会不会导致从&ldquo 跑部门&rdquo 到&ldquo 跑机构&rdquo 的异化?如何加强对专业机构的监管，避免权力寻租和黑箱交易? 　　科技部科研条件和财务司司长张晓原说：&ldquo 政府并非放手不管，而是要与专业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并制定规范和统一的项目评审规则。科技部、财政部定期对其履职进行检查、监督和评价，并且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可以说，监管力度是大大加强了。而且专业机构也是动态调整的并接受社会监督。&rdquo 　　随着专业机构的介入，科研经费的动态调整机制也将更加明晰，科技计划专项基金从立项到结项，不再是一成不变，甚至有可能被提前终止。 　　在放了一部分权的同时，科技部则加强对科技计划实施绩效的评估评价和监督检查。完善科研信用体系建设和&ldquo 黑名单&rdquo 制度，建立对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工作人员的责任倒查机制，开展&ldquo 一案双查&rdquo ，即在查处追究有关承担单位和个人责任的同时，倒查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是否存在管理漏洞，是否有工作人员在项目管理中存在渎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 　　有专家称，这一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科技投入的管理将出现历史性转折。 　　(内容据新华网、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

10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卫生部于法定期限内对河南省消费者赵正军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予以重新答复。 　　今年1月，赵正军向卫生部政务公开办公室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以下简称‘食安国标委’)编写的会议纪要”。 　　2010年4月，卫生部发文公布了《生乳》(GB19301-2010)等66项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有关生乳收购的两项标准发生了变化。此前，我国生乳收购标准是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蛋白质含量最低每百克含2.95克。但是，生乳新国标提高了每毫升的细菌总数，降低了每百克生乳中的蛋白质含量。 　　根据2010年出台的生乳新国标，生乳收购中每毫升细菌总数提高到了200万个，而蛋白质最低含量下调至2.8克。 　　有专家表示，新国标中生乳蛋白质含量低于发达国家3.0克以上的标准 而菌落总数放宽4倍后，是美国、欧盟标准10万个的20倍。 　　广州奶协理事长王丁棉曾“炮轰”此标准是“被大企业绑架，中国乳业新国标是世界最低、全球最差”。 　　赵正军要求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搞清“新国标是不是被企业绑架了?”他注意到，在2010年出台的新行业标准中，没有关于起草人的具体介绍，而1986年《生鲜牛乳收购标准》中，却注明了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1月20日，卫生部拒绝了赵正军的申请。因为食安国标委是“技术机构”，其会议纪要不属于卫生部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2月16日，赵正军将卫生部诉至法院。 　　据了解，庭审中，卫生部的依据之一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文件)。这份文件中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也就是说，卫生部认为，赵正军所要的会议纪要即属于过程性信息，一旦公开，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负担。 　　“国办5号文，从立法目的来说，并不能一定推导出会议纪要属于过程性信息。”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洁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能简单说国办5号文是对“信息”的涵义做了“限缩性”解释，否则文件就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的规定相冲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并不是说所有决策前的信息都属于内部信息或者过程性信息，况且，此项决策已经做出。”程洁表示，在我国的语境中，会议纪要常常具有“准决策”性质，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程洁表示，在决策之前，乳业公司、奶农、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基于自身立场参与讨论、提出意见，都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遮遮掩掩”。 　　问题恰恰在于此，生乳新国标虽然是国家强制性标准，但其制定程序却不公开。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胡俊宏曾指出，国家强制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公众质询环节形同虚设，技术标准的技术水平，必然由少部分特定人群把持和操纵。 　　“强制性标准的起草部门一般是专业技术委员会，只能代表特定人群，通常是企业界的利益。”胡俊宏说。 　　程洁表示，立法都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征集意见，制定强制性标准也应该组织听证，进行公开。当决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事项时，会议纪要中的事实内容应当公开。 　　“如果其中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可以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2条的规定，进行区分处理。”程洁说，比如采取不公开参与人、公开观点的折中方案。 　　法庭认为，会议纪要属于卫生部在履行其法定职责过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但此案不涉及上述会议纪要是否应当公开的问题，驳回了赵正军要求判令卫生部公开会议纪要的诉讼请求。 　　目前，诉讼双方均未表示上诉。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卫生部收到判决书后，将根据法院判决重新作出答复。” 　　“如果对答复不满意，我还将起诉卫生部。”赵正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母国光院士(资料图片) 　　相关新闻： 　　著名物理学家母国光院士遗体16日火化(图) 　　南开大学原校长母国光院士逝世 　　继王大珩之后，中国光学界又一位标志性人物离开了人间。今天上午，人们在天津市第一殡仪馆与光学家、南开大学原校长母国光作最后的告别。4月12日下午4时08分，这位“与光同行”的81岁老人在医院里闭上眼睛，再也见不到光明。 　　然而他的光芒留了下来。用河西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葛素红的话来形容，“他的光辉在书页之间”。 　　很难说清母国光主编的《光学》影响了多少念过物理的人。这是中国高校里的第一部基础物理光学教科书，1964年出版，至今仍在使用。当它的编著者辞世的消息传出，很多人忆起了自己的物理课。 　　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周炳坤院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母国光是中国光学事业一位领军的人物。他与王大珩等人一起，长期在国内光学界扮演了“领导者”与“开拓者”的角色。 　　王大珩与母国光先后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情同师徒。王大珩于2011年7月去世，未及一年，母国光也撒手人寰。 　　周炳坤认为，母国光之所以成就卓著，在于他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献身”的精神。“母先生是一个非常让我敬佩的人。他确实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光学事业。 ” 　　曾被《科学美国人》评为全球50位科技领袖的荣海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母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他跟母国光读了3年硕士，期间学到的不仅是学术知识，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打下了科研的基础。后来，荣海生在国外留学、工作，只要一有机会，母国光就会去看望像他这样的毕业生。他身上的这一代光学家的奋斗精神，令荣海生深感敬佩。 　　从2004年起，淋巴癌折磨了母国光最后的8年。不过，同事方志良教授告诉记者，他从未停止工作，直到今年2月，又一次发病入院。 　　从1970年起与母先生共事，方志良最钦佩他的敬业精神。母国光几乎没有假期，“谁在他手下工作，太累了”。 　　方志良说，一般人生病后“保命要紧”，母先生则是拼命工作。他坐着轮椅出席学术会议，也坐着轮椅到南开光学所上班。 　　他的学生及助理赵星副教授说，母先生每天9时30分开始工作。他用平板电脑放大字体，查看重要邮件，每天都要浏览南开大学的主页，了解学校动态。他还叮嘱赵星，今年有几位博士生毕业，要督促他们写好论文，争取通过答辩。 　　他的夫人池圆香对记者说，他患病多年，自己已有“思想准备”，但“总有点不甘心”——他岁数并不算大。前几年，他们去长白山旅游，他还爬上了天池。 　　2012年元宵节，池圆香记得母国光吃了8个元宵，他喜吃甜食。那一天，中国光学学会秘书长倪国强还到家里与他谈事。第二天，他就在家里摔了一跤，进了医院。 　　母国光的最后一个生日在病房里度过。那天是2月13日，农历正月二十二。几位同事买了蛋糕，点了生日蜡烛，想让他高兴一些。池圆香喂他蛋糕，劝他少吃一点，他当时已说不出话，但张嘴示意还想再吃。 　　母国光不久之后陷入昏迷。他没有留下遗言。 　　池圆香说，在头脑清楚的时候，他曾表示不放心留下她孤身一人。二人最后一次说话时，母国光嘱咐妻子，“你要好好活着”。 　　这对夫妇属于“师生恋”。当年，在南开生物系读书的印尼华侨池圆香遇上了给他们上物理课的年轻助教母国光——他颇受几个女生青睐。 　　他们成家后，“家里事他不管”。母国光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有多少。他们的一子一女出生时，母国光都不在家。 　　池圆香欣赏丈夫“对金钱看得很淡”，母国光当了10年以上南开大学校长。有人求校长夫人“办事”，池圆香只要一提，就会挨骂。 　　母国光的外甥曾是北京市实验中学优秀学生，有机会保送南开大学。母国光明确对妹妹说，“你的孩子我不能收”。后来，外甥高分考取了南开，直到毕业，也没人知道他是校长的亲戚。 　　“他不给亲朋好友走后门。”池圆香说。 　　女儿母晓宏1988年南开毕业后到天津血液研究所求职。母国光事先叮嘱，不要自称是南开校长的女儿。女儿求职失利后，回家生气地质问他“你怎么不让我说是你女儿”。希望女儿留在身边的池圆香也有意见。但母国光说：“让她自己闯去吧!” 　　池圆香也听南开光学所的人说，人们“都特别怕他”，因为他要求严格。他做事的风格体现在他一丝不苟的穿衣风格上。他连洗脸都“认真极了”。他“看不惯现在年轻人动不动放假”，而不是抓紧时间做学问。 　　周炳坤在母国光之后接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在他的印象中，他们之间谈工作多，开玩笑少，因为母先生工作非常勤恳，要求非常严格。 　　母国光曾任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周炳坤说，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威望。在王大珩先生的领导下，他开创了我国光学界国际交往的新局面。 　　孔强师从母国光读硕士，后被推荐到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他的博士导师、时任海德堡大学校长朱普特里兹教授，对他称赞母国光是一位“有能力、有智慧、有远见的中国大学校长和物理学家”。 　　近30年前，选硕士论文题目时，孔强想做“最热的项目”。母国光却根据学生的特点，指定了另外一个新项目给他。他很不乐意，“闹起了情绪”。母国光劝诫他许久，最后急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 　　这句责备令孔强终身难忘。如今，他庆幸导师有先见之明，为他选了当时很新、却很有前途的、最适合他的题目。 　　这对师徒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2月20日。孔强站在病床前，床上的母国光看着他，点了点头，没能说话。孔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读懂了导师饱含期许与期待的眼神。 　　在南开光学所很多学生的回忆里，母国光“总是笑眯眯的”，“没有一点大领导和院士的架子”。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卢维尔分校博士生田野说，母国光有时看到年轻学生，会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聊一聊天，像是一位“和蔼的老爷爷”。他会详细询问学生们的意见，并要求下属为之改进工作。 　　2011年，南开大学为母国光庆祝80大寿。同事们为他出了一本内部的纪念册，本想约他天南海北的学生写几篇回忆文章，赞美他的贡献，这个动议被他否定。 　　他希望这个纪念册“简单一些”，也怕说出口来，大家会“不好意思不写”。 　　还有人建议他自己写回忆录，他表示，自己没那么多时间回忆。 　　他生前的一个愿望是，为王大珩院士申报国家最高科技奖。王大珩逝世后，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池圆香说，他对于自己没有任何愿望。如果说有，那就是他希望能够工作到底。 　　在他眼里，光学是让人“把一辈子精力都放进去还不够的学科”。 　　母国光走远了。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与光同在。他的学生赵星教的一门课上，就有一个实验与母国光有关。使用他研制的白光信息处理机，用黑白胶片拍摄彩色照片，让学生了解信息光学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国内众多高校都有这个实验，就像他的《光学》仍在吸引后辈们。 　　这位低调的光学家不知道多少回被人认出。有一次，他在机场遇上了麻烦，机票的姓名拼音出错。机场工作人员问他姓名，他说：“我叫母国光。”对方肃然起敬：“啊，您是母国光啊!”

3月17日下午，北京市科协在常委会议室召开第31届安捷伦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来自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中国网、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30余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周立军介绍了本届大赛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以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发展历史，并回答了记者提问。周立军介绍，市科协认真贯彻刘淇书记“要把科普教育与培养后备人才和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行动计划结合起来，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成为代表首都创新型城市形象的知名品牌”的指示精神，在日常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中，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活动，注重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踊跃参加到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中。 　　青少年部部长张晓虎、副部长芦晓鹏和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付向东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调宣部副部长孙苑主持发布会。 　　据悉，第31届安捷伦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于3月24日—3月27日在北京市大峪中学举行。本次大赛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知识产权局、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北京青少年科学基金会主办，北京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门头沟区科协、门头沟区教委、门头沟区科委、北京市大峪中学承办，大赛主题是“体验 创新 成长”。今年参加初赛活动的学生多达27万余人，经学校推荐、区县评审，共有1532项优秀作品参加市级初评。各区县在初赛基础上均有项目进入市级决赛，参加现场决赛的是中学部分的167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