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上可知，经批准后，狩猎珍稀野生动物并不违法，实属合法。但这样的举动是否合理呢？ | ||
| 藏原羚等动物常与家畜争草场 正规狩猎的流程 一次经批准的狩猎是这样进行的—— 外国猎手通过代理机构办手续，在获得了政府批文后，被带进指定的狩猎场。猎手根据获得的配额进行狩猎活动。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外国猎手要在外事部门、主管部门的陪同下进入猎区，此后虽有放松，但“一个国际猎人后面起码也要跟着三四个人，有导猎员、林业局的人员，防止误杀动物，还有司机、牵马的人等等”。 在狩猎活动过程中，会严格执行许可证制度，绝不搞非法狩猎。如果发现狩猎者打了规定允许之外的动物，就要按相关的法律对其执行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林业局的资料显示，自1984年第一家国际狩猎场开业后，截至2005年底，中国一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每只是谁打的都有花名册”。2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多杀滥杀”的情况。 | ||
正规狩猎并不会危及动物生存 正规狩猎对生态环境、动物保护乃至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是这样循环的—— 通过拍卖配额引来有钱的猎手——在严格监控下，猎手完成专业化狩猎活动——高昂的狩猎费用分配给当地居民以及动物保护系统——动物保护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群体及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以更高的价格引来猎手…… 以上便是国际通行的“以狩猎促进动物保护”理念。凭借这一理念，2001年时，美国共有1300万16岁以上公民参加了狩猎活动，产生了20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动物保护系统亦受益匪浅。 在中国，这个公式同样行得通，在新疆自治区林业局和“野协”管辖范围内的布尔津国际狩猎场范围内，开展合法国际狩猎活动10年，野生动物数量增长了5倍。 而据本次新闻的焦点，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的人士之前介绍，多年的狩猎未造成动物资源的下降，该区域岩羊总数约2万头（2007年时达到9万头），每年用于国际狩猎的数量仅几十头，狩猎收入约20-30万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补助给周边牧民，每户增加年收入在2000-3000元之间。 由于中国的动物保护措施更加严谨，即便在狩猎活动最多时，狩猎量也只占总体种群数量的万分之二点七（其中如羚牛只占万分之四，斑羚不足百万分之八），绝不会危及动物生存。 | ||
| 不是要保护动物吗，为什么还要搞猎杀？ 1.如果不主动开展合理狩猎，非法滥杀之风又将盛行 许多反对“有偿狩猎”的人有雷同的表述——这个缺口一旦打开，将带来大量的动物死亡，其后果难以预测。 大家所担心的，其实是新闻报道中常见的“盗猎”，属于标准的商业狩猎，其目的是获取作为商品赢利的肉、皮、毛，所以显得“贪得无厌”，对动物种群的破坏很大，常常成为“滥杀”。而合理狩猎是为了追求个人体验，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限额狩猎，数量非常有限，对动物种群的破坏很小。 如果不搞有偿合理狩猎，那么当地居民将无从体会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好处，从而失去保护野生动物的内在动力。而不少人甚至会重操旧业，走上盗猎滥杀的老路。 新疆林业厅一名处长曾表示，过去当地人盗猎盘羊，出售后收益非常少，但开展狩猎以后，狩猎许可证销售为他们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单纯猎杀盘羊的收益。此外，因为每年的狩猎额度要根据猎场当地的野生动物数量来确定，猎场主为了保证足够的资源以获得更高的狩猎额度，会成为动物保护的最有力执行者。“可以想想，一个农场主、一个牧场主和一个猎场主，谁会更在意自己领域内野生动物的数量？” 2.某些繁殖过多过快的野生动物将对当地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一旦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由于其进食量非常大，如果在一个地区聚集大量羚牛，对食物链有着非常大的伤害。 再比如藏北羌塘地区，随着动物保护力度加大，野牦牛、棕熊数量随之增加，这些攻击性极强的野生动物常有“杀人夺畜”之举，让当地民众无可奈何。 此时，合理的有计划的进行适当狩猎活动，亦可以帮助当地民众安居乐业。“在云南，野生动物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非常大，政府每年支付的补偿金超过4000万元。如果允许狩猎，政府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补偿金开支。” 3.相比合理狩猎，搞旅游的环境代价更大 在2006年之后，青海都兰国际猎场一直处在停工状态。他们曾经想过搞生态旅游，调研后发现能够看到野生动物的地方都离城市很远，需要为生态旅游做基建准备，修路，修水电，搭木板房。这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生态旅游的费用较小，为了与运动狩猎获得同样数量的资金，搞生态旅游肯定要接待更多的人。这就要付出更大的生态代价。 | ||
| 野蛮的中国狩猎业需要改进 国外的狩猎市场相当庞大，文化底蕴深厚，产业成熟，绝非普通人想象中一群屠户上山作恶的情景。 比如，很多人怀疑“杀老不杀小，杀公不杀母”的原则，怎么可能在实际狩猎过程中被执行，“杀红了眼的洋人哪会管那么多？” 实际上，这不仅是国家林业局的原则，更是西方狩猎文化中的戒律，违反者将会在俱乐部中抬不起头，在同行面前沦为“端茶倒水”的地位。这些来华的猎人通常收入不错，多从事医生律师等高端职业，个人素养较高，他们通常只会挑角特别大的老年雄性动物进行狩猎。 反而，却是中国游客最乐于违反这个原则，比如有导猎人员曾表示“有些人见到动物就打，连喜鹊、松鼠都不放过”。 说到动物福利，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差距：目前我国批准使用的猎枪大多是滑膛枪，发射的多是霰弹，用弹丸数弥补准确性的不足。狩猎就很容易出现伤而不死的情况，给动物造成很大的痛苦。而国外猎手多使用来福枪，准确性较高，并尽量做到一击毙命。 | ||
| 洋猎手的涌入 有助于我国的动物保护事业 由于中国事实上基本不存在狩猎业，加之许多中国人“玩不起”野生动物有偿狩猎，如想在中国复制在国际社会通行的“以狩猎促进动物保护”模式，便只能依靠外国猎手的专业与资金。 按照塔什库尔干保护区保护站站长戴志刚的说法，他就是靠着以往出卖6头盘羊狩猎权的收入，维持了保护区10年的工作开支。 很难想像，没有外国猎手出高价购买这6头盘羊的狩猎权，这个“没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少甚至没有来自上级或外界的资金支持”的保护区，将会是怎样的悲惨状况。 而自青海都兰国际猎场停业后，由于狩猎场几乎无人看管，辖区内开矿、找矿人员增多，这些人随意在猎区内进行放炮、开挖、选矿等作业，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水源地造成污染。一些外来人员甚至有偷猎等违法行为。 | ||
存在的担忧：有多少狩猎收入会被各级部门卷走 在中国，狩猎收入的分成比例如下：20%被用于国家层面的管理，30%用于省一级的管理，5%拨到州一级，剩下的45%拨到县。在到达县一级的资金中，有50%被留在了县财政，用于一般性的支出，剩下的50%才能给到狩猎场。 一位美国博士曾经对甘肃某狩猎项目进行过测算，他发现，共计21500美元的收益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分流，只有大约4.9%的资金最后分给了狩猎所在地区，用于野生动物保护。 相比之下，他曾经研究过巴基斯坦一个类似的地区项目，该项目把狩猎所得收益的75%-80%分配给了当地社区，这些钱用于在当地修建学校、医院，或者用于动物保护。 他说：“必须确定，狩猎是用于支持动物保护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使经济收入最大化。狩猎的收益应该用于支持当地社区，而不是用于给省里的办公室购置新车和电脑。” | ||
应助达人
赛默飞实验室产品焕新计划有奖调研！
【七月征文】不一YOUNG实验“猿”
报名开启：ICS2024第十三届光谱网络会议！
推荐收藏！盘点中药材及饮片检测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