炬管

12月16日，思坦仪器发布关于收到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显示，2015年11月9日，公司向控股股东西安市思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解除资金4500万元，后于2015年12月31日前分批收回 2016年1月4日至6月3日，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洪亮累计拆借资金6,716.50万元，后于2016年8月31日前分批收回或清理。　　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根据该办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陕西监管局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思坦仪器表示，接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的行政监管措施，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管理措施相关要求，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公司内控管理，规范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加强与主办券商的沟通与交流，杜绝再次发生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　　据悉，思坦仪器于2015年7月17日挂牌新三板，主要以研发、生产、销售石油测井仪器为主。

正常的人，不应该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正常的企业，不应该在同样的问题上两次“失足”。可悲又可恨的是，去年底今年初，多家乳品企业竟然重蹈三聚氰胺覆辙，让乳品消费者寒心万分。　　2008年9月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令数以万计的中国孩子付出了健康代价，国产乳品行业也遭受重创。随着全国范围的严厉整顿，2008年跌至最低谷的乳品消费信心，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稳步回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伤疤未好的乳品行业竟然又爆出丑闻：陕西金桥乳业公司将明知有问题的奶粉倒换包装、套用批次销售，陕西乐康乳业公司将含三聚氰胺的过期奶粉掺入新生产奶粉中加工销售，上海熊猫乳品公司将退回的问题乳制品添加回炉生产炼奶酱销售，它们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所幸的是，此次出现的问题乳品绝大多数被召回销毁，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危害。　　三聚氰胺危机再次出现，其实可以看做是上次事件的“余震”，仍然要从上次事件的处理去找原因。从肇事的奶源看，仍然是上次的“存货”，而且从深层次原因看，导致发生上次事件的一些因素并未完全消除，比如说一些乳制品企业过度扩张造成恶性竞争，一些人将三聚氰胺掺入奶粉还谈不上牟取暴利，而是“生存动机”使然。如果这样的行业恶性竞争无法消除，就根治不了三聚氰胺问题，因为在生存面前，任何选择都是可能的，包括三聚氰胺。而一个行业良好竞争秩序的建立，显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企业家的道德问题是另一个躲不开的话题。三鹿奶粉事件给人们留下的伤痛尚未平复，这些企业主为一己之利再次铤而走险，失掉了作为人最起码的良心，他们被绳之以法罪有应得。　　将食品安全寄托在企业家的道德自律上面显然是不可靠的。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逐利与社会责任的角力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往往导致舍义取利的结局，资本的先天劣根性不可能根除。更何况，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崩坏有目共睹，重建之路则刚刚破题，企业家的道德根本不堪追问。　　当行业重整尚待时日，道德自律不堪信任时，监管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在处理上次事件时，政府将着力点放在监管上，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这种监管为何再次大面积失效?　　从事实看，这一次监管失效的原因之一是问题奶粉处理环节执行不到位。早在2008年11月，由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下发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就明确了销毁问题乳品的责任：由质检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监督生产企业，对不合格产品实施召回、封存，并会同环保部门及时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去年2月出台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者应当对召回的食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将食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向县级以上质量监督部门报告。以陕西金桥乳业公司的违法行为为例，早在2008年10月，陕西省质检所就在金桥公司当年5月、9月两个批次的5吨奶粉中检出了三聚氰胺，泾阳县质监部门随即予以封存。然而，这些产品并未随之销毁，企业后来将这些奶粉通过倒换包装、套用批次方法予以销售。由此可见，问题奶粉的销毁责任并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欠缺的是有力、到位的执行。　　原因之二是，乳品安全分段监管产生的积弊还没有完全消除。目前乳制品行业的管理是分段监管，养牛户、奶站、经营户、生产企业、市场销售等各个环节分别由农业、质监、工商等部门进行管理，由此容易出现的隐患，尚待于进一步重视和消除。　　看来，我们的监管对上一次事件的处理并未完全到位，甚至可以说是存在重大漏洞。在三聚氰胺的问题上，跌倒的不仅是企业，还有我们的监管部门。面对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发生，不仅需要依法处理有关企业和责任人，通过“专项行动”来清查问题隐患，更需要反思监管体系本身，如何修补漏洞，根除积弊，加大执行力度，建立长效、全面的监管机制?毕竟，再严厉的处理和再高效的专项行动也都是“马后炮”，我们绝不能一次次让孩子付出健康的代价!

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是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重要内容。地方如何深化改革、跟进衔接，受到关注。　　2011年11月，渭南市在陕西省率先启动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剑指传统“九龙治水”式监管模式，成立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一年半下来成效初显，也面临问题需要继续破解。　　“像街边常见的小型卤肉店，‘前店后厂’式，中间拿一块布帘隔开。”渭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建军打了个比方，按照过去的“分段监管”,那么布帘前头就归工商管，后头则归质监管，工商发现卤肉有问题，还得移交质监部门“掀开布帘”去后面查，“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就会职责不清、衔接不畅、责任不实、互相扯皮”.　　渭南是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市。2011年11月，按照陕西省委、省政府部署，渭南市在全省率先启动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试点的工作，改革剑指传统“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九龙治水”式监管模式，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渭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食药委”)。　　上个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挂牌，这对渭南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励。“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和国家要求接轨，未来中央、省、市各级体制的对接肯定也会更顺畅。”王建军说。　　“九龙治水”不如“一龙管水”　　渭南市临渭区华润万家超市东风路店的店面里，随处可见带有FDA(食品药品监督)标志的食品安全规范说明及提示，有的是挂在袋装食品区的对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温馨提示，有的是挂在鲜肉区的对肉品“三章两证”的当日公示，有的则张贴在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公示栏上，这些说明和提示上，还印有辖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姓名、电话和监督热线，常有顾客驻足观看。　　渭南改革试点的思路，第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来的多部门、分段式监管整合为一家统一监管。“食药委”除继续承担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能外，将农业、畜牧、质监、工商、商务、卫生等部门所负责的农药生产经营、农药残留检测、生鲜乳收购运输、兽药饲料经营、食品及添加剂生产、食品加工小作坊、食品流通等行政许可审批职能和监管执法职能进行整合，统一行使。　　同时，成立市农产品食品执法监察支队，作为市“食药委”直属执法机构，而各县(区、市)成立15个食品(药品)稽查大队，承担农产品、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受理群众投诉举报等职责。　　“从2011年底改革前的245人，现在市食药委全系统工作人员已达1915人。”渭南市“食药委”办公室主任魏伟说，其中包括新招考的337名大中专毕业生，还有从工商、质监、卫生等部门“换防”过来的1300多名工作人员，“采用编制划转方式，实现了人员优化组合，最大限度缩短了工作磨合期”.　　监管触角再向城乡基层延伸　　不仅要把“都在管却管不好的地方管好”,还要“让没人管的地方有人管”.渭南改革试点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监管力量向基层延伸，在全市组建了96个乡镇、街道一级的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所，对原来由市、县两级承担的8项行政许可事项和13项行政执法职能，全部下放到县级，并由基层监管所具体执行。　　在临渭区故市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沓沓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准许生产申请书、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餐饮服务许可证申请表，附近村民可就近过来办理。“我们监管所负责受理、验收、上报，最后由区监管局发证。”该所所长东朝辉介绍。　　基层创新之举不仅限于此。“农村自办家宴、流动摊贩、校园周边的‘小饭桌’等食品环节，点多面广，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问题。”渭南市食药委副主任孙正平说，经过探索，我们先后出台了《农村家庭自办宴席及小饭桌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规定，推行可追溯管理，通过宣传引导，使这些难点问题逐步纳入规范管理轨道。“请客吃饭，谁也不想食品卫生出问题，这也顺应了村民的实际需要。”　　去年，故市镇白家村村民白宏亮为年满12岁的娃摆“完灯酒”,请了10桌80位邻居朋友，而这一顿农村家宴的全部菜品、加工场所及设施、厨师资质等情况，由故市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并记录在了有5页纸的《农村家宴申报单》、《现场核查情况登记表》上，同时提出了餐具消毒、食品生熟分开的建议。　　接轨提升成深化改革关键词　　区域性的创新探索，让渭南市成为了陕西省的“独一份”,同时也为如何理顺上下对接体制和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　　“改革后，我们所涉及的业务，同时对应着省里的7个部门。”渭南市食药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省里这些部门对改革都给予了很大支持，但由于职能所限、体制不顺，导致工作指导、项目支持、资金扶持等方面都有所减弱。　　同时，如何实现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窄化”、“专业化”问题也屡被提及。“农产品和生猪牛羊屠宰的安全监管职能也整合进来后，我们同时承担起了动物检疫、食用农产品农药兽药残留等监管检测职能。”临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齐金鱼感慨道，“这才发现涉及的工作面相当宽，而我们工作人员的知识构成、执法方法还不能适应新任务的需要。”　　在不久前召开的市政府常委会和市委常委会上，已就将农产品、生猪牛羊屠宰的安全监管职能从市“食药委”剥离出去，分别交给市农业局和市畜牧兽医局的调整方案，达成了初步意见。“很有必要!大部门，‘大’不是目的。”“食药委”工作人员说。　　而王建军关注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提升监管能力。与执法场所和装备建设等硬件需求的改善相比，人的因素更加突出。像故市镇，含33个行政村，人口5.3万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集镇”,而该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目前工作人员仅有7名。　　此外，对于未来发展方向，“食药委”工作人员也有自己的思考：“食品安全不仅是监管出来的，更是‘生产’出来的，用管理来引导企业加强主体责任、行业自律，也是将来延伸管理触角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