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评价体系

我国现行的科技体制机制尚不健全，还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导致很多科研人员心浮气躁，不能踏踏实实工作，难以发扬工匠精神。虽然近年来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各级政府部门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但是总体而言效果还是差强人意。　　评价体系重数量、轻质量。在评价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时，过于强调数量，包括科研项目的数量以及经费体量、论文发表的数量、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等，这种不合理的导向成为科研人员心态浮躁的要因。由于论文、专利、项目等的数量跟科研单位的考评和科研人员的收入、职称以及带研究生资格等直接挂钩，很多科研单位为了应付考评，不惜重奖鼓励本单位的科研人员多写论文、多申请专利、多申请项目。对发表论文和授权专利开出高额奖金，一篇SCI论文或授权专利，动辄奖金上万元，有的论文奖金甚至高达数万元。为了拿奖金，为了评职称、带研究生，很多科研人员为写论文而做研究，为写专利而搞发明创造，一些人甚至冒着风险造假、抄袭。　　人员考核周期短。对科研人员的考核过于频繁，考核周期短，制约了科研人员创新潜能的发挥。为了应对频繁的考核，很多科研单位不得不逐级定指标、摊任务，将压力分解给科研人员，对科研人员往往一年一考核，两年一评估，有些单位甚至每半年考核一次。为便于操作，普遍将考核指标量化，如一年发表多少论文，申请多少专利，到位多少科研经费等。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也过分强调近期工作，每提一级都要以任现职级期间产出的科研成果为依据。这逼迫很多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有点结果就急于发表，自然很难做出有深度的科研成果。科研人员在规划自己的科研工作时，不得不以短短的三四年为一个周期，否则很可能在提职称时因为没有足够的成果而失去资格。很多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的科研人员，不得不去做一些“短平快”、能够在短期内出成果的科研项目。而很多科研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付出，很难短期内出成果，不适合用短期的结果进行评价。采用这种违背科研规律、频繁、量化的考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潜质。　　人才计划碎片化。我国当前的人才计划名目繁多，政出多门，呈碎片化态势，加剧了科研浮躁。近年来，国家各部门、各省市，甚至各单位，纷纷推出了各种名目的人才计划。目前仅国家层面的人才资助计划就超过20个，省部级学者计划也至少20多个。这些人才计划在吸引、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帽子”过多过乱，使得人才计划碎片化，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碎片化的人才计划把青年科研人员的努力方向导偏了、心思搞乱了。为了能够登上这些人才计划的阶梯，很多年轻科研人员倾向于做一些能够很快出论文、出专利等成果的“短平快”项目，而从事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才能出成果的研究动力不足。　　科研管理行政化。我国科研管理行政化问题仍然很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为了政绩，希望在任期内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制定的很多科研计划急功近利，不符合科学规律，重数量、重速度，却很少强调成果质量。在科技管理中搞一刀切，很多政策和规定便于管理者管理，却不便于被管理者的科学研究，最终影响科研成果的质量。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方式非常不利于重大的、原始性创新研究。　　科研工作不是简单重复劳动，需要高度专注、需要深度思考、需要长期积淀。做好科研工作，需要发扬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也需要一个可以发扬工匠精神的科研环境。创造这个环境必须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入手，破解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原标题：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促生“短平快”行为(关注“工匠精神”缺失问题④))【原标题：人民日报：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促生“短平快”行为】

近几年，我国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全面发力，“破五唯”（“五唯”是指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政策陆续出台，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广泛反响。然而，在“破五唯”之后如何“立新标”，又成为新的挑战。202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要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等不同成果类型，形成符合科学规律的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对此，科研人员有何心声？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如何真正落地？科技评价方面目前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代表委员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是“一棍子打死”“健全完善分类评价体系，改变科技评价‘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模式，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方复全告诉《中国科学报》。方复全谈到，有人认为“破五唯”就是要把论文、帽子这些指标“一棍子打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破五唯’不是完全抛弃原有指标，而是改变‘一刀切’模式、探索如何真正用好这些指标。而这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多元化、多层次的分类评价体系。”“比如，对于基础研究来说，论文仍是体现研究成果最重要的载体，我们仍需要将论文作为一个评价指标，但要摒除形式主义，不只看数量，更要看论文的影响力、贡献力和创新性；对于应用型研究成果，则更多地看科研成果与产品和市场能否有效对接、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复全说。健全分类评价体系是代表委员们多年来一直呼吁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蓝闽波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蓝闽波在刚刚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我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学校不同，但面对的评价体系是一样的，都用论文数量来评价，但实际上清华大学很多工科专业未必需要写论文。”蓝闽波说，“如今《指导意见》出台，是一个很好的导向，期待能真正落地。”期待改革政策细化、落地改革措施真正细化、落地，把新的评价理念、方法和标准立起来，是科研人员的期待和呼唤。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何建华告诉《中国科学报》，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政策陆续出台令人振奋，但从科研人员感受到的实际效果来看，变化不够显著。何建华一直关注科技评价改革的进展。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交了一份题为《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促进基础研究重大原始创新》的提案。“如今，‘破五唯’成为共识，但用什么来替代原来的评价标准，仍然是有困惑的。结果就是，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或多或少会沿用原来那些方法。”何建华说。对于分类评价机制如何细化，蓝闽波给出了具体建议。“比如，对某个学科基础研究的评价，应该多看其在自己专业领域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而不必只盯着《自然》《科学》等高知名度的综合性期刊。发表在本专业领域期刊上的论文，可能是真正的原创性研究。”蓝闽波说，“真正合理的评价体系不应该是机械的，本专业专家自有定论，在这些期刊上发的论文极有可能是原创成果。”“现在，很多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对量化考核方式进行了弱化和调整，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方式，但也要制定符合我国发展规律和实情的新的科技人才评价办法。40余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完全可以走自己的科研评价道路。”中科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柔性电子前沿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黄维说。改变“太着急”的心态“破五唯”也好，健全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也好，在何建华看来，最重要的是改变“太着急”的心态。“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只争朝夕、多出成果、尽快走向国际科技前沿的氛围。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进步，也带来了困惑。”何建华说，“我们评价一所大学，理应看它培养的毕业生对社会能作出多大的贡献，这是相对长期的效果；评价一个科研机构，关键要看其科技成果的产出和应用情况，这也需要放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才能看清楚。当我们期望在短时间内就评出个高低来，就不得不细化中间过程的各种指标，比如一所大学有多少长江学者、杰青，一个科研人员发了多少论文、论文影响因子是多少，等等，因为这些指标用起来很快。”对此，蓝闽波也有同感，“最根本的是培育一个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有耐心、不急躁。你科研做得怎么样，大家自有公论”。方复全也建议，基础研究成果要以国际视野、用较长时间尺度来评判。比如他所从事的数学领域，评估周期可以放宽至三年、五年一次，让研究人员能够静下心来，解决一些大问题。虽然科技评价改革过程有曲折，但方复全对此很有信心。他看到，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很多项目是相对自由探索式的研究，国家科技奖的评选开始实行代表作制度，相比于论文数量，更看重论文的质量，以及代表性成果是什么… …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近日，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林磊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立等在《科技中国》上发表《充分利用国内期刊获取“首发权”》一文（以下简称“林文”），讨论了“首发权”这一科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引起了科学共同体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在目前科研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无论是国家间，还是一个国家内不同科研机构之间都存在很多相同的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进展也是你追我赶。“正如周光召、丁肇中多次引用的说法‘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刘立认为，这关系到科学家的学术声望，也关系到对科学发现的实际贡献，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和软实力。“所以大家往往要挤破脑袋争得首发权”。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小龙看来，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存在着学术成果发表的两种策略。“如果科学家将‘首发权’作为发表科研成果首要考虑的问题的话，科学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都要先把文章发出来。而如果要追求文章的影响力的话，首选是将文章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不过这两种策略在国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矛盾。“林文”举例说，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尔费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的论文则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退稿有种种理由，不一定是国别歧视，但是，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是有优势的。”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既然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可以获得在研究成果发表方面的时间优势，那为什么很多科学家首选的投稿期刊依然以期刊的影响力作为排序呢？刘立和樊小龙都认为，导致这一矛盾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家不但要考虑首发权，还要考虑国内的科研评价机制问题。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长期以来，国内的科学家面临着‘数文章’的评价体系，无论是职称晋升、申请经费还是科研和成果评价，看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都是其中重要的标准。”樊小龙认为，正因如此，除了学术声誉的考虑外，国内科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争取在国际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局面。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如何破解目前我国“首发权”和“数文章”的科研评价方式所展现出的矛盾呢？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刘立提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提出了改进科研评价的方案：“职称评审和任期考核不数文章数量、不看影响因子、不看经费数量，破除唯论文数量、只看刊物级别倾向，而是强调成果质量和价值，看是否做到国际前沿、是否解决了重要学术难题、是否具有重大原创性突破、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这种评价标准对于我们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首发权是有帮助的。”刘立认为。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在樊小龙看来，大力发展和建设国内科学期刊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内期刊水平在公正性和学术性方面还有待提高，此外，“国际顶级期刊有很强大和高级别的审稿团队和专家团队，这些专家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优秀科学家，我国要想建设好国内科学期刊，这也是一条必由之路。”樊小龙建议道。 /p p br/ /p

汤森路透旗下的信息科技业务，最近以35.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Onex Corp和霸菱亚洲投资公司。这个消息旋即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SCI(科学引用目录，Science Citation Index)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SCI易主是否会影响它的相对公正性?是否还能成为科研评价的参考因素?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SCI易主短期之内并不会影响科研评估，但随着科研的发展，SCI的盈利能力长远来看显然令人担忧。　　SCI和期刊影响因子在中国影响力巨大　　此次汤森路透被卖的信息科技业务中的大多数，对大众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旗下的两个产品：SCI数据库和期刊影响因子(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即期刊引证报告)却在学术界人尽皆知。这是上世纪50年代汤森路透公司开发的，最初主要为科研机构和图书馆选购期刊提供参考，到现在，这一研究被广泛应用于评价个人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水平。　　一直以来，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虽未明文规定，但在评价科研成果乃至科研人员职称晋升、研究生学位授予时，SCI论文的发表都被作为参考因素，而且发表论文的SCI期刊影响因子越高，则被认为是研究质量越高。　　“这可说是成本最低、并且也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说。因为一直以来，汤森路透对于被收入SCI的期刊有相对严格的审核，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有“灌水文”太多的期刊被踢出SCI数据库。包括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也由相关部门进行评估，对于操纵影响因子的期刊，会公布名单。　　因此，被纳入SCI的期刊几乎都可以“身价大涨”。据汤森路透中国科技业务负责人宁笔介绍，汤森路透之所以发布JCR，是因为SCI选刊过程中需要比较大刊和小刊，单看发文量和总被引频次并不足以反映期刊的质量，统计发现大部分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达到引用高峰，这成为JCR的数据基础。　　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介绍，SCI为中国学者重视，起源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从1987年起开展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工作，当时选择SCI、ISTP、EI和ISR这四类数据库进行统计，主要就是考虑了其综合性和权威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引入这些量化的评价标准，确实使得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有所提升，并且成为中国科研界的重要评价标准。　　SCI相关的业务被看好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称，影响因子可说是商业机构用来赚大钱的，发起这个游戏的西方人和少数西方杂志，已经在这个风靡全球的游戏中大获其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科研投入越来越多，以及SCI和影响因子在中国科研界极其巨大的影响力，使得此次接手的两家企业看到未来的业务增长预期，而愿意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购买汤森路透的知识产权和科技业务。　　根据统计，SCI自从1964年推向市场一直到1971年的短短7年中，就给SCI所属的商业机构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带来了年均27.5%的利润增长率。　　ISI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也是后来提出“影响因子”的学者，他在1955年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影响因子是评估一个科学家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随后，他创建的ISI每年都发布科学杂志影响因子，更关键的是，SCI数据库和JCR数据库每年都是要付费才能获得的。也正是因为SCI强大的盈利能力，1992年，汤森路透收购了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将SCI收入囊中。　　如今，汤森路透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决定转手这一业务。但汤森路透是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而此次接手的两家公司Onex Corp和霸菱亚洲投资公司，都是在IT、医疗等相关领域的投资企业。购买者之一霸菱亚洲投资发言人称，汤森路透的知识产权和科技业务有着客户关系稳定、内部公开透明、稳定高收入及强大现金流转换等极富吸引力的金融特性。而且，自2014年起，该业务77%的收入都是循环或可预测的，而且在未来发展中是十分可靠的。　　对中国科研评价影响很难评估　　“SCI易主短期内不会对中国的科研评价发生影响，至少5年内对SCI数据库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投资机构不会改变SCI目前的运行流程而影响利润，国内科学界暂时也没有特别适合替代的标准。但随着中国科研的发展，SCI盈利能力在5年后就不好说了。”程莹说。　　事实上，近年来，对SCI和JCR的过分重视，给中国科研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过于看重这些量化指标，不少高校会根据教师发表论文的SCI影响因子，给予1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奖励。　　即便在国外，SCI论文和影响因子也开始受到学术界批评。欧洲和美国的不少研究机构负责人都多次表示，过于重视SCI和期刊影响因子，会影响大学招聘委员会和资助机构的决策。学术界近年来多次提及要改变“以刊评文”的传统。就在此次SCI被卖的第二天，美国微生物学会即在其8个会刊的社论中宣布，从这些杂志网站上去掉杂志影响因子的标志，也不会在市场宣传和广告中标示影响因子。早在2013年5月，78个科学组织的155位科学家签署了“旧金山宣言”，呼吁科学界停止使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和研究。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也禁止在年会上谈论影响因子。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认为，不论是公开宣布放弃影响因子或SCI数据库，还是过于看重这两者，都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在很多时候，这可能是某些数据库提供商之间的竞争。例如美国微生物学会在宣布放弃影响因子的同时，还在以谷歌学术等其他的数据库作为参考。　　程莹说，SCI从诞生开始就是商业机构的一门生意，从统计学上来说，SCI和JCR的数据都有被“污染”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究竟如何使用这些参考数据。就目前来说，大多数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做到对每一个人、每一篇论文或每一个科研成果作出评价显然成本太高，因此学术界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更科学的科研评价标准，并且如何更科学地使用这些科研评价标准。

李晓轩(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中国最大的&ldquo 特点&rdquo 就是科研人员特别忙碌。 　　库尔特· 维特里希(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特聘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国现有的科研评估体系，对已有的结果强调太多，这使很多已有过一些成就的科研人员垄断了研究的大资金，而且科学家们也会一味地追求大项目、大资金，从而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意义--并非只有大项目大基金才能带来大结果 　　戴维· 斯维尼(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研究、创新与技能处主任)：简单地量化考核，或者过于狭隘地将科研成果定义为对现在经济价值的影响，这使科学家们不再为了好奇或者是追求卓越的科学而研究 　　赵东元(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科研的评估是很复杂的体系，因为科学是真理，很难用数据衡量。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是科研评估必须关注未来，关注年轻人，给他们更好的成长土壤 　　汪小京(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纽约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将高影响力的论文发表作为科研评估标准，在过去曾经给中国的科学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但在中国科研整体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时，高影响力的论文标准已经不再适合 　　科研评价，不应只着眼于&ldquo 眼前的成功&rdquo ，更应注重发现&ldquo 有潜力的年轻人&rdquo 。而在中国，打造一个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更显迫切--对刹住中国科学界的歪风，提高创新效率，成就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在上海市科协最近主办的&ldquo 2014科研评估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rdquo 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共同为中国科研评估体系和投入体系把脉。 　　科研价值观&ldquo 偏离&rdquo 　　一个好的科研评估体系不仅有利于科技的发展、科学家的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的发展，乃至全人类的发展。反之，则会影响科学研究的价值观。而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还不能称之为&ldquo 好&rdquo 。 　　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往往与论文发表情况、项目的成果产出和科研人员的收入直接挂钩。这易导致科研人员偏离原本的研究目标。而且，科研人员很难从一个项目上获得足够的经费来完成一个课题，所以他们需要多头申请项目，来&ldquo 养活&rdquo 课题。 　　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李晓轩说：&ldquo 这造成了科研人员太过忙碌。&rdquo --忙着发论文、找项目，甚至托关系。 　　太看重&ldquo 大人物&rdquo 、&ldquo 大项目&rdquo ，是上海科技大学iHuman研究所特聘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库尔特· 维特里希为中国科研体系指出的弊病。&ldquo 这使已有过一些成就的科研人员垄断了大量研究资金，而且科学家们也会一味地追求大项目、大资金，忽略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意义。&rdquo 他用自身经历说明，并非只有大项目、大基金才能带来大结果--他获得诺奖的成果，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实验室里做的一个非常小的项目。 　　发现&ldquo 有潜力的年轻人&rdquo 　　&ldquo 科研的评估是很复杂的体系，因为科学是真理，很难用数据衡量。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是科研评估必须关注未来，关注年轻人，给他们更好的成长土壤。&rdquo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赵东元教授在研讨会上的话引起了共鸣。 　　&ldquo 我们现在享有的科研成果和社会发展，来源于过去对科研的投入，而我们当下的投资，也会在未来得到收获。&rdquo 李晓轩说。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设立了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等，为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提供更多机会，但这还远远不够。 　　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汪小京称，将高影响力的论文发表作为科研评估标准，在过去曾经给中国的科学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但在中国科研整体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时，这一标准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他认为，应该为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以及有科研潜力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支持，&ldquo 要选择那些原创性的人，但如何建立科学的标准去发现他们，还需深入探讨&rdquo 。 　　求解&ldquo 世界性难题&rdquo 　　虽然，与成果、论文挂钩，导致了科研评估的功利化倾向，但离开这些&ldquo 功利的指标&rdquo ，又如何衡量一个科研成果的水平高低、评价一个科学家是否优秀? 　　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研究、创新与技能处主任戴维· 斯维尼说，科研评估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带来的压力等弊端并非中国特有，而且这种压力可能会造成部分科研人员行为不端，但管理者必须努力去堵住这些漏洞。 　　英国的科研评估和投资体系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相对科学的，这一体系使英国获得了大量的诺贝尔奖，在论文的引用频次上达到世界第6名。但英国仍于今年对他们的科研评估和投入体系进行了改进，因为&ldquo 简单地量化考核，或者过于狭隘地将科研成果定义为对现在经济价值的影响，这使科学家们不再为了好奇或者是追求卓越的科学而研究&rdquo 。戴维· 斯维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建立一个好的体系，英国与中国一样，也在探索。

“科研成果评价只看SCI论文数量使科学过于功利化，容易让科研人员丧失道德底线，造成盲目追求论文数量、数据不真实、一稿多投等乱象。”在近日举办的中国科协第十四届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沈岩，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岩，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等院士专家表示，目前的SCI论文指标评价体系不合理，亟须调整甚至取消，科研需要一个健康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大环境。 　　专家们表示，不同的科研活动需要不同的评价指标，不能只看SCI论文搞“一刀切”，比如基础科学出成果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现在我国多数高校要求博士生答辩前至少发一篇SCI论文，而博士生培养时间有限，要求短时间内发表具有重大创新的成果无异于逼他们造假。

当地时间7月27日，Nature在线发表题为“Time to remodel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的社论，并以“Nature and the Nature journals are diversifying their presentation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为小标题，宣告Nature出版集团将重塑期刊评价方式，改造期刊影响因子。　　1. Nature改造影响因子的英文原文及翻译　　Time to remodel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是时候改造论文的影响因子体系了!　　Nature and the Nature journals are diversifying their presentation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Nature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重新塑造影响因子评价体系，让评价体系多样化。　　Metrics are intrinsically reductive and, as such, can be dangerous. Relying on them as a yardstick of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as a pointer to underlying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usually leads to pathological behaviour.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is just such a metric.　　Nature称期刊影响因子这种量化从本质上来说，过于简化，而且甚至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如果仅仅依靠期刊影响因子来衡量一篇文章的好坏，而不注重这篇文章所带来的潜在价值和引起的舆论影响，长此以往，这很容易导致一种病态行为。不得不说，期刊影响因子就是这么一种“病态”量化指标。　　During a talk just over a decade ago, its co-creator, Eugene Garfield, compared his invention to nuclear energy. “I expected it to be used constructivel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in the wrong hands it might be abused,” he said. “It did not occur to me that ‘impact’ would one day become so controversial.”　　正如在10年前那场演说中所预见的一样，影响因子的合伙创始人Eugene Garfield曾将影响因子与核能相媲美。他说道：“我希望它能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但我也知道它也有可能会被滥用。”但现在，他说道，我从来都没想到“影响因子”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As readers of Nature probably know, journal impact factors measure the average number of citations, per published article, for papers published over a two-year period. Journals do not calculate their impact factor directly — it is calculated and published by Thomson Reuters.　　知道Nature 的读者都知道，期刊影响因子用来衡量过去两年期间所发表论文的平均引用数。这一数据不是由期刊中心直接计算给出的，而是由Thomson Reuters计算并发布的。　　Publishers have long celebrated strong impact factors. It is, after all, one of the measures of their output’s significance — as far as it goes.　　出版商们纷纷大肆宣扬其一路飙升的影响因子。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对出版商而言，期刊影响因子就是评估其发行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But the impact factor is crude and also misleading. It effectively undervalues papers in disciplines that are slow-burning or have lower characteristic citation rates. Being an arithmetic mean, it gives disproportionate significance to a few very highly cited papers, and it falsely implies that papers with only a few citations ar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但是，影响因子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粗暴的量化标准，因而常常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实际上，由于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它很容易低估那些“慢热”和“冷门”领域的文章。就单单依靠“算术平均”这一数值来进行评判，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对于那些“少而精”文章来说，在影响因子下所得到的影响力是严重不成比例的，同时，这也给读者发出了一个错误信息：低影响因子的文章也就是是不好、不重要的文章。　　These shortcomings are well known, but that has not prevented scientists, funders and universities from overly relying on impact factors, or publishers (Nature’s included, in the past) from excessively promoting them. As a result, researchers use the impact factor to help them decide which journals to submit to — to an extent that is undermining good science. The resulting pressures and disappointments are nothing but demoralizing, and in badly run labs can encourage sloppy research that, for example, fails to test assumptions thoroughly or to take all the data into account before submitting big claims.　　尽管大家都知道，影响因子天生就存在的缺陷，但依然受到了学术界得到热捧。大量科研工作者、经费管理者以及科研院校趋之若鹜，纷纷将其作为学术水平的评估指标，出版商(包括Nature)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影响因子的作用。这样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研究者们开始利用影响因子的高低来选择投递哪一家期刊，这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科学氛围”。其中不乏令人痛心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一些道德败坏的科研机构甚至大力提倡“科研快餐”文化——在没有理论、实验做有力的支撑下，就开始胡编乱造，或者没有充分地把问题思考清楚，就完成了一篇“杰作”。　　The most pernicious aspect of this culture, as Nature has pointed out in the past, has been a practice of using journal impact factors as a basis for assessment of individual researchers’ achievements. For example, when compiling a shortlist from several hundred job applicants, how easy it is to rule out anyone without a high-impact-factor journal in their CV.　　这种方式最不利的方面，就是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价个体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例如，当从几百个求职者名单选人时，如果他们简历没有高影响因子期刊的成果，很容易就被去掉。　　How to militate against such a metrics-obsessed culture?　　如何防止痴迷于这种量化指标呢?　　First, an approach that some have applied in the past and whose time has surely come. Applicants for any job, promotion or funding should be asked to include a short summary of what they consider their achievements to be, rather than just to list their publications. This may sound simplistic, but some who have tried it find that it properly focuses attention on the candidate rather than on journals.　　首先，有一种已经经过时间检验的方法。任何求职、晋升或资金申请，当事人都要求提供一个简短总结。列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重要工作，而不是只列出他们的作品。这听起来可能是简单的，但有些尝试它的人发现，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候选人，而不是在期刊上。这一点确实很难做到。　　Second, journals need to be more diverse in how they display their performance. Accordingly,Nature has updated its online journal metrics page to include an array of additional bibliometric data.　　第二，期刊需要多样化的展示，而不单只依靠影响因子。为此，Nature 已经更新了其在线杂志数据页，包括额外的许多新的计量数据。　　As a part of this update, for Nature, the Nature journals and Scientific Reports, we have calculated the two-year median — the median number of citations that articles published in 2013 and 2014 received in 2015. The median is not subject to distortion by outliers. (The two-year median is lower than the two-year impact factor: 24, down from 38, for Nature, for example.) For details, seego.nature.com/2arq7om.　　Nature的另一新变化是：他们表示，将公布2013、2014及2015近3年的发表论文的引用中位数。引用中位数的优点是，它将不会受到“超高人气”引用文章的影响，因此更加客观准确。(引用中位数往往低于影响因子，例如nature的影响因子是38，而引用中位数只有24.)有关详细信息，见于go.nature.com/2arq7om.。　　Providing these extra metrics will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mentioned above of the diversity in cit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disciplines. Nor will it make much of a dent in impact-factor obsessions. But we hope that it will at least provide a better means of assessing our output, and put the impact factor in a better perspective.　　提供这些额外的指标将不会解决我们提到的学科差异性问题。这也不会成为是困扰影响因子的一个难题。但我们希望它至少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评估我们的成果，将影响因子改造得更好一些。　　However, whether you are assessing journals or researchers, nothing beats reading the papers and forming your own opinion.　　然而，无论你是评估期刊编辑还是研究人员，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论文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影响因子什么的鬼东西。　　Nature,535,466,(28 July 2016)　　doi:10.1038/535466a　　2. Nature、Science等最强声音加入打击影响因子的行列　　近日，PLoS、eLife、EMBO Press、Science Journals、Springer Nature、the Royal Society等多家主流出版集团的高层人员共同合作，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上刊登了抵制影响因子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了影响因子对个体文章和学者学术水平评价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并建议所有期刊采用新的评价体系——引用分布 (Citation Distribution)，以更加合理真实的反应个体的工作情况，避免影响因子在学术评估中的不恰当使用。文以Science、Nature、eLife和PLoS的11个期刊为例，列出这11个期刊2013-2014年文章的引用分布情况，然后与2015年期刊影响因子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这些期刊中大多数论文的引用次数都低于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Nature 的影响因子为38.1，但是实际上却有多达74.8%的文章引用次数低于其影响因子，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Science和 PLos中，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少数高引文章的存在拉高了整体文章的影响因子。　　有人觉得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呵呵，Nature，Science这帮人居然有脸来分析影响因子"　　"大家快来看啦：PLoS，Science，Nature，EMBO四大贵族说它们觉得影响因子不好用啊喂"　　有人为之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好棒耶，简直太及时了，我们得赶紧支持这个啊。@跟我一起正在发愁发论文的好基友"　　有人则更加理性从容：　　"这无疑是替代一度有用无奈现如今被滥用的影响因子的最佳选择"　　当然不管面对多么严肃的事情，都始终少不了那些幽默派的身影。　　"嗯，这是我今晚的思想盛宴，你们要不要来一碗?"　　"什么?神圣的影响因子说被践踏就被践踏?　　3. SCI被卖第二天，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宣称放弃影响因子　　上周《昨日SCI被237.3亿抛售》在科研界的朋友圈阅读达到近60万。可见大家对这次事情的重视程度。墙倒众人推，SCI被卖第二天，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官网最新消息：ASM期刊总编和ASM领导层决定，以后将不在ASM期刊网站上公布影响因子(IFs)。　　全文及其译文如下　　Many scientists attempt to publish their work in a journal with the highest possible journal impact factor (IF). Despite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of the use of journal IFs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shed work, these numbers continue to be widely misused in publication, hiring, funding, and promotion decisions .　　很多科学家都尝试着将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具有高的影响影子的期刊上，尽管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估发表论文的重要性受到广泛的谴责，但影响因子仍被广泛滥用于出版、求职、项目申请和职务晋升等等各种科研环节.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with this approach. First of all, the journal IF is a journal-level metric, not an article-level metric, and its use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a single article is statistically flawed since citation distribution is skewed for all journals, with a very small number of articles driv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citations.　　影响因子这种方法有很多问题，首先，期刊的影响因子是期刊水平的度量标准，而不是一篇文章水平的度量标准，将其用于决定一篇文章的影响力是存在统计缺陷的。由于所有期刊的引文是不均匀的，可能少数的文章高引推高了杂志的影响因子。　　Furthermore, impact does not equal importance or advancement to the field, and the pursuit of a high IF, whether at the article or journal level, may misdirect research efforts away from more important priorities.　　此外不论文章还是杂志，影响力也不等于领域的重要性或前沿性，追求高影响因子会误导大众，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研究成果而不是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优先事项。　　The causes for the unhealthy obsession with IF are complex. High-IF journals limit the number of their publications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scarcity and generate the perception that exclusivity is a marker of quality.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high-IF publications has been detrimental for science.　　人们不理性的痴迷于影响因子的原因是复杂的。高影响因子的期刊限制了出版物的数量造成人为的稀缺性观念，通过限制发文量提高杂志的质量。不懈追求高影响因子科学出版物是有害的。　　This behavior is an example of the economic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which individuals engage in a behavior that benefits them individually at the expense of communal interests.　　这一行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公地悲剧”。个人总是自发参与到那些有利于自己但不利于社会大众的行为中去。　　Individual scientists receive disproportionate rewards for articles in high-IF journals, but science as a whole suffers from a distorted value system, delayed communication of results as authors shop for th"font-family: ' times new roman' "4. 墙倒众人推是商业炒作还是为了科研的未来，值得深思?　　《科学通报》主编、中科院院士高教授说：“这就是正常的商业运作，对国内科研现状不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Nature、Science借此机会炒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Nature、Science可能是想推出自己的评价体系，插足影响因子市场，才大唱高调打击影响因子。　　正所谓墙倒众人推，随着SCI被转手卖给新东家，新的科研评价体系纷纷趁此机会。期刊期望引文数(Journal Expected citations，标准化特征因子(Normalized Eigenfactor)，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Journal Impact Factor Percentile)，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JNCI)，等等，抢滩登陆，一场群雄混战势必将要到来，至于最后到底是谁定鼎中原，那就有待时间的检验和广大科研群众的选择了。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吴研究员说：汤森路透出售SCI等知识产权和科技业务，从本质上说是基于利润与市场的商业行为。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和汤森路透的金融、新闻业务相比，业务方向和利润贡献率均不理想。换句话说，汤森路透觉得这块业务不挣钱。当然，SCI等二次文献在中国的销售相当不错，但在国外却并不乐观 这与一次文献欧美占大头的销售的情况相左。如果未来中国对SCI的热情逐渐消退，这次35.5亿美元接手SCI等业务的Onex公司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公司，会不会难以出货呢?拭目以待。　　随着Nature、Science这些强有力的对手登台亮相，这次影响因子之战注定越来越好看。　　墙倒众人推是商业炒作还是为了科研的未来，值得深思?　　附录Nature和Science，发行百年来一直是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媒介　　Nature 杂志由英国Nature 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 , NPG) 出版发行,该集团是麦克米兰出版有限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 Ltd) 的科学出版机构,总部设在伦敦,另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特区、东京、巴黎、慕尼黑等地设有办事处,是一个全球性的出版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读者。NPG的品牌期刊是Nature 杂志,每周一期, 发行140 年来一直是科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之一。Nature还有8种姊妹月刊: Nature genetics(1992 年创刊) ,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原名为Nature Str

“目前存在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依我看，可能还有三张、四张乃至更多张。”前不久，在与全国人大科技进步法执法检查组座谈时，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直陈，这一现象长期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现行的考评机制。 　　“单一科研导向的评审机制使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争取科技项目、科技奖励、发表论文，只重视科技成果、论文等的产出，而不注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面向产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需求开展科研。”郭生练认为，目前的评价体系造成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甚至可以说是目前科研领域一些急功近利和科研不端行为滋生的“温床”。他开出的药方是，从国家层面协调有关部委出台推进科技人员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推进建立完善科技人员分类考核评价体系。 　　在湖北省进行科技进步法执法检查时，检查小组组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津培对此持不同看法。 　　2003年，科技部曾联合科技口几部委就如何改进科学技术评价体系专门发文，并研究制定了《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之后，科技部又连续组织了七八场面向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讲座，核心观点是推行分类考核，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产业化等不同类别的科技活动确定不同的评价目标、内容和标准，并明确界定评价工作有关各方的职责。程津培说，有的研究和成果转化需要埋头苦干很多年才能出成果，不能只以论文和专利数量做评价，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要看项目对推动科技自身发展和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和在国际上的地位等。 　　然而，让程津培感到遗憾的是，虽然社会上对改进科技评价的呼声很高，几部委也精心组织了高规格讲师团到全国各地宣讲《办法》，但参加培训的高校、科研院所似乎并不大“买账”，贯彻落实评价改革的积极性并不高。 　　“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国家对改革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并不存在政策、法规层面的障碍。”程津培认为，目前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偏差，很大程度上与基层政策落实不够有关。迄今为止，作为政策具体执行主体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对科技人员的评价主要采取职称评审制和业绩考核制，核心指标是论文、奖励和科研经费等，几年前即已倡导的分类考核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也认同评价体系的问题主要不在上层的说法。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现在的评价体系既不利于产生原始创新成果，又不能促进产业发展，为什么大学和研究院所领导还要坚持? 　　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将问题抛给了曾在武汉一所大学任职的副校长。该校长认为，按照现行考核办法，可能会因为低层次的重复研究造成科研经费浪费，但目前这种办法学校比较容易操作。他同时认为，坚持目前这一评价体系，并不是学校领导认识不到位，而是确实面临各方面的压力。这当中最让高校在乎的是以论文、奖励和科研经费为重要参数的高校排名。 　　丁仲礼听闻解释，做出了自己的理解：“高校、科研院所的领导、科研人员基本上不重视科研的实际价值，做研究是为了养家糊口、生存。”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湖北当地有关部门也表示，为切实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的问题，当地已在着手开展一些工作。 　　武汉市市长阮成发介绍，武汉市目前正在进行有关试点的前期工作，包括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研发人员绩效评价制度的改革试点，引导高校和研发机构在现有职称评定、岗位聘用、科技成果评审体系中，增加专利、技术转让、成果产业化等职称评定要素的分量，或设立推广型技术职称系列，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湖北省单一的评审机制正在被打破，对技术成果的评价将以股权激励的方式体现。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中提及了几个70%政策：主要利用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学技术项目所形成的职务科学技术成果，以技术转让方式将职务科学技术成果提供给他人实施的，最高可以提取技术转让所得净收入的70%，用于一次性奖励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以股份制形式实施转化的，最高可以将成果形成股权的70%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鼓励成果完成人在本省转化成果，并最高可以享有成果在企业中所形成股权的70%。

科研评估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中已经变得日臻重要。然而，对于仍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科研评估而言，还有一条长路要走。 7月25日，来自英国Technopolis科技与创新咨询评估机构的专家Erik Arnold，为中国的科研评估人员上了一课。 一次适时的合作 科研评估的重要动因就是独立地考察、衡量一个研发项目或计划的进展情况，提出工作的缺陷所在，并由此积累经验、教训，学到知识，为今后的项目实施以及制定新政策、新计划提供反馈意见。科研评估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 在这种背景下，15年前，中国科技部在国务院各部门中率先将评估机制引入部门管理，中国科技评估的第一个实践者——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NCSTE）也应运而生。现在，它仍是中国政府机构中唯一一家专门从事科技评估的团体。科技评估中心主任张晓原说：“尽管15年来，中国科技评估事业和科技评估中心的业务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科技评估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有强烈的意愿与国外的同行进行交流、合作。” 终于，经多方协调，科技评估中心与英国相关机构正式开展了“中英科技评估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宗旨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充分理解双方各自的评估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完善中国的科技评估体系建设和科技计划评估，以便更好地促进日后的科技合作和交流。 今年6月，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已经派出5人专家组，先后访问了英国议会特选委员会、创新大学与技能部、英国研究理事会、英国皇家学会和Technopolis评估机构等9个单位，了解了英国科技评估管理机制和组织模式，以及R&D评估的最新理论方法。 7月21日，英方派出高级科技评估专家Erik Arnold来华一周，回访了中国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并于25日在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进行了科研评估案例、经验介绍和讨论。 听课的科研评估中心国际合作处副研究员杨云说：“收获太大了。”这也是记者当天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慎用论文作指标 Arnold当天的授课内容主要是Technopolis曾经进行的两个评估案例，一个是瑞典的KTS计划评估，另一个是挪威研究理事会（RCN）的机构评估。前者主要针对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后者则更多地考察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对中国的现实有所启发。 比如，与国内动辄就用专利数、论文数等所谓的客观数据来说明计划的成效相比，KTS计划评估中二者都没有用。Arnold表示：“这涉及到指标选取的问题。指标要能够真正反映状况。如果你要考察知识向产业的转移，它与发表的论文数量没有任何关系，这时如果选择论文作为指标，那就不能说明问题。而如果是要说明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那么发表了多少篇博士论文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Arnold说：“关于如何选取指标，大家一直争论不休。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和人员都会抱怨评估中过分看重论文数量，但实际上，评估人员要找到恰当的指标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在考察一个研究机构或个体的绩效时，论文发表的数量到底能不能说明问题，要看问题是什么，要看论文能否反映你想说明的东西。” 对于论文数量在大学中被普遍用于职称评定、教授晋升，Arnold表示，这会让人感到很不愉快，会有人抱怨。他说：“德国的大学教授很多在博士毕业后搞三五年研究，然后进入产业界打拼一二十年，这时候大学如果光用论文数量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这群人就会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产业界工作多年，并没有精力去发表足够多的论文。事实上，这对大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这些人可以带来实际的业界情况和经验，能够让大学知道产业界需要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大学在选取聘用员工的指标时，不要只考虑论文数量，尽可能避免我提到的问题。” 评估界带来的创新信号 实际上，除了身为科研评估专家，Arnold还是一位科技创新政策专家。他认为，由于计划是机构制订的，对一个机构的评估会改变和引导它整个做项目的方式，所以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科技评估并不仅仅是展示评估技能、评估技术，我们希望能由此更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并产生知识来指导政府利用该体系推动创新、管理创新”。 据Arnold介绍，他印象最深的科技创新项目是一些北欧国家的产学研结合项目，它们的成功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在计划设计之初就让所有利益相关方一起参与。他说，如果只是让科研人员进行计划设计，他们往往会关注基础性研究，而不考虑如何与产业界结合；反之，产业界单方设计出的计划往往更关注短期产出。而成功的R&D计划应该结合研究和产业优势，即业界告诉研究者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研究者告诉业界有哪些有意思的方式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难题。 在挪威研究理事会的机构评估中，Arnold等人发现，虽然理事会的成立将此前分裂的科研和创新放到了一起，但其下的16个部委并没有改变其行事方式。它们仍然会非常详细地告诉科研机构应该作什么样的研究。这种条块化的资金提供和开展研究的做法，阻碍了科研创新进一步自由开展的权利。因此，他们建议在如此复杂的体系下，各部门不应再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事无巨细地告诉下面的研究机构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放手让科研机构自己解决问题。 Arnold表示，知识创新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要让国家创新体系发挥作用，不光创新体系内部的各个部分要良好运作，各部分之间还应该有非常好的关联。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知识的形成、创造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依赖学术的背景下，以保守的组织形式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各个学科之间彼此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学科内部有着非常严格的控制。现如今，知识的创造渐渐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模式——知识形成以应用为背景，打破了单个学科领域的界限，并拥有动态化的组织管理形式。 与此相对应，科研评估也需要新的方式。Arnold说：“尽管人们要尊重作为专业领域科学发展推动力的同行评审制度，但单以创新本身蕴涵的技术含量来评估研发质量，已经不能完全切合社会需要。过去几十年中，以社会影响作为标准的创新评估方式发展迅速。在评估实践中，如果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结果。”

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自2012年推出谷歌学术计量(GoogleScholar Metrics， GSM)评价系统以来，每年都发布谷歌学术指数的报告。2016年的GSM报告于7月15日发布。笔者在去年分析的基础上继续对2016版GSM报告中各出版物的学术指数进行分析点评。　　一、2016版谷歌学术计量报告介绍　　该报告所收录的出版物需要满足如下标准，即：2011-2015年5年内发表至少100篇文章并且至少有一个引用。该报告给出每一出版物3方面的数据：h5指数(h5-index)、h5核心(h5-core)和h5中值(h5-median)。这里提及的“出版物“不单单包括期刊，还包括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学科内的会议论文集以及论文预印本电子数据库，这一点与ScienceCitation Index (SCI)评价体系中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只收录期刊不同。　　2016版GSM报告中对7398份出版物进行了引用分析，其中有1665份出版物(22.5%)至少在两类不同领域排名中重复出现，因此该报告中实际上只分析了5734份出版物。与2015年报告中提供了9种不同语言(英语、中文、葡萄牙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荷兰语)出版物的前100名的信息相比，今年的报告中提供了12种(英语、中文、葡萄牙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日语、韩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印度尼西亚语)不同语言出版物的前100名的信息，其中俄语、韩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印度尼西亚语这五种是新增的，不过没有了意大利语和荷兰语两种语言方面的出版物信息。　　该报告对八大领域的262类学科出版物进行引用排名分析，其中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中的Corrosion学科内的出版物没有被收录在内。新版本中去掉了较多的“WorkingPapers和Discussion Papers”系列，比如在去年Top100的CEPRDiscussion Papers在新的版本中就找不到。　　二、英文出版物Top20分析　　今年Top20出版物包含19份期刊和1个论文预印本电子数据库。与去年相比，今年仍然有19份出版物是排在Top20之中。唯一的“黑马”期刊Energy& Environmental Science从去年的34名挤进Top20的第17位，其h5指数从去年的141上升到几年的184，增加了43(图1)。　　排在前五名的期刊包括了CNS、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以及柳叶刀杂志。这五份期刊排名依次为Nature、New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Science、Lancet和Cell，与去年排名相比没有变化，它们的h5指数分别是379、342、312、259、224(图1)。　　排名第20位的是论文预印本电子数据库(arXivCosmology and Extragalactic Astrophysics (astro-ph.CO))，h5指数是176，比去年增加了10，但是排名位次没有变化。　　其余13份期刊分别为ChemicalSociety reviews、Journal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Proceedings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AdvancedMaterials、Angewandte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Journalof Clinical Oncology、PhysicalReview Letters、ChemicalReviews、Nano Letters、JAMA、NucleicAcids Research、ACSNano、Nature Genetics，分别排名为6-16和18-19 其中排名上升最大的是Angewandte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上升了7位，其h5指数为198，比去年增加了17 而h5指数增加最多的期刊是ChemicalSociety reviews，从去年的194增加到今年的224，排名从去年的第10位升到今年的第6位(图1)。图1.2016版GSM报告中英文出版物Top20的H5指数　　三、中文出版物Top20分析　　中文Top20中的20份出版物都是期刊。与去年相比，今年Top20中有18份期刊也在去年的Top20中、且排名浮动不大 其中h5指数降低的期刊有13份，降低最多的是排在第1和6位的《经济研究》和《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分别从去年的57和46降到今年的49和38。两份新冲进Top20的期刊是《护士进修杂志》和《计算机学报》，分别从去年排名第27位和24位上升到今年的第16和18位，它们今年的h5指数分别为33和31。排在去年Top20第18位的《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排在今年的第25位，其h5指数从去年33降到今年的29。另一份被挤出Top20的期刊是《地球与环境》，去年排在第20位。今年甚至没有排到Top100之中，但是还是能查到它的h5指数，为37。若按其h5的数值应该排在中文期刊的前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收录到Top100之中，到底是谷歌学术的错误、还是该杂志没有满足五年内发表100篇文章的要求?原因未知。　　图2.2016版GSM报告中中文出版物Top20的H5指数　　四、谷歌学术计量报告亟待改进之处　　在SCI评价体系被众人诟病的今天，GSM体系的出现必然有其合理性。其优点包括免费查询、有对出多种语言出版物的评估、不受单篇或少数论文超高引用的影响、及数据库收入范围广等。但作为新生事物，GSM报告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　　1、不够透明：该报告没有提供谷歌学术旗下的出版物的总数、主办国家及语言。　　2、数据不够完整、全面：　　1)GSM没有给出每一收录出版物的论文发表总数以及过去五年内的论文发表数 　　2)谷歌学术应该不单单是给出h5论文的引用信息，而是给出每一收录出版物的所有论文引用信息　　3)谷歌学术没有给出所收录的会议及电子数据库的列表。　　3、分类标准不明确：未能给出GSM对领域及学科的分类标准。　　4、没有向公众公开过去几年GSM报告(2007-2011,2008-2012, 2009-2013, 2010-2014)。笔者个人认为并非谷歌学术不想公开，而是技术和费用的要求都比较高，毕竟有那么多出版物及文章 且GSM报告还未商业化，不知谷歌是否打算投钱在这上面。　　5、目前没有提供“语言”、“国家”及“学科”作为关键词来对数据库进行搜索的功能。　　6、有查询限制。目前谷歌学术只允许查询不同语言的Top100出版物信息和每一学科的Top20。如果要放开所有出版物和学科查询限制，那么，同样需要强大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综上，GSM指标的出现，为科研界提供了除影响因子外的另一个期刊或出版物影响力评价的参考。有的杂志甚至已经把谷歌学术指标与SCI影响因子一起放到自己的官网。但与有强大技术和财力支持、且商业化的JCR相比，GSM指标目前远未成熟，只能作为参考。　　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多彩的，笔者十分期待GSM指标能够进一步完善，也期待有其它更客观、更实用的期刊或出版物评价体系出现。

2020年，中医药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性。位于北京良乡大学城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中医老四校”之一，自1956年建校以来，为我国的中医行业人才培养和中医药研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近日，仪器信息网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并采访了北京中医药研究院细胞分子生物学平台仪器管理人王铁山。王铁山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细胞分子生物学平台负责人公共实验平台管理方式多为“通管通用” 北京中医药研究院前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级科研平台，设立初衷是举全校之力为经费不足的老师们提供专业科研仪器，最初该平台大部分仪器均是大型高值类设备，甚至很多设备在全校是唯一性的。后来为了让平台发挥更大作用，学校将其“升级”为北京中医药研究院。目前北京中医药研究院主要有两个职能，一是仍作为校级科研服务平台为师生提供科研测试服务，二是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新药研发高地研发和创制中药新药。王铁山负责的细胞分子生物学平台是北京中医药研究院5大科研平台之一，位于良乡校区科研综合楼四层，包括流式细胞室、细胞间等多个特定功能实验室。走进平台，各实验室均整齐有序地排列着用于分子生物学实验和细胞实验的仪器。谈到仪器设备的统筹管理，王铁山颇具心得。他介绍了大型实验平台主要的几种管理方式，包括专管专用，专管通用，通管通用。专管专用适用于独立课题组实验室，仪器供组内使用，通常是独立团队有特别擅长的领域，从事某一细分领域的研究，使用和管理其擅长领域的相关仪器，更容易发挥出这些专业仪器的价值；专管通用是指仪器由某一课题组专人负责，共多方使用；通管通用，通常由学校或者学校成立公共实验平台，由隶属于公共实验平台的专职管理人员进行测试服务，服务于全校或者全院，通常高值型仪器，包括高值通用和高值专用类设备，大多时候以高值通用为主。高值专用的设备主要是一些重要但相对冷门的仪器和技术，需要整个学校的需求来让其充分运转，避免因长期不用而造成的损坏。对于实验平台的分级管理，王铁山认为将仪器按高值、低值、专用和通用分成四类，将平台分成校级、院级和团队三级。校级平台应以高值通用为主，高值专用为辅，适当购买必须的低值设备。院级平台则应以具有学院特色的专用类设备为主，根据学院需求适当购买通用设备。这两类平台都更适合于专管通用或者通管通用。团队平台则以自己团队优势的专用的高低值仪器为主，适当购买团队使用率高的通用设备。团队平台都是专管专用，这样管理方便且高效。北京中医药研究院的细胞分子生物学平台的管理方式属于通管通用，王铁山介绍了该平台具体仪器使用原则：“我们这边的仪器分成4类，第一类是实验室常规设备，经培训后学生自己独立操作使用的，会开放晚上和周末的使用权限，负责人不在的情况下学生也可以用，出现问题由仪器负责人解决，如电泳仪、全波长酶标仪等；第二类仪器是有一定安全风险的设备，只有负责人在时学生可以使用，周末和晚上不开放权限，如高压蒸汽灭菌锅、超速离心机等；第三类是操作难度较高，需要较长时间和经验的仪器设备，这类设备以助研操作为主，负责人操作为辅，基本不让学生使用，如常规流式细胞仪，高内涵显微镜等；第四类仪器设备的价值较高，操作较为复杂，主要平台负责人使用，如流式细胞分选仪，多色流式细胞分析仪等。”酶标仪等多种检测仪器的基础均为光学检测手段与西药研究过程相反，中药的研究通常先进行小动物实验，之后是切片组织形态、机能研究，再到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王铁山介绍道，“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中药研发中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从更基础、更清楚的层次阐明药效的物质基础和作用，二是在明确物质基础和作用的前提下，争取获得一类新药，即化药。相对于成分单一稳定的化药，中成药品间控制是个很大的问题。细胞生物学在中药品控过程中作用是验明药效，但由于成本问题，主要用于科研过程中，很难商业化。”在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中，酶标仪、流式细胞仪、显微成像系统等仪器发挥着重要作用，王铁山按照自己的体系阐述了他对这些仪器应用上的理解：“其实80%以上仪器的基础都是光学检测手段，包括吸光、荧光和化学发光。以酶标仪为例，按照功能分类，酶标仪包括光吸收酶标仪、荧光酶标仪、化学发光酶标仪和多功能酶标仪等多个种类，包括了所有的光学检测手段。检测前，首先要明确所需结果是分子平均值水平的，还是细胞独立水平的。流式细胞仪和酶标仪两者基本原理一样，都是以荧光为背景的，但流式细胞仪是把每一个细胞当成单独的个体来检测，而酶标仪检测结果是孔的平均值，所有以孔为单位检测需要样本平均值的实验，都可用酶标仪来做；分光光度计是光学检测仪器的‘祖先’，酶标仪和分光光度计的原理也相同，但酶标仪可以满足高通量的检测需求。此外，它们还有一个‘近亲’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有可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的样本，用酶标仪也都能做，只是酶标仪需要手动加样制样，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自动完成。”对于细胞和分子生物学中广泛使用的酶标仪，王铁山也谈到了个人的使用感受。“这些年酶标仪行业的发展很快，有很多新的品牌的诞生，并且在吸光酶标仪这个领域做的很好，但是在多功能酶标仪这个领域，还是几个老品牌独领风骚，比如美谷生物。尤其是在多模块的多功能酶标仪方面，美谷生物基本上是独占鳌头”。MD SpectraMax ® i3x 多功能酶标仪（点击查看产品详情）中医药的发展重点在于临床评价体系近年来，国家对中医药的发展给予了更大的投入和支持。虽然不是所谓“科研口”人员，但长期进行中药研究相关的工作，王铁山对于中医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对于中医和中药而言，当务之急不是明确疗效的机制，而是发展完善中医的临床评价体系。目前评价药物有效与否的临床实验的金标准是RCT（临床对照实验）体系，但中医药在这一方面一直做的不好。一方面，有些中药确实比较难用现有的RCT体系完成，另一方面，实践中经常出现懂RCT的不懂中医，懂中医的不懂RCT的“单盲”，所以现在急需懂临床设计又懂中医的复合型人才。比如用于新冠肺炎治疗的‘三方三药’在新冠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缺少RCT实验的证据，其全球推广使用时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建立符合RCT的中医的临床评价体系，培养中医临床实验人才，才真正有助于中医药的发展和走向世界。”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医药的论文评价中。由于成分不明，药效评价难以通过等问题，中药的新药研发过程很难发表高影响因子的SCI论文。王铁山认为：“应该建立适合中医药研究的论文评价体系，像SCI一样严格的、但不完全依赖于西方的评价标准，这点对于中医药更好的发展十分重要。”后记：王铁山是一位90后科研平台管理人员，对于仪器管理使用和中药研究，有着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谈到所负责的仪器，他可以滔滔不绝，甚至对于细胞生物学的发展、显微成像的发展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谈到中医药发展，他也津津乐道，虽然一再谦虚地表示自己的观点不够专业，仍能看出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始终在积极主动地思考。受访人简介：王铁山，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现任职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负责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科研平台的细胞分子生物学平台，直接负责流式细胞仪，流式细胞分选仪，高内涵显微镜，SPR分子相互作用分析系统等设备。对流式和显微镜类设备的原理和应用有自己的见解，熟悉二代测序及单细胞测序和空间转录组测序的原理及应用，有着较为丰富的相关实验方案设计的经验。擅长十色以上流式的实验方案设计，包括颜色搭配、组别设置、电压补偿调节和结果分析；擅长高活性无菌流式分选如稳定转染株单细胞克隆筛选和基于96孔板的单细胞测序；擅长高活性多色原代细胞分选如10X和BD单细胞测序的流式前处理；擅长SPR的分析和对相互作用分子的垂钓；擅长超长时程活细胞成像系统的实验及相关方案设计。

摘 要为促进国产仪器的推广，鼓励企业迈向高端制造。东西分析就AA-705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积极参与了第三期“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市场化推广研究与实践”活动。经过近半年的实验，验评工作已全部完成，为了向专家汇报验评结果，形成验评意见，2017年11月23日在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102会议室召开了课题结题研讨会。详 细 内 容参加此次会议共有：邓勃、尹洧、何洪巨、王崇臣业界专家，北京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刘鑫、刘萤二位博士，北京市农业环境监测站张国光老师、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代表及验评企业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代表等近二十人。会议现场会议由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刘鑫博士主持，首先由核心实验室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刘萤博士介绍验评情况，并对三家实验室就AA-705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稳定性、检出限、重复性、线性误差、背景校正能力、仪器最小分辨率等基本性能指标和检出限、期间重复性和长期稳定性、准确度等应用性能指标等验评结果进行了汇报总结。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东西分析AA-705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仪器性能能够满足且优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验证规范”标准。在听取实验室验评结果报告之后，专家组成员就仪器的验评标准、实验数据的选择、分辨率、石墨管的寿命、前处理的方法、软件系统、客户需求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提问，东西分析研发部邹飞青工程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经过多番讨论，验评专家组在认同验评实验室结论的基础上，并指出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AA-705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仪器性能优良，适用于食品、环境、农业等多个行业的应用。至此，结题讨论会圆满结束，国产仪器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东西分析会一如既往继续前行！附：实验验评过程关于我们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拥有二十多年的分析仪器研发、制造、服务的历史，系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分析仪器制造行业国际化企业。在行业内率先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多个产品取得欧盟CE认证，系中华预防医学会卫检专用委员会产品信得过单位。“完美分析，辉映东西”。公司以科研技术实力为后盾，以质量管理为保证，以完善的售后服务为支撑，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分析仪器产品。

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海科中心）是国产仪器设备验评领域的先行者。自2013年起，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海科中心持续开展“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服务”科学研究工作，建立了科学、权威的验证评价体系。2021年海科中心以此科研成果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仪器设备验评与认证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平台的成立既是一项“破冰之旅”，也为海科中心开展市场化仪器验评提供了“水滴石穿”的动力。平台集优秀验评团队、科学验评体系、真实验评数据、丰富验评经验于一体，旨在甄选优秀仪器、发布真实数据、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用户认可，为海关系统筛选优秀国产设备，努力实现“用自己的设备、建自己的标准、守自己的国门”。持续发展、多方认可9年来，平台对来自39家仪器企业的51台套国产仪器设备进行了验证评价，并与北京市科委科学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在国内顶级仪器展会上共同举办了7期“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推介会”，建立的验评体系和累积的验证数据得到了来自北京市政府、市科委、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和各国产仪器企业的认可、好评和支持。平台同时与多个部委、多家知名高校的权威实验室建立了涵盖食品、药品、环境、疾控、科研等多领域的50多家高水平实验室的验评合作机制，可满足前处理设备、实验室检测设备、现场便携设备、快检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试剂耗材等领域的权威验评与科学认证。验评筛选、保障通关平台自2021年10月起承担卫生司《新冠病毒口岸快速检测技术研究》，通过召开线上专家会和线下实际验证的方式，对14家检测设备生产企业和3家采样设备研制企业的方案进行了评价和验证。筛选推荐包括卡尤迪、中科生仪、优思达和江苏奇天在内的4套快检技术。平台将继续努力推进仪器验评技术在海关系统内的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建立科学、权威的海关仪器验评体系和技术平台，服务“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理念，为海关系统筛选和研发性能优秀、自主可控的国产高端仪器设备。不畏困难、探真求实平台对中国工程院《紧急启动将臭氧消毒列入新冠肺炎疫情消毒技术指南目录的建议》来函中提到的高浓度臭氧消毒技术，启动了实地验证试验工作。为了测试海关口岸真实环境下的消毒效果，海科中心验评团队于2022年1月严冬季节，远赴新疆，在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的喀什综保区开展现场消毒效果实地调研和现场验评，并形成《喀什综合保税区验证消杀线项目消毒试验报告》。此次验评工作，为我国高寒、高海拔地区陆路口岸集装箱入境消毒技术研究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科技转化、服务市场平台自成立以来，与十余家国产仪器企业签订了验评技术合同，为参评仪器 “量身定做”了个性化验评方案，通过科学设计、精准试验、高效验证，提高了国产仪器的研发能力、促进了国产仪器的质量升级、推动了国产仪器市场占有率，带动了整个国产仪器行业的良性发展。验评成果也为政府部门制定发展规划、检测机构采购国产仪器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势如破竹、全面启动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仪器设备验评与认证服务平台实现了从“试点项目”到“培育项目”的发展壮大，从“研究实践”到“市场推广”的稳步推进。从“水滴石穿”到“势如破竹”，海科中心的仪器验评与认证平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重要指示。海科人信念不改、初心如磐，必将实现“用自己的设备、建自己的标准、守自己的国门”。

近期，《自然》及旗下44个子刊的主编和资深编辑将齐聚上海，出席首次在中国举办的自然科研全球峰会。据介绍，此次峰会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举办地，是因为《自然》全球编辑团队希望增加对中国科研人员的了解与互动。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科研界的领先者之一，科研数量与质量都有突出的表现。过去20年，我国科研人员在《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有显著增加。1997年，中国作者发表在《自然》上的原创研究论文仅占0.3%，到2015年已升至7.9%。同期，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数量也由0.3%大幅提升至11.9%。　　借此之际，《中国科学报》记者对来自《自然》编辑团队的4位主编进行了专访。话题涉及他们对优秀成果的评判标准、对科研评价体系的看法、对中国科研发展现状的评价以及相关学科未来前沿热点等。　　Karl Ziemelis　　“编辑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惊喜不断，而且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从话语中可见Karl Ziemelis对当前工作的热爱。Ziemelis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从1992年至今在自然科研期刊任职，现为《自然》物理学领域的主编。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可以让人置身于无比广阔且不断变化的科学领域，有机会分享新发现和新发展带来的兴奋，并在将它们传播给更广泛受众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自然》青睐的文章，他表示，他们试图选择那些会“带来重要影响”的论文。这意味着论文解答了(或十分有助于解答)所在领域的某一重大问题，也可以意味着其研究成果具有直接、重大的技术或社会影响，或者其发现明显有望开辟新的、重要的研究方向。“创造性是多数科研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我们选择发表论文的主要原因，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运用这种创造性能够实现什么。”Ziemelis说。　　在他看来，《自然》为学术界的读者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包括跨越各种学科的一些最激动人心、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尽管如此，他表示在编辑生涯中也会碰到一些学术造假现象。“例如对研究成果的不实陈述，甚至是明目张胆的编造。”Ziemelis说。随着日益强调数据公开、可重复性和报告标准化，这种情况会加以改善，让任何学术造假行为越来越难以藏身。“人们不可忘记，科学的要素之一是信任。如果这份信任因为科学家中的少数‘害群之马’而丧失，那将非常遗憾。”　　拜访实验室和研究者是Ziemelis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他所在团队拜访了不少中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在物理学领域，中国正取得一些非常了不起的科学成果。今年我的团队已经发了好几篇来自中国的优秀论文。”他举例其中包括3月发表的张杨等人的《分子间相干偶极耦合的实空间直接观察》，李本纲等人的《中国排放对全球气候强迫的贡献》等。　　“一般而言，科学之美，尤其是物理之美，在于其并非静止不动。科学景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新的领域不断开启，新的发现不断涌现，这要求我们对长久以来曾被视为神圣而不可违的想法和概念进行重要的再思考。”Ziemelis说。就当下而言，他十分兴奋于近期引力波探测展现的研究前景以及“新视野号”探测器飞越冥王星发回的令人着迷的发现。　　他认为，未来五年中，行星科学领域或会有重大发展。“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对太阳系行星的认识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外行星领域(绕其它恒星运行的行星体)，未来几年我们应将可以看到更多谜底解开：它们的大气层有什么组成?它们表面能否存在液态水?外星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Andrea Taroni　　“在投身科研之前，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和摇滚明星，当我意识到科研是一项超越所有其他人类互动限制的国际性事业时，我才真正投身其中。”Andrea Taroni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物理系，主要研究领域是统计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曾先后担任《自然—通讯》《自然—材料》编辑，现为《自然—物理》主编。“其实身为编辑，最好的事情是与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经常保持联系，尤其是当你发现一群自己从未听过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卓越的研究工作。”　　“我们会着重访问科研投入呈上升趋势的国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关注中国等国家的科研发展情况，尤其是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得越来越好。”Taroni举例说，中国的材料学有着为人称道的悠久传统，该领域开展的一些研究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的材料科学家也堪称世界一流。诸如“熊猫计划”(Panda X暗物质探测计划)等较大型合作项目也十分引人瞩目。“中国物理学有很强的实力。”他补充说。　　现在物理学从空间物理到粒子物理有很多火热的前沿热点，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引力波发现之后让人感觉引力波天文学的时代即将开启。对暗物质的探测则依然是一项持续的挑战。但我认为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将继续是培育具有深远技术影响力的深层科学发现的沃土。”Taroni认为，当前最令人兴奋的是大步向前迈进的量子材料领域。　　此外，他表示，当前单以论文在何处发表来评价科学家是一个普遍问题，《自然》已明确表示这不是一种好的做法。“重要的是看科学家对每项研究的贡献，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更长一段时间的科研表现。一个健康的评价系统应当考虑单个科学家在科研上所投入的时间长短及其整体科研工作。”Taroni说，其他的才能如教学成绩及科普活动也应考虑在内。Francesca Cesari　　2007年阅读《自然》时，Francesca Cesari偶然看到NatureJobs上招聘《自然》干细胞方向代理编辑的广告。“我希望试一试，结果面试结束后我想‘哇，这就是我想做的’。” 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忆说。Cesari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自然》生物科学主编。她表示，发现那些“发光的金子”并帮助它们发表是编辑的主要任务之一。　　Cesari曾拜访过一些中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她表示这些访问给她提供了机会与研究者见面，更详细地了解新兴研究，进一步理解中国科研人员面临的挑战。“中国科研尤其令我感到振奋，因为它雄心勃勃并有规模地对生物学众多领域的大量重要问题展开研究，这对促进科学认知和科学整体发展都有重要的贡献。”她说。　　Cesari表示，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中的应用带来了许多重大发现，临床和转化研究也促使产生重要的新发现，比如对微生物组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产生的新认识。关于未来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她认为跨学科领域将大有作为，它们将引导科学向许多精彩的新方向。　　对于将发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衡量科研成果价值的因素，Cesari表示，《自然》旨在通过快速发表各学科的重大科研进展来服务科学家，不会受到影响因子的驱使。“我们不会基于可能的引用量来选择论文，即使我们想这么做，也无法预测到引用量。”她说，“我们总是热衷并专注发现那些对科研界普遍具有吸引力的非凡科学成果。”　　她表示，虽然评价体系各有不同，但评价科研人员应当根据其科研工作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基于论文发表在何处。“我们发表的所有研究都提供了一系列文章层面的衡量标准，包括不同来源的引用信息、网页访问量及非传统的衡量标准，希望能对此有所帮助。”她说，此外科研人员为科研界所做的大量贡献如教学、评审及科普工作等也非常重要，应当在评估中予以考虑。 Stuart Cantrill　　“一些研究者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拒稿，难得才有一篇论文成为‘漏网之鱼’被发表，但我们其实对发表的许多优秀论文都非常兴奋，论文最终见刊时，我们和作者一样高兴。”《自然—化学》主编Stuart Cantrill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研究领域是超分子化学、有机化学和互锁分子，从2006年开始在自然科研期刊任职，曾担任《自然—纳米技术》高级编辑。　　他表示，《自然—化学》所寻找的文章需要能带来新的、根本性的真知灼见或实践机会，是整个化学界所广泛感兴趣的、有实际用途的。“我对基础化学最有兴趣。但目前这个领域很难看到重大的进展(或许100年来都没什么进展)，但新的或是不常见的分子拓扑构形、分子键和分子结构就是让我振奋的东西。如果这些新发现正好有用，那很好，但有用不应该是研究的驱动力。”Cantrill说，“就个人而言，我喜欢的论文不一定非要抱着实践应用的目的，而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一些化学基本原理的根本性理解，比如结构和化学键等。”　　他表示，该刊对跨学科研究感兴趣，但关注点还是要回到化学本身：即该研究的化学部分是否新颖、重要和有趣。重大进展往往来自创新，而非优化。真正有创造性的研究需要科学家去挑战成规，提出既与众不同又启发他人的想法。　　此次中国之行，Cantrill受邀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访问并作了化学研究讲座。他对中国化学研究的印象是既有强项，也有不足。中国在材料化学和纳米技术方面的科研实力尤其强大，特别是在应用领域。他认为，中国化学科研产出质量明显处于上升轨道，取得重大科学突破潜力巨大。“现在中国当然有非常有影响力的化学家，但预计未来十年还会有更多。”　　“化学支撑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有可能在化学中找到答案。化学通常不会突飞猛进，但自18、19世纪从炼金术的阴影中走出后，就一直在稳步前进。”Cantrill说，“关于化学，有很多东西尚待发现，许多重要进展尚待实现。我希望这个学科在基础和应用两方面都继续前进。”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日前，中科院党组发布《贯彻落实& lt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gt 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就构建责任体系、强化流程管理、教育先行、严肃查处科研不端行为等作出具体安排。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中科院党组强调，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中科院科研诚信建设工作要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为目标，以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为重点，以健全完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为保障，坚持教育、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科研诚信建设新格局。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一是厘清责任，构建责任体系。《办法》确立了院、分院、院属单位三级科研诚信管理体系。全院科研诚信建设的责任主体是院科研道德委员会，院机关有关部门是分管学科领域和科研计划等科研活动诚信建设的责任主体；各分院是统筹协调本地区院属单位科研诚信建设的责任主体，成立分院科研道德建设督导委员会；院属各单位是本单位科研诚信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将科研诚信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中科院学部要强化对院士的科研诚信要求和监督管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二是狠抓细节，强化流程管理。《办法》要求在全院建立和完善科研诚信承诺制，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在各类科技协议中增加和完善科研诚信条款。同时，完善在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中的科研诚信审核程序。对有不良诚信记录者依规进行限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责任者实行“一票否决”。《办法》还提出试行项目、成果评审专家的“诚信档案”、强化科研原始记录、健全学术期刊管理和预警制度等。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三是教育先行，融入关键节点。《办法》要求各单位充分运用传统媒体阵地、积极拓展新媒体渠道，加强科研诚信宣传，及时曝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典型案例。同时，要对科研项目人员开展针对性的科研诚信教育。院属各单位要将科研诚信教育纳入继续教育计划。院属高校应将科研诚信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四是严肃查处，紧扣学术监督。《办法》要求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进一步完善调查处理办法，落实科研不端案件调查责任制。坚持学术、行政两条线，注重发挥专家、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同时强调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学术处理要遵循客观公正、专业审慎、程序透明、集体决定的原则，区分学术处理措施和其他措施。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五是共同发力，培育诚信氛围。《办法》要求各级责任主体主动担责，共同发力，培育科研诚信氛围。全院将推进诚信信息系统的检测和评估，同时要求畅通监督渠道，主动开展调查并公布处理结果。此外，《办法》还提出要同国际组织和机构保持互动，开展科研诚信领域的合作。 /p p br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left " / /p

作为我国科技“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将加快推进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摒弃数量评价和单纯的论文导向，建立重大成果产出导向的评价体系。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1月21日在中科院年度工作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说，重大成果产出导向评价的核心是引导和激励各创新主体和广大科技人员，重点突破前沿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及战略高技术问题，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白春礼介绍，“重大成果”包括三种：一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新方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产生重大社会经济效益，提出有重大影响的咨询建议等 二是在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方面取得重大成效 三是在促进科教融合等体制机制方面有重大创新。 　　据悉，中科院率先在研究所开展了改革试点，选择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4个单位，邀请国内外35位专家对其进行评估，其中来自美、英等8个国家的国际专家占57%。评估中突出重大成果产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的评价导向，发挥第三方专家的作用，听取独立、客观的意见。 　　中科院还提出研究所要改革内部评价，改变简单以项目、经费、论文数量为导向的评价考核，突出能力、水平和贡献，在项目、团队和人才评价上建立外部评价的制度。 　　2013年中科院还将对科技项目的评价进行改革，引入产业界、社会高水平专家和国际同行专家，建立独立第三方评估制度。(原标题：中科院加快推进科技评价改革：摒弃论文数量，更重成果产出)

3月28日，北京市科委组织召开“国产科学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服务”媒体推介会。通过开展验评工作，不少优秀国产科学仪器得到社会认可，有力提升了国产仪器的研发及产业化。　　据了解，验评服务是北京市科委开展的一项瞄准仪器仪表行业最尖端的科学仪器领域，填补仪器权威验评领域空白、助力国产科学仪器发展的重要工作。2012年起，北京市科委开展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科学仪器开发培育项目，促进仪器设备和装备等科研成果产业化，促进国产仪器壮大。自2013年起，共支持了四期合计34家国产仪器厂商的35个产品参与验评工作，调动了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内68个实验室开展服务。截止到2016年底，政府共投入财政经费1000万元，仪器企业投入资金和设备1500余万元，检测机构调动价值1亿元的仪器设备，累计工时18000小时。　　北京市科委条财处处长陈云波表示，验评项目选择有技术竞争力和市场前景好的国产仪器进行验评，优先在分析仪器、物理性能测试仪器、计量仪器、电子测量仪器等4个领域在基础性能指标、特征性指标、仪器操作特点、软件控制系统、后期服务等方面进行验证和评价，其中部分仪器与进口仪器做功能和性能比对评价，力争先在基础好的领域中推出一批可替代进口打破垄断的优秀的国产科学仪器。　　长期以来，国产仪器相比进口产品在市场竞争上处于劣势。与会仪器仪表企业纷纷表示，近十年来，国产仪器取得质的飞跃，完全可以替代进口设备，但很多用户还停留在老观念，导致国产仪器推广困难。而此次验评工作为企业提供了展示自己实力的平台，验评报告客观、公正、权威、全面，充分证明了国产不是落后的代名词，评价活动为企业制定标准、提高产品设计质量，扭转对国产仪器的偏见起到了促进作用，取得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虽然政府投入只有1000余万元，但带来的市场回报却实现大突破。例如，2013年验评项目中，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流动注射仪在2015年的销售额是前四年的总和 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液相原子荧光光谱仪在2016年的销量比2015年提升300%。　　据验评服务承担单位介绍，验评工作以标准化方式规范国产科学仪器验评服务，建立RB标准《国产检测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指南》，该标准是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指导每次验评工作都能够以统一的标准对各类国产仪器设备的性能进行测试，促使仪器验证由企业找个别用户的作坊式测试，向利用第三方验证综合评价服务平台的标准化测试转变，创新了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服务模式。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顾问闫增序表示，仪器仪表是中国制造的一份子，去年仪器仪表规模以上企业收入超过万亿元，市场需求旺盛，验评工作为推动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和国产仪器质量提升发挥了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强市场培育，让验评成为市场行为，成为补充制造的一个环节，同时验评也是仪器仪表制造和应用相结合的良好契机。　　作为验评专家之一，国家认监委认证认可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吴海文表示，验证工作的最终目标是用高标准的验证评价，用高品质引领市场消费，向社会推出中高端、拔尖的产品，满足需求供给。未来这项工作要通过示范逐步完善验证评价体系，形成一套严谨、科学的验评体系，加快推广应用，服务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日前，科技部印发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strong 《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 /strong /span 的通知。通知旨在破除“唯论文”的不良导向，强化了分类考核评价导向，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重点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评估、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绩效评价、国家科技奖励评审、创新人才推进、科技期刊、论文管理等环节作出了明确改革， span style=" color: rgb(0, 0, 0) " /span /span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span style=" color: rgb(0, 0, 0) " 并 /span /span 加强了论文发表支出管理。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通知明确规定，对于基础研究类项目（课题），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注重评价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关键部件、实验装置/系统、应用解决方案、新诊疗方案、临床指南/规范、科学数据、科技报告、软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另外，对于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注重评价创业人才创办企业带动就业、产业科技含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等，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strong 通知原文如下：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改进科技评价体系，破除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国家科技奖励、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等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唯论文”不良导向，按照分类评价、注重实效的原则，经商财政部，现提出如下措施。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一、强化分类考核评价导向。 /strong strong /strong /span 实施分类考核评价，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一）对于基础研究类科技活动，注重评价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对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 /span /strong ，根据科技活动特点，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强化代表作同行评议，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重点评价其学术价值及影响、与当次科技评价的相关性以及相关人员的贡献等，不把代表作的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作为量化考核评价指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注重评价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关键部件、实验装置/系统、应用解决方案、新诊疗方案、临床指南/规范、科学数据、科技报告、软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span /strong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三）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提高对高质量成果的考核评价权重 /span /strong 。对于具有一定学术影响或取得实际应用效果的标志性成果可作为高质量成果，可增加到10%的权重；对于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对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具有带动作用的，可增加到30%的权重；对于已在实践中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重要贡献的，可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增加到50%的权重 /span /strong 。具体权重由相关科技评价组织管理单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以下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上述期刊、学术会议的具体范围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确定，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由本单位学术委员会结合学科或技术领域选定。对于“三类高质量论文”的研究成果，可按高质量成果进行考核评价。发挥同行评议在高质量成果考核评价中的作用。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二、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评审评价突出创新质量和综合绩效。 /span /strong 立项评审注重对项目（课题）可行性和先进性进行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注重对项目（课题）合同约定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和影响进行评价。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四）对于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项目（课题），不把论文作为申报指南、立项评审、综合绩效评价、随机抽查等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span /strong 不得要求在申报书、任务书、年度报告等材料中填报论文发表情况。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五）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对于基础研究类项目（课题），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 /span /strong ，代表作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篇。在申报书、任务书、年度报告等材料中，重点填报代表作对相关项目（课题）的支撑作用和相关性；在立项评审、综合绩效评价、随机抽查等环节，重点考核评价代表作的质量和应用情况。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三、对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评估突出支撑服务能力。 /span /strong 注重评估科技创新基地支撑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效果。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六）对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基地，注重评估对国家重大需求和工程建设的支撑作用、对重大临床需求和产业化需要的支撑保障作用。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七）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对于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类基地，注重评估对外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span /strong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八）对于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学与工程研究类基地，注重评估原始创新能力、国际科学前沿竞争力、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等。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每个评价周期代表作数量原则上不超过20篇 /span /strong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strong 四、对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绩效评价突出使命完成情况。注重评估科研机构履行国家使命和宗旨目标的情况，以及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strong /span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九）对于技术研发类机构，注重评估在成果转化、支撑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绩效，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对于社会公益性研究类机构，注重评估公益性研究成果的绩效、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一）对于基础研究类机构，注重评估代表性成果水平、国际学术影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中的贡献等。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每个评价周期代表作数量原则上不超过40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五、对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突出成果质量和贡献。注重评审相关科技成果的质量、效果和影响，以及相关人员的贡献。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二）对于自然科学奖，注重对成果的原创性、公认度和科学价值等进行评审。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代表作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三）对于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注重对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应用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等进行评审，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审依据。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四）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际合作奖也要落实分类评价要求。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六、对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人才评选突出科学精神、能力和业绩。注重评价学术道德水平以及在学科领域的活跃度和影响力、研发成果原创性、成果转化效益、科技服务满意度等。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五）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对于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注重评价创业人才创办企业带动就业、产业科技含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等，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 /span /strong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六）对于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注重评价已取得核心成果的创新性和学术影响。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代表作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七）对于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注重评价团队协作创新能力，以及团队负责人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力。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代表作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篇。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八）其它科技人才计划也要落实分类评价要求。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七、培育打造中国的高质量科技期刊。以培育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为目标，推动中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十九）加快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推进领军期刊建设，培育重点期刊、梯队期刊，鼓励创办高起点英文期刊，提高中文期刊英文摘要质量；建立中国特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引文索引”系统。鼓励财政资金资助的论文在高质量国内科技期刊发表。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十）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发布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并实行动态跟踪、及时调整。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将管理和学术信誉差、商业利益至上的学术期刊，列入“黑名单” /span /strong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八、加强论文发表支出管理。建立与破除“唯论文”导向相适应的资金管理措施，从严控制论文资助范围、从紧管理论文发表支出。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十一）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实列支，其它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76, 240) " 对于单篇论文发表支出超过2万元人民币的，需经该论文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对论文发表的必要性审核通过后，方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十二）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相关的论文发表支出不得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不允许使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奖励论文发表，对于违反规定的，追回奖励资金和相关项目结余资金。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十三）在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过程中，项目管理机构应加强对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论文发表情况的核验。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十四）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要对论文发表的必要性以及与项目研究的相关性进行审核；对于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等的论文，要从严审核、加强管理。不允许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奖励奖金挂钩。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255, 0, 0) " 九、强化监督检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span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十五）开展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落实不力、存在严重“唯论文”问题或存在奖励论文发表的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采取约谈、通报批评等方式予以处理并责令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对该单位论文发表的资助。加强对咨询评审专家的培训引导，对项目评审中存在“唯论文”现象的，及时予以纠正。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十六）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要加强论文发表署名管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发布后，对论文无实质学术贡献仍然“挂名”的，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二十七）加大正面典型案例的宣传，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允许过度宣传论文发表情况，不提倡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作为宣传报道、工作总结、年度报告的重要内容。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strong 仪器信息网讯 /strong 科学仪器设备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基石，是经济发展、民生问题和国防安全的重要保障。质谱仪器作为尖端的科学仪器之一，广泛应用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食品安全、环境监测、医疗卫生、国防军事及国际反恐等领域。但目前，我国中高端科学仪器设备基本依赖进口，科学研究“空芯化”的现象严重。国家鼓励科研人员自主研制仪器，从源头上增强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专家、厂商将其开发和研制的质谱技术实现产业化，打破了国内逐年扩大的质谱仪市场一直为国外公司全盘垄断的局面。(点击链接， a href=" https://www.instrument.com.cn/news/20190424/484114.shtml" target=" _blank"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了解更多中国质谱产业发展信息 /strong /span /a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丁传凡教授先后供职于复旦大学化学系与宁波大学质谱研究院，其团队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型质谱仪器及其质谱学方法在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及化学中的应用，质谱学方法研究分子间相互作用等，并于2005年将其发明的多个离子阱进行串级质谱分析的专利技术转让给了岛津公司。仪器信息网特别采访了丁传凡教授，就质谱联用技术发展对四极杆质谱应用方面的推动及国内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详细内容请点击以下视频观看： script src=" https://p.bokecc.com/player?vid=F09A1683C96E8E739C33DC5901307461& siteid=D9180EE599D5BD46& autoStart=false& width=600& height=490& playerid=5B1BAFA93D12E3DE& playertype=2" type=" text/javascript" /script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br/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在提及质谱联用技术的出现对四极杆质谱应用发展的推动方面，丁传凡表示，质谱联用技术的发展使得四极杆质谱的分析检测功能从定性到定量以及分子的结构分析等，此进展不仅从技术上提升了质谱的分析检测功能，也极大地拓展了质谱的应用领域和市场。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虽然我国科研人员已在质谱仪器研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国外先进的质谱仪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就国产四极杆质谱多以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为主的现状来说，丁传凡表示，一方面因为GC-MS拥有最广泛的应用群，市场体量较大 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来说，GC-MS的技术发展较为成熟，技术门槛也相对较低，所以也就形成了国内生产企业多以研制GC-MS为主的现象。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就国内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发展现状及难点等方面，丁传凡强调，考量科研成果能否产业化需要考虑该技术成果发展的成熟度以及市场对该技术的需求。但同时丁传凡也提到，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目前我国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该现状的因素可能包含高校制定的成果转化政策具体落实到教师利益分配等相关方面。对此，丁传凡也表示，高校在政策上鼓励成果转化，但是在对教师的评价系统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采访的最后，丁传凡也表示非常看好中国质谱产业的发展，“希望将质谱仪做成家家户户都能拥有的东西”。 /p p br/ /p

本报讯 5月26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工经联)在京举行2013中国工业经济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暨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发布仪式，首次向全社会正式发布了我国首个《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中国工经联还同步发布了配合指标评价体系的中国工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星级评价办法，并适时启动履责星级评价工作。 　　据介绍，《评价指标体系》由社会责任价值观和战略、社会责任推进管理、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5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98个三级指标构成。在推动行业发展这个二级指标下，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数量成为三级指标 在客户满意这个二级指标方面，产品质量、产品安全都成为其三级指标。“企业要关注民生利益，经营方针中突出质量品牌和安全生产，是企业关注民生的最集中的表现，创新品种、提高质量、改善服务，要纳入企业的经营战略。”中国工经联会长李毅中说。 　　发布会上，中国工经联还发布了过去5年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回顾与趋势展望，来自20个省市自治区的87家行业企业集中发布了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工业经济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由中国工经联举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质检总局等八部委指导，中国煤炭、机械等十家全国性行业协会(联合会)协办，自2008年开始一年发布一次。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title=" 施一公.jp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3/noimg/7ce50b38-8094-4348-8cb0-3d9912a71cb0.jpg" / /p p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施一公在参与讨论时坦言：“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会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但是，“有些文章，通俗点叫‘垃圾文章’，就是纯粹为了发文而发文，这种情况太多了。” /p p 　　在学界，没有共识的地方很多，但是，“垃圾论文”多，不管在哪个学科，都差不多是共识了。 /p p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p p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数量化、工分化，自然就会催生论文的大量生产。这个现象在各个学科几乎都存在，有的学校甚至要签责任状，即每年完成几篇论文，完成一篇论文算多少分，年底一分算多少钱 完不成要扣钱、不能评优、甚至影响职称晋升 职称晋升也是先要数数，论文数量不够不能晋级。 /p p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产生“垃圾论文”。一些“垃圾论文”制造者身处其中，同样苦不堪言——没有办法不制造，不制造没法儿活。 /p p 　　搞研究，发表论文是必须的，没有论文，别人不知道你的水平，没法给出评价。西方学界的谚语是“Publish or Perish”，意思是“发表或死亡”。况且，没有论文发表，学术成果就无法共享，也影响着理论的进展，甚至学科发展。 /p p 　　但是，相较于数量来说，论文质量才是学者的“核心竞争力”。 /p p 　　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的职称评审相对而言，更看重后者。在顶级期刊发表一两篇文章，就足以晋升上一级职称了，而不是数鸭子似的，要求十篇甚至更多。 /p p 　　其实，在每一个学科，谁的水平怎么样，大家基本上心中有杆秤，即使是文科这种看上去评价标准不如理工科客观的领域，哪篇文章有水平，哪篇文章是水货，也是基本准确的。这就是很多国家都推行的“同行评议”。 /p p 　　当然，如何防范“同行作弊”、防止学科共同体内“一团和气”也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但总体来说，这种“同行评议”比起跨界的“大评委”来说，要更加专业、客观。 /p p 　　与论文数量相关的是“论文引用率”，相对来讲，发达国家的学界引用，人情关系不大，也很少专门制造看上去漂亮的引用率，就像施一公说的“国际通用的方法是参考国际最顶尖专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不是关系引用，制造引用，频繁自我引用，而是引用参考的都应该是最顶尖专家的观点。从绝对意义上说，谁是最顶尖的，因为研究方向、价值观念甚至其他因素，个人或许有所偏爱，但基本上不会差别很大，大约都在一个圈子内。 /p p 　　取消论文发表，不看论文发表，都是极端言论，没有论文就没有学术，更没有学术共同体。可是，不能只看论文的数量，数量出职称，数量出院士，数量出优秀，这肯定是误区，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应该加以调整。 /p p 　　这种改变非一日之功，但也不可畏难而退。 /p p 　　可揆诸当下，在有些地方，这类做法已做到了极致，如部分学校要求硕士毕业必须有学术论文公开发表。这种评价体系想不制造“垃圾论文”，都难。 /p p 　　但越是这样，越应尽早改变。说到底，改变相关评价标准，箭在弦上，不可不发。 /p p 　　【原标题：施一公直言“垃圾论文”，“评价体系”需要改改了 |新京报两会快评】 /p p & nbsp /p

一、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经费管理体制1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的构成　　日本公共科研体系主要由公共科研机构(国立、公立科研机构、独立行政法人和特殊行政法人科研机构)和国立、公立大学组成。　　该体系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专门从事研发的执行机构，如理化学研究所、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等 　　另外还有一部分机构的工作职能中承担了管理国家财政科研经费的任务，如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会(JSPS)等 　　而地方所属公立科研机构则以振兴和发展地方的产业技术为目标，侧重于应用和开发研究工作。　　其中，独立行政法人和特殊行政法人是当前日本科研机构中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最主要力量。　　日本的公共科研体系是以《科学技术基本法》和《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为基准，以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的战略为指南，结合相关省厅的科技任务开展工作的。　　文部科学省是政府科教、文化工作的主要管理部门，管理着国家科技预算中66.1%的经费(2015年)，负责制定各省厅统一实施的科技政策和研发计划，确保国家科研活动的协调性，并着力建设科研环境。　　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总务省、环境省则分别管理本系统的科研工作。　　2015年，日本政府的科技投入约3.4万亿日元，大部分流向公共科研机构和大学。　　国立、公立大学支出研发经费1.77万亿日元，国立、公立及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支出1.45万亿日元。　　可见国立、公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和特殊法人科研机构是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的核心。　　2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的经费来源　　日本政府资助的公共科研经费可以分为稳定支持的“运营交付金”(事业运行费)和“竞争性资金”两大类，前者占绝大多数比例，虽然后者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最近5年始终保持在11%左右。　　(1) 运营交付金　　国家财政拨款的运营交付金是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和国立大学最主要的经费来源。　　2014年日本国立大学共获得政府经费1.19万亿日元，其中稳定支持的“运营交付金”有1.11万亿日元，其余为竞争性经费和各类补助 国立科研机构共获得政府经费1万亿日元，其中稳定支持的“运营交付金”有9243亿日元，其余为竞争性经费和各类补助。　　除此以外，公共科研机构还从民间(包括私立大学、企业、非营利机构)以及国外获得一些资金，但与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费相比，这两类资金比例很小。　　(2) 竞争性资金　　为了鼓励形成竞争性的研发环境，日本政府近年一直强调增加竞争性研究资金投入，其比例逐渐由1996年的6%增加至2015年的11.2%。　　竞争性研究资金具体包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基础研究推进费、产业技术研究资助费、地球环境研究综合推进费等。　　竞争性研究资金根据性质不同分为补助金和委托费两类。　　补助金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研究人员根据自由探索提出研究申请，资金分配机构审查通过后进行支持，文部科学省和厚生省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均属此类经费。　　而委托费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资金分配机构对特定的研究课题进行公开招标，审查通过后进行支持，文部科学省的科技振兴调整费即为此类经费。　　(3) 日本公共科研体系的经费分配管理　　科研机构从政府获得的运行经费金额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而确定，独立行政法人需接受两部法律的直接约束：　　一是《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　　二是独立行政法人个别法，如《独立行政法人理化学研究所法》　　法人机构根据中期目标要求，拟定5年中期计划并编制业务经费预算，政府据此来拨付运营交付金，各省厅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委员会审查同意并报财政部批准。　　科研机构将其经费用于人员和业务开支，以保证正常运营和科研活动。对于国立大学法人，文部科学省遵照《国立大学法人法》进行管理，内容同科研机构类似。　　竞争性经费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　　直接经费是直接面向研究人员的科研补助，只限用于与研究相关的事宜，如物品费、差旅费、劳务费以及其它费用。　　间接经费是指面向接受资助的研究人员所属研究机构的科研补助，可用于改善研究人员的研究环境，提高机构的整体研究能力。　　与直接经费相比，间接经费的使用范围较广，不但可用于研究成果专利申请相关费用(律师费、申请费和维护费等)，还可用于支付辅助人员的薪酬。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经费，科研机构每年都必须向主管省厅提交《实绩报告书》以说明经费的具体支出情况。　　2002年，文部科学省发布《关于研究开发的评价指南》并将管理的最主要两类经费：“科学研究补助金”和“战略性创新研究推进事业”由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比如该省下属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等。　　二、日本公共科研经费的改革举措1稳定资助突出绩效考核　　1 稳定资助突出绩效考核 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整体科研投入不足，稳定支持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运营交付金”相对减少，日本提出要根据对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绩效考核(任务完成情况、成果产出情况等)来确定运营交付金的支持额度，导致竞争力不强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经费不足。　　为此，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补充经费来源，提出科研机构、大学通过产学研合作、吸引民间资金参与科研、吸纳社会捐赠、与国外开展共同研究等多种方式来充实基本运营经费。　　具体措施包括：改进产学合作的机制，最大限度地运用各种研究资源(知识产权、仪器设备、科研人才)，建立能够使研究成果返还社会并获得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体系，吸引企业力量联合办大学和参与科研 探索科研机构、大学的多源化经费补充机制。　　如东京大学2015年其附属医院的收入已占到东大总收入的18.5%。　　日本政府正在研讨大学附属医院在大学及民众、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希望在未来对附属医院形成明确的定位、对其收入形成合理合法的处理方式。　　2 增加竞争性经费比例重点优化环境　　增加竞争性经费制度是日本科研经费改革的重点之一。　　主要措施：　　(1) 减轻研究人员的申请使用负担　　精简合并竞争性经费的种类，目前已经由2009年的47项减少到2014年的18项，经费总额维持在每年4000亿日元以上 统一电脑等消耗品的采购规则，统一经费申请书格式，简化填报申请的手续 在内阁府设立竞争性经费门户网站，统一接受研究人员的咨询、申请。　　(2) 促进仪器设备采购的便利化和开放利用　　使科研机构可以通过组合不同的经费来采购大型仪器设备。竞争性经费在购买仪器设备时有预算限制，购买大型仪器设备时可能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　　政府正在修改使用办法，允许科研机构组合多项经费来满足采购需求 研究机构一般视通过竞争性经费购买的仪器为自己的固定资产。　　为了提高科研设施的使用效率，日本政府将修改经费使用规则，明确研究机构促进科研设施开放利用的义务。　　(3) 尝试“无缝衔接”的经费申请办法　　日本正探索在不同的竞争性经费制度间建立衔接机制，即某项目在研究期间，如果能提出更加深入或可预期的新成果，研究人员可以在该项目未结题之前、以其为依据申请新的项目，确保研究活动的延续性。　　3落实间接经费的比例充实基础设施和人员支出　　与直接经费相比，间接经费在使用时的限制较少，科研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特点与基础性经费统筹使用。　　2015年9月，日本设置由各省厅中层负责人组成“科研资金改革相关省厅联络会”，重点就优化间接经费使用进行协商合作，主要措施包括：落实和推广“间接经费占竞争性经费30%”的做法。　　将间接经费视为对大学、科研机构的资金补充。要求内阁府和文部科学省率先示范，其他省厅制定落实具体政策。　　根据规定，间接经费可以用于支付研究人员的薪酬。　　4机构分类管理改革经费资助政策　　为了提高科研经费的有效性，日本在经费资助方面强调根据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定位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资助。　　2015年，日本从88个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中遴选出43家作为“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又从这43家中选择理化学研究所、产业技术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物质材料机构确立为“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将“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定位为国家核心科研力量，将“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定位为从事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任务，承担国家实验室的职能，对这3家科研机构在经费申请、人事调配、人员薪酬等方面给予更多自主支配权利。　　日本将国立大学分为“世界顶尖”、“全国领先”和“地区核心”三类，根据其定位制定不同的合作研究方式、经费管理方法等，比如“世界顶尖”指国际知名的国立大学，主要开展探索式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相关基础研究为主 “地区核心”主要指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公立大学，以应用型研究为主。　　三、启示与借鉴1公共科研体系经费来源以国家财政为主　　分析表明，日本公共科研体系运行经费来源有三种。　　一是政府财政拨款支持科研机构日常运作和开展长期性、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研究。　　二是科研机构和大学通过申请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的竞争性项目获得经费。　　三是科研机构和大学利用自身科研优势开拓多元化筹资渠道，从企业或其他渠道筹措的经费。　　三种经费来源中，政府财政拨款是公共科研体系中最重要的来源。　　这种状况非常清晰地表明政府和产业界对于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支持态度，同时也说明国家财政是主导国家公共科研事业的最主要力量。　　日本从2010年开始讨论是否根据绩效的状况来分配运营交付金，对公共科研体系的直接财政拨款秉承适度稳定但又较为审慎的态度。　　目前我国稳定支持经费结构固化，不能满足科研机构科研创新的需要。　　以机构制方式稳定支持的经费中，按照财政管理要求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其中项目支出占了较高比例，用于单位运行的基本支出比重较低。　　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对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可实行不同的资助模式。　　如基础性科研机构采用拨款制或拨款制+项目制模式，对应用性科研机构采用拨款制+项目制+对外协作制模式。　　2间接经费重点解决基础设施和人员支出　　日本的间接经费具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作用：　　---有助于解决国家科研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　　政府规定，间接经费可以用于研究设施的整修、维护和运营。如果竞争性经费只覆盖本项目支出的直接经费，则长期性的国家科研基础条件建设必然会变得非常薄弱，而间接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　　---缓解科研机构在人员经费上的压力。　　目前在逐步减少对科研机构和大学事业运行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需要考虑从竞争性经费中负担部分人员费用。　　我国按照目前的管理要求，间接经费主要用于补偿单位运行不足。　　考虑到高校与科研单位的经费结构不同，高校横向经费来源较多，科研机构，以承担国家任务为主，实行相同的间接费比例和管理方式无法完全满足科研单位相关成本支出。　　因此，我国应针对高校与科研单位制定实施差异化的间接经费管理方式，结合科研信用管理，赋予部门结合自身特点和管理需求自主制定间接经费的开支比例和适用范围。　　3 政府竞争性项目经费管理依托专业管理机构　　为确保项目经费管理的独立性、客观性和中立性，日本政府都委托由独立于政府部门的专业管理机构来组织管理日本在对竞争性经费管理中，主要由政府部门委托专业管理机构管理。　　专业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学术振兴会、科技振兴机构和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其中前两者受文部科学省监管，后者受经济产业省监管。　　三个机构均为独立行政法人，独立运行。　　学术振兴会主要支持自下而上的自由探索研究，科技振兴机构主要支持自上而下的战略需求研究，这两个机构主要面向研究机构和大学 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主要面向企业招标，支持产业创新。　　因此，我国应发展和新建针对不同类型的专业管理机构，完善管理运行机制，积极培育社会化非营利管理机构，并建立专业管理机构的依法授权机制和依法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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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举行了“悟空K2025高效液相色谱仪验评项目”验收会，该项目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开展的首个仪器验评项目。来自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一致认为验评工作成效显著，同意通过验收。验收现场此次验收的“悟空K2025高效液相色谱仪验评项目”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仪器设备验证评价中心（生命科学站）（以下简称“验评中心”）牵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共同承担完成。项目历时7个月，6家单位分别从仪器基本性能指标、耐用性、工作站的易用性和合规性展开验评，同时选择药品、食品、环境领域不同分析难度的实际样品进行测试，并与相应的进口对标仪器进行了对比。验证评价过程一览此项工作吸引了更多用户关注国产液相色谱仪，促进了相关单位对国产液相色谱仪的深入了解，提升了国产液相色谱仪质量，提高了国产液相色谱仪的市场占有率。会议还听取了专家对科学仪器验评的意见和建议。后续学会将结合专家意见，加快制定科学仪器验证评价标准并推动实施，助力打好科学仪器设备国产化攻坚战，为提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关于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仪器设备验证评价服务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于2021年开始实施科学仪器设备验证评价工作，依托相关单位设立验证评价中心，旨在通过搭建集应用、验评、开发、改进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切实促进国产仪器迭代更新、提升性能指标、可靠性和稳定性。目前，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已在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挂牌成立科学仪器设备验证评价中心。验评中心从用户角度出发，联合不同应用领域的权威实验室开展仪器验证评价服务，切实有效的提升国产仪器质量、提高国产仪器市场占有率。

为了配合北京市药监局履行保健食品和化妆品行政审批及监督执法职责，北京市保健食品化妆品检验中心昨天正式挂牌成立。 　　今后，中心将承担保健食品、化妆品的许可检验、监督检验、评价检验和安全风险监测检验工作。并开展相关检验检测技术研究，承担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的职能。其中，保健食品和化妆品检验包括重金属、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违法添加化学药物检测等多个项目。不合格的产品将上报上级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处理。 　　此外，“中药成分分析与生物评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昨天也正式成立，将以中药成分分析平台和药物安全评价平台为基础，建立系统的中药安全风险评价体系。届时，中药的质量和安全也将纳入科学评价，这将为制定更为准确和高效的中药药品标准，提升中药药品质量提供技术支撑。

近日，由重庆市地质矿产研究院承担的市级应用开发计划重大项目&ldquo 页岩气分析测试关键技术及评价方法体系研究与应用&rdquo 通过专家验收。 该项目基于我国页岩气分析测试技术基础薄弱、部分储层模拟预测技术不适应、综合评价方法未成体系等现状，以重庆地区海相富有机质页岩为研究对象，在关键技 术攻关及技术标准建立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一是技术攻关取得重要成果。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瞬时流量自动采集页岩气现场含气量测量装置，提出基于常规稳 态孔渗测试技术的低成本高精度页岩孔渗测试新方法，构建了重庆地区页岩气分析测试、页岩储层地球物理模拟和预测关键技术体系，以及烃源岩评价、储层评价、 含气性能评价、保存条件评价和资源评价为一体的页岩气综合地质评价体系，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二是成果应用取得重要进展。编制的《页岩气分析测试技术要 求》已作为重庆市页岩气投资主体进行分析测试的重要依据。综合地质评价体系已用于渝东南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的有利区划分和页岩气资源潜力估算。页岩气现 场含气量测定仪已成功应用于重庆地区10余口页岩气井的现场测试。

1 播种：联合发起　　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服务，是由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前身原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提出，旨在通过甄选优秀仪器、联合权威机构、发布真实数据、促进市场认可的一项以科学研究为依托的技术服务工作。　　2013年，北京市科委立项了《国产检测仪器设备验证与综合评价服务试点(Z1311110000613059)》项目，由原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主持、北京市科委仪器装备协作服务中心共同承担。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之路。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项目组初步建立了科学权威的仪器验评体系，并对两家国产企业的流动注射仪和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了验评，为流动注射分析仪建立了三项检验检疫行业标准，项目承担单位也率先购买使用了这两套仪器设备，极大的推进了设备的市场认可度和销售额。　　2 发芽：持续支持　　2015年，前期的验证试点工作得到了北京市科委的认可和好评，原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再次承担了市科委的第二期验评项目《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国产检测仪器设备验证评价研究与应用(Z151100002415013)》，北京市科委加强了经费支持，本项目共对来自北京、上海、河北的7台国产仪器开展了验证评价工作。验评项目第二年即为国产LC-AFS仪器带来同比3倍以上的销售额 为国产微波消解打开了走入政府检测机构的大门，得到了北京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和多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采购订单。　　3 繁茂：扩大范围　　自2016年起，在前两期“试点”和“研究与应用”的基础上，在原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研究团队的带动下，北京市科委对国产仪器验评的立项支持工作从原有的分析仪器，拓展到了分析仪器、仪器计量、电子测量、医疗检测、市场监管、建筑建材等多个领域，每年投入经费超过1000万元。　　4 花开：广泛认可　　自2013年起，原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连续8年承担北京市科委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项目，在1230万元的经费支持下，仪器验评项目组对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等地的26家企业的38类国产仪器开展了验证与综合评价工作，累计验评仪器价值超过3000万元。通过验评，仪器验评项目组发现了一批优秀国产仪器，促进了国产仪器的升级，推进了国产仪器的市场占有率，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2014年，《科技日报》以《国产仪器何时突出重围?》为题，对原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的国产仪器验证工作做了专题报道。　　时任北京市科委副主任郑焕敏，在《科技日报》发文《营造服务于仪器企业的创新环境》，并提出“国产检测仪器设备验证与综合评价服务必须扎实推进”的建议。　　时任北京市科委条财处处长陈云波，为原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牵头开展的国产仪器验评提出“选尖子、选权威、验指标、评性能、出报告、出订单”的十二字方针。　　2015年，在北京市科博会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程红鉴证《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服务框架协议》的签订，支持国产仪器验评工作持续开展。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来信致谢，感谢国产仪器验评项目组为推动国产仪器发展做出的贡献，并称这项工作是“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多年以来想做但未能实施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6年，《科技日报》连发两文：《国产科学仪器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之路》、《权威的验证评价，助力国产检测仪器强势崛起》，对原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的仪器验评工作持续追踪报道。　　2020年，国产仪器验评工作内容写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冬奥会口岸快速通关智能监管技术及装备(2019YFF0302500)》，开展科技冬奥产出设备的验证评价。　　5 行远：不忘初心、行稳致远　　 • 历经9年，从播种到花开，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开创的国产仪器验证与综合评价服务工作秉承“甄选优秀仪器、联合权威机构、发布真实数据、促进市场认可”的初心，为推广国产仪器和完善国产仪器验评服务体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带动了整个国产仪器验评工作的发展，得到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仪器企业的好评和广泛关注。　　• 接下来，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促进国家科学仪器技术发展、提升市场认可度和占有率，让我们用自己的仪器、建自己的标准、守自己的国门。

近期，有部分地区的空气监测引发关注和热议。PM2.5和PM10这两种空气监测标准也进入公众视野。11月15日，著名大气环境专家张远航称若将PM2.5纳入评价，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会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目前环保部正在研究监测PM2.5，有望在有条件的城市试点。(据11月16日《广州日报》) 　　PM2.5空气监测标准本属于专业指标，却在近期走红于民间，无数普通市民开始关心这个陌生的指标，试图了解所处城市的空气质量是否达标?对健康影响有多大?但是，除了南京市于11月14日在官方微博上首次公布PM2.5浓度的相关数据，其它各地虽已有监测数据，却没有向公众公布。 　　从南京市所公布的数据看，其PM2.5浓度值达到75，超出国际标准近4倍，显示南京市空气质量很差，灰霾污染情况相当严重，对人体健康的伤害力极大，不利于户外出行。南京官方率先尝试公布PM2.5数据的举措值得鼓励，虽然有点自揭其丑的意思，但是勇气可嘉，让南京市民看到了真实的空气质量。至于全国其它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应该向南京市学习，尽快公布相关数据。 　　而即便如专家所言，公布PM2.5数据会影响到空气质量达标，导致全国只有20%的城市合格，那也是真实的情况，要比现在掩耳盗铃的做法好上太多。民众的健康比所谓的达标考核更重要，城市管理者当以市民利益优先，不能因不利于政绩考核而罔顾民生大局。 　　民众如此关心PM2.5数据，甚至在官方未公布的情况下，民间自行做测量交流，并屡次建议早日将PM2.5列入评价范畴，乃因其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下，民众越发关注身体健康问题，关注周边环境保护问题，这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官方在这方面的反应滞后，则明显只是从政绩、面子考虑，却没有顾及到广大民众的呼声。这一次，民间自检PM2.5数据的做法，正在对政府部门形成压力，产生倒逼改进的效应。 　　公布 PM2.5数据或许会暴露出真实的空气质量情况，让各地政府在糟糕的数据下“丢脸”，但这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有了真实数据之后，就有了改善空气质量，整治污染源的科学依据。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污染物质种类越来越多，环保标准亦会愈发严苛，将PM2.5纳入评价体系是大势所趋，为了亿万民众的健康着想，政府不宜再拖延下去，应该有个明确的时间表。

2013年4月3日，国家认监委网站发布关于建立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指标评价考核体系的通知，评价体系中共考核5大部分，包括行政管理要求、检测技术能力基本要求、举报、申投诉及问题调查、能力考核及比对结果、检测报告质量。详情如下： 国家认监委关于建立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指标评价考核体系的通知 　　各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 　　为确保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有效实施，我委对指定认证机构和实验室持续开展了强制性产品认证专项监督，取得了良好效果。为进一步健全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监督管理机制，我委将建立指定实验室指标评价考核体系，以加强对指定实验室的日常管理，现将考核体系内容和实施要求通知如下，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一、我委将全面收集各指定实验室遵守有关规定及与其指定业务相关的检测能力和工作质量信息，并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评价指标表(试行)》(见附件，以下简称《指标表》)的评分要求，对指定实验室开展指定业务情况进行量化评价。 　　二、各指定实验室应对照《指标表》各指标项目认真开展自查，全面规范所承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测活动。 　　三、我委将于每年3月公布上一年度指标评价考核结果。同时，考核结果将记入指定实验室管理档案，作为对指定实验室进行分类管理和业务范围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 　　四、本指标评价考核体系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试行实施，我委将根据运行情况对指标评价考核体系进行完善。 　　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的专项监督工作仍按已经形成的工作机制进行。在对指定实验室评价考核基础上，我委将适时开展对指定认证机构的量化考核工作，强化对指定机构管理，督促各指定机构全面提高认证质量和服务水平。 　　联系人：邱磊、薛岩 　　联系电话：82262779、82262741 　　附件：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评价指标表（试行）.doc 　　国家认监委 　　2013年3月29日

3月4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作为代表参会。每年三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截止的月份，本次徐旭东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内容提出建议。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了大批针对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背后科学问题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基础研究人才。然而，获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成为大多数省属以上高校和国立科研院所专业技术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甚至是许多博士后竞聘理想工作岗位的“敲门砖”，由此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支持强度过低，远不足以维持自由探索的需要。”对此，徐旭东教授认为，面上项目是基金项目中支持自由探索的主体类型，也是申报量最大的类型。目前，为扩大支持面采取了降低额度的做法，导致支持强度不够。年轻科研人员，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事关发展前途和大局。然而，徐旭东观察到，对于入职不久的年轻科研人员，为达到升职的需要，必须在短期内稳妥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所以往往是延续读博士或者做博士后期间的选题和研究材料。他认为这种局面制约了大批年轻学者在学术生涯起步阶段创造力的发挥。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助推产业创新，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翘首以盼的发展机遇。徐旭东观察到，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学术界，科研人员与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日渐显著。然而，国内唯基金评价标准导致高校普遍轻视企业和地方支持的科研项目，甚至轻视国家重大研究计划中以参加者身份获得的任务。基金项目被作为刚性指标过度使用，导致获得科研项目的意义被异化。年轻科研人员普遍不热心企业和地方支持的项目，对于科技拉动经济、服务发展十分不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增加“培育基金”类型，资助率控制在30%左右，达到扩面目的，但由基金委支持的额度比目前面上项目降低一半，要求单位或企业等额匹配，以充分拉动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与此同时，收窄面上基金资助率、增加支持强度，达到目前强度的2倍及以上。重点基金等项目类型支持强度也相应提高。同时，破除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必要条件的晋升评价体系。建议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制止在技术职称晋升评价中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作为刚性指标。针对基金支持总量不足的问题，徐旭东建议，在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力度的同时，拓宽科学基金支持渠道，允许科技部以外的其他部委拿出一部分科技经费在相关领域设置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在申报、评审环节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运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