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贫困夫妻投江自杀！

在病房里，陈正先的亲戚们翻开折叠整齐的衣物，发现了写有遗书的病历。之后，江书义一边拨打了110报警，一边在车站等地寻找，未果，他开始喊来十多名亲戚租船沿江寻找。二十天后，两位放牛的老人就是在看到随江漂流的两具遗体按照寻人启事的电话通知的江书义。开始时候，尸体怎么都打捞不上来，最后，江书义下水把绳子解开，分开腰带，才把两人的遗体捞上岸。“他们一直就这么恩爱，也很老实。”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万众村时，全队的乡亲集资买来鞭炮和纸钱。
　　
　　　　被吃掉的麦种
　　
　　　　“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亲戚们说，面对疾病和治病欠下的债务，这对小夫妇一直未曾放弃对生的渴望。在陈正先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被检查出血吸虫病和乙肝病。血防站告诉他，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先治愈肝病再来治血吸虫病。而血吸虫病是国家免费给予治疗的。
　　
　　　　此后，陈正先一直没有系统地治疗自己的病，实在受不了时就去买点药吃，因干不了重活，家里勉强种着一亩多稻田和三亩旱田。后来，妻子姚元香也患上了坐骨神经痛，无法下地干活。2005年初，眼看儿子长大了，读书要花钱。这年，在江书义的建议下，陈正先夫妇决定一起出去打工。
　　
　　　　在佛山一家陶瓷厂，干了不到五个月，陈正先病倒了。“听说车间的温度高达六十度，他身体本来就差，一下子就累倒了。”江书义说。回家治了一个多月，打工五个月的钱又花光了。感觉稍微恢复后，陈正先又来到佛山，这次检查发现他有乙肝，陈只好回到家。
　　
　　　　这年的9月28日，儿子陈泽彪也病倒了，检查发现，也是严重的乙肝。妻子揣着挣来的两千元钱和从亲戚家借的八千五百元钱给儿子治病，十天后，钱花光了。此后，他们夫妻再也没能出去打工。借的八千五百块钱也没能还一分。这成了陈正先夫妇巨大的心病。“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
　　
　　　　农村有借钱不过年的风俗，一位邻居说，他们夫妇卖口粮也会在年三十之前还清账。2006年，陈正先种了西瓜和水稻，但是当年当地遭遇虫灾和水灾。水稻勉强够吃。到10月份，他们家连小麦种子也吃掉了。最终从邻居家借了九十斤麦种撒在地里。
　　
　　　　因穷错过合作医疗
　　
　　　　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因为穷，在2006年，他们还错过了农村合作医疗。公安县是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试点县，2003年开始试点。合作医疗由农民自愿参加。人均交纳15元钱后，一年内，生病住院即可按一定的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
　　
　　　　从那一年开始，陈正先一家就参加了合作医疗。但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实际上，算上陈的母亲，一家四口人，只需缴纳六十元。该年冬季，陈正先在当地建筑工地做零活，攒了一点钱后，他问村干部，能不能现在参加。村干部告诉他，过了截止日期，不行了。
　　
　　合作医疗的现实
　　
　　　　2005年，儿子陈泽彪住院，共花去一万一千元，其中只有4700多块钱的住院费可以按30%以下的比例报销。在当地部分村民的眼里，即使陈正先继续参加了合作医疗，也不会根本改变他家的悲剧。公安县合管办主任冯秀成介绍，按照该县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因病住院治疗，可获得住院期间包括医疗服务费、药品费、材料费的补偿报销。
　　
　　　　住院医疗费补偿设立起付线和封顶线，在本县内医院起付线标准为五十元至两百元，在县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起付线为八百元；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一年度内，住院医疗费累计补偿最高限额(封顶线)为两万元。
　　
　　　　起付线以下时由农民个人负担，超过起付线后可分段按比例补偿：合作医疗强调在本地医院就近治疗，在县内住院治疗，补偿比例为40%—70%.若在县外治疗，补偿比例为20%、25%、35%和55%四个级别。这种情况下，当年，陈泽彪获补了863块钱。尽管有一定的补偿，但村民想到还需要自己支付很多医药费，很多村民便不愿意参保，多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得病。
　　
　　　　“惟一办法是捐款”
　　
　　　　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开始自发捐款。李全红介绍，在当地乡村，还有一种“大病救助基金”。但要由住院病人申请，陈正先一家也没能享受。“但这个基金补助金额也有限。”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介绍，该基金补助金额为五百起，三千元封顶。
　　
　　　　张晓峰提供的数据是，荆州市农村特困户约占3%。在拥有八万人口的埠河镇，特困户人口也达到1781人。这样一个不算小的比例中，陈正先绝不是唯一的一家。冯秀成介绍，在该县的住院病人中，类似陈正先这样的困难家庭约占1%。“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往往弄得家破人亡”。
　　
　　　　在当地官员看来，应该适当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比率。目前全国80%的试点地区，都是中央财政补贴每个参保农民二十元，省市或县财政一起补贴二十元，农民自付十至十五元。但按照目前对大病患者37%的报销比例，中央和省市县财政对每个农民补贴每增加10元，报销比例就可以提高7%，如果2008年中央财政的补贴增加20元，就可以达到51%，农民的自付比例下降到49%。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对此充满期待，“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对农民的大病救助起到更大的作用。”期待之余，在冯秀成看来，对于少数特困家庭，“需要国家出台特殊政策”予以扶助。胡善联则认为，如果由国家专门对这部分人免除费用，“可能有点难”，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大病救助的金额。
　　
　　　　胡善联说，国家医疗改革方案即将出台，应该包含最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应该让卫生、民政、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合作，通力解决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问题。而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所有的愿景都已失去意义。

刚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报道

昨天看央视12套的中国法制报道：湖北荆州的墓地本来是由民政局经营的，后来卖给了私人，每平方米的最高价格是房价的三倍。有个80多平米的墓地卖一百多万。当地老百姓都抱怨“死无葬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