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亨光学仪

张开逊一直希望，老师能像90岁生日时说45分钟单口相声那样，永远幽默、快乐和健康着。 　　可今天，他不得不面对噩耗：“我最敬仰的老师走了，中国又少了一位伟大的战略科学家。” 　　老师是那个在一穷二白中用1400万斤小米，奠基共和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 是那个在风起云涌的世界科技革命中审时度势，推动制定863计划的参与者 是“两弹一星”23位功勋之一……他，是王大珩院士。 　　96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智慧的双眼既能读懂精密仪器中的每一个数据，又总能在纷繁世界中看清中国科技发展的形势。他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紧紧注视着的这两个方向。 　　“他爱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他是一个像孩子一样简单的人，他是一个平凡的伟人。”电话里，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所研究员张开逊不吝用最美好的词汇来褒奖这个刚刚逝去的老人。 　　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 　　让他的故事从长春市的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开始吧。 　　这里是我国光学仪器研究和生产的重镇，其前身就是王大珩50多年前一手创建的中科院仪器馆。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开始起步。 　　“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王大珩曾说，对他而言，在“没有”面前，他没有退却和逃遁，“没有”才意味着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 　　从保存在光机所档案室里王大珩当年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看，他“一生的追求”，从1400万斤小米开始。这是他当时所有的经费。 　　1952年，仪器馆在长春建立。王大珩组织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技术人员，建立起光学物理、光学玻璃和光学机械等3个实验室和两个实验工厂。3个实验室繁衍为后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诸多研究室，两个实验工厂中的上海实验工厂已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光学行业骨干企业上海光学仪器厂，长春实验工厂发展成为机械工业的骨干企业材料试验机工厂。 　　筹建仪器馆，王大珩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应用光学专业的龚祖同。龚祖同1938年回国后，就一直为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为研制光学玻璃而四处奔波。王大珩立刻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并郑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给了他，同时交付的，还有王大珩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他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 　　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为光学玻璃做了很多学术准备，也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的王大珩，为何把到手的机会让给别人? 　　“说老实话，我何尝不想!这显然是一件谁做谁出成果、谁做谁出名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王大珩说，是责任!此时的他，心中只怀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至于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永远留下的是龚祖同的名字，他没有遗憾和私念，唯有祝贺和感激。 　　同时，为了建立光学设计基础，王大珩在仪器馆亲自领导组建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培养出不少后来成为国内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仪器馆在他领导并具体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光学设计、像差理论和像质评价，光学加工和光学检验，光学玻璃配方，光学薄膜技术，光度和光学计量，精密刻划和光栅刻划等技术基础。 　　其中，由他主持开设的光度、温度、长度等计量研究工作，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某些工作的技术基础。 　　王大珩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1958年，《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了长春光机所研制出一批开创新科技成果：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第一台多臂投影仪、第一炉光学玻璃等等，俗称“八大件、一个汤”。 　　在那个全国上下浮夸成风、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这样的成果承载着太多科学以外的意义。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 　　“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主动要求去扫厕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采取各种策略，保证了长春光机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1999年9月，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在公众面前最公开、最隆重的一次亮相。 　　他唯一一次“走后门”给邓小平送信促成863计划 　　863计划，是他生命中另一个重要标签。 　　1986年初，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部长的王大珩，在参加完一个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著名演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根据未来“星球大战”要求，要构筑起庞大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对尖端科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苏联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而法国也提出了“尤里卡计划”。 　　中国该怎么办?部分专家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力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我们也有经济实力的时候，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正在他焦急思索时，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先生来到他家。原来，陈芳允也和他一样，开完会后心情焦急难耐，就跑来找王大珩商量办法来了。 　　当天晚上，王大珩就开始动手写《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因为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建议写完后，我除了和陈芳允商量外，又找到了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担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两位先生，请他们一起帮助斟酌。”他曾回忆说。 　　他在建议书中写道， “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封“走后门”经由王大珩的助手、邓小平的女婿递交的建议书两天内就得到邓小平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批示，依据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了20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获得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批准。这就是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的863计划。 　　863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科技在诸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除863计划外，近20年来王大珩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1988年，建议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 1992年，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并最终促成1994年中国工程院的建立 1993年，提出加强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纳米技术研究 2001年，提出“加快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议”…… 　　他一生无法忘却的“感叹”中国的精密仪器不能依赖外国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他也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父亲已经留学日本八年。父亲给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东”，寓意就是满腔义愤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父亲一生始终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王大珩对光学的爱好，源于父亲的职业。 1929年，他随父由北京至青岛，就读于礼贤中学，学业优秀。学业之余，他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观察天体景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此期间，其父讲述研制成功风力计的故事，以及苦于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而要依赖外国解决的感叹，在王大珩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科学熏陶和教育，对王大珩后来攻读物理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与仪器制造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尽管父亲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一直记着父亲的感叹，也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学院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师。 　　“这些清华的有名的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他回忆说。 　　叶企孙先生是王大珩最钦佩、最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战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沉的民族大义和拳拳的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后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直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 　　“我头一次听这个歌是在船上，当时在船上的学生都是一起从天津往南走的，上面也有东北流浪的学生，这个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王大珩说，“到国外的时候我还在同学面前唱这首歌，人家都觉得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就是一种爱国、救国的心情。”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他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当时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家特纳教授学习。 　　尔后，让许多人不解的是，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去昌司公司当了一个实习生。2005年，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从书里了解了光学玻璃制作的内容，懂一些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很少，“当时不像现在这样看重学位，我觉得这些事可做可不做。” 　　尽管被约法三章，且不准进公司工厂，只能在实验室工作，但车间出问题还是得在实验室解决，王大珩相信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就这样，怀着报国的使命感，在英国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王大珩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V棱镜折光仪。这一切，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心中不可逾越的底线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的光学家马祖光、中科院院士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已成为院士的近30位。 　　但他曾经说过，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由他提名当选院士的。学生们从王大珩那里得到的，除了学术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 　　1982年，他的学生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王大珩一眼就看出他的名字署在前面，他改了过来。他觉得，文章的观点虽然是他在英国时提出的，但一直未证实，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实验，最大的功劳理应是他，但赵文兴在定稿时又把老师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这引起了我的重视，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实际很大，做导师的在署名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都要把名字署在前面，”他在自述中说，“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导师应该用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最后，他又将署名更改过来。 　　“他90岁生日的时候，提出"不准请当官的、不准请媒体、不准歌功颂德"三个要求，我们都答应了以后，他才同意仅与他周围以及曾经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家共进午餐。”张开逊回忆。 　　对于“光学之父”的称呼，他曾恳请：“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他一生中恪守的另一个信条是 “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 。 　　有一次，有个公司提出请王大珩和何泽慧、彭桓武三位去做顾问，他们的待遇是除了每月可得到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在王大珩看来，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在认真了解该公司的具体情况后，他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三人的专业根本没有关系。 　　“这怎么行?”对于他的疑问，对方意思很明确。王大珩说，“并不指望这三个老家伙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我们头顶上这个著名科学家的名。我一听是这样，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顾问给辞掉了。” 　　不仅自己推了这个顾问的职位，他还去找何泽慧和彭桓武，让他们也不要去了。 　　对各种名目的成果鉴定会，“只要和我专业没关系的我一律回绝，有关系的我只要参加就一定要说实话，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就应该有一说一，决不能顺人情说好话”。

2018年5月16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首个“国际光日”。该日期的设定是为了纪念1960年由美国休斯研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梅曼制造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而在我国，提到光学，就不得不提到光学科学家、教育家王大珩。　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1915.2.26─2011.7.21） 提起王大珩，人们往往会想到“两弹一星”，想起“863”计划，想起中国光学的摇篮长春光机所… … 他是1955年我国首批学部委员之一，是“何梁何利”等重要奖项的获得者。他曾说：“我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努力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首个国际光日到来之际，我们以先生二三事成文，仅作怀念，愿先生的学术与教育思想能得以发扬和传承。　　家学渊源，灵气少年 　　如果说幼年的王大珩对科学充满了浓厚兴趣，那他的父亲一定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王应伟才华出众、治学严谨。　　王大珩曾回忆过父亲引导自己走上科学道路的情景：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时看到筷子半截插入水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1]。 　　少年时代的科学熏陶，父亲的言传身教与谆谆教导，都对王大珩去国外研究应用光学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事业不无影响。 　　王大珩从清华毕业后在英国留学期间，发表了一篇光学设计的论文，创造性提出了用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观点。该文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是大孔径小像差光学系统（如显微镜）设计中像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多次被国内外有关著作引用。　王大珩毕业于清华大学尽管学业顺利，王大珩为了学习光学仪器的核心材料—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毅然放弃了在读博士学位，成为英国昌司（Chance）玻璃公司的一名物理实验师，直至1948年。　　二战结束后，王大珩决定回国，为国家的强盛效力。1948年，他回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北朝鲜到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建应用物理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自制仪器为全校600余名学生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新和创业能力。　　甘当绿叶，艰苦创业 　　从王大珩在英国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如果他选择的是一条纯粹的科研之路，那么他或将在光学及其他领域内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　　但1951年的王大珩，面对着新中国百废待兴，几乎一片空白的光学和应用光学领域研究，面对着全国几乎没有光学测量设备的现状，他立志要让光学在中国生根，要让国家的国防建设有所依。　　从此，从仪器馆到长春光机所，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推动光学事业的发展中。　　从1951年起，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邀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到1952年，在长春成立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前身），他被任命为代理馆长、所长。再到60年代初，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主持领导光机所研制出以第一炉光学玻璃、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八大件”为代表的一大批光学精密仪器… … 王大珩以其卓越的学术思想和战略眼光，布局研究力量和学科方向，带领长春光机所实实在在的研制了一批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填补了中国光学事业的一项项空白，奠定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研究和发展的基础。 “八大件”之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甘当绿叶，将光学事业和国防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到光学和国防科技的关系，王大珩形容，光学是“打边鼓”的，简而言之，便是“在试验以前和试验以后，做记录这方面的工作，并使它能够看见”[3]。光学是“两弹一星”的配角，但它作为探测、测量、观察、记录、通讯等手段，发挥的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开展国防光学任务的过程中，王大珩认为研究所应该走“一竿子”的道路。这意味着，研究所除了负责研制之外，还要负责精密机械与仪器的制造和生产。“实践证明，这样做使科研与实际结合，既争取了时间，又保证了质量，可以取得又好又快的效果，还锻炼了一支科研与工程技术结合的人才队伍”[2]。王大珩的这一思想，对中科院内甚至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借鉴作用。这样的做法，对于培养具备较高科学素养的光学领域“大工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王大珩主持国际激光会议期间受到邓小平接见由于王大珩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做的贡献，1980年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审时度势，建言献策 　　在中国科学家中，王大珩先生和钱学森先生一样，是可以归为思想家的人物。思想家是科学家中的最高层次。“研究科学，最关键和最难的是出思想。而王老和钱老，都是出大思想、出大主意的人物”[4]。学术界中常说，王大珩不仅是一名光学科学家，更是一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因为他为国家提出了太多的建议。　　● 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大珩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职能转变后，他更加重视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的作用。众所周知的“863”计划是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这四位德高望重的学部委员建言而形成的。　　● 建言成立中国工程院，是王大珩的又一历史功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大珩就具有远见地考虑工程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992年4月，王大珩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以及罗沛霖六人联合署名，向中央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王大珩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团成员，在工程院的发展中继续倾注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他大力倡导加强高等光学和光学工程教育，不仅创办了长春光机学院，还扶植建立了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学校的光学仪器专业，为我国光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专业目录调整，王老亲自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写信，要求增设“光学工程”一级学科，并得到批准。　2000年11月21日王大珩考察上海飞机制造厂在运10-飞机旁 ● 他心系空天，满怀爱国热忱，以振兴航空工业为己任，认为不能在大飞机的发展中“受制于人”，尽自己的力量，敦促“大飞机”在中国立项。2017年5月5日，我国新一代大型客机C919，昂首冲入上海浦东机场上空厚厚的云层。我国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干线飞机圆满完成空中首秀，王大珩心愿得偿。　　● 他还非常重视全民科普教育。为提高大众对光学及其应用的认识，2007年8月，王大珩等四位院士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的建议”，三天后即得到总理批复，目前该馆已经在长春建设完成，将在光学知识的普及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山仰止，科学精神长存 　　“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从不同的层次对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做出贡献。不少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说，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国家的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一定直接从事耕耘，而是把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融合在他人的科研成果中”[5]。 　　王大珩学识渊博，却习惯于平等地与同事们、学生们讨论问题；他既进行科学研究，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且常以远瞻的目光向构架提出重大的科学发展建议；他深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以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超迈的胸襟、务实的精神和儒雅的风度，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光学事业。　　王大珩曾经总结了十六个字，即“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6]这十六个字，被他定义为科学精神的实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十六个字，希望科学家的精神能代代相承。　　2010年2月26日，在王大珩95岁生日之际，经过多家单位倡议，举行了有多名光学界著名科学家参加的“王大珩学术思想与创新贡献研讨会”。在会上，举办了“王大珩星”的命名仪式。一颗发现于1997年2月15日、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在2002年3月28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后被命名为“王大珩星”。王大珩星的运行轨道 　　一颗星，是一种精神在宇宙中永恒的留存。　　王大珩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亦将代代相传

center img style=" width: 450px height: 341px " title=" " alt=" " src=" http://www.jl.chinanews.com/bwrs/2018-05-22/U437P916T5D39057F230DT20180522100829.jpg" height=" 341" hspace=" 0" border=" 0" vspace=" 0" width=" 450" / /center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建校初期王大珩在办公室备课 /strong /p p 　　中国第一片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的主持制作，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的主持制订，中国工程院的建立… /p p 　　这些成就都离不开一个人名字，王大珩——中国光学事业的先行者，一位用毕生精力推动中国光学事业发展的科学家。 /p p 　　1915年2月26日，王大珩出生于日本，祖籍江苏省吴县。他的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早年旅居日本，回国后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 /p p 　　王大珩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常去观象台跟随父亲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些少年时代的科学熏陶，对王大珩后来研究应用光学和光学玻璃，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业有深远的影响。 /p p 　　1936年，王大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两年后，他顺利考入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p p 　　随后，他又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的玻璃学专家W.E.S特纳(Turner)教授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 /p p 　　后来，为了发展中国的国防军工事业，毅然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博士学位，到英国昌司公司学习光学玻璃制作工艺。回国后，与龚祖同等一起炼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为军用光学仪器的研制与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p p 　　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王大珩与钱三强等人一起放弃了国外比较优越的研究与生活条件，回国创业。 /p p 　　回国后，王大珩亲手创办大连理工大学物理系，从旧货摊上捡回一个物理实验室。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前身)在长春成立，他被任命为馆长。在他的倡议下，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等相继开设光学仪器专业。1958年，创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理工大学前身)，培养光学专门人才。 /p p 　　在担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期间，王大珩鲜明地提出了“突出办学特色”和“两个三结合”的办学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之中。 /p p 　　“突出办学特色”指的是突出光学特色，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光学材料”“光学工艺”两个专业，如今学校仍是国内光学类专业设置最全的高校之一。“两个三结合”则是校内“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校外“学校、研究所、工厂”相结合，促进教学与科研二者的融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p p 　　据原长春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骆孟炎介绍，建校初期条件特别艰苦，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王大珩在给学生讲授普通物理、理论物理时，总是带领学生搓搓手、跺跺脚，暖和之后再上课，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探求科学，给学校留下了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光荣传统。 /p p 　　后来，王大珩得知学校图书资源不足，主动捐赠图书3000余册。为了鼓励学生献身科技、勇于创新，2008年，王大珩从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中拿出部分奖金，在学校设立王大珩奖学基金。王大珩以自己高尚的言行，诠释了一位杰出教育家泽被理工、激励后学的师者情怀。 /p p 　　1958年，王大珩带领他的团队以研制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它们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红外夜视仪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这是王大珩创办仪器馆以来所花费心血的结晶，也孕育了1961年中国第一台激光器在这里诞生以及后来做出更为重要的成绩。 /p p 　　毛主席在参观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成果时，十分高兴地赞扬道:“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中，就会像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会创造出来的。” /p p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王大珩主持研制成功多种大型光测设备，为原子弹爆炸、导弹发射、氢弹试验、人造卫星上天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p p 　　王大珩主持研制成功一系列靶场测试仪器，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激光技术、彩色电视、光学计量仪器等做出了开创性成就，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 /p p 　　鉴于王大珩在科学上的重大成就与贡献，2010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17693号星命名为“王大珩星”。 /p p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原所长王家骐院士这样评价王大珩:“王老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光学事业，从国家战略层面指挥布局，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略科学家’。” /p p br/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