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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戴安(DIONEX)公司，大家自然会联想到离子色谱，或者说提起离子色谱，大家会自然地联想到戴安。戴安是世界上第一台离子色谱的生产厂，三十多年来一直在离子色谱技术领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戴安美国于2000年11月在香港注册戴安中国有限公司，同时于北京和上海分别设立代表处，全权负责中国大陆地区的所有业务。并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应用研究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中国用户的售前售后服务及应用研发。近日，仪器信息网编辑(以下简称Instrument)采访了戴安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经理杜平先生。 　　初次见到杜平先生，与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没想到作为戴安中国的总负责人，他竟是这么年轻。一身深蓝色条纹西装，洁白的衬衫配搭银灰色斜纹领带……处处彰显着年轻有为、儒雅睿智。更令我惊讶的是，他一开口竟然是地道的京腔京韵，这不由的令笔者对他的成长及发展历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次访谈的内容也由此引出。 戴安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经理杜平先生 　　Instrument：杜总，您好!很荣幸能够采访您。戴安(DIONEX)公司于2001年开始全面拓展中国市场开始，通过您和中国团队的努力，“戴安中国”的业务飞速发展，业界非常关注和好奇：杜总您如此年轻就身居要职，能否借此机会请您谈谈戴安中国以及您个人的发展历程? 　　杜总：我出生在北京，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北京读的，高中毕业后到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学习工作了八年。中国人大多数都有着浓厚的故乡情结，在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我总觉得没有归属感，而且我感觉国内的市场会比较适合我，于是，1997年我去了东西方文化并存的特区--香港，同香港一起回归祖国了。 　　2000年11月，受命于戴安美国公司在香港成立了戴安中国有限公司，我担任大中国区总经理，负责戴安在港澳及内地的运作，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市场拓展， 2001年，戴安在整个中国区的销售业绩是300多万美金，2007年我们的业绩是3500万美金。不到八年的时间，业绩翻了十倍。2001年，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体员工总共17个人，香港当时只有3个人。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我们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现在我们的正式员工已有近百人，其中应用支持人员占很大比例，因为国内绝大多数用户希望厂家能够帮他解决一切问题，摸索一些方法，另外由于中国还有一部分实验室在偏远地区，实验条件较差，实验室不恒温、洁净度不达标、电压不稳、经常断水断电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仪器的正常使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售后服务团队。在中国做生意就一定要遵循中国的“游戏规则”。 　　我们通过近八年的努力，使戴安中国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戴安中国现在的业绩约占据了戴安公司全球销售业绩的10%，在戴安所有海外公司中，中国公司的的销售业绩排第三，但如果按照仪器台数计算，中国排在第一位。我们在中国市场现有离子色谱近5000台，液相色谱和ASE萃取仪近1500台。 　　公司成立初期，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香港，近两年开始，由于公司业务的迅速发展，我会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国内，这样能够跟中国的团队一起工作，可以更迅速直接地了解市场，制定相应的市场策略。由于中国市场是独特性的市场，我必须针对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做大量的工作。我需要让美方了解中国的国情，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管理文化的特异性，同时，也必须将将美国的管理理念及先进技术带到中国，为中国市场服务。这项工作也是关系到美国公司在中国能否扎根和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我不仅要起到桥梁的作用，并且还要达到互相融合的双赢效果，许多时候双方都要做适当的改变。 　　戴安公司今天的成功除了依赖于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更是中国地区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及团队高度合作拼搏奋斗的结果，其中我们的销售和应用团队的表现是极其优秀和突出的。 　　Instrument：众所周知，“戴安”是“世界离子色谱技术的先驱与舵手”，能否请杜总您给我们解析一下 “戴安”多年来一直保持先进性的秘诀呢? 　　杜总：三十年前，戴安公司发明并推出了第一台离子色谱，开创了离子色谱技术先河，三十年来，戴安不断推出新的理念和技术，一直引领着离子色谱发展的方向，特别是2003年开始发明并发展的先进的淋洗液发生技术、电解抑制技术和连续再生捕获技术，戴安公司引入了最新环保理念的离子色谱新系统：不需要化学试剂的离子色谱——RFIC，进一步节省了分析时间和劳动力，同时使离子色谱具有了更加精准的分析结果。 　　戴安的产品线主要集中在色谱类产品，在离子色谱领域戴安算是不多见的有独特产品优势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离子色谱领域，戴安的产品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某些特定领域或者高端市场，戴安更是占据了90%以上甚至100%的份额。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敢掉以轻心，现在的竞争很激烈，竞争对手在奋力追赶，我们一直都有危机意识。 　　讲起保持先进性的秘诀，也谈不上什么秘诀，我想主要有两条：一是要做到真正的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市场，了解我们的用户需要怎样的产品。二是要下大本钱聘请人才，然后根据市场的需要开发有前瞻性的技术，然后把新技术转变为市场需要的商业产品。 　　在这方面，美国一直做的很好，过去我们的研发部门主要是针对了北美和欧洲市场。而随着亚洲经济的起飞，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逐渐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市场。我们的研发部门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亚洲市场，准备为中国市场设计和生产出更适合中国用户的产品。 杜平总经理、刘静经理与仪器信息网编辑交谈 　　Instrument：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戴安(DIONEX)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ukas Brauns chweiler博士敲响NASDAQ股票市场的开盘钟，以庆祝戴安作为公共交易公司成功上市25周年，这一事件或荣誉对戴安来说意义非凡，就请杜总您给我们谈谈“戴安过去25年”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戴安”的战略发展定位和目标? 　　杜总：戴安上市25周年了， 1975年，科学家HSmall成功的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离子色谱专用树脂填充的抑制器，抑制器可以消除背景电导，大大提高信噪比，使离子色谱作为常规的分析手段成为可能。由于在抑制技术和其他离子色谱技术方面有大量的专利保护并不断有新的技术开发出来，所以从开始到现在戴安公司的业绩增长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状态，戴安公司的NASDAQ股票也一直在稳健增长，当然如果仅凭离子色谱一个产品，业绩的增长肯定是有限的，戴安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还开发了样品前处理的技术并收购了德国的一家著名液相品牌，经过不断发展，目前戴安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提供全面色谱解决方案的公司。 　　从公司的发展来看戴安公司已经从单一的离子色谱生产厂发展到一个可以为用户提供全面色谱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的产品已经涵盖了样品前处理(ASE快速溶剂萃取仪)、分离分析(离子色谱、液相色谱、分析柱)、数据处理(变色龙软件)、网络管理(MTB变色龙网络版)等，我们更加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一整套的色谱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从自然界样品的处理开始，到进行色谱仪器分析和数据处理一整套技术，指导用户正确使用仪器。 　　比如戴安公司为目前比较热门的分析-无卤检测专门推出了“无卤检测分析仪”和专用分析柱，专门用来检测塑料制品中的卤素。专用的分析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F，Cl，Br和I四种常见卤素及样品中可能存在的　NO3-，SO42- ，PO43-和CO32-完全分离，高浓度的NO3- 不会对Br产生干扰，既确保了分离效果又大大提高了实验室效率。考虑到大部分用户对整个分析过程了解的程度深浅不一，很多用户希望有一个从接受样品开始到完成检测和数据处理整个过程的技术指导，我们专门拍摄了教学短片，为用户提供完整的方案，极大的方便了广大用户，减少了用户在使用仪器中的各种障碍，戴安中国现在可以为用户提供多种分析专题的完整指导方案。 免化学试剂的离子色谱仪（RFIC) 　　从1988年戴安的离子色谱进入中国以来，戴安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客户群，经过快速增长期的戴安中国公司，售后服务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阶段。成为我们一个快速发展的瓶颈，因此我们将2008-2009年定位为服务年。我们要全力提高戴安公司对用户服务的水准，更加关注广大中低端用户的需求。我们非常明白要占领中低端市场优势在于更优质的售后服务，所以我们需要针对中国特点，完善我们原有的售后服务体系。 　　中国的用户不太愿意为服务花钱，这是我们面临的比较尴尬的问题。美国市场上戴安30%的收益来自服务，另外有10%-20%来源于Consumable(耗材)。但是在中国，我们的售后服务基本上是有价无市，为保证用户正常使用，我们需要做到即使收不到钱也要提供很好的服务。不过，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了，一些高端用户愿意购买服务以方便日常维护、延长仪器的寿命。 　　Instrument：据了解，戴安公司在中国建立了技术服务中心和应用研究中心，那么“戴安中国”的“应用研发”现状与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呢?　以及，杜总您是如何看待“生产研发的本土化战略”呢?有没有在中国建工厂的打算? 　　杜总：我在前面讲过随着亚洲经济的起飞，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逐渐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市场。我们的研发部门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亚洲市场，中国市场，设计和生产出更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让我们产品适合中国的用户，也就是这里讲到的本土化战略，而生产研发的本土化的最直接和最佳方式就是在中国设立研发应用部门和设立生产线。 　　要让一个美国公司将自己的研发和生产部门延伸至海外通常是很艰难的，是需要一顶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美国总部清晰地认识到了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在上海设立应用部门，并正在筹备生产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基地。这里讲本土化，除了研发生产的本土化，管理和其他环节的本土化也同样重要。 　　总结本土化的两大关键因素就是过硬的产品和杰出的人才。其中人才很重要，如果管理中国地区的领导是外国人，他们的思维方式跟中国人是不同的，套用到中国市场上来往往是要碰壁的，所以要想发展一定要由中国团队来领导，并且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好。自公司成立至今，公司的所有管理人员均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如果一个外国的品牌想要在中国发展，不考虑本土特点也一定是不成功的。要想在中国市场上立足，就要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要学习国外好的产品质量、好的售后服务体系，但还要根据中国的特点有所改变，让中国用户容易接受。现在戴安也存在总部产品开发以北美市场需求为主导的问题，通过我们不断地与总部沟通、解释，使产品设计更符合中国市场需求，这项工作虽然很吃力，但是可以推动。现在戴安的几个型号的产品都是根据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 　　戴安中国的应用中心目前有很多实验室分布在中国的各个省市，他们更多的工作是帮助中国的用户解决仪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另外他们也在帮助中国的用户建立相关的检测标准方法，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我们的应用中心与中国用户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可以非常及时地了解用户的需求，了解正在进行的项目的动态，根据用户的需要摸索实验条件，建立标准方法，为中国推动标准化进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戴安在中国不仅销售仪器，更注重先进技术的推广和服务，产品的销售做到一定程度后，客户的应用支持和服务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非常重视技术的介绍、产品的培训，我们还非常重视与用户建立合作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得以在中国快速稳定发展的保障。 U-3000液相色谱 　　Instrument：戴安公司先后推出的ICS3000型离子色谱(曾荣获PITTCON银奖、R-D100奖)、U-3000液相色谱(曾荣获IBO杂志评选金奖、2008中国科学仪器优秀新产品奖)等产品都屡获大奖，借此机会，请杜总您给我们谈谈这些大奖背后的戴安技术创新?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戴安公司又将重点推出哪些新产品、新技术 ? 　　杜总：戴安公司将每年近15%的收入用于研发，戴安全球有100多名研发人员。位于美国硅谷的戴安公司本部非常注重网罗并且留住科研、设计人才，使得戴安的技术研发及工业设计等有不断的创新成果并始终保持领先地位。戴安的研发设计团队非常稳定，在戴安工作十年以上的员工很多。 　　戴安公司的每项技术创新都基于应用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应用需要离子色谱具有更快、更好和更多的功能，戴安公司推出了ICS3000型双通道离子色谱，社会对环保有更高的要求，戴安推出了免化学试剂的RFIC技术，用户希望在一台液相色谱仪上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戴安推出了U3000液相色谱技术，这些仪器和技术的创新与推出和应用与社会的进步密不可分，满足社会和应用的需求，这是戴安公司开发每一项新的仪器和技术的出发点。 　　Instrument：戴安(DIONEX)公司生产的仪器主要有离子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等，其中，戴安离子色谱仪在业内的首席地位是毋庸置疑 而在液相色谱这个领域可谓强手如云，如：安捷伦、Waters、Thermo Fisher、岛津、Varian等巨头，杜总您是如何看待“戴安公司的液相色谱”在行业领域内的市场地位呢?　U3000型液相色谱是利用什么样的特有技术实现快速高效的效果? 　　杜总：从技术上讲离子色谱是液相色谱的一个分支，我们在离子色谱方面已经是最高端技术的代表了。离子色谱与液相色谱的技术是相通的，戴安的液相色谱也有其独特的先进性， Waters公司的 UPLC问世后，各个厂家都将液相色谱的发展从常规转到了快速或者专用，戴安公司的U3000也倡导快速的理念，我们最新的U-3000 RSLC系统，就是一款快速分离的液相。U-3000 RSLC的快速分离是靠多种技术的综合运用而达到的。简单地讲，戴安的快速技术是通过高压，高温，高流速，小粒径填料柱和100HZ采集速率的检测器(目前同业最快的采集速率)的组合搭配达到超快速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利用特有的各种技术，使得常规液相既能实现快速的目的，还能依从法规的要求，U3000液相色谱的双通道设计为用户提供了五种不同的使用功能：串联、并联、二维、在线净化和不同应用间的切换，U3000的设计流速从50nl到10ml，几乎涵盖了液相色谱的所有应用流速范围，其中的几个功能都能直接达到加快分析速度的效果，戴安特有的软件系统“变色龙”，灵活方便，简单易学，功能强大，深受广大用户的青睐，网络版变色龙软件可以实现对整个色谱实验室的先进的网络管理，虽然技术先进但对用户的使用要求并不高，让最不熟悉液相色谱的用户也能享受现代液相技术带来的好处，这是戴安公司在设计液相色谱时遵循的理念，虽然我们在液相色谱方面生产的年头还不长，名气还不够响亮，但我们一直坚持以解决用户实际问题为我们的创新发展方向，加上我们坚实的离子色谱技术做支撑，相信在液相色谱市场排名中领先的日子不会等太久。 　　Instrument：2008年匹兹堡展会期间，戴安公司开展一系列的相关领域技术前沿讲座， 另外戴安公司与很多重点院校(清华、复旦、浙大、川大等)和单位(河北省环科院、青岛黄岛质监局等)建立了“共建实验室”，同时还与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共建了“色谱班”，戴安公司这些活动主要关注的是什么? 　　杜总：戴安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公司，戴安公司每年在匹兹堡展会期间都会有新技术和新应用推出，相应地，戴安中国有限公司也会在展会后组织一系列的市场活动，及时将这些新技术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的用户，我们还会通过参加大量的行业会和展会活动来进行宣传。在中国，我们和很多院校和单位建立了共建实验室，目的是发挥合作双方的长处，建立更多的演示窗口，让更多的用户方便地了解戴安的技术。说到与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共建“色谱班”，戴安公司也是走出了一条“校企合作”的新路，与以往的学校为企业代培学生的合作模式不同，戴安与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共建的色谱班更加注重的是学生在学校的培养过程，该学院有戴安公司多台不同型号的色谱仪，具备非常好的仪器上机操作条件，每个学生在校期间有一个完整学期的上机操作时间，戴安承诺为这些学生的学习提供技术保证，保证他们学到最先进的色谱技术，保证他们学会熟练地操作先进的色谱仪器，我们会为学校培训教师，提供教材，和学校一起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开阔他们的眼界，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们相信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就业方面会有极大的竞争性，目前社会上仪器操作技术工是紧缺的岗位，虽然我们不承担这些学生的分配，但现在得到的信息，已经有很多用人单位在期待着这些学生的毕业，这也是戴安公司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做的一点点贡献。 　　编者后记：戴安中国八年来的发展就像一艘快艇乘顺风疾驰，而杜平先生就是这艘快艇上不可缺少的掌舵人。在他的带领下，戴安中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戴安也面临着许多企业都存在的“路在何方”的问题。杜平先生强调企业在有所成就时要有危机意识，也许，杜平先生早已为戴安中国的未来勾画好更加美好的蓝图。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戴安中国的下一个里程碑。 　　采访编辑：杨旭

提起袁隆平，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是赫赫有名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确实，作为在世界上倍受尊重的“杂交水稻之父”，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作为农民兄弟眼中的“米菩萨”，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可谓是大功至伟。但是，当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网民尊称他为“人民科学家”时，这位77岁的世界科学大师却谦虚地说：“‘人民科学家’谈不上，我只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如果要说什么家，我觉得农学家最合适。”　 　　接受记者采访时，袁隆平坚信，一定能让自己的“禾下乘凉梦”梦想成真——水稻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稻谷像花生米那样大，他和他的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摄影 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 　　4月29日，袁隆平在华盛顿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院士，这只是他获得的大大小小无数荣誉中的一个。因为改变世界粮食格局的一个发明——杂交水稻，他已经获得过国家特等发明奖、美国“世界粮食奖”等数十多项国际、国内大奖。但这些奖励对袁隆平来说“都差不多，没有高下之分”，他更关心和一直在努力的就是早日让自己的“禾下乘凉梦”梦想成真——水稻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稻谷像花生米那样大，他和他的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袁隆平在实验田观察水稻长势(5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爱提问、好自由的城市学生立志学农扎根农业 　　5月10日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袁隆平说：“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因此，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不仅要知识多，而且要人品好，不仅要出科技成果，而且要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只有这样，才配当一个科研工作者，也才能当好一个科研工作者。”这其实是他多年的人生感悟，从一位普通的城市学生到世界农学泰斗，他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在兄弟五个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1942年初秋，他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并且保持至今，受益终生。 　　1943年,袁隆平转学到博学中学。期间吃的是杂粮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能打一次“牙祭”。但学习还是紧张而有规律的，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这养成了他干事利索、遵守时间的作风。 　　1947年,湖北省举行游泳比赛，袁隆平由于个头小,没有被选中。在参赛那天，不服气的他坐在参赛同学的自行车后面进入了赛场，体育老师发现他热情很高才勉强答应让他去试一试。结果，他出人意料的获得了汉口赛区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第一名。而其他同学无一入选。不久，他又在湖北省里的比赛中又夺得了男子自由泳的两块银牌。从此，他酷爱上了游泳直到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塑就了他百折不挠、勇于搏击的个性。 　　上小学时，一次参观园艺场时，他对生气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尽管父亲袁兴烈希望他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19岁的袁隆平仍无返顾地报考并考取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期间，袁隆平主修专业是遗传育种学。这一选择决定了袁隆平的人生轨迹，不仅使他的人生丰富而具有传奇色彩，中国一位蜚声世界的科学大师也从此起步。 　　但袁隆平对自己的学生生涯却有着另一种理解。5月10日，袁隆平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风趣而谦逊地说：“我的大学同学说我的爱好应该是‘自由’，特长是‘散漫’。现在听了这么多的赞扬话，我的压力不小啊!”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湖南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最初他研究红薯、西红柿的育种栽培。就是在这里，袁隆平看到有人饿死在路边，意识到只有水稻才是农民的救命粮。 　　为了让人民不再挨饿挑战权威 发现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实践中，袁隆平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敢想敢做敢坚持，相信自己能够依靠科技的力量和自己的本事自主创新，终于获得巨大成功。(资料图片) 　　1960年，天灾人祸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一天中午，走出校门，他远远地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脸上堆满了忧伤。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感到了“饿殍”两个字的刺痛。他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民以食为天”，他觉得自己应该也必须做点什么。 　　当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无性杂交可以改良品种,创造新品种”的传统论断垄断着科学界。袁隆平继续做了许多试验，依然没有任何头绪。他开始怀疑“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决定改变方向，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研究水稻杂交。而在当时,作为自花授粉的水稻被认为根本没有杂交优势。“别人都讲我是‘鬼五十七’(长沙方言，意为不务正业)，我也不理。”从此，他义无反顾地选定了杂交水稻这道科研课题。 　　1960年7月，盛夏的一天，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田中，袁隆平像往常一样下课后挽起裤腿到稻田查看。突然，他发现了一株植株高大、颗粒饱满的水稻“鹤立鸡群”。他如获至宝，马上用布条加以标记，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 　　第二年，他把收获的种子种下去，结果长出的水稻高的高、矮的矮。“当时我非常失望地坐在田埂上……突然灵感来了，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这一定是个天然杂交种!” 　　袁隆平马上想到，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就能得到有杂交优势的种子了!但单凭人力不可能大量生产这样的种子，如果专门培育一种雄花退化的水稻，将其和其他的品种混种在一起，用竹竿一赶花粉就落在雌花上了，就能大量生产杂交稻种了! 　　想到这里，袁隆平欣喜若狂，也更加充满信心。接下来几年的夏天，水稻扬花吐穗的时候，他都拿着放大镜，顶着烈日在田间苦苦寻觅。1964年7月5日，他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洞庭早籼稻田中找到一株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1965年7月，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的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检查14000多个稻穗，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找到6株。经过连续两年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繁殖了1～2代。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这是他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直击禁区。 　　今天回想起那一切，袁隆平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要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也不能害怕冷嘲热讽，害怕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永远也创不了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科技创新既需要仁者的胸怀、智者的头脑，更需要勇者的胆识、志者的坚韧。我们就是要敢想敢做敢坚持，相信自己能够依靠科技的力量和自己的本事自主创新，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这样才会取得成功。” 　　10年历经艰辛坎坷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　 　　袁隆平一直是那么朴实、努力，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脱离过生产一线，赢得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敬重。图为他2006年在海南三亚基地业余与当地农民下象棋。(资料图片) 　　正当袁隆平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造反派把“自由散漫，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袁隆平的试验田搅和得一片狼藉，并准备把他关进“牛棚”。他郑重地告诉结婚不久的妻子邓哲要做好分手的准备，但邓哲的话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大不了，我和你一起当农民。”这让他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968年5月18日，这是一个袁隆平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他视为自己生命的试验田里的秧苗竟然全部被人连根拔起，整个试验田被彻底破坏。事发后第4天，痛不欲生的袁隆平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继续坚持试验。 　　袁隆平回顾自己育种走过的路程，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觉得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而要到气候炎热的地方去。从1968年起，每年冬天，袁隆平就和助手一起像候鸟一样赶到海南三亚搞水稻育种。他们把这种与季节赛跑、追着季节走的育种方式称为“南繁”。在路上，他们甚至把珍贵的种子绑在腰上利用体温催芽。孩子出生、父亲病故，他也没有时间回去看一眼。可做了3000多个实验，竟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虽然焦灼和苦闷，但步入了不惑之年的袁隆平从来没有灰心，更别说放弃。原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陈明山多年一直对袁隆平的科研大力支持，他告诉记者：“袁隆平最苦、最难是1970年以前，但他从来没有消沉过，也没有抱怨过。即使再多困难也难不倒，这样的人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 　　时间终于到了1971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茫茫野生稻丛里，袁隆平的两位助手——他的学生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的天然野生稻!袁隆平仔细观察后，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命名为“野败”，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 　　最令人感动的是，袁隆平他们还把“野败”材料贡献出来，组织全国性的攻关。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1972年3月，国家科委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协作攻关。袁隆平将“野败”材料分发到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就在这一年，袁隆平选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 　　1973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广大科技人员广泛选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43岁的袁隆平和他的助手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高到每亩500公斤以上。当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原来有人预言，“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器”。而事实上，袁隆平及其同行们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攻克了杂交水稻这道世界难题。 　　从1964年发现第一株雄性不育株起，到三系配套成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袁隆平整整熬了10年。他的执著、创新，尤其是为了科研事业和国家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不仅当时感动了很多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朱英国教授感慨地说：“没有袁老师把自己的成果公开，我们大家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们很多人可能还在饿肚子!” 　　深受杂交水稻惠泽的中国农民，用生动而朴实的语言称颂袁隆平为“当代神农”或“米菩萨”。5月13日，湘潭县泉塘子镇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我国第一个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中央新闻单位袁隆平事迹采访团一走进这里，村民便自发放起鞭炮。村民李希明说：“记者同志啊，你们来采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我们打心里高兴。你们要多宣传袁院士的杂交稻，他可是我们的米菩萨、米财神!”更有农民一遍遍感激地说“解决中国吃饭问题‘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袁老师是我们农民的大恩人!” 　　“杂交水稻之父”赢得世界敬重更造福世界　 　　从1981年6月获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开始，袁隆平至尽已经获得数十项国际国内大奖，在世界上享受很高声誉。图为他1993年获美国菲因斯特基金“拯救饥饿奖”。(摄影 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 　　1979年4月，袁隆平首次走出国门，赴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所在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远郊的洛斯巴洛斯镇——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这次会议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参加。同行的中国水稻专家共4人，袁隆平是应邀在会议上宣读了他用英文写的《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并即席答辩，与会者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1981年6月6日，袁隆平和籼型杂交水稻获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这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 　　袁隆平在国际水稻领域首次亮相后的第三年——1982年的秋天，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又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向主席台。同时，投影机在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顿时会场为之欢声雷动，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学者和专家一致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 　　曾担任过印度的农业部长的斯瓦米纳森也是著名的水稻专家，他在发言中说：“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这次会议期间，菲律宾报纸头版刊登了袁隆平的照片和“杂交水稻之父”的大字标题。从此，袁隆平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这也是袁隆平非常珍惜的一个荣誉。 　　1985年10月15日，袁隆平首次获国际大奖：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 　　1986年10月，国际水稻研究所和湖南省科委、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联合在长沙举办了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专家共200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袁隆平作了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提出了今后杂交水稻发展的战略设想：通过“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再向“一系法”发展。这一新颖的设想，让与会的代表深受鼓舞。 　　后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还举办了多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为印度、越南等国家培养了一批杂交水稻的专业人才。从1981年至今，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机构共举办了20多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科技人员。袁隆平也先后应邀前往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埃及、澳大利亚等国家传授技术，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丰收的喜悦。　　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和印度的杂交水稻发展很快，已应用于生产。2004年越南种植杂交水稻65万公顷，印度为56万公顷，并取得了比当地良种每公顷增产1.5～2.5吨的效果……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袁隆平带给他们的惠泽，很多人在告别饥饿的同时记住了袁隆平!1999年，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这颗小行星从此在浩瀚的宇宙中闪烁翱翔。 　　搞科研如同跳高 从三系杂交水稻到两系再到超级稻　　 　　虽然被全世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但袁隆平一直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至今还在更高的目标而不懈努力。(摄影 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 　　三系杂交水稻取得的成就举世赞叹，袁隆平被全世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地增产，但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提出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前进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 　　从三系向两系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有好心人劝袁隆平：“你已成了著名科学家，万一搞砸了，岂不坏了名声?”他却回答：“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 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1984年6月15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任中心主任。同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协作攻关。 　　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当全国农业界的兴奋还没有离开两系法，袁隆平又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研究超级杂交稻。“超级稻计划”又称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最早是由日本人于1980年提出实施的。日本计划用15年的时间，育成单产达到12吨/公顷的超高产水稻品种。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提出培育“超级水稻”并定名为“新株型育种计划”，计划于2000年育成产量12吨/公顷的超级稻。此后，世界各水稻生产国竞相追随，提出并实施自己的“超级稻计划”。但由于技术路线选择失当，均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1996年，中国农业部制定了“中国超级稻计划”。袁隆平把塑造优良的株叶型与杂种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选育技术路线。1998年，这一项目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获总理基金1000万元资助，同时也被列入国家“863”计划。 　　经过5年的攻关，袁隆平终于在2000年达到了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共有数十个百亩片和数个千亩片亩产700公斤以上。他的超级杂交稻研究论文再一次在国际水稻学术会议上引起轰动，各国专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中国人了不起!” 　　2004年，超级杂交稻又达到“中国超级稻计划”的第二期产量指标——亩产800公斤以上。目前，袁隆平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已立项并启动，计划于2010年达标。同时，他提出了“种三产四”的丰产工程，即种三亩超级杂交稻，产出现有四亩地的粮食总产。5月11日，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心中还有两个心愿要实现：“一是要在5年时间里实现6000万亩地产出8000万亩地的粮食，为国家节省2000万亩土地。二是要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从现在的3000万亩扩大到2亿亩，增产的粮食要多养活1亿人口。” 　　但袁隆平的目标远不止这些，他第四期目标就是平均亩产1000公斤。“那个每亩1000多公斤产量的稻田，气势磅礴啊!我管它叫‘瀑布稻’!”并且，他告诉记者，按照理论产量打个对折，长沙地区一季稻的最高产量应该可以达到1500公斤，“我对实现这个目标也很有信心!” 　　我的钱够花就行 再多的荣誉都属于祖国　　 　　在很多人眼中，袁隆平是一位朴实、可爱、可敬的老人。让人感觉是那么亲切，无声地感动着我们的灵魂。(摄影 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 　　袁隆平出名以后，尤其是隆平高科股市上市以后，在一些人眼里，袁隆平很有钱!一份颇具权威的评估机构报告也称，袁隆平的身价为一千多亿。但事实上，他每个月的全部收入连工资和补贴加起来总共4000多元钱的样子。他乐呵呵地说，这些收入不低了，够我花的了。袁隆平对于金钱的观点，一是不吝啬，二是不奢侈。在他看来，金钱的多少，无非是一个数字。“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饭都吃不上，是不能生存的。但钱够一般日常生活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对钱不能看得太重。”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湖南省农科院的人都知道，袁隆平穿着很随便，一点也不讲究……他穿的最贵的西装不会超过800元，买皮鞋不会超过200块钱。并且，他有一个“怪癖”——专挑便宜货买，价钱高的东西他不感兴趣。有一天，他与夫人邓哲逛商场，看到货柜里有打折到10块钱一件的衬衫，一口气买了10多件，“这样的衬衣好，下田的时候穿起来方便，不用担心弄脏了。”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可以坐头等舱，但他从来都是买经济舱的票。有一次，买机票的同志考虑他工作连轴转了几天，为了让他在飞机上休息得舒适一点，就买了头等舱的票。登机前，他才发现是头等舱，硬逼着送行的秘书退掉头等舱，换了经济舱。 　　向来对自己很“小气”的袁隆平对别人却一直乐于尽全力帮助他人。他是博士生导师，带过许多博士生，其中有一个是从农村来的，家里生活较困难，有一次，这位学生打电话给他，说是父亲病重住院，急需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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