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国心理学界建立的第一个生化实验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心理学界尚没有一个生化实验室，而我们心理所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我国心理学界的第一个生化实验室，应该说是颇有远见的。这与当时所领导的高瞻远瞩和积极支持分不开的。

　　1972年心理所恢复，1973年春我调回了心理所。这时在端王府的心理所原址已荡然无存，心理所只能挤在中关村福利楼楼上，以及设计院内的一排平房内栖身。除了有几张办公桌外，科研设备和仪器是一无所有。应该如何着手建立实验室以及开展科研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能够允许进行的科研课题极为有限，而针刺麻醉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当时的室主任是李心天，在他的带领下大家认为可以从针刺麻醉的研究着手，以任务带学科，把将来开展医学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研究必然要用的实验室先建起来。尽管心理所过去从未有过生化和电生理实验室(文化大革命前心理所仅有脑电实验室)，但我们认为要研究心理活动的脑机制是离不开通过脑内的化学和电活动的变化来观察的。因此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先建立生化和电生理实验室。由我担任这个针麻研究组的组长，因而，建立实验室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目标既定，接下来的便是有关理论知识的武装以及具体的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方法的掌握了。20世纪60年代，当我们正在关门轰轰烈烈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外有关中枢神经介质(后译为递质)的研究却已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73年北京医学院的韩济生教授在北京市组织了一系列有关中枢神经介质的讲座，我便成了忠实的听众。然后李心天又为我联系了去医科院基础所生化实验室学习儿茶酚胺的测定方法。此后又花了不少时间搞实验室的基础建设，在建实验室时，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当时设计院的平房内没有地线，而电生理实验室对地线的要求较高，必须在地下埋铜板，于是在魏景汉的指挥下，大家一起在平房外挖地刨坑埋铜板。哪些同志参与了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李心天也和我们一起挖了，让我感动不已，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