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

个人认为：这位前院长完全是一派胡言，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难道还不够大？两极分化还不严重？以下是网上的一篇评论！

刘吉——2007强奸民意第一凶手！

　　（刘吉，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体改委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

　　“社会差距拉大是好事，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是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的高论。（据《南方周末》）

　　看到这篇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冷静下来还是愤怒。我怎么也没想到，现在的一些专家、学者怎么变的这么无耻？竟然光明正大地睁着眼睛说瞎话，而没有任何羞耻之心。

　　记得，去年北京市统计学会副会长杜午禄，曾大言不惭地叫喊“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问题”，引来社会民众的唾骂。网易还作了专题“质疑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得到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应。

　　今天刘吉又跳出来，挑战社会大众共识。我真不明白，刘吉是想抄作自己出名？还是故意挑衅民生伤痛？而刘吉说那些混帐话时，使出卑鄙者的惯用伎俩“拉大旗作虎皮”，时时处处拿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述作挡箭牌。而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他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解是片面和曲解的，同时也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和利益色彩的。

　　难道民众妇孺皆知的，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的说法是无中生有？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些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概念。首先，社会收入差距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尼系数。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超过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基尼系数在0。47以上，是全世界第二收入不平均的国家。它表明我们已经跨越了国际警界红线（0。4），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行列。有人口口声声要与国际接轨，可为为什么这个全世界和联合国都公认的基尼系数，一些人就千方百计的不接轨呢？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在继续加大。城镇居民年增速8％－9％；乡村居民：年增速4％－5％。我们知道，在中国，作为三大差别的城乡差别存在已久。本来，我们希冀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发展市场经济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通过这一数据传递的信息，我们无奈的看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反而还在扩大。尽管乡村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是乡村居民的两倍。从个人收入差距来看，1985年最高收入户为最低收入户的2.92倍，1995年扩大3.92倍，绝对差距由839元扩大到5614元，变为6.69倍。近年来，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2002已经达到3.1倍。3倍的差距是目前我国专家大体认同的警界红线。这期间，也有专家称，中国城乡差距实际可能已经直逼6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央近两年来，在三农问题上的重大利好消息，正在缓解这种差距。对农民实行农业税全免政策，以及对农民工的保护政策，可能会将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缓解。

　　再次，社会财富分布严重不平衡。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多数人却掌握着少数财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贫困人口基础之上的。有两种收入差距拉大的经济现象，一种是建立在普遍小康基础上的，如香港地区；一种是建立在贫困人口基础上的，如中国大陆。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当有7580万人。如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却有2亿人之巨。财富在这种背景下的不均分布，无疑既不和谐，更不安全。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固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种成就有偏离设计师正确轨道的危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告诫我们；“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无庸置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政策和法制的不健全，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人，并不是靠诚实劳动所取得，这是人们常说的：“第一桶金”的问题。加之权利腐败介入经济，一些人一夜保富。中国式原始积累的后果是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两极分化，而且会随着中国富豪与国际接轨而愈演愈烈。这决非危言耸听。就连人家英国人都看出来，中国存在官僚、精英和商家构成了中国腐败的“铁三角”。我们国人也不难看出，刘吉先生大概就是这铁三角中的一角。

　　让我们看看刘吉先生的背景，记者这样描述他：“刘吉自己的经历也可作一注脚。他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受到长达八年的政治迫害，是邓公拨乱反正，彻底解放了他，得以重回科研岗位。和许多同龄知识分子一样，他对1978年充满了感激之情，对改革开放充满了同样刻骨铭心的期盼，对邓公更是充满感佩”。

　　让我们再看刘吉先生自己怎么说：“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想到邓小平，都会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邓小平，十亿农民恐怕还在人民公社的桎梏之中，后来农业首先改革，农民自由了，中国农业发展出现了公认的奇迹，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老干部会觉得，没有小平，那么多的冤假错案怎么平反？知识分子会想，没有邓小平，可能还是臭老九，被专政的对象。今天许多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当年都是知青，没有邓小平，可能还在“修地球”，谁能不感到悲伤？”

　　够了！原来刘吉对邓公和改革开放的拥戴都是处于自身的利益的考量，并用他狭隘的心胸揣测工、农、老干部、知识分子的心胸。刘先生把农民称为“修地球”的，可看出他骨子里对农民的极端蔑视，而把自己当成了高人一等的老爷。说实在的，我们广大群众对邓公的拥戴是由于他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承认和欣佩，而并非是为自己带来了那些一己之利。而刘吉先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能说明刘先生是个卑鄙小人。当年wenge中，黄克诚先生也曾受到冲击和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maozedong产生任何怨恨，因为他明白maozedong同志并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为了民族和dang的事业而所受的冤屈。因此，在一度否定maozedong的风潮中，黄老坚定地站在了维护maozedong的正确立场。这就是大将和君子的风度，与小人有天壤之别。

　　回到本文的话题。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贫富差距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定它的存在不仅是学术问题和人格问题，说穿了是阶级立场问题，无疑刘先生是站在官僚资本和富人的立场说话的，他不可能代表人民。不是所有的花朵都同样幸运，只有玫瑰才是爱情的象征；不是所有的人在改革中都得到丰厚收益，只有富人吃上了“黄金果”才会无视大众的艰难生存现状。因此，按照刘先生的恩怨论，我们广大劳动群众有理由对你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两极分化，社会差距是好事”的伟大理论视如狗屁理论，因为你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

　　其实人们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的抱怨和愤满不在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在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人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对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能力差别所产生的收入差距，绝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不能容忍社会大量存在不劳而获、腐败、剥削和欺诈等不义之财者横行霸道。

　　我们必须行动，必须发出我们的呐喊和吼声，绝对不能让中国式原始积累导致的两极分化肆意演绎！因为，这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都背道而驰

很简单，他就是受益者和受益者的代言人。
他的位子决定了他必须这么说，这么做。
屁股决定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