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位移台剪式小型微调升降台小型微调

刚刚实施一个多月的乳业新国标可能会有微调。经济观察网记者7月13日下午从相关人士处获悉，针对目前争议最大的两项指标--蛋白质含量、微生物限量，可能的微调是，保持蛋白质含量指标不变，对微生物限量做出进一步“阐释”. 　　该人士称，乳业新国标确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2.8%”(即100克生鲜乳含2.8克乳蛋白)不变，“微生物限量(通俗理解是指细菌含量)每毫升200万个”将再做要求。这种微调或将通过乳业新国标“释义”或者是“执行办法”的方式另行公布，比如不同微生物含量的生鲜乳执行不同的收购价格，即“优质优价” 另外，分阶段实现更加严格的微生物含量指标。 　　酝酿微调 　　这一新的认识，是在7月13日卫生部召集各地奶业协会负责人进行的座谈会后形成的。据了解，这个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贯彻执行乳业新国标，再讨论新国标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 　　针对上述相关人士的说法，本网记者向中国奶业协会秘书长魏克佳求证，魏不予置评，建议记者向卫生部询问。截止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卫生部相关负责人。 　　企业操纵? 　　有支持新国标的专家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养殖条件下，原奶中的指标要达到“蛋白质含量2.8%、每毫升200万个微生物含量”这样的标准都很难。三聚氰胺事件之所以爆发，正是因为过去的生乳标准强调蛋白含量的要求太高了，部分散户奶农达不到要求，才不惜铤而走险 而且，由于是散户养殖占主导，这些散户少有能达到机械化挤奶、全程冷链储存，所以，之前对原奶菌落总数的严格要求能否真正执行也成问题。资深乳业人士陈渝认为，这些都是中国乳业目前面临的实际情况，与其制定高标准让企业在检测过程中做手脚，不如去实实在在地正视这个问题。他还表示，因为目前原奶收购环节中缺乏独立第三方检测，对于原奶的达标与否完全是由收奶企业说了算，而散户也没有能力承担自行检测的成本，所以高标准往往成为收奶企业掌握的话语权。 　　有反对者认为，不能因为现实的养殖状况落后，而保护落后生产者和生产方式--散户养殖。反对者们认为，中国乳制品加工行业之所以比较混乱，与现行的行业标准低、准入门槛低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奶农的稳定应该通过政府制定的退出机制来解决，而乳业国标事关产业发展，理应遵循产业发展规律。 　　在质疑生中出炉的乳业新国标，迅速被解读为企业“操纵”的结果。 　　实际上，在新国标制定前期，蒙牛、伊利确实都深度参与了新国标的起草。有消息说，《巴氏杀菌乳安全标准》和《灭菌乳安全标准》蒙牛有参与起草，《生鲜乳安全标准》伊利有参与起草。 　　中国乳制品行业一直存在着巴氏奶阵营和常温奶阵营的对立。就此次新国标事件，通常的分析是，巴氏奶阵营因对奶源质量要求更高，应该是希望新标准提高的一方，而常温奶阵营则相反。 　　有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对于像伊利、蒙牛这样的常温奶大户，的确是有利的。按照伊利、蒙牛的奶源处理能力，基本上可以占到全国散户奶源的1/3左右，而且奶源分布很广，而按照中国散户奶源的现实情况，它们的原料奶就很难达到高标准。所以降低标准一方面符合了伊利、蒙牛奶源现状。 　　但也有专家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反倒是超高温灭菌技术对原奶的质量要求更高，因为超高温灭菌技术对于温度、处理时间都有既定的要求，如果原奶质量不达标，反倒将影响超高温灭菌处理后的乳制品的质量。 　　有大型乳制品企业的人士表示，公司一直坚持高的生鲜乳标准，从未有过放宽的动议。该人士还称，如果放宽生鲜乳标准，只会使奶企在奶源收购上减弱对奶农的话语权，而且会增加低标准原奶的加工成本。 　　所谓“乳业新国标”,是从2008年12月开始着手准备的，是将原来乳制品行业160余项数量繁多的乳品“国标”精简合并为66项标准。这项工作耗时1年半。直至今年4月，新版乳业国标强制性标准份由卫生部牵头制定，在卫生部、农业部等11个部委机构，七十多位不同领域专家的庞大阵营坐镇后正式颁布，并从6月起开始正式实施。 　　不过，乳业新国标一发布执行就受到了众多乳业资深人士的质疑，质疑的焦点集中在几个重要指标的降低上。比如，新国标中蛋白质含量和微生物及体细胞的指标比1986年制定的生鲜乳收购标准有明显的降低。据介绍，1986年的国标中将生鲜乳收购等级设置为四个等级，而新国标中则取消了等级划分，只设定了最低标准。与当时国标的第一等级要求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达到2.95%以上，微生物限量为每毫升50万个相比，新国标的最低限值则只有蛋白质含量为2.8%,以及每毫升200万个微生物含量。

由于多头管理，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颇多漏洞，国务院正试图通过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将这一体系理顺。 　　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下称“草案”)，确定将其作为十八届二中全会的议题之一。 　　有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食药监行政职能整合和加强社会管理将成为此次机构改革的两大重点。 　　2008年的上一轮大部制改革成立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和环境保护部等5个大部，被视作精简政府机构的一次重要努力。 　　近年来，中央决策层和学界对于部分领域运行不畅，尤其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能混乱和缺位等问题尤为关注。 　　有媒体亦报道称，此番国家海洋局也将扩权，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有望整合。而“大金融”、“大文化”、“大能源”等大部制改革内容并未成为草案重点。 　　食药监管一体化 　　据知情人士称，草案中的最大亮点是酝酿打造食品药品监管“大部”——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现由卫生部管理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国家食药监局”)合并，并吸纳散落在农业、质检、工商、商务、卫生等部门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能，成立正部级的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总局。 　　有研究食品安全监管的学者认为，食品生产经营根据其属性而言，是一个全周期的完整链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被人为地划分了段落，农产品是一段，生产是一段，经营是一段，之后餐饮消费又是一段，各种职能散落在多个部门。如此形成了多头管理和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现实与食品安全的自然属性相冲突。 　　基于这些原因，中央决策层决心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职能和机构予以整合。 　　另有专家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因为食品药品管理体制的混乱，“我们吃了很多亏”。 比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食品安全事件。 　　随着《食品安全法》的通过，2009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下称“食安委”)。2010年，食安委又下设了正部级的食安办。 　　上述学者说，按照最初的模式设定，食安委和食安办是综合协调、督促检查、重大事故查处的综合职能机构，但这一机构在各地政府相继建立后，之前行政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的事情都交给了食安办，一个综合协调的部门被异化为所有事情亲力亲为包打天下的部门，食安办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而食安办的最大弊端还在于下属机构设置不统一——有的设在工商，有的设在食药监局，有的设在卫生部门，有的甚至设在经贸委，没有统一的模式，导致各地行政部门配合低效。 　　在这种背景下，成立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管理总局的理念被逐渐认可。 　　这次改革一旦落地，“也只是完成了中央层面的改革，要落实到省级和地市级乃至县一级的话，时间还会比较长，根据以往的经验，从中央到地方全部改完，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地方试验有空间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规定，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管理实行的是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原则，意即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属地原则。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接下来的机构改革中发挥创造性改革的空间很大，不一定完全根据中央的模式一刀切，但是总的思路还是要进行部门和职能的整合。 　　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负总责的要求，从理论上说可以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也可以实行省以下属地管理。“最理想的方式是省以下能够实行垂直管理，但除非修法，绝对不可能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事实上，在监管体系整合方面，一些地方已经走在了中央的前面。例如陕西渭南则将农业、工商、质监、卫生、畜牧、水产甚至林业、环保和城管等部门所有有关食品安全的职能整合在一起。深圳设立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将工商、质监、知识产权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下，并下设一个二级局负责食品安全监管。 　　如果借鉴上述地方的经验，除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之外，工商、质监、知识产权等市场秩序方面的监管职能亦可整合。不过，国家质监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本报表示，虽然参照深圳模式构建大监管的思路也得到了热烈讨论，但目前尚未看到高层就此作出指示。 　　民政部社会管理扩权 　　按照主流理念，现代政府主要从宏观层面承担四大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部分与民生最直接相关的领域，管理经验并不是很丰富。 　　其中，“社会管理”到底中央是哪个部门在管?十八大报告的表述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和法治保障”，这21个字实际上明确了我国整个的社会管理体制。 　　在本轮改革中，民政部门如何承担这方面的职权?学界推测，一个总的思路是民政部门要把社会管理做大做强做深做实，但具体机构会怎么安排，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其变数可能会比食药安全监管体系的变数更多。 　　除了民政部门扩权外，亦有专家认为，中国认监委和国家标准委可能整合组建国家认证和标准化管理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划入国家知识产权署。 　　关于本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基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本轮改革不会像2008年大部制改革那样进行大规模、大面积的改革，而主要是进行微调和深化，要达到放权、分权以及权力转移的目的，从而使各级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各个机构的职能、权力边界划分更为清晰，行政效率更高。这也符合十八大报告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原则。 　　附表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变迁 　　资料来源：本报整理 　　1964年 国务院颁布《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牵涉5部门 　　1979年 国务院颁发《食品卫生管理条例》，涉及农业、林业、畜牧、水产、粮食、商业、供销、轻工、外贸等部门 　　1982年 《食品卫生法(试行)》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食品卫生工作。其他负责部门包括：工商、食卫监督机构、农牧渔业部门、国境食卫监督检验机构、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卫生防疫站及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等。 　　1995年 《食品卫生法》明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各级政府食品生产经营管理部门、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工商部门和出入境检验部门分头负责

由于多头管理，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颇多漏洞，国务院正试图通过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将这一体系理顺。 　　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下称“草案”)，确定将其作为十八届二中全会的议题之一。 　　有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食药监行政职能整合和加强社会管理将成为此次机构改革的两大重点。 　　2008年的上一轮大部制改革成立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和环境保护部等5个大部，被视作精简政府机构的一次重要努力。 　　近年来，中央决策层和学界对于部分领域运行不畅，尤其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能混乱和缺位等问题尤为关注。 　　有媒体亦报道称，此番国家海洋局也将扩权，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有望整合。而“大金融”、“大文化”、“大能源”等大部制改革内容并未成为草案重点。 　　食药监管一体化 　　据知情人士称，草案中的最大亮点是酝酿打造食品药品监管“大部”——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现由卫生部管理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国家食药监局”)合并，并吸纳散落在农业、质检、工商、商务、卫生等部门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能，成立正部级的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总局。 　　有研究食品安全监管的学者认为，食品生产经营根据其属性而言，是一个全周期的完整链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被人为地划分了段落，农产品是一段，生产是一段，经营是一段，之后餐饮消费又是一段，各种职能散落在多个部门。如此形成了多头管理和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现实与食品安全的自然属性相冲突。 　　基于这些原因，中央决策层决心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职能和机构予以整合。 　　另有专家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因为食品药品管理体制的混乱，“我们吃了很多亏”。 比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食品安全事件。 　　随着《食品安全法》的通过，2009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下称“食安委”)。2010年，食安委又下设了正部级的食安办。 　　上述学者说，按照最初的模式设定，食安委和食安办是综合协调、督促检查、重大事故查处的综合职能机构，但这一机构在各地政府相继建立后，之前行政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的事情都交给了食安办，一个综合协调的部门被异化为所有事情亲力亲为包打天下的部门，食安办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而食安办的最大弊端还在于下属机构设置不统一——有的设在工商，有的设在食药监局，有的设在卫生部门，有的甚至设在经贸委，没有统一的模式，导致各地行政部门配合低效。 　　在这种背景下，成立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管理总局的理念被逐渐认可。 　　这次改革一旦落地，“也只是完成了中央层面的改革，要落实到省级和地市级乃至县一级的话，时间还会比较长，根据以往的经验，从中央到地方全部改完，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地方试验有空间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规定，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管理实行的是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原则，意即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属地原则。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接下来的机构改革中发挥创造性改革的空间很大，不一定完全根据中央的模式一刀切，但是总的思路还是要进行部门和职能的整合。 　　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负总责的要求，从理论上说可以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也可以实行省以下属地管理。“最理想的方式是省以下能够实行垂直管理，但除非修法，绝对不可能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事实上，在监管体系整合方面，一些地方已经走在了中央的前面。例如陕西渭南则将农业、工商、质监、卫生、畜牧、水产甚至林业、环保和城管等部门所有有关食品安全的职能整合在一起。深圳设立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将工商、质监、知识产权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下，并下设一个二级局负责食品安全监管。 　　如果借鉴上述地方的经验，除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之外，工商、质监、知识产权等市场秩序方面的监管职能亦可整合。不过，国家质监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本报表示，虽然参照深圳模式构建大监管的思路也得到了热烈讨论，但目前尚未看到高层就此作出指示。 　　民政部社会管理扩权 　　按照主流理念，现代政府主要从宏观层面承担四大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部分与民生最直接相关的领域，管理经验并不是很丰富。 　　其中，“社会管理”到底中央是哪个部门在管?十八大报告的表述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和法治保障”，这21个字实际上明确了我国整个的社会管理体制。 　　在本轮改革中，民政部门如何承担这方面的职权?学界推测，一个总的思路是民政部门要把社会管理做大做强做深做实，但具体机构会怎么安排，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其变数可能会比食药安全监管体系的变数更多。 　　除了民政部门扩权外，亦有专家认为，中国认监委和国家标准委可能整合组建国家认证和标准化管理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划入国家知识产权署。 　　关于本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基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本轮改革不会像2008年大部制改革那样进行大规模、大面积的改革，而主要是进行微调和深化，要达到放权、分权以及权力转移的目的，从而使各级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各个机构的职能、权力边界划分更为清晰，行政效率更高。这也符合十八大报告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原则。 　　附表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变迁 　　1964年 国务院颁布《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牵涉5部门 　　1979年 国务院颁发《食品卫生管理条例》，涉及农业、林业、畜牧、水产、粮食、商业、供销、轻工、外贸等部门 　　1982年 《食品卫生法(试行)》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食品卫生工作。其他负责部门包括：工商、食卫监督机构、农牧渔业部门、国境食卫监督检验机构、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卫生防疫站及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等。 　　1995年 《食品卫生法》明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各级政府食品生产经营管理部门、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工商部门和出入境检验部门分头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