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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龙（１８９８—１９７９），１８９８年８月６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１９２０年，浙江医药专科学校毕业，即赴瑞士，在苏黎世大学学习。１９２２年去德国在柏林大学深造，１９２４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历任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化验室主任、卫生署技正与化学科主任、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教授等职。１９３４年，再度赴德国，先在柏林用了一年时间补做有机合成和分析方面的实验，并学习有关的新技术，后于１９３５年入德国维次堡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在著名生物碱化学专家Ｂｒｕｃｈａｕｓｅｎ教授指导下，研究中药延胡索、细辛的有效化学成分。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黄鸣龙先在德国先灵药厂研究甾体化学合成，后又在英国密得塞斯医院的医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女性激素。在改造胆甾醇结构合成女性激素时，他们首先发现了甾体化合物中双烯酮－酚的移位反应。 １９４０年，黄鸣龙取道英国返回祖国，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西南联合大学兼任教授。在当时科研条件极差、实验设备与化学试剂奇缺的情况下，他仍能想方设法就地取材。他从药房买回驱蛔虫药山道年，用仅有的盐酸、氢氧化钠、酒精等试剂，在频繁的空袭警报的干扰下，进行了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立体化学的研究，发现了变质山道年的四个立体异构体可在酸碱作用下成圈地转变，并由此推断出山道年和四个变质山道年的相对构型。这一发现，为以后国内外解决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绝对构型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１９４５年，黄鸣龙应美国著名的甾体化学家Ｌ．Ｆ．Ｆｉｅｓｅｒ教授的邀请去哈佛大学化学系做研究工作。一次在做Ｋｉｓｈｎｅｒ－Ｗｏｌｆｆ还原反应时，出现了意外情况，但黄鸣龙并未弃之不顾，而是继续做下去，结果得到出乎意外的好产率。于是，他仔细分析原因，又通过一系列反应条件中的实验，终于对羰基还原为次甲基的方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现此法简称黄鸣龙还原法，在国际上已广泛采用，并被写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中。此方法的发现虽有其偶然性，但与黄鸣龙一贯严格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黄鸣龙在美国默克药厂从事副肾皮激素人工合成的研究。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他携妻女及一些仪器，经过许多周折和风险，终于离美绕道欧洲回到了祖国。 黄鸣龙回国后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化学系主任，继续从事甾体激素的合成研究和甾体植物资源的调查。１９５６年，他领导的研究室转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研究工作中，黄鸣龙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说：“一方面，科学院应该做基础性的科研工作，我们不应目光短浅，忽视暂时应用价值不显著的学术性研究。但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我们应根据自己所长协助有关部门共同解决，不可偏废，更不应将此两者相互对立起来。”他还以甾体化学研究为例，说明联系实际还可以发现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从而促进理论的进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１９５８年，在他领导下研究以国产薯蓣皂甙元为原料合成可的松的先进方法获得成功，并协助工业部门很快投入了生产，使这项国家原来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的项目提前数年实现了。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也从进口一跃而为出口。１９５９年１０月，醋酸可的松获国家创造发明奖。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开课，系统地讲授甾体化学，培养出一批熟悉甾体化学的专门人才。 １９６４年，黄鸣龙出席第三届人大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展示的“四化”宏图，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当听到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时，就联想到不久前国外文献上有关甾体激素可作为口服避孕药的研究报道，决心在计划生育科研方面做出新的贡献。考虑到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课题，需要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大协作，黄鸣龙向国家科委提出了组织全国范围大协作的建议。这一建议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于１９６５年成立了国家科委计划生育专业组，黄鸣龙任副组长。该项工作进展非常迅速，不到一年时间，几种主要的甾体避孕药很快投入了生产，并陆续在全国推广使用。 黄鸣龙数十年如一日忘我战斗在科研第一线，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培养了大批科研骨干。他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综述和专论近４０篇。１９５５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并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荣获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先进代表称号。黄鸣龙是中国药学会第十四、第十六届副理事长，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第四届名誉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曾任国际四面体杂志顾问编辑。 黄鸣龙教授治学有术，育人有方，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对青年科技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具体指导，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重视基本实验技术和外文的训练。 黄鸣龙经常说：“所有各门实验科学欲求深入必须做研究工作，欲做研究工作必须在基本操作上有充分经验，否则因操作上失误便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头脑中对各种基本操作方法不熟悉，遇到特殊变化和困难，便不能随机应变利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于是工作便不能得到结果。”跟他做研究工作的许多同志，在开始做研究工作前，几乎都做过几十个他所规定的有机化学基本反应。他还亲自讲授化学德语，说：“科学不能割断历史，科学工作者非参考前人文献不可，因此也非学外文不可。”跟他工作的许多同志的德文是他亲自教的。 黄鸣龙教授还经常结合自己的经验，指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精神和态度，他曾在１９５６年以“如何向科学进军”为题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讲述自己的经验：（１）先探后进。做研究工作，都必须先作试探性试验，即须先做极小量或极小规模的试验，观其结果如何。这样，往往可免去浪费及祸患。（２）坚持唯物。科学是积累起来的，我们虽做创造性工作，但是研究的问题不应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过熟悉前人工作，钻研前人报告而得来的，所用研究方法不能异想天开，而须合乎科学上共认的规律，所得结果，不要下结论太早，必须从各方面用种种实验加以证明，然后再作推断。（３）不怕麻烦。做研究工作绝不能怕麻烦，工作中所观察到的变化或所得到的数据，非随时进行记录不可，万不要自信记忆力强，工作中观察到的现象及得到的数据，对于以后工作的计划、结果的预测以及结果的讨论都可作为依据，如有遗忘则影响工作效率；而且工作的步骤、现象及数据，在发表时都须详细报告，如记录不好，则工作非重做不可。（４）不要依赖别人。研究工作者，尤其是初做研究工作者，不要靠旁人代劳，因为实验中的现象及操作情况都可作为推论和判别成败原因的依据，如果你失去观察机会，未了解经过情况，必然会影响你的工作效果和推断能力。 为了帮助青年科技人员学习和应用有机化学中的新技术，他先后编写过有关甾体化学的红外光谱、核磁、质谱、旋光谱和构象分析等讲义和书籍，并以学术报告形式亲自讲授。他讲课的艺术性很高，能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地将疑难问题讲得十分清楚。他不仅指导科研人员如何做好研究工作，而且还现身说法地帮助青年科技人员掌握宣读研究论文进行学术报告的要领。 ３０多年来，黄鸣龙教授为培养科研工作者，手脑并举，言传身教，付出了辛勤劳动，花费了大量心血。在他身患重病期间，仍然不断关心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及鼓励科研人员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作者：周维善)
[color=#333333]对照品与标准品概念[/color][color=#333333]对照品与标准品是2个不同的概念,中国药典凡例中已有明确的定义：对照品系指用于鉴别、检查、含量测定和校正检定仪器性能的标准物质,而标准品系指用于生物检定、抗生素或生物药品中含量或效价测定的标准物质,以效价单位(U)表示.文献中常将2种概念混淆,认为对照品就是标准品,是1种物质2种提法而已［1,2］,造成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有的药品既有对照品,又有标准品.例如,当用微生物法测定头孢克罗效价时,用头孢克罗标准品,用HPLC或UV法测定时,则用对照品；非那西丁当用作熔点校准物质时,用熔点标准品,测定含量时,用对照品.即使是同一种物质的标准品和对照品,它们的规格、标定方法以及用途都可能是不同的.[/color]
现在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因为标准滞后造成，食品标准严重滞后于时代，检测方法就很老土，完全跟不上时代，相应地就把食品企业入行的门槛降低了。药品标准都是一年修订一次，五年进行一次大修，可食品是我们天天都要吃的，有的还停留在1997年。你觉得国家标准应该多久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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