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气检测

p 　　环保部今天宣布，截至本月底，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事权将从地方环境监测机构全部上收至国家。1436个国控站点全部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直接管理，并委托社会监测机构运行维护。 /p p 　　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近期，各地频繁曝出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仪数据被造假的案例，如西安监测人员给自动监测仪“戴口罩”，河北禁止监测仪附近大型机动车通行等。 /p p 　　环保部监测司有关负责人今天也介绍，针对环境监测和运维机构在国家和地方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运维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环保部专门印发《关于加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案》，提出了空气质量监测事权上收的要求，为提升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和质控水平提供保障。另外，2017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年，监测数据客观、真实、准确，直接关系到对各地落实“大气十条”、改善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防治成效的考核与评价。 /p p 　　自2012年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颁布实施以来，我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建成1436个国家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级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为考核地方环境空气质量、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提供了重要依据。 /p p 　　环保部监测司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正因为监测数据已经成为考核地方环境质量是否达标的重要依据，现有的国家、地方两级监测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否则就出现了“考核谁、谁监测”的现象。地方环保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各种考核压力下，行政干预数据质量的冲动较大，自动监测事权上收势在必行。 /p p 　　这位负责人还介绍说，监测事权上收后，原始数据第一时间直传总站，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直接管理国家网，负责监测数据的传输和审核。地方为国家网运维条件提供保障，共享国家网监测数据，但不再参与数据的生产和审核。 /p p 　　此外，还要改革国家环境空气网、地表水网和土壤网的运行模式，通过委托社会机构监测、联合监测、分环节委托不同机构采样测试等手段，提升监测质量。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采取委托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运维的模式开展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采取委托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运维)或流域上下游环保系统监测机构联合监测的模式开展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采取地方环保系统环境监测机构采样，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委托有能力的实验室集中制样、贴标和分析的模式开展。 /p p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成立国家环境监测数据质量评估委员会，组建国家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专家库，重点打击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保障环境监测数据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p

2010年12月21日，上海外滩被雾霾所笼罩。当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轻度污染的雾霾天气。 　　对频受恶劣空气侵害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则被忽略的重要消息。 　　在经历了14年的等待后，指导中国空气质量控制的风向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终于迎来了大修的可能。自1996年制定以来，这是该标准继2000年微调后首次修订，也可能是幅度最大的一次。 　　两个月前，《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出台。“亮点是取消了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三类区，增设了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同时要求未达标城市制定限期达标规划，按期实现；遗憾是未能将PM2.5纳入强制检测的污染物范围，而只提供了参考限值。”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说。 　　不能无视的PM2.5 　　动标准难，动空气标准尤难。环保部2008年便下达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项目，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后，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酝酿期。 　　环科院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9年9月至12月间，环保部曾发函给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193家科研院校、机关部门广泛征集修订意见。当时收到的主要意见是，“调整二类和三类功能区的分类方式，取消三类区；污染物项目应增加PM2.5、重金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增加二恶英等有毒有害污染物项目；增加臭氧的8小时浓度限值等”。此后，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又在2010年六七月间两次召开专家会议讨论。 　　几次会议上，PM2.5污染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对PM2.5是否列为强制性标准，大多数人支持将其列入，但也有专家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上述人士回忆。 　　王庚辰研究员是支持者，他说，1996国家标准主要针对当时的煤烟型大气污染特征，“十多年来社会经济状况翻天覆地，中国已进入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阶段，煤烟型污染减弱，而城市机动车排放引发的PM2.5污染成为突出问题。”城市灰霾天便是佐证，根据中国臭氧监测试点工作统计，2009年全年，试点城市中，发生灰霾的天数占监测天数的14%至57.8%。 　　1996年制定现行标准时，PM2.5在世界范围内并未有太多人关注，只设置了更宽松的PM10(直径等于或小于10微米)限值。但经过多年研究，PM2.5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已成共识。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潘小川亦告诉记者，相比PM10，PM2.5更容易长时间悬浮在空中，由于它粒径小，吸入几率变得更大，它可抵达肺的深部，深入下呼吸道，甚至穿透肺泡膜，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伤害。他和同事还发现一种微妙联系：2004年至2006年期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承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四川盆地和沈阳等地区的城市群大气PM2.5污染日趋严重，不但造成能见度降低，也导致居民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最根本的作用就是用来保护公众健康和公共福利。我们不可能无视这一变化。”中国环科院的一名专家称。 　　重要的是，自从1997年美国率先将PM2.5列为检测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后，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均已制定相关标准。而在亚洲，除发达的日本外，连泰国和印度也已制定了该项目的空气质量标准。 　　分歧重重，最终折中 　　但在中国，将其纳入强制性目标考核的尝试却困难重重。 　　王庚辰称，环保部等相关部门许多执行官员也支持。据悉，此前环保部科技标准司 （技术处）就曾直接动议增加PM2.5限值。而在环保部此前的意见征求函中，绝大多数沿海地区的环保局官员也表态支持。 　　环保部一官员向记者证实，2009年9月至12月间征求意见时，在44家回函单位中，有25家单位建议增加PM2.5，只有2家单位认为没必要增加。建议增加的单位中，既有诸如大连、南京、杭州等沿海地区的声音，也包含鞍山、乌鲁木齐、桂林这样的内陆城市的声音。 　　反对者却也理直气壮，“制定标准，要符合实际。如果百分之八九十都做不到，标准等于无用，最终会变成虚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坦言。 　　魏的说法自有依据。中国环科院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PM2.5污染较重，全国113个重点城市2008年年均浓度均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准则值，仅有2个城市年均浓度低于目标值，“一旦制定实施PM2.5强制限值，全国城市将大范围超标。”“制定标准，比较务实的做法，应该是经济技术实力和科学性的结合。”魏复盛说。 　　以白志鹏教授为代表的南开大学在去年初的意见回函中，也同样认为“从工作基础和可执行性角度考虑，……尚不成熟”。“是否设立需要有依据、有工作基础和科学可行，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白志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复时表示。 　　征求意见稿最终采取了折中方式——2010年10月9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的修订讨论会上，最终确定了如下判断——“当前国家制定实施 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机不成熟；统一发布PM2.5等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参考限值，地方省级政府可参考其制定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强制性指标悄然变身为参考推荐性指标。 　　王庚辰批评说，这样的标准，对环保部来说是最讨巧的办法，“最容易做，最不容易引起纠纷，也是最省事的办法。”这低估了国家对环境工作和研究的水平，“依我的了解，全国绝大地方来讲，已经有可能、有条件做这个工作。” 　　科学问题？政绩问题？ 　　魏复盛承认，关于PM2.5引入标准之争，还是一场群体利益的博弈。 　　他说，PM2.5的污染，主要来自汽车排放等人工污染。但总量控制汽车、不能无序发展的呼声，在政府部门极力发展“1800万辆、产销两旺”的汽车产业面前，显得过于微弱。 　　而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态度却显得微妙。浙江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潘侃并不抗拒列入PM2.5，“我们此前已决定过两年开始做一些检测、研究这方面问题。”但他也有唯一的担心，由于此前依据PM10指标，嘉兴的空气质量达标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到时可能要向社会公众做好说明工作。原来都是达标的，突然就指标换了，变成不达标了，恐怕老百姓要有意见。” 　　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陈铁平建议各方应保持平和心态，“标准考核更多、更严，数据自然下降，但也能更反映出真实情况”，“让老百姓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才是环境监测治理的本意”。作为中西部较早开展PM2.5试点监测工作的环保局，他更担心的是另一些问题，“PM2.5即使成为强制性监测项目，其它工作跟不上来，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他认为，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评价体系、监测点位、监测手段，都存在相当差距，以湘潭为例，5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6个监测点位，“要让评价的标准更科学，让数据更具代表性，监测网络更完善”。 　　“这不单纯是科学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王庚辰直言，有官员曾向他当面提出，如果每年达标的天数骤降，他们担心会影响职能部门的声誉，最终危及旅游、投资等行业的地方诸多政绩。 　　王庚辰表示，环保部本可借鉴WHO的指导准则，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首先定一个国标，然后分阶段、分步骤实施”，但无论如何“标准不能降低”。 　　他说，“哪怕步骤小一点，也应该往前走，决不能原地踏步。”否则，“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将永远停留在低水平，没办法提高。” 　　警钟或许已然敲响。2010年11月的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空气轻度污染，有两天甚至达到中度污染。 　　2010年11月19日，就在征求意见稿公布的第二天，一直在用一台PM2.5监测仪和一个Twitter微博客独立监测直播北京空气质量的美国大使馆，再度给了中国首都难堪—— 　　对于北京这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天，或许是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他们最终将其定义为“crazy bad”——令人抓狂的糟。

中国计量院为神舟九号飞船提供舱内空气质量检测 　　为 　　神舟九号飞船6月16日18时37分成功发射，中国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将第一次入住“天宫”。33岁的刘洋也成为中国第一个飞向太空的女性。 黄增光 摄 　　“5、4、3、2、1，点火!”6月16日18时37分，随着零号指挥员的口令下达，一条橘红色的火龙从长征二F遥九火箭的底部猛地喷射出来，火箭拔地而起，将神舟九号飞船送入云霄。从此，3名航天员开始了他们为期13天的太空生活。 　　“为了让航天员在飞船和天宫一号的生活更安全、更舒适，必须确保舱内的空气质量。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航天飞行器、飞船等舱内材料的有毒有害气体释放进行模拟检测评价试验，同时，对舱内的空气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提供技术保障。”谈到自己为中国航天所做的这份工作，中国计量院气体研究室研究员周泽义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在神舟九号13天的太空飞行中，飞船内的空气质量状况会对航天员的身体健康带来影响。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也好，神舟九号飞船船舱也罢，里面都安装了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设施，它们所使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天宫一号长9米、最大直径3.35米、重量约8.5吨的空间实验室里，就安装了大大小小500余台设备，它们对在轨运行和正常工作十分关键。“这些用于航天飞行器、飞船舱等特殊场合的材料到底会释放出哪些气体?释放量是多少?对舱内空气质量是否会产生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经过检测才能判定，只有合格的材料才能用于飞船的研制。”周泽义说。 　　周泽义所在的中国计量院气体研究室是我国气体化学计量的溯源单位。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气体研究室在国内标准气体研究和气体分析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该室还拥有一批先进的高纯气体大中型分析测试仪器和先进的实验室设施。近年来，他们的一系列科技成果已经得到成功推广应用，如室内空气质量评价及相关标准物质研制等，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及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2008年起，气体研究室就开始为中国航天飞行器等特殊场合提供空气质量检测，到现在已经开展了近百次检测。“每次我们会先从飞船舱内采样，然后拿回实验室进行检测。”严格的气体计量检测，众多科技工作者的全力保障，都是为了让飞船舱内的空气更好，为航天员打造更舒适的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