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谱转化率归一法

在专利申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近日在&ldquo 中国经济年会(2013-2014)&rdquo 上透露，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要围绕激励企业创新来完善金融、税收、价格、财政、知识产权等管理政策，增强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积极研究提高财政科技支出用于企业比例的措施。 　　&ldquo 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快速增加，但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大量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应用技术的问题十分突出。&rdquo 张晓强说。 　　事实上，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问题已引起不少官员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此前也表示，我国许多重大专项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但结果是研发和商业化脱节。研发不少，出成果却比较慢 专利不少，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不多。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巡视员胡敏认为，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项目体系过度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却忽视开放市场方面的研究以及市场需求，轻视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进而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制约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重要因素。 　　&ldquo 与教育经费支出倾斜形成对比的是，政府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比例的相对低下。&rdquo 胡敏说道。据了解，目前中国财政科技支出中企业仅占比15%，而发达国家则达30%以上。中国大中型企业科技研发支出目前占主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1%，与发达国家大企业5%的水平也有很大差距。 　　与高等院校科研项目&ldquo 重投入轻市场&rdquo 相比，身处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显然更加重视投入产出效率。为此张晓强建议，要围绕激励企业创新来完善金融、税收、价格、财政、知识产权等管理政策，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快构建&ldquo 由企业牵头，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支撑，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rdquo ，同时积极研究提高财政科技支出用于企业比例的措施。

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 　　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却很少有人去追究其产业转化率是多少 　　高校部分科研经费被“自娱自乐”？ 　　在日前举行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与会的大学校长照着讲稿，宣读着自己学校所取得的一连串科研成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代表们听得昏昏欲睡。当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走上发言席时，他的几句话让大家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叶建荣的开场白就是：“我的观点比较尖锐，大学校长最不愿意听。”他的发言几乎是与大学校长针锋相对。他说：“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 　　叶建荣举例说，5年前，有一个大学教授建议沁园集团上马一个家庭洁净水工程系统，他们听后非常振奋，立即送给对方一个万元大礼包。企业后来收购了一家公司生产相应产品，次年大规模上市，销售量一直上涨。 　　今年5月，企业又把这位教授请到企业“支招”，没想到他的报告与5年前如出一辙，企业工程师听后直摇头，认为按照教授的提议去做，必然落后于市场。 　　说到这儿，叶建荣提高嗓门告诉大家：“企业在前进，大学没有跟进，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论坛主持人介绍的一组数字也和大学校长们列举的科研成绩唱了反调，而是印证了叶建荣的观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国内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有关方面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加强产学研合作，但是成效不明显。对此，一些企业界人士认为，原因就在于高校的科研机制还深深地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迹——研发与产业脱钩，科技成果转化率与绩效无关。叶建荣说：“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张武平的切身体会是，“如果没有写出论文的话，即便产生几千万元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也只会被认为只有应用水平，不具备理论高度，不是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下一个年度申请科研项目经费时就不具有核心竞争力。 　　眼下正在考察研究“金砖四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国科学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说：“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导向扭曲，甚至在国家拨付项目经费的‘温室’中‘自娱自乐’。搞科研项目都是为了出SCI论文，有了论文就评教授，评上教授就是人才。国家给高校的科研经费，80％左右投向了应用科学项目。但在申请项目时，第一考量的是发表论文数，因为SCI论文发表越多，表示你的研究水平就越高。” 　　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该司副司长陈盈晖说：“高等院校用占全国16％的研发人力，不到10％的研发经费，产出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国际论文。” 　　张洪石在做一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时发现，某班两名博士毕业后，一个在北京某著名大学工作，每年可发SCI论文七八篇，但应用技术专利少得可怜；另一个去了某工科大学的博士恰恰相反，每年有六七项应用技术专利诞生，但鲜有SCI论文发表。 　　据研究分析，问题就出在科研经费投资主体与评价目标上。上述第二名博士所在高校的科研项目除纵向有国家经费投入外，大部分经费来自军工集团或项目的横向投资。中科院这位专家举例说，如飞机、卫星材料科研项目验收时，根本不会考虑你发表多少论文，而在于这种材料做成的产品能不能上天。“上不了天，发表多少论文都是纸上谈兵，难以蒙骗过关”。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 　　“现在大学教师最不愿意承接企业投资的科研项目，10个科研人员难有一个。”张洪石介绍，因为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可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就不一样，很少有人去追究科研项目的产业转化率是多少。有的科研项目拿到几十万元经费后，就干脆直接发几篇论文，‘空对空’过关，大家知道项目评审要么是给钱‘走过场’，要么是圈内人士‘自娱自乐’。今年OK了，明年包装一下项目大家再相聚。”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中科院政策所这位专家说。 　　浙江振亚投股集团总经理沈国锋表示：“80％的科研经费被‘玩儿完’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他就碰到不少大学里的“江湖”教授。他们把一些还是理论层面或实验室技术状态的项目，拿来找企业联合申报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或补贴。这是不少大学教授致富的一种途径。实际上，这些科研项目离中试与产业化阶段还非常远，但他们的各种理论与数据资料十分全面与系统。 　　同一个项目在好几个省市同时得到经费资助 　　据沈国锋透露，在不同省、市与企业联合申报项目获取国家科研经费，也是高校包装科研项目的一种策略。因为现在国家大力鼓励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从国家到省、市、县级政府都有大量的科研项目与配套经费，比如大学一个评审验收的技术成果，在杭州是填补市内空白，但到了苏州也同样属市内首创，就可以顺理成章拿到不同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 　　由于地方政府科研项目评审信息缺乏共享，他就遇见过一个在江苏省获科研经费资助的项目，到了浙江省同样获得国家经费补助。不少大学教授就钻这个政策空子，“‘玩’科研经费的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科研经费被一些利益关系人当做一种潜在的资源进行运作。握有科研经费审批权的人，授意高校、企业今年哪几个项目可以报，能拿到钱，然后从中共享利益。“把国家科研经费老是拨给自己的‘关系户’，那些真正需要得到经费资助的企业或项目却难以受惠于此。”这位浙江企业老总说。 　　以科技部公布的2009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计划）名单为例，公众所能发现的信息只有项目名称、作者单位与拟安排经费预算数额，更多的信息无从查找。社会各界难以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建议，“大学确实要反思这些问题，政府主管部门更应考虑解决问题。” 　　张洪石表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我国高校科研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不变革的话，将“涛声依旧”。他与叶建荣不约而同地建议，国家除了对高校基础研究项目直接拨付经费外，对应用科技项目可以走市场化道路，由项目业主单位或客户企业投钱，国家给予企业相应投资额的免税支持。因为企业奉行的是“谁投资，谁当老板，谁说了算”，“高校那些‘忽悠人’的科研项目就难以再去忽悠人了”。

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教授近年来研发了一系列治理流域污染的技术，然而，技术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在他看来，一方面，这里面有大学本身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多重利益因素影响项目招标的过程，也造成了科研成果投产不那么顺利。除此之外，中国科研本身的不连续性和缺乏积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据统计，我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达1万项左右，其中30%左右的项目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和产业化前景，但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10%～15%，大量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呈现出“成果多、转化少、推广难”的局面。 　　“要想办法开辟出一条路，手续简便一点，能够使这些技术以工程的方式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去服务社会、造福社会。否则研究成果光停留在头脑和实验室里，有点可惜。”郑正说。 　　高校体制局限大 　　“大学还是习惯于把实验室作为舞台，不习惯把广阔的天地作为舞台，在运行的机制上还没有准备好。”在郑正看来，高校研究成果转化的困难之一在于校内。按照目前的大学体系，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还不是很畅通，研究机构与施工机构之间的鸿沟，使得技术的推广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郑正的项目已经在江苏、贵州等地实地示范，他带领着一批人到当地进行实地施工，但首先在合同上就出现了问题。合同要求他们有相关的设计和工程施工的资质，而他所在的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只是一个技术研发的单位，并没有工程施工资质，“如果不以我们的名义签，我们不能掌控质量 但假如以公司的名义签，工程从法律上就属于公司，他愿意听你的就听，不愿意听的话，很有可能搞出‘四不象’的东西。” 　　工程的运行、管理方面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按照传统的纵向管理，研究中心下面又分解成若干个工艺单元，其中部分单元会由一些其他的公司来分包，由此引起的发票、收据、税收、管理费等问题又麻烦重重。“比如说我们在贵州做，上海也想收税，贵州也想收税，然后我还要分包，重复收税，那就麻烦了。” 　　项目招标难逃“潜规则” 　　在郑正看来，除了高校体制的约束，项目争取过程中的许多“潜规则”也是很令人头疼的。他们曾有一个项目，在与其他机构的竞标过程中，本来都已经获胜了，但由于“公关”不够，“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不仅到手的项目丢了，拿走项目的一方，还用他们的方案和技术来施工。 　　“不仅看技术和方案，还要看相关当事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证。”郑正说，以某地为例，按郑正所研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每户只需要1000元左右，治理效果就完全可以达到要求。而现在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是，一户农民生活污水处理的市场价格是8000～10000多元。“考虑到一定的利益因素，可能会冲击到人家的市场，所以不一定打得赢。” 　　在郑正已经试点成功的项目中，绝大部分是用项目经费免费给当地做，还有一小部分是地方上愿意拿一些钱，运用他们的技术，通常这种情况多是希望“借助于我们这种好的技术和好的大学做他们的门面”。 　　郑正发现，地方上会考虑经费，但更看重利益分配。有一次，他们到一个贫困地区试图做技术推广时，当地很满意他们的技术并开始谈判，但最后听他们的报价只要3000元钱，就不做了，因为预算是7000元。此外，项目的管理也错综复杂，一个污染治理项目，环保部门也管，农林部门管，建设部门也管。 　　搞科研不重积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去 　　“中国的科研不是连续的，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多年的积累，中国的科研很少有几代人积累。”郑正觉得，中国科研机构的研究多是项目化、点化的，鲜有长期的、连续性的深入研究和积累，就像农民工找工作一样，没有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哪里有工作岗位，有钱赚，就往哪里去。这严重阻碍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郑正以农村生活污水的关注为例，“过去不太关注农村污水，因为城里的事儿还没有做完 后来觉得城里的事儿可以告一段落，才把关注点转向农村。”到“十一五”期间，国家开始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关注的人马上开始增加。但随之产生的是“懒汉思想”：不是把国外的技术直接拿过来，觉得“洋和尚会念经” 就是把城市的技术直接用于农村。而实际上，照搬国外的经验和技术，没有自主的研究，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只有2%的农业人口，农村生活污水所占比例可以忽略，但在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则排在首要位置，而且我国城乡差别很大，在农村建厂的费用可能是城里的十倍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