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

核心提示：1952年出生于纽约、祖籍浙江杭州的钱永健得奖后接受访问时表示，自己从小在美国成长，算不上是中国科学家。他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在美国长大，并一直在这里生活……但我希望奖项能鼓舞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 1952年出生于纽约、祖籍浙江杭州的钱永健得奖后接受访问时表示，自己从小在美国成长，算不上是中国科学家。他说：“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在美国长大，并一直在这里生活……但我希望奖项能鼓舞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　　　　钱永健目前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化学及药理学系教授。他出生于“科学家世家”，除了堂叔是著名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外，父亲是机械工程师，舅父是麻省理工大学工程系教授，哥哥钱永佑也是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兄弟俩90年代双双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钱永健更获得有“诺贝尔奖指针”之称的沃尔夫奖。　　　　幼时哮喘在家做实验制手榴弹　　　　钱永健从小就对化学很有兴趣。小时候因患有哮喘只能经常待在家里，当两个哥哥出外玩时，他就在家中的地下室做化学实验。父母还给他买了一套化学实验用具。有一次他和两个哥哥用火药自制手榴弹，结果炸毁家中的乒乓球枱，弄得满屋是烟。　　　　热爱化学加上天资聪颖，钱永健16岁时以研究将金属融进硫氰酸的论文，获得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这奖项是全美最久远和最负盛名的科学比赛，获奖者经常被看作是“小诺贝尔奖得主”。他获得西屋奖学金后，进入哈佛大学读书，取得物理与化学学士学位，此后又获得著名的马歇尔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77年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自1989年以来他就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工作。　　　　自谦仅“把晦涩小说变通俗电影”　　　　对于自己在多色荧光蛋白标记技术的贡献，钱永健曾说：“我只是将一本晦涩的小说变成了一部通俗的电影而已。最基本的想法其实不是来自于我们，但是我们帮助很多人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自己的创造性，他则归功于其感性的一面，“我喜欢色彩。”钱永健相信，正是他将艺术的感性与科学的直觉连在一起，才让他在细胞生物及神经生物方面做出了如此革命性的贡献　　　　转自：http://www.biotech.org.cn/news/news/show.php?id=64425

外媒频报中国科学界问题中国科学家国际形象受冲击　　本刊记者/李 娜　　10月1日，Science杂志刊登长篇报道，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中国学者争夺布尼亚病毒发现权归属而被《柳叶刀》退稿事件。最近，Science、Nature等知名刊物对中国报道不断，比如***与方舟子事件、中国学术论文抄袭严重、中国科研“潜规则”等问题，使得中国科学家此前就遭遇的形象危机更为深重。学者争夺病毒发现权被退稿 据Science报道，近年在湖北、山东、河南等地出现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症，被中国科学家认定致病病毒是经蜱传播的布尼亚病毒科白蛉病毒属。之前的无形体致病一说基本被推翻。但中国“千人计划”学者于学杰、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专家李德新等两组人员对于新发现病毒的发现权展开争夺。 据文章所述，中国“千人计划”学者于学杰曾于2009年回国对蜱传病毒开展研究，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症的致病元凶为无形体，于学杰对此表示质疑并提出初步证据，但其质疑当时并未受到CDC重视。于之后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分离出了布尼亚病毒。2010年，CDC病毒所所长李德新等人也分离出了布尼亚病毒，并对该病毒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完成对11份病毒株的RNA测序。针对布尼亚病毒的发现权归属问题，双方起了争议。李德新等投向《柳叶刀》的论文因此遭指控剽窃，《柳叶刀》要求作者解决争端后再重新投递。 Science的报道引起了病毒界科技工作者的关注。香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金冬雁发表博文指出，学术界对于荣誉的归属自有公论，学者为争一个发现权而闻名，长远来说只会得不偿失。更有网友评论指出，科学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治蜱传病毒上。中国科学家形象危机加深 近年来，因为学术不端行为的不断曝光，中国科学家的形象遭遇危机;近几个月，因为***与方舟子事件、中国学术论文抄袭率高等事件接连被国际报刊报道后，中国科学家的形象危机更为加深。 8月底，Science及其网站开始跟踪报道***与方舟子事件。9月30日，Nature杂志更是以“Brawl in Beijing”为题，报道了肖、方事件，并调侃称科学在中国有时会是“a rough game”。 9月9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张月红致信Nature讨论剽窃问题，谈到《浙江大学(英文版)》检测出31%的来稿涉嫌抄袭，去信被Nature擅自冠上“Chinese journal finds 31% of submissions plagiarized(中国期刊存在31%剽窃)”的题目发表，在科技界引发波澜。 10月7日，New York Times头版以“Rampant Fraud Threat to China's Brisk Ascent(猖獗的欺诈威胁中国快速发展)”为题描述了中国学术界(以及其他行业)疯狂欺诈的现状。文章指出诚信缺乏正在影响中国科研人员的合作，论文写作和引用中的抄袭和造假十分严重，并且通过一些事例说明，学术造假人即便被发现，也不须为此付出代价。文章还引用一中国学生观点称，中国学生对***或抄袭司空见惯，认为这只不过是在节省时间。 Science现任主编Bruce Alberts近期访华时发表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成名学者不下实验室;过于重视发表论文;对经费和职称考虑得太多;在学术思想上不敢做超越专业领域前辈的事情。 除了国际报刊的报道之外，中国科学界人士出于公心在国际上积极探讨相关话题，也难免会增添国际对中国科学界的不佳印象。中国科学家施一公、饶毅9月3日在Science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科学界存在着通过拉关系来获得经费的“潜规则”，中国的经费分配体制亟待改革。“两位科学家的勇气可嘉，这些现象也固然存在，但客观来说，这也影响了中国科技界的形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常在国际上行走的科学家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一到国外就会不自觉地担忧，很担心国外科学界会将中国科学界的负面消息与科学家联系起来，事先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印象，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良好机制帮助改善科学家形象 对于中国科学家形象面临的危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了他的两点看法。 西方媒体对中国某些科学家的诟病基本上是出于事实而发的，病症在中国科学家自身。在国际科学界，科学家都遵守并维护一定的准则和规范，他们追求真理，看重科学本质，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积累和创造知识促进社会发展。而国内不少科学家尚欠缺良好的科学规范和道德操守，急功近利，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科学的本质，丑闻频出。病因在于单纯个人名利的价值导向、科学评价机制的缺乏、不尽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官僚式的或者本位主义的科研管理体系。缺乏监督、批评和惩罚机制，乃至失当的奖励无疑助长了歪风邪气。 另外一方面原因来自国际环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突出，包括科学、经济、政治等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褒贬，因此中国科技界的任何负面消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集中关注。 苏荣誉认为，应该正视和重视外媒的负面报道，“因为国内缺乏正常的评议尤其是批评机制，所以中国科学家不习惯听到批评的声音。我个人认为相当一些批评是善意的、有助于我们的，比如施一公、饶毅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不合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想使中国的科研体制更加趋于合理。因此，我也寄望国内媒体担当起科技批评和监督的一部分责任来。” 对于如何改善和经营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形象，苏荣誉认为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并不容易。但是良好的科研体制亟待建立，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端正价值导向、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合理地进行资源分配，这样科研机制才能有所保障，“良好的体制是靠全体科学家共同来建立的，只要体制完善，科学家才会越来越自律。”■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10月25日向媒体透露，由季维智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日前成功培育出中国首例转基因猕猴。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在非人灵长类转基因动物研究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未来人类重大疾病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小组成员牛昱宇介绍，此项课题共耗时3年，目前成功培育了两只转基因猕猴，该项研究证明了一种适合用转基因技术进行基因操纵的非人类灵长类模型，对于有关疾病机制的生物医学研究及基因疗法和再生医学方面治疗方法的开发极有价值。由于非人灵长类在生物学、遗传学和行为学等方面与人类的高度相似性，使之成为人类疾病理想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动物模型，在治疗、药理药效的临床前安全评价致关重要。转基因动物模型非常适合人类疾病的研究，特别是那些因遗传缺陷引起的疾病，转基因灵长类动物模型能很好表达人类疾病的变异基因，这种变异不会在转基因动物中存在个体差异，并能遗传致下一代。据悉，此项研究已于10月12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牛昱宇称，由于生物学特性的差异，小动物模型，如啮齿类很难对人类疾病的治疗做出有效判断。例如，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如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病)已建立了啮齿类动物模型，但这些模型在脑内都未重现相关神经的损伤和丢失。然而，由于灵长类动物较长的生殖和生育周期，使灵长类转基因动物模型的建立较为困难，此前国际上仅有2009年日本科学家成功获得一例转基因猴报道。此前，科学家一直在老鼠、苍蝇身上研究转基因技术，2009年，日本科学家们在转基因研究上有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他们通过改变基因的方式，让几只美洲绒猴长出绿色荧光的四肢，而其中一只的后代现在也遗传了这种特性。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出现这种遗传，将大大有助于对人类疾病的研究，意味着将来只要对患者使用一次转基因技术或者基因治疗法，患者后代都将获益。比如，红绿色盲患者只要进行一次基因治疗，后代就能根绝这种遗传缺陷。

新华网华盛顿５月１日电（记者张忠霞）美国国家科学院１日上午在华盛顿宣布，本年度新增选７２名院士和１８名外籍院士，来自中国的两位科学家张启发和李爱珍当选新一批外籍院士。 张启发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另外１６名新当选的外籍院士分别来自英国、以色列、德国、比利时、日本、巴西、南非、印度等国家。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在１日举行的第１４４届国家科学院年会上宣布新一批院士及外籍院士名单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当选的）这些科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卓越的、持续的成就。”至此，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总数增至２０２５人。 创建于１８６３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是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机构，由科学及工程研究方面的杰出科学家组成。每年４月底，国家科学院都在华盛顿举行年会，并在会议最后一天公布本年度新当选的院士及外籍院士名单。

寿的《考证律吕说》一文登载于《格致汇编》1878年第7卷上，这既是中国科学家在综合性科学技术期刊上发表的较早的论文之一，也由《格致汇编》的主编译为英文发表，而同时成为中国科学家在Nature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律吕”是我国古代乐律学的统称，是研究律制构成与应用的科学，律管研究更是律学研究中的难题，《格致汇编》发表徐寿《考证律吕说》这一重要论文，报道了徐寿研究律管管口校正的最新成果，他用实验向著名的物理学家丁铎尔(John Tyndall,1820-1893)《声学》(徐建寅、傅兰雅译，1874年由上海江南制造局刊行)一书提出了质疑，该书(第214页)说：有底管、无底管发出声音的吹奏振动数，在一定时间内，皆与管之长度成正比。也就是说，由于在一定时间内，任何八度音阶必是吹奏震动数的两倍，因此开口管必须准确的截去一半才发出高八度音。而这一点徐寿通过实验证明恰恰是不正确的，“惟声出于实体者正半相应，故将其全体半之，而其声仍与全体相应也。至于空积所出之声，则正半不应，故将同径之管半之，其声不与全体相应，而成九与四之比例”，徐寿用9英寸长的铜管进行实验，发现将管长截去一半，并不能得到与原管相差八度的音，但如果在截掉半音寸，就能得到准确度的高八度音。实验表明，两支相差八度音的开口管的长度比例不是2：1而是9：4。　　该文由傅兰雅用英文代笔投稿，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于1881 年3 月英国著名杂志《自然》(Nature).该刊编者高度赞扬了中国人徐寿“非常出奇”的实验成果。　　晚清末期，只有中国数学家戴煦(1805-1860)的《求表捷法》,经传教士艾约瑟(Edkins，1823-1905)译成英文，并在伦敦刊行,各国学者对戴煦所做的工作相当赞赏,公认他在数学上的重要地位。这篇《考证律吕说》可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我国科学家在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科学论文，开创了中外学术交流新的一页。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 ... 6934&from=space

2012年07月08日 12:10 新华网　　新华网合肥7月8日电(记者徐海涛)宇宙万物皆有质量，但质量的来源是什么？随着欧洲核子中心日前宣布很可能发现了“上帝粒子”，这个终极问题有望得到解答。为了详细了解“上帝粒子”及中国科学家参与研究的情况，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刘衍文。　　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小物质单位是基本粒子，包括夸克、电子等，而要解释这些基本粒子的质量来源，必须找到最后一种基本粒子：被称作“上帝粒子”的希格斯(Higgs)粒子。过去30年，全球粒子物理学家都在苦苦追寻“上帝粒子”的踪迹，位于瑞士日内瓦市郊的欧洲核子中心与美国费米实验室是两个主要研究平台。　　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的刘衍文，从1999年起进入日内瓦大学攻读博士，此后一直在欧洲核子中心与美国费米实验室参与科研。2008年，欧洲核子中心建成启用了全球能量最大的强子对撞机，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千名学者参与研究。作为来自中国的学者之一，刘衍文从参与分析第一批数据开始，经历了发现“疑似上帝粒子”的全过程。　　“新粒子不是一下子发现的，是长期数据积累的结果。”据刘衍文介绍，在前3年上亿次数据采集、分析的基础上，欧洲核子中心的科学家们在2011年逐渐发现了一些新粒子存在的迹象。“到2012年数据中新信号的统计显著性可以让人信服，新粒子是确实存在的。”　　2012年6月下旬，欧洲核子中心内部决定在7月4日公布这个重大发现。“从对撞机上取下最后一批数据，分析出结果，再在3000多人的合作组内通过评审，留给科学家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两周。”刘衍文说，工作强度非常大，很多人都有连续工作通宵的经历。　　“目前宣布的这种新粒子，表现出的特征与理论预期极为接近，但从科学角度还不能100%断定它就是‘上帝粒子’。”刘衍文透露，欧洲核子中心将从2013年起把对撞机能量从8TeV提高到14TeV，进一步通过实验测量其性质。　　“如果最终确认为‘上帝粒子’，那么这将是人类探索自然过程中的一大步，使我们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思考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刘衍文说，基础科学的每一个重要进步，都有可能大大推动应用科研的发展。“从科学意义上讲，发现‘上帝粒子’比人类登上月球更重要。”　　在欧洲核子中心的ATLAS和CMS两大研究组，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7000多名科学家参与工作。“因此，很难说这种新粒子是由哪个国家或者哪个人发现的。”刘衍文认为，这个成果应该属于全人类。　　据了解，在欧洲核子中心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家来自五个科研单位，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与山东大学。中国科研人员约占中心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其中来自中科大的团队人数最多，达到20人。　　为寻找“上帝粒子”，中国科学家在仪器研制、设备调试、数据分析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欧洲核子中心赢得了良好的国家声誉。“欧洲核子中心给所有的外来学者提供工作环境，但不发工资。”刘衍文说，中国学者们的经费都来自于科技部、中科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我们能代表中国参与这一全球重大科研活动，背后是国家力量的长期支持。”

“非常重要的原理性实验，一个艰苦卓绝的英雄主义的量子光学实验”——获得《自然》杂志审稿人如此好评的，是该杂志在量子信息领域首篇以中国为第一单位发表的论文。该论文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实现了拓扑量子纠错，取得可扩展容错性量子计算领域的重大突破，为将来实现真正的量子计算打下了坚实基础。 论文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潘建伟及其同事陈宇翱、刘乃乐等，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科学家合作完成，发表在23日出版的《自然》上。据潘建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由于其超越经典计算机极限的强大并行运算能力，成为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量子计算机与环境耦合而产生的各种噪声使计算产生各种错误。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拓扑量子纠错这一全新概念，把量子态的拓扑性质应用于量子纠错过程中，使得可扩展容错性量子计算在现实条件下成为可能。 潘建伟团队创造性地发展了一套全新的实验技术，将双光子纠缠的亮度提高了4—5倍，八光子簇态的总效率至少提高了200倍。同时，研究人员还研制了一种特殊的滤除噪声的八光子干涉仪，以此观测到了具有拓扑性质的八光子簇态，并将此簇态作为量子计算的核心资源，实现了拓扑量子纠错。（记者 赵永新 蒋家平）

11月13至14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原称第三世界科学院）第十八届院士大会在意大利里雅斯特市举行。大会宣布，此次新当选的院士来自20个国家，共45人，其中有中国大陆和香港的7名科学家当选。他们分别是： 方荣祥：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亚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 陈赛娟：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执行所长。 支志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香港大学化学系Dr.Hui Wai Haan讲座教授。 黄伯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南大学校长。 朱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许志琴：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国土资源部大陆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教授。

[color=#444444]近日，有两名中国科学家接连在美国“出事”，且均发生在从美国辞职之后。2018年2月15日，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著名机器人专家席宁在密歇根州立大学附近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诈骗罪逮捕。2月22日，美国司法部网站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大西洋海洋学与气象实验室（AOML）的海洋学家王春在因接受中国薪金而获刑。[/color][color=#444444] [color=#444444]事实上，华裔学者在美国涉案的事件并不鲜见，甚至在近年来屡屡发生，从当时震惊美国的“李文和案”到“麦大志间谍案”再到“天大张浩被钓鱼执法”，结果几乎都是不了了之。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细数这些年遭受美国FBI指控的中国科学家们：[/color][/color][color=#444444][color=#444444] 文章链接：[b][url=http://www.instrument.com.cn/news/20180228/240805.shtml]美国华裔学者接连被捕 盘点这些年被FBI指控的中国科学家们[/url][/b][/color][/color][color=#444444][color=#444444][/color][/color]

前辈数学大家陈省身的一句话让中科院院士李邦河记忆犹新：大数学家每天工作都有10多个小时。在李邦河院士看来，对科学家而言，时间无疑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又怎么能成为大师呢？”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提出科学家应该保证5/6的科研时间。近年来，科学家的科研时间缩水现象让李邦河院士忧心不已，项目公关、填表、评审会……宝贵的科研时间被越来越多地挤占。“一天24个小时，你有多少时间留给科研？”中国青年报记者把这一问题抛给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十余位科研院所研究员和高校教授，得到的不约而同的回答是，“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和双休日”。这不是少数人的看法。中国科协几年前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尽管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这份调查发现，许多课题主持人只能加班加点，在“8个小时”之外尽量找回科研时间。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让他们头痛的事儿比科研本身更复杂让张华教授（化名）回忆上次去实验室做实验的时间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这位年富力强的“长江学者”皱着眉头思索半天，徐徐吐出一句：“好像真的已经很久啦。”但他的确很忙，而且这一切忙碌都跟工作有关：指导学生，看文献、改学生的论文……而且，他是20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参与杂志审稿；他要领导一个实验室的运行，每个春节前后开始申请一年一次的基金，而到年终，则要汇报总结“今年做了哪些工作，发表了多少文章，申请了多少专利，下一年度的计划是什么”。对于张华而言，美好的时光只有刚回国的头两年。那时候张华有一半的时间和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作为实验室主任，他亲自做实验，也手把手地教学生，“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用在科研工作上，现在只能跟他们空对空地讨论了。”那时候，张华还有时间看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科学》，酝酿在上面发文章，而现在的行政事务和各类会议已经把这些空间填得满满当当了。和张华一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自嘲已经成为“兼职科学家”，他们向记者反映，科研一线那些真真切切的东西正在离他们越来越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深感应酬过多，耗去了大量的时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躲起来做点事”。而不少教授由于每天疲于应付繁杂的事务，只能把科研时间排在早晨9点以前、晚上7点半以后，外加双休日，带的研究生背后称他们为“双休日科学家”。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赵博士的观察同样可以佐证。读博4年里，赵博士很难在实验室里见到自己的导师，这位“老板”主要在外面跑课题，拿回来就是手下的博士带着硕士们组成小团队做，平均一个人分到一个小课题，“一些署着导师名字的成果可能他根本没有参与过。”中科院声学所一位前所长直言做实验通宵达旦，长时间连轴转，对科学家来说，不觉累。让他头疼的是，有时正当进入状态，一些“十万火急”的电话就不期而至：“催您呢，上级检查组来了！”“这里在评审呢，你快过来！”……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学家王恩多道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的不是科研，而是怎么避免科研项目因经费预算不合格而被卡掉！”“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更像老板，像推销员，反而是离科学家的身份越来越远了。”一位千人计划入选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感慨。“一年填了47份表，最厚的一份200多页”“大师+团队”的时间如果天天在应付申报和评估，就会变成“大佬+团伙”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地区某“985高校”的龚教授是个有心人。他专门统计了2008年一年他所负责填过的表格，“总共有47个难填的表，平均每个表填两天，就是近百天，3个月就没了。”这其中，最厚的一份表格多达200多页，龚教授关起门来，整整填了5天。这些表格名目繁多，龚教授扳起手指一一历数：“973项目”申请，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实验室规划，学院的规划，学科的规划，“211工程”申请表，“211工程”年度工作汇报表，“985工程”创新表、申请表、评估表等等。填表的内容同样让人费神费力。比如每年搞大项目的预算，每一部分比例要符合基金的要求，仪器设备费、人工费、实验材料、测试费、国际交流费，参加几次国际会议都要列出来，要去算，“一个上千万元的大课题，要算多久啊！”龚教授说，很多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算，“因为最后要算一个符合申报规定的东西，但是肯定不是真的，谁能预料中间的变化呢”。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对此深有同感。他介绍，即使在人文学科，一个表格填四五天也很正常，“每栏要填三四千字，最后填下来一两万字，还要去查很多数据”。在他看来，一些表格的设计很奇怪，比如为一个课题填表，需要分别填写两栏，本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和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每栏限3000字到4000字之内。这让他感觉很荒谬，“创新之处不就是成果吗？”作为申请者，王彬彬教授的经验是，每栏都要填满，表格交上去，别人都写了很多，你只写了一点点，评委就会觉得你态度不端正，要减掉很多分；与此同时，两栏里内容还不能完全一样，“一样的意思还得换一种说法，如果完全一样，评委也会觉得你态度有问题。”“这样一来有个危险，本来正常的学术团队就演化为‘大佬+团伙’了。”作为973首席科学家的龚教授发出警示，“大师+团队”能做出很漂亮的科研成果，但是如果每个人每天都在干这些虚的活，没有时间研究重要的科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这就演化成“大佬+团伙”，和江湖人的生活很像了，“他能赚到钱，但是他没有产品，无法为社会作贡献。”

5月29日~6月4日一周科研动态不可不知1[b]中国科学家首获“德国诺贝尔奖”洪堡教席奖[/b]2017年度德国最高资助金额的“亚历山大冯洪堡教席-国际研究奖”（简称洪堡教席奖）于5月16日在柏林举办颁奖典礼，六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获此殊荣，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柴继杰教授。柴继杰教授是自2009年该奖设立后58位获奖者中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是研究蛋白质以及特定受体结构构成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2[b]浙大与耶鲁大学联手培育生命科学领域顶尖人才[/b]5月31日，浙江大学与耶鲁大学联合学位项目启动仪式在浙江大学举行，浙大与耶鲁大学达成校际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此备忘录的框架下，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将率先开展“3+2”联合学位项目，强强联手，合作培养生命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该项目落地之后，浙大学生最早有望在2018年去耶鲁大学学习。3[b]Nature：抗生素重大突破！新法战胜革兰氏阴性菌[/b]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报道他们如今知道如何构建一种能够穿透革兰氏阴性菌的分子特洛伊木马，从而解决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阻止着为越来越有耐药性的细菌开发有效的新的抗生素的问题。相关研究结果于2017年5月10日在线发表在Nature期刊上，论文标题为“Predictive compound accumulation rules yield a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4[b]Cell重要发现：一种常见化学物质会“增加癌症风险”[/b]6月1日，发表在Cell杂志上题为“A Class of Environmental and Endogenous Toxins Induces BRCA2 Haploinsufficiency and Genome Instability”的研究证实，一种随处可见的化学物质能够增加癌症风险。这类化学物质存在于汽车尾气、烟、建筑材料、家具、化妆品和洗发精中，具有破坏DNA修复机制的能力。5[b] 肿瘤新疗法：病毒介导的免疫细胞毒杀作用[/b]来自瑞士日内瓦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的科学家们最近报道他们设计了一种可以靶向癌细胞的病毒。这种病毒能刺激免疫系统，使其产生可以杀伤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性T细胞。这篇刊登在Nature Communication 的报道为临床肿瘤治疗带来新的可能。6[b]日本推出能检测上千遗传病的夫妇孕前基因检测[/b]日本的GenesisHealthcare公司和美国的基因检测公司GenePeeks合作，于上个月向日本市场推出了针对非患病人群的夫妇基因检测。这是日本首次推出能检测1050种遗传病患的、多项目夫妇基因筛查。公司方面从4月18日就能开始接受委托进行筛查分析。7[b]青年科研人员生存现状：超6成每周工作50+小时，最大压力来自跑项目，女性难登“金字塔尖”[/b]今年5月30日，我国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 在参与调查的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中，每周工作时间60小时以上的占30.86%，50～60小时的占32.74%，40～50小时的占27.39%，小于或等于40个小时的仅占9.01%。调查还发现，尽管如今女硕士女博士数量比之男性已不占少数，但随着学术地位的提升，女性人数却越来越少，科学“金字塔顶尖”为人所熟知的女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8[b]刘强东宣布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b]近日，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宣布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设立中国人民大学京东基金。此次捐赠金额也创下了人民大学建校以来的最高捐赠纪录。[color=#222222]虫洞实验室第三方电商平台为买方（高校、研究所、事业单位和企业）、卖方（制造商、经销商）提供了包括商务、物流、资金、信息和技术新的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主营业务有虫洞旗舰店、虫洞集采、虫洞易购。[/color]

利用新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历时三年科学家完成人类脑白质微观结构图集 中国科技网讯 最近，一由欧洲多个国家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宣称，他们利用其开发的新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历时三年，完成了人类大脑白质微观结构图集。该图集的完成，将大大推动科学家对人类大脑白质的研究，对于未来神经科学和医学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白质是神经系统的三个重要组成元素之一。过去由于缺乏有效的研究工具，神经科学领域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灰质和神经元的研究上，而对于白质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为了完成大脑白质图集，联合研究小组开发了新的核磁共振成像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细节和准确性，使得科学家们首次可以对整个大脑活体的微观结构进行可视化探查，重新理解大脑思维过程与细胞结构的关系。 此次联合研究小组发布的大脑白质图集涵盖了100名志愿者的脑部三维图像，详细描述了大脑白质的微观特征，如细胞大小、密度、纤维直径等。这些图像可作为未来医学和基础神经科学两个领域中大脑研究的参考标准，不仅有助于科学家对大脑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样使得那些非专业用户，如医生或医疗人员，可以利用它来了解有关大脑的知识。可以预见，籍此图集的诞生，未来学界对于大脑白质结构及功能的研究将会大大加强。（记者 刘海英） 《科技日报》（2012-10-22 二版）

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等国内30多家单位共同协作，中国科学家通过对近2万份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了白癜风的易感基因。此项研发的成功进行，标志着我国白癜风易感基因研发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白癜风是一种常见的色素脱失性皮肤病，皮肤黑素细胞被破坏，原因不明。目前我国患病人数已超过1000万。该病好发于颜面等暴露部位，严重影响形象美观，甚至毁损患者容貌，并经常合并炎症性肠病、银屑病、糖尿病、恶性贫血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严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　　此项研究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等国内30多家单位共同协作，历时5年，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方法和生物分析技术进行。通过对近2万份样本进行分析，以强有力的证据指出由遗传因素导致的自身免疫异常是白癜风发病的主要原因，首次在国际上明确白癜风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并构建了第一个亚洲人群白癜风病例对照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数据库，为今后白癜风易感基因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北京时间6月7日凌晨1点，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在线发表了该项研究的研究成果。专家认为，此研究成果对于解释白癜风的发病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并为疾病预警、临床诊断及新药开发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科学家研究月岩发现月球上有水存在　 核心提示:美国科学家分析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的月岩样本发现，月球上有水的存在。尽管月球上水的具体数量还不能确定，但这一发现将使得科学家们重新思考月球的过去与未来。中国网7月10日报道 据美国空间网报道，科学家分析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的月岩样本发现，月球上有水的存在。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萨尔带领的研究小组在7月10日号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成果。 尽管月球上水的具体数量还不能确定，是否未来的探索者能够提取也不得而知，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科学界，这一发现将使得科学家们重新思考月球的过去与未来。 长久以来，科学家都认为月球是由于暴力冲撞而诞生于45亿年前，因此内部是干燥无水的。月球的形成最为大众所接受的理论是在地球形成的早期，一个类似火星大小的行星撞击地球，一部分物质飞溅出去汇聚到一起而最终形成月球。大多数科学家相信，在逐渐形成的月球内部没有任何水的存在，或是在空间中流失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行星科学家本.伯西（Ben Bussey）说：“如果早期的月球中的确有水的猜测得到肯定，那么当我们在研究月球是如何形成演变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而早期认为月球没有水存在的猜想则意味着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相反的证据。研究者地球化学家阿尔伯多.萨尔说：“如果够幸运的话，我们能看见月球上的水，但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也认为看见的概率较低。” 萨尔的研究小组检测了由“阿波罗”1960至1970年间带回来的月岩样本。这些火山岩中的玻璃珠颜色各异，由绿到黄再到红。科学家称其颜色的变化取决于其化学构成物质的不同。萨尔的研究小组通过检测玻璃珠的基本组成物质来确定他们来自于月球的火山运动而不是来自于月球形成的撞击事件。同样，研究人员还排除了玻璃珠是由太阳风等外力作用产生的可能性。然后，萨尔的小组运用“二次离子质谱技术”来进行检测。“在过去的四年中，检测月球样本中水的上限最好是50PPM，我们发明了一种方法能检测差不多5PPM的水。”（注: ppm是part per million 百万分之…）检测发现玻璃珠中有近46PPM的水。随后，萨尔和他的同事使用模型来估计在月球内部存在于岩浆中的水的数量。当然，也有一部分水分会在月球表面蒸发掉。 根据这一结果估计，玻璃珠里可能含有745PPM的水分，这与地球上通过海底喷发来到上地幔的凝固熔岩中的含水量惊人的相似。但是，萨尔的小组最终给出了260PPM的水作为最确定的数据。萨尔小组对地球撞击事件进行建模后认为月球可能含有更多的水。但是这一模型却不能模拟出月球是如何获得水。卡纳普（canup）说：“我认为最主要的不确定在于，这一发现是否向我们展示了月球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或者说明了这些水由月球内部一个相当资源丰富的水库产生。” 当然，清楚知道月球上的水资源是否丰富或者缺乏对于月球的继续探索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而我们也看到科学家们不断地为探索月球而作的努力，就像美国宇航局发射的月球弹坑观察与感知卫星（LCROSS）这样的新型探月方式。LCROSS计划在2009年双倍撞击月球南极，看能否撞击出隐藏的水冰。伯西说：“不断地从“阿波罗”带回的样本中不断发现新的惊喜，的确是相当的让人振奋的。”（古道） (本文来源：中国网 )

地沟油净化为食用油一定是一个水平很高的科学家，据说他能将地沟油中色素、臭味、酸价、过氧化值都降到和正常食用油没有区别。他也可以将多环芳烃、胆固醇、重金属降低到你没有办法判断为止，据说-----，他简直就是个魔术师，你说他达不到他就有这个水平，且成本很低。另外一个科学家在琢磨着如何破解上一个科学家，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越来越精彩。卫生部组织科技部、----专家开展地沟油检测技术攻关。另外一组科学家组织技术人员正在对卫生部的技术进行反攻关，哈哈！

10月18日上午9时30分，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马军和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提名奖获得者黄海军作客新华网，就科技创新与和谐社会同广大网友在线交流。 [网友提问]现在一些科学家自己拥有公司，可以说身价上千万、上亿，科学家是不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成为富翁？ [马军]这个问题就看怎么看了，科学家的任务是什么呢？他是研究科学，研究一些新技术。就是他的角色是研究科学技术，他的主要任务应该和他的能力、兴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技术人员，他的重点应该是研究科学、研究技术，目标不一定是去挣多少钱。但是科学研究需要钱，没有钱不可能作出相应的成果，没有经费也不可能取得比较有价值的、原创的一些发现。从国家角度也好，从人类角度也好，做科学的人因为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专门训练，应该把它用在最应该用的地方就是研究技术、研究科学，而不应该让他为科研经费去奔跑，花很多时间去拉关系，生活上，保证他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就行了。而绝大部分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人员不是追求以挣多少钱为目标，而是把精力投在改善研究设施、改善研究条件方面，尽快的出成果，为人类或者说为行业发展、社会进步作出贡献。这是我的理解。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顾挣钱那头，那科学这方面可能就不会有什么成果。 [黄海军]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把科学和技术分开，做科学研究的人开公司挣钱是难以想象的。做技术还情有可原。但即便是做技术，当然科学和技术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我的定义里还有很大差别，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看西方国家的一些教授，一个人在中青年的时候，尤其是研究机构和高校还是做创新型研究为主，当然比较成熟以后，系统以后，包括自己年龄大了以后，去做公司的会有一些。所以经常看到美国有些教授也有公司，但是我调研的结果，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可以开公司，那些年轻的教授，做科学研究都是玩命的干，根本没有精力在市场打拼。

9月23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拉斯克奖颁奖仪式上领奖。 当日，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将其2011年临床研究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拉斯克奖。 中医药看到希望了，高兴....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9/24/122081933_11n.jpg

美国的《科学》杂志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刊物之一,全球发行量超过150万份,能在《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是每一位科学家的梦想。然而在它131年的发展历程中,《科学》遭遇了种种困难,曾两度停刊。但在编辑们和科学家们的努力下,这本杂志通过了时间的漫长考验1880年,来自美国纽约的新闻记者约翰·麦克尔创立了一本名叫《科学》的杂志,这份杂志创立伊始,就先后得到了两位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和亚历山大·贝尔的资助。然而,名人的青睐并没有给杂志带来好运,《科学》经营得并不顺利。在此后的131年中,《科学》遭遇了其他困难,曾两度停刊。尽管如此,在那些编辑们和科学家们的心血努力下,这本杂志通过了时间的漫长考验。今天,《科学》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刊物之一,全球发行量超过150万份,能在《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是每一位科学家的梦想。与爱迪生不欢而散1880年,在纽约记者圈小有名气的记者麦克尔决定和大发明家爱迪生联手合办一份科学杂志。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重要成员,爱迪生欣然投资1万美元,让麦克尔担任主编,兼管发行。这一年的6月3日,第一期《科学》杂志出版了。一开始,《科学》杂志由于缺少可供稿的科学家,订阅者寥寥,根本无法和同类型的科学期刊竞争。爱迪生给麦克尔开的周薪也只有区区30美元。面对无法支撑的局面,麦克尔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比如增加副总编、设立编委会等等,但遭到了爱迪生的拒绝。在杂志出版18个月后,两人终于不欢而散。爱迪生撤出所有经济支持,把杂志推给了麦克尔一个人。麦克尔没有放弃,1881年底,他通过努力又获得了另外一名大发明家贝尔的支持。然而没过多久,两人的办刊理念再度发生冲突。1882年3月,苦苦支撑了3期的《科学》因为财政问题停刊,麦克尔被迫转让杂志。只值500美元一年后,昆虫学家塞缪尔·斯卡德接管杂志,并使《科学》一度取得不错成绩。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和资助人贝尔在管理上又出现矛盾,加上印刷公司不合作,斯卡德最终被迫辞职,助手霍奇斯担任主编。霍奇斯投入大量精力用于《科学》的发行和广告,却没有得到资助人贝尔等人的支持。加之当年的印刷质量糟糕,《科学》举步维艰。贝尔等人撤资以后,霍奇斯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单干,1894年,《科学》杂志再度停刊。同一年,《科学》以500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心理学家詹姆斯·卡特尔。卡特尔彻底改变了《科学》的命运。他接手后,将1894年1月4日重新出版的第一本杂志,重新编号为“新卷”第一期。卡特尔重新对《科学》进行了定位,他明确了这本杂志的读者群:应该是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有一定科技知识背景对科技进展感兴趣的人们。他的办刊方针、编辑思想至今对《科学》杂志影响至深。在卡特尔担任杂志总编的50余年间,在《科学》上发表重要论文的科学家们包括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托马斯·亨特·摩根,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以及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00年,卡特尔与美国科学促进会秘书利兰·霍华德达成协议,《科学》成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期刊。1944年卡特尔辞世后,《科学》杂志被转让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但今天的《科学》杂志仍在延续卡特尔的编号,以表明原先的办刊原则不变。审稿人有万人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美国科学界都面临重整旗鼓的局面,《科学》杂志在这期间先后匆匆经历了6位主编。195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执行主席戴尔·沃尔夫担任《科学》总编,他在危难之际采取了避免刊物继续滑坡的措施。1956年,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格雷厄姆·杜沙恩任总编。《科学》逐步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1962～1984年间,錼的发现者之一、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菲利普·埃布尔森担任杂志主编。在他的任期内,《科学》的论文审核程序得以极大改进。埃布尔森首先建立了审稿人制度,他的审稿人人数一度达一万人之多。《科学》上刊登的论文由审稿人决定优劣,决定取用还是退稿。这一严格的审核方法,也是现在《科学》杂志审核制度的雏形。此后,担任《科学》杂志的主编均为在各科学领域具有专业背景的科学家们,其中包括生物学家唐纳德·肯尼迪和生化学家布鲁斯·阿尔伯特等人。PK《自然》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来自英国的老牌科学杂志《自然》一直被视为《科学》的最大竞争对手,两本杂志竞相刊登最新的科学成果与报道。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再度见证了这两本杂志的竞争与合作。“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继“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科学史上的又一伟大工程。有趣的是,2001年2月15日,《自然》率先发表HGP(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人类基因组的最初测序和分析”；第二天,《科学》杂志不甘示弱,发表了Celera(私人企业塞雷拉基因组公司)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其中,由HGP和Celera相互竞争而又各自独立完成的2001年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发表,被认为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里程碑。这两篇极其重要的论文成为当年最火的科学论文,《科学》与《自然》杂志也因为发表人类基因组草图,同时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传播与人文奖。来稿审核严格《科学》杂志对来稿的审核平台非常严格,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们参与整个审核过程,来自中科院的卢柯也是编辑之一。2010年,《科学》收到了全世界大约1.25万篇科学论文,不过最后只有7%的论文可以发表。对于有指来自中国的论文在《科学》被拒率高达98%的说法,《科学》表示,它也刊登过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优秀论文。作为全球性的科学平台,《科学》希望能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科学论文。事实上,其最近发表的论***是来自美国以外的作者。

我国的科学家发现克隆籼稻中被称为NRT1的基因插入粳稻的基因序列中。这可以使粳稻的氮吸收率提高1/3以上。这种新转基因水稻可以大量减少氮肥使用量，从而间接缓解雾霾。

日前，国际食品科技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UFoST）公布了国际食品科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AFoST）新增院士名单，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推荐的三名中国杰出科学家——孙宝国、郜海燕、陈历俊成功当选。[align=center][img=ac2edc453f4eb1882e11344a2fcaccd5_quality,Q_70.jpg,400,556]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403/uepic/98695a78-577b-470b-b5fc-0b2fa7849af1.jpg[/img][/align][align=center][size=20px][color=#17365d][b]孙宝国 院士[/b][/color][/size][/align][align=center][size=18px][color=#17365d][b]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教授[/b][/color][/size][/align]孙宝国，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会士、中国化工学会会士，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料和食品风味化学专家，北京工商大学原校长，现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国酒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食品香料香精和风味化学研究，致力于通过改善食品风味、提升食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推动食品产业发展。构建了肉香味含硫化合物分子特征结构单元模型，研发了一系列重要肉香味食品香料制造技术，奠定了我国3-呋喃硫化物系列和不对称二硫醚类食品香料制造的技术基础；凝练出“味料同源”中国特色肉味食品香精制造新理念，研究成功了以畜禽肉、骨为主要原料的天然级肉味食品香精制造技术，奠定了我国天然级肉味食品香精制造的技术基础。倡导白酒、黄酒是中国的国酒，英文翻译是“baijiu、huangjiu”。提出了白酒“健康、风味双导向”的发展思路，积极推动白酒生产现代化、市场国际化。致力于食品科普工作，主编的酒类综合科普书《国酒》获2020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一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国家973、863和国家科技支撑项目7项。主编学术著作15部，发表SCI收录论文20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3项。获2019年度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2021年中国酒业协会“中国酒业重大科技贡献人物”。[b][/b][align=center][img=u=1305125015,4020653641&fm=253&fmt=auto&app=138&f=JPEG.webp.jpg,400,562]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403/uepic/43711075-6f4d-4be8-9276-4b9384f31e78.jpg[/img][/align][align=center][b]郜海燕 研究员[/b][/align][align=center][color=#17365d][b][size=18px]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科学研究所原所长[/size][/b][/color][/align]郜海燕，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现任国家浆果保鲜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农业农村部果品采后处理重点实验室等5个省部级科研平台负责人。国家农产品加工果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标准委员会专家，国际食物营养与安全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休闲食品加工技术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食品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食品物流保鲜加工与品质控制、生鲜食品未来采后与营养健康、植物源食品功能挖掘与综合利用等相关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国家基金、科技支撑、重大国合和省重大攻关等各级项目70余项。获科技成果奖励23项，其中主持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发表论文425篇，出版著作3部；获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60件，制定行业标准7项。[align=center][img=5adc3c252c551a357b7e0ea3874a15e1_77e7-khxeamv6048507.jpg,550,402]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403/uepic/32094997-8eb8-4d30-bb16-b839cd233b60.jpg[/img][/align][align=center][color=#17365d][b][size=20px]陈历俊 教授级高工[/size][size=20px][/size][/b][/color][/align][align=center][color=#17365d][b][size=18px]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size][/b][/color][/align]陈历俊博士，教授级高工，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副总经理、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入选中央组织部“万人计划”、国家科技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突出贡献青年专家、北京学者、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等，被授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杰出质量人、中国杰出工程师奖、全国劳模、北京市劳模与北京市突出贡献奖等30余项荣誉称号。主持/参与863计划等国家级科研课题12项、省部级科研课题59项，核心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北京市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授权中国发明专利、国际专利62项，制修订国标62项，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论著19部。国际食品科学院（InternationalAcademy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AFoST）成立于1997年，是国际食品科技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UFoST）设立的由杰出食品科技专家组成的学术机构，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非政府性的全球性学术组织。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由在全球食品科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杰出专家学者中选举产生，代表全球食品科技专家的最高荣誉。国际食品科学院每两年增补一次院士，每次增选新院士不超过30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作为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在中国的唯一代表，可推荐优秀科学家参与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的评选。[img=ac2edc453f4eb1882e11344a2fcaccd5_quality,Q_70.jpg]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403/uepic/4adcc16d-f286-439d-bcef-8f2ea5ab769b.jpg[/img][来源：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align=right][/align]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也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从事实验胚胎学的研究近半个世纪，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由于家境贫困，小时候一直跟父亲学习文化知识，直到17岁才迈入学校的大门。 　　读中学时，由于他基础差，学习十分吃力，第一学期末平均成绩才45分。学校令其退学或留级。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校方同意他跟班试读一学期。 　　此后，他就与“路灯”常相伴：天蒙蒙亮，他在路灯下读外语；夜熄灯后，他在路灯下自修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他的平均成绩达到70多分，几何还得了100 分。这件事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之后，这也就成了他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他去比利时留学。在国外学习期间，童第周刻苦钻研，勤奋好学，得到了老师的好评。获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没有电灯，他们就在阴暗的院子里利用天然光在显微镜下从事切割和分离卵子工作；没有培养胚胎的玻璃器皿，就用粗瓷陶酒杯代替，所用的显微解剖器只是一根自己拉的极细的玻璃丝；实验用的材料蛙卵都是自己从野外采来的。就在这简陋的“实验室”里，童第周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若干篇有关金鱼卵子发育能力和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 　　解放以后，童第周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同时，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文昌鱼卵发育规律，取得了很大成绩。 　　到了晚年，他和美国坦普恩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研究起细胞核和细胞质的相互关系，他们从鲫鱼的卵子细胞质内提取一种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有金鱼性状又有鲫鱼性状的子代，这种金鱼的尾鳍由双尾变成了单尾。这种创造性的成绩居于世界先进行列。

由来自中国、美国、荷兰、以色列等14个国家的30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番茄基因组研究国际协作组”，历时8年多的艰苦努力，于近日完成了对栽培番茄全基因组的精细序列分析。今天，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以封面文章发表了这项重大科学成果。　　番茄是研究果实发育的经典模式植物，我国科学家在这项国际番茄基因组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中方协调人，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传友和薛勇彪负责第3号染色体的测序工作，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黄三文和杜永臣负责第11号染色体的测序工作。番茄基因组有12条染色体，中国科学家高质量地完成了番茄基因组测序总任务的1/6，标志着我国成为番茄基因组学研究的强国之一。　　8年来，国际协作组采用“克隆连克隆”和“全基因组鸟枪法”相结合的测序策略，在解码的番茄基因组中，共鉴定出约34727个基因，其中97.4% (33840个)的基因已经精确定位到染色体上。番茄基因组的解读，是科学家通过国际合作完成的又一个高质量的模式植物的基因组序列分析，对于不同物种之间的比较基因组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项工作将极大推动番茄乃至包括马铃薯、辣椒、茄子等在内的茄科植物的功能基因组研究，为培育具有高产、优质、抗病虫害、抗逆等优良性状的番茄新品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推动全世界的番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专家表示，我国蔬菜种业面临着强大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国际蔬菜基因组研究领域具有优势地位，而如何把基础科研的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科学家建议，应在进一步巩固蔬菜基因组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加强蔬菜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体系的建设，并与常规育种相结合，加速有自主知识产权优良品种的培育，这对于支撑我国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蔬菜种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不可错过的历史机遇。

科学家解开“水之谜”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学术界对地球生命起源的讨论又热闹起来。众所周知，最时髦的一种理论认为，是来自太空的携带有水和其它有机分子的彗星和小行星撞击地球后才使地球产生了生命。最近，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了可证明这一理论的依据：一颗被称为利内亚尔的冰块彗星。 据科学家们推测，这颗彗星含水33亿公斤，如果浇洒在地球上，可形成一个大湖泊。但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利内亚尔彗星在炽烈的阳光下蒸发成了蒸气。全世界的天文学家们都观察到了这一过程。那么，这颗彗星携带的水与地球上的水相似吗？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答案是肯定的。 实验证明，数十亿年前在离木星不远处形成的彗星含有的水和地球上海洋里的水是一样的。而利内亚尔彗星正是在离木星轨道不远的地方诞生的。天文学家们认为，在太阳系刚形成时可能有不少类似于利内亚尔的彗星从“木星区域”落到地球上。美国航空航天局专家约翰玛玛说：“它们落到地球上时像是雪球，而不是像小行星撞击地球。因此，这种撞击是软撞击，受到破坏的只是大气层的上层，而且撞击时释放出来的有机分子没有受到损害。” (人民网)

中国科技网圣保罗9月16日电 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个由巴西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小组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检查癌症患者染色体变化的方法，特别是对于白血病患者而言，这种方法较之传统的细胞遗传学检测技术更加敏感和快速。 这项科研成果的论文刊登在《血液》周刊上，参与该科研项目的科学家有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巴西里维拉·布莱多细胞治疗中心的科学家。 论文称，检查染色体异常可有助于预测治疗反应，因此，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指导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 使用传统的检查染色体变化的细胞遗传学检测技术，检验人员需在显微镜下对细胞一个一个地进行检测，往往要延迟几天才能提供结果，并且只能对20个肿瘤细胞进行化验，这种细胞数量上的局限也增加了假性阴性结果的几率。而这种新开发的检查方法使用了流式细胞仪，可以在1天到2天之内对2万到3万个细胞进行快速化验，且结果十分精确。 参与研究的科学家指出，以最快的速度和准确度检查染色体变化，对于我们诊断癌症和选择最佳治疗方法十分重要。（记者 张新生） 《科技日报》（2012-09-17 二版）

应该也就是今年吧。我看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科学家带盐厂商的产品，或发表跟厂商相关的文章。举例：[img=,690,179]http://ng1.17img.cn/bbsfiles/images/2017/07/201707211108_01_2850333_3.jpg[/img]知名科学家带盐了，是不是产品就会好呢？或者说，他们让厂商改善了设计，更加符合我们的实验的使用和要求？请说出你的观点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7月9日（北京时间）报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上撰文指出，他们首次直接对两个原子间的范德华力进行了测量，另外，测量中使用的技术也可用于制造在量子计算机中非常有用的量子逻辑门。 范德华力是中性原子之间通过瞬间静电相互作用产生的弱作用力，以其发现者荷兰物理学家约翰尼斯·迪德里克·范·德·瓦耳斯的名字命名。很多物质的“一举一动”都与这种力有关：正是这种力让大多数气体分子簇拥在一起；也是这种力让壁虎的脚趾头紧紧贴在光滑的墙壁上。但是，只有当原子紧紧“依偎”在一起时，这种弱作用力才明显，所以，科学家们迄今没有直接测量到这种作用力。 现在，法国科学家使用两束激光让一对原子紧紧“依偎”在一起，并用第三束激光测量了它们之间的范德华力。 在最新实验中，科学家们选择里德伯原子——一个价电子被激发到高量子态的高激发原子作为他们实验的一部分。里德伯原子很大，而且，其中的一个电子处于高带电状态；另外，这种原子之间的力比很多其他原子对之间的力都要强，也正因如此，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内测量这种力，这就使得里德伯原子成为测量范德华力的理想选择。 研究人员首先朝一对里德伯原子发射两束激光，使它们紧贴在一起，随后，朝这两个原子发射第三束激光使其以特定的频率振荡，通过测量这一振荡，他们可以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出这两个原子间的范德华力。 而且，科学家们通过测量基态和激发态之间的振荡发现：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对于测量范德华力非常重要。如果距离太近，其中一个原子的激发态会打垮另一个原子的激发态；如果距离太远，两个原子之间的作用力会变得太弱而无法测量。因此，科学家们使用第三束激光作为光学镊子，将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调整至最适合测量的距离。 该研究团队也强调称，用来测量范德华力的技术也能使正在振荡的原子演变到一种完全相干的状态，这意味着这一技术有望被用来制造在量子计算机内非常有用的量子逻辑门。 总编辑圈点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有怨”，这句话放在范德华力身上再合适不过。当人们苦苦算计人际交往的亲疏之时，范德华力告诉了大家，原来万物之间都有着这样一个平衡点。其实，除开壁虎，生活中也不难找到范德华力的身影——手机保护膜之所以能和屏幕亲密无间，就正是它的功劳。新技术实现了直接测量，接下来要做的，是更好地理解它的机制，以及利用它存在于分子之间、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特性，创造出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比如《碟中谍4》里不太靠谱的“爬墙手套”。 《科技日报》（2013-7-10 一版）

中国计量院林鸿获APMP-Iizuka青年计量科学家奖 时间：2013-02-05 来源：中国计量院 http://www.chinajl.com.cn/Admin/eWebEditor/uploadfiles/f22545aa-72d2-4d7c-a0db-7a92d0955010.jpg（刘旭红、蔡娟）2012年11月25至30日，第28届亚太计量规划组织（APMP）全体大会及相关活动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行。会议期间，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计量院”）的林鸿博士与日本计量院的Momoko Kojima博士共同获得2012年度APMP-Iizuka青年计量科学家奖。APMP-Iizuka青年计量科学家奖，原名“Iizuka奖”，2001年由曾任国际计量委员会（CIPM）委员、副主席、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前理事长的Kozo IIZUKA博士捐资设立，该奖原计划设立五年，对在亚太地区从事计量科学研究且成绩突出的青年科学家进行表彰。2006年，APMP执行委员会决定用APMP会费继续支持这一奖项，并将其更名为现用名。 http://www.chinajl.com.cn/Admin/eWebEditor/uploadfiles/f22545aa-72d2-4d7c-a0db-7a92d0955010.jpg图为APMP-Iizuka青年计量科学家奖颁奖现场，左一为林鸿参照APMP拟定的评奖标准，APMP-Iizuka青年计量科学家奖获奖者每年不超过2人，要求候选人40周岁以下，在计量科学研究领域有突出成绩，为本国或亚太地区计量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候选人由APMP成员机构推荐，经APMP执委及其邀请的区域内计量专家组成的评奖顾问委员会评选，并由APMP执委批准确定。包括该奖项在内的APMP年度颁奖典礼与每年的APMP全体大会同时举行。林鸿现为中国计量院热工所副研究员，中国计量院玻尔兹曼常数创新团队主要成员之一，主要工作为声学法测量玻尔兹曼常数、微波谐振法测量热力学温度和温室气体监测等内容。此次获奖主要是因其在国际温度单位开尔文的重新定义上的贡献。此次，林鸿在四名候选人中排名第一，成为中国计量院获得该奖项的第4人。此前，中国计量院的林平卫、闫小克、张江涛分别获得2005、2007和2010年度的该奖项。（刘旭红、蔡娟）

科技日报讯 （记者徐玢）据每日天文新闻网报道，通过观测超新星，澳大利亚天文学家发现，决定物体间引力大小的万有引力常数在过去90亿年里保持不变。相关研究发表在《澳大利亚天文学会出版物》上。 在发表于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常数G，认为两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大小与之成正比。1789年，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通过自行设计的扭秤，验证了万有引力定律，并首次测量出万有引力常数G的数值。科学家们认为，在大爆炸至今的138亿年里，这一常数并非保持不变。而如果万有引力常数G在逐渐减小，这意味着过去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比现在要远，而当前我们正经历着比过去更长的四季。 通过分析580颗超新星爆发时发出的光线，墨尔本斯威本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否认了这一假设。他们认为过去90亿年里这一常数并无变化。“通过回望宇宙的历史来确定物理规律是否有所变化，这并不新鲜。”斯威本科技大学教授杰里米·穆尔德说，“现在超新星宇宙学使我们能对引力进行这样的研究。” 澳大利亚科学家的观测对象是Ia型超新星。穆尔德假设这类超新星爆发发生在白矮星达到临界质量或者与其他恒星相撞时。“临界质量的大小取决于引力常数，这使得我们能在几十亿年的宇宙尺度来研究引力常数的变化，而不是像以前的研究那样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上监测它的变化。”穆尔德说。 上世纪60年代，“阿波罗计划”曾通过月地距离精确测量引力常数的变化。虽然年代相隔久远，但澳大利亚科学家的发现与当时月球激光测距实验获得的结果吻合。澳大利亚科学家的研究认为，引力常数在过去90亿年里变化的上限值小于每年10-10。来源：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 作者：徐玢 2014年04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