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率

在专利申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近日在&ldquo 中国经济年会(2013-2014)&rdquo 上透露，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要围绕激励企业创新来完善金融、税收、价格、财政、知识产权等管理政策，增强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积极研究提高财政科技支出用于企业比例的措施。 　　&ldquo 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快速增加，但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大量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应用技术的问题十分突出。&rdquo 张晓强说。 　　事实上，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问题已引起不少官员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此前也表示，我国许多重大专项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但结果是研发和商业化脱节。研发不少，出成果却比较慢 专利不少，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不多。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巡视员胡敏认为，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项目体系过度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却忽视开放市场方面的研究以及市场需求，轻视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进而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制约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重要因素。 　　&ldquo 与教育经费支出倾斜形成对比的是，政府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比例的相对低下。&rdquo 胡敏说道。据了解，目前中国财政科技支出中企业仅占比15%，而发达国家则达30%以上。中国大中型企业科技研发支出目前占主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1%，与发达国家大企业5%的水平也有很大差距。 　　与高等院校科研项目&ldquo 重投入轻市场&rdquo 相比，身处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显然更加重视投入产出效率。为此张晓强建议，要围绕激励企业创新来完善金融、税收、价格、财政、知识产权等管理政策，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快构建&ldquo 由企业牵头，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支撑，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rdquo ，同时积极研究提高财政科技支出用于企业比例的措施。

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 　　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却很少有人去追究其产业转化率是多少 　　高校部分科研经费被“自娱自乐”？ 　　在日前举行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与会的大学校长照着讲稿，宣读着自己学校所取得的一连串科研成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代表们听得昏昏欲睡。当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走上发言席时，他的几句话让大家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叶建荣的开场白就是：“我的观点比较尖锐，大学校长最不愿意听。”他的发言几乎是与大学校长针锋相对。他说：“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 　　叶建荣举例说，5年前，有一个大学教授建议沁园集团上马一个家庭洁净水工程系统，他们听后非常振奋，立即送给对方一个万元大礼包。企业后来收购了一家公司生产相应产品，次年大规模上市，销售量一直上涨。 　　今年5月，企业又把这位教授请到企业“支招”，没想到他的报告与5年前如出一辙，企业工程师听后直摇头，认为按照教授的提议去做，必然落后于市场。 　　说到这儿，叶建荣提高嗓门告诉大家：“企业在前进，大学没有跟进，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论坛主持人介绍的一组数字也和大学校长们列举的科研成绩唱了反调，而是印证了叶建荣的观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国内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有关方面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加强产学研合作，但是成效不明显。对此，一些企业界人士认为，原因就在于高校的科研机制还深深地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迹——研发与产业脱钩，科技成果转化率与绩效无关。叶建荣说：“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张武平的切身体会是，“如果没有写出论文的话，即便产生几千万元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也只会被认为只有应用水平，不具备理论高度，不是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下一个年度申请科研项目经费时就不具有核心竞争力。 　　眼下正在考察研究“金砖四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国科学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说：“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导向扭曲，甚至在国家拨付项目经费的‘温室’中‘自娱自乐’。搞科研项目都是为了出SCI论文，有了论文就评教授，评上教授就是人才。国家给高校的科研经费，80％左右投向了应用科学项目。但在申请项目时，第一考量的是发表论文数，因为SCI论文发表越多，表示你的研究水平就越高。” 　　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该司副司长陈盈晖说：“高等院校用占全国16％的研发人力，不到10％的研发经费，产出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国际论文。” 　　张洪石在做一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时发现，某班两名博士毕业后，一个在北京某著名大学工作，每年可发SCI论文七八篇，但应用技术专利少得可怜；另一个去了某工科大学的博士恰恰相反，每年有六七项应用技术专利诞生，但鲜有SCI论文发表。 　　据研究分析，问题就出在科研经费投资主体与评价目标上。上述第二名博士所在高校的科研项目除纵向有国家经费投入外，大部分经费来自军工集团或项目的横向投资。中科院这位专家举例说，如飞机、卫星材料科研项目验收时，根本不会考虑你发表多少论文，而在于这种材料做成的产品能不能上天。“上不了天，发表多少论文都是纸上谈兵，难以蒙骗过关”。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 　　“现在大学教师最不愿意承接企业投资的科研项目，10个科研人员难有一个。”张洪石介绍，因为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可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就不一样，很少有人去追究科研项目的产业转化率是多少。有的科研项目拿到几十万元经费后，就干脆直接发几篇论文，‘空对空’过关，大家知道项目评审要么是给钱‘走过场’，要么是圈内人士‘自娱自乐’。今年OK了，明年包装一下项目大家再相聚。”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中科院政策所这位专家说。 　　浙江振亚投股集团总经理沈国锋表示：“80％的科研经费被‘玩儿完’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他就碰到不少大学里的“江湖”教授。他们把一些还是理论层面或实验室技术状态的项目，拿来找企业联合申报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或补贴。这是不少大学教授致富的一种途径。实际上，这些科研项目离中试与产业化阶段还非常远，但他们的各种理论与数据资料十分全面与系统。 　　同一个项目在好几个省市同时得到经费资助 　　据沈国锋透露，在不同省、市与企业联合申报项目获取国家科研经费，也是高校包装科研项目的一种策略。因为现在国家大力鼓励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从国家到省、市、县级政府都有大量的科研项目与配套经费，比如大学一个评审验收的技术成果，在杭州是填补市内空白，但到了苏州也同样属市内首创，就可以顺理成章拿到不同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 　　由于地方政府科研项目评审信息缺乏共享，他就遇见过一个在江苏省获科研经费资助的项目，到了浙江省同样获得国家经费补助。不少大学教授就钻这个政策空子，“‘玩’科研经费的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科研经费被一些利益关系人当做一种潜在的资源进行运作。握有科研经费审批权的人，授意高校、企业今年哪几个项目可以报，能拿到钱，然后从中共享利益。“把国家科研经费老是拨给自己的‘关系户’，那些真正需要得到经费资助的企业或项目却难以受惠于此。”这位浙江企业老总说。 　　以科技部公布的2009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计划）名单为例，公众所能发现的信息只有项目名称、作者单位与拟安排经费预算数额，更多的信息无从查找。社会各界难以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建议，“大学确实要反思这些问题，政府主管部门更应考虑解决问题。” 　　张洪石表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我国高校科研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不变革的话，将“涛声依旧”。他与叶建荣不约而同地建议，国家除了对高校基础研究项目直接拨付经费外，对应用科技项目可以走市场化道路，由项目业主单位或客户企业投钱，国家给予企业相应投资额的免税支持。因为企业奉行的是“谁投资，谁当老板，谁说了算”，“高校那些‘忽悠人’的科研项目就难以再去忽悠人了”。

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教授近年来研发了一系列治理流域污染的技术，然而，技术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在他看来，一方面，这里面有大学本身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多重利益因素影响项目招标的过程，也造成了科研成果投产不那么顺利。除此之外，中国科研本身的不连续性和缺乏积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据统计，我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达1万项左右，其中30%左右的项目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和产业化前景，但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10%～15%，大量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呈现出“成果多、转化少、推广难”的局面。 　　“要想办法开辟出一条路，手续简便一点，能够使这些技术以工程的方式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去服务社会、造福社会。否则研究成果光停留在头脑和实验室里，有点可惜。”郑正说。 　　高校体制局限大 　　“大学还是习惯于把实验室作为舞台，不习惯把广阔的天地作为舞台，在运行的机制上还没有准备好。”在郑正看来，高校研究成果转化的困难之一在于校内。按照目前的大学体系，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还不是很畅通，研究机构与施工机构之间的鸿沟，使得技术的推广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郑正的项目已经在江苏、贵州等地实地示范，他带领着一批人到当地进行实地施工，但首先在合同上就出现了问题。合同要求他们有相关的设计和工程施工的资质，而他所在的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只是一个技术研发的单位，并没有工程施工资质，“如果不以我们的名义签，我们不能掌控质量 但假如以公司的名义签，工程从法律上就属于公司，他愿意听你的就听，不愿意听的话，很有可能搞出‘四不象’的东西。” 　　工程的运行、管理方面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按照传统的纵向管理，研究中心下面又分解成若干个工艺单元，其中部分单元会由一些其他的公司来分包，由此引起的发票、收据、税收、管理费等问题又麻烦重重。“比如说我们在贵州做，上海也想收税，贵州也想收税，然后我还要分包，重复收税，那就麻烦了。” 　　项目招标难逃“潜规则” 　　在郑正看来，除了高校体制的约束，项目争取过程中的许多“潜规则”也是很令人头疼的。他们曾有一个项目，在与其他机构的竞标过程中，本来都已经获胜了，但由于“公关”不够，“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不仅到手的项目丢了，拿走项目的一方，还用他们的方案和技术来施工。 　　“不仅看技术和方案，还要看相关当事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证。”郑正说，以某地为例，按郑正所研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每户只需要1000元左右，治理效果就完全可以达到要求。而现在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是，一户农民生活污水处理的市场价格是8000～10000多元。“考虑到一定的利益因素，可能会冲击到人家的市场，所以不一定打得赢。” 　　在郑正已经试点成功的项目中，绝大部分是用项目经费免费给当地做，还有一小部分是地方上愿意拿一些钱，运用他们的技术，通常这种情况多是希望“借助于我们这种好的技术和好的大学做他们的门面”。 　　郑正发现，地方上会考虑经费，但更看重利益分配。有一次，他们到一个贫困地区试图做技术推广时，当地很满意他们的技术并开始谈判，但最后听他们的报价只要3000元钱，就不做了，因为预算是7000元。此外，项目的管理也错综复杂，一个污染治理项目，环保部门也管，农林部门管，建设部门也管。 　　搞科研不重积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去 　　“中国的科研不是连续的，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多年的积累，中国的科研很少有几代人积累。”郑正觉得，中国科研机构的研究多是项目化、点化的，鲜有长期的、连续性的深入研究和积累，就像农民工找工作一样，没有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哪里有工作岗位，有钱赚，就往哪里去。这严重阻碍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郑正以农村生活污水的关注为例，“过去不太关注农村污水，因为城里的事儿还没有做完 后来觉得城里的事儿可以告一段落，才把关注点转向农村。”到“十一五”期间，国家开始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关注的人马上开始增加。但随之产生的是“懒汉思想”：不是把国外的技术直接拿过来，觉得“洋和尚会念经” 就是把城市的技术直接用于农村。而实际上，照搬国外的经验和技术，没有自主的研究，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只有2%的农业人口，农村生活污水所占比例可以忽略，但在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则排在首要位置，而且我国城乡差别很大，在农村建厂的费用可能是城里的十倍几十倍。

改变微反应器材质，连续流工艺转化率从60%提升到99%！康宁用“心"做反应研究背景水合肼及其衍生物产品在许多工业应用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如化学产品、医药产品、农化产品、水处理、照相及摄影产品等。肼的衍生物可用作药品、杀虫剂和化学发泡剂等。要连续制备3-苯基-1H吡唑- 5-胺（化合物1），在传统间歇釜式条件下，一般通过将水合肼、腈化合物2和乙酸乙酯的混合物在乙醇中回流得到(方案1)。美国抗癌药和孤儿药研制公司Agios制药公司，2021年在OPR&D杂志上报道了：高温下肼缩合反应的连续流工艺的研究。与传统的间歇工艺相比，该方法可以更安全、并可以更好的控制杂质。研究中，作者发现微反应器材质对反应收率有着极大的影响。并且，溶剂选择对连续流工艺的成功至关重要。方案1：合成1图1.合成1基本方案反应器材质及溶剂对反应的影响1. 不锈钢 316/316L 管式反应器的连续流工艺探讨如下图2所示，2的甲醇流与甲醇中的水合肼一起流入预热温度为150°C的316L SS管式反应器，经过20分钟反应后，进入降温单元再接后处理。结果反应混合物的过程控制（IPC）显示背压调节器（BPR）释放大量气体，转化率为60%。增加水合肼的停留时间或当量并不能提高转化率。图2：不锈钢316/316L管式反应器连续流工艺流程图经分析由于不锈钢 316/316L 管不适合在高温下处理水合肼溶液，因其钼含量高，会显着降低肼的分解温度。所以肼在高温下与不锈钢流动反应器不兼容。2. 聚四氟乙烯泵头进料，PFA材质的盘管反应研究者选择使用聚四氟乙烯作为水合肼的进料泵，反应器选用PFA材质的盘管对该工艺进行了研究。图3： 合成1的连续流工艺将化合物2的2-甲基四氢呋喃（2-MeTHF）溶液和水合肼的乙醇溶液分别流过浸没在70°C水浴的管道。1-2 分钟的停留时间后，两股物料在三通混合器处混合，并流入放置在 140 °C的烘箱中的管道反应器（停留时间20-60 分钟）。然后经过冷却管道冷却后，通过背压阀（BPR）后从连续流反应器系统中流出，出料口设有过程控制样品（IPC）取样口。在适合条件下，使用了 1.4 当量的水合肼，停留时间30 分钟，在两次 100g 规模运行，得到 99% 的LC 纯度和几乎接近满级的LC收率。3. 溶剂对反应的影响在实验中研究者发现起始化合物2在 MeOH 中不稳定，在环境温度下保持溶液3天后，明显形成类聚合物沉淀和新杂志的产生，纯度从 99.9% 降低到 98%。一方面该不溶性沉淀物不溶于大多数有机溶剂，可能导致泵头故障和流动系统堵塞。另一方面新杂质的产生，这可能会影响所生产的1的质量。这促使研究者寻找替代溶剂系统。首先通过检查溶液外观和纯度随时间的变化来评估2在10 种以上的 II 类和 III 类溶剂中的稳定性。初步筛选鉴定出 MTBE、1,4-二恶烷和 2-MeTHF，在 25 °C 下搅拌 15-120 小时后，观察到外观和纯度几乎没有变化。表1：溶剂筛选然后评估了1和2在每种溶剂中的溶解度。如表1所示，原料2在1,4-二恶烷和2-MeTHF中表现出良好的溶解性。然而，MTBE 至少需要 20V才能完全溶解2（条目 1），并且在工艺效率方面并不理想。已知 1,4-二恶烷（条目 2）具有致癌性，2- MeTHF似乎是特有前途的溶剂，然而，它与水合肼不混溶，这可能导致管式反应器内的传质效率低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入EtOH 作为共溶剂溶解水合肼并使肼溶液与2的2-MeTHF 溶液混溶。此外，1 和 2 在 2-MeTHF/EtOH 混合物中都显示出良好的溶解性（v/v= 5:1，条目 4）。在适合条件下，使用了 1.4 当量的水合肼，停留时间30 分钟，在两次 100g 规模运行，得到 99% 的LC 纯度和几乎100%的LC收率。4. 工艺的可扩展性和稳定性研究为了评估该工艺的可扩展性和稳定性，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了 3 公斤规模的测试运行。见下图，包括1的连续流合成、分批后处理和结晶的总体工艺图。图4. 工艺可扩展性和稳定性测试-3kg示范运行工艺流程图如图4所示。将起始材料2（3.1 kg）溶解在2-甲基四氢呋喃（31 L）中。水合肼（1.5 kg，65 wt%）溶解于乙醇（6.2 L）中。化合物2的2-甲基四氢呋喃溶液和水合肼的EtOH溶液的流速分别设置为83ml/min和20ml/min。两股物料通过浸入70°C水中的预热管道，进行预热。然后，两股物料进入温度为140°C的烘箱内的管道反应器内。从烘箱流出的反应混合物经过后冷却回路，然后经过BPR（压力设定140 psi），然后在氮气保护下收集反应混合液。该连续流系统连续稳定运行6小时后，收集到了37.74 kg反应混合物。该工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没间隔30分钟取一个样品进行分析，所得混合也中化合物1的含量均为99%。所收集混合液，分2批进行后处理和结晶后，以87%的收率获得3kg灰白色固体1。分离出的固体纯度 99.5%，残留肼仅有 5-10 ppm，符合生产要求。结果与讨论作者开发了一种用于肼缩合反应的连续制造工艺，以生产高质量的医药中间体1在研究中发现反应器材质及进料泵的材质对反应的稳定性和收率有着极大的影响；作者对溶剂体系进行了研究，确定最佳溶剂为 2-MeTHF/EtOH 混合物（v/v= 5:1）；与原始工艺相比，连续流工艺更安全、更实用；连续制造过程易于实现放大，生产运行稳定，产品完全合格。Reference: Org. Process Res. Dev. 2021, 25, 199−205编者语连续流工艺开发过程中，反应介质与反应器材质有可能发生反应，或者有着严重的腐蚀。对于连续流工艺开发，有时反应器材质的选择是工艺成功的因素之一。目前常用的反应器材质有碳化硅、玻璃和金属等。康宁反应器选用了康宁特种玻璃和高化学稳定性的康宁Unigrain™ 碳化硅 （SiC）材质。康宁反应器具有优秀的抗腐蚀、耐高温高压（-60-200℃，18个大气压），适用于多种化学反应。康宁玻璃反应器可视化的特点，适用于需要光化学反应。连续流工艺开发，溶剂的选择非常重要。一个看似无法进行连续流操作的工艺，通过溶剂的选择可以使反应顺利进行，并取得非常好的结果，这对未来多步反应的全连续过程至关重要。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科技成果对小农户效益则微不足道 但对国家效益巨大 两者矛盾凸显 /strong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布《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3015.6亿元，比上年增加1169亿元，增长9.9%，标志着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技经费投入大国。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研发投入的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相关资料显示，2013年，我国的研发成果转换率仅为10%，而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特别指出，在农业领域，目前仍有大量成果被闲置，难以得到转化应用。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朱启臻：这种投入换来的应用比例比较小，导致了研究成果极大的浪费，在农业上面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我们农业的科研成果科技贡献率，据统计只有不到30%，远远低于国外的农业科技的转化率。& nbsp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为什么我国在农业领域里面有大量闲置的成果不能得到转化应用？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科技成果供给依然存在问题。很多科技成果投入和产出严重地脱离了老百姓的需要，这是限制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第二，农民对科技的需求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旺盛。推广科学技术的时候，农民表现出了非常冷淡的态度，有些科学技术的讲座需要靠奖品吸引农民来听课。农民对科学技术为什么表现出这种冷落呢？主要是组织形式限制了科学技术的需求，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科学技术产生的效果微不足道。但科学技术对整个国家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这种巨大的效益和农户微不足道的收益，形成了矛盾。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科技人员不知道怎么推 农民不知道怎么找 科研成果推广体系亟待完善 /strong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一直存在“最后一公里”没接通的问题，不仅造成了巨大浪费，又加剧了科技与实际脱节的情况。朱启臻认为，在科技成果转换过程中，单纯依靠农民“拔高”很难实现，应借助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以点带面”将科技成果用在实处。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朱启臻：我们必须通过组织的创新来激发农民对科技的需求。比如说，家庭农场、新型的经营主体的出现，有了一定的规模，他们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就从“被动”变成了“主动”。经常有家庭农场主到北京来，到中国农大来找到我们，需要我们给推荐或者提供新的品种，新的栽培技术，这种情况下，基层的需求就有了活力。& nbsp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另外，连接科研成果和农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要完善科研的推广体系，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目前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有些成科技人员研究出来的成果不知道怎么推广，农民有需要又不清楚到什么地方寻找这种信息，就是把需求和供给联系起来的通道还没有完善。所以在解决科学技术转化的过程当中，需要从供给、需求的培养和完善的连接机制上面下功夫，才能提高成果的应用和对农业的生产做出科技方面的贡献。 /p p br/ /p

p strong 　　导语： /strong 从今年以来，高校的技术转移又开始关注起来，热度上升，10月份召开了高校联盟的技术转移大会，众多名校参加，希望这不只是一场运动，能真正落到实处。 /p p strong 　　国家大势 /strong /p p 　　当前我们的国家盈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消耗能源、环境破坏和大量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p p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大势所趋，创业与创新将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核心基础就是需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解决技术“死亡之谷“的问题。从2014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各种相关政策，目的都是在释放科技的力量，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新引擎。 /p p strong 　　现状及分析 /strong /p p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使得目前我国整个创新体系呈现为哑铃状态，具体表现就是一端作为创新源泉的高校，尽管有着丰厚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但由于中国的科研本质上还是计划体制，行政治校，高校的科研资源仍处于半封闭状态，另一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尽管数量庞大，但其技术来源仍主要是模仿和跟踪。这是一种奇怪的扭曲状态，一端由于几十年都处于体制内，市场化基础很弱 而另一端又是极其市场化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存在巨大的机会。 /p p 　　1、国内的研究成果与市场有错位，以早期技术为主，很难直接对接，需要进行技术转移的科技服务机构进行增殖培育和推动。学术界和企业界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系统，其中学术界以国拨经费为主，往往以申请经费，发文章，参加项目鉴定为目标。由于课题来源多是国拨经费，而国拨经费采用的还主要是计划管理体制，因此其研究课题多是所谓的技术驱动，而不是真正的市场驱动。这也导致大部分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相错位，与市场有很远的距离，很难直接应用或产业化。 /p p 　　国内很多大学都有官方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受限于人员数量及专业化能力，工作模式以超市模式为主，这种模式更适合能直接产业化或直接形成企业对接的技术。高校的大部分成果属于早期技术，尽管同样有价值但离市场有距离。面对早期技术，在现行考核体制下教师一般缺少主动转化的内在驱动力，企业对大部分属于处于孕育期的早期技术的成果也不关心。因此，如何将早期技术推进到离市场较近的位置也需要靠科技服务环节来完成。 /p p 　　2、技术本身是以专利为核心的特殊商品集合，其交易和转化难度高。由于技术无形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决定了技术成果的转移是极其复杂的商业行为，其交易和转化的难度远高于其他商品交易，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在技术和企业之间形成对接就可以实现。 /p p 　　科技成果产业化本质上是一个战略性和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连续、长期的涉及到法律、人才、资本、技术和市场众多创新要素的动态配置与整合过程。整个过程也是一个需要长期的、持续不断的管理和服务的过程。 /p p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成果转化主要在两种类型企业可以实现：第一，单一技术简单交易 第二，大集团自己从研发到产业化全程参与转化。就是因为大量的中小企业缺乏这种集聚整合能力，完成不了这样大型的要素集成过程。 /p p 　　这也是为什么官方半官方的技术转移机构往往效率并不高的重要原因，除了缺少市场化机构强烈内在驱动外，其团队人员的配置及构成也使得很难完成整个配置过程。 /p p 　　3、技术转移要求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团队。对技术的理解、对知识产权的理解和对市场的了解，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是技术转移成功的关键。一般来说，科研人员掌握专业知识，但缺乏商业知识、法律知识 专利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的人员，了解知识产权，但缺乏专业知识，也缺乏把握商业机会和谈判的知识 企业人员对市场了解，但又缺乏专业知识。因此，需要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团队，既要有技术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又要懂法律、商业，才能较好地完成专利的鉴别、培养、保护和转化一系列商业活动。而且面对国际化技术转移的要求还要有熟练的外语能力。此外，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以及组织能力也是项目人员需要具有的素质。 /p p strong 　　小结 /strong /p p 　　如果没有认清楚技术转移的复杂性，没有建立起配套的科技服务体系，没有专门的第三方平台推动，没有体制的进一步开放，这事很难靠谱! /p p style=" text-align: right " 作者：杨明伟 br/ /p

我国专利申请数量自2011年首次位列世界第一以来，保持快速增长速度。但在2日举行的“强国知识产权论2016——新常态条件下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论坛上，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发言中说，我国专利在数量大幅提升的同时，质量提升速度不够。他呼吁，要妥善处理知识产权，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通道。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2015年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总数达26.3万，其中高校发明专利授权2.99万件，但质量一般比较低，平均维持年限是6年。　　在整个国家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中，中科院占比约2%。但倪光南说，全院有效发明专利平均维持时间是5.2年，维持10年以上的仅占5.5%，这意味着成果的转化远远不够。　　倪光南认为，专利维持时间短主要有几方面原因：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导向问题，高校、政府科研机构的大部分评价指标体系都对发明专利数量提出要求 国家科技项目验收大多对专利数量提出要求 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资助项目助长了专利申请泡沫，但大部分都只针对发明专利数量，对质量不做要求，或者要求比较模糊 国内专利代理机构竞争激烈，写一个发明专利的代理费甚至低于1000元。这些都导致专利数量大大增加而质量却没有改善。此外，发明专利持有6年以上年费逐年递增，这也造成了部分权利人提前放弃持有。　　他同时提到，与国外相比，我国高校科研院所里，有知识产权转移部门的比例不到30%，而且这些部门几乎没有精通法律、能做专利价值评估的人员。专利许可没有流程，转让形式单一(只有许可模式)，专利的价值评估能力比较薄弱。　　本次论坛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和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8月12日发布的世界学术峰会创新指数显示，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印度等地的顶尖大学在与产业界合作、吸引企业投资以及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方面表现突出。此排名的评价指标是高校吸引产业界投资的能力。排名编撰方和有关学者指出，亚洲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是大型跨国公司近年来把科技与计算机科学研究重点转向亚洲的重要原因。 　　制造业发展推动亚洲高校科研产业化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之一。此次世界学术峰会创新指数的编制是针对2012&mdash 2013年度排名中的前400所世界顶尖大学进行调查所得。这些顶尖大学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该项研究主要的评价指标是这些大学吸引产业界投资的能力。 　　《泰晤士高等教育》编辑菲尔· 巴蒂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将每所高校吸收到的企业投资除以该校研究人员人数，就得到了研究员人均获得的研究经费(见右图)。调查显示，韩国的高校研究人员人均获得的研究经费为9.79万美元，排名第一，新加坡为8.45万美元，排名第二。而这一指标也是世界大学排名13项指标中的一项。巴蒂称，该统计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很直观地说明了问题的关键：企业愿意为高校科研投资多少钱?又在向哪些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科研项目投资? 　　亚洲高校在吸收企业科研投资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高等教育发达的美国和英国在该项排名中仅名列第十四位和第二十六位。调查指出，亚洲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是大型跨国公司近年来把科技与电脑科学研究重点转向亚洲的重要原因。而对于亚洲本土制造业企业来说，只有开发出世界一流产品，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相反，欧美企业对本国科研项目投资不足，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落。正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安博迪教授对本报记者所言，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产业界与世界级大学迫切需要进行合作研究。 　　另一方面，巴蒂认为，东亚国家充分认识到高校能够推动知识经济，能够将科研项目和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价值并影响世界。近年来，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研究机构的投资超过西方国家。亚洲学术界长期积累的科研成果，也吸引企业大量投资。企业也看到了与高校合作的丰厚回报。在西方，传统大学一直有将研究和商业分割开来的倾向，尽管这一情况近来有所变化，但是西方国家高校在研究成果产业化方面仍处于劣势。将实验室想法应用到现实世界的所谓&ldquo 知识转移&rdquo 已经成为现代高校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以英国为例，&ldquo 知识转移&rdquo 只是高校的&ldquo 第三项使命&rdquo ，远不如教学和科研受重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亚洲高校重视与企业合作研发 　　调查认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数据显示，新加坡高校科研经费2/3来自于企业，而且主要是来自欧洲等地的跨国公司。高校和企业合作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推动了新加坡产业升级，成为地区研究中心。 　　安博迪教授表示，南洋理工大学与多家企业有合作伙伴关系。今年以来，南洋理工大学已和三家全球行业巨头&mdash &mdash 宝马集团、劳斯莱斯公司以及国防安全和航空航天制造商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7月，劳斯莱斯南洋理工大学企业实验室成立，研究项目涉及空间与深海科学。宝马集团和南洋理工大学合作建立了该集团在东南亚的首家未来移动研究实验室。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正在与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研究纳米技术。 　　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贝烈炜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优秀的科研项目是吸引产业资金的关键。新加坡国立大学在科学、医疗、技术和人文领域的研究能力突出，已经和西门子、通用、安捷伦、罗氏、阿斯利康和礼来等大型跨国公司建立了研发合作伙伴关系。最近，该校生活实验室对新的互动数字媒体和信息通信解决方案开展广泛的测试和试用。产业界合作伙伴也被邀请参与到研发团队中，开发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建议中国高校加强纯理论研究 　　在世界学术峰会创新指数中，中国大陆以高校研究人员人均获得研究经费5.05万美元排名第七。巴蒂称，中国高校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重视工程、科学和技术学科，而这些领域最有可能吸引企业投资。这不仅推动了中国高校世界排名的快速上升，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好处。建立世界级大学，收入来源多样化，囊括政府财政拨款、慈善捐助、学费、企业投资等等，是很重要的。 　　巴蒂建议，中国高校需要加强纯理论研究。像其他亚洲国家的大学一样，中国高校科研往往更侧重于短期应用，这点是成功的。然而，最具突破性的、能够改变世界的创新往往并不是来自于对短期应用的研究，纯理论研究往往为真正改变世界的创新奠定基础。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现状一直广受诟病。最能反映问题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80%，而我国仅为25%，而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局长何志敏代表掌握的数据却有所不同：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都对上一年授权的发明专利实施转化情况做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平均实施率接近80%，企业接近100%。 　　无独有偶，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代表则表示：“有人认为科技计划支持的很多项目只用来发论文、评职称、申请专利，没有实际价值，这并不准确，北京有大量的科技成果转移出去，2009年，北京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236.23亿元。”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结论差异?科技成果转化率究竟该怎么计算?或者有没有必要计算? 　　明确“转化”什么，破解“唯成果”式迷局 　　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科技成果。是专利、论文、项目、还是皆有? 　　“百度百科”中没有“科技成果”词条的解释。 　　“科技成果是个中国式的概念，国外都说论文、说专利，说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是使用了，并不笼统地提成果。”何志敏说。 　　何志敏讲了一个故事：有个企业老总，投了800多万开发新产品，成功之后准备投产。因为此前经历过知识产权纠纷，他想万一新产品涉嫌侵权怎么办，于是让技术人员和法务部门调查，结果发现，虽然是自主开发，但所有的创新发明点早已在别人的专利保护范围，这个老总只好放弃进一步投产，但是800多万研发投入白扔了。“从成果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好成果，开了鉴定会，做了成果登记，但它却不能被实施转化。” 　　所以，不是所有成果都能转化。“转化的前提是必须拥有权利，谁能将别人的东西进行转化或者卖给别人呢?”何志敏认为，应该用技术产权转移代替成果转化的提法，把根深蒂固的成果论转变为权利论，才能真正获得收益，从而实现转化。“成果主要体现的是荣誉权。”他补充道。 　　“我在科委工作时也认为专利就是成果，到了知识产权局才理解它真正的含义是财富，成果论不能真正实现自主创新的市场价值。”8年多科委副主任和近3年知识产权局局长的经历让何志敏的观点与众不同。 　　像是商量好的，闫傲霜在总结去年工作时，就弃用了成果转化的提法，转用“技术交易”——“北京市对技术交易的认可度比以前大大提高，技术交易对首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已达8.7%”。 　　“掩护队”和“后勤队”的疑问，我们算不算转化? 　　中关村一高新技术企业老总被记者提问：“你们的成果转化率是多少?” 　　他一时语塞，思索片刻后，说：“如果非要回答，我们的转化率是百分之百。但很多成果，即便没有在产品中体现出来，也不能说没有作用。” 　　这是闫傲霜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的一个故事。“我接触的很多企业家都头痛被问到成果转化率是多少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科研成果拿出实验室变产品的单一过程，是众人拾柴的系统问题。” 　　“市场如战场，打仗的时候还分突击队、掩护队和后勤队呢，打胜了不能只给突击队立功。同样道理，如果核心技术被转化了，那么起防御作用的外围专利技术、前期的基础研究成果该不该算被转化呢?”何志敏举了一个生动而贴切的例子。 　　因此，何志敏对80%的发明专利转化率并不欣喜，反而担心不已。“这说明我国大多数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系统工具的能力还太弱，除了将产品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外，构建专利群的能力太弱，起不到应有的防御和竞争工具的作用。” 　　从事基础研究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周成虎委员也对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界定心存疑虑：“有些成果今天完成明天用，有些成果20年后才应用。基础性成果就很难在短期内见效，却往往对人类发展推动很大。怎么算转化率?” 　　只做成果转让的一锤子买卖，不好! 　　让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董事长朱建成最担心的，不是成果转化成功与否，而是科研人员能不能长期持续提供创新。 　　“任何一个技术都有时限性，过了一个阶段就不先进了，技术如何改进创新，持续支持企业的发展?”朱建成表示，有些大学和科研院所搞转化，只做成果转让的一锤子买卖，不好。 　　他希望科研院所能够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持续支持。但问题是，与院校可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科技人员的走与留他却无能为力。 　　“我们希望科技人员也能持有一定的股权，但是研究单位是保守的。”朱建成说。　　“技术人员的跳槽对技术性企业威胁很大，国外有竞业限制以防泄密，在我国却很难执行。”何志敏道出了诸多企业家的担忧。 　　不仅如此，法律规定的发明人奖励往往很难兑现。“专利法里写得很清楚，一旦专利授权，要给发明人至少3000元，实用新型至少1000元奖励，但到现在真正兑现的不多。”何志敏说，“国家还规定专利一旦被转化，要有最低10%的收益分享，现实情况是很难兑现。” 　　技术人员无法参与职务成果获利的分配，他们从事成果转化的积极性锐减。中关村示范区前不久出台的“6+1”先行先试改革措施中提到,“对中关村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权形式奖励个人的，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条款，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逐步探索。 　　“有那么多深层次的问题，只笼统地评价成果转化率高还是低并不科学。”何志敏一言蔽之，在他看来既然成果转化率的概念都是问题，那又何谈高低?

加速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安捷伦在沪联合举办&ldquo 2012年转化医学研究高级研讨会&rdquo 2012年6月27日，北京&mdash &mdash 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和安捷伦科技公司联合举办的&ldquo 2012年转化医学研究高级研讨会&rdquo 于6月26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旨在加速转化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促进基础科学家和临床医学家的交流与合作。本次研讨会云集中美专家，共同探讨由基因组到智慧医学、中医药转化医学，基因组学以及多组学研究的系统化整合等众多领域的应用，共同分享科技在转化医学研究方面的成果。 转化医学是近年来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一种新的医学发展方向，其核心内容是针对临床问题，将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成为患者病床前的临床应用，是一种旨在疾病防治的手段。本次研讨会上，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杨胜利院士、安捷伦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生命科学事业部总裁Nick Roelofs博士、清华大学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罗国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院秦胜营副教授、安捷伦全球生命科学研究市场总监Leo Bonilla教授作为演讲嘉宾出席并发表演讲。研讨会囊括多个话题，包括从研究探讨到临床应用，如由基因组到智慧医学、安捷伦公司在转化医学的研究策略和方向、中医药转化医学在糖尿病肾病中的应用、基因组学在转化医学中的应用、安捷伦多组学研究的系统化整合平台和工作流程及其在转化医学的应用等。 根据统计，中国每年取得约3万项重大科技成果，而平均转化率仅为20%，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其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8%。如何将科研成果尽快转化，应用到疾病治疗中来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已经有大量资金正投入蛋白质组学和治疗领域，政府也耗巨资建设、配备大量仪器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实验室，增强生命科学研究能力，同时生命科学领域领先厂商的积极参与和技术推动，是科学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的关键推动力。 凭借多组学研究的系统化整合平台和工作流程，安捷伦生命科学事业部整合生物学方案正在广泛并深入地被科学界和产业界认可，并在&ldquo 转化医学&rdquo 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安捷伦科技公司也十分看重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安捷伦生命科学业务的第二大市场。为了促进中国药物分析研究、转化医学等医学领域的实验教育和科研创新，安捷伦科技通过捐赠仪器设备、建立联合实验室的方式，先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国内数十所一流的大学保持长期的教育和科研合作关系。 安捷伦科技公司正站在生命科学技术前沿，引领并推进产业发展方向，其领先的科技成果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在并将一直为世界医学领域的科技创新和医疗水平的改善，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杨胜利院士担任会议主持， 并发表主题为&ldquo 转化医学：由基因组到智慧医学&rdquo 的演讲 安捷伦生命科学事业部总裁Nick Roelofs分享安捷伦转化医学研究方向和策略 清华大学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罗国安教授担任会议主持， 并发表主题为&ldquo 中医药转化医学及其在糖尿病肾病中的应用&rdquo 的演讲 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院秦胜营副教授探讨了基因组学在转化医学中的应用话题 安捷伦全球生命科学研究市场总监Leo Bonilla教授发表题为 &ldquo Towards a Pathway-level View of Multi-omics Data and Its Use in Translational Research&rdquo 的演说，介绍了安捷伦整合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及应用案例 关于安捷伦科技 安捷伦科技公司（NYSE:A）是全球领先的测量公司，同时也是化学分析、生命科学、电子和通信领域的技术领导者。公司的 20,000 名员工为 100 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在 2011 财政年度，安捷伦的业务净收入为 66 亿美元。要了解安捷伦科技的信息，请访问：www.agilent.com.cn。

“一方面是我们成果转化率低，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政策仍严重制约着科技成果转化。”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委员说这句话时显得感触颇深。 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与中南大学产学研合作的两个企业为办审批手续已经“纠结”了几个月，卡就卡在职务成果转化上。经过调查，黄伯云把这个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写进了今年的提案——《关于规范无形资产处置、推进战略新型产业发展》是他带来的5个提案中最为详尽的一个。 就在几天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在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披露的数字令人揪心：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她呼吁，尽快制定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分担、收益分配和资金扶持等事项，做出明确规定。 “职务技术成果转化中最大的问题常常是利益的划分，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成果，要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怎么处理好单位和个人的利益是成果转化的关键。”四川大学校长、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陈放委员也认为，“科技成果能否成功转化，关键在于科技人员。只有他们发挥能动性才能克服产业化过程中种种不可预见的问题——其中要付出的努力绝不比成果的开发少，甚至是开发过程的十倍百倍。同时，科技人员持有高比例股份也是投资人所乐见甚至要求的，投资人会觉得这样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利益链条上。” 事实上，有关部门对于成果转化中“利益处分”已经从利于转化的角度作出了明确规定。早在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转发科技部等部门的通知》，规定“将技术成果投资所获股权应以不低于20%的比例奖励给技术完成人，且经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奖励比例可高于50%”。 “但这些规定到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就成了一纸空文。”黄伯云指出，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中将技术类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采用统一标准对待，成了成果转化的“绊脚石”，“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没有错，但无形资产跟有形资产应该区别对待，避免僵化处置。” 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到底有什么区别？黄伯云更强调技术对于人的依附性。“技术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尤其是高端技术，对科技人员有很大的依附性，就算是专利，离开开发人员，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引进回来，还是做不好的原因。” 陈放则注重无形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我们跟人谈合作，其实也是一种博弈。技术的价值更多在于需求方对技术的认识——是战略性的还是一般应用性的——他会基于此出价，而这个出价就会决定技术最终的价值。所以，事前评估和备案对于技术类无形资产而言意义不大。” 正是这些区别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目前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在对外投资和发展中遇到制度性梗阻，国有资产管理审批程序显得过于繁杂。“以对外投资设立公司为例，公司设立前，要完成两次投资行为审批、国有资产使用审批、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等程序，动辄就是几个月。”黄伯云说得有些痛心疾首，“我们做的是高新技术企业啊，投资人拿着钱看你折腾那么久没动静，他能接受吗？！” “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有很强的时效性，如不及时转化，一旦为新的成果取代，其价值就会迅速降低或完全失去。”陈放认为，不同类型资产采用统一标准处置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如果因此而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就把成果锁在抽屉里。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其实我们遇到的问题国外早就遇到过。”黄伯云举了美国《贝杜法案》的例子。 1980年《贝杜法案》颁布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产权属国家所有，知识产权许可应用的不到4%。《贝杜法案》颁布后，联邦政府将资助大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转移给大学，授权大学负责技术转移工作，政府不享有直接回报，而是从技术转移的经济行为中获得不断增加的税收收入。此举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形成了美国“硅谷”“128公路”等一批以高校智力资源为依托的高技术产业新城，同时催生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可以按图索骥嘛！”黄伯云说，“人家已经摸索出来的东西，咱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痛苦呢？”

临近年末，报销成为不少人的&ldquo 噩梦&rdquo ，却也成为另一些人的&ldquo 美梦&rdquo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近年来，科研经费被挤占挪用、科技&ldquo 掮客&rdquo &ldquo 游客&rdquo 现象等造成大量科研经费流失。而与此同时，科研风气&ldquo 浮躁化&rdquo 、项目申请&ldquo 行政化&rdquo 、经费落实&ldquo 功利化&rdquo ，导致科研投入的成果转化率很低，如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达1.2万亿元，其中财政科研经费5000亿元，居世界前列，而科技成果转化率却仅为10%! 　　科研经费流失严重 　　在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大量科研经费没有用于科研本身，却几乎&ldquo 无所不能&rdquo ：大到发放工资福利，小到充饭卡、交电话费&hellip &hellip 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可谓&ldquo 五花八门&rdquo 。 　　一是挤占挪用。随着科研经费增加，一些人把科研经费当作&ldquo 唐僧肉&rdquo ，想方设法中饱私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因涉嫌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费转至其名下公司被批捕 浙江大学水环境学院院长陈英旭因将巨额科研经费转到自己所开的两家皮包公司获刑10年&hellip &hellip 　　二是扩大用途。一些单位对科研资金的管理态度基本上是谁搞到的资金由谁负责。拿到科研资金之后，单位提取一部分管理费，剩下的课题研究、经费分配、报销等方面，往往是课题负责人一个人说了算。有的单位&ldquo 吃喝拉撒睡，都能靠经费&rdquo ，科研经费用于发工资福利、出国考察、吃饭、买车、交通、盖房、装修、买家具等等，有的经费甚至说不清花到哪里去了。 　　三是弄虚作假。一些人想出各种歪招套取科研经费，巧立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比如编造劳务人员名单或用学生身份证冒领&ldquo 劳务费&rdquo ，以差旅费、办公经费等名义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等。 　　同时，很多单位财务报销流程也存在漏洞。一家科研单位的财务人员说，他们只审核发票的合法性，不管发票的合理性。 　　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惩处力度不足也助长经费报销乱象。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虽然制定了经费管理操作办法，但不少在执行中容易大而化之。对违反经费管理规定者，有的仅仅&ldquo 内部通报&rdquo ，有的则要求把违规资金退回了事。 　　&ldquo 科技掮客&rdquo 乱象丛生 　　随着科研投入大幅提升，一些科研人员利用政策缝隙、漏洞，催生科技&ldquo 掮客&rdquo &ldquo 游客&rdquo &ldquo 老板&rdquo 等怪现象。 　　&ldquo 科技市场上最近出现一种科技掮客，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再收回扣。&rdquo 江苏某生产人造草坪企业的董事长说，&ldquo 不久前，有一个熟悉科技项目运作的人找上门来，表示能争取到相关部门的科技项目经费，可达1000万元。如果企业愿意配合上报项目，等争取到经费后，双方各分500万元。我当场拒绝了这个要求。&rdquo 　　东北某县林业系统一名干部说，今年他所在部门上报的一个科研项目获得50万元经费。这笔经费在省级部门被&ldquo 砍了一刀&rdquo ，到了市级部门又被&ldquo 砍了一刀&rdquo ，拨到县里仅剩17万元。今年夏天，他接待了上级手握拨款权的部门一个考察组。这个考察组&ldquo 考察&rdquo 了一个星期，实质是旅游避暑。为接待他们，最后17万元也没剩多少。 　　在一些地方，经费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少数&ldquo 学阀&rdquo &ldquo 学霸&rdquo 手中。科研经费分配从上往下层层发包，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南京审计学院教授蒋大鸣认为，行政化主导经费分配致使科研课题申报机制混乱，给腐败以可乘之机。&ldquo 搞课题，先播种&rdquo &ldquo 跑部题进&rdquo ，其实就是送。小课题几十万元，大课题几百万元，小钱换大钱，不跑就拿不到课题。 　　某高校一名老师说，所在高校曾申请到一个100万元的项目，光介绍费就要60万元，剩下40万元由两名合作老师分。 　　&ldquo 科技泡沫&rdquo 必须挤干 　　当前，我国科研经费分配导致重立项轻管理、重申请轻验收的现象较为严重。只要项目立了项，经费就能拿到手。科研过程管理和科研结果评测松散，难以保障科研经费的产出效率，大量科研项目&ldquo 不了了之&rdquo ，或者仅仅停留在论文上，成果无法转化也造成经费流失。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席、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曾经历过一些所谓的&ldquo 创新项目&rdquo ：在项目申报环节，大学、科研院所早就谈好怎么分钱了 在执行环节，没人监督，也没人真正搞创新 到了验收环节，找一帮研究机构、大学教授熟悉的&ldquo 专家&rdquo 来分钱。申报、执行、验收三个环节都有问题，很多钱做了无用功。 　　同时，科研风气&ldquo 浮躁化&rdquo 、项目申请&ldquo 行政化&rdquo 、经费落实&ldquo 功利化&rdquo 等问题大大影响了我国的科研活动成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统计显示，我国有320多万名研发人员，居世界首位，但科技创新能力仅排世界第19位 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本国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能&ldquo 赚钱&rdquo 的却很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宏广表示，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我国专利占全球80%，但利润排名前20的专利一个也没有。而在医药行业，我国九成是仿制药，从1949年到2008年，50年来仿制药获得的利润还不如国外一个新药利润多。 　　南京工业大学一位教授表示，前几年用钱砸出来许多论文和科研成果，但是真正重大的不多，真正在市场检验的不多，像这样的&ldquo 科研泡沫&rdquo 必须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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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生物制药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其潜力和优势已得到国内外认可。但同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生物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尚不足10%。如何将科研单位的研发成果与企业发展有机衔接起来，并最终在临床上得到很好地应用，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道路上的关键问题。鉴于此，仪器信息网联合Cytiva将举办“生物药成果转化系列论坛”，邀请国内优秀的生物药研究团队、工业界代表和临床医生分享进展和观点，碰撞思想火花，为推进生物药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建言献策。8月16日，系列论坛第一期主题为“细胞治疗应用前景及科研转化难点”，分别邀请来自科研领域、工业领域以及临床方面的专家探讨相关话题。报名链接：https://www.instrument.com.cn/webinar/meetings/cytiva230816/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官网发布文章称,由该校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发现,美国科学研究转化能力正大幅下降。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约翰· 范· 雷宁在文章中提到,为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美国必须每13年将用于创新的科研投资增加一倍。据研究小组调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科研人员在半导体改进方面的工作量增加了18倍,而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却下降到原来的1/18。农业领域也有同样的趋势,1960年至2015年,美国玉米、大豆、小麦和棉花每英亩的产量平均每5年增长约1.5%,而致力于提高相关作物产量的美国研究人员数量在这个期间内则增加了3—25倍。制药行业也是如此,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用于投资研发新药品的资金每年增加6%,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新药品数量每年下降3.5%。经济领域也是相同的状况,如今想要一家美国公司保持与30年前同样的收入增长速度,需要的研究人员数量是30年前的15倍。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雷宁说,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包括,目前美国研究人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他们需要的教育水平,从而在研究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随着知识总量的增多,获得前沿知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此,他认为,研究人员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缩小到某一特定领域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也会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雷宁补充说,很多美国研究人员为了进行科研创新,把多个研究领域的想法都放在一起,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也是研究变慢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人口的增长、联系和沟通的日益便利化以及全球联系的紧密,也为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机遇。他认为,美国政府对此能做的只有持续增加研究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投资。 /p p br/ /p

11月15日，记者从青岛市科技局召开的相关通报会上获悉，针对青岛海洋科研力量强大，而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又比较低的问题，青岛将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据悉，该平台预计2012年底建成。 　　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青岛的海洋科研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涉海的院士就有19位，全国30%的海洋科研人员聚集在这里。”15日下午，市科技局副局长栾新表示，青岛是海洋科研强市，但在海洋科技成果本地转化以及产业发展方面，青岛还算不上强市。栾新说，他们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市里也明确提出来要逐步加以解决，下一步，青岛将重点推进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青岛市将建设一个国家海洋科技成果交易与技术推广中心，以更好地促进青岛市科研院所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经请示，科技部已批准。目前这项工作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预计将于2012年底完成。” 　　“产业联盟”助力成果转化 　　市科技局海洋科技处处长王栽毅表示，为有效地整合“产学研”各方面的资源，由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研究所牵头，包括青岛各大科研院所以及一些育苗企业等20多家单位组成了一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该联盟也将为青岛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个平台。 　　据了解，青岛市在今年3月份被确定为国家首个技术创新工程试点市，这方面主要做的工作就包括构建产业技术联盟和培育创新型企业两个方面，而海洋育苗作为最能体现青岛市海洋科技力量的产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也刻不容缓。“青岛市发展海洋科技的重点要放在产业链的上端，具体来说，前期在科研院所进行一些新种苗的研究，驯化工作、终试工作等放在企业中来做。”王处长表示，这样一方面加强了青岛科研院所海洋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对育苗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技术支持。 　　9科研院所考察西太平洋 重点针对洋流和物种 　　11月15日，记者了解到，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0年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实验研究共享航次从青岛奥帆基地码头起航，本次科考重点对西太平洋海域的洋流、物种等进行考察，以期取得该海区前所未有的关键观测数据。 　　据了解，该航次由“科学一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承担，搭载了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来自中科院海洋所、中国海洋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南海所、中科院声学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中船重工第七一五研究所9家科研院所、高校的50位科学家参加了科学考察，预计航期2个月。 　　在2个月的时间里，科研人员将聚焦西太平洋海域的科学问题，开展西太平洋关键海区强化观测试验，取得国际上在该海区前所未有的关键观测数据 ，揭示各个表层和次表层海流的质量和热交换过程。

202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静带来了一组调研数据，2021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数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王静表示，在十分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的今天，我国成果产业化率低已然不是政策扶持不够、企业创新意识不足、成果需求不旺的问题。为实现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依然有一些环节政策落实不到位，成了束缚住科研单位和人员的“细绳子”。代表委员、科技界人士都为成果转化过程中各个环节如何解除“细绳子”支招。面向市场产业需求，创造“值得转”的成果目前，专利转化率之低，与高校院所智力资源之集中、科研经费之充足、科技成果之丰硕形成不小反差。王静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专利权主体缺少市场化前瞻性。专利申请重数量不重质量，甚至为了科研项目结题单纯“制造成果”，这样的“成果”自然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命运。为了避免成果与市场和产业需求脱节，产出更多“值得转”的高质量科技成果，代表委员和科技界人士也提出了多种模式的探索。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周仲荣建议，可以通过打造相关平台，坚持市场化导向，深入探索“先中试、后孵化”模式，加快打造创新成果培育孵化重要基地、产业技术研发转化创新中心、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示范样板，进而突破“没有成熟成果可转”的难题。王静建议，可鼓励科研院所和高校使用科研经费或者社会捐赠设立成果产业化种子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用以扶持技术工程化、规模化、产品化验证。“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正在打造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四位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系主任、清华天津电子院院长汪玉介绍，同时通过大平台和大项目驱动，最终实现技术的应用。落实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让科研人员“愿意转”光有能转化的成果还不够，还要通过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激发科研人员活力。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关于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提案》中，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方面提出建议，应赋予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更多自主权、决策权、定价权，调动成果完成人的转化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现有科技成果以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多种形式转化，配合企业进行产业化实施。 （下转第六版）天津科技局成果处副处长梁传辉认为，要强化科研单位的主体责任，发挥好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在机构、项目、人才评价中增加成果转化绩效权重。同时要充分落实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让科研人员劳有所得。在激发科研人员活力的同时，还要加强科研单位内部统筹协调，让科研人员能轻松面对成果转化中复杂的流程，让科技成果变得“好转化”，科研人员才能“愿转化”。在这方面，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立完善技术转移市场 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提案》中建议，强化科技、财政、审计、国资、纪检、组织等多个部门联动配合，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衔接和落实。健全专业服务机构，让科研人员明白“如何转”此次不少提案中都提出，目前专利转化服务能力不足，缺少高质量的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纪人队伍。梁传辉认为，科研人员是专才，但不是全才，各科研单位应该通过自建或合作的方式，建立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培养一批懂科技创新规律，又懂市场商务实践，且懂法规制度的“专业人”“明白人”，帮助科研人员顺畅、安心地与企业开展合作。同时各科研单位还要优化服务流程，明确操作路径，让科研人员知道“如何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服务体系的提案》中，从社会化角度提出建议，建立多层次中介服务体系，打造一批区域性中小企业社会化中介服务机构。对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也提出了建议，建立技术经纪人培育和管理体系，培育多层次技术转移人才队伍。为了更好地建立高水平技术经纪人队伍，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同时建立技术转移人才职称评定制度。

破解科研成果“转化之困” 　　大量宝贵的科技成果不能实现产业化，似乎已成为一道世纪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指出，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仅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有着霄壤之别。 　　在青岛，海洋科技优势极为明显。然而，青岛的海洋科技成果同样面临转化之困。 　　当前，以高端技术、高端产品、高端产业为引领的蓝色经济战略，正在万众期待下全面展开，而从海洋高端技术迈向海洋高端产业，无异于从一座巍峨耸峙的高峰迈向另一座，假如没有强大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能力牵线搭桥，一切都将成为镜花水月。 　　青岛市打造 “中国蓝色硅谷”，正是要强力突破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瓶颈。 　　让产业化基地星火燎原 　　蓝天碧海之间，工厂式大棚鳞次栉比，一个个项目区井然有序，其中的中国海洋大学项目区正在进行中华鲟、半滑舌鳎等鱼类工厂化养殖 黄海水产研究所遗传育种中心项目区正在进行中国对虾健康种苗的选育和繁育 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项目区正在进行大菱鲆、大西洋牙鲆、日本对虾、海参等苗种繁育与养殖生产 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与青岛市一家企业合作建设的基地水产饲料车间，正在进行优质饲料的加工生产……这是记者在全国规模最大、建设档次一流的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水产种苗产业化基地看到的景象。 　　“在这里，各大科研院所在管华诗、雷霁霖、赵法箴、唐启升等院士的带领下，承担着多项国家重点海洋种质研究项目和国家海洋领域重点课题的研发，先后进行了大批海洋渔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截至目前，已引进开发新品种11个、新技术12项，累计培育鱼虾贝类优良苗种180亿单位，生产优质渔用饲料 23000吨，辐射区养殖面积达到80000余亩，带动育苗企业200余家，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全面促进了青岛乃至全国海水养殖和育苗的产业化进程。”即墨市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经济师黄绪艳说。 　　在海水综合利用领域，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一所、青岛双瑞防腐防污工程公司等20多家国家级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研发机构和企业共同努力，使该领域科技成果产业化成果大批涌现。去年，全市海水综合利用产值达到34亿元，比“十五”末翻了三番。预计到2015年，青岛海水淡化能力将达到40万立方米/日，海水淡化产业总产值达到120亿元，带动相关行业产值增加400亿元。 　　而随着“蓝色硅谷”战略的深入实施，像水产种苗、海水综合利用这样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将在青岛市成星火燎原之势。 　　市发改委副主任、青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主任任振刚表示，青岛市在打造中国蓝色硅谷的过程中，将确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实施重大推进工程，加快海洋高科技研发、高技术人才、高科技产业和服务机构聚集，大幅提升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培育能力。“特别是要加快海洋技术成果孵化区和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区的建设，把青岛打造成为全国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 　　据记者了解，在青岛市“蓝色硅谷”建设确立的“一区一园”总体布局中，科技成果孵化及产业区是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功能区之一。 　　“作为蓝色硅谷的科技成果孵化和产业培育中心，科技成果孵化及产业区将重点规划建设崂山生物产业园、青岛国际创新园、国家通信产业园、青岛创业园、青岛新能源产业园等园区，利用现有基础，强化资源融合，集中布局科技成果孵化器及产业项目，提升全市海洋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水平，推动产业升级。”任振刚说。 　　搭建平台促进成果产业化 　　青岛不缺海洋科技高端人才，青岛也不缺海洋科技尖端成果，历年来斩获的国家海洋创新成果奖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青岛市海洋科技成果 “墙内开花墙外香”，实现转化的海洋科技成果中，只有20%在本地，80%都跑到外地实现产业化。 　　在青岛市，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是国内海洋科学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科研机构，这些年来在海洋农业、海洋生态与环境监测等领域的科技成果颇多建树，可是其中大部分成果却是拿到外地转化。据该所科研与开发管理处王子峰博士介绍，截至目前，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已与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共建海洋生态养殖联合实验室，与天津海发珍品实业公司建立半滑舌鳎、石斑鱼封闭循环水工厂化养殖生产基地，与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公司共同实施白刺参规模化苗种繁育项目，与日照企业成立海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青岛的海洋科技成果拿到外地转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没有足够强大的海洋科技成果孵化与产业化平台，二是没有足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和龙头企业。而当前蓝色硅谷战略的实施，将在平台建设与引进培育重点项目和企业上做足文章，会从根本上改变青岛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薄弱的现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雷霁霖说。 　　据了解，青岛市目前正围绕蓝色硅谷的打造，全力营建海洋科技成果的孵化与产业化平台，聚合海洋科技领域的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和高技能人才。同时，以这一平台为依托，在投融资模式、区域科技创新模式、开放合作模式、人才培养、公共服务等方面展开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引导相关科研机构与企业创新发展、率先发展，全面推动海洋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所长刘孟德告诉记者，该所正在探索建立国际合作基地、成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海洋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海洋仪器装备制造是建设蓝色硅谷的有力支撑，目前，我们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基地，已成功地将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的海洋仪器先进成果拿到青岛转化 与中国海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20余家单位组成的创新联盟，则通过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模式合力发展海洋监测设备产业。如今，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的海洋监测设备年产值已超过1亿元，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借助蓝色硅谷战略，我们还将在青岛高新区规划建设占地200亩的产业化基地。” 　　在位于“蓝色硅谷”核心区的崂山科技城，青岛市一家企业研制的远洋船舶压载水处理设备，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船舶关键设备，在研发上取得了四项中国第一，突破了9项重大关键技术，目前已具备年产100套的能力。“去年，崂山区围绕这一项目顺势启动船舶压载水处理设备新产业化基地的建设，今年一期项目建成后，年产能将达500套，在全球船舶压载水处理设备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崂山区发改局一位负责人说。 　　据悉，青岛市将按照“蓝色硅谷”战略规划，在海洋药物、海水淡化、海洋水产育种育苗、深海研发、海洋高端交通装备制造等领域，建设一批创新成果产业化基地，打造面向深海科技研发、深海资源调查、深海装备研制以及服务深海产业发展的开放式国家级平台，并以这些平台为基础，以重点科研基础项目和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为带动，推动全市海洋科技成果大规模迈向产业化。

&ldquo 国家制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导向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rdquo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下称《修正案》)强调。《修正案》完善了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处置收益分配等制度，突出了企业在科研方向选择、项目实施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 　　引人注意的是，大学教授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将更加自由。《修正案》规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人员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在一定期限内离岗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制度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兼职、离岗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期间和期满后的权利和义务。 　　《修正案》的推出无疑是我国经济从坐享人口红利到释放改革红利的踏实一步。遥遥相对应的是李约瑟之问，这位对中国社会深有研究的英国学者提出：&ldquo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rdquo 　　对这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之中，&ldquo 转化应用&rdquo 是个频频出现的关键词。鲁迅先生恨铁不成钢地写道：&ldquo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rdquo 　　有创造，却无创新 有创业，却无产业。这不得不令人惋惜。抛开中西国民性的争议，如何从聪明的创造走向智慧的应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无论围观网友如何痛惜某大学已经不是当年的某大学，就发表的科研成果而言，外国的月亮真的不那么圆了，实打实的数据证明中国有大楼亦有大师的的高校、尤其是顶尖高校在世界PK中并不含糊。 　　另一方面，在这个全民创业的时代。根据国家科技部提供的资料，目前全国5100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的科研成果3万项，但其中能够转化并批量生产的仅有20%左右，形成产业规模的仅有5%。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到20%、专利实施率不到15%，而发达国家高达70%~80%。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影响因子高学术影响力大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好文章、在试验和实践中漫漫求索获得的专利该怎么应用?谁来应用? 　　《修正案》提供了一种可能：高校教授兼职或者离岗创业。 　　理想的情况下，创造者最熟悉自己的成果，他们投身市场，在市场中发挥自己智慧的价值，并通过实践的检验打磨产品。兼职及离岗期限的设置，也可以为教授保留学者的身份，降低失败的成本。 　　科研与创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多成果诞生时根本看不出未来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毕达哥拉斯讲解勾股定理，有人问他：有什么用处呢?他嘲笑地给了那人几个钱，说：这就是你要的用处。必然有许多有志于投身科研的人如严耕望所说&ldquo 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rdquo ，对象牙塔外的市场并不感兴趣。保护他们工作的纯粹也是大学的责任之一。 　　同时，对于相当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而言，格物致知后的经世致用也是人生的追求之一。高校严格的财务和人事制度多少是一种束缚。老老实实地做学校的项目，项目结束时还需要绞尽脑汁地凑发票，何况进入市场每天真金白银的进出呢?既做老师又做老板，算不算不务正业?评估怎么算?会不会影响以后升副教授、教授? 　　《修正案》为这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的细则尤为重要。不仅要杜绝一边抓钱一边抓身份的投机，也要防止政策传达不灵创业老师两头受气的情况。更关键的是在财务、人事评估机制上有所变化，规则明白清晰。 　　此外，毕竟会搞科研不等同于懂经营，直接把创业学者丢到市场上，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或许是好事，但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转换效率来说有点危险。在市场和高校之间的创业服务衔接，或许是需要抓紧的关键一步。

当前，我国生物制药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其潜力和优势已得到国内外认可。但同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生物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尚不足10%。如何将科研单位的研发成果与企业发展有机衔接起来，并最终在临床上得到很好地应用，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道路上的关键问题。鉴于此，仪器信息网联合Cytiva将举办“生物药成果转化系列论坛”，邀请国内优秀的生物药研究团队、工业界代表和临床医生分享进展和观点，碰撞思想火花，为推进生物药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建言献策。点击报名8月16日，系列论坛第一期主题为“细胞治疗应用前景及科研转化难点”，分别邀请来自科研领域、工业领域以及临床方面的专家探讨相关话题。重庆精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钱程教授将带来题为《新型CAR-T细胞治疗癌症的研发策略和临床转化》的报告。点击预约观看嘉宾简介：钱程，重庆精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国家精准医学生物治疗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精准生物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抗癌协会生物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百人计划”特聘专家，重庆市首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百名学术学科” 领军人才。长期致力于癌症发生的分子机制及免疫细胞治疗癌症的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在肿瘤生物治疗和干细胞治疗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的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等SCI期刊上发表论文170余篇，总影响因子达1000, 他引10000余次。获得PCT国际发明专利10项。目前，其带领的研究团队，主要从事肿瘤CAR-T治疗的基础、转化和临床应用。

科研机构可以自主设置科研岗位，可以年薪制聘任高层次人才 科研经费可用于产业化，成果转化70%收益可用于奖励 鼓励科研机构将仪器设备、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等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孵化服务&hellip &hellip 　　记者昨天从市科委获悉，北京市已经审议通过&ldquo 京科九条&rdquo &mdash 《加快推进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本市在政策创新方面的又一突破，将全面盘活人、财、物，最大限度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 　　加快成果转化 　　科研成果试行公开交易制度 　　据了解，由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意见》，共涉及9方面具体实施政策，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高科研机构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强化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 　　《意见》第一条即提出，要深化科技成果管理改革。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和目前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率低有关系。 　　按照新政策，本市将探索建立科技报告和科技成果登记制度。鼓励科研机构通过托管等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转移机构代理开展科技成果许可、转让、投资等工作。今后，还将试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公开交易制度，科技成果可以通过在技术市场挂牌等方式确定价格并实现交易。 　　科研机构对科技成果的自主权将更加充分。据悉，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外，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将由项目承担单位依法取得，并赋予科研机构自主处置权。同时，鼓励科研机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通知》还提出深化财政经费管理改革。由市财政科技资金资助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项目承担单位可以根据转化和产业化需要，从项目经费中列支厂房、设备及相关费用。今后还将进一步提高项目承担单位经费使用自主权，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支持新产品产业化 　　政府采购可订购新产品 　　为加强对科研机构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推广，《意见》要求，今后政府采购将通过首购、订购等方式，支持科研机构的新技术、新产品。 　　&ldquo 可以订购的话，意味着科研机构的新产品，可以提前拿到产品化、产业化的资金。&rdquo 一位生产节水器的发明人惊喜地说，&ldquo 这能解决新产品上生产线的&lsquo 第一桶金&rsquo 难题，简直是&lsquo 及时雨&rsquo 。&rdquo 　　按照《意见》要求，使用市、区(县)两级财政资金采购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市、区(县)两级财政资金全额投资或部分投资项目的出资、建设和管理单位，今后都会在使用财政资金采购时，优先考虑科研机构的新技术、新产品。 　　据介绍，政府采购优先支持的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智能交通、健康养老、文化惠民、城市安全运行和应急救援等领域的应用。 　　《意见》提出，大力推进科研资产管理改革，特别是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据介绍，市属科研机构改制为企业的，根据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其已经实际使用的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可以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变更房屋、土地产权手续。鼓励市属科研机构将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及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入股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实体。取得的市场收益，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并纳入预算管理后，可用于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市场经营活动。 　　激励人才 　　转化收益70%可用于奖励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也是《意见》的重要内容之一。 　　依据《意见》，本市鼓励科研机构聘任高层次人才，市属科研机构还可以按照要求自主设置科研岗位。市属科研机构可以采用年薪工资、协议工资等方式聘任高层次人才，人员工资以及实施股权激励等费用可以从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开支，经批准可以一次性计入当年科研机构工资总额，但不纳入工资总额基数。 　　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中，科研人员也将成为核心。《意见》提出，经职工代表大会同意，科研机构可提取70%及以上的转化所得收益，划归科技成果完成人以及对科技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所有。而过去，尽管没有统一标准，但大多数情况下提取的转化收益，都难以超过20%。 　　支持协同创新 　　科技资源将对外开放 　　《意见》明确表示，要支持科研机构深入开展协同创新。要深化&ldquo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rdquo 建设，鼓励科研机构将仪器设备、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等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今后，科研机构除了开放科技资源获得服务收益、合作生产收益等效益外，政府还将根据开放的科技资源量、服务业绩等，给予一定补助支持。 　　同时，本市将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重大课题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今后，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研发、中试、技术咨询、人才培训等服务。 　　鼓励开放科技资源的同时，还将完善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的平台载体。其中，政府将鼓励科研机构利用仪器设备、自有房屋、土地等资源，自建或与社会资金联合共建科技企业孵化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孵化服务，其土地供应可以采取协议出让等方式。 　　科研机构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可以优先认定为市级孵化器，符合条件的可以推荐为国家级孵化器，并享受财政经费支持等政策优惠。建立市、区(县)两级科技成果转化用地协调机制，鼓励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在区(县)转化落地。&ldquo 科研机构建设孵化器，本身就成为了科研成果产业化链条上的紧密一环。&rdquo 业内人士说，这可以增强科研机构的市场敏感性。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优化科技金融服务环境、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后，本市将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依法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创投基金，并支持海外风险投资机构来京发展。(记者童曙泉) 　　&ldquo 京科九条&rdquo 　　一、深化科技成果管理改革。 　　二、推进科研资产管理改革。 　　三、深化财政经费管理改革。 　　四、强化科研人员激励机制。 　　五、加强对科研机构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推广。 　　六、优化科技金融服务环境。 　　七、支持科研机构深入开展协同创新。 　　八、完善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的平台载体。 　　九、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背景导读： 　　北京工业大学有科技成果的教师可以离岗去创办科技型企业，校方将为他们在最多5年内保留原有身份和职称。学生休学创业的具体规则也开始起草制定。&mdash &mdash 北京青年报 　　日前，成都市召开校院地协同创新座谈会，邀请所有在蓉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汇聚一堂，目的是，校院地紧密携手，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mdash &mdash 成都日报 本文作者：廖保平 　　这是政府搭台，撮合&ldquo 产学研&rdquo 结合，值得肯定。多年来，由于陈旧的体制机制阻碍，政府在其中建立平台的作用不够，科研人员进行科研纯粹为了评定职称，大量科研成果缺乏市场需求，被束之高阁，转化率极低。 　　这些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重要性，努力唤醒其沉默的价值，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很大一部分是靠这个实现的，尤其是在国家提出&ldquo 创新驱动&rdquo 的语境下，变得尤为紧迫。 　　在转化之路上，人们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如技术转移、技术购买，但是，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毕竟是两张皮，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转让给企业后，企业往往不能很好的消化，导致转化的成功率比较低，鼓励科研人员向企业人员转化，是必由之路。 　　鼓励科研人员向企业人员转化，说到底，是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ldquo 最后一公里&rdquo ，由研究向应用，由行政向市场迈出坚实步伐，实现&ldquo 产学研&rdquo 无缝对接。在迈进市场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不能置身市场之外，置身市场之外意味着：一者，科研人员不能从市场获得回报，也就缺乏研究市场需要的技术的动力 二者，脱离企业，科研成果转化不顺畅 三者，科研人员不能从市场需求中迅速作出反应，改进或研发新的科技成果。总之，科研人员不走出书斋，不走进市场，其个人价值和技术价值都难以进行市场定价，给予市场激励，获得市场回报，不利于社会的创新发展。 　　鼓励科研人员向企业人员转化，是使科研人员直接面对市场、直接进入市场，敏锐地感悟市场、把握市场，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科潜力，有利于建立创新型国家，有利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有利于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文明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包括高校应该深化改革，破除体制障碍，建好平台，完善支撑体系，不仅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人才流动等方面拿出突破性的举措，还应该在鼓励科研人员向企业人员转化方面打通关键环节。 　　可以鼓励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比如，北京高校科技人员经学校同意，可在校际间或中关村示范区科技型企业兼职，从事兼职所得的收入按有关规定进行分配 科技人员在兼职中进行的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工作，作为其职称评定的依据之一。 　　也可以鼓励科研人员&ldquo 下海&rdquo 独立创办企业，比如四川省允许和鼓励在川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经单位批准后到天府新区创新创业，在3-5年内保留其身份和职称，创业所得归个人所有，经考核合格后，在原单位薪级工资按照有关规定晋升。 　　还可以鼓励科研人员与企业合作，共同组建科研公司或项目公司，作为独立核算的研发单位，科技研发人员的知识、技术、知识产权作为商品，与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协议，或者以技术入股，成果实施转化之后，作为股东他们可以拿到合理的回报。这样，科研人员和企业结合起来，一起实施成果的转化，效率就要高很多。 　　鼓励科研人员向企业人员转化，不应该囿于科研人员就应该安心于做研究，把技术创新当主业，不应该当老板、办企业，这是非其所长。既然要鼓励科研人员进入市场，最重要的是确立其市场主体地位，科研人员办企业、做老板，才会更加用心地将自己技术转化成商品，至于行政、产业、营销等工作，可以交给真正懂得市场、善于管理的人去做。 　　我所强调的是，要鼓励科研人员向企业人员转化，核心是向市场转化，成为市场真正的参与者，这样才能够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ldquo 指挥&rdquo 科研人员研究市场最需要的，也可以获得利益最大化的科研成果，客观上造福全社会。

做成果转化中间人5年来，朱希铎已经听到类似的抱怨不下百遍了：一家研究所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研究所每年有200项新的科研专利诞生，目前已经累积了千余项专利。几年来，这些专利无一例外都成了“死专利”，放在库存里“已经快要发霉”。 　　5年前，朱希铎从一家公司老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抱着对企业研发需求的热忱，来到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担任常务副会长，试图通过扮演红娘角色来磨合产学研各方的关系。 　　近日，他所分管的第109家中关村开放实验室落成。这100多家实验室在5年内已经与企业合作开展276项基础成果转移项目。在欣喜之余，朱希铎更多的是感慨：在转化率低的背后，是成果转化的主体——企业和实验室之间既断裂式的合作，又推诿式的配合。 　　做生意的和搞研究的是一对冤家 　　此前与一家实验室的合作让北京伟嘉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峰记忆犹新。对方研发药品的前端一直较为顺利，也都比较符合廖峰的预期，但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药品注射到猪的身上，“一点儿不管用”。 　　经检查发现，是药品的佐剂技术出了问题，“这已是产品研发的后端环节，也是决定药品能否用于生产的关键性一步。”廖峰看到对方实验室已经“不来电”了，便只能请一支工程化技术较高的团队出山救“火”。与这家实验室的合作也就不欢而散。 　　事后廖峰反思：技术跟不上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科研单位的惰性。“他们做完前端之后就没有欲望再往下做了。”这样下来，他说，“科研与成果转化成了两张皮。” 　　两张皮的局面并不能全都归咎于科研人员。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少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在一些横向课题上，科研人员也十分希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当中，但是一些公司的要求却让他难以接受。 　　一次，一家公司找上他，“开口直接要产品”，马少平先是一怔，迟疑一下婉拒了这项合作。在他看来，科研人员好比是建筑设计师，更多地负责画出图纸，但公司直接要产品则意味着“不仅要交出图纸，还要把房子建出来。”马少平说，“建房子应该是公司的事情，我们要发挥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干各自所干的事情，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朱希铎每天要打交道的，就是这么一对互不待见的冤家。一方是做生意的，另一方是搞研究的，前者看不上后者只会写写文章却不懂市场运作，后者则瞧不起前者眼里只有利润却不问学术 这对冤家不愿让步的合作产物通常是个半成品，卡在了可上市成果产出的最后一步。 　　谁该往前走一步，谁要先走这一步，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这让朱希铎十分无奈，“产学研叫了这么久，之所以没有太大的进展就在于两边没人敢跃过这一步。” 　　唯科学家是瞻，更多的是唯科研评价体制是从 　　因为做的是农业生物技术，廖峰的合作对象更多的是与农业相关的研究院所和高校，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合作时实验室始终占上风，企业则更多的是跟着学术论文后面“瞎跑”。但就在一次疫苗实验的研发中，他发现最终出炉的成果和公司最初所描绘的南辕北辙。 　　后来，廖峰了解到，这次合作高校疫苗研发相应的论文获得了一项学术大奖，论文也正申请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看到几十万元的经费打了水漂儿，廖峰不禁感慨，最终得到的是有利于研究人员发文章的东西。即便如马少平所说的图纸，“也有可能在实验室的掌控下画偏了”。 　　中科院高能所网络安全实验室主任刘宝旭说，受制于考评内容，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着眼点在发表科技论文和申请国家专利，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去和企业合作。 　　“科研院所很难在产学研中起到主导作用。”朱希铎说，在当下的科研体制下，唯科学家是瞻，更多的是唯科研评价体制是从，这样会让更多的研发成果和专利石沉大海。 　　企业给科学家出题用合同评判 　　朱希铎眼中的产学研无非这几大块：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研究、产品设计研究、样品、中试、试销、大规模制造、大规模销售以及服务。在他看来，基础研究是科研院所实验室要做的事情，甚至一些实验室已经走到了第四步，生产出样品，而企业则主要停留在最后三步。 　　5年来，朱希铎牵线成功的合作中，大多是拥有较多学术积累的实验室或是有较强研发水平的大型企业，“在最后几步中，谁能往前多走一步，更多地取决于实验室科技成果的积累，以及企业自身科研水平的成熟度。”但这两头毕竟都是少数，“两头小，结合多 中间大，结合少”成了产学研的现状。 　　朱希铎说，如今的开放实验室合作，与其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体缺位问题，不如说是进行了主体换位，“让企业给科学家出题。” 　　“经费是我自己出的，题是我自己立的，我来决定方向、目标、考核、进度、经费、匹配，包括人员的组织，都由我来做。”掌握主动权后的廖峰常常进行阶段性成果的评价，如果最后的成果没能达到最初的设想，等待一方的就是合同的制裁，而非论文的评价标准。 　　对实验室而言，这样的合作也并没有“吃亏”。马少平向记者透露，在与某家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之前，该实验室一年大概发表的国际论文是30篇左右，成立之后，这个联合实验室一年发表的论文数就超过了60篇，提高了一倍 另外，在国际核心刊物上，以前一年大约有一到两篇的高质量论文发表，现在又增加两倍，三年时间有十多篇论文，还额外申请到了26项专利。 　　“如果真能让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还可以盘活动辄上千万元的资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樊瑜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重点高校的实验室仪器资源，通常每隔五年就有相应几千万元的资金投入进行更新。而这些昂贵的设备对企业，尤其是一些新兴的中小企业来说，有较大的需求空间，但又是他们自身的资金难以企及的。

近年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深入推进，国内医疗机构纷纷响应政策号召，加大临床转化力度。然而在临床转化过程中，医疗机构仍面临诸多挑战。公开数据显示，我国临床研究数量占全球临床研究的1/3，科技成果转化率却仅有5%[1]。“缺平台”——缺乏以高转化为目标的科研平台规划与运营管理平台，“缺经验、缺时间”——在临床产品转化路径认知、商业化知识与经验方面的不足，以及临床与科研工作繁忙无暇参与转化相关所有工作的现状，“缺配套”——内外部转化落地配套政策仍待完善，“缺资金”——融资渠道较窄、项目初期不太符合投资标的要求，医疗机构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成为当下众多医疗机构首当其冲面临的四大核心挑战。丹纳赫四大针对性解决方案，助力医疗机构成功破局3333333333丹纳赫是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致力于加速科技进步，改善人类健康。丹纳赫在全球运营管理超15家跨国企业，拥有约63,000名员工，是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财富》全球最受赞赏公司医械行业榜位列第2名。2024年，丹纳赫公司正式启动“双创新加速引擎”战略，为医疗机构临床转化持续赋能，提供具备全链化、多元化、体系化和前沿化优势的四大针对性解决方案。点击下载解决方案 https://www.wjx.cn/vm/Q0ajGz2.aspx缺平台针对这一痛点，丹纳赫提供高潜领域实验平台规划搭建方案，包含成果转化平台规划与建设解决方案，院内GMP模块化制备工作站，以及以Cytiva Fast Trak科创中心为核心，提供人才培训认证课程，以及生物制药工艺开发、IND申请、早期临床生产等一系列企业解决方案在内的工艺开发及验证服务。缺经验、缺时间针对这一痛点，丹纳赫设立了创新转化精益学苑，提供从定义（What）到如何实现（How）再到收益（Why）的全流程转化咨询与定制化服务支持。Danaher Beacon项目长期资助科研院所开展以产品为导向的前沿性科学研究。缺配套针对这一痛点，丹纳赫提供政产学研交流平台和政策倡导路径搭建。通过全球科学顾问委员会、全球科学家峰会、院长转化论坛-三级医院高级研修班等一系列赋能项目，为医疗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丹纳赫院长转化论坛-三级医院高级研修班（重庆站）缺资金针对这一痛点，丹纳赫能够帮助拓宽融资途径，提供融资建议。通过不定期的路演和推介活动，链接优质项目与资本方。路演合作伙伴包括：阿斯利康中金资本、上海生物医药基金、高瓴资本、君联资本等。丹纳赫直投案例：BlueWhale Bio创始人及其初创公司获得了Danaher Ventures的投资和创业经验，以及丹纳赫在研发、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把握布局临床转化的最佳机遇，迈上医院高水平发展快车道33当下，临床转化正成为医疗机构提升综合实力、构筑核心优势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以美国麻省总医院为例，其年临床转化金额高达近3亿美元，是中国排名第一医院转化收入的5倍，医院收入占比超过25%。这一数字凸显了临床转化在推动医院增加潜在收入增长来源的巨大作用。此外，通过加强临床转化，医疗机构还将能够：将前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实际治疗技术，为病患带来更快的治疗希望；建立内部转化机制和能力，激发人才活力，承接更多更大专项及特殊政策倾斜，以形成长期发展势能；提高专利转化量、金额以及机制平台建设等指标表现，赢得国家/省级平台申请、榜单评比的更多机会。现在，正是医疗机构把握临床转化新机遇的关键时刻。让我们共同携手，加强临床转化能力建设，为病患带来更多的福音，也为医院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点击下载解决方案 https://www.wjx.cn/vm/Q0ajGz2.aspx参考资料[1]http://m.cnpharm.com/c/2024-04-23/1043022.shtml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2em " strong 仪器信息网讯 /strong 近日， strong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strong （以下简称平台）成立大会在京举行，这也是首个以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全国性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来自全国的60余位临床医院的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出席成立大会。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100% max-height:100%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8/uepic/912914af-fab2-47ca-abef-23e9d0284170.jpg" title=" 1111111111.jpg" alt=" 1111111111.jpg" /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0em "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的中医药科技事业取得了进步，然而依然面临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成熟度低、形式单一、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匮乏等限制，中医药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现状同样不容乐观。为了破除束缚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瓶颈问题， strong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全国首批14家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依托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了首个全国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0em "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院长王显表示，东直门医院将搭建院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桥梁，为广大的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提供药学、临床研究等科技成果孵化服务，使平台成为孵化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形成产学研一体化体系。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0em "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孙永章强调，成立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中医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破除制约中医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障碍，真正打通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0em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周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是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的关键环节之一。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和效率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我国最具原始创新潜力的学科领域，中医药科技成果的转化，是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能否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高低。希望该平台按照中国科协“科创中国”相关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充分发挥学会的优势和作用，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0em " 　　会上，平台聘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原中医中药学科主任王昌恩为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教授田贵华为秘书长，并成立了由首批全国18家医院、科研院所科技负责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0em " 　　王昌恩强调，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大家仍任重而道远，希望各平台成员单位、中医药科技工作者们牢记初心使命，遵循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同时，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管理机制，不断加强中医药科技的协同创新发展，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与应用。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0em " 　　田贵华介绍，该平台成立后，一方面要建设反映医院、科研院所需求的“问题库”，成立展示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的“项目库”，另一方面要为各个需求企业创造共享资源的“开源库”，促进供需双方的直接对接，在此基础上，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提升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参会嘉宾 /p p 　　【现场专家领导】 /p p 　　周 杰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 /p p 　　唐隆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传播和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 /p p 　　孙永章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p p 　　王 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综合处副处长 /p p 　　王昌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原中医中药学科主任 /p p 　　朱立国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 /p p 　　王 显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院长 /p p 　　胡元会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p p 　　商洪才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常务副院长 /p p 　　于宏伟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评审部负责人 /p p 　　张霄潇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部负责人 /p p 　　付建华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科研处处长 /p p 　　魏军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研处处长 /p p 　　刘宝利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科研处处长 /p p 　　田贵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科技处负责人 /p p 　　王 乐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科研处处长 /p p 　　李小黎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科技处处长 /p p 　　居文政 江苏省中医院科研处处长 /p p 　　赫 军 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p p 　　尹志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科研处成果转化负责人 /p p 　　董学军 北京扶阳国际中医研究院院长 /p p 　　邱 媛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创新服务平台副会长 /p p 　　叶晓林 广州常享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p p 　　李 仪 北京北昆影业有限公司CEO /p p 　　张农山 江苏省中医院科研处 /p p 　　李自刚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科技处 /p p 　　李新龙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科技处 /p p 　　郭天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科技处 /p p 　　【线上参会专家】 /p p 　　安红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科研处副处长 /p p 　　蔡桦杨 广东省中医院科研处处长 /p p 　　顾翠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科技处处长 /p p 　　黄可儿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处处长 /p p 　　李光哲 长春中医药大学科研处处长 /p p 　　张春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科研处处长 /p p 　　魏 戌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科研处副处长 /p p 　　朱少璇 广东省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协会执行会长 /p p 　　【现场企业代表】 /p p 　　赵立军 未来药业董事长 /p p 　　吴建彬 中信华盛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p p 　　童 丰 北京诚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p p 　　徐 意 北京同仁堂研究院副院长 /p p 　　孙 虹 丽珠集团副总经理 /p p 　　关 平 长白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p p 　　吴晓明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p p 　　李晓祥 未来药业 席科学家 /p p 　　王 贺 未来药业市场总监 /p p 　　金 秋 未来药业研发总监 /p p 　　周 鸿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p p 　　杨晓宏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 /p p 　　汪 平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 /p p 　　王玉莉 北京汉典制药有限公司信息总监 /p p 　　周海燕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院长 /p p 　　杨芮平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任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line-height: 1.75em text-indent: 0em " 　　 /p p br/ /p

2022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2022年3月5日，全国人大十三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国进入“两会时间”！秋凡科转为大家整理来自全国两会代表们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案。王静：关于破解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难的提案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创新团队首席王静研究员处获悉，今年全国两会，她提交了《关于破解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难的提案》。王静介绍，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以专利为例，2021年授权发明专利69.6万件，实用新型312.0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7.3万件，专利数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专利数量存在严重“虚胖”，质量堪忧。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4.9%，科研院所为11.3%，高校为3.8%（与美国相比相差15-20倍），这一结果与智力资源集中、科研经费充足、科技成果丰硕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形成巨大反差。“在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成果转化的今天，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已然不是政策扶持不够、企业创新意识不足、成果需求不旺的问题。在调研和实践中发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难和障碍仍突出。”王静说。她具体提到，一是对知识产权价值认知不足，专利权主体缺少市场化前瞻性。专利申请重数量不重质量，有产业化价值的专利占比低，甚至为了科研项目结题单纯“制造成果”，这样的“成果”自然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命运。二是成果培育和转化机制不完善，缺乏技术工程化途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现有科研评价体系中，在职称晋升、科技成果奖励时，普遍只看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导致科研工作者或团队缺乏与他人合作的动力，不愿意坐“冷板凳”，大都做自己能独立完成的短平快“小”成果。虽常有某一科研领域“点”的突破，但缺乏技术工程化、系统化和供应链整合的平台和能力，难以跨越技术到商品的死亡鸿沟，导致大部分“高新成果”束之高阁。三是成果转化队伍与机构建设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既懂科技创新规律，又懂市场商务实践，且懂法规制度的“专业人”、“明白人”稀缺。要实现成果转化，往往要把科研人员“逼成”专业转化人员，试错成本奇高，甚至有牢狱之灾。这些问题使很多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只能一再观望、望而生畏、望而却步。对此，结合实际，王静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提高专利质量，让成果真正“值得转”。加强对科研院所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专业培训，常设包含专利申请、挖掘布局、侵权分析和商业化实践案例解读的系统课程。提高知识产权申请质量，对国家级的技术应用类研究项目承接科研团队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辅导，破除仅把专利证书当“考核指标”和“荣誉证书”的错误导向，回归专利以公开换保护的本质。第二，鼓励协同创新，完善知识产权确权制度，提供技术成果工程化的种子基金，实现第一步的“如何转”。破除阻碍科研人员合作创新的考核机制，规范科研成果完成人署名，允许科研人员自行约定知识产权权属比例。鼓励科研院所和高校使用科研经费或者社会捐赠设立成果产业化种子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用以扶持技术工程化、规模化、产品化验证，提高科技成果技术到商品的转化效率。第三，设立各级或第三方技术评估和转移转化机构或平台，让科研单位“敢于转”。科研人员大都是“专才”，不是“全才”，需组建由技术、法律、金融、管理等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机构或平台，负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和管理，提供精准全方位的服务，降低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法律和商业风险，扭转专利所有权人怕承担风险而“不敢转”的局面，走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文源/澎湃新闻周世虹：建议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技术经纪人是指具备专业职业技能，以技术转移管理为核心，实施技术转移活动，促使技术成果商业化运用的人员。目前，有关科技创新管理、科研机构等单位已有一批实际从事技术经纪人员，他们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科技部有关机构统计，2021年全国共登记技术合同670506项，技术交易额为24911.12亿元。技术经纪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却没有法定的技术经纪人职业。为此，建议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目前，技术经纪人行业已经实际存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技术经纪人专项培训，设立技术经纪人事务所，一大批技术经纪从业人员正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既有政策依据，又有客观现实需要，名正言顺，水到渠成。同时，建立技术转移人才职称评定制度。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根据技术经纪人员的技术评估对接，商分析谈判，知识产权和技术实施管理能力，以及技术转移绩效等，结合基础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建立一套方法科学、操作规范、技术先进的人才评价体系，且有别于现行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的技术转移人才职称评定和职称晋升机制。——周世虹（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文源/人民日报客户端安徽频道周仲荣：拓展科技成果转化路径2021年，我国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周仲荣认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要突破“三道关隘”：一是“先转化、后奖励”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导致科研人员“不愿转”；二是担心定价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导致各级管理干部“不敢转”；三是科技成果技术成熟度低，造成高校院所“没有成熟成果可转”。周仲荣代表介绍，为突破这些“关隘”，2016年1月，西南交大在四川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框架内率先启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先转化、后奖励”改变为“先确权、后转化”，通过产权激励突破了科研人员“不愿转”的第一道关隘。一批长期得不到转化的职务科技成果迅速进入了转化阶段。这项改革成果被写入新修订的专利法与科技进步法。为突破各级管理干部“不敢转”的第二道关隘，西南交大探索了“职务科技成果非资产化管理”，校内职务科技成果不再被当作国有无形资产管理，交由科研院所与大学科技园按市场规则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2022年1月12日，四川省跨高校院所新型中试研发平台在西南交大研究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标志着西南交大现有中试研发平台将面向全省高校院所与重点企业开展中试研发。对此周仲荣代表建议，通过打造相关平台，坚持市场化导向，深入探索“先中试、后孵化”模式，加快打造创新成果培育孵化重要基地、产业技术研发转化创新中心、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示范样板，进而突破“没有成熟成果可转”的第三道关隘。文源/经济日报胡成中：打破科研人才创业阻碍 培育成果转化的第三方力量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领域政策逐级落地较慢，支持成果转化的第三方专业力量较薄弱。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建议，相关部委制定出台政策后，要加强检查落实情况，打破科研人才的创业阻碍。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胡成中表示，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量均名列世界第一。“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不足。”胡成中表示，一方面是科研成果来源的差异，美国企业发明专利数量占总量的85%以上，而我国2021年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仅占总量的63%；另一方面，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反映出资源投入的消耗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在履职调研过程中发现，一线科研人员存在着一些共性的困扰。”胡成中说，好政策逐级落地慢，往往停在离一线科研人员“一公里外”，看得见但享受得慢。比如，国家早就出台了科研经费包干制的相关办法，但具体到所在城市、高校，很多没有出台执行的细则，大家有的还按老办法继续干。成果转化的第三方支持力量还比较薄弱，科研人员往往既要埋头搞科研，还要迈腿跑市场。胡成中建议，制定出台的政策既要做好顶层设计，也要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对推诿拖延导致政策空转的单位要督办问责。要大力培育科研成果转化的第三方专业力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科研人员从繁杂的市场和商务性事务中解脱出来。文源/人民网杨华勇：要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关注成果转化后的利益分配今年，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杨华勇的提案仍聚焦科技与教育。“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往往需要10年之功。科技创新包括‘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层面。”杨华勇认为，前者强调发现，为“0到1”的基础突破，后者强调应用，既有“0到1”的原创技术突破，又有“1到10”的小批量试制。“应用基础研究离不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探索，但如何从实验室迈向工厂车间，这需要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深度参与。”近几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冯丹明显感到，业界对于原创性自有技术的渴望空前强烈。2019年起，华中科技大学与8家国内大型科技公司组成联合实验室，双方科研人员开展针对性研究。“通过联合实验室组成产学研共同体，企业储备了我们的前沿技术，一批科技成果陆续得到落地转化。”冯丹建议，进一步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鼓励企业积极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寻找技术支持，厚植科技创新沃土，“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和人才短缺等问题，希望国家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杨华勇认为，要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关注成果转化后的利益分配，引导企业将技术转化收益进一步反哺到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中。文源/人民日报沈南鹏：鼓励以知识产权绩效带动药物创新的科研转化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在高校院所设立相对独立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聘请高水平知识产权等人员

背景介绍三乙膦酸铝是一种有机磷类高效、广谱、内吸性低毒杀菌剂，可防治由单轴霉属、霜霉属、疫霉属引起各种病害的果树、蔬菜、花卉及经济作物。该药市场需求量较大。据文献及专利报道，合成三乙膦酸铝原药的方法是以三氯化磷、乙醇为原料，经酯化反应制得亚磷酸二乙酯（简称DEP）。DEP和氨水通过胺化反应生成亚磷酸二乙基铵盐，然后与硫酸铝进行复分解反应得到。目前市场报道产品总收率最高为95%，含量为98%。传统釜式工艺，具有诸多问题：【危险】由于酯化反应放热剧烈，易造成局部过热或系统飞温现象，存在反应失控风险；【杂质】在有水、强酸性及温度高的条件下，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DEP极易分解，副产物多；【耗时】胺化反应工艺目前多采用滴加过量的氨水或DEP的间歇式生产方式，其造成原料的浪费且反应时间长达9h以上；【三废】原料的不充分反应造成三废排放量大，给环保处理造成困难，亦不利于绿色清洁化生产。以康宁反应器为代表的连续流微通道反应器，通过对传质与传热过程进行强化，大幅缩短了反应时间，提高了反应效率。同时显著提高了体系温度和浓度的均一性及可控性，极大缓解了局部过热或反应物浓度过大的问题，降低了副反应的发生，提升反应的本质安全性。本篇文章将为您介绍研究者重点利用康宁反应器技术在传质和传热方面的优势，开发出的条件温和、反应高效、转化率高、适宜工业化生产的绿色合成3步新工艺。研究过程一. 三乙膦酸铝的3步合成工艺图1.三乙膦酸铝合成路线连续流微通道反应器中合成中间体1图2. 中间体1的合成过程图【编者语】康宁反应器较釜式反应器具有百倍的传质提升和千倍的传热提升，反应物反应完全，并且可以快速将反应生成中间体1移出反应体系，极大降低其分解产生副产物的可能性。 2. 连续流微通道反应器中合成中间体2图3. 中间体2的合成过程图【编者语】康宁反应器可以实现对物料的精准控制，结合高效传质和传热特性，反应物可按照最佳反应比例实现高效反应，大大提高反应转化率的同时减少物料的浪费及三废的产生。 3. 三乙膦酸铝产品的合成向中间体2中滴加浓硫酸调节pH至5.5，加入0.17mol硫酸铝，于80℃保温反应1 h，降温至20℃以下抽滤，滤饼淋洗、干燥后得三乙膦酸铝为117.6g，纯度为98.8%，产品总收率为98.5%，较釜式提高3.5个百分点。二. 连续流工艺优化1. 反应停留时间的优化1.1 中间体1反应停留时间的优化A、B泵流速比设置为1:2，分别泵入微通道反应器进行反应，反应温度设为20℃，停留时间分别设为2、4、6、8、10 s，研究停留时间对中间体1含量的影响。图4. 停留时间对中间体1含量的影响从图4可以看出，在微通道反应器中，三氯化磷和无水乙醇的反应速率大幅提高，数秒内即可完成反应。随着反应停留时间的延长，中间体1的含量逐渐降低。优选反应停留时间为2s。1.2中间体2反应停留时间的优化C、D泵流速比设置为1:1.06，分别泵入微通道反应器进行反应，反应温度设为50℃，停留时间分别设为2、5、10、15、20 s，研究停留时间对中间体2转化率的影响。图5. 停留时间对中间体2含量的影响从图5可以看出，在微通道反应器中，中间体2在10s时转化率即可达到100%，合成时间从6～9 h缩短至秒级单位内，从生产效率和能耗角度考虑，中间体2的合成优选反应停留时间为10s。2. 反应温度的优化分别采用的1.1和1.2微通道反应系统和优化的反应停留时间，研究了反应温度对中间体1含量和中间体2转化率的影响。最终中间体1优选反应温度为20℃，中间体2选择反应温度为35℃。研究结果采用连续流微反应技术，在反应温度为20℃，反应停留时间2s时合成中间体1；反应温度为35℃，反应停留时间10s时合成中间体2，经复分解反应得到三乙膦酸铝，产品纯度和收率均达到98%以上。该连续流工艺与传统釜式工艺相比，速度更快，转化率更高，显著降低了副反应的发生，同时提升了安全性，符合绿色化工的发展方向。康宁反应器无缝放大的技术优势，有助于帮助企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生产，减少中试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欢迎您关注“康宁反应器技术”公众号，了解连续流工艺开发及工业化实施详情！参考文献：现代农药 2021年第20卷第5期,17-18页

p style=" text-align: left " 　　经过多年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我院下属院所及研究开发机构依托自身学科特色和平台优势，走出了一条各具鲜明特色、成效显著的成果转移转化和资产管理之路，形成了与所在地区产业相匹配的十大典型模式。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5/noimg/45ca1991-d96f-4644-8bb6-22d9575d21ac.jpg" title=" 000.jpg" width=" 300" height=" 226" border=" 0" hspace=" 0" vspace=" 0" style=" width: 300px height: 226px " / /p p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1.苏州纳米技术产业平台驱动模式 /span /strong br/ /p p 　　2006年以来，苏州纳米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形成了以纳米所公共服务平台、苏州育成中心和STS苏州中心为支撑的三足鼎立格局，在功能发挥上实现了既能各司其职，又互为补充的一种崭新格局。苏州纳米所在资产管理上形成了特色做法：一是设立专门资产管理机构 二是对于地方投资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实行独立核算 三是对于院地双方共同投资的资产实行共同管理。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2.西安光机所自创基金模式 /strong /span /p p 　　西安光机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自创基金”引领科技成果转化。西安光机所通过发起成立“西科天使基金”，在项目发展初期就介入孵化过程，为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创办企业提供第一笔资金支持，有效解决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钱袋子”问题。西安光机所不断完善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业已形成了科技与服务(中科创星孵化器)、科技与市场(与企业共建工程中心)以及科技与社会(与民营资本共创研究院等)深度融合的良好局面。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3.盱眙凹土中心研发引领特色资源开发模式 /strong /span /p p 　　2010年6月，中国科学院与盱眙县人民政府联合共建了“中国科学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目前中心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中，充分利用已建成应用基础研究、高值化利用研究和凹凸棒石及其产品标准化和分析测试技术研究三个平台，形成从应用基础突破、关键技术发明到高值产品开发，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创新与转移转化的完整链条。 /p p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4.福建物构所模式 /span /strong /p p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依托其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和海西育成中心，立足“注重原创基础研究，加强变革创新，促进成果转移转化”战略定位，创新多元化服务企业模式，通过“全要素投入”与“整体推进”，已在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p p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5.合肥物质院自创园区模式 /span /strong /p p 　　合肥物质院成果转移转化模式可以总结为：自创园区、自主运营、就地转化、资产增值。联合合肥市政府共同设立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有限公司，作为合肥物质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将社会需要的技术进行孵化和转化 以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 对不成熟项目技术引进到创新院的工程技术中心进行技术的二次熟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合肥物质院的成果均以转让方式进入创新院，产权清晰。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6.中科大借助资本市场促进成果转化模式 /strong /span /p p 　　中科大成果转移转化模式可以总结为：积极利用科大品牌借助资本市场促进成果转化。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要由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和管理，通过全流程全产业链跟踪服务，有效控制和规避投资风险 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突破成熟投资项目的发展瓶颈 通过构筑高校与企业间的“防火墙”，规避高校直接创办和经营企业的风险 争取创投豁免政策，有效化解政策不利影响 坚持持股企业分类管理，持续优化股权结构和资产质量。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7.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运营模式 /strong /span /p p 　　大化所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较为突出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势与经验。一是凸显知识产权保护与运营的重要地位 二是强化专利群建设，加大知识产权运营成功率 三是精干的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对知识产权工作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8.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孵化共赢模式 /strong /span /p p 　　成立于2012年的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主要承接上海光机所原始科技成果并对这些原始科技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及转化。通过打造强大孵化平台、加强二次开发多方合作、集资组建激光产业基金等方式加强成果转化。同时积极做好对拟入股企业的遴选，及严格履行国有资产对外投资与管理的职责，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p p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strong 9.泰州—佛山—河南中心对接模式 /strong /span /p p 　　泰州中心、佛山中心、河南中心是院地共建平台型产业化中心，中心模式属于分院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平台模式。其特点在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接+转化”模式，搭建了灵活多样的技术转移转化的桥梁和纽带，并以育成产品为导向，积极共建技术创新平台。 /p p 　　 strong span style=" color: rgb(0, 112, 192) " 10.嘉兴—常州中心援建研发机构模式 /span /strong /p p 　　嘉兴—常州中心模式属于科学院援建地方建设应用研究机构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成熟，嘉兴—常州中心其特色在于：一是利用好地方事业法人的体制机制，提高地方企业的竞争力 二是建立了政府、中心、企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三是积极探讨研究院(中心)与地方新型合作关系，兼顾地方大量投入与研究院持续发展的关系。 /p p 　　(本文作者杨涛、张建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马锋单位：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2016年初，国家层面在科研领域的重要布局和改革陆续启动。如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批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国务院促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将组建国家实验室等。这些举措既是供给侧改革重要内容，更是中国科研体制的重大转型。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 nbsp & nbsp & nbsp & nbsp 此次国务院会议提出的改革措施，既是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重要措施，也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nbsp & nbsp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strong “供给侧改革工具包”再添新工具。 /strong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2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为了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国家将出台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会议强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尽快形成新的生产力，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为了解决我国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10％等体制问题，全国人大在去年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此次国务院会议提出的改革措施，既是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重要措施，也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关键在于认真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strong 五方面支持政策 /strong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一揽子措施。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会议确定，鼓励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并享受以下政策，以调动创新主体积极性。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一、自主决定转移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原则上不需审批或备案。鼓励优先向中小微企业转移成果。支持设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二、成果转移收入全部留归单位，主要用于奖励科技人员和开展科研、成果转化等工作。科技成果转移和交易价格要按程序公示。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三、通过转让或许可取得的净收入及作价投资获得的股份或出资比例，应提取不低于50%用于奖励，对研发和成果转化作出主要贡献人员的奖励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50%。科技人员在成果转化中开展技术开发与服务等活动，可依法依规获得奖励。在履行尽职义务前提下，免除事业单位领导在科技成果定价中因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产生的决策责任。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四、科技人员可以按照规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到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开展成果转化。离岗创业期间，科技人员承担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基金项目原则上不得中止。鼓励企业采取股权奖励、股票期权、项目收益分红等方式，激励科技人员实施成果转化。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知识产权与科技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宋河发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但这里面需要注意平衡科技人员本人与其所在单位的利益，比如科技人员兼职所得是否也应分给单位一部分？”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五、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纳入研发机构和高校绩效考评，加快向全国推广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税收优惠政策，探索完善支持单位和个人科技成果转化的财税措施。 /p p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strong 研究股份代持制度 /strong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务院提出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措施中，对事业单位领导人持股也有相关规定。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会议提出，对于科技人员在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对其担任领导前持有的股份，研究建立代持制度。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宋河发对此表示，事业单位领导人持有股份应当建立一种公开、公示和透明的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宋河发还建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资源布局要面向市场需求，解决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知识产权的碎片化等问题。 /p p style=" line-height: 1.75em " 　　此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强调，科技成果转让时应当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 /p p br/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