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橙

从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下面，84岁的李文骧老人扯出小半袋大米。颜色纯白，略有透亮感，颗粒饱满，肉眼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 　　但是，经过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当地人将这种大米简称为“镉米”。 　　镉，一种重金属，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进入人体后危害极大。 　　李文骧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 　　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 　　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 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该国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 　　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人员即发表论文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绝对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 　　而且，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这导致污染稻米产区以外的城乡居民也有暴露危险，而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思的村怪病 　　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桂林思的村，直称不少村民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且“鸡下软蛋，初生小牛软骨”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 　　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 　　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 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本刊记者向部分当事学者求证此事，学者们修正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2010年12月，本刊记者在思的村走访时，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 　　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严冬中，村庄外的耕地里满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旁边一些蔬菜则长得翠绿可人。但这片被称做大垌田的近千亩耕地确实“生病”了：1986年的实测数字显示，上述土地有效态镉含量高达7.79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 　　广西桂林工学院教授林炳营在该村的研究表明，1986年，该村所产水稻中，早稻含镉量是国家允许值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则是规定值的5倍以上，达1.005毫克/千克。 　　阳朔县农业局农业环保站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片土地重金属情况至今未有多大改善。一位资深农业专家说，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经过多年，所产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仅会有细微变化。 　　稻田的水源是流经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矿，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本县国营矿被开采，其时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含镉的废水作为灌溉用水流进了村民的耕地。 　　据统计，共有5000余亩土地被该矿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严重的1000亩。后有研究表明，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这家铅锌矿效益并不好，几十年间时开时关，目前已转至私人手中。与此同时，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来自大米中的“毒”，是否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进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多数人无法证实身上的痛是一种病，更无法证实其与稻米的相关性。 　　10%大米镉超标 　　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受到镉污染的，绝不仅仅是思的村的大米。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 　　潘根兴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 　　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追踪镉污染 　　湖南株洲新马村、广东大宝山等多个地区，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这个村子。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政府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新马村上游数公里的霞湾工业区即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本刊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 　　48号魔鬼 　　工业革命释放了镉这个魔鬼，而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 　　近几十年间，类似思的村和新马村镉米“有毒”的故事，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村庄上演。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故事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国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 　　已有研究表明，镉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刘占旗等研究人员，曾在2000年前后调查国内某铅锌矿污染区260名有20年以上镉接触者。其中84名接触者骨质密度低于正常，他们多数诉称身体有莫名疼痛，而最严重的22名接触者中有19名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和软化。 　　更有学者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南方某些铅锌矿区域中，人群癌症高发率与死亡率与土壤镉含量及镉超标大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除了镉，其他重金属也在侵蚀着中国的稻田和大米。 　　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冯新斌团队以贵州多个汞污染地区为例，在2010年9月美国《环境健康展望》杂志发表论文说，中国内陆居民摄入水俣病元凶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 浙江大学张俊会在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分析，浙江台州9个有电子废物拆解历史的自然村中，其中7个的稻田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镉、铜、锌复合污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永华团队2008年的研究则表明，湖南湘西铅锌矿区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体制放大镜 　　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面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人们往往束手无策。本刊记者在株洲新马村附近的新桥村采访时发现，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对此表示无奈，她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潘根兴认为，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学者表示，西方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一般要求企业向政府缴纳环境维保基金，这笔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应对包括土壤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而中国政府缺少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鼓励了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 　　此外，政府对土壤污染信息的习惯性封锁，导致官民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自耕农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食用了重金属超标大米。 　　独特的饮食习惯也导致大米重金属污染在中国更为突出。稻米并非多数西方国家绝对主食，但65%的中国人以稻米为绝对主食。有学者计算，即便稻米达到国家限定的镉含量0.2毫克/千克，中国南方人每日摄入镉的总量也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额。 　　镉米不设防 　　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受害 　　在几乎没有监管或者没有有效监管的现实下，重金属超标大米享受着让人感到恐怖的“自由”。 　　除在少数地方因为极端污染事件被叫停，大多数被污染土壤的主人即自耕农，均可以自由选择种植作物种类，包括稻米。广西思的村和湖南新桥村的农民，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种植禁令。 　　此外，除了少量重金属超标大米在市场上流通时被检出，政府部门通常没有对村民和市民如何避免吃到被污染大米给出意见。 　　实际上，重金属超标大米在现实中是完全可以自由流通的。思的村和新马村的大米并未被政府方面禁止对外销售，因此，虽然多数稻米被村民自食，但仍有相当数量污染米自由流向市场。 　　近几年，由于国家在食品安全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重金属超标大米大概很难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中。但在各县市以及乡镇的农贸市场中，污染大米仍然令人防不胜防。 　　2008年2月，四川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食品安全抽检中，检出邛崃市瑞泰米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文君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米镉超标，要求两企业整改。按照中国现行的食品质量管理法规，两家企业因生产销售镉超标大米是违法的，接受处罚天经地义。 　　但两家企业表达了委屈：第一，企业在购进大米时，本着就近原则收购，由于中间商的收购渠道复杂，无法判断哪个区域含镉，无法从进货原材料上控制 第二，镉超标与企业生产工艺没有关系，应与土壤含镉有关。 　　学者更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方面未在源头上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即允许在污染土壤上种植稻米，另一方面又在流通中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这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执行的。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 　　一般认为，流通到城市的重金属超标大米毕竟只是少数，由于不断更换所消费大米品种等原因，市民即使吃到重金属超标大米，危害也较小。 　　但陈同斌及其同事多年观察发现，随着土壤污染区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他们更趋向于将重金属超标大米卖到城市，再换回干净大米，所以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属毒害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加。 　　2006年，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在靠近株洲的湘潭城区采集了500名喝湘江水的市民尿样，与其合作的长沙某医疗机构据此检测出一个吓人的结果：30%的人尿液镉超标，10%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标准需要专业治疗。由于种种限制，王没能开展更多的检测。有研究人员认为，那些镉超标的湘潭市民除了饮湘江水的原因，很难说没有镉超标稻米的影响，因为在湘潭市场上也购到过镉米。 　　不管官员与民众愿意与否，多位学者认为，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即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重金属污染将取代农药，成为事故多发地带。

2011年8月10日，云南曲靖，虽然铬矿渣被运走，但是表层土壤还是会渗透出各种颜色的有毒物质。 　　 ★为正常运营，其他为关闭 　　一场关于铬渣整治的行动正在举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一轮整治始于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化工公司(以下简称“陆良”)的污染事件。2011年8月份，“陆良”将总量五千余吨铬渣非法丢放，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质污染。9月23日，环保部即表示，将在两年内解决全国现有铬渣遗留问题。 　　其实，早在2005年，国家发改委与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要求在2010年底前，所有历史堆存铬渣实现无害化处置。国家发改委并为此划拨了大量整治资金。但最终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全部处置完毕的只有7个。当初的举国承诺，幻为半纸空文。 　　资金被挪用和技术瓶颈，是上一轮整治行动几乎折戟的重要原因。由此观之，云南陆良事件并非偶发。南方周末记者近日全国调查发现，铬渣仍在危害中国。 　　致癌"渣滓山" 　　到1988年，国家对铬渣的处理依然没有规范要求，铬渣堆放在水边，往江河湖海排放污水。 　　“同生化工厂还在生产的时候，村内黑烟滚滚，不少人得了癌症，后来停产了，才有所好转。”2011年10月13日，天津市周庄村的一名妇女说，“那时候，庄稼经常病死，买菜的，只要听说是李嘴村、周庄村种的菜都不买。” 　　这是天津惟一生产铬化合物产品的化工企业，因污染严重于1988年停产关闭。状如两座小山的铬渣静静地躺在厂区，与周庄村、李嘴村相隔只有数百米。如果没有云南曲靖的铬渣污染事件，它可能还不为外界所知。 　　当地人将这两堆铬渣称为“渣滓山”。“渣滓山”被黑色篷布覆盖，外砌围墙。围墙的墙根、墙外马路上的泥水、10米以外的沟渠里全都呈黄色。 　　村民们称，围墙每隔几年就因腐蚀而倒塌，然后再砌。最近，为了应付检查，“渣滓山”围墙才被粉刷一新。 　　2011年8月，绿色和平环保组织赴此调查，发现同生化工厂外墙积水、污水井内所含六价铬浓度，分别高出五类水标准中的六价铬限值的7529倍和28倍。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统计，目前，尚有三百余万吨铬渣遍布全国，不少邻近居民区。而黄河、湘江、嘉陵江等重要水系都在被慢慢腐蚀，致癌的威胁如利剑高悬。 　　铬和汞、镉、铅、砷，被并称为重金属污染的“五毒”。铬渣含有的六价铬具有较强的致癌和致突变特性，会对人体、农作物机体造成损伤。 　　早在2007年，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所长曹树梁就研究发现，在我国堆存的数百万吨铬渣中，即使只有15%的六价铬进入水系，也会使上千亿立方米的水污染超标。 　　国家环保部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受铬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一千多万吨。 　　“从1958年我国建成第一条铬盐生产线开始，直到1988年前，国家对铬渣的处理没有规范要求，那时的铬渣都堆放在水边，都往江河湖海排放污水，比如上海在黄浦江边、济南在小清河边等等。”原青岛红星化工厂生产部部长宋永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据宋回忆，直到1988年国家才出台政策，要求对铬渣堆进行防渗处理。 　　“就是要求我们盖个石棉瓦，防止被雨水淋湿而出现渗透。”宋永霖说，“当时我们已经有了20万吨铬渣堆，地面就是普通土地，周围搞了点绿化。想要将铬渣移开，建成水泥地面，已没有那个财力了。” 　　那时候周边都住着村民，直到2005年当地政府才组织搬迁。 　　国家承诺落空 　　孤力难支的环保部门甚至向媒体求援，2010年，河南环保厅主动邀请媒体曝光。 　　目前，我国铬渣堆存点共有八十多处，很多都是青岛红星、天津同生这些早已关闭的铬盐企业的“遗产”。 　　自1958年至今，我国先后有七十余家铬盐企业。但直到1980年代末，铬渣危害才被人们认知，国家方重视对铬渣污染的控制，并逐步关停并转50多家，现存的铬盐生产企业仅剩15家。 　　1991年，当年国内最大的铬盐生产企业青岛红星成为国内首家因环保问题被迫停产的铬盐生产企业。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处理铬渣，1980年代，我们就投入两千多万处理铬渣，但技术不过关。我们利用铬渣生产过砖、玻璃着色剂、钙镁磷肥等产品，但当时国家对这些产品没有安全认证的标准，因此，生产的这些产品无人敢用。”宋永霖说。 　　技术缺憾使得青岛红星等企业铬渣整治之路十分曲折，并拖延至今。 　　到2005年，铬盐生产企业还有25家，但全国尚未经无害化处置的铬渣达四百多万吨。就在这一年，国家发改委与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对铬渣整治提出了明确目标：2008年底前，完成环境敏感区域堆存铬渣无害化处置 2010年底前，所有历史堆存铬渣实现无害化处置。 　　2005年，这原本应成为国家整治铬渣的转折点，但此番整治风暴最终几乎折戟，由此，酿就了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南方周末记者于2011年10月11日向环保部发出采访申请，以了解此番整治折戟的原委，但至截稿时为止仍无答复。铬盐企业的行业协会——中国无机盐协会也以“敏感”为由拒绝采访。 　　而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导致收效甚微的原因除了技术欠缺外，还有地方政府监管、配套不力等原因。 　　孤力难支的环保部门甚至向媒体求援，2010年，河南环保厅主动邀请媒体曝光。“当时，我们就是想通过媒体曝光，促使各地方认真对待铬渣治理问题。”时任河南省环保厅宣教中心主任焦万益说。 　　此前的2009年，河南省发改委共申请到国家铬渣专项补助资金1.117亿元，但地方政府和企业配套的1亿多元治理资金迟迟不愿落实。而这一现象在全国亦很普遍。 　　自2006年以来，国家拨出巨资专门处置历史遗留铬渣，但“很多企业在得到资金后，并没有专款专用，而是用来扩大生产规模了”。 　　最终，五年承诺期之后，环保部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被列入2005年整治方案的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全部处置完毕的只有7个，尚有12个未如期完成任务。在2005年至2010年底，全国仅处置100万吨铬渣，尚有300万吨的铬渣仍在遗祸。而在现存的15家铬盐企业中，就有9家未完成对遗留铬渣的处置。 　　技术无方 　　“各类方法都存在缺陷，至今还未找到有效的综合利用方式。” 　　天津同生、云南陆良等企业都在未完成任务之列。 　　天津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处相关人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因担心造成二次污染，该市铬渣的处置方案一直争论不休。直到2010年，天津市才决定采用“铬渣回转窑干法解毒工艺技术。2011年10月13日，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在距离“渣滓山”数百米处已搭建了两个回转窑。 　　作为世界上铬盐生产最多的国家，中国迄今公布的铬渣治理技术不下二十余种。经检验，比较适用的有水泥矿化剂、炼铁烧结、转窑干法解毒、立窑干法解毒、硫酸法湿法解毒、旋风炉发电6种。中国无机盐协会副秘书长曾亚嫔曾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各类方法都存在缺陷，至今还未找到有效的综合利用方式。 　　囿于技术的，还有河南义马市。 　　义马市境内现堆存25万吨，8.5万吨存放于原义马振兴化工厂内，另外16.5万吨于2003年开始从原处搬运到梁沟村的专用堆存场。 　　这是一个占地40亩的钢筋水泥庞然大物：20亩为封存的铬渣，另外20亩为水泥池。堆存点顶部和池壁都已出现裂缝，导致渗透。 　　“一直没对这些铬渣进行处置，是因为处置技术还不够成熟。这两年才相对成熟。”义马市环保局副局长齐占元说。 　　早在2004年4月，义马市建成义马环保电厂掺烧铬渣，将六价铬降解为三价铬后，成为一般性废物，一部分作为水泥原料，一部分另外堆存。 　　其间，该电厂获得国家发改委给予的4520万元的铬渣处理专项资金，并享受每度电5.5分钱的电价差。但2011年8月25日，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却将其列入环保黑名单：因“该公司在未经环保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停运铬渣处理设施。” 　　对此，齐占元解释，煤炭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加大，电厂亏损严重。至2011年3月，由于资金链断裂，该厂被迫停产，至此该电厂共处置铬渣5.2万吨。 　　铬渣污染是世界性的环保难题，1980年代中期，美国联合化工公司因不能及时解决环保问题而停产关闭。目前，发达国家都主动减少铬盐产能，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铬盐。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目前已经处置完毕的案例中，大多是因为本地有水泥厂或炼钢厂。 　　“两三年前，铬渣开始变得抢手，因为炼钢厂的主要原料铁矿石价格疯涨。而铬渣里有一半是铁。六价铬得到降解，铁变成了原料。”河北铬盐化工厂一位李姓销售人员说，“国家也在加大铬渣处置力度，对钢铁厂还有补贴。新渣堆放一两天就被运走。如果能解决运费问题，这些钢铁厂恨不得把全国的铬渣都送到他们那里。” 　　但中南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认为，虽然通过炼钢厂和水泥厂的高温煅烧是很好的解毒办法，但铬渣原址附近必须有炼钢厂和水泥厂才行，其次是，此法需按一定的比例掺烧，用量有限，处置进度缓慢。 　　清洁奢望 　　我国生产工艺仍以传统焙烧法为主，其中有钙焙烧占总产能的69%。 　　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国际上，也尚无铬盐的清洁生产技术，铬渣污染源头无法堵住。 　　目前，我国铬盐产品的生产工艺仍以传统焙烧法为主，其中有钙焙烧占总产能的69%。相对于有钙焙烧和少钙焙烧，无钙焙烧产生的铬渣量锐减，而且不产生铬酸钙，铬酸钙经雨水、地下水的浸泡，就会慢慢转化成水溶性六价铬，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这是目前有钙铬渣堆存危害的主要原因。 　　美、日等发达国家都在探索新的铬盐生产方法，虽投入巨大，但收效甚微。英、美等国开发的无钙焙烧技术，也只能将每吨产品的铬渣排量减小到800~900千克。这一技术还长期对中国保密。 　　早在本世纪初，由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和甘肃锦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终于共同开发无钙焙烧工艺，能使排量减到800千克左右。甘肃锦世因此成为全国最早采用无钙焙烧工艺的化工企业。另一家采用无钙焙烧工艺则是被蓝星集团接管的河南义马振兴化工厂。 　　“2010年，我去义马时，振兴厂处于停产状态。他们的理论是成熟的，但要有相应的防腐设备配套，原有设备不能有效防腐，所以，三天两头出问题。”中南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说。 　　显然，在环保压力下，无钙焙烧是必然的趋势。 　　同样在环保压力下，新一轮两年期的整治风暴已启动，各地政府处置铬渣的力度正在加大。 　　2011年10月9日，郑州市五里堡村一个废弃的寨子里，几名工人正在拉着铁丝网，这里填埋的是郑州五里堡化工总厂产生的铬渣。以前，它们直接存放于工厂对面的低洼坑道里。 　　寨子的地势比周边高，施工方将寨子挖成大坑，下方建成钢筋水泥的地基，铺上3层篷布，堆上铬渣，然后再用篷布覆盖，再填上土。 　　这虽比过去进步，但仍非无害化处置。 　　义马市也在一个月前开始重新启动铬渣治理工作，由河南义煤集团托管义马环保电厂，继续按比例掺烧铬渣，该市还另外引进了两家铬渣处置企业，计划于2012年底前，将25万吨铬渣处置完毕。 　　为此，义马市财政需支付铬渣处置资金1.4亿元，而2010年义马市的全年财政仅为6亿。 　　以河南观照全国，无害化处置的技术和资金问题都依然存在，新一轮“两年完成处置”的任务是否能如期完成?

1月31日电 记者从广西应对龙江水污染事件联席会议获悉，与会专家称广西龙江镉污染只到柳州下游红花电站为止，对西江、珠江不会产生影响。 　　发生于1月15日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至今已过半月，广西官方称通过采取除镉、调水稀释等综合应对措施，镉污染高峰值已从80倍降到25倍左右，应急处置取得成效，事态完全处于控制之中，下游柳江水质仍达标。 　　广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专家组组长、国家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许振成称，污染团目前仍在龙江上游河段，此次污染事件波及河段约300公里，但只影响到柳江下游的红花水电站为止。 　　许振成分析称，龙江污染团在经过洛东、三岔、糯米滩三个电站的削峰平谷后，镉浓度已经被大大降低。即使未来经过柳州的水镉超标2倍，到了距红花电站不远处的洛清江汇合，就会被稀释。而柳江在来宾市象州县与流量更大的红水河交汇，再往下游，还有黔江和郁江在广西桂平市交汇，龙江镉污染事件不会对流入广东的江水造成任何影响。 　　目前，广西有关部门已控制龙江上游水电站的出水量，将污染团滞留在河池境内进行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