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污染严重

湿地污染是湿地退化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湿地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以及农业面源污染使许多河湖(如巢湖、滇池、太湖等)湿地及沿海水域水质恶化，加速某些湿地水体富营养化和寄生虫的流行，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危害。 　　我国的主要湖泊中有52% 以上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主要污染物是CODMn、酚、氨氮等。同时湖泊普遍受到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污染，富营养化程度严重，75%的天然和人工湖泊出现富营养化 其中10% 的湖泊达到严重的富营养化程度。 　　我国江河水质污染主要为耗氧有机物。1999 年全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01 亿吨。据对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松花江等水系监测，有63.1% 的河段水体遭到污染。长江接纳污水量最大，平均每日接纳废污水量达3569万吨。2005 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1%、32%和27%。其中，珠江、长江水质较好，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水质较差，海河污染严重。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石油类。低于Ⅳ类水质的水，由于水中有害物质含量已高出有关规定的指标，影响人体健康，不能作为饮用水，也不能作为渔业用水。 　　海岸带湿地水质和底质污染主要是由陆源污染物引起的。沿海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排入海中污染物总量657 万吨。其中以有机污染物为主，占93.51%，其次是石油类、重金属、有机氯农药等。海岸带污染引起赤潮发生频繁、生物资源质量下降、局部滩涂成了死滩。

城镇或乡村水体却成为城市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的主要排污通道和排污场所。河流、景观水体等为城镇、乡村提供饮用水和舟棹交通之利，对城镇、乡村的存在形态及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年来，城镇或乡村水体却成为城市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的主要排污通道和排污场所。环保部《黑臭水体治理技术政策》编制组介绍，我国80%以上的城市河流受到污染，有很多甚至出现季节性和常年性水体黑臭现象。90%以上的城市地表水域受到严重污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等部委日前联合印发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要求，2015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应完成水体排查，公布黑臭水体名称、责任人及达标期限 2020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 2030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排污负荷远超水体容量《黑臭水体治理技术政策》编制组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率先黑臭的河流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珠江广州段、松花江哈尔滨段、沈阳市城区河段、深圳市城区河段、南京市内外秦淮河、无锡市区河道、常州市运河及其河流、上海市中心城区中小河段等。环保部监测数据显示，全国工业和生活污水日排放近2亿吨，使城市河流污染类型十分齐全，包括：有机物污染、重金属污染、酸碱污染、病毒细菌污染等。南方城市总缺水量的60%～70%是由水污染造成的 全国超过10000公里的城市河段丧失了V类水的最基本使用功能 生态系统退化或崩溃。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中，超过Ⅲ类水质断面占36.9%，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分别有40.3%、43.6%、60.9%的河水超过Ⅲ类水标准，其中海河流域劣V类水质断面占37.5%。许多地方的水体出现了常年性或季节性的黑臭现象，全国黑臭水体分布广泛，如苏州河、内河(宁波)、秦淮河(南京)、巡司河及黄孝河(武汉)等，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国水体黑臭程度加剧，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我国的形象和生态安全的重大环境问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高级工程师钟晓红介绍，由于长期接纳污染物排放，许多城市河流、湖泊有较深的底泥，沉积了很多营养性有机物。而城市河湖黑臭与河湖底泥有很大关系。天津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研发部部长、高级工程师许丹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早在2005年，我国排污负荷已远远大于水体环境容量。每年水污染对工业、农业、市政工业和人体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400亿元。各地存在不同比例直排污水“向黑臭水体宣战已刻不容缓。”《黑臭水体治理技术政策》主要起草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永会说。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已经向黑臭水体宣战。杭州市今年治理黑臭河超过30条 成都市对全市200条黑臭河渠实施综合治理 苏州市今年内对辖内29条河道“清肠”换水除黑臭。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介绍，当前，我国城乡普遍存在河湖黑臭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水体，我国城镇存在不同比例的直排污水。环境商会调查发现，城镇中直排污水产生的形式主要有五种：一是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溢流污水。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水量超过最大设计负荷的时候，就会形成溢流污水 二是仍然客观存在的城中村污水排放。在村中，生活污水夹杂餐饮废水甚至养殖废水，由于其排水设施并不完善，常常形成混合的直排污水 三是在旧城改造过程中由于措施不配套，也会产生直排污水 四是部分新建小区由于给排水系统不同步配套，在住户入住形成社区时，往往形成直排污水 五是一直客观存在的城郊接合部，也会产生生活污水、作坊污水、种植和养殖废水的混合污水，并就近直接排入水体。本报记者在巴彦淖尔市采访时也注意到，近20年来，包括巴彦淖尔市在内的上游县市，都将自己的生活污水，特别是工业废水排到了乌梁素海中。巴彦淖尔市政府此前委托中国环境科学院等单位编制的《乌梁素海综合治理规划》介绍，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带来的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以及农业退水的大量排放，导致区域生态环境恶化，富营养化和沼泽化趋势严重。巴彦淖尔市河套水务集团公布的一组数据直观显示：每年进入乌梁素海的水大概是3.5亿到4亿立方米，其中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就有2亿立方米，而乌梁素海的总库容只有3.2亿立方米。整治成效需九成百姓满意“城市黑臭水体识别主要针对感官性指标，百姓不需要任何技术手段就能判断。”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章林伟说。记者注意到，《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注重百姓的监督作用，让百姓全过程参与城市黑臭水体的筛查、治理、评价，监督地方政府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的成效。《指南》规定，60%的百姓认为是黑臭水体就应列入整治名单，至少90%的百姓满意才能认定达到整治目标。按照多部委确定的时间表，今年11月底前，各省完成本地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计划并上报 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向社会公布本地区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计划 从明年开始，定期通报各地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进展情况，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结果。《黑臭水体治理技术政策》编制组介绍，从源头上治理并发动公众参与和监督，是国际上黑臭水体治理的成功经验。以英国为例，2013年，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对其境内水体质量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质量处于“良好”以上的水体仅占总体的27%。对此，英国政府从农业生产和城镇生活两个方面入手解决水体污染问题。在英格兰地区启动了“水域周边敏感地区农地管理项目”，对农业生产造成水体污染的途径和危害向农民普及知识。依据欧盟指令，严格限制硝酸盐和磷化合物化肥使用的数量和时间，并对违反规定的农户处以重罚。与此同时，设立总额为21亿英镑的“环境监管项目”，与农户签订协议，确立其在水体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目前，英格兰地区70%的农地生产中采取了控制或避免水体污染的耕种模式。在城镇生活方面，英国政府首先将英格兰地区划分为66个水体区域，每个区域实行地方政府、社区以及企业共同管理。2012年至2015年，累计投入1000万英镑支持居民区污水管道改选等，以降低居民生活污水对公共水体污染。英国还通过重金处罚的方式惩治污染水体行为。目前已针对城市地区的河流、湖泊、海滨区域等公共水体建立了全面的监控体系，对向公共水体丢弃垃圾的个人最高处以2500英镑的罚金。来源:中国水网

一家公司采购了122万元的地砖，可没想到铺设使用不久就发现表面污染严重，倒上饮料都渗进地砖。本是眼睛看得到的质量问题，可因为国家没有明确标准，这起消费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近日，西安市消协召开我市首例专家鉴定会，要为用户讨回公道。 　　两万块地砖严重污染 　　标准空白无法判定不合格 　　事情追溯到2005年11月，西安某公司采购了近两万块佛山市新驰陶瓷有限公司生产的新驰牌玻化石地面砖，价格高达122万元。2007年12月，这家公司在铺设地砖不久后发现，地砖表面污染十分严重。虽然供货方多次派人对受污染的地砖进行清洁处理，但砖上却一直存在着污染痕迹。 　　今年6月18日，这家公司向市消协进行投诉。6月22日，受市消协委托，国家建筑卫生陶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这批砖现场取样，并进行了样品质量检验和产品微观结构分析。虽然用眼睛也看得到地砖有质量问题，可因为国家对地砖的耐污染、耐磨方面没有明确检测标准，因此检测部门按常规不能判定产品不合格。 　　市消协召开专家鉴定会 　　消费者维权有了确切依据 　　为了给用户讨回公道，在国家标准无法确认地砖不合格的情况下，西安市消协组织召开了全市首例专家鉴定会。近日，由市消协组织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方面的专家和国家建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在现场召开了“抛光砖易污染原因分析认定会”。 　　根据测试数据，结合陶瓷工程理论及国家标准的要求，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该砖使用面易受污染，污染后痕迹去不掉，违反了产品使用性的基本原则，同时该产品微观结构存在大量缺陷，表面存在大量开口气孔和石英颗粒，与基体之间存在缝隙等，因此，地砖污染现象是明显的质量问题，这一结果令消费者十分满意，他们表示：“这下维权终于有了确切的依据，我们将依照这一鉴定结果向厂商讨回损失”。

新华网 7月15日电 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最新监测显示,山东全省17个市中已有11个市辖区内的重点污染河流全线达标,但其余市中仍有5个河流断面因超标被通报。 　　据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介绍,截至6月底,山东省控59条重点污染河流化学需氧量、氨氮平均浓度分别为32.1毫克/升、2.1毫克/升,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40.1%和40%。按常见鱼类能够稳定生存的技术参考指标(化学需氧量≤60毫克/升、氨氮≤6毫克/升)衡量,已有45条河流全线恢复鱼类生长。全省有11个市辖区内的重点污染河流所有断面全部达标,这11个市分别是枣庄、烟台、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滨州和菏泽,比5月增加了3个。 　　据了解,59条重点污染河流是山东省境内污染重、影响大、由省级环保部门直接监控的污染河流,山东省在年初提出了争取年底前这些重点污染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的目标。 　　山东同时对6月份超标较严重的5个河流断面进行通报,分别是济南市的漯河夏侯桥断面、东营市的阳河南郭桥断面、东营市的广利河沙营桥断面、淄博市的支脉河道旭渡断面、聊城市的卫运河油坊桥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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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企业是：安徽晶威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淮北启明蓄电池制造有限公司、滁州市苏深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繁昌县汇龙织造漂染有限公司、芜湖雅丽丝染整有限责任公司、繁昌县繁星针织漂染有限责任公司、安庆金泉药业有限公司、合肥光大人造板有限公司 　　10月12日，省环保厅通报今年第三季度工业企业污染巡查情况，安徽晶威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等8家存在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的企业被“挂牌督办”。 　　被曝光的企业分别是：安徽晶威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淮北启明蓄电池制造有限公司、滁州市苏深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繁昌县汇龙织造漂染有限公司、芜湖雅丽丝染整有限责任公司、繁昌县繁星针织漂染有限责任公司、安庆金泉药业有限公司、合肥光大人造板有限公司。省环保厅指出，这些企业主要存在污水排放严重超标、未履行环评手续、未建立污水处理厂、未安装在线监控设施、污水处理设施擅自停运或运行不正常、生产废水直排等多种环境违法行为，严重污染了周围环境。 　　目前，省环保厅已对8家省级挂牌督办企业下达整改通知，要求企业立即停止生产、限期整改 建立健全环评手续，完善治污设施 追缴排污费并依法对企业处以罚款，杜绝污水直排、偷排现象，消除不良影响，并强调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近年来，近地轨道卫星和太空碎片数量一直在增长，预计还在加剧。尤其自2019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发射了第一组由数千颗卫星组成的“巨型星座”以来，近地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每一颗新卫星都会增加它撞击另一个绕地球轨道运行物体的风险，产生更多碎片，连锁反应下，由“级联碰撞”产生越来越小的碎片。这些太空垃圾的威胁，近年来被提到过多次，但这一次，科学家将视角聚焦在碰撞本身之外。最新一期英国《自然天文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探讨了人造卫星和空间碎片对夜空亮度的影响。不断增加的“太空垃圾”云，将光反射回地球，这导致了天文学界的严重忧虑：光污染的潜在影响，及它对地面望远镜和空间望远镜的潜在干扰。“明亮的夜空”致天文数据损失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意大利光污染科学与技术研究所科学家法比奥法尔奇团队表示，地面和来自近地轨道卫星的光污染正在增加。他们说，由于光污染，地球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偏远之地能满足安放天文台的标准了，即没有光污染、晴空数量多、视野效果好。这组科学家提出，对抗光污染和太空污染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他们认为应当引入约束机制，停止夜间人工照明和卫星集群的迅速增加。美国暗夜咨询有限公司的约翰布兰特尼及其同事在一篇观点文章中，计算了近地轨道卫星和太空碎片增加的总体影响，他们认为，这导致全球夜空亮度潜在上升，造成面天文数据损失，因为宇宙信号可能在噪音里丢失，也可能减少地面发现和一些观察项目的机会。最新建模研究显示，在未来十年内，夜空最暗的部分将变得更亮，而天文台能够看到的恒星数量减少约7.5%。天空正在飞速变化尽管可能很难注意到，但我们的天空正在以天文数字的速度变化。地面上的光污染与天空中卫星和碎片相结合，意味着天文学家正慢慢“耗尽”真正黑暗的地方来研究星体。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人员米洛斯拉夫科奇法吉团队提出了一个模拟夜空亮度的新方法。他们解释说，夜空建模通常使用米氏理论对光散射的理解。这种方法提出了夜空中光散射的一个简单的物理图景，易于计算。但研究团队发现这一方法可能对真实世界情形过于简化，可能导致低估天空辉光。美国旧金山大学天文学家阿帕娜温卡特珊在一篇全球视点文章中，讨论了近地轨道日益拥挤的特征，并强调了这对天文观察和全世界黑暗天空的消极影响。她认为，人类从先辈那里继承了太空的美好，亦应将美好传承下去，太空“通过科学、叙事、艺术、起源故事和文化传统连接我们彼此——而现在它岌岌可危。”从地面到天空的光污染在这次讨论之前，科学界早已展开过光污染对天文学领域影响的研究，不过，主要针对地面光源。在地球陆地表面的很大一部分，天空在日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散发着人造暮光。这种“天光”是对环境有严重影响的光污染形式，会影响昼夜活动的动物，会破坏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会对观星和天文学产生负面影响。今年年初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城市环境中，星星从人类视线中消失的速度是惊人的，星星能见度的变化可用每年7%—10%的天空亮度增加来解释。如果继续以这种速度发展，一个出生时能看到250颗星星的孩子，在18岁生日时只能看到100颗星星。这是2011年至2022年间50000多次肉眼观察夜空的分析结果，它表明“污染”人们视野的，除了光学光源，其实还有各种无线电源，如手机、无线互联网发射器、GPS卫星等。尽管人们对光污染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但目前的照明政策还没有带来任何改善，至少在陆地层面上如此。人们希望在太空层面，一切还来得及。

翁开尔是析塔清洁度仪独家代理商，欢迎致电咨询析塔清洁度仪在合金焊接上的技术应用。汽车轻量化成为使命，汽车制造商越发对轻质材料情有独钟，以寻求降低能耗和最小化腐蚀风险。汽车设施从钢转向铝材，这些铝材组件是需要焊接冲压或机加工的。然而，将钢焊接技术应用于铝焊接时，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虽然铝焊接本身是最主要的任务，但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保证焊接铝材表面的清洁度。对于从钢焊接工艺过渡到铝焊接工艺的设施，焊接前的表面处理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不单单对于汽车制造而言，对精密工具制造、造船、轨道交通、航天航空、大型机械制造等行业的焊接准备中都会清洁钢和铝表面。这也意味着过去从不需要零件清洗机的工厂将不得不将零件清洗系统集成到他们的制造过程中，在焊接前确保零件表面足够干净，以此确保焊接良品率。┃ 铝与钢焊接焊接钢和铝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铝具有更高的电阻和熔化温度。熔池中较高的温度会产生足够的热能来增加氢的溶解度和扩散率。如果零件表面存在污染物，容易导致焊缝出现气孔或开裂。┃ 铝污染物的主要类型从大规模零售制造铝到达焊接工作室，铝会暴露在几种主要类型的污染物中。这些污染物如下： 油或者油脂 墨水 润滑脂 颗粒污垢许多东西在焊接前都会弄脏和污染铝，这种污染物的存在会对焊接质量产生严重的持久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焊接前对铝件进行清洗的原因。如果铝件表面不够干净，在焊接的过程中，则容易出现烟灰，焊缝未熔合，不确定的电弧和附加电阻等现象。┃ 清洁表面对焊接的重要性在精细化制造要求下，清洁度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焊接的质量。清洁的表面助于实现成功焊接：00001. 一致性：清洁焊接材料在制造实验室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并允许您将铝用作焊接性能的控制变量。00002. 无孔隙率：孔隙率是由碳氢化合物或氧化等污染物焊接到金属中引起的金属表面质量缺陷。如果金属变得有多孔，它会形成结构较差的接头，如果金属在焊接部位有足够的多孔，则该接头甚至可能因此而失效。但如果铝是干净的，焊缝就不会有隐藏的缺陷，接头应该能按预期工作。00003. 高强度：因为没有污染物，所以用纯铝进行的焊接比用受污染的铝或含有氧化铝的铝进行的焊接具有更高的抗拉强度。由于金属焊缝在建造后承担着建造项目的整体安全性和耐久性的责任，因此所使用的焊缝必须尽可能坚固，以防止意外的结构损坏。┃析塔清洁度仪是检测铝件表面清洁情况的重要仪器在焊接铝件前，往往需要对铝件进行脱脂去除水分和残留污染物，以及采用激光清洗或机械清洗氧化层。那么怎样的清洗程度铝件才算干净呢？德国析塔清洁度检测仪可以有效量化金属件表面清洁情况，更好的保证激光焊接质量，减少激光焊接缺陷。焊接气孔会降低坚固性和密封性，下图显示在激光焊接前使用析塔清洁度仪对工件表面进行清洁度检测,当工件表面清洁度高于65%，焊接气孔数量明显降低，当工件表面清洁度低于65%时，焊接气孔数量明显增加。 德国析塔SITA表面清洁度仪采用共焦法原理，通过光源发射出最佳波长的UV光检测金属表面的污染物，内置的传感器精准探测污染物引起的荧光强度，该荧光强度的大小取决于基材表面有机物残留情况，从而能精准量化检测金属表面清洁度。德国析塔SITA清洁度测试仪可以广泛运用在焊接接头质量、安全气囊点火装置的焊接组件等方面，工件表面污染物会影响焊接质量，焊接气孔会导致泄露，因此在焊接工艺前检测工件表面清洁度非常有必要，可以有效降低焊接次品率。

流行病学家怀疑，空气中的某些污染颗粒，使得每年有多达数百万的人过早死亡。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地表空气污染检测器的缺乏以及其他现实因素，我们无法得到关于这种污染颗粒的具体数据，哪怕是粗略的统计数字也很难估算。这些有问题的颗粒物，被称为细颗粒物(PM2.5)，它的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约为人类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这些小颗粒可以穿过人体正常的防御通道，渗透到肺部深处。 　　为了弥补地表PM2.5测量手段的缺失，环境学专家希望利用卫星来提供一个地球全景图。然而，卫星仪器通常很难实现近地面空气中细颗粒物的精确测量。问题就在于：大多数卫星仪器无法将那些浮于地表的和悬于大气层中的细颗粒物区分清楚。此外，云层也会遮挡卫星仪器的视角。还有明亮的陆地表面，诸如雪地，沙漠，和城市的一些中心区域，这些也极大妨碍了卫星仪器的观测。 　　然而，今年夏天，卫星的观测视野略微变得清晰。因此，最新一期《环境健康展望(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杂志得以发表首张PM2.5长期观测的全球地图。加拿大研究人员，来自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该学校位于美丽的海港城市–哈里法斯，新斯科舍省)的Aaron van Donkelaar和Randall Martin将两台NASA卫星仪器监测仪器得到的气溶胶总量相加，并且与电脑模型计算出的气溶胶垂直分布量结合在一起，制作出了这张地图。 　　 　　【图中：颜色由深蓝，浅蓝，到黄色，暗红，代表着PM2.5的浓度越来越高】 　　他们的地图，显示了2001年至2006年PM2.5的平均值。它为这种危害人类健康的细颗粒物研究，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看法。然而，相对那些早已建立了完善地面监测网络的发达地区，这项新混合技术并没有给它们带来更为精确的污染指数测量结果。 　　不过，这张地图首次给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PM2.5卫星测量数据，这些国家还从未有过对其空气污染水平的评估。 　　该图显示，从北非撒哈拉沙漠一直延伸到东亚的一大片区域，PM2.5污染指数相当严重。结合人口密度考量，它表明，全世界超过80%的人口正在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污染指数甚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最小安全值，即每立方米10微克。美国PM2.5水平相对较低，不过中西部和东部一些中心区域的污染，依然清晰可见。 　　“我们还要继续完善这张地图，但它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该地图的缔造者之一，大气科学家马丁说道：“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进行地表测量的地区，我们希望这些数据对他们能有所裨益。” 　　PM2.5健康影响的探讨 　　让我们深吸一口气。就算空气看起来纯净透明，可以肯定的是，你已经吸入了数以百万计的PM2.5颗粒。虽然这种颗粒人的肉眼不可见，但它在地球的大气层中却无处不在，而且它们的生成机制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研究人员仍在努力量化PM2.5自然与人为产生因素的精确百分比，显而易见的是，这两种来源都对新地图中的那些热点区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说，大风在阿拉伯和撒哈拉沙漠区域卷起了大量沙尘。而在许多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比如中国东部和印度北部，有很多没有安装使用过滤装置的发电厂和工厂，它们在燃烧煤的过程中，产生了盈千累万的硫酸盐和烟尘微粒。机动车尾气也制造出相当多数量的硝酸盐和其他微粒。此外，还有农作物废弃物焚烧和柴油发动机燃烧产生的煤烟颗粒，科学家们称之为黑碳物质。 　　美国杨百翰大学的教授，流行病学家，及该领域世界领先的专家之一Arden Pope为我们解释道，城市空气中，人为产生的颗粒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天天呼吸着这些空气，同时这些粒子也让医学专家最为头疼。这是因为，较小的PM2.5颗粒可以穿透人体呼吸道的防御毛发状结构，也就是鼻腔中的鼻纤毛。这些鼻纤毛在人体结构中起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筛选较大颗粒的作用。 　　一些细小的颗粒能深达人体肺部，有些超细颗粒甚至可以渗透进血液，从而引发人体整个范围的疾病，包括哮喘，心血管疾病，支气管炎，等等等等。美国心脏协会估计，仅在美国，被PM2.5颗粒污染的空气就导致每年约60,000人死亡。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PM2.5是一类可以造成人类健康隐患的粒子，研究者们还未成功地筛选出，该为此负责任的特定类型粒子。Pope教授谈道：“哪些类型的粒子对人体最为有害，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仍在争论不休，我们暂时还不明了，最具危害性的，到底是硫酸盐，硝酸盐，还是细微粉尘颗粒。“ 　　现有的最大症结是：PM2.5中各种颗粒混杂，而且经常还产生新的混合粒子，卫星仪器和地面监测仪器很难去辨别解析出其中的单个粒子。 　　卫星技术引导PM2.5研究的未来 　　对于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和PM2.5其他未解谜团的研究者而言，这张新的地图，以及围绕它的相关研究，都将在未来引导他们的研究方向。比如，最基本的问题：全球各地，空气污染危及健康的具体人数到底是多少? 马丁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数不少的人们暴露在高浓度悬浮颗粒环境中，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去研究这在人类死亡和疾病中的关系。流行病学主要关注的还是发达国家，比如北美和欧洲。” 　　现在，有了这张地图和一些相关数据，流行病学家可以开始着手研究长期暴露在高浓度微粒的环境中，会给人类健康造成何种影响。尤其是，亚洲那些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北非一些沙尘区域，此项研究一向匮乏。这些新的信息对于美国或西欧一些地区也将大有裨益，那些区域长久以来都使用地表探测器的结果作为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 　　研究人员从多个仪器中采集数据，有装载在Terra卫星上的多角度成像光谱仪(MISR)，还有Aqua和Terra卫星上的中等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此外，他们还使用一种化学输送模型，也即GEOS-Chem技术来绘制这张新地图。 　　然而，制作这张地图的研究人员强调，我们并不能从此地图得出关于全球各地区PM2.5的排放量水平的结论。来自马里兰州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且参与发布这份报告的遥感专家Ralph Kahn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尽管研究人员Aaron van Donkelaar通过应用数据融合技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细微颗粒全球视野，可是，对于某些区域来讲，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使它们的PM2.5预估值偏低了25%或更多。 　　为了提高对悬浮颗粒的了解，NASA的科学家们计划参加一系列的现场活动，以及众多的卫星飞行任务。以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为例，中心管理人员正致力于加强和扩大一个名为AERONET的全球网络，该网络将所有的地表颗粒监测器紧密相连。此外，今年的晚些时候，来自纽约戈达德太空研究所(GISS)的科学家们也将着手分析从Glory卫星接收到的第一份数据。该卫星携带了一种创新性仪器—偏光仪，它可以采用新的方式去测量细微颗粒特性，实现对现有空间气溶胶技术测量仪器的互补。 　　戈达德地球科学技术中心主管Raymond Hoff坦言：“要实现利用卫星技术测量空气污染的全部潜能，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最近在《空气与废物管理协会》学术期刊中发表了一系列详实论述,然后，他补充说道：“但是，这已经是我们迈出的重要一步。” ( 译言社翻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日前，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了《2009年珠三角地区环境状况公众评价调查报告》，对珠三角9城市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污染源进行评价。 　　调查报告说，多数受访者认为东莞水污染严重，有三成五受访者认为东莞工业废气污染严重，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担心污染影响身体健康。 　　东莞人最担心水污染 　　今年5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开展了珠三角地区环境状况公众评价调查。调查采用按各城市人口等比抽样的方法，电话访问了珠三角九市共2006位居民。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五方面，即对珠三角地区环境状况的总体评价、对具体环境污染程度的评价、对各类环境污染源的评价、对环境与健康的评价、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与预期。 　　调查显示，在水、大气、声、光、土壤五项主要环境指标中，认为水环境污染严重的比例最高，为四成三，不严重的比例不足两成。其中，认为“河流河涌污染”严重的评价最为突出，比例达五成七，高出“一般”与“不严重”比例之和23个百分点。在这项指标中，有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认为，东莞和广州的水环境和河流河涌污染严重，高于其他7市。 　　水源污染调查包括“工业废水污染”、“生活污水污染”、“养殖业废水污染”等3项指标。有35%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工业废水污染”、“生活污水污染”严重。3项指标中，受访者对“工业废水污染”评价严重的比例最高，为37.8%，超出不严重的比例14.9个百分点。在珠三角9市中，东莞、佛山、广州的受访者评价严重的比例较高，分别为47.0%、46.7%、41.1%。 　　调查显示，有35.4%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污水污染”严重。9个城市中，东莞受访者评价严重的比例最高，达到46%。 　　工业废气不容忽视 　　有37.3%的受访者认为，珠三角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仅次于“水环境”。其中认为“灰霾天气”、“热岛效应”严重的比例较突出。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表示，受访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大气环境”评价趋向中性偏负面。 　　调查表明，在13项污染源指标中，受访者评价“汽车尾气污染”严重的比例，是所有13项污染源指标中最高的，达69.6% 其中，认为“严重”的为38.4%，“较严重”的为31.2%。 　　在珠三角9城市中，佛山、深圳、江门、广州的受访者评价严重的比例较高，在七成以上 东莞、肇庆、珠海的受访者评价严重的比例也不低，在六成至七成之间。 　　对“工业废气污染”的评价，有32.7%的受访者认为“严重”。在珠三角9城市中，东莞、广州、佛山的受访者评价严重的比例较高，在三成五以上。 　　民众害怕污染影响健康 　　在“环境与健康的评价”方面，近四成受访者评价目前环境污染对身体的实际影响“一般”，另有近五成的人认为影响程度较过去“加重”。 　　在珠三角9城市中，佛山、广州、东莞的受访者表示“加重”的比例较高，分别为53.3%、50.5%、50.2%。 　　调查还发现，近六成受访者担心环境污染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表示“不担心”和“不太担心”的比例仅两成一。在珠三角九城市中，广州 、佛山、东莞、江门的受访者表示“担心”与“比较担心”的比例超过六成，分别为66.5%、65.9%、65.0%、60.3%。

据环保部称，目前，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较差，与世界卫生组织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有一定差距。 　　还有专家称，已经有科学数据证明，PM2.5与肺癌、哮喘等疾病发生密切相关。而PM2.5正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元凶。 　　大气污染最严重国家之一 　　我国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编制于1982年，后又分别在1996年和2000年进行了修订。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PM2.5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第一阶段的排放标准。 　　按照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规定，每天监测和发布的主要有三项空气污染物指标：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 　　这些指标的指数在0~50时为优，51~100时为良，100以上为污染。标准规定监测的“可吸入颗粒物”是指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但不包括“个头更小”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简称“细颗粒物”，又称PM2.5)。在上述三项污染指标中，可吸入颗粒物在空气污染中的比率最大，而细颗粒物又在可吸入颗粒物中占70%~80%。 　　当大量细颗粒物浮游在空中，大气能见度就会变小，天空看起来灰蒙蒙的，气象学把这一现象叫做“灰霾天”。而造成这种灰霾天的罪魁祸首就是细颗粒物。 　　据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公布的一张世界空气质量地图显示，全球细颗粒物污染最高的地区是北非以及中国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全部，中国大部分地区细颗粒物平均浓度接近80微克/立方米，超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有关污染指标的8倍。 　　当前我国的空气污染防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城市的空气环境质量仍不尽如人意，以臭氧、灰霾污染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日益显现。 　　中国环境科学院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珠三角、长三江、京津冀、四川盆地和沈阳等地城市群，大气细颗粒物污染日益严重。”还有资料称，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灰霾天数占到了全年天数的30%~50%。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国际通行的衡量空气污染的标准是测量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悬浮微细粒子，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20微克。但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的标准以下，而有5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100微克标准以上的空气中。 　　灰霾带来的伤害有多大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当大气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相对湿度小于90%时，这样的天气情况为灰霾。 　　在环境空气质量(API指数)体系上，国际上的标准是监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粒子颗粒物(PM2.5、PM1)、能见度，而目前我国只是监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PM2.5，是指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吸入肺颗粒物。 　　在中国，可吸入颗粒物国家标准是年平均浓度每立方米空气100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5倍。 　　医学研究表明，颗粒越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越大。细粒子颗粒物十分微小，可以穿透呼吸道的防护结构，深入到支气管和肺部，直接影响肺的通气功能，诱发肺部硬化、哮喘和支气管炎，甚至导致心血管疾病。 　　细粒子颗粒物吸附在肺泡上很难脱落。而且，细粒子颗粒物还能携带空气中的病毒、细菌、放射性尘埃和重金属等物质，对呼吸系统、心血管、免疫系统、生育能力、神经系统和遗传等都有影响。 　　有专家发出警告，“灰霾的形成将会对各种传染疾病的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大气环境中，人的机体抵抗力也会大为减弱。” 　　还有专家警告说，一些毒性物质能渗入肺泡里溶解，一些不能吸收的毒性物质则粘在肺细胞的表面，而那些被溶解的毒性物质又将随着人的血液对人的器官包括心脏造成损害。如果同一部位反复发炎，就会有癌变的可能性。 　　人体每天需要呼吸15立方米的空气，住在城市里的人就相当于一个“吸尘器”和“过滤器”。长期下去，细粒子污染对身体的危害要比切尔诺贝利核辐射严重。 　　有研究表明，对整体人群的肺癌死亡率资料与大气总悬浮颗粒物年均浓度资料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肺癌死亡率与9年前总悬浮颗粒物的灰色关联度最大，这意味着总悬浮颗粒物致肺癌的潜伏期为8年左右。 　　影响最大的是人类生理年龄的两端孩子和老人，在美国完成的一项历时8年的前瞻性研究发现，交通污染可显著阻碍儿童肺功能的发育。灰霾，对于体质较弱的老人来说，则意味着死亡。　　在中国的许多大中型城市，几亿人口面临着与空气中的隐形杀手的亲密接触。 　　有资料称，我国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总平均损失寿命为18年，重度污染出现后的第六天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达到最高，而心血管系统疾病死亡则是滞后两天。 　　2004年，中国城市由于空气污染共造成近35.8万人死亡，约64万呼吸和循环系统病人住院，约25.6万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7.4亿元。 　　专家因此发出告诫，晨练的人们最好待在家里，灰霾天里锻炼和运动无疑是“挥刀自戕”，若要外出必须戴好口罩。

3月22日是刚刚过去的“世界水日”，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又是“气候与水”，水环境的污染和治理似乎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提起水质安全时，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总是饮用水、河流、湖泊甚至是海洋等地表水，而作为全球水系统中极其重要的地下水，往往很容易被忽略。狭义上的地下水是指地面以下各种岩石空隙中的水，包括地下水面以下饱和含水层中的水。在《水文地质术语》中，地下水是指埋藏在地表以下各种形式的重力水。虽然埋藏于地表之下，难以用肉眼观察到。但实际上地下水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据了解，全球地下水的总量多达1.5亿立方公里，几乎占地球总水量的十分之一，井水和泉水就是我们常见的地下水。作为地球上的重要水体之一，地下水与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其水量稳定、水质好，因此地下水是农业灌溉、工矿和城市的重要水源之一。尤其是在地表缺水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地下水常常成为当地的主要用水来源。而一些含有特殊化学成分或水温较高的地下水，还可用作医疗、热源、饮料和提取有用元素的原料。然而，在我国大气“阴霾”尚未全然散退之时，地下水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开采和污染危机。近10年来我国地下水供水量每年约1000亿—1100亿立方米，约占全国供水总量的18%，全国年均超采近170亿立方米。与此同时，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的大量入渗，也严重威胁着地下水的水质安全。根据有关部门的相关监测，我国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着严重污染。因此，加强地下水系统的保护、科学治理以及有效监管，对于确保我国城乡居民用水安全，有效改善地下水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我国地下水开采时间长且程度深，再加上地下水的流动性及其系统的复杂性，导致地下水的检测要比地表水及其它水体的检测更加困难，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所以地下水的检测，离不开现代科学仪器和分析技术的支撑。在地下水检测之前，需要对地下水先进行采样。伴随着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不同类型的地下水采样设备已经被研制出来，有包括自动水质采样器、全自动多功能地下水采样器、智能地下水采样器等采样设备和系统。根据结构不同，还可以分为取样筒式采样器、惯性式采样器、气体驱动式采样器、潜水电泵式采样器。采样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更加准确的分析。事实上，现在的水质分析是相当完备的，而且水质分析的方法也正在逐步向连续化、自动化方向发展。重金属分析仪、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水质毒性分析仪、余氯分析仪、水中VOC检测仪、氨氮测定仪以及污染指数测定仪等仪器仪表共同组成了地下水的监测网络。作为人类宝贵的自然资源，那些埋于地底、不为人知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一样弥足珍贵。从长远利益出发，我们有必要了解地下水的污染状况、途径和原因，制定科学的防治对策，保护地下水的安全。24小时客服如果您对以上色谱分析仪器感兴趣或有疑问,请点击联系我们网页右侧的在线客服,瑞利祥合——您全程贴心的分析仪器采购顾问.------责任编辑：瑞利祥合--分析仪器采购顾问版权所有(瑞利祥合)转载请注明出处

“京城环保第一大案”让污泥处置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中国城市污泥已造成二次污染”，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等专家都表达了相同的忧虑。 　　污泥如何才能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妥善处理?中国的污泥处理有何特殊之处? 　　近日，在由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主办的中韩活性污泥处理共同技术开发研讨会上，中韩专家各抒己见。专家认为，从城市污泥中提取氨基酸微肥可以实现污泥中部分组分的资源化，是污泥资源化方面的一项重要尝试。但是从固废的减量化方面来看效果不理想，从污泥中提取的氨基酸毕竟仅占污泥的一小部分，处理后还会遗留大量固体废物，需要进一步处置…… 　　“本周聚焦”关注“污泥的中国式处理”。 　　中国城市污泥已造成二次污染 　　10月22日，“京城环保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北京市门头沟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承包北京市清河、酒仙桥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的北京环兴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何涛等人均被法院认定犯重大环境污染罪，何涛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3万元，刘永祥和蒋小兵被处以缓刑，吴建华和刘书力则被免予刑事处罚。 　　此前，何涛等人将北京市清河、酒仙桥污水处理厂6500吨含有多种重金属和大量细菌的污泥，倒进北京地下水水源保护区的永定河旧河床沙坑内，造成重大污染事故，损失高达上亿元。 　　污泥处置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鼎沸京城的“京城环保第一大案”是偶然还是必然?至少30多个城市先后爆发过污泥污染事件，广州《万吨污泥埋进林场》、《深圳污泥坑管涌威胁自然生态》等报道一再见诸媒体。由此引发出的我国污泥处理处置面临哪些问题? 　　污泥的破解之道又是什么?! 　　污水处理厂遭遇污泥尴尬 　　上世纪90年代，中国40个城市有78个污水处理厂。 　　1995年，污水处理厂增加到122个。 　　2000年，超过400个污水处理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今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惊人的2389个。 　　污水处理量增加后，随之而来的是产生的大量污泥。中韩活性污泥处理共同技术开发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北京市固体废物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刘阳生说：“之前韩国环境产业技术部全炯律介绍韩国2008年一年产湿污泥28.2万吨，而中国目前一年就产干污泥900万吨，我很羡慕他们。”中国干污泥占总垃圾量的0.3%，而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 　　湿污泥含水量高达80% 而且有机质含量高，很容易发臭。本来城市污泥是很好的农业肥料，氮、磷、钾含量远高于农家肥，可惜污泥含有寄生虫、病菌等，而且臭味问题很突出，并不太适合直接做肥料。 　　这让污泥处置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垃圾填埋场不接受污泥 　　“垃圾填埋场一般很不喜欢污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给《科学时报》记者一口气列举了好几条理由：首先，脱水后的污泥黏稠得就像稀汤一样，不能堆积，而且影响垃圾填埋场的机械作业，缩短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寿命。 　　2007年建设部出台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混合填埋泥质》标准和2008年环境保护部出台的《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都明确规定，污泥混合填埋含水率应小于60%。尽管如此，污水处理厂的脱水污泥含水率仍普遍达80%左右。 　　其次，污泥很容易堵塞垃圾填埋场的渗沥管道，影响其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再次，有机物含量高的污泥散发恶臭，还会产生甲烷等温室气体，影响垃圾填埋场的稳定性，延长封场的时间。污泥引发的恶臭招致居民抗议，影响社会安定。 　　“深圳黄涌的垃圾填埋场、广州垃圾填埋场，这些接受污泥的垃圾填埋场，很快就废了，而且还出现过垃圾填埋场垮塌事件。”陈同斌展示了很多调查图片，蚊蝇成堆，臭不堪言。 　　近年三峡库区的“污泥填埋危机”就是突出反映。成千上万吨没有处置的污泥成为影响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的最大污染源，数额庞大的污泥处理处置费用成为污水厂正常运行的沉重负担，直接影响三峡库区污水的有效治理。有人耸人听闻夸张，如果资金再不到位，或者技术上处理不当，三峡水库将成为一个“活性污泥储存库”。 　　刘阳生也展示了他到某污水处理厂调查的图片，黑漆漆的污泥堆得像小山一样，等待着雨水的冲刷。“一到夏天，庞各庄这个污泥堆肥厂蚊虫苍蝇铺天盖地，每年光灭蚊就需要农药三四吨。”也就是说，没有及时处理的污泥可能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曾在湖南省益阳市农药厂工作过三年的刘阳生甚至为这个堆肥厂出谋划策，要杀死这些蚊虫苍蝇，可能要三四种农药联合发力，才能奏效。 　　刘阳生的调查还显示，北京某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汞超标。但北京没有排放含汞废物企业，究其原因，可能是生活源的含汞废物进入了污水系统。他拍摄的照片显示了全国污泥乱倒乱放的可怕现状，北京市的污泥已流入河北廊坊等地。 　　中国“重水轻泥” 　　“中国做污水处理的专家不计其数，但做污泥处置的屈指可数，更何况，做污泥处置的队伍中，专业的又有几人呢?”陈同斌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现状就是典型的“重水轻泥”。 　　主要还是由于政府投资偏颇造成的。“处理1万吨城市污水，大约产生8～10吨污泥，污泥与污水的产生比例是万分之一。但是‘十一五’期间，污泥处理设施的投资很少，少了一大截”。 　　在国外，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设施的投资一般占污水处理设施投资的40%～60%。 　　陈同斌介绍说，现有污水厂很少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污泥处置设施。污泥的安全处置率小于10%，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污泥随意乱丢现象严重。过去由于不重视污泥无害化处理问题，加之存在缺少投资和技术不过关等多方面原因，东部某市、河北等省市的堆肥设备闲置，厂区空无一人。甚至投资巨大的中部某省污泥堆肥厂被关闭。污泥问题已成为制约污水行业发展的瓶颈。 　　当然，这也有历史原因。“需求决定技术。因为中国近年才加快城市化进程，兴起冲水马桶等，之前一直以旱厕为主，所以这方面的技术没有跟上。而欧美发达国家不一样，他们使用冲水马桶的时间较长，对污水和处理污泥的问题重视得更早一些。”陈同斌表示。 　　“污泥和污水处理同等重要，如果污泥不妥善处置，就像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一样。解决不好污泥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水环境的改善!”陈同斌呼吁政府部门、更多的专家、污水处理厂都来关注污泥的处置。中国水协排水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杨向平、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洪臣教授等人认为，“治水不治泥，等于未治水”。 　　韩国镜鉴：治污不可忽视畜禽养殖业 　　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常常聚焦于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光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而土地污染则因其隐蔽性而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 　　与此同时，从污染源的角度来看，人们习惯于紧盯高排污的工矿企业、建筑垃圾及城市等，而畜禽养殖业则似乎被忽略。 　　而现实情况却是，最易被人忽视的土地污染与想象中“田园牧歌”式的畜禽养殖业以难以忽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成为污染的一大重灾区。 　　畜禽粪便藏隐患 　　近日，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教授骆永明在参加“污染场地修复：政策、技术与融资机制”国际研讨会时介绍说，蔬菜、畜禽养殖基地的土壤受到污染，其出处是动物粪便，“由于现在很多畜禽饲料中含有重金属，例如铜、镉等，这些粪便被用于菜地上，蔬菜基地的土壤同时也会被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据《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土壤所一项持续2年的调查显示，畜禽的粪便还含有抗生素，而且抗生素种类多达十几种。 　　据介绍，江苏污染土壤调查只是全国污染土壤调查的一部分。畜禽养殖业带来的污染问题，之前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今年年初，农业部在介绍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基本情况和普查成果时曾指出，在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畜禽养殖业的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的96%、38%和56%。 　　畜禽粪便与污泥如出一辙 　　11月21日，“中—韩活性污泥处理共同技术开发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韩国环境产业技术部水质政策处的全炯律介绍了韩国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及治理现状。 　　污泥处理技术的会议，为何讲起了畜禽粪便? 　　参加研讨会的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介绍了污泥的“三高”特点，一是含水率达80%之高，二是有机物含量非常高，很容易发臭，三是重金属含量较高。 　　而据全炯律介绍，由于在畜禽饲料中添加了大量钙、磷等矿物元素以及铜、锌、锰等微量元素，同时含有浓度极高的有机物质，使得畜禽粪便具有与污泥几乎相同的组成特征。 　　这些特征，恰是畜禽粪便和污泥同样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全炯律说，畜禽粪便所含的氨、磷浓度非常高，污染负荷量很大，铜、锌、锰等微量元素随畜禽粪便排出后若未经处理，就会引发重金属污染。 　　同时，畜禽粪便若不经处理就直接用于堆肥，进入土壤的酸性化畜禽粪便会分解成氨乙烯醇、甲基硫醚、二甲胺等恶臭气体。这与污泥露天堆放带来的恶臭如出一辙。 　　韩国绝大部分畜禽粪便被资源化利用 　　高速增长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畜禽养殖业所带来的环境风险，似乎已经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和想象。 　　研讨会上，全炯律给出了一份韩国国立环境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度全国水质污染调查结果，韩国畜禽粪便产量占全国污水、废水总量的比例仅为0.8%，可是其污染物负荷量则高达23.6%，超过了来自生活污水和产业废水的污染负荷。 　　对于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的治理，由韩国环境部、农林水产食品部、农振厅、国土部等中央部委协作承担起畜禽粪便管理、肥料管理、治理技术和海洋排放等细分职责。并按照养殖规模，采取主体不同的自行处理、公共处理和个别处理等层级化处理方式。 　　从处理技术手段来看，主要有资源化、净化、海洋排出等处理办法。据介绍，2008年韩国85%的畜禽粪便得到了资源化利用，其中，用作堆肥的占79.8%，另有6.3%用于产生沼液。除此，还可利用较为复杂的工艺流程和设施产生生物燃气用于发电。 　　地方政府修建的公共处理设施，则采用厌氧、缺氧、好氧组合工艺流程，以达到更高的排放标准。“据我所知，目前韩国为公共处理设施设定的排放标准是最为严格的。”全炯律说。同时，他也指出公共处理存在运转率低，处理效率低等问题。 　　全炯律介绍说，为了应对当前畜禽污染物排放的现状，韩国将从扩大修建并强化管理公共处理设施、改善畜禽粪便管理制度、加强净化处理设施管理等方面入手，进行一系列的管理政策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家畜粪尿法》于2009年2月提交韩国国会。 　　我国已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提上日程。2010年6月，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源普查结果的基础上，摸清农业源污染的组成、发生特征和影响因素，全面掌握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对策。” 　　污泥的中国式处理 　　污泥产生量的与日俱增与污泥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处理手段的严重落后形成尖锐的矛盾，大量的湿污泥随意外运、简单填埋或堆放，致使许多城市“污泥围城”。 　　污泥处理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城市环境问题。 　　困境：污泥填埋、堆肥、焚烧还是脱水? 　　污泥处置无非是填埋、堆肥、焚烧几种。刘阳生一一介绍了各种处置方式的利弊。 　　城市污泥填埋优点是投资少、容量大、见效快、处置成本低。对前期的污泥处理技术要求较低，一般进行消化减容或让其自然干化即可。但是原生污泥不能直接与垃圾混合填埋 虽然国家新的填埋标准允许在污泥含水率低于60%的情况下与生活垃圾混合填埋，但是将导致填埋场渗滤液收集系统的堵塞，以及渗滤液中重金属的进一步升高。因此，填埋场一般不愿意接受城市污泥。 　　堆肥方式呢?堆肥可以利用污泥中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物理结构，增加土壤氮磷含量，实现资源利用。但是氨、硫化氢等恶臭难以控制，重金属含量一般超标，肥效较低，受销售半径和季节的影响。因此，城市污泥堆肥一般适合于重金属含量满足要求、且具备应用市场的区域。“堆肥方式要慎重，污泥里也有病菌、寄生虫、毒性有机物，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无害化处理才能利用，否则存在环境污染风险。”刘阳生建议说，堆肥处置的规模应该由其应用市场的规模来决定，而不是由污泥的实际产生量来决定。 　　相对而言，刘阳生比较肯定城市污泥焚烧，认为是“彻底的无害化、最大程度的减量化”。该技术在德国应用很广，但中国污泥焚烧的成本达到六七百元1吨，关键问题是会产生二 英，“前不久全国形成反对大浪潮，我也被拉去到处讲课，包括给市长们科普”，他坦陈目前这种方式在我国现阶段很难推广。 　　还有一种选择是脱水。污泥脱水是污泥处理处置的前提。无论是板框压滤机、带式脱水机还是离心脱水机，处理后的污泥含水率仍有百分之七八十。1吨80%含水率的污泥其固体含量为20%，要脱出200公斤的水分才能成为75%含水率的污泥。刘阳生算了一笔账，如果采用热能蒸发的方法需要消耗25公斤煤或者18.3立方米的天然气，能耗很高，不太可取。 　　曙光：从城市污泥中提取氨基酸微肥 　　天然气干化、高温蒸汽干化、尾气余热干化、太阳能干化、石灰干化，刘阳生介绍了这5种城市污泥干化技术。“这5种干化技术各有所长，也有所短，我都曾参与过技术评审”e。 　　每吨湿污泥利用天然气干化的成本至少为412元，经过天然气干化后的污泥可以进行焚烧处理，或者进入水泥窑处置。 　　高温蒸汽干化可以将污泥脱水到含水率40%～50%，但在污泥高温蒸汽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中溶解了原始污泥中的有机污染物，如果这部分污染物又回到污水处理系统，是否意味着一种无休止的污染物循环处理?脱水后的污泥其热值是否适合于焚烧处理?其有机质含量是否适合于堆肥处理?残余污泥该如何处置呢? 　　刘阳生也透露说，他们独立开发了制备氨基酸微肥技术，这或许能给污水处理厂提供一条生财之道，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不再是摆设，不再需要向政府要钱。 　　具体而言，就是将剩余污泥经酸化、水解以及离子交换等工艺过程，得到氨基酸含量为90%的氨基酸盐。氨基酸盐既有农药杀虫作用，又有肥料作用。10吨干污泥能得到1吨氨基酸微肥。再从氨基酸微肥衍生出氨基酸铜等多种氨基酸药肥产品。实验表明，污水处理效果较好。 　　“从城市污泥中提取氨基酸微肥，污泥中的重金属能提供植物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细菌蛋白质正好是植物所需要的氨基酸，残余污泥制作成了污水处理需要的生物陶粒，一举多得，能实现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刘阳生表示。 　　主流：生物处理应主导城市污泥处理 　　“北大的老师也来关注污泥的处理，这很好，但我认为从城市污泥中提取氨基酸微肥可以实现污泥的资源化利用，10吨干污泥能得到1吨氨基酸微肥，但是从固废的减量化方面来看效果不理想，从污泥中提取的氨基酸毕竟仅占污泥的一小部分，处理后还会遗留大量固体废物，需要进一步处置。生物处理应主导城市污泥处理，这也是当下的国际主流。”陈同斌向《科学时报》记者重点介绍了基于实时在线监测的智能控制工艺(CTB)及其工程应用。 　　“恶臭控制是污泥处理的关键”。污泥堆肥的臭气问题可以借助从工艺角度控制出其产生的源头，并辅以末端的生物除臭方法来解决。 　　例如在秦皇岛的工程中，通过在国际上率先采用温度—氧气的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及时反馈调控发酵过程中的温度和氧气，促进嗜高温微生物的快速生长和繁殖，并保证发酵过程的氧气供应，从而抑制硫化氢等臭气的产生 此外，还使用了生物除臭装置作为控制臭气排放的辅助手段不但很好地解决了臭气问题，还做到了显著节能和降低除臭成本的效果。该技术先后被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6个部委和北京市评选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北京市2010年节能节水减排技术推荐目录”等。 　　陈同斌说：“臭气污染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没有考虑除臭问题，或缺乏低成本的臭气控制手段。我们与北京中科博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出一种新的智能控制工艺(CTB)，通过合理曝气来抑制臭气的产生。不能等臭气产生了再去除臭，应该在源头控制臭气的产生。我们先将污泥预破碎，把秸秆、锯末和腐熟料充分混匀到污泥里面，让它静态发酵，通过自动曝气系统调控氧气，防止堆体厌氧，调理堆体结构，便于及时补充氧气，匀翻后熟，鼓风曝气，智能控制引风生物除臭，废气完全可以达标排放。” 　　臭气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氢，而硫化氢的释放主要集中在堆肥前期。必须要掌握好硫化氢和氧气的关系。在工程上，还专门设置了混料车间，避免污泥长时间储存。另外，装置了在线监测和智能控制系统，通过智能监控实现高效、低耗的生物除臭。 　　一整套工艺下来，秦皇岛项目的车间臭气严格控制在0.08ppm，一般是0.2ppm。“这都是第三方监测，天津环科院恶臭物质监测重点实验室现场取样监测的结果。”陈同斌对监测结果很满意，“既不影响操作人员的健康，除臭成本和能耗降低80%以上，不招蚊蝇，降低对设备的腐蚀性，延长使用寿命，不靠翻抛供氧，避免翻抛导致大量产生粉尘。而且发酵时间20天，缩短67%，在-25℃的低温下也能稳定运行。”陈同斌列举了CTB智能控制工艺的诸多优点。“就像酿酒一样，虽然大家都认为是一项很传统的古老技术，但是如果一批酒出来是52度，另一批酒出来是48度，说明控制工艺还不到位。我们就是要让每批污泥发酵时间都严格控制在20天，否则就占地，现在城市用地多紧张啊，而且耽误时间。”陈同斌说。 　　CTB智能控制工艺的第一个工程应用是2002年的漯河污水处理厂(2万吨)，从源头控制臭气产生，没有除臭设施。“一个工艺，既要具备技术可行性，也要经济合理性，才有生存空间!”陈同斌说。他最为得意的是去年4月刚竣工的秦皇岛市污泥生物堆肥工程，技术上从堆肥进而升级为制肥，规模为日处理量200吨，运行成本80元/吨，政府投资4950万元。 　　“毫不夸张地说，秦皇岛市绿港污泥处理厂已成为中国污泥处理人的朝拜圣地!我也陪同国际水协会(IWA)污泥管理专业委员会原主任李笃忠博士专程去参观过。”采访时，陈同斌的电话响起，这个区号为0335的电话是秦皇岛污泥处理厂的马达厂长打来的。他半是抱怨，半是骄傲，“又有美国的团队前来参观、学习。我们的污泥工程建成后，接待任务很大，接待费超支很多，你们应该补偿一下”。 　　陈同斌也介绍了上海松江污泥生物处理工程，“上海水务局立志把这个工程做成最严格控制臭气的污泥发酵处理工程，一楼处理污泥，二楼喝咖啡，这该多好!” 　　陈同斌乐观地估计，国家会在“十二五”期间加大对污泥行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出台、技术标准制定、资金支持等多途径促进污泥处理处置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跨国技术合作促污泥脱水走向低碳 　　中国目前每年产生的干污泥达900万吨，而其含水率则普遍高达80%。 　　在“中—韩活性污泥处理共同技术开发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介绍了中国污泥处理的现状。污泥的最终处置，基本采用填埋、堆肥、焚化等几种方式，以力图实现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俗话说“拖泥带水”，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脱水都是污泥处理处置的必要前提。然而想办法从污泥中尽可能“榨出水分”却也并非易事。 　　刘阳生举例说，1吨80%含水率的污泥，要脱出200千克水分才能成为75%含水率的污泥，而采用热能蒸发的方法，就需要消耗25千克煤，或者18.3立方米天然气。 　　除了采用天然气干化、蒸汽干化、石灰干化等主要干化技术，以使得污泥最终能够用于填埋或焚烧，另一种常用的脱水方式，便是利用脱水机进行处理。主要的污泥脱水设施有：板框压滤机、带式脱水机和离心脱水机。因需要与浓缩池配合使用，这些设施常常固定建设在污泥处理场，且多有耗能量高、噪声大、占用空间大等弊端。 　　而通过微生物高温发酵蒸发水分的生物干化，主要是利用微生物分解有机质的过程中释放的生物能来完成蒸发脱水的过程，是一条前景看好的污泥深度脱水途径。这一过程不需要消耗化石燃料，因此能耗和处理成本较低，而且可以显著减少碳排放，如将污泥发酵产品用于草皮种植，不仅不会产生碳排放，而且每吨污泥固定650 公斤的碳。秦皇岛污泥生物干化工程就是一个运行效果的大型示范工程。 　　2008年，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韩国ARK(株)股份有限公司展开合作，共同开发利用螺旋压榨技术的“移动式污泥脱水机”。两年内，分别在河北保定污水处理厂、深圳观澜污水处理厂和南山污水处理厂进行试验测试。在保定的测试结果显示，脱水滤饼含水率可达70%至65%。 　　据ARK公司员工朴允成介绍，他们采用了污泥处理方式发展的一种新变化，就是将污泥通过水与高分子聚合体冲淡形成的凝聚剂，加工为易于机器处理的絮状物。 　　除此，据ARK公司介绍，这种新型的脱水机除了具有安装所需空间小，脱水效率高等优势，更重要的在于消耗更少的电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朴允成认为，使用脱水设备使得污泥饼含水率降低以增加最终处理效率、资源化利用、防止污泥二次污染、发展污泥低排放系统，这些都是未来污泥处理的主流方向。 　　因此在ARK公司看来，随着中国环境标准的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中国必然需要配备更多的污泥处理装置。 　　中韩合作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栾胜基希望，双方的合作项目能够在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和城郊地区得到应用，进行分散式生活污水的处理，并提高污泥脱水率。

68岁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牧民更登甲是一名大骨节病患者，长年忍受着病痛折磨。在当地，还有很多与像更登甲一样的大骨节病患者，大骨节病是一种典型的地方病，一般认为是与饮用水中富含较多腐蚀酸有关。 　　中国是地方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国家，地方病分布广，病种多，主要有地方性砷中毒、地方性氟中毒、克山病、大骨节病以及地方性甲状腺肿等，这些病在“老少边贫”地区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普遍。 　　据《全国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2004～2010年)》显示，截至2003年底，全国有氟斑牙患者3877万人，氟骨症患者284万人，地方性砷中毒患者9686人，大骨节病患者81人，潜在型克山病患者2.99万人，慢型克山病患者1.09万人。地方病与环境地质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地下水，如高氟、砷水是地氟、地砷病最主要、最直接的致病原因。 　　2008年，“阿坝州扶贫开发和综合防治大骨节病试点”启动后，像更登甲这类的患者享受到了免费治疗。中央每年都会支付大量的资金对地方病进行防治，并在各地疾控中心成立地方病的防治科，地方病的防治在近几十年得到明显改善。 　　要根治地方病，就必须治地下水，但随着中国地下水面临越来越多的地表污染的威胁——“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污染，影响的人群更广泛，更难治理。”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60%地下水污染严重 　　2009年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资助的《中国地下水科学的机遇与挑战》一书介绍，在过去几十年内，为满足不断增加的用水需求，中国的地下水开采量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增。 　　今年7月，北京举办的2010国际地下水论坛上，与会专家发出警告：一些地区地下水储存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另外，许多地区地下水还遭到严重污染。与会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水文学者弗兰克施瓦茨说：“水危机并不只在中国存在，但中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问题都更为严峻。” 　　由于地下水占到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3。全国有近70%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因此地下水也是重要的饮用水水源。但水体污染正加剧中国的地下水危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相关专家在国际地下水论坛发言中提到，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 　　马军说，目前最容易受到污染的是浅层的地下水，由于地表水的污染比较普遍，自然造成浅层地下水污染也比较普通。 “在北方，地下水的超采比较严重，造成大面积地下水的漏掉。由于地下水比周边地区明显低，形成漏斗区，在压力作用下，周边的地表水进入这块区域，这使得地下水更容易受到污染。” 　　马军对于一些企业排污感到担忧，他指出一些企业往往采取渗排的办法，“加上北方很多地方是沙土，形成渗漏，还有些企业直接将污水打到地下去，这些对地下水的污染非常严重”。 　　农村受害最直接 　　除了其他污染源，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污染了农村的地下水源，更由于村民大多是用手压井直接抽取浅层的地下水，农村因此往往成为地下水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 　　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和防治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由于淮河出现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癌症的高发村，当地村民不孕不育的现象增多，而且后代还有不少畸形儿。这些多是金属和持久性化学物的污染所致，“现在污染关乎的已不是我们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的问题。” 　　绿色和平组织在今年3月份对湖南重金属企业污水排放的调查发现，当地毫无顾虑的污水排放触目惊心。如今，这些重金属如铅、镉、锰、砷和氟化物等污染物一旦排放到环境中，不仅污染当地村庄，而且有可能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们的餐桌。 　　最近，这个组织公布的报告《“毒”隐于江——长江鱼体内有毒有害物质调查》显示，在取自长江上、中、下游不同城市的鲤鱼和鲶鱼体内，均测出了被称为“环境激素”的壬基酚和辛基酚。这两种物质可导致雌性性早熟等性发育和生殖系统问题，部分鱼体内还检测出了汞、铅和镉等重金属。 　　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 　　“水源不足、水源污染是中国城市饮用水水源面临的最直接问题。相比水源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饮用水水源污染显得更加突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教授介绍。 　　2005年，环保局对全国56个城市20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有机污染物监测显示：水源地受到132种有机污染物污染，其中103种属于国内或国外优先控制的污染物。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一主要研究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及其修复的专家介绍，据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2～7年的连续监测资料，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了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这位要求匿名的专家说：“地表环境污染加剧引发地下水污染，构成对人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威胁。” 　　而污染状况似乎尚未显示出好转的趋势。据2006年163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资料分析，在开展浅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125个城市中，与2005年相比，主要监测点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的城市有21个，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华东、中南等地区，水质基本稳定的城市有95个，水质呈好转趋势的城市有9个 在开展深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75个城市中，与2005年相比，主要监测点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的城市有12个，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水质基本稳定的城市有58个，水质呈好转趋势的城市有5个。 　　“根据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公布的信息，目前，我国地下水污染呈现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城市到农村的扩展趋势，污染程度日益严重。”上述要求匿名的专家说，城市的水源地也面临污染威胁。 　　马中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很多城市都会放弃原来的水源地，“我们的水源地规划只是根据现状来的，现在水源的整体状况在恶化。” 　　让马军担忧的是，由于地下水污染难以被清理，如重金属难以降解，尤其是深层的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治理起来需要千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却没有管理地下水环境的法律，只有管理地表水的。”马中介绍。 　　目前，由于地下水与地表水分属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监管，地表水污染则是环保部门需要处理的问题。(记者金微 实习生罗丹阳发自北京) 　　镜鉴：史上最大饮用水中毒案 　　“我遭受砷中毒的影响已有7年。”在距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东南17公里索纳港乡，村民莫蒂拉尔脖子和身体的其他部位长满了白斑。 　　“我一直喝家门前那口压力井的水，但不久前政府检测说，水中砷含量严重超标，现在只敢拿它作洗涤用水了，”莫蒂拉尔不时地挠着身子，有些无奈地说，“经常感到乏力，没办法到远处打水。” 　　村子里这样的村民还有很多。对于索纳港乡砷污染的情况，该乡公共工程部门的助理工程师纳兹姆哈桑说：“1998年，政府对全乡25048口水井进行了水质检测，发现62%口井的水受到砷污染。”他说，索纳港乡井水的平均砷含量超过每升2毫克，是孟加拉国制定的每升0.05毫克标准的40倍，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每升0.01毫克标准的200倍。 　　然而，索纳港乡只是孟加拉国砷中毒的地区之一。孟政府在今年6月30日结束的全国砷污染调查中发现，全国64个县中有62个县受到砷污染影响。 　　“在孟加拉国，目前有近6600万人的饮用水受砷污染，超过孟加拉国总人口的40%。”孟加拉国卫生部砷污染防治计划负责人贾法尔乌拉对记者说。 　　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事件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中毒事件”。 　　据估计，在孟加拉国南部地区，每10个成人中就有一个因为砷中毒引起的癌症死亡，如膀胱和肺以及其他内部器官的癌症。“孟加拉超过1/5的死亡与砷中毒有关。”法新社称，其影响远远超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 　　乌拉介绍说，为了使居民远离肮脏、疾病丛生的地表水，使用上洁净的地下水，孟加拉国政府在国际援助机构的帮助下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打了数百万口深层管井，成功降低了孟加拉国人民患水生疾病的死亡人数。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使用这些深层管井的居民身上开始出现砷中毒症状。后经相关专家调查发现，孟加拉国土壤深层天然产生的砷含量过高。 　　乌拉说，孟政府对全国超过500万口压力井和管井的水质进行了检测，并在砷含量超标的井口涂上红色油漆，在水质安全的井口涂上绿色油漆，使居民能够了解水质状况。 　　在2004年，孟加拉国政府还出台了减轻砷污染国家政策。在孟加拉国新财年财政预算中，政府计划拨款约1亿美元用于为居民提供符合标准的生活用水。 　　而在索纳港乡，哈桑说，从1998年开始，乡政府为每10户家庭打一口符合饮用水安全标准的管井，到目前共打了500口安全管井，共有5000户家庭受益, 约占全乡家庭数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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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2010年12月22日，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作出这样的表态。环保官员直接质疑水电大坝，这在过去相当罕见。 　　但这种看法很快就遭到了水利专家的“反质疑”。次日，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环保官员应该懂得科学常识和起码的逻辑”的文章，认为“这位环保官员没有任何新意，而不过是重复一些伪环保污蔑水电的谎言”。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要优先开发水电，目前上报的目标比我预测的高出很多。”张博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在水利部上报的规划中，常规水电开工目标已由6300万千瓦上调到830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开工目标也从5000万千瓦上调到8000万千瓦，而直到2010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仅能达到2.07亿千瓦的水平。 　　如果上述目标最终获得认可，中国的水电将在西南争议地区密集开工，而其所依据的最重要理由也是环保—降低碳排放量。 　　毫无疑问，水电之争还将延续下去，它的未来尚未明朗 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希望能通过“环保”来说服对方，在争论中把握住话语权。 　　水电“不清洁”? 　　凌江在当天的会上透露，环保部近期在处理一个水域因水电开发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结果发现，由于水流减缓和富营养化，该水域“水白菜疯长，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他还进一步阐述认为，水电开发还带来了移民后移，地质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其损失都十分巨大。 　　事实上，对于水电建设是否破坏环境的争论已经延续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水电大坝建设就开始趋缓，到了1998年，世界水坝委员会经过两年集中调查之后发表了《水坝与发展》报告，提出水坝对于环境的破坏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这份报告后来也成为了许多环保人士的共识。 　　“受到类似观点的影响，这些年水电的建设非常被动，在宣传上往往处于劣势。”张博庭承认该报告给水电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但他同时认为，水电的负面作用被反坝者夸大了，强大的反坝舆论，使得“十一五”规划中的水电工程，最终只完成了1/3。而此次水利部门提交1.63亿千瓦的新增目标更多的是要为“十一五”补课。 　　“水库水质降低，绝不是水库本身污染了水体，而是水库对水体的要求高于河流。”张博庭认为，既然污染来自于岸上的排污，就不应当简单地认为是水电建设造成了河流污染，反而更能借此形成“倒逼”机制，严控流域中的排污现象，改善水质，“因为，凡是建设了水库的地方，都不再容许有人想把河流当作下水道使用，任意排放污水。” 　　但这样的理由未被环保人士所信服。 　　“所谓的倒逼机制，有时是很可笑的。比如说长江三峡淤积了大量小砾石，靠水库排沙系统是冲不掉的，会逐步堆积在水库里，为了保持库容，减少淤积，解决办法就只能是在上游再建一个水坝，最后一级一级地往上建，直到所有的河流都隔断，全部修建水库，这种下游倒逼上游建水库的机制，最后也无法解决问题。”著名环保人士、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表示，尽管水电界宣称中国水电技术非常成熟，但泥沙淤积问题是水电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 　　“水质污染不仅仅来源于水体自净能力的降低，水库本身因生物腐烂也产生沼气污染，在某些热带国家，类似的水电污染排放并不亚于火电站。”于晓刚还进一步补充道，大坝对环境破坏的污染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库区水质，水电对库区的生物多样性、下游的湿地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由于库区居民被后移安置，不得不上山毁林开垦新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张博庭也承认，目前水电开发成本中移民安置资金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几乎占总投入的一半。但是，据于晓刚了解，如此巨大的安置费用也仅能解决房屋、田地都在库区内的居民的移民问题，而房屋在库区外的居民，则只能“后靠”安置，因生存而破坏环境的行为不可避免。 　　水质污染、沼气排放、生态多样性危机、湿地消失、泥沙淤积、地震威胁等接踵而至的环保问题似乎已经足够将水电挤出清洁能源的行列。 　　话语权之争 　　“各部门在水电项目上力争更大的话语权的行为可以理解，作为一个水电专家，我是希望水电能够更好地被合理利用，而不是被妖魔化。”张博庭对本报记者说，但他强调，“但无论怎样，最终还得以科学说话。” 　　一直以来，我国的决策层对待水电的态度相当谨慎。早在2008年度国家提出4万亿振兴计划时，首批投资中电力行业核准投资逾千亿元，其中955亿元用于广东阳江核电工程和浙江秦山核电厂扩建工程。此外，国家投资40亿元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电网完善和城市电网改造，而水电未被纳入其中。 　　而在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当天，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其中对“水电”并未着墨。此后在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向巴平措等人大代表的建议下，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表述调整为“积极发展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 　　自此，我国的水电项目逐步升温。今年下半年以来，以金沙江龙开口和鲁地拉为代表的水坝工程陆续通过环评开工，而这两项工程曾在2009年6月被环保部强力叫停。当时环保部给出的理由是，这两项分别属于华能、华电集团的工程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擅自进行大江截留，“对金沙江中游生态影响较大”。 　　这两项工程的重启意味着环保部原来的叫停动作被自己逆转。同时，同样因“未批先建”暂停多年的金安桥水电站也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正式核准。水电工程纷纷由“违规”转为“合法”。 　　记者获悉，以上重启工程都是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一库八级”方案的组成部分，据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盈孟称，八级中的梨园和观音岩项目的开工手续正在努力运作之中，这意味着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已经全面解禁。 　　发改委也已明确表达了对大规模水电工程的支持。 　　今年8月，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对媒体表示，中国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15%的目标当中，有9%要靠水电，大大高于核能的4%，在可用的4亿千瓦水力资源中，有3.8亿千瓦必须得到开发。 　　“在能源中长期规划中应该突出水电的战略地位。”张国宝当时说道。而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于水电也明确使用了“积极发展”一词。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大规模上马水电工程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据张博庭分析，在“十二五”期间，绝大多数水电工程都将会在西南流域上马。而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正是西南地区脆弱的生态、频发的地质灾害，使得几乎每个大型水电站的上马都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声浪。 　　“过去我们在地质条件最好的地方都兴建了水坝，而现在只能在地质条件最差、地震风险最大的西南山地来建水坝。”于晓刚同时强调，尽管水利部门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决策，但“如果他们使用漏洞百出的话语，最终还是要崩溃”。 　　碳排压力倒逼水电提速 　　“环保官员之所以对水电有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跟他们的考核指标有关，过去环保部只关心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的排放，而并没有将二氧化碳的排放纳入到环保指标之中，只要加入碳排指标，相信他们也会支持大力发展水电。”张博庭说。 　　张认为，水电的发电量并非目前的太阳能、风能所能比拟。“坦率地说，当初叫停了金沙江的工程，损失的电量相当于这几年的太阳能、风能项目都白建了。在减排压力下，现在也没有别的便宜能源可以代替水电。” 　　“我们不仅仅需要解决能源硬件供应的问题，对于能源政策和管理为主的软件供应更值得重视。”于晓刚举例说，在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太阳能小区里，鼓励居民在家里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并给予资金支持，用不完的电力还能够上电网出售。“但在我们国家，要将居民自产的电卖给供电方，有可能允许吗?在供电政策方面，国家没有为生态环境保护和居民利益进行很多的调整，更多的是受到水电企业利益左右。在软件建设方面我们存在巨大差距。” 　　“实际上能源应该是多方面供给的，而不应该由国家来认定，我们就集中发展水电或者核电，其他的解决办法都边缘化。这就造成我们在不断牺牲生态来换取能源。”于晓刚说。 　　“在碳排压力下，对于能源供应一下子找不到方便的办法，这是增加水电项目的原因。但是，应当注意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复合性的、高度综合性的，除气候变化外，还有别的问题。加上西南地区的地质与生态非常脆弱，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利弊与利益各方的意见，进行冷静客观的权衡，才能做出有远见的决策。”长期关注水电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研究员郑易生向本报表示，越是在决策遇到压力和困难的时候，越应该严格坚持已有的法律和程序，包括公众参与等，综合各方意见来进行决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不少教训。” 　　郑易生同时认为，能源政策是气候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气候政策就等同于能源政策。更加全面的政策(包括环境、能源、其他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策综合)向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才是我们根本的出路。 　　郑易生举例说，“水资源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致命的大问题，而不仅仅只有能源问题，不能仅仅为了治一个病，别的病就假装没有了。”

2022年5月3-5月10号，德国析塔SITA将举办网络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工业清洗工艺清洗质量的量化、监控和优化”。在此次的网络研讨会中，你将了解工业清洗工艺和量化工业清洗工艺质量的解决方案，了解如何使用析塔清洁度仪、表面张力和污染度仪等仪器有效监测和控制工业清洗质量！“工业清洗工艺清洗质量的量化、监控和优化-析塔清洁度仪、表面张力仪和污染度仪”网络研讨会2022年5月3号-10号举办的"工业清洗工艺量化、监控和优化网络研讨会"涉及三大模块内容：模块1：高效控制零部件清洗质量和优化清洗工艺。在模块1中，我们将回顾工业清洗过程，通过量化测量技术监控工业清洗工艺，稳定零部件的表面清洁度，建立工业清洗质量保证标准。模块2：量化监控清洗槽污染程度。在模块2中，我们将了解工业清洗工艺对清洗槽的污染程度以及如何量化监控表面活性剂浓度，通过使用析塔SITA DynoTester+动态表面张力仪和析塔SITA ConSpector污染度仪，可以了解有关表面活性剂浓度和清洗槽的污染程度，以及高效监控表面活性剂浓度和监测清洗槽的污染度，以此有效优化清洗槽液的使用寿命。模块3：零部件表面清洁度检测技术。在模块3中，通过使用析塔SITA CleanoSpector表面清洁度仪和析塔SITA SurfaSpector接触角仪，了解量化检测零部件表面清洁度的方法和技术---荧光法。析塔SITA工业清洗工艺量化控制清洗质量网络研讨会主讲人翁开尔是德国析塔SITA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扫码联系我们报名参加！参会人员可以收到电子版的讲义课件。德国析塔SITA表面清洁度仪介绍在涂装、粘接等过程中，金属部件表面残留污染物会严重降低涂层、粘胶结合层的附着力、牢固度。析塔表面清洁度仪通过荧光测量技术，协助稳定零部件清洗质量，有效避免附着力下降等问题。德国析塔SITA表面清洁度仪可量化检测金属表面的清洁度仪，保证焊接、涂装、电镀、粘胶前的金属部件清洁度符合后面的工艺要求。仪器通过荧光法检测出金属表面诸如油渍、油脂、冷却润滑剂、手指纹及蜡等污染物。点击了解更多关于析塔清洁度仪产品信息测试结果可为清洗时间、清洗剂选择和浸泡温度等整个清洗过程的优化提供量化依据。通过控制清洗过程金属部件表面清洁质量来确保产品的高质量要求。德国析塔SITA表面张力仪介绍德国析塔SITA的表面张力仪可以监控清洗槽液的质量，为研发和清洗工艺过程建立良好的基础进而获得高质量结果。此外，表面张力检测还能避免过量使用表面活性剂，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点击了解更多关于析塔全自动动态表面张力仪产品信息析塔SITA表面张力仪采用创新的气泡压力法原理测量液体的动态及静态表面张力，无需精确控制毛细管浸入深度，测量精度高，操作灵活。传统的表面张力测试仪采用铂金环法/铂金板法原理，而这种方式不能反映表面活性剂的迁移过程，因此也就不能测出动态表面张力。而SITA析塔公司生产的表面张力仪通过智能控制气泡年龄（bubble lifetime），可以测出液体中表面活性剂分子迁移过程中表面张力的变化过程，即连续的一系列的的动态表面张力值以及静态表面张力值。德国析塔SITA污染度仪介绍德国析塔公司研制的污染度测量仪，可检测液体的荧光物质从而判断污染程度。主要应用于工业清洗过程中，监测清洗槽的污染度。用户可根据此数量有效优化槽液的使用寿命，避免污染度过高的槽液二次污染工件造成的质量问题，并可节省成本。污染物包括：油、蜡、冷却液、松香、酯、醇等。点击了解更多关于析塔污染度仪产品信息翁开尔是德国SITA析塔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欢迎致电咨询。

水是生命之源，但是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几何增长、现代工业废水的乱排乱放、城市垃圾、农村农药喷洒等等，造成河流污染严重，本来已是极少的淡水资源加剧短缺，无法为人所用。据统计，目前水中污染物已达2千多种(2221)主要为有机化学物、碳化物、金属物，其中自来水里有765种(190种对人体有害，20种致癌，23种疑癌，18种促癌，56种致突变：肿瘤)。在我国，只有不到11%的人饮用符合我国卫生标准的水，而高达65%的人饮用浑浊、苦碱、含氟、含砷、工业污染、传染病的水。2亿人饮用自来水，7000万人饮用高氟水，3000万人饮用高硝酸盐水，5000万人饮用高氟化物水，1.1亿人饮用高硬度水。　　 　　海河 　　海河：七大水系污染之首 　　现状：海河流域位于中国华北地区，包括海河和滦河两大水系。海河水系主要由漳卫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等到组成，还包括陡骇河、马颊河等到平原排涝河道 滦河水系包括冀东诸河。 　　根据《全国环境质量报告书》(1993)的统计结果，海河水系最主要污染物为氨氮，其次为高锰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另外，石油类污染亦相当严重，逐渐被视为主要污染物。目前海河水系污染严重，劣Ⅴ类水质断面占50%以上。主要污染河段为 沧州的子牙河和南运河、北京的北运河、张家口的洋河以及天津的海河。 　　原因：海河流域包括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山西省的东北部、山东省的北部、内蒙古的小部分地区及北京、天津两市，总面积31.90万公里2。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291.8亿米，集中在7~10月份(约占70%)，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平均值的10.5%，是全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地区。 　　海河水系由于地表水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河道下泄流量锐减，加上城市和工业排污量增加，各河平均污径比已高达0.12 。许多河段水体污染严重。　　 　　辽河 　　辽河：辽河水系总体水质较差，劣Ⅴ类水质断面占40.6% 　　污染原因：一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利影响。辽河流域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炭、石油、钢铁等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资源开发强度大，利用效率较低，污染排放强度高。 　　二是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水平低。工业废水排放量约占流域内废水总量的1/3，并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造纸、化工、冶金、食品、制药等行业污染严重，部分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污染治理设施欠账多，废水治理设施不完善，难以实现稳定的达标排放。 　　三是城市污水处理效率低。截至2005年底，辽河流域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19座，处理能力242万吨/日，但实际处理量只有50%左右，部分污水处理厂建成后长期不能正常运行。 　　四是环境监管能力不足。辽河流域环境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环境执法能力薄弱，有些地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较为突出，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企业偷排、超标排污、超总量排污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松花江 　　松花江：流经商品粮基地的“毒水” 　　松花江北源嫩江，南源第二松花江，流域面积5568万平方米，多年地表径流量734.7亿立方米，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然而， 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嫩江，第二松花江，松花江干流的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超标污染项目是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生化需氧量及溶解氧，其原因是由于城镇废污水的排放以及流域的内缺水较严重。 　　2005年11月，吉林省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发生爆炸，发生爆炸的车间距离松花江只约数百米，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淮河支流安徽颍上颍河闸水流量巨大，激起无数白色泡沫。据专家介绍，由于从闸坝下泄水的水质超标，才会产生如此多的泡沫 　　淮河：十年治理却回到原点 　　淮河干流以Ⅳ类水体为主，支流及省界河段水质较差 1994年国家提出了淮河治污工程，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是十年之后，当记者拿到淮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后却发现：污染物指标此消彼长，淮河水质综合评价，可以说“回到原点”。 　　污染来源： 　　一是部分工业企业偷排污水现象严重。经过10年来“抓大关小”，调整产业结构，淮河流域工业企业中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或设施不达标的现象已得到有效改善，但部分工业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常常擅自关闭污水处理设施，偷排污水。 　　二是农村面源污染已成为淮河流域一个重要污染源。据了解，淮河流域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6，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流域内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很大，其污染也相对较重。 　　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正在逐年增加，其污染负荷已超过工业污水，成为影响淮河流域水质安全的重要因素。 　　现状：　　 　　1.这是河南省信阳市一条穿越居民小区充斥着各式生活垃圾的河道。该河道通往淮河支流浉河　　 　　2.因为淮河水污染严重，居住在淮河下游洪泽湖边的江苏省泗洪县渔民严凤霞一家只好买矿泉水饮用。“守着淮河买水喝”在淮河沿岸一带司空见惯。　　 　　呈现墨绿色的劣五类水从这里长年排向黄河 　　黄河：“奶水”变成“劣五类水” 　　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水量并不丰沛，但却以占全国河川径流2.4%的有限水资源，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建国以来，引黄灌溉、供水累计直接经济效益已达6000亿元。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上个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达44亿立方米，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五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 　　污染来源：工业污染一直是黄河水污染的“祸首”。从青海，经甘肃、宁夏，至内蒙古，黄河沿岸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的工业企业林立，产生出了包括COD(化学需氧量)、氨氮、重金属、高锰酸盐指数以及挥发酚等在内的大量污染物。由于环保设施投入大，运转成本高，沿黄重点污染源偷排现象仍比较严重，而一些“十五小”、“新五小”企业点多面广，很难根除。 　　位于黄河中上游、甘肃省中部的白银，蕴藏着丰富的金、银、铜、铅、锌、锰等矿物，今天已经成为整个黄河流域最大的重金属废水污染源和黄河上游最大的氨氮废水污染源。同时，这里也是甘肃省最大的二氧化硫以及硫酸浓缩废气污染源。 　　白银市所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汇集到东大沟和西大沟这两条排水沟，然后流进二十多公里外的黄河干流。其中，西大沟主要排放生活污水，东大沟则同时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仅2005年一年，从东大沟排进黄河的废污水就达1894万多吨，占整个白银市区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 80%以上 铜、铅、锌、镉、砷等重金属都严重超标，其中砷超标更达25.68倍之多。　　 　　治理重金属污染 　　湘江：饱受重金属污染的困扰 　　湘江位于长江中游，系长江的第二大支流，流域面积将近9.5万平方公里，仅以湘江干流为饮用水源的人口，就有约2000万人。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省六成人口和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是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仅以2007年为例，湘江流域汞、镉、铅、砷的排放量，就分别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54.5%、37%、6.0%和14.1%。 　　污染原因：长期以来，有色金属采冶一直是湖南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矿业采冶技术长期良莠不齐。长期的掠夺式开采，使得伴生矿被当做废矿渣遗弃、当做废水随意排放，直接导致重金属污染几乎遍布三湘大地。 　　湖南全省有色金属矿平均开采回收率仅50%左右，伴生矿综合回收利用仅占25%。资源总回收率低于发达国家同行业20个百分点，所回收的共生或者伴生金属很多都是重金属，尚不足应当回收量的三分之一。加上周边工业结构与布局不够合理，湘江流域已经形成了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岳塘、郴州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四大工矿污染源。 　　最严重地区：在城区面积约530平方公里的株洲市，镉污染面积就超过了一半，有些土壤的污染厚度超过了20厘米 其中超标5倍以上的，也接近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根据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调查结果，株洲市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严重的镉污染区。 　　据清水塘工业区管委会监测所产蔬菜七项重金属指标中，总镉、总汞、总铅等三项指标都超过《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的标准值，超标倍数分别达到了64.11倍、185.80倍和66.01倍。　　 　　大片污染物流入珠江 　　珠江：珠三角创造世界工厂奇迹付出的代价 　　十多年来，广东省每年都要公布《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自2001年起发布的《公报》显示，珠江流域及珠江口海域已经连续7年被列为“严重污染区域” 2009年5月，广东省发布的最新《公报》指出，广东省珠江流域以及珠江口海域污染面积比2008年增加12.33%。 　　污染原因：1985年以来，富于水脉、航运便利的珠三角地区，随着大量外资的涌入，以及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崛起成为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密集的“世界工厂”。这个面积仅1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创造了中国30%的对外贸易额。 　　不过，在“世界工厂”创造奇迹的背后，却是被水利界赞为"南国少女"的珠江承受的隐痛。这当中，地处珠江流域的东莞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这座拥有32个镇区逶迤相连组成的城市，20年前还是一片盛产水稻、香蕉和荔枝的农村田园，而如今已靠外向型经济爆发式增长所带动，成为国际加工制造业名城，甚至被认为是"下一个深圳"。 　　在人均GDP高居珠三角二线城市(除广州、深圳)之首的东莞，折射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阴暗面--水污染。2005年以来，东莞全市主要水污染物COD(化学需氧量)排放年均总量达到11.6万吨，为全省最高。现在，东莞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量为4820万吨左右，只占该市污水总量的68.64%左右，比预期目标整整落后了10个百分点。这就是说，东莞有很大一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入珠江了。 　　广东是珠江流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但也是对珠江排污最多的省份。一些媒体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对于外界质疑，广东省环保部门也很无奈。一些环保官员表示，广东省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开展得比较早，但由于经济发展迅速，环保措施没跟不上，加上一些企业偷排超排污水，珠江污染几乎失控。

全国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估计有七八百块，绝大部分尚未动工修复 蜈蚣草 广东土壤研究所陈能场博士等用水稻作修复实验，图为研究人员正在对不同作物比较称重。资料图片 目前国内科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适合大规模农田治理的科学修复模式，大多土壤重金属治理模式还处于实验室摸索阶段。——华南农业大学博导陈日远 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污染状况如何，至今尚未有清晰的全国地图。 受重金属污染的各种土地，还能重新修复使用吗？目前，尽管国内乃至全球的修复技术五花八门，但真正经济、有效、能成规模运用的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仍在追寻之中。 幸运的是，一种专门针对砷污染的生物修复技术，眼下已在国内进入规模实验阶段。 重点防控西南 从污染面积上看，镉为首，从健康风险上看，砷最毒 大地也会生病。 2009年，陕西凤翔铅污染、湖南浏阳镉中毒、山东临沂砷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强烈刺痛人们的神经。 全国究竟有多少土地已被重金属污染，或身临污染的悬崖？ 事实上，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由国家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国家部委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超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土壤健康调查的第一次。 “参与调查的科研人员，都经过专门培训，通常按照平均8公里×8公里的调查范围取样，成网格状在全国调查各种土地现状”，一位参与这次全国土壤重金属调查的科研人员称，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在内，除各地明显的山地、荒地、人类干扰活动少的地区外，所有调查都是标准取样。 然而，截至目前，这项历时5年多的全国土壤重金属调查结果还未正式公开。相关人士透露，不算地方配套资金，整个项目目前耗资已远超过10亿元。 “从调查方法上看，还不够科学，或者科学的严谨性不够，比如人口稀少处、污染密集区，都以同样标准密度来取样调查，其出来的结果是不足信的”；“再说在6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取哪一个调查样点为数据采集对象，随意性很大”，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举例，以300平方公里的北京市中心城区面积而言，全国调查就只取5个样点，这些点是取在学院旁边，还是工厂旁边，所取得的调查数据差别很大。 陈推测，可能正是因为调查方法上存在争议或不足，以及土壤重金属污染后果严重，一旦形成即具有不可逆性，很难恢复，“比水污染、空气污染更难治理”，所以导致国家相关部委对最后形成的调查结论慎之又慎。 “如果真要准确摸清楚全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还需要进行加密调查”，“毕竟土壤调查涉及许多专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如空间尺度效应，小范围(调查)没问题，大范围(调查)就出问题，还有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准确测定，都相当不容易”，陈称。 1999年，为掌握北京市土地重金属污染现状，中科院与北京市自然基金合作，对北京市进行高密度取样调查。“平均每100亩地就分布一个样点，整个北京市共取了1000多个调查样点，要是放在全国土壤调查里边，按调查标准，就只有200多个样点”，陈同斌介绍，他的一个40多人的科研团队，几年后，拿出一份《北京市土壤和蔬菜(农产品)重金属调查和健康风险评估》。 虽然这份调查结果至今也未公开披露，但陈表示：“调查结果证明土壤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从事土壤修复研究多年的他分析，不规范的采矿业及其下游冶炼产业，是造成土地重金属污染的元凶，同时西南山地多雨，极易扩散，健康风险度高，全国重点防治地区应在我国矿业发展密集的西南地区，同时长三角等地也污染严重。“从污染面积上看，国内专家认为镉污染最严重，但如果从健康风险评估角度，我认为是类金属砷污染，因为砷的致命剂量非常小”。 华南地区一位也参与了全国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的专家，证实“全国状况不容乐观”，“重金属土壤污染面积肯定不小于国土面积的5%”。 城市“毒地” 全国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估计有七八百块，绝大部分尚未动工修复 人们通常将密度大于4.5克/立方厘米、原子量大于55的金属，称为重金属，而从环境污染方面所讲的重金属，又通常是指汞(H g)、镉(C d)、铅(Pb)、铬(Cr)、砷(A s)等有毒有害物质。 受到污染的沉默土地，也能直接危及人类的健康。上世纪60年代，土壤重金属污染危害，第一次在美国出现，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在美国西部一个名叫幸福谷的地方，随着城市扩张，人们在新城区住上了新盖的楼房不久，居民便发现相继生病。经专业调查，发现盖房子的地方，原来是一家农药厂，该厂厂址处的土地已被重金属污染，正是天天生活于受污染的土壤之上，让人们相继病倒。 通过这次幸福谷事件，土壤重金属污染危害防治，进入了科学家视野。科学家发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大多分为两种，一为农田或耕地，一为城市用地。在城市，那些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往往同时也伴随有挥发性或半挥发性多氯联苯、多环芳烃、卤代烃等有机污染。 其后，英国科学家阿仑贝克通过实验，将1平方米的重金属污染土地成功修复，使得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从实验室进入实际运用阶段。“虽然只有1平方米，但它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陈同斌介绍，此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研究，涉及物理、化学、微生物、生物修复等各个领域，但截至目前，真正具有可推广前景、可能成规模利用的修复技术不超过10种。 2006年，北京地铁5号线在宋家庄站一带开挖时，尽管工人们是在地底27米的深处施工，可还是有两名施工工人莫名其妙被熏倒。中科院地化所专家赶到现场，发现施工地面原来是一家农药厂厂址，后农药厂搬离市区，但土地却已被重金属污染。消息不胫而走，宋家庄房价当年顿跌了1000多元/平方米。 据现场调查估算，宋家庄地铁站下受污染土地总共约10万吨。当时有专家建议将这些受污染土地挖出来拉去焚烧，然后添加水泥，最后可烧制产生约1000吨的水泥。“且不要说受污染土地焚烧会产生更要命的污染物质二恶英，就是最后产出的水泥，其质量也是劣质水泥，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产制造用低等水泥，经济上也不划算”，陈同斌透露，这个焚烧方案最终未能通过。 由于正处于奥运会前夕，北京相关方面非常着急，希望能不惜代价修复这些受污染土地。“从理论上讲，只要不计较成本，怎样的污染土地都能修复，但要求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完全修复，就无法做到”，中科院地化所表示。最后，这10万吨受污染土层，全部被密封送走，当作危废物品储存至今。 “由于城市扩张，导致一些原先分布在城市外围郊区的农药厂、化肥厂、化工厂等变作城市中心区，在改变土地用途时，出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中科院地化所估算，目前全国城市受重金属污染地块共有七八百块，绝大部分还未动工修复。 蜈蚣草之功 面积达1000-2000亩，成为世界最大面积的砷污染农田修复项目 除城市重金属污染地块外，在未规范开采、冶炼的矿山附近，露天堆放的矿渣或者溶于废水后无色无味的重金属，也极易不知不觉地潜入附近农田，使农田深受其害。 2009年，由于大量村民被体检查出尿镉超标，湖南浏阳镇头镇一带爆出镉中毒事件。原来在靠近村子边上的一家化工厂，由于环保措施不到位，冶炼矿渣露天堆放，工厂废水偷排，一遇上下雨天，厂区含镉废水流出，不仅污染了附近大片农田，而且流入了村民水井中，导致多人慢性中毒。“人病了还可以上医院，农田怎么办？”依靠土地为生的当地农民忧心如焚。 去年夏天，在修复之前，记者看到大片受污染的水田里依然种满青青水稻。然而，水稻是一种特别容易富集镉的植物，这些产出的镉米最终还是将流向市场。 如何大面积修复重金属污染农田，一直是个世界难题。当年在日本“痛痛病”的发源地——富士县神通川流域，在修复被镉污染农田时，就是采取去表土15厘米、并压实心土，结果在连续淹水的条件下，稻米中的镉含量小于0.4m g/kg。但对于污染面积总计1万多亩的湖南镉污染农田，运用去土治理显然也将工程巨大，更大的问题是：换出来的污染土层，又将放哪安全保存，从而避免二次污染呢？ 经测算，跟物理修复技术相比，生物修复技术的成本往往只占前者1/10-1/100，而且安全性高，对动辄大面积亟需治理的受污染农田比较适用。 为寻找一种安全、经济的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方式，1998-1999年间，陈同斌和他的科研团队在前期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决定遵循进化论思维，到南方去刻意寻找根治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植物克星。“南方温暖潮湿，生物多样性高，从概率上讲，在南方寻找到重金属超富积植物的可能性要大”，陈形容，这种植物既要对土壤重金壤具有超强吸收能力，同时还要易养活、生物量大，而通常植物身上，这两者特性不能兼具。 中国砷储量占到世界70%，但却多为伴生矿，开采利用价值不大。研究方向一直盯紧砷污染防治的陈同斌及其研究团队，将寻找超富集植物的目光，首先锁住了国内砷最为集中分布地带之一的广西环江地区。经过长达2-3年研究找寻，一座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石门矿被科研人员发现，并将该矿附近100多种植物纳入搜索圈。经层层筛选以及遗传性能鉴定，当地大量存在的一种优势植物——蜈蚣草胜出。 “一般植物土壤中砷含量达到50个ppm还能活，在植物体内，由于植物通常不吸收这种有毒物质，更不愿向其地上部分转移，但蜈蚣草中的砷含量竟可以达到1-2%，而且多集中于地上部分，一年可以收割三次之多”，陈同斌做了一个对比，蜈蚣草对土壤重金属砷的吸收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而且蕨类植物蜈蚣草生物量超大，在收割焚烧其地面部分后，残存的重金属含量已非常低。“两三个月内可以将土壤重金属含量降到安全阈值，三至五年内则可以完全修复”。 五六年前，广东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广东省土壤研究所等一批科研机构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相继展开物化、生物、微生物技术等方面研究。2005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广东省土壤研究所陈能场博士，则选择了粤北进行镉污染农田修复实验。在一块约6亩大小的田地里，陈先后尝试了硅肥和水分管理、叶片调理剂等多种方式尝试，最终陈将一种高富集镉的水稻引种过来，通过轮作和间作(高富集水稻与玉米等经济作物)的方式，来修复镉中毒农田。“从治理效果看，边生产边修复这种方式相对成熟”，目前仍在实验之中，陈能场表示。此外，专门针对镉污染的另一种筛选植物——东南景天，在国内已有上百亩实验基地。 据统计，针对国内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植物优选品种，一度多达40多个。“真正适用的生物修复技术不多”，陈同斌透露，今年10月，由国家总投入2450多万元的蜈蚣草修复项目，已经在广西环江地区、云南个旧、湖南、江西等地成规模展开，总修复农田面积达到1000-2000亩。“这将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面积”，陈同时承认，该技术进一步推广应用还需要国家从政策上补贴农民，“每亩修复成本需要2000-5000元不等，至少买种苗还得靠政府补贴、引导”。 然而，也有科学家对包括换土、淋洗、生物技术等看似热闹的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前景感到沮丧。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博导陈日远教授认为，目前国内寻找治理重金属污染的生物修复途径，主要是从对土壤重金属超富集和非富集作物两个方向着手找寻，“但从目前来看，国内科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适合大规模农田治理的科学修复模式，大多土壤重金属治理模式还处于实验室摸索阶段”。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5日指出，目前全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113个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以上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机动车排放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刘志全在2010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发展论坛做了题为《加强机动车环保法规建设，推动机动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演讲。 　　刘志全说，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增长，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拉动了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全面进步，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一些城市由过去的煤烟型污染转成以机动车排放污染为主。国内一些区域出现灰煤现象，能见度明显下降。研究表明灰煤现象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存在明显的关系。一些城市臭氧浓度逐步在增高，个别城市发生光化学污染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臭氧浓度增高和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有密切的关系。 　　刘志全介绍说，过去十年我国机动车排放法规建设发展很快，不断提高机动车排放控制标准，引导促进车辆低碳减排，取得了一定成效。整体排放情况趋缓，减排在十一五期间效果比较明显。据估计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增加24倍，排放总量则增加12倍。

生活废水直排、工业废水超标排放，广东近海成为一个巨大的接纳污水和污染物的垃圾场 　　南海海域污染数广东，广东污染数珠三角，广东沿海各大城市近岸海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一些工厂偷排偷放时有发生，因跨界污染责任难以厘清，导致多方扯皮、推诿，污染治理难上加难 　　珠江口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大亚湾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2009年广东海域发生赤潮11次，累计面积近750平方公里! 　　广东海洋环境公报指出，多年的监测结果表明，我省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近岸海域污染程度不断加重 二是珠江口等河口海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三是陆源入海排污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四是海洋灾害和污染事故对海洋环境的威胁依然存在。 　　海洋污染不是新问题，如何建设好海洋强省才是问题。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广东的改革开放受益于海洋颇多，海洋大省名头颇响 珠三角土地吃紧，向海洋借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强省已开始规划，广东正致力于建设国家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 　　从即日起，本报推出“广东海洋污染调查”专题报道，初衷不局限于重复描绘广东的海洋污染，而重在阐明海洋污染对经济、产业的影响，由此为广东建设国家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提出“隆中对”，提出海洋污染的新变化，以及对养殖业、旅游业、海洋生态等海洋产业的影响及对策。 　　8月1日南海开渔节，数以千万计的广东渔民在咸水歌和海螺号角声中随着数千艘大小渔船扬帆出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耕海牧渔。 　　然而，渔民面对茫茫大海更多的是茫然无措，由海洋污染造成的渔业资源衰退是压在渔民们心头最沉重的石头。 　　“珠江口水浊了，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捕鱼，但要到哪里，看运气吧。”骄阳似火的7月底，在东莞虎门镇珠江入海口的渔船上，发黑的咸淡水交汇处在高温下散发出阵阵恶臭，51岁的渔民老梁无奈地向记者倾诉。 　　“广东渔业资源已持续多年衰退，几十年前丰产的珠江口附近渔场快要枯竭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死亡增多，珊瑚等海洋生物退化，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广东一位水产研究人士语气沉重地说。 　　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广东近海海洋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源头 　　东莞母亲河变身污染源 　　沿着珠江入海口“洄游”，经过狮子洋，进入东莞境内的太平河，在这里或许可以寻觅到珠江口被污染的源头之一。 　　7月26日中午，东莞太平河的码头上，一阵阵燥热的风吹来，夹杂着腥臭味。上百艘来自新湾渔村的小渔船静静地停靠在这里，几个渔民围坐着打发闲懒的时光。 　　太平河是东莞东引运河虎门段的一部分，位于运河的最下游，连接狮子洋。 　　说起眼前这条太平河，土生土长的村民吴有发再熟悉不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家都可以在河里游泳，但现在有谁还敢在这样发黑的河水里洗洗脚?” 　　过去三十年，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成了“世界工厂”的代名词，但令人头痛的污染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市政建设的缺失、排污管道建设的滞后，东莞23镇街的污水直接排入了东引运河，河水慢慢地变臭，淤泥慢慢地沉淀下来。 　　“一退潮，河岸边会露出发黑的淤泥，臭气熏天。有好事的村民专门拿竹竿量了一下淤泥的深度，最深处约1米。”吴有发说。 　　东莞环保局虎门分局局长王泰林介绍，今天东莞的人口已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不到100万人急遽膨胀到近1000万人，整个东莞大小企业多达5万家，虎门、长安、沙田、麻涌、厚街等工业名镇全是在东引运河的流域之内，污水排放量远超运河能接受的水平。 　　岁月令太平河不堪摧残，几十年后的东引运河变得令人唾弃。这条东莞的人工母亲河变成臭不堪闻的经历，佐证了珠三角近岸被大肆污染的严峻事实。 　　海域 　　广东10%近海中重度污染 　　东莞珠江入海口的污染仅仅是广东近海污染的一个典型。 　　从全国海域水质等级示意图上看，南海是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仅次于东海的海域。南海海域污染程度数广东，广东污染程度数珠三角。可以说，广东沿海自西至东，沿海各大城市近岸海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009年，在南海5220平方公里的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中，广东省以3800平方公里占了大半。在广东长达4114公里、全国各省最长的大陆海岸线的中部，呈现出一大片红色标记，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深圳西部等珠江口近岸海域已经多年来受到严重污染。在经济欠发达的粤东、粤西地区，包括潮州柘林湾、汕头港、江门近岸、阳江北津港、茂名水东港、湛江港等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同样未幸免。 　　在粤东，受陆源排污和柘林湾大规模海水养殖自身污染影响，潮州柘林湾海域受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严重污染，整个海湾已处于富营养化状态，结果是使这个老牌的水产养殖区“水质差，鱼难养”，鱼类病害增多，渔农养殖户收入总体一年不如一年。 　　《2009年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数据显示，全省近岸海域约有近半海水水质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广东近海海域总面积中，有20%的海水受轻度以上污染，约有10%的海域水质处于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的状态。”长期关注广东海洋的知情人士披露。 　　监测 　　95个入海排污口近半超标 　　近年来，尽管广东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设定的超标排放入海排污口超标率，已从令人惊诧的62.9%下降到45.3%，但2009年95个被监测的入海排污口中仍有43个超标排放，入海排污依然是久治不愈。汕头、东莞等地，被监测的入海排污口已经是连续两年录得100%超标排放的“佳绩”。 　　记者在位于东莞沙田镇的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附近调查发现，一根几十米高的烟囱，不停地向天空冒出浓烟，散发出一阵阵臭鸡蛋味 紧靠着该公司围墙的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涌上茂盛的水浮莲几乎覆盖了整个水面，走近一看才发现水浮莲底下全是暗黑色的污水，阵阵难闻的臭味扑面而来。 　　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是一家被广东省海洋环境公报连年曝光的工业废水入海排污口废水超标的企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工厂所入驻的工业园，叫做东莞沙田丽海环保工业园。 　　沙田丽海纺织印染厂连年废水超标排放并不是一个特例。东莞市虎门镇沙角电厂排污口、东莞市东宝河入海口、东莞市虎门镇凤凰山入海口等都不是第一次入选“黑名单”。 　　生活废水直排、工业废水排污口超标排放、排污河超标排放……广东近海成为一个巨大的接纳污水和污染物的垃圾场。近六年的监测表明，珠江通过八大口门每年携带上百万吨的污染物入海，致使珠江口近岸海域严重污染。 　　2009年，珠三角沿岸海域接纳污水近50亿吨，粤东沿岸海域接纳12.11亿吨，粤西沿岸海域接纳0.80亿吨，与2008年相比，珠三角沿岸接纳污水增加1.57亿吨。 　　偷排 　　监管治理就像猫捉老鼠 　　广东海洋环境监测部门、广东环保部门联手监测和治理污染多年，为何广东海洋污染病症久治不愈?一些曾经曝光的企业排污超标问题为何屡禁不绝? 　　“由于污水治理成本较高，而违法成本低，导致一些工厂偷排偷放现象时有发生。”一位负责海洋环境监测的人士对记者说，监管就像猫捉老鼠，当监测人士来采样的时候，工厂会开动污水处理装置，但等监测人士一走，污水处理装置就关停了，“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时时刻刻紧盯着一个企业啊。” 　　河海污染因跨界污染、责任难以厘清导致多方扯皮、推诿，是致使污染治理难上加难的另一原因。深圳和东莞的界河———东宝河污染堪称老大难的典型。 　　东宝河是深圳和东莞的界河，沿岸工厂林立且村镇众多，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常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汇入珠江口交椅湾海域，多年来水体污染严重，水体常年发黑发臭，水质常年处于劣四类状态。 　　广东近岸污染问题也凸显了广东污水处理厂建设的滞后。一位长期关注广东水质污染的专家对记者说，“一些企业排污口超标，多次曝光后依然若无其事，能否罚到其破产?有的城市，超标排污口居然出现在污水处理厂，这种情况该如何执法，值得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记者手记 　　海洋治污重资更需重典 　　走马珠江口，最大的感受是触目惊心。黑水横流、恶臭熏天，广东母亲河珠江以及人类未来的家园海洋饱受摧残。 　　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西方的经验本可借鉴，不幸的是，过去30年，只注重GDP不注重环保、粗放式发展的广东也正重复这条老路。 　　近几年来，环保部门对水质污染处理不能说不重视，但相比投入治水的巨资而言，可谓收效甚微。广州是为亚运会举办投入重资治水，市内各大河涌水质虽有改善，但离河涌戏水的目标尚远。同样，去年东莞治理东引运河，一掷就是80亿元，虽然运河水质有所改善，但长期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这足以从一方面佐证了治理之难。无怪乎，东莞虎门镇环保局局长王泰林感叹道:先污染，后治理，难!西方的经验证明，无论是空气污染，还是水质污染，污染容易，治理难，清洁的江海如果用50年就可变黑，但可能花上100年时间也未必能还其清洁。 　　广东近几年来已耗巨资建设人工鱼礁、建设海底牧场，这固然是挽救海洋生态的有效措施。不过，有关环境监测表明，海洋污染最大的根源在于陆源污染的无节制的超标排放，如果地方政府不坚决执行对产业升级转型，污水超标排放避免不了，如果没有对陆源污染超标排放有效的“堵”，海洋污染不可能抑制。靠海吃海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可休矣，但治理虽难各方却仍需努力。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图为中国林业大学的师生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参观。　新华社发　王振摄 　　今天是第43个世界地球日。地下水的超采与污染问题引发热议。 　　据国土资源部今天公开的消息透露,在我国北方地区65%的生活用水来自地下水 同时,50%的工业用水和33%的农田浇灌也源自地下水。全国657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 　　国土资源部认为,超采与污染正在危及地下水安全。 　　600多城市半数不同程度缺水 　　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资助的《中国地下水科学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报告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地下水的提取量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增加。 　　同时,由于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污液以及化肥农药等的渗漏渗透,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品质已经恶化。 　　我国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成果发现,全国适宜开采或饮用地下水地区,每平方千米年均可开采资源量已由15万立方米减少到6万立方米,北方地下水可采资源量减少了56亿立方米。据专家介绍,这是由于区域降水量变化、人类工程活动导致地下水补给量减少以及部分地区水文地质参数发生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尽管近20年来全国用水量急剧增长,地下水开采量以平均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增加,但仍有数千万人饮用水问题亟待解决,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一半左右不同程度存在缺水,部分省(区、市)存在与饮用水水质有关的地方病区,比如北方丘陵山区,多分布高氧水、高砷水、低碘水和高铁锰水,引发了克山病、大骨节病、氟中毒、甲状腺肿等。 　　近60个城市地下水严重超采 　　有统计显示, 全国以城市和农村井灌形成的地下水超采区400多个,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山西六大盆地、关中平原、松嫩平原、下辽河平原、西北内陆盆地的部分流域(石羊河、吐鲁番盆地等)、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平原等地,严重超采城市近60个。 　　地下水超采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地下水位下降,形成地下水降落漏斗,引发地面沉降。 　　据透露,目前,全国已形成大型地下水降落漏斗100多个,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地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表示,到目前,北至哈尔滨,南到海口,东达上海,西到乌鲁木齐。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因超采地下水而出现地下漏斗。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完成的《华北平原地下水可持续利用能力》项目研究显示,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每年超采26.4亿立方米,深层地下水每年超采12.4亿立方米,已无开采潜力。历经近50年的地下水开采和超采,华北平原形成了环渤海复合大漏斗,面积达7.2万平方公里。 　　不合理开采地下水引发的地面沉降,在全国70多座城市不同程度存在。其中,沉降中心累计最大沉降量超过2米的有上海、天津、太原。在河北平原、西安、大同、苏锡常等地区,过量开采地下水还导致了地裂缝,对城市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 　　此外,地下水超采还引发了岩溶塌陷、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等问题,西北部分地区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出现了植被退化、土地沙化、荒漠化加剧等问题。 　　地下水检测出微量有毒有机物 　　国土资源部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成果显示,全国地下水环境品质“南方优于北方,山区优于平原,深层优于浅层”。 　　按照《地下水品标准》进行评价,全国地下水资源符合Ⅰ类—Ⅲ类水质标准的占63%,符合Ⅳ类—Ⅴ类水质标准的占37%。南方大部分地区水质较好,符合Ⅰ类—Ⅲ类水质标准的面积占地下水分布面积的90%以上,但部分平原地区的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水质较差。其中,中部平原区水质较差,滨海地区水质最差。根据对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淮河流域平原区等地区地下水有机污染调查,主要城市及近郊地区地下水中普遍检测出有毒微量有机污染物,但超标率较低。 　　2009年,经对北京、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海南、宁夏和广东等8个省(区、市)641　眼井的水质分析,水质Ⅰ类—Ⅱ类的占总数2.3%,水质Ⅲ类的占23.9%,水质Ⅳ类—Ⅴ类的占73.8%。全国202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以良好——较差为主,深层地下水品质普遍优于浅层地下水。 　　2010年,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联合对全国182个城市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结果表明,4110个水质监测点中,较差——极差级的监测点占57.2%。与2009年比较,全国主要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状况,其中呈变好趋势的城市分布在华东地区,水质呈变差趋势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 　　地下水一旦污染极难治理 　　据专家介绍,地下水污染与地表水污染有着明显的不同。污染物进入到地下含水层以及在含水层中运动都比较缓慢,若不进行定期专门监测,很难及时发觉。 　　专家称,近年来,我国城市急剧扩张,导致城市污水排放量大幅增加,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管网建设相对滞后、维护保养不及时等原因,管网漏损致使污水外渗,造成地下水污染。同时,部分行业也对地下水环境安全造成威胁。 　　此外,土壤中一些污染物易于淋溶,对相关区域地下水环境安全也构成威胁。大量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以及部分地区长期利用污水灌溉,对农田及地下水环境也构成危害,农业区地下水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超标和有机污染日益严重。 　　“地下水污染是很难治理的。即使查明污染原因并消除了污染源,地下水质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专家认为,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恢复和治理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专家:中国PM2.5污染全球最重 华北及东部最严重 新快报记者 李文 实习生 陈梦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在穗做讲座时建议： 　　昨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应广州市环保局之邀为环保系统做讲座。他介绍了多项世界范围、国内、珠三角的PM2.5专项研究结果，表示中国南方的PM2.5总体浓度低于北方，但由于湿度大，更易形成灰霾，建议广州对重污染天气采取特别措施应对，并从污染源上来控制PM2.5污染产生。 　　Q1：PM2.5对健康影响？A：呼吸道疾病明显上升 　　&ldquo PM2.5对人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国际上也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国家也开展了一些相应的研究。主要是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rdquo 柴发合说，国际上的研究估计，欧洲人因PM2.5每个人丧失8.6个月的平均寿命。他表示，虽然广州的PM2.5浓度较低，但对广州来说，PM2.5浓度每增加10个单位，导致的心血管、呼吸道疾病都有明显上升。 　　Q2：多高处PM2.5污染最重？A：石家庄160米～170米处 　　柴发合还介绍了一项在河北石家庄市进行的研究结果。研究机构在该市一幢楼房内设置了梯度式的检测站，在不同高度设有检测仪器。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PM2.5浓度最高处在160米至170米处，而不是人们一直以为的近地面处。 　　&ldquo 这个研究结果和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都有关系，研究结论并不适用于其他地方。&rdquo 柴发合提醒说。 　　Q3：中国PM2.5污染最重在哪？A：华北地区、东部地区 　　柴发合说，世界卫生组织曾测评了世界上1100个城市的PM2.5污染情况，把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算在内，中国排在812位到1058位之间，&ldquo 所以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PM2.5污染最重的&rdquo 。 　　而在中国，PM2.5污染程度最严重的主要是华北地区、东部地区，而不在珠三角，&ldquo 根据4个月的PM2.5示范性检测，中国北方、南方的浓度都是相当高的，但显然北方比南方要高得多&rdquo 。 　　广州的情况如何？柴发合介绍，从2007年到2010年，广州的PM2.5浓度总体来说是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并不是非常大，其中2009年浓度相当高，是一个跳跃。 　　Q4：广州灰霾为什么很严重？A：南方湿度大 　　中国北方的PM2.5浓度比南方大，但其性质、与灰霾天气的关系和南方差异很大。柴发合介绍，PM2.5不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是一种物质，而是物质的结合体，不同地方的PM2.5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北方，沙尘对PM2.5影响比较大；而南方，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硫酸盐、硝酸盐和有机污染物的影响更大，有机污染物所占比例比北方大很多。 　　&ldquo 我真的觉得广州的PM2.5不是很高，但广州的灰霾很严重，这是为什么？&rdquo 柴发合解释，由于南北方湿度差异大，多大的PM2.5浓度会导致灰霾，也大不相同，&ldquo 拿能见度10米时来看，PM2.5在大概70的时候会导致灰霾现象发生；而在高湿度情况下，PM2.5在30的情况下，也会导致灰霾现象&rdquo 。 　　柴发合介绍，对国内多个城市的研究结果显示，PM2.5带来灰霾的情况，在北方最多的是太原，南方是南京，西边的话主要是成都。 　　Q5：如何减轻对健康的伤害？A：对重污染事件加强应对 　　PM2.5污染严重，该如何减轻其对大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伤害？柴发合提出，重点是对重污染事件加强应对，&ldquo 我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在很糟糕的环境中，拿北京来说，一年3至5次重污染事件，每次持续3至5天，那么，把这几次污染事件控制好，平时老百姓就可以想开车就开车&rdquo 。他建议，在大气污染严重时，可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如暂停部分重污染企业生产、暂停部分工地施工，限制过路车进入市区等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对污染源的控制。柴发合建议广州&ldquo 釜底抽薪&rdquo ，让燃煤电厂全部改用&ldquo 洗精煤&rdquo ，即经洗煤厂机械加工后，降低了灰分、硫分，去掉了一些杂质，适合一些专门用途的优质煤，它脱除了煤中50%～80%的灰分、30%～40%的全硫（或60%～80%的无机硫），燃用洗选煤可有效减少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因化学污染个别地区出现“癌症村” 　　环保部近日公开发布《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显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 　　规划表示，我国有3 千余种已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严重 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规划称，“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对化工污染进行全面防治 根据规划，将确定三种类型58种(类)化学品作为“十二五”期间环境风险重点防控对象。 　　发达国家淘汰毒化学品在我国仍使用 　　规划透露，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并不清楚化学品生产和使用种类、数量、行业、地域分布信息。 　　规划透露，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 万多种，其中3 千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具有急性或者慢性毒性、生物蓄积性、不易降解性、致癌致畸致突变性等危害的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严重，数十种已被相关化学品国际公约列为严格限制和需要逐步淘汰的物质。同时，尚有大量化学物质的危害特性还未明确和掌握。 　　环保部表示，2010 年，环境保护部开展了沿江沿河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检查化工石化企业近18000 家。 　　规划说，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突出，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 　　化学品环境管理基础信息和风险底数不清 　　“据2010 年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的全国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三大重点行业环境风险及化学品检查工作结果显示，下游5 公里范围内(含5 公里)分布有水环境保护目标的企业占调查企业数量的23%，对基本农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来水厂取水口等环境敏感点构成威胁 周边1 公里范围内分布有大气环境保护目标的企业占51.7%，1.5 万家企业周边分布有居民点，对人体健康和安全构成危险。经初步评估，重大环境风险企业数量占调查企业数量的18.3%，较大环境风险企业占22%，环境风险隐患突出。”规划说，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化学品环境管理现有制度主要停留在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而对于危险化学品的环境管理、释放与转移控制、重点环境风险源管理等方面缺乏规定，对高毒、难降解、高环境危害化学品的限制生产和使用等缺乏措施，针对性、系统性的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制度和政策明显缺失。 　　此外，化学品环境管理基础信息和风险底数不清。相对于化学品环境管理需求，我国目前存在化学品生产和使用种类、数量、行业、地域分布信息不清，重大环境风险源种类、数量、规模和分布不清，多数化学物质环境危害性不清，有毒有害化学污染物质的排放数量和污染情况不清，化学物质转移状况不清，受影响的生态物种和人群分布情况不清等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意识、水平、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 　　3年环保部接报突发环境事件568 起 　　环保部认为，监测监管、预警应急、管理和科技支撑能力不足。 　　规划称，我国目前仍在生产和使用发达国家已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此类化学品往往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蓄积性、遗传发育毒性和内分泌干扰性等，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长期或潜在危害。 　　规划坦陈，近年来，我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局部地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内分泌干扰物质浓度高于国际水平，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同时， 近年来，由危险化学品生产事故、交通运输事故以及非法排污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频发。2008-2011 年，环境保护部共接报突发环境事件568 起，其中涉及危险化学品287 起，占突发环境事件的51%，每年与化学品相关的突发环境事件比例分别为57%、58%、47%、46%。 　　规划表示，每年约有数千种新化学物质在我国申报生产和进口，对其造成的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危害性尚不能完全掌握，环境管理和风险防控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　　“十二五”说，根据环境风险来源和风险类型的不同，确定三种类型58种(类)化学品作为“十二五”期间环境风险重点防控对象 “十二五”期间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等六大行业以及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二甲醚、煤制乙二醇等新型煤化工产业为重点防控行业。

近年来，随着频频曝光砷、镉、铅等重金属的污染，这种受污染的土地，犹如隐形杀手，已成为整个社会无法回避的焦虑点。 　　这种土地的形成系因土地受到采矿或工业废弃物或农用化学物质的侵入，恶化了土壤原有的理化性状，其结果是土地生产潜力减退、产品质量恶化并对人类和动植物造成严重危害。 　　早在2006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预算资金达10亿元，计划2010年完成。时至今日，其具体调查结果仍未公布，但对土壤污染的现状，官方口径一致：“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在中科院生态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看来，土壤污染已严重制约我国土地的开发利用，对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压力。因此，全面启动全国范围内土壤修复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日前，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进入国务院审批程序，有望于近期正式对外公布。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 　　土壤之殇 　　近年来，伴随我国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土地不断遭到各种污染的伤害,主要集中在农村农田污染和城市工业用地污染两大块，而按污染源不同，土地污染可分为工业污染、交通运输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四类。 　　重金属污染是工业污染中最严重的一块，根据国家环保部门组织的《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探查研究》调查显示，珠三角部分城市有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严重超标。长三角有的城市连片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 　　陈同斌的研究结论是，重金属污染在北方是零星分布，而在南方则比较密集。 　　去年2月，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会议上说，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这些事件涉及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广东等十数个省份。 　　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资料则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中，最严重的是镉污染、汞污染、血铅污染和砷污染，“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超过7亿亩良田。”陈同斌说。 　　农药、化肥的污染同样凶猛，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张维理告诉时代周报，“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而据云南农业大学的一项研究测算，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属的有机污染。 　　有专家还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和消费国，“在不到世界总量1/10的耕地上，每年施用的化肥总量却达到了世界总量的1/3，单位化肥投放量是美国的1.7倍”。 　　据农业部门近5年来农业环境质量定位监测的结果，湘江流域农产品产地受重金属污染的面积已逾118万亩，其中重度污染的约19万亩，占16% 中度污染的约39万亩，占33% 轻度污染的超过60万亩，占50%多。湘江流域已成为湖南全省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主要污染物为镉、砷等，尤以镉的污染最为严重，土壤中镉的超标率高达64%。 　　城市土壤同样是工业污染的重灾区。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城市中的工矿企业搬迁改建后，遗留下大量的受污染土地。 　　这些因工厂搬迁等遗留的被污染的工业用地被称为“棕色地块”。在这些地方，污染物来源主要是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四种。它们可通过渗入土壤、地下管道、地下水等缓慢挥发毒性，危害人体甚至可致癌。 　　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就称，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1/5存在较严重污染”。 　　那么，全中国的受污染土地究竟有多少?2006年，时任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曾公布过土壤污染的状况：2006年，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不过，也有多位专家明确指出，“这些数据基于上世纪90年代估算而来，已经较老，现在的数据要比上述数据严重得多”。 　　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后，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任官平看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所导致的严重环境危害事件时有发生，并呈逐步上升趋势”。 　　早在2006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计划2010年完成。调查的重点区域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 　　据悉，该调查工作已结束近两年，不过调查结果至今未公布。6月5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透露，近期环保部将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调查结果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后会适时公布调查结果。 　　巨资治理 　　土地污染的严峻形势，促使政府不得不投入巨资治理。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而带动起的产业总投资或达数千亿元。 　　陈同斌介绍，虽然我国土壤修复事业起步较早，在“六五”时期就已被提出，但随后没有很好地发展。 　　规划显示，“十二五”期间，将以目前受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内蒙、江苏、浙江、江西等14个省区市为试点，全面启动砷、铅、铬、汞等重点污染物的源头减量和土壤修复治理工作，尤其是对责任主体历史遗留场地土壤污染，要加大治理修复的投入力度。 　　实际上，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技术尽管种类繁多，但主要分为三个大类，即净化(通过植物如蜈蚣草和东南景天等来修复污染土壤)、钝化(通过海泡石等矿物吸附重金属元素)和避害(用“客土”来转换污染土壤)。 　　按照规划，这次全国土壤修复工作将集中向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三大领域推进。 　　其中，城市污染土壤修复主要分历史遗留和新开发污染两大领域。城市土壤修复的主流运营模式为治理责任主体单位通过治理工程招标，中标修复公司通过土壤置换进行异地修复。目前，城市污染土壤修复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 　　农田污染土壤修复则主要通过在土壤上种植不进入食物链的植物来针对性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 　　这次中央资金的投入还包括：启动国家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重大科技专项。据了解，技术研发和工程试点将成为政策扶持土壤修复的两大抓手。 　　此外，随着《规划》出台，围绕土壤修复出台一系列财政补贴政策。譬如，针对城市历史遗留污染土地，中央财政提出对不同原责任主体的治理项目将实施30%—45%的财政补助。 　　“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已成为国家‘十二五’环保工作的重心，但土壤修复目前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强力推动下，产业化将存在巨大潜力。”陈同斌说。 　　据媒体披露，土壤修复产业链涉及前期污染状况评估、后期工程设计运营及污染治理效果监测等主要环节。目前，A股上市公司中涉足这些业务的有工程服务领域的永清环保、铁汉生态 从事污染物检测的天瑞仪器、华测检测等。随着土壤修复产业化全面加速，这些拥有项目及技术储备的龙头公司有望集中获益。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任官平介绍：“从总体看，我国污染土壤修复决策已从基于污染物总量控制的修复目标，发展到基于污染风险评估的修复导向 技术上已从物理、化学修复，发展到生物修复和自然衰减，从单一技术发展到多技术联合、综合集成的工程修复技术 设备也从基于固定式设备的离场修复发展到移动式设备的现场修复。” 　　不过，一些业内人士对当前土壤修复，政府被迫花钱的做法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此举对污染企业来说是“污染赚钱走路，政府冤枉买单”。 　　上述专家称，无论出于“谁受益谁治污”，还是出于“谁污染谁治污”，不少污染土壤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已经破产，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应承担修复责任。同时，应将土壤污染纳入环境常态监管。 　　防控难题 　　由于土壤污染延时性的特点，如果不对土壤进行修复，土壤重金属会不断累积，现在没有出现的问题将来也会慢慢出现。然而，在现实情况下，无论是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控制，均存在着多种治理难题。 　　首先，土壤污染重，修复成本大，钱从哪儿来?苏州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杨积德曾向记者介绍，苏州化工厂600多亩，按60%的受污染面积进行治理，每亩666平方米，如挖5米深，即3330立方米，每立方米1.9吨，如每吨土修复需1000元左右，治理要20亿元。如按3米深进行治理，也要10多亿元。仅一个工厂就是如此，全国范围内可想而知。 　　本报记者了解到，国土面积差不多的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用于污染土壤修复方面的投资近1000亿美元，达到了年平均100亿美元的巨大投资规模，若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这笔投资到今天相当于300亿至400亿美元。“5年才300个亿人民币肯定远远不够。” 　　除了资金因素外，治土技术的欠缺是摆在毒地治理面前的第二道难关。由于土壤修复耗时长、耗资大、处置过程更复杂，而且很容易产生二次污染，目前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 　　在北京环科院副院长姜林看来，国内专业化的修复企业很少，多数仍处在发展的初步阶段。 　　按照土壤修复的程序，修复企业先要对污染场地进行环境评价，跟人生病去医院“看病、诊断、治疗”的程序类似，土壤采样、实验室化验、分析诊断都是必需环节。 　　缺乏相关法律与国家技术标准是第三个难题，“我国土壤重金属缺乏相应的标准，没有耕地重金属评价指标体系，无法正确评价耕地的环境质量。”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说。 　　在他看来，国家要尽快出台《土壤修复法》等相关法律与土壤修复的国家技术标准，使土壤修复有法有据。 　　本报记者掌握的情况是，已经开展修复的北京、武汉、重庆、广西等省区市遵循的都是地方环保部门出台的标准。 　　在一些受访的业内人士来看，除了上述困难外，土地治理，最为关键的，仍是管理体制的理顺和地方政府的决心。

近年来，随着频频曝光砷、镉、铅等重金属的污染，这种受污染的土地，犹如隐形杀手，已成为整个社会无法回避的焦虑点。 　　这种土地的形成系因土地受到采矿或工业废弃物或农用化学物质的侵入，恶化了土壤原有的理化性状，其结果是土地生产潜力减退、产品质量恶化并对人类和动植物造成严重危害。 　　早在2006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预算资金达10亿元，计划2010年完成。时至今日，其具体调查结果仍未公布，但对土壤污染的现状，官方口径一致：“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在中科院生态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看来，土壤污染已严重制约我国土地的开发利用，对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压力。因此，全面启动全国范围内土壤修复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日前，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进入国务院审批程序，有望于近期正式对外公布。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 　　土壤之殇 　　近年来，伴随我国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土地不断遭到各种污染的伤害，主要集中在农村农田污染和城市工业用地污染两大块，而按污染源不同，土地污染可分为工业污染、交通运输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四类。 　　重金属污染是工业污染中最严重的一块，根据国家环保部门组织的《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探查研究》调查显示，珠三角部分城市有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严重超标。长三角有的城市连片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 　　陈同斌的研究结论是，重金属污染在北方是零星分布，而在南方则比较密集。 　　去年2月，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会议上说，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这些事件涉及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广东等十数个省份。 　　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资料则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中，最严重的是镉污染、汞污染、血铅污染和砷污染，“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超过7亿亩良田。”陈同斌说。 　　农药、化肥的污染同样凶猛，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张维理告诉时代周报，“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而据云南农业大学的一项研究测算，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属的有机污染。 　　有专家还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和消费国，“在不到世界总量1/10的耕地上，每年施用的化肥总量却达到了世界总量的1/3，单位化肥投放量是美国的1.7倍”。 　　据农业部门近5年来农业环境质量定位监测的结果，湘江流域农产品产地受重金属污染的面积已逾118万亩，其中重度污染的约19万亩，占16% 中度污染的约39万亩，占33% 轻度污染的超过60万亩，占50%多。湘江流域已成为湖南全省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主要污染物为镉、砷等，尤以镉的污染最为严重，土壤中镉的超标率高达64%。 　　城市土壤同样是工业污染的重灾区。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城市中的工矿企业搬迁改建后，遗留下大量的受污染土地。 　　这些因工厂搬迁等遗留的被污染的工业用地被称为“棕色地块”。在这些地方，污染物来源主要是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四种。它们可通过渗入土壤、地下管道、地下水等缓慢挥发毒性，危害人体甚至可致癌。 　　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就称，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1/5存在较严重污染”。 　　那么，全中国的受污染土地究竟有多少?2006年，时任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曾公布过土壤污染的状况：2006年，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不过，也有多位专家明确指出，“这些数据基于上世纪90年代估算而来，已经较老，现在的数据要比上述数据严重得多”。 　　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后，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任官平看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所导致的严重环境危害事件时有发生，并呈逐步上升趋势”。 　　早在2006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计划2010年完成。调查的重点区域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 　　据悉，该调查工作已结束近两年，不过调查结果至今未公布。6月5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透露，近期环保部将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调查结果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后会适时公布调查结果。 　　巨资治理 　　土地污染的严峻形势，促使政府不得不投入巨资治理。 　　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而带动起的产业总投资或达数千亿元。 　　陈同斌介绍，虽然我国土壤修复事业起步较早，在“六五”时期就已被提出，但随后没有很好地发展。 　　规划显示，“十二五”期间，将以目前受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内蒙、江苏、浙江、江西等14个省区市为试点，全面启动砷、铅、铬、汞等重点污染物的源头减量和土壤修复治理工作，尤其是对责任主体历史遗留场地土壤污染，要加大治理修复的投入力度。 　　实际上，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技术尽管种类繁多，但主要分为三个大类，即净化(通过植物如蜈蚣草和东南景天等来修复污染土壤)、钝化(通过海泡石等矿物吸附重金属元素)和避害(用“客土”来转换污染土壤)。 　　按照规划，这次全国土壤修复工作将集中向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三大领域推进。 　　其中，城市污染土壤修复主要分历史遗留和新开发污染两大领域。城市土壤修复的主流运营模式为治理责任主体单位通过治理工程招标，中标修复公司通过土壤置换进行异地修复。目前，城市污染土壤修复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 　　农田污染土壤修复则主要通过在土壤上种植不进入食物链的植物来针对性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 　　这次中央资金的投入还包括：启动国家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重大科技专项。据了解，技术研发和工程试点将成为政策扶持土壤修复的两大抓手。 　　此外，随着《规划》出台，围绕土壤修复出台一系列财政补贴政策。譬如，针对城市历史遗留污染土地，中央财政提出对不同原责任主体的治理项目将实施30%—45%的财政补助。 　　“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已成为国家‘十二五’环保工作的重心，但土壤修复目前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强力推动下，产业化将存在巨大潜力。”陈同斌说。 　　据媒体披露，土壤修复产业链涉及前期污染状况评估、后期工程设计运营及污染治理效果监测等主要环节。目前，A股上市公司中涉足这些业务的有工程服务领域的永清环保、铁汉生态 从事污染物检测的、华测检测等。随着土壤修复产业化全面加速，这些拥有项目及技术储备的龙头公司有望集中获益。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任官平介绍：“从总体看，我国污染土壤修复决策已从基于污染物总量控制的修复目标，发展到基于污染风险评估的修复导向 技术上已从物理、化学修复，发展到生物修复和自然衰减，从单一技术发展到多技术联合、综合集成的工程修复技术 设备也从基于固定式设备的离场修复发展到移动式设备的现场修复。” 　　不过，一些业内人士对当前土壤修复，政府被迫花钱的做法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此举对污染企业来说是“污染赚钱走路，政府冤枉买单”。 　　上述专家称，无论出于“谁受益谁治污”，还是出于“谁污染谁治污”，不少污染土壤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已经破产，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应承担修复责任。同时，应将土壤污染纳入环境常态监管。 　　防控难题 　　由于土壤污染延时性的特点，如果不对土壤进行修复，土壤重金属会不断累积，现在没有出现的问题将来也会慢慢出现。然而，在现实情况下，无论是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控制，均存在着多种治理难题。 　　首先，土壤污染重，修复成本大，钱从哪儿来?苏州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杨积德曾向记者介绍，苏州化工厂600多亩，按60%的受污染面积进行治理，每亩666平方米，如挖5米深，即3330立方米，每立方米1.9吨，如每吨土修复需1000元左右，治理要20亿元。如按3米深进行治理，也要10多亿元。仅一个工厂就是如此，全国范围内可想而知。 　　本报记者了解到，国土面积差不多的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用于污染土壤修复方面的投资近1000亿美元，达到了年平均100亿美元的巨大投资规模，若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这笔投资到今天相当于300亿至400亿美元。“5年才300个亿人民币肯定远远不够。” 　　除了资金因素外，治土技术的欠缺是摆在毒地治理面前的第二道难关。由于土壤修复耗时长、耗资大、处置过程更复杂，而且很容易产生二次污染，目前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 　　在北京环科院副院长姜林看来，国内专业化的修复企业很少，多数仍处在发展的初步阶段。 　　按照土壤修复的程序，修复企业先要对污染场地进行环境评价，跟人生病去医院“看病、诊断、治疗”的程序类似，土壤采样、实验室化验、分析诊断都是必需环节。 　　缺乏相关法律与国家技术标准是第三个难题，“我国土壤重金属缺乏相应的标准，没有耕地重金属评价指标体系，无法正确评价耕地的环境质量。”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说。 　　在他看来，国家要尽快出台《土壤修复法》等相关法律与土壤修复的国家技术标准，使土壤修复有法有据。 　　本报记者掌握的情况是，已经开展修复的北京、武汉、重庆、广西等省区市遵循的都是地方环保部门出台的标准。 　　在一些受访的业内人士来看，除了上述困难外，土地治理，最为关键的，仍是管理体制的理顺和地方政府的决心。

“太臭了，我要想办法搬出去”......中央环保督察组近日通报了多起“母亲河”被严重污染的典型案例。正在8省（区）进行的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一些地方的“母亲河”正遭遇严重污染。有的河流每天被直排污水超万吨，有的形成明显黑色污染带，令当地居民被迫选择逃离。从公布的典型案例看，云南保山、湖南湘潭、广西崇左、山西清徐县等都存在将污水直排江河、污染治理做表面文章的现象。除了监管体系的失职外，更重要的是水质污染监测系统的缺失。软硬件更新迭代不及时、有设备不用、无设备可用等问题，成了水质污染监测系统缺失的主要原因。当前，各地的检测还是以人工巡检、抽样检测为主，不仅费时费力，整体监测效果存在局限性。如何建立智能化水质监测系统，主要还是在软硬件的升级迭代、检测方式的改变。光谱法水质监测的应用研究成了当前的热点领域之一。无损、快速识别、实时监测是光谱法水质检测的主要特点，奥谱天成基于20年光谱行业经验，自主研发了全系列光谱水质分析仪器，建立了水、陆、空全方位的水质监测体系，以智能化监测为目的，全面开发出各检测领域的应用解决方案。奥谱天成还与同行共同制定了《光谱法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技术导则》行业标准，并于2020年获得颁布通过。ATE7000遥感高光谱水质多参数实时监测系统ATE7000 型遥感高光谱水质监测系统，是奥谱天成公司针对河道、湖泊、海洋、水源地等需要监控水质的应用领域，推出的一款实时在线遥感监测产品。ATE7000 采用国际领 先的高光谱水质遥感技术，它内置奥谱天成研制生产的高性能高光谱分析仪，联合中国科学院，投入大量成本，联合开发训练的深度学习反演算法，再经历上万次的现场水样实验，从而研制成功的水质多参数实时检测仪。ATE7000 可以实时提供原位的多参数水质参数和液位信息，并对异常状况及时报警，并记录现场可见光视频/图片。ATE7000 的监测数据、现场图像，还可以上传云平台，从而进行多点的实时信息采集，设定各个点的阈值报警，并可以做区域的历史信息回顾和全局趋势判断。ATW9012W无人机载水质遥感监测系统因其灵活机动的特点，在近海、河湖及小范围的水质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TP9100便携式水质遥感监测系统尺寸小、使用灵活、方便携带等特点，常用于人工巡检、抽检等针对性使用。ATE2000免试剂多参数水质分析仪ATE2000属于实时在线监测系统，放置于水底，实现实时监测预警排查，常放置于水库、湖泊等重要水质监测点，避免了人工巡检的延时性、误差性较大等问题。根据实际检测需求，灵活搭配各方面仪器，实现海、陆、空全方位覆盖的水质监测预警系统，结合5G应用，实现智能化预警监测管理，达到水质污染监测的目的。更多水质光谱方面的应用方案，欢迎私聊获取！

据中国政府网2月4日发布消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透露，2014年，中国将加快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并启动重金属严重污染耕地治理工程。 　　为此，中国将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强化监督考核和激励约束。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保持现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 　　据发改委介绍，中国还将抓紧编制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启动重金属严重污染耕地治理工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地下水严重超采区治理工程、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工程、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等试点示范项目，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推进耕地污染、地下水超采、水土流失等治理工作。

近年来，作为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的耕地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多的污染，以至于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质量频频告急。“镉大米”、“重金属蔬菜”、“癌症村”等事件，更是让人们直接遭受了土壤污染之“痛”。　　　　土壤污染触目惊心　　　　不久前全国首次披露了全国土壤普查数据，从点位监测看，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达到16.1%，总体不容乐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耕地点位超标率(土壤超标点位的数量占调查点位总数量的比例)高达19.4%。此外，重金属镉污染加重，全国土地镉含量增幅最多超过50%。　　　　一直以来，面对可信度越来越低的食品安全现状，人们对所谓的天然蔬菜和粮食寄托厚望。不少人甚至认为，亲自动手种植蔬菜和粮食才更可靠。如果大家知道现在可供耕种的土壤也未必安全，会作何感想呢？　　　　重金属能通过人的呼吸及饮食进入血液，再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器官组织内，在人体中积蓄达到一定程度，会对人体造成失明、不孕不育、流产、心肌梗死、中风、儿童智力低下、老年痴呆、各种癌症等严重后果。　　　　国家政策助力土壤治理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环保部部长周贤生提出要“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这是国务院确定的本届政府环境保护三项重点工作，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环保工作的大局。　　　　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发布前一个月，《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率先出炉。在此前，环保部已经制定并先后发布《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术语》等5项污染场地系列环保标准。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土壤治理与大气污染、水污染治理提升到同一高度，也表明国家未来在环保治理上的重心也将往土壤治理上偏移。”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表示，土壤治理相比大气、水污染的防治复杂，企业盲目跟风介入可能将产生一定的产业风险。　　　　据了解，《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依法推进土壤环境保护、坚决切断各类土壤污染源等多项目标，计划重点是要实施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开展污染地块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建设6个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示范区。　　　　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即将推出的《水污染防止行动计划》相比，《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正式发布只是宣告打响土壤修复的第一枪。“我们的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已经走了将近40年的历程，但是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几乎还没有动。”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坦言。　　　　土壤修复面临严峻考验　　　　根据早前发布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拨款300亿元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有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十二五”期间全国土壤修复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亿元。　　　　业内为此算了一本账：据环保部估算全国中度、重度污染土地约5000万亩，如按照50%的受污面积处理，即2500万亩地，按照挖3米深的标准，每立方米1.9吨，如每吨土修复需1000元左右，则治理需要超过万亿，所需资金远超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治理计划。　　　　实际上，土壤修复的工作远比想象中复杂和繁重。目前的土壤修复工作需要多管齐下，截污和复土必须并重。　　　　近年来，多个环保企业纷纷投入土壤治理。其中天瑞仪器和华测检测主攻土壤检测领域，东江环保、永清环保、维尔利企业主营土壤修复技术及工程，而东方园林、铁汉生态则提供园林绿化和生态修复服务。

5月份，济南天气晴好为主，蓝天白云让不少市民以为终于告别空气污染。但监测数据显示，虽然雾霾已经远去，济南的空气污染仍然严重，造成空气污染的元凶，正是臭氧。　　臭氧惹祸，空气污染居高不下 　　5月22日至24日，济南连续三个晴天，天空通透，最高温度为30℃。但空气质量预报显示，22日轻度污染，23日、24日则为中度污染。造成空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正是臭氧。监测数据显示，23日济南的臭氧浓度为182微克/立方米,24日的臭氧浓度为175微克/立方米。截止到5月27日，5月份的首要污染物所占的天数，PM2.5占10天，而臭氧达到6天，占到近四分之一。　　每年从春末开始到秋初，都是臭氧污染的高发季节，而因为低浓度臭氧无色无味的特性，臭氧污染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大众网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空气质量，但是仅限于关注PM2.5、PM10这类指数，对于臭氧污染则没有听说过。　　实际上，臭氧作为环境质量标准在1979制定的标准中已经纳入，用小时最大浓度值来表示。 2012年3月环保部公布了空气新国标，增设了PM2.5浓度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制。　　臭氧来源广泛，危害不亚于PM2.5 　　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空气监控室工程师王桂霞介绍说，近地面大气中的臭氧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平流层臭氧向下输送,二是近地面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在高温、强光照条件下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工业生产、餐饮油烟、汽车尾气、喷漆行业等都是臭氧产生的主要来源。　　 　　臭氧形成原理示意图简图　　王桂霞说，臭氧污染一般是5、6月份开始，持续到8、9月份。今年济南气温比较高，在4月份就开始出现。　　王桂霞向记者详细解释了臭氧的危害，她说：“臭氧氧化性较强，对人体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刺激比较大。大气环境中臭氧浓度过高的话，会造成造成咽喉肿痛，胸闷咳嗽、强烈时还会引发支气管炎、肺气肿；臭氧刺激人的神经系统，强烈时造成头晕头疼、视力下降、记忆力衰退；臭氧会对人体皮肤中的维生素E起到破坏作用，强烈时，会使人皮肤起皱，出现黑斑。”环境科学专家，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唐孝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臭氧污染带来的危害不亚于PM2.5。　　除了能对人类造成不良影响外，臭氧污染还会影响到植物生长，高浓度的臭氧可能会使农作物减产。　　预防臭氧污染，提高燃油标准少开汽车 　　唐孝炎建议，根据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要解决臭氧污染问题需要从方方面面要采取措施，比如外墙涂料要强调用水溶性涂料，而不是有机涂料，餐饮业的油烟要处理，汽油的质量要提高，对加油站、油库、油罐车、加油枪的油气回收，停车场要防止汽车的漏油和蒸发，柴油尽量用轻柴油，改进轮船、飞机的燃料等等。　　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工程师孙凤娟介绍说：“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是臭氧的前体物，均已被列入山东省的排放源清单中。这两种污染物大量产生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因此通过提高燃油标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等方式，也有利于防治臭氧污染。”她建议，市民可以登录山东环境网站查询实时的臭氧监测信息，在臭氧浓度较高的中午、下午时段，易感人群、老人、儿童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