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季戊四醇

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道路上，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产品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伴随着在大国竞争中出现的贸易战、科技战，科技创新能力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科学仪器在科学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科学仪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都要依靠科学仪器进行测量和验证。由于对基础研究依赖高、产业体量小、产品针对性强等因素，我国长期以来未能将科学仪器作为重点产业发展，高端仪器基本全部依赖进口，国产仪器企业发展缓慢，产业小、散、弱现象突出，产品在中低端领域出现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产业升级乏力。他山之石美国龙头企业发展经验在全球科学仪器领域，美国是毫无争议的霸主，拥有如赛默飞世尔、丹纳赫、安捷伦、帕金埃尔莫等综合性行业龙头，还有诸多在细分领域拥有技术优势的中小企业。纵览美国各大仪器公司发展历程，可发现其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相似性，对内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维护核心技术优势，对外收购细分领域领导者、强化行业壁垒、完善产品生态。赛默飞世尔坚持自主创新和对外收购并重，专注于新兴市场，不断夯实在全球科学仪器市场的领导者地位。2007年，美国热电公司和飞世尔科技公司以换股的方式完成整合，使热电公司的设备制造能力同飞世尔公司的产品销售网络实现对接，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科学仪器制造商和销售商，其营收占据世界科学仪器行业总营收的1/4。公司成立之后，继承了前身的战略基因，将并购整合作为发展的重要手段，15年间完成了超20起并购，在分子诊断、电子显微镜、DNA检测等领域强化技术积累，不断丰富公司产品生态。赛默飞世尔将创新研发作为公司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每年的研发投入达10亿美元，稳居科学仪器企业研发投入排名之首。其建立的MyIdea创新平台，汇聚全体员工创新想法，成为了公司最具活力的产品创新策源地。赛默飞世尔积极布局新兴市场，将新兴市场作为重要的业务增长极，中国是其业务扩展的重中之重，仅2018年度赛默飞世尔和中国本土企事业单位就达成了11起战略合作协议，以扩展其产品和服务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丹纳赫则通过并购重组、精益管理，发挥产业要素集聚优势，成长为科学仪器行业龙头。丹纳赫从一家投资公司成长为全球著名的工业仪器及设备实业型公司。公司专注于高技术、高壁垒、高毛利的利基市场，在细分领域中进行连锁收购，分散投资风险，确立了行业地位。成立30多年以来，丹纳赫累计进行了超过400次并购重组，在过去的7年中，丹纳赫超过50%的收入来自并购整合，使营收增速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通过投资并购总结形成的精益管理系统（DBS）是公司得以实现内生性增长与外延性扩张融通发展的重要“武器”。在DBS的赋能下，标的公司仅通过管理方式的优化就能节省大量运营费用，提高整体利润率。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为丹纳赫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华盛顿州是丹纳赫总部的所在地，该州在生命科学领域拥有549家公司，汇聚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政府管理机构，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研究实验室、马里兰大学研究中心等科研院所，是美国最大的生物技术集群之一，丰富的政治资源、科研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金以及各公司之间的协同合作是推动丹纳赫高速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美国政府相关举措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推动了科学仪器的伴生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科学仪器产业的繁荣。科学仪器源自科技研发，同时又服务于科技研发，这种双向连接的特点使得科学仪器对基础研究有很强的依赖性，新原理、新方法的发现往往会推动科学仪器的效能产生飞跃式发展。美国政府部门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是美国科学仪器产业全球领先的重要保障。在总量方面，2021年美国政府针对科技研发的投入约为1586.26亿美元，其中基础研究为442.9亿美元。同时，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数据，美国的学术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担负着美国一半左右的基础研究任务。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国防部（DOD）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能源部（DO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农业部（USDA）6个政府级部门为90%以上的学术研发项目提供支持，资金资助比例占项目资金的一半。完备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构建了科学仪器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转化落地之间的桥梁。大量科学仪器的研制初衷往往不是科学仪器本身，而是服务于特定科研目的。项目结束后，科学仪器由原型机向产业化过渡的有效衔接，是美国科学仪器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法律方面，自1980年颁布《拜杜法案》至今，美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及程序做了严格的规定，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奠定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和牢固的政策基础。在转化机构方面，美国建立了多层次的技术转移体系，如国家层面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国家技术信息服务中心”，科研机构层面的“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盟”和“大学技术经理协会”，大大消除了联邦实验室、企业、学院、各级政府之间的技术转移壁垒，促进了科研成果供需两方的对接交流。在资金支撑方面，美国为科技成果转化构建起持续稳定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一是通过法令的方式直接明确技术转移支出比例，如“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规定研发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部门，需将其经费的0.3%提供给小企业与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技术转移项目使用。二是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和实施贷款担保，为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金融财税支持。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为科学仪器的采购提供了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带动美国科学仪器产业发展正向循环。现阶段科学研究对测量的精度和尺度要求越来越高，动辄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的科学仪器已然成为实验室的重资产。美国政府对科学仪器提供的广泛补贴有效刺激了科学仪器的需求。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于2021年9月发布的《学术研究与发展报告》，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内的6个部门对非营利性研发机构的科学仪器设备采购资金补贴长期平均高于50%。在工业和制造工程领域，联邦政府提供的科学仪器设备资金占比可达70%。完善的资助体系较为全面地覆盖了科学仪器的各个层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连同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防部等单位协同构建了科研基础设施资助网络，该网络包括针对一般性科学仪器采购和研发项目的主要科学仪器计划（MRI），以支撑国家发展战略为目的的中型研究基础设施计划（Mid-Scale RI），以及先进技术和仪器计划、共享仪器捐赠计划等专项计划。立体化的资金支撑体系为科学仪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我国产业发展现状我国科技研发投入持续增强，科学仪器需求旺盛，但本土高端供给能力欠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研发投入达27864亿元，延续了“十三五”以来两位数的增长态势；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44%，研发投入强度再创新高，科技创新能力在132个经济体中上升至12位。作为科技研发的基础设施，我国科学仪器市场水涨船高。据赛迪研究院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统计，2020年我国高端仪器全年进口规模达328.44亿美元，同比增长8.5%，但同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我国高端仪器行业国际贸易逆差从2017年的43.42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79.36亿美元，增长幅度达82.8%，高端科学仪器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强。我国科学仪器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盈利能力较弱，企业自有资金不足以支撑高强度研发，产品在高端市场尚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力，产业高端化升级动力不足。自主品牌受国外品牌挤占，无法形成有效的用户积累和质量反馈，产品迭代速度慢，差距不断拉大。受中国庞大市场的吸引，国外科学仪器龙头企业在我国布局加速。以赛默飞世尔为例，它在我国设有十余个分公司，并通过战略合作的方式不断扩展其影响力，仅2021年1月到7月，赛默飞世尔中国就与中国本土机构达成了7项战略合作协议，涉及生物医药、分析测试、生命科学研发中心等各个领域。我国科学仪器产业尚未出现带动力强的行业龙头。据统计，我国科学仪器行业市值达千亿元规模的企业仅1家，百亿元规模以上的不足10家。国内科学仪器企业大都深耕某一细分领域，尚未出现综合性集团式企业。尚未形成包括产品上下游配套，产品周边及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与国外集团军式的企业相比缺乏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缺失致使产业循环不畅，进一步导致研发周期长、用户少、产品反馈信息不足、产品质量提升缓慢等问题，产业逐步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双基金支撑体系科学仪器产业具有前期投入大、产出周期长等特点，面对国内科学仪器企业规模小、基础薄弱、技术积累不足等劣势，只有通过资本引导技术和人才要素聚集，扩展本土品牌的用户群体，才能培育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学仪器龙头企业。为此，建议打造国家科学仪器产业投资基金、国家科学仪器采购资助基金双基金支撑体系，形成产融高效互动、产学研用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支撑我国科学仪器产业向高端化迈进，推动科学仪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参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国家科学仪器产业投资基金”，构筑产融互动有力载体。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公司制运营体系，以促进科学仪器产业高端化发展为目标，重点支持掌握有核心技术的领军企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加速企业“内功”修炼。基金积极吸纳社会资本，通过股权融资、项目风投等手段，推动科学仪器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市场，形成技术合力，加速构建科学仪器产品生态体系，增强企业发展韧性和自我造血能力，尽快培育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学仪器集团。基金推动仪器企业与用户企业建立广泛互信的战略合作，构建产业链协同促进平台，形成创新协同机制。基金注重精益管理，参考日本丰田、丹纳赫等企业管理架构，建立起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为标的企业管理赋能。设立科学仪器采购资助基金，推动本土品牌形成产学研用协同促进发展生态。基金以扩大国产自主品牌科学仪器用户群体为目标，重点支持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科学仪器采购，加速促进仪器质量信息反馈和产品优化迭代。简化审批流程，增强对国产科学仪器采购的资金支持力度和广度，拉动市场对本土科学仪器品牌的需求。建立重大科学仪器共享机制，鼓励优先使用国产科学仪器，通过提高对本土产品的使用频率，激发从用户信息反馈到产品优化升级的产业正循环，加速锻长版、补短板。建立基金使用效果追踪评价机制，定期收集受资助仪器的使用情况，量化资助价值，最大化资金利用效率。

我国的大城市已进入汽车增长的高峰时期，有车族在自己的车内度过越来越多的时间。对于汽车尾气造成的城市空气的污染和治理，得到了政府和市民的高度重视，但是对于汽车内部空气质量的问题，还远没有受到普遍的关注。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居室内的空气质量问题，检测部门和研究机构也做了很多工作，而对于汽车内的空气污染检测则刚刚起步。日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启动了国家环保标准《车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及测量方法》的制定工作，这标志着我国车内空气污染检测将逐渐步入正轨。那么，为何我国以前一直没有关于车内空气质量的标准呢？是车内空气污染问题在我国并不严重？还是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存在着某些技术上的难题？带着这些疑惑，本网（以下简称“Instrument”）近日专程走访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环境系主任、室内环境检测与评价中心主任陈双基教授（以下简称“陈”）。　　Instrument：陈教授，您好！目前，我国在车内空气污染问题方面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能否先请您在这方面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陈：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列举几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2003年3月，国内首例车内环境污染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这也是国内首例汽车消费者状告汽车经销商胜诉的民事案件。2003年8月，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的检测显示，新车甲醛超标严重，可达１０倍以上。2003年，中科国环环境技术研究中心广州分中心对2000辆车进行检测，92.5%的车辆都存在空气质量问题。北京联大文理学院室内环境检测中心在通过计量认证，取得CMA标志后，随即开始了汽车污染的相关研究。2004年2月北京劳动保护研究所室内环境检测中心，对52辆新车和54辆旧车的甲醛、苯系物和其它可挥发有机物进行了检测。汽车内空气污染严重，检测的106辆车中，甲醛、苯、甲苯和二甲苯都不超标的车辆仅有30辆，超标的车辆占72%。从以上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车内空气污染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一些国产轿车的生产厂家，为了压低生产成本，采用了一些劣质的汽车装饰材料，而这些材料多含有苯、甲醛、丙酮、二甲苯等有害气体，从而不同程度地造成车内的空气污染，威胁到人体健康。　　Instrument：那么国外的情况如何呢？是否已有相关的检测标准出台？　　陈：据我了解，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等地区目前也没有关于车内空气质量的标准。当然，没有标准并不表示问题就不存在。其实，国外的研究者对于车内空气质量问题，很早就给予了关注。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都有汽车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危害的相关报道，政府机构、科研部门作了很大的投入，对于汽车内的污染，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当然，在西方国家，汽车行业是个成熟行业，几乎每个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都有规范，甚至有成熟的召回办法。此外，像沃尔沃、大众等公司在欧洲采购车内装饰物和零部件的时候，公司内部也都有比较严格的关于环保的规定，但是车内空气污染问题依然是存在的。　　Instrument：车内空气污染物主要有哪些种类？它们的来源主要有哪些渠道？　　陈：车内污染物主要包括可吸入颗粒物、数目繁多的有害气体（像苯、甲苯、二甲苯、甲醛等）和霉菌等，它们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车内，包括新的仪表盘、密封胶、地毯、泡沫软垫、人造皮革等，材料老化或在加热时也会有气体释出，除臭剂、清洁剂等也可能造成污染；另一个则是来自车外，像燃料的泄漏和来自引擎排放的气体和颗粒物等。由于汽车污染化合物的品种太多了，所以不得不进行适当的筛选，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环境保护会议（ANZECC）就选择了28种化合物作为优先考虑的监测化合物。　　Instrument：既然车内空气污染问题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检测标准出台，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其根本原因何在呢？　　陈：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国外的环保意识和法规的作用，使得汽车生产和装饰存在的污染程度可能小一些，我认为在制订车内空气质量标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难题。 当然，车内的污染和室内的污染有差异，但是室内空气标准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所以从污染物种类和限量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测试条件就复杂得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烈日下暴晒后，与在阴凉的地下车库存放后的汽车，测试出的结果肯定大不一样，因为高温会导致更多的污染物释放。所以，要想测试，首先要有统一的测试条件。而这样的条件必须非常细化，除了测试温度因素之外，测试时发动机是启动还是不启动？把测试仪器放进车内以后，关闭车窗门多少时间开始检测? 监测人员在车内还是在车外?　　Instrument：那么目前我国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汽车内空气质量检测采用的是何种方法呢？能否客观的评价车内空气的污染程度？　　陈：据我了解，包括我们中心在内，目前国内进行车内空气质量检测时，都借用的是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譬如：GB/T 18883等。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车内面积要远远小于居室面积，因此一些外界因素（像：车内、车外温度的变化，不同年限的车辆，是否使用车内循环或是车外循环，道路空气状况，不同乘坐人数等）的影响就必须要考虑在内，否则就有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差，我们中心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一些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也欢迎广大同行和我们进行交流，彼此互相促进，将这一工作不断完善。　　Instrument：从仪器的角度来看，车内空气质量检测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所用的仪器有差别吗？　　陈：基本上差别不大。像我们中心在进行检测过程中，氨、二氧化氮测定使用的是紫外分光光度计；苯、甲苯、二甲苯和总挥发有机物测定使用的是气相色谱仪；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测定使用的是便携式红外气体分析仪；气体采样使用的是气体采样器等。这些仪器在进行室内空气检测时也都要用到。当然，如果在汽车检测中使用准确可靠的便携式仪器，或许效率更高．　　Instrument：如何避免在汽车内受到有害气体的危害，作为专家，您能否为我们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建议吗？虽然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分析测试的范畴，但由于车内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还是希望您能简单地谈几句。　　陈：好的。那我就抛砖引玉，谈几点，谨供大家参考。首先、购买新车时，除了通常的性能考虑外，对于出厂汽车的环保指标同样不可掉以轻心；其次、自己进行汽车的后装饰时，注意选择无污染材料；第三、新车或新装饰后的汽车，特别是在头半年内要注意通风换气，尽快使车内可挥发气体释放干净。必要时，到检测部门进行检查；第四、人在进入汽车后的短时间内，就应该打开车窗或开启外循环通风设施，引进新鲜空气，避免二氧化碳超标。严忌在封闭车窗、车门状况下，长时间行车，更不能在封闭的车内睡眠或长时间休息。牢记在车外空气质量好的时间和道路，保持车内外的通风；还有一点就是合理地减少空调的使用，在开启空调和暖风时，使用车内外空气交流模式。尽量避免长时间使用车内自循环模式。　　采访结束了，自己独自一人走在归途，望着身边川流不息的车辆，望着车内从容不迫的人们，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协调，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威胁的存在，大家都在享受着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活的便利。汽车，曾经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现在正在逐渐走入普通百姓的家庭，而与此同时，如何消除车内的“隐形杀手”，如何使我们的检测人员有法可依，也已迫在眉睫，值得庆幸的是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新标准的出台应该为时不远了。　　联系电话：010-62004523　　Email：chenshuangjiwl@163.com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97号 100083

昨天，国家质检总局在官方网站公布对瓶(桶)装饮用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18种饮用水产品质量不过关上黑榜，哈药“纯中纯”弱碱性饮用水、“景友”鄂尔多斯天然沙漠水被检出潜在致癌物溴酸盐超标。 　　此次共抽查了北京、天津、河北等211家企业生产的220种瓶(桶)装饮用水产品，包括186种瓶装饮用水和34种桶装饮用水，结果发现有18种产品不符合标准，涉及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酵母、溴酸盐、电导率、界限指标(锶含量)、游离氯等多个项目。 　　在黑名单中，哈药集团制药六厂生产的“纯中纯”弱碱性饮用水(350mL/瓶，2011-03-11)、鄂尔多斯市景友鸿鹄矿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景友”鄂尔多斯天然沙漠水(398mL/瓶，2011-04-02)等一共6种饮用水检出溴酸盐超标。 　　记者查询到，溴酸盐在国际上被认定为潜在致癌物，它是矿泉水或山泉水等天然水源在经过臭氧消毒后生成的副产品。我国新版矿泉水标准中，对溴酸盐含量都有严格限量规定。 　　同时，来自重庆的“雨露”饮用纯净水(610ml/瓶，2011-03-24)游离氯(余氯)不合格，而如果余氯超过一定的含量，饮用后对人体有害。 　　北京四纯净水不“纯净” 　　本报讯 (记者廖爱玲)昨天，在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公布的22种停售下架食品名单中，也发现了4种北京产的饮用水产品不合格。 　　这4种饮用水包括来自北京科源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红门玉龙水厂生产的桶装“蓝岛冰泉”优质饮用水 北京黄土岗水厂生产的桶装饮用纯净水 北京万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万昌”饮用水 北京市老井饮用水有限公司的天泰山泉饮用纯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