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面临垃圾危机 垃圾总量增速与GDP比肩

这不是危言耸听

　　“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

　　垃圾处理者们的担忧并非是危言耸听。意大利已出了先例。

　　2007年以来，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了“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那不勒斯在1973年曾因垃圾危机爆发霍乱疫情。当地官员称：现有的垃圾掩埋场大多已经超负荷运转，但每天新增800吨垃圾，新选定的掩埋场不是遭到民众强烈抗议，就是被民意代表否决。负责建造垃圾掩埋场的官员已经多次扬言要辞职，因为工作完全无法推展。

　　这几乎是“现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预演。

　　1983年，北京曾搞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有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垃圾包围北京。

　　后来兴建的一批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对媒体表示：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达8%，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全市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超负荷率达到67%。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

　　陈永承认：“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因此，北京市将在年内将陆续启动包括昌平东小口、六里屯等在内多项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垃圾处理的“日本经验”

　　日本家庭主妇用完可乐瓶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2005年正式投产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困扰，颇具代表性。

　　因为没有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 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间力量反对普及垃圾焚烧的重要理由之一。

　　陈建昌表示：不分类而直接焚烧，直接的结果是“渣多，设备损耗厉害”。

　　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对记者说：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法律制度加宣传教育，通过学校环境教育，用小学生来教育大人，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个可乐瓶被弃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主妇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中国的妇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这样，但基本分类是可以达到的。”

　　只有从源头减量、分类，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这已成共识。日本正在开始的垃圾收费制度，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意味着高昂到无法负担的管理成本。

　　垃圾焚烧是出路还是歧路

“我们要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这才是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从1998年开始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其发起人廖晓义认为，到了强调“家庭责任”的时候了。一个家庭，如果设立三个垃圾 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她强调：“只需动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

　　除此之外，“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终端和其他环节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类遭遇尴尬。“垃圾焚烧厂建设动辄涉及数亿投资，但垃圾分类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万计。”

　　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廖晓义，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曾经探访“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这个由宣武区环卫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选定的试点，曾经 接待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及无数媒体的小区，在冯永锋的眼中，效果有限，因为居民的参与有限，关键人物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夫妇——“专门的保洁 员进行辅助性的二次分类”。

　　上海市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

　　2009年2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小区中开展评优，发现分类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他们像宋万吉一样，手工分类的一大动力，是可以将其中一些卖给收废品的。

　　无数个宋万吉，以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垃圾在中国的另一大特色。据杜欢政估算，这支队伍约有2000万之众。他们实际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类回收网络，中国由此堪称再生资源利用大国。

　　但他们常年处于灰色状态。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废旧物资800多万吨，此外产生垃圾700万吨。“废品回收功不可没，但要规范发展。”

　　宋万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厨余垃圾处理机还在运行。他把居民扔出来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在添加菌种的作用下，机器搅拌发酵，将垃圾变成有机肥，用于小区绿化。

　　这样的机器，2001年也曾经被推广到上海的众多社区。企业刚开始赠送菌种，后来环卫局出钱购买。进口菌种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分解不彻底，肥料量不多，销售不畅，“热闹了几个月”，大量闲置了。这让上海市废弃管理处的总工程师张志强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经和正在兴建的三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也在2000吨左右。

　　杜欢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为原料加工工业酒精的技术已经出现。

　　在台湾，民间团体主妇联盟发动妇女们进行厨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妇们将瓜果菜皮切成小块，放入集中的容器统一收集。随着垃圾的有效减量，众多焚烧炉无料可烧，陷入尴尬。

　　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小组，小组负责人张伯驹表示：他们正在六里屯环境争议的社区，着手发起生活垃圾减量、分 类的活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计划通过专家网络和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链条，而不再重复过去“分类止于垃圾桶”的尴尬。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我们要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这才是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在上海，中年妇女姜玫瑰组织了“绿主妇”，她们用利乐包装制成围裙、小提篮，号召人们变废为宝、减少排放。她的家里，堆满了洗净、压平的利乐包。

垃圾分类十年努力成效甚微
据统计，中国每年产生垃圾上亿吨，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公斤，全国600座城市堆放80亿吨垃圾。近年来，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带来了生活垃圾的迅猛增长，这使得现有的垃圾处理体系显得捉襟见肘，使“城内干干净净、城外垃圾成堆。　

　　赵晓展

　　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广州等成为首批试点的8个城市。10年过去了，尽管各城市一直在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收效却并不明显——垃圾分类，十年努力仍“原地踏步”

　　垃圾，被称为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个渐进的漫长过程，但永远不做，城市堆积如山的垃圾状况就永远改善不了

　　一袋难登大雅之堂的垃圾，搅动着城市的神经。

　　来自上海的消息，该市将倡导生活垃圾“干湿分离”——之前实行的“垃圾四分法”简化为按照“厨余果皮”(湿)、“其他垃圾”(干)进行分类投放。

　　消息引人关注的背后，是城市中日益堆集的生活垃圾处理难题。

　　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成为首批试点的8个城市。

　　10年时间，尽管各城市一直在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垃圾分类问题一直在“原地踏步”。

　　垃圾分类举步维艰

　　对于生活垃圾的分类，上海此前实行的是“四分法”，即按“玻璃”、“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这种对垃圾分类处理的作法，来自于人们对垃圾的重新认识。

　　垃圾，被称为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一个保守估计的数字，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

　　“分类收集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可以使宝贵的自然资源得到重复利用。”王维平，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是国内知名的“垃圾问题”专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原建设部也在2000年公布了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

　　“但不幸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都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一位从事垃圾分类研究的学者指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喊着要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另一方面但却鲜有城市真正见到实效。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类工作大都举步维艰，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以北京为例。北京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概念的城市之一。1996年12月15日，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开始垃圾分类。

　　然而，10多年过去了，垃圾分类处理却令人尴尬地一再成为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热门话题：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市统计局副局长王红在一份提案中透露，逾六成被访者不能做到垃圾分类。

　　北京市法制办日前针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网上征集民意，提出对市民垃圾不分类最高罚款200元。

　　一时间，针对垃圾不分类该不该罚款，成了媒体热议的话题。

　　前期分类不到位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也好到不到那里。

　　上海市有关部门表示，之所以将先前的“四分法”简化成“干湿两分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前的分类效果不明显，市民在处理垃圾时无所适从。

　　调查显示，2010年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居住区内，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的分类收集量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3.5%。

　　“如何分类都搞不明白，分类工作怎么能真正落到实处呢？”上海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副主任委员张载养因此十分感慨。

　　同样作为原建设部选定的垃圾分类收集的8个试点城市之一，深圳早在2000年4月就制定了《深圳市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实施方案》，按照此方案，深圳市2005年至2010年的城市垃圾分类率将达60%至90%，垃圾回收率2010年达到30%。

　　但据当地媒体报道，10年过去了，知道此规划的市民寥寥无几，甚至环卫工人对此也很茫然，电子垃圾以及部分包装垃圾和建筑垃圾目前主要是由外来流动人员收集并随意堆放，造成二次、三次污染，其他垃圾要么送往垃圾发电厂，要么堆填、掩埋。

　　而在广州，2009年4月当地环卫部门甚至表示，因为分类垃圾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前，比单桶垃圾箱贵50%的分类垃圾箱暂时不再投放。当地的垃圾箱一度又重回无分类的“单桶时代”。

　　对此，有专家表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各种生活垃圾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并没有随之养成。

后期处理“大锅烩”

　　不过，在更多人看来，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艰难，固然有市民的观念问题，但最大的阻力却并不在此。

　　孙明国是北京一小区的居民，每天早上，他都会响应社区的号召，把家里的垃圾进行分类后，分别投放到小区内分别写有“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字样儿的两个垃圾桶中。

　　但有一天，孙先生不经意间发现，每天早上运垃圾的工人，却将两个桶中的垃圾全倒进了一辆垃圾车中。孙先生十分不解：“我在家里把垃圾分好类，工人装车时却把它们又混在一起，这跟不分类有什么区别呢？”

　　对此，北京市有关部门表示，要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就要在居民分类投放之后，调派不同的车辆运输。但现实情况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还做不到垃圾的分类运输。

　　实际上，国内绝大多城市都既没有建设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废旧电池处理的专项设备，也没有建立大型分拣中心。因此，城市中的生活垃圾，即使被居民进行了一次分类，但最终还是被混合运走，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

　　“前期分类不到位，后期处理‘大锅烩’，这是目前很多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的现实情况。”“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说，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分类垃圾回收系统，是导致许多城市推广垃圾分类回收多年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所以，尽管很多城市有了垃圾分类箱，却也只是方便了街头拣垃圾的，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这是被国内媒体最常引用的一组数字，目前中国1/3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另有数据指出，现在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

　　以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建筑垃圾为例，目前北京处理建筑垃圾的主要方式是简易填埋，全市目前有21个大坑，可简易填埋4337万吨建筑垃圾。最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每年建筑垃圾产量不再增加，三四年后，这21个大坑就将填满，建筑垃圾将无处可埋。

　　“实际上，对城市而言，少建填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减少垃圾。”专家表示，不妨借鉴国际上一些垃圾处理先进国家的经验：当年日本也经历过垃圾围城之痛，后来他们实施了系统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体系，在垃圾后期处理环节投入巨额资金，并进行技术创新，顺利带动了前期分类。而随着垃圾回收产业链逐步成熟，短短几年时间，日本垃圾产量就猛降了一半。

　　尽管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但相关专家也一再指出，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肯定会成为今后中国城市垃圾处理的大趋势，这也是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发展中的垃圾处理问题，需要从政府角度整体加以考虑。垃圾分类处理，不仅需要全民参与，更需要政府出台政策引导。”

　　“按照北京十二五规划要求，通过垃圾源头分类，2015年将实现全市原生垃圾(未分类垃圾)零填埋，生活垃圾资源化率达到55%，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区达到99%、郊区达到95%。”王维平说，“垃圾分类是个渐进的过程，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的漫长努力，但永远不做，城市堆积如山的垃圾状况就永远改善不了。”

广州将从4月1日起施行《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生活垃圾分类终于有章可循。从源头上分类投放垃圾，从而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和回收再利用，已经成为解决垃圾“围城”、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的最佳出路。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验可资借鉴。

　　日本从1980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目前，日本每年人均垃圾生产量只有410公斤，为世界最低。

　　更重要的是，垃圾分类投放已经成为日本民众的一种自觉行为，即使没人监督也会严格执行。

　　而这一结果与日本政府的环保管制和宣传得力是分不开的。

　　对于日本的垃圾分类，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檀有志博士深有感触。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规矩多如牛毛，对居民近乎苛刻”。

　　日本的垃圾分类非常细，除了一般的生活垃圾分为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外，资源性垃圾还具体分为干净的塑料、纸张、旧报纸杂志、旧衣服、塑料饮料瓶、听装饮料瓶、玻璃饮料瓶等等。除此之外，更换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还必须和专门的电器店或者收购商联系，并要支付一定的处理费用。大件的垃圾一年只能扔4件，超过的话，要付钱。

　　看起来如此麻烦的事情，日本人却乐此不疲。喝完一瓶可乐后，他们会洗净饮料瓶，揭下外面的塑料包装，把它扔到可回收的塑料垃圾袋中。瓶盖属于不可燃垃圾，而瓶子本身则要放入专门的塑料瓶回收箱。

　　在檀有志博士入住的日中友好会馆里，专门有一间堆放垃圾的房间，排列着7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

　　扔垃圾也有时刻表

　　更为麻烦的是扔垃圾。在日本，每户家庭的墙上都贴有两张时刻表，一张是电车时刻表，另一张就是垃圾回收时间表。每周7天，回收垃圾的种类每天各不相同。居民需要在垃圾清运当天早晨8点前，把垃圾堆放到指定地，不能错过时间，否则就要等下周。

　　分类垃圾被专人回收后，会进行环保再利用。日本的免费公厕都提供免费卫生纸，在这些卫生纸上，也打印着一行小字：这些卫生纸都是利用回收的车票做成的。

　　日本人对超市垃圾的处理也是值得学习的。以白色饭盒为例，人们在超市买了白色饭盒装的东西回家后，不会随手把饭盒扔掉，而是在使用后把饭盒再交回超市，由超市把饭盒统一返还给厂家进行再利用。

　　目前日本一共有40个生产饭盒的工厂，其中8家工厂既生产饭盒，又回收饭盒。而这8家的生产量，占到日本总饭盒生产量的90%。

日本政府宣传环保很“给力”

　　在日本，市民如违反规定乱扔垃圾，就是违反了“废弃处置法”，会被警察拘捕并课以3万~5万日元的罚款。但檀有志博士发现，垃圾分类投放已经成为日本民众的一种自觉行为，即使没人监督也会严格执行。

　　这样的结果与日本政府的环保管制和宣传得力是分不开的。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普通的环保知识，并以此来督促自己的父母长辈自觉遵守。日本政府对每一类垃圾都有相应的垃圾袋出售，而超市售出的每一样产品的外包装上都会注明此类包装属于什么样的可回收资源。这样养成习惯后，看似繁琐的垃圾分类也就得心应手了。

　　有的行政区年底还会给居民送上来年的“年历”，在“年历”的下方注有说明：每一种颜色代表哪一天可以扔何种垃圾。“年历”上还配有各种垃圾的漫画，帮人们加以区别。

　　历史

　　30年前曾是“二恶英大国”

　　日本人多地少，国土面积狭小，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他们不能如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填埋垃圾的方式来处理垃圾。在日本，采用最多的方式就是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超过1/3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成为“二恶英大国”。

　　为了解决这个环境难题。从垃圾的源头着手，日本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和回收运动，运动也得到了国民的信任和支持。

　　2008年，东京的垃圾年产量相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同时，由于实行了严密的分类措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所燃烧的垃圾已经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学制品，大大降低了焚烧所造成的有毒气体排放量。

　　其他国家的经验

　　美国：垃圾分类深入生活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垃圾管理公司是一家全美闻名的垃圾收集和运输公司。它的股票已经上市，且业绩不俗。

　　瑞典：垃圾分类成日常习惯

　　在瑞典，家家户户都在厨房的水池下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集容器，分别收集玻璃瓶、金属、纸张、塑料和厨房垃圾等；每条街边都设有不同分类的大垃圾箱，每家每户附近都有一个垃圾回收中心，专门收集分类后的垃圾。一位瑞典家庭主妇说：“吃完饭后，我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食物垃圾纸袋。我通常在早晨骑车上班时，顺便把纸袋扔进食物垃圾箱里……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德国：垃圾分类有百年历史

　　德国早在1904年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至今已有100多年。通常情况下，每栋住宅楼都有3至4个垃圾箱，分别存放各种包装物、不可回收垃圾、纸制品以及玻璃瓶。垃圾公司根据住宅楼的住户密度，决定垃圾箱的大小，确定住户需要缴纳的垃圾处理费用。家电、电池、家具等垃圾则采取定点收集处理。德国学校的老师和父母们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垃圾分类意识。德国女孩斯特凡妮告诉记者：“基本上从懂事时开始，我就知道垃圾要分类。”

　　小知识

　　日本将垃圾分4类

　　1. 一般垃圾，包括厨余类、纸屑类、草木类、包装袋类、皮革制品类、容器类、玻璃类、餐具类、非资源性瓶类、橡胶类、塑料类、棉质白色衬衫以外的衣服毛线类。

　　2. 可燃性资源垃圾，包括报纸 (含传单、广告纸)、纸箱、纸盒、杂志(含书本、小册子)、旧布料 (含毛毯、棉质白色衬衫、棉质床单)、装牛奶饮料的纸盒子。

　　3. 不燃性资源垃圾，包括饮料瓶(铝罐、铁罐)、茶色瓶、无色透明瓶、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瓶类。

　　4. 可破碎处理的大件垃圾，包括小家电类(电视机、空调机、冰箱/柜、洗衣机)、金属类、家具类、自行车、陶瓷器类、不规则形状的罐类、被褥、草席、长链状物(软管、绳索、铁丝、电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