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甲酸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width=" 500" height=" 376" title=" 001.jpg" style=" width: 500px height: 376px "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1/insimg/9bcb4559-2ff1-43de-ad35-f743b80b962d.jpg" border=" 0" vspace=" 0" hspace=" 0" / /p p 　　1月15日，Teva宣布FDA批准Trisenox(arsenic rioxide，三氧化二砷)注射液联合维甲酸(retinoic acid，RA)一线治疗存在t(15，17)易位或PML/RARα基因表达的新确诊的低风险成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 /p p 　　在此之前，FDA基于已经公布在科学文献中的临床数据以及Teva对三氧化二砷全球安全数据库的回顾数据，授予了Trisenox优先审评资格。Trisenox同样的适应症在2016年11月获得了欧洲EMA的批准。 /p p 　　III期临床研究数据显示，中位随访50个月，初治低危或中危APL患者接受Trisenox联合维甲酸(RA)治疗的总生存率达到了99%，并且几乎没有复发。 /p p 　　APL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的一种特殊类型，可导致无法控制的出血，如果不治疗，患者可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死亡，被FAB协作组定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M3型，该亚型约占全部AML患者的5%，在美国每年新确诊人数约1500人，在欧洲每年大约确诊1500-2000例。 /p p 　　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如果追根溯源，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亭栋教授当之无愧是砒霜治疗白血病的第一人。陈竺教授团队应用全反式维甲酸 (ATRA) 和三氧化二砷 (ATO) 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进行联合靶向治疗， 使得这一疾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跃升至 90% 以上， 达到治愈标准。 /p p 　　NCCN指南公布了三氧化砷(As2O3)注射液重要安全信息，警告了分化综合征和心脏传导异常的严重不良反应。APL患者采用三氧化砷治疗期间症状可能包括发烧、呼吸困难、急性呼吸衰竭、肺部浸润、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体重增加或外周水肿，低血压，肾，肝，或多器官功能障碍。 /p p /p

现在，王振义最重要的工作叫“开卷考试”，由临床医生提出难题，他查阅中外文献，和学生们一起交流，教学相长。新华社发 　　今年已86岁高龄的王振义认真而不失幽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严肃说，“和王老师打交道20多年，他对学生好，对病人好，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而王振义则跟周围人介绍说，“我们书记，严肃，真的很严肃。” 　　白血病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是十大高发肿瘤之一，在儿童和青壮年恶性肿瘤中占据首位。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白血病中临床最为凶险的一种类型，缓解率低，死亡率高。“白血病是"杀手"，而我是"杀手"的"杀手"。”王振义说。 　　一次惨败 　　攻克顽疾壮志成空 　　1924年11月30日，王振义出生在上海。他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就习惯刨根问底，凡事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在姐弟八人中，他是个很好学也很会玩的孩子，溜冰、“造房子”、打乒乓球、踢毽子、打“墙球”样样喜欢，但严厉的父亲对他责备甚少。 　　1937至1942年，他在震旦大学附属中学念完高中，免试进入震旦大学，在“医生是一份崇高职业”的思想及家庭支持的情况下，王振义选择了学医。他事后解释说，之所以选择学医，一是因为当时可以免试进入震旦大学，而震旦大学的医学系比较好 二是因为父亲希望家里能有个人学医，“最重要的是，当上医生以后可以帮助很多人，社会地位和收入也是比较高的”。 　　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前茅，留在广慈医院(瑞金医院的前身)担任住院医师。1952年医院院系调整，由大内科趋向专业化。他当时想着血液病比较简单，就是“拿个显微镜看一下细胞怎么样，就可以诊断了”。 　　但这个“简单”的疾病非但不简单，反而最复杂。不过他仍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血液病领域，王振义最先接触的是止血与血栓领域，他建立了甲型和乙型血友病的鉴别诊断方法，并发现轻型血友病，这解决了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 　　1959年大跃进，王振义经历了从医生涯中最大的惨痛。他回忆说，当时作为年轻人，有雄心壮志，又不甘落后于人，也提出三年之内攻克白血病，但“实践告诉我们，并不是这么简单”。 　　当时医院领导专门给王振义一个病房来收治白血病人。那一年，这个病床收治了差不多60个病人，“最后这60个病人全部都去世了。” 　　这是王振义第一次正面遭遇白血病，以惨败而告终。面对这个残酷事实，王振义意识到，光有雄心壮志还不够，必须一步一步来研究。他决定从止血和血栓领域的研究转向对白血病的研究。但正当王振义踌躇满志的时候，组织上一纸调令将他安排到校本部从事病理生理学教学工作，直到1978年才重新回到临床研究。 　　一双慧眼 　　巅峰时刻让贤学生 　　回到临床岗位后，从江西上山下乡的一个知青到瑞金医院跟王振义一起进修。王振义觉得这个青年学习勤奋，各方面才能都比较好，“我鼓励他考我的研究生。”这个青年就是现在的卫生部部长陈竺。 　　陈竺不负王振义期望，以总成绩第二、血液学专业成绩第一的好成绩考上了王振义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学校。很快，陈竺由主治医师升到教授。当时有人跟王振义说，这样太冒险了，之前没有这样的做法。王振义回答说，“我不管他们，(陈竺)到了这样的境界，就应该把他提拔上去”。 　　1984年，陈竺毕业留校后三年，王振义力荐他跟妻子陈赛娟赴法国留学。陈竺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研究所进修，主攻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探索白血病研究，并最终获得了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博士学位。陈竺学成回国后，又回到了王振义身边。当时王振义已组建了上海血液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陈竺回国七年后，王振义决定让贤，让陈竺担任所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沈志祥说，实际上王振义在白血病方面的研究刚刚达到高峰，国内外同行开始认识到他对白血病的贡献，“你完全可以不要退的嘛，没有人要求你退，大家都承认是你。” 　　陈竺曾回忆说，王振义耐心地为他补习专业外语，还一起撰写论文。但每次发表论文，王振义既不是第一作者，也不是通讯作者。王振义跟陈竺解释说，如果自己成了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你们年轻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这对当时论资排辈已经习以为常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实在是破天荒的事情。曾得到王振义实习指导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许培扬说，“一门三院士(指老师王振义，学生陈竺及陈赛娟)，这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个佳话。” 　　王振义说，人生就是个抛物线，任何人都有上升、高达高峰和下降的阶段，“当你的工作在顶峰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下来。” 　　一项成功 　　治疗方案福泽全球 　　1978年返回临床后，王振义潜心研究白血病治疗。当时对于血液系统的肿瘤来说，主要是通过化疗来治疗，但化疗在杀死白血病细胞的同时，对正常细胞也具有杀伤作用，毒副反应很大，会加剧出血，从而导致早期死亡。 　　王振义总爱举溥仪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研究白血病治疗方法的思路：就是要把溥仪改造成有用的人，“要把坏的变成好的，这是有可能的”。他在文献中查询到，以色列科学家证明白血病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分化成熟变为正常细胞。同时他也获知国外学者曾用一种13顺式维甲酸分化诱导剂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两种“火花”在他这里相碰撞，他决定按这条路走下去。 　　1985年，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五岁女孩小怡君被送到瑞金医院。上海儿童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景虹回忆说，“当时出血非常严重，感染也很重，几乎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了。” 　　这时候王振义提出一个新方法，“我们就问她妈妈，能不能试试这个药?我们知道它没有毒性的，而且体外已证明是有效的。”这个方法就是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法，当时在国际上是独创的疗法，但从未在临床上应用过。 　　小怡君开始接受王振义提出的治疗方法，但当时王振义的治疗方案还是遭受了极大压力。当临床医生跟他说，病人的白细胞高了，但坏细胞变成好的了。“我说就蛮好嘛。这么一来，我们就大胆地敢用了。”王振义放下心来。 　　一个月后，小怡君的病情完全缓解，如今这名患者已30岁，健康活泼并正常工作。她也因此成为国际上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第一人。 　　很快，这种疗法便在临床上全面使用，并在全国乃至国际推广。王振义说，“当时只有中国有这种药，法国要用这种药，就要留学生赴法留学时带过去”。 　　随后的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报道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544例，早期完全缓解率达84%，1993年，法国报道APL54例，早期完全缓解率达91%，1995年美国报道APL 79例，早期完全缓解率达86%，1995年日本报道APL109例，早期完全缓解率达89%。中国的医学惊动了世界，1996年6月15日，王振义因此获得凯特林金质奖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 　　一种情操 　　清贫牡丹淡泊明志 　　86岁的王振义现在仍坚持每天上午到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工作半天，并在每个星期四进行由他主讲的半天教学查房，“年轻人给我出题目，这个礼拜要解决一个什么病人，什么问题，一个从前很少见的疾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它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开卷考试"。但一个老年人难道脑子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吗?我换了一个脑子就有了嘛，电脑里面。”王振义说。 　　他从70岁开始学习计算机，现在已能在网络上自由搜索，还能自己制作用于演讲的PPT。 　　1996年王振义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得100万元的奖金，他把绝大部分钱资助了血液学基础研究，但他拒绝了以自己名义设立血液病基金的建议。 　　王振义所开创的APL方案目前的病例早期完全缓解率高达85%-90%，且副反应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使用方便(只要口服)、价格低廉。使得APL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9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王振义很喜欢一幅画叫《清贫的牡丹》。他说，这幅画表达的是清静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种自我约束力，对名利看得很淡，对事业看得很重，这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我相信做人最本质的东西：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

他，一身白衣，俯身细细地为病人查体，静静倾听他们诉说。这是每周四，上海一家医院一幅温暖的画面：87岁高龄、鹤发童颜的老医生在给白血病患者看病。 　　他望着病人的眼总带着微笑，声音轻柔而徐缓，他不断地询问病史，试图从病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得病的原因，他不断地问“为什么”，然后不停地寻找解决之道。如果不能治愈，也要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他的病人能够感受到那份挚热的医者关怀。白衣上的蓝色胸牌透露出他的身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医师王振义，工号10005。 　　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名医生，一名教育者，王振义创建了治疗APL的“上海方案”，开创了一种肿瘤治疗的临床新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 他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血液学专业人才，奠定了我国血液学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但他却还有心愿未了，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找出一个对其他白血病也有效、更便宜的治疗方法…… 　　大美不言，大音希声。87岁的王振义，最看重的还是日常工作的价值：每周一次的查房，与病人亲密接触，与学生问诘争辩 每晚寂静的灯下，查阅新资料，紧跟医学发展潮流。 　　2011年1月14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这位勇敢向白血病宣战的仁医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捧回烫着金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实至名归。 　　创建治疗APL的“上海方案” 　　一个生命垂危的女孩儿，让王振义下定决心冒险尝试新的治疗方法，他成功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英文缩写APL)由此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尽管小静(化名)已生命垂危，大夫们依然不敢让她尝试王振义的方案。 　　20世纪80年代，一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血疑》让人唏嘘于那段不渝爱情的同时，也记住了一个医学名词白血病。这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类型繁多，凶险无比，死亡率极高，素有“血癌”之称。由于一直未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和死神角力的过程中，失败的，总是医生和患者。 　　小静遭遇的，就是白血病中的一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相比其他类型的白血病，它发病急，恶化速度惊人。很多病人从诊断到死亡不过一个礼拜，病魔根本不给医生留一点机会。 　　1985年，小静的家人带着她从浙江辗转来到上海儿童医院，在经过一个星期的化疗之后，小静感染出血，生命垂危。悲痛欲绝的家人甚至买好了回家的船票。 　　“我的夫人晚上回家告诉我儿童医院有这么个病人，我就提出想用全反式维甲酸来治疗。”25年后的一个冬日午后，面对一群记者，王振义回忆说。 　　但是这种此前只用于治疗皮肤病的药能治疗白血病吗?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沈志祥记得，“当时的确存在很大阻力，因为这个药大家不知道，而且这个疾病的致亡率很高，用这种新药治疗一个病危的患者，医生面临的风险很大很大。” 　　“王老师生气了，他说如果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承担。他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开始使用。” 　　王振义的坚持改变了白血病死亡游戏的结果。在使用全反式维甲酸一个星期后，小静的体温下降，白细胞成倍增长。死神松开了魔爪。 　　王振义由此开创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分化治疗的先河。 　　“我尊重科学。”王振义解释他的勇气何来时说，“因为我已经搞清楚全反式维甲酸的毒理，而且体外实验也证明它可以让癌细胞分化成健康细胞。” 　　其实早在1959年，时任广慈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前身)主治医师的王振义就被安排主攻白血病治疗的研究，被期望于短期内攻克这种可怕的疾病。 　　然而，第一次交锋，热情高涨的他铩羽而归。 　　“短短半年内，由我负责的60个病人，”王振义顿了顿说，“一个都没救过来。”尽管这不是他的错，但这些逝去的生命是王振义心头永远的伤疤，无论何时提及，他都会觉得痛。 　　血的教训告诉他，热情不能代替科学，也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战胜白血病的方法。 　　当时，国际上使用的是维甲酸的一种同分异构体13顺式维甲酸，但仅仅在个别病人身上应用有效，此后一直未获突破，很多人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要失去信心。 　　王振义却坚定了这个研究方向。但由于上海的药厂只能合成出另一种同分异构体全反式维甲酸，王振义只好“将错就错”，用它来做体外实验。 　　没想到歪打正着带来惊喜。小静如今健康快乐地生活着，那个在她曾经脆弱的生命中犹如天使般出现的王医生，是她一生感激的人。 　　以后，这种疗法开始在临床上全面使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目前，联合应用全反式维甲酸、砷剂及化疗，APL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9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87岁老医生62年的从医激情 　　“人老了，回想起来常常感觉很幸福。这种幸福源自我一生担当的角色医生。”王振义说。 　　一个医生，应该把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最大的动力就是为病人服务。这是王振义自勉的信条。从医一个甲子，他做到了。 　　王振义原本每周都会查房，但前些日子他暂停了查房，各种社会活动接踵而来，王老说：“如果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查房，不能全面了解病人的各种情况，那就不能诊断，不能治病，否则就是对不住病人。” 　　王振义教授87岁时所做的以及他62年行医生涯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深入地研究并试图攻克血液类的疾病。这是他的激情所在。这曾使他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并至今仍能点燃他无限的热情。 　　凯特林奖只授予过一位中国医生。国际同行给予王振义教授的评价是：他是在癌症研究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物质而非有毒的化学物质，将人体内的癌细胞改造成正常细胞。这一突破不仅治愈了曾经最凶险的一种血癌，而且在医学世界里开创了全新的治疗思维和途径。 　　这样的成果，几乎使他成为所有中国医生的骄傲。实际上，王振义教授在人生历练中获得的成功心得、为医经验，一点也不比他在肿瘤治疗中获得的成绩逊色。 　　他常说：“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医生爱病人的心不能变。” 　　因为发现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术后出血不止，一般止血疗法无效，他开始了止血与凝血研究，并由此开拓了我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研究领域，在国内首先确立血友病的检测和诊断方法 提纯出了凝血因子Ⅷ相关抗原，并制成抗血清，应用于临床，推动了我国血管性血友病等方面的研究。 　　他说：“医生是最能体现仁爱的一个职业，你付出爱，就会得到爱。” 　　30多年前，一个9岁的男孩昏迷在医院，似中风症状，却不明其因。王振义在急诊室思考许久，终于在男孩脚上不起眼处，发现了出血引起的并发症，迅即抢救。长大了的男孩在袜厂工作，几年前，辗转找到王振义的男孩父母给他带来几双袜子。普普通通的袜子，他至今不舍得穿。 　　1996年，王振义因荣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得到100万元人民币的可观奖金。有人建议他用奖金建立“王振义基金会”，他回答：“我还是坚持两年前获得凯特林医学奖后的做法，不要叫‘王振义基金会’。我只是想以我绵薄的力量，培养更多医学事业的接班人，为白血病和癌症患者造福。” 　　“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和另一个‘自己’斗争，我也爱钱、虚荣，但我始终想，只要我做的工作对病人有帮助，在什么位置、留下什么名字也就不重要了。”老人说，“人要同自己的欲望和功利斗争，这就是教育的功能。” 　　“大家都说我品质高，其实我只是有自知之明。” 　　看到学生超过老师，是当老师最大的幸福 　　“我首先声明他们的成才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也是靠机会。当时‘文革’结束了，我招录研究生,陈竺和陈赛娟一个当时只有中专学历，一个是公社的赤脚医生，但他们都非常勤奋，非常有潜质，结果陈赛娟考了第一名，陈竺考了第二名。”当时为了说服院领导接受没有大学学历的陈竺直接进入研究生班，王振义费尽口舌。他看中了陈竺身上一种独有的特质乐于助人，勤勉好学。事实证明，王振义的坚持成就了一颗中国医学新星的诞生。 　　后来，陈竺和陈赛娟前往法国深造，一去五年，学成归国后，他们再次回到了王振义的身边，成为他最得力的合作伙伴。他们努力揭示了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遗传学机制，为靶向治疗概念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陈竺夫妇此生不会忘记，王老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 　　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王老每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第一、第二作者，自己排在最后! 　　“看到学生超过自己，是当老师最大的幸福。”王老说。 　　1996年，陈竺的研究日臻成熟。此时的王老没有考虑名利得失、地位动摇，主动推荐他当血液学研究所所长。 　　在学生眼中，王老是谦逊豁达的长者，严谨求实的学者，爱才惜才的老师。 　　科技部“973”计划项目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一陈国强是王老另一位得意门生。 　　“当时没电脑，我的学位论文王老先后改了10遍。多次把我叫到家一起吃晚饭，一放下碗筷，师生俩就一头扎进论文里。”陈国强说。 　　“他是我们学术上的楷模，精神上的榜样。对学生，他总是倾囊相授、倾囊相助。当一个人把私利放下的时候，他自然变得崇高。”王老的学生、瑞金医院主任医师糜坚青说。 　　“为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积累的学术财富传给年轻人。”王振义说。 　　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如今，王振义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叫“开卷考试”。临床医生“出”平时实际碰见的疑难杂症，王振义用两天的时间查中外文献，亲自做PPT(演示文稿)，带领学生一起探讨交流，教学相长。 　　耄耋之年，王老身后，是徒弟们一片崇敬的潮涌。 　　人们说，王老慧眼识才，大义让贤。王老自己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读懂了人生的发迹-鼎盛-衰落的“抛物线”。在我这条“抛物线”快要衰落时，立即让位。让有能力的年轻人上，避免“抛物线”下降阶段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谁能说，这不是毫无保留的奉献? 　　王振义，老马识途甘为人梯，培养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血液学研究俊才。 　　寻找“万能钥匙”的老战士 　　王振义教授经常和学生们探讨学术问题，虽然他语气和善，从不居高临下，可他对于各种细节的要求非常之高，学生们的研究过程在任何一个小的环节上遇到难以解释的结果，王振义都会要求学生们再做一次。 　　他常对学生说：“做人必须思想要端正，谨记自己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随后才可能有努力的动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学生们敬畏王振义，也深深懂得，惟有这样，疾病的治疗才可能有所突破。 　　王老从没有出国留学过，可他的法语、英语都极其流利和优雅。法语流利容易理解，因为他从小在法语系的学校里求学，震旦大学也是以法语教育为主。可是他的英语是从50多岁开始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家对着墙壁在练习说英语。“我们的英语都学得不如他。”很多瑞金医院的人都记得，凡是外宾来访，只要跟王振义教授匆匆谈过几句，老先生幽默、优雅的语言，立即能赢得外宾的尊重。 　　2000年，王振义的一个研究生在毕业论文中写道，发现一种新的维甲酸对急性白血病有诱导分化作用，并且从分子生物、基因水平角度进行论证。这个结果受到医院的重视，但此后重复实验却得不到文章里的数据。 　　“我认真判断是哪儿出错了，但都找不出原因。后来，血研所的所长告诉我，是两个基因拼接错了。当时我觉得，分子生物学的东西我完全不懂，我不能再去教别人了。” 　　“我只是在某个方面有点专长，别人好的地方我都要学习，我永远是个学生。”关于“权威”的话题，王振义这样回答。 　　2002年，他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一种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实验停滞不前。听说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78岁高龄的王振义执意坚持亲自上门请教。郑州大学前来接待的人员却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振义院士，最后请来与他有一面之交的老师，才算是“验明正身”。 　　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病理生理教研组工作室，他学习生理、生化、病理解剖、免疫学等知识 任职中医科时，他努力学习中医中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向陈竺夫妇请教分子生物学 向秘书、孙子们学习电脑……现在，他又发明了一种学习的新名堂“开卷考试”，即由临床医生提出疑难病例，王振义通过查阅资料来分析诊断。 　　他直言“我换了个脑子，那就是电脑”。为了能“pass”，每次“考试”前，王振义都要上网查阅几十篇英文资料，在显微镜下看细胞形态，然后再做出结论，做好PPT。如果遇到同类型的疾病，他的PPT也绝不会相同，因为他用的都是最新治疗技术。 　　“现在疾病的分类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各种新疗法也层出不穷，用这种方法逼着自己学习，还能延缓老年痴呆症呢。”他还不忘调侃。 　　“他总说‘院士’就是医院里的战士。”陈国强说，“他根本没有把院士看成一种荣誉或光环，而看成一种责任。” 　　“我们现在进步非常慢，40年前我们提出3年攻克白血病，但现在我们只攻克一种，还有20多种都没有找到办法。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希望有生之年找出一个对其他白血病也有效、更便宜的治疗方法，一把‘万能钥匙’，这个就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人生。” 　　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 　　王振义家客厅墙上有幅《清贫的牡丹》，是王老的最爱。 　　“画里有清静向上的意思。做人在事业上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又要正确看待荣誉,对身外之物要有自我约束的力量。”他说。 　　除了事业，让王老牵挂的，还有与他结发一甲子的妻子谢竞雄教授。“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对爱人缺乏同情心。当年她生小孩，我都没在身边，对她关心不够……”1个月前，爱妻仙逝。王老看着老伴遗像，眼睛湿润了。 　　6年前，老伴得了老年痴呆。这让王老十分心痛，她和他在医学事业中相识、相恋、相伴，她是在他失意时鼓励他、支持他的爱侣。痛渗入他的心底。在她生命的尽头，他只想好好陪陪她。过去6年，王老没出过差。早晚陪在老伴身边，跟她讲话，尽管她越来越没有回应。中午，他回来看她，打一盆热水，拧一条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抬起手，轻抚老伴稀疏花白的发丝。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两颗心早就长到了一起。老伴喜欢孩子，他把3个孩子从小到大的照片拷到光盘里，在电脑上一遍遍放给她看。 　　王老说，国家最高科技奖也是奖给我妻子的，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她在天堂知道，一定会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