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并没有因为番禺项目的停建而结束。
1月25日,在番禺居民的反抗中醒悟过来的李坑村民,聚集到广州市城管委门前抗议李坑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之前,村民就聚集在垃圾焚烧发电厂门口,有人举着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番禺项目跟居民区距离4公里都能停建,我们离垃圾焚烧厂只有200米。
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近在咫尺地运行了5年的村庄,村中儿童被检测出普遍血铅偏高。
一直在网上对李坑村民给予远程支援的番禺居民,则被另一则消息激怒。1月26日,广州市疾控中心继去年12月后再次发布数据,结论仍然是:李坑永兴村癌症发病率并不比其所在的白云区、广州市的癌症发病率高。
垃圾处理所造成的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其所带来的民怨依然沸腾。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表示,将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提请国家建设部尽快编制有关垃圾处理的操作规范。
“污染伤害到孩子,忍无可忍”
1月19日,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开工。附近永兴村2000村民聚集到焚烧厂门外进行抵制。家住得远的老人骑着自行车前来,家庭妇女也背着孩子加入其中。
此次之所以抗议者规模空前,是因为在最近一次体检中,村里90%的儿童“血铅”指标偏高。
靠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三个生产社收集上来的儿童血铅检验报告显示,血铅水平50-69微克/L的9人,60-70微克/L的9人,70-80微克/L的13人,80-90的5人,90-100微克/L的6人,100以上的有4人。医务人员介绍说,儿童血铅水平超过50微克/L就属于偏高。
检测样本共50份,47名儿童血铅含量超过了50微克/L,两名儿童在40微克/L以上。只有一名全托孩子的血铅水平正常——21微克/L。部分血铅偏高的儿童兼有汞和镉超标。
这次集中的血铅检验缘于政府对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染的否认。
据永兴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2006年,村委会成员拿着癌症高发和儿童血铅超标的数据,向时任广州市环保局局长的吕志毅等人反映。“我们就想搞清楚这个项目到底有什么毒害,结果提交的书面材料甚至都没有被签收。”一名负责人说。
为配合政府部门检测,村委会收集了十多次垃圾焚烧排出的飞灰,送到市相关部门检测。结果全都没有下文。
当地媒体人士曾私底下向村民支招,血铅超标是周边环境污染事故的标识,让村民集体带孩子到市区医院检查。
生产队的队长们也反复催促:“为了你们的后代,赶紧体检,拿出证据来反对垃圾焚烧厂。”但大部分村民仍置若罔闻,并不积极,直到几乎每检查一个孩子就有一个血铅偏高的消息传出,村民们才纷纷带着孩子上医院。
一个叫范晓星的小孩被检出血铅含量104微克/L,他的邻居范树阳听说后,立刻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哥哥的孩子到广东省妇幼医院检验,结果是4个孩子血铅含量都超过70微克/L。
孩子的检验结果出来后,范树阳——这个染金发的父亲后悔得直跺脚:“以前没这个意识啊。不然我宁愿少吃点,也不会让孩子遭这个罪。”
早在2007年,同村年仅1岁的范志君频发扁桃腺发炎、支气管炎和哮喘,查不出病因。最终在省妇幼医院验出血铅水平135微克/L。
范志君的父亲转述主诊医生的话说:“你们家在农村的,血铅怎么比城市孩子还高呢?你们家附近一定有重大污染源吧。”当得知范志君住址附近建有垃圾焚烧发电厂,该医生说:“有条件就搬走吧。”
验出血铅超标后,范志君被送到距离永兴村两公里以外的姥姥家。在没有任何医疗手段的情况下,血铅水平于2009年下降到65微克/L。
“每个星期只能见到孩子一次,你说多可怜。”范志君的父亲说。
1月19日那天,李坑二期工程施工工地大门被武警封锁。一些中老年妇女绕道后山,从开凿了一半的山坡上滑下进入工地,守在机器前。她们说,污染伤害到孩子,忍无可忍。
1月26日,广州市疾控中心公布关于永兴村居民癌症发病情况的调查报告,结论是,永兴村村民癌症发病率2003~2008年各年份间无明显变化,永兴村癌症发病率也并不比其所在的白云区、广州市的癌症发病率高。
番禺居民的愤怒情绪迅速被点燃。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污染状况,曾是此前番禺居民与政府围绕垃圾焚烧项目争议的焦点,此次疾控中心的报告被看作是政府的再度否认和推脱。
去年12月,广州市疾控中心曾经就相同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当时一些番禺居民正在抵制垃圾焚烧项目在小区周边兴建,李坑的癌症发病率问题作为垃圾焚烧是否造成污染的证据变得格外敏感。2009年11月,有媒体进入永兴村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垃圾焚烧厂兴建以来李坑的癌症发病率有所增加。广州市政府对此回应称:不能把正常的生老病死都归结到发电厂。随后疾控中心也发布调查数据称李坑癌症发病率并没有暴升。
番禺居民对疾控中心两次数据的客观性都表示质疑。这一次,网民大肥龙猫通过数学公式推算,在论坛发表了 《广州疾控中心数据很荒谬:09年有人复活》的帖子。
质疑者认为,疾控中心本次数据调查仍然没有解释数据取舍理由,没有分析地理、风向等因素,同时也没有公布癌症患者名单。
“番禺民众之所以反应激烈,一来愤怒政府始终不正面回应我们的质疑。另外是担心以数据做掩饰,再次强推垃圾焚烧项目。”一位网名叫巴索的番禺业主坦言。
有人认为选择1月26日这个日期公布有点蹊跷。“估计是想赶在1月28日广东两会开幕前澄清这个敏感问题,避免在两会上被过多质疑。”一些番禺业主推测。
番禺居民对李坑村民的情况了解颇深。数月以来为抗争搜集证据,大批番禺居民走进李坑探访癌症病人。十二社61岁老人范添仔患有肺癌晚期,是被探访最多的病人。一看见陌生人来,老人就会从矿泉水瓶里倒出一块海绵样的指头大物质。他说那是他咳出来的,用盐腌着,等医生来的时候给他看。老人一个劲地重复:“叫医生来看看我吧。看还能不能救我的命。”范添仔经常用袖子擦咳出的血,袖口上血迹斑斑。
到访者于心不忍,对老人说10天后医生会来看他。范添仔沉默了一下:“10天,我过一天都难啊。”
村委会有关负责人认为癌症发病率与距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远近密切相关。该负责人指出,在与垃圾焚烧发电厂相隔120多米的一户人家,一家三口罹患癌症,目前已经全部去世,只剩下一所空房子。而与发电厂相距不到200米的地方,几乎每家都有癌症病人。
该负责人说:“我不知道科学上如何解释癌症和距离之间的这种关联。我希望政府部门疾控中心给我们解释。”
让该负责人感到无力的是,农村人一般忌讳交代家人死于癌症。到村委会开死亡证明的时候往往要求改写成其他疾病。“我能负责任地说,有非常多村民实际上死于癌症。”该负责人说。
环卫改革势在必行
关于垃圾处理的的争议,并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
“老百姓反对的是污染,而不是某种技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认为,缺乏监管,不管哪种垃圾处理技术都必然造成污染。
王维平到访过李坑原来的填埋场。“那就是非正规的填埋场。垃圾渗沥液横流,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到处飞。”
研究垃圾处理方式20多年的王维平一直通过新华社内参、舆情局向国家反映该问题,并呼吁国家建设部尽早为垃圾处理立法监管。
王维平透露,呼吁建设部对垃圾处理方式立法监管已经成为多个地区的共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在内的7个省市政府,均向国家建设部提出要编制操作规范法律法规。
同时,在王维平等人的建议下,国家环保部组织了队伍对多个省市的垃圾处理项目进行明察暗访。
身为垃圾处理的专家,王维平在工作中常常会觉得很为难。“因为无法可依,我们去调研,发现了违规的垃圾处理厂,却不能责令它停产,不能处罚它的负责人。”
在永兴村民抵制垃圾的同一时间,广州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程,这是一个被寄望减少垃圾焚烧量的项目。民众希望通过立法建立可行的垃圾分类方法。民众担心,缺乏整个垃圾分类链条的建设,本次项目也会像过去一样流于形式。
早在1997年,广州市就大规模推行过垃圾分类工程。由于缺乏后续跟进而不了了之。
事实上,广州以及全国多个城市围绕垃圾焚烧项目的风波表明,更深层次的内容——环卫改革已经势在必行。惟有如此,才能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从而解决“垃圾围城”与“垃圾终端处理”之间的矛盾。
王维平提倡,垃圾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是一种综合管理。
所谓综合管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策迁移。从对垃圾被动、末端的处理前移到垃圾的生产、分类等环节,减少垃圾产生量,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率。二是政府多元化管理。王维平解释,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处理不仅仅是城管委的事情,例如减少产品包装牵涉到商务部门,净菜进城要由农业部门配合,还有相关社会团体的参与和监督。三是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法律强制,经济和宣传引导等等。
“我祈祷,广州李坑和番禺的人民能够早日免受污染的困扰。”在采访的最后,王维平特别重复了几次。
但是目前,据李坑村民透露,政府部门仍然表示将带他们参观澳门垃圾焚烧发电厂。“10年前就让我们参观,10年后还用这个办法劝我们相信垃圾焚烧是安全的。”一名生产队队长感到很无奈。
来源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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