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于丹：沐浴经典 传承经典

对已故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于丹怀着由衷的敬意,“面对启功先生,你会领会到一种人生境界,学问可以贯穿一个通透的人格。”于丹回忆起启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次,有人来向启先生求字,先生一口允诺。但刚一写好,来人起了贪婪之心,佯装不满,说您老怎么给写成竖的了,我要的是横的。面对如此不恭敬之人,启先生的回答谐趣而从容:哟,您要是早说要横的,我就带好剪刀和胶水,把这竖的剪下来,再给您横着贴一下不就行了吗?于丹说这就是启先生,要是我们普通人早就大发雷霆了,“面对这样的丑陋,启先生不愤怒,但是他悲悯。”

　　于丹还记得自己曾经向启先生请教书法方面的问题。她当初在少年宫学过书法,老师告诉他们握笔要练习“凤眼法”,就是拇指与食指挨得较近,拇指在下呈一平线,食指略弯,看起来像凤的眼睛。于丹一直觉得这样习字很累,问启先生是否有别的办法。启先生说:他那叫“凤眼法”吗?我看叫“鸡爪法”!你要是成天比划着那姿势,你还能写字吗?骑过自行车吧?你死死拧着车把,不是撞大树就是撞老头。都说王献之练字的时候,王羲之站在后边没能把他的笔抽出去,你说他是让儿子练字呀还是练拳呀?

　　于丹的理解是,启先生是在说“法无定法”,就是人不要太拘泥。你把什么都看成天条的时候,就慢慢失去自我了。“《〈论语〉心得》的扉页上我写了一句话,叫‘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其实我还在启先生这样的大师的光芒下不断成长。”

　　于丹至今清晰记得,著名语言学家王宁先生是这样解释“贫穷”两字的涵义:今天我们理解的“穷”其实是过去的“贫”。什么是“贫”?你看下边是一个“贝”,把一个贝壳当钱花,而且要“分”着花,这还不“贫”吗?过去的“穷”是“穷途末路、无路可走”的意思。“穷”上边是个“穴”字,就是山洞;下边是一个人弯着腰,手还在前头撑着地。你看看,这不就是“无路可走”了么?

　　于丹说,一个这么普通的词,经过先生一分析,顿时就可爱起来,“我现在一看到‘贫穷’两个字,脑子里就是一幅画面,鲜活至极。”

　　于丹一直是个很时尚的人,她说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崇拜偶像了,不过不是什么影视明星,而是自己的老师、文艺理论学家王一川。于丹记得在第一堂课上,王一川就讲到他在北大读书时曾经和同学晚上跑到圆明园,在废墟之间边走边谈,内容涉及终极真理、美的真谛。“他说美是什么?美永远是你前一步地平线上的那一轮太阳,你可以用一生去追寻,但是你永远无法触摸。这是他讲课的语言,比我讲课的语言美多了。”于丹说,讲这些内容的时候,王一川是带着光芒和气场的。“王老师说什么叫‘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就是说你一定是全身心生命澎湃激荡,‘入乎其中’,然后才能‘出乎其外’。”

　　好的老师并不是用言辞来教育学生,而是用一种状态去和学生沟通、去激活学生潜伏的思想。于丹说王一川以感悟学问的方式和作为教师的状态影响了自己的一生,“我现在在讲台上的样子更像年轻时代的王一川。”

　　还有攻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聂石樵先生,还有攻读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黄会林先生……与这些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于丹如数家珍,“有这些大师的耳提面命,你怎能不对我们的文化深情满怀?”

对于老师和母校,于丹始终充满了敬意。3月7日,在北师大举行的《构建和谐的心灵》的主题报告会中,她说站在师大的讲台上自己始终忐忑,“师大是最早开始滋养我对中国文化体察的土地,它是成全我、检验我的地方。”

　　秉承大师的衣钵,于丹走上了讲台。她也在以一种状态影响着学生。

　　人在生命中有时候需要一种仪式感,只有真正被人在乎,才会去在乎别人—

　　学生的爱让她泪流满面

　　学生说,听她的课,是给灵魂洗澡。即使是分析当下火辣的传媒格局,她依然是纵横捭阖、直指靶心,令人荡气回肠。她说:中国电视的级差分布需要以品牌聚合概念,必须集中频道有限资源向优势倾斜,全力打造品牌;她说:不顾规则的“原创”比“克隆”更可怕;她说:新闻发展的趋向是热点现象化于具体事实,政策宣传化于民生命运,舆论导向化于价值判断……

　　课余和学生在一起时,她总是那么松弛。她和学生聊专业问题,也聊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比如流行歌曲——当前最火爆的网络歌曲是哪一首,周杰伦又出什么专辑了,林俊杰的状态如何,南拳妈妈的曲风又有了什么变化……她和学生达成一致意见:周杰伦的御用词人方文山在今天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

　　当然,她也会和学生聊到她拿手的诗词歌赋,不过她依然能把这些在别人看来经典得高不可攀的词句同一首首流行歌曲联系起来。《诗经》说:“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直译过来,是说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一棵忘忧草,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不想这个人了,就不那么心碎了。她告诉学生,要理解这几句诗词,就静下心来听听刘德华的《给我一杯忘情水》,“虽然时代不同,媒介不同,但两者所表达的意境如出一辙。”

　　于丹始终谦逊。她说:“学生带给老师的东西远远多于老师带给学生的东西。因为老师是一颗心,向着那么多的孩子;但是每个孩子用心向着老师的时候,老师的收获不可想象。”

　　谦逊归谦逊。在学生心目中,于丹留下的印记十分深刻。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张江艺依然记得,1996年9月自己从福建农村来到北京上学时,带着农村孩子初入大都市的怯怯表情一走进喧闹的报到现场,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张江艺你好,欢迎你来到北师大艺术系读书!”他定睛一看,一位女老师和蔼地站在自己面前,右手正伸着,等着跟他握手。她,就是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1996级班主任。

　　很长一段时间,张江艺一直纳闷班主任与自己素昧平生,怎么会一见就喊出自己的名字?是不是自己高考成绩很优秀,老师一直在关注自己啊?张江艺的这一想法正中于丹下怀,她希望每个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迅速抛弃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感觉到自己刚进大学校门就受到格外尊重,“人在生命中有时候需要一种仪式感,只有真正被人在乎,才会去在乎别人。”

　　为了让每个学生享受到这一份尊重,于丹作了精心的准备。在开学前的十多天,她找到学生的录取资料,把人名和照片一一对应,确保一见到哪个学生就能喊出他(她)的名字。于丹明白,照片可能与本人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她反复记忆,力求在眉宇间抓住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

　　到现在,张江艺依然觉得那种受到尊重的感觉温馨动人,让自己在大学生涯开始的时候就充满了惊喜。除了有这样的惊喜值得回味,在陷入困境时,他还会拿出于丹老师送给他的四张生日贺卡,看看自己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足迹,从老师的字里行间,汲取抛却烦恼、继续前行的力量。而这样的生日贺卡并非张江艺独有,全班42个同学,每人每年都会准时收到。

　　在于丹的倡议下,1996级北师大艺术系学生实行集体生日制度。42位同学中,同月生日的,就选择这个月某一天集体过生日,接受全班同学的祝福。当天,过生日的同学还会收到于丹的贺卡。与其说是贺卡,不如说是一封谈心信笺。在“信”中,于丹会对学生送上真诚的祝福,再用赞许的语言对学生一年来的成长进行总结,然后讲出自己的期许。

　　张江艺依然珍藏着这些贺卡,他把它们看成了自己的青春记忆。“这说明,我们每个人在她心中都很重要。”

　　时间在不断推移,学生一拨换一拨,但于丹始终没有放弃对学生的尊重,而学生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信任与爱戴。男生学业不顺利,会到她跟前倾诉;女生恋爱了,会第一时间打传呼告诉她。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王夏菁是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毕业的学生,导师正是于丹。在于丹眼里,这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一碰到什么难题,她就跑到老师跟前哭鼻子,但有一次,她反而把于丹给弄哭了——一年元旦,王夏菁送给于丹一张自制贺卡,一面是天蓝色,一面是橘黄色,前者抄满了一年来于丹发给她的短信,后者则是她发给于丹的短信。看到这份特殊的礼物,于丹不由得激动起来,“为了一张贺卡,孩子细心准备了一年,你怎么能不感动?”

　　于丹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好,对其他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她的课在北师大一直广受欢迎,经常有外系学生旁听,结果自然座位紧张,本系学生时时只能站着听课,多少有些不满。这时,于丹总是细心协调,说别人是来学习知识的,应该尊重。课后,她就向学校反映,调换新的教室,满足学生们的要求。

　　她还曾经在北师大开设女大学生专题讲座,就女大学生关心的种种话题进行剖析。一次,讲座严重超时,她还是一一解答学生的问题,不给学生留一丝遗憾。总算回答完毕,她又告诉学生自己的信箱,结果第二天,她的信箱就被塞满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对学生的关爱换来的是学生的信任和爱戴。也就在这次讲座上,有男生起立,很诚恳地对于丹说,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男生专门开个讲座吧!我们也需要您的指导。

　　于丹说,跟学生在一起,她由衷地感到自己“幸福得像花儿一样”,所以不管再忙再累,她也不会缺课或调课,因为她享受跟学生交流思想的过程,“教师是一个极其奢侈的职业,学生对老师的爱太厚重了。”在“百家讲坛”讲完“《庄子》心得”,一份工作就告一段落。她将把全部精力重新投向日常教学,继续带学生去领略孔子的睿智、庄子的飘逸、司马迁的风骨、陶渊明的隐趣,并和学生一道探寻时代变迁下传媒的生存空间。

人物小传

　　于丹，1965年6月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影视学概论”、“电视理论思潮”等课程。曾获1996年度北京市优秀教学奖、2001年度中国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1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北京师范大学十佳优秀教师奖等奖励。出版《形象品牌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现代传播》等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万余字。

于丹与经典

　　1995年，于丹加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现为艺术与传媒学院），开始从事高校影视教学与研究工作。除了教授影视专业课程之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毕业生，她担任了该系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一般在大一下学期为新生开设。

　　从2000年开始，于丹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等近50个电视栏目的策划。一段时间以来，“百家讲坛”一直物色《论语》的讲授者，但都难以符合栏目的定位风格。在栏目负责人的邀请下，于丹进行试讲，结果得到了各方肯定，于2006年国庆假期推出七期《〈论语〉心得》。2007年春节期间，于丹的《〈庄子〉心得》播出。

　　于丹的讲座和根据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图书引起了海内外观众和读者的积极反响。电视讲座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多次重播，根据数据显示，自2006年11月26日上市首发至今，《于丹〈论语〉心得》销售量已达300万册左右。同时，《于丹〈庄子〉心得》首印即达100万册。

　　于丹多次出席各种活动，激发人们对经典的热爱。2007年年初，于丹将包括《〈论语〉心得》在内的90本图书捐给了设在北京新闻出版局的“带一本好书回家”捐书点，她希望这些图书能够帮助农村的孩子开启未来之路；3月29日，于丹应邀为国家乒乓球队举行了一次讲座，她联系乒乓球比赛的特点和国手们的实际情况，将《论语》中的故事和哲理与队员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融会贯通；4月4日，她来到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监管分局前进监狱，做了一场题为“发现心灵，道德人生”的讲座，希望服刑人员明白孔子所说的“过而不改是为过”的道理；4月30日，于丹和《明亡清兴六十年》作者阎崇年前往台湾，与读者面对面接触，台湾《联合报》报道开篇第一句是——“台湾读者有福了。”

　　对于这些，于丹冷静应对：“希望大家能记住我做的事，忘记我这个人，为‘国学热’降降温，因为国学需要的是温暖，而不是火热。”

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
我们深信，如果我们说的是真理，那么，一个人签名与很多人签名，其效用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决定一道做这样一件事，其意在表明，即使在一个普遍丧失了精神信仰的时代，坚守着文化的尊严的声音，也决非微弱的、毫无声息的。本文最早在某高校的一个内部论坛征集签名。当某些青年学者表示因为 “不愿意得罪北师大”而拒绝签名时，来自北师大的杨暘同学毅然签下了他的名字。]


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他们荒悖无知，对传统文化殊无敬畏，他们的一切行为，往往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对中国人进行文化基因改造——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的基因。媒体对于这类人的狂吹热捧，等于是把厕所当客厅。

从2007年2月7日开始，某报连续7天，以半版的篇幅对于丹进行“关注”。编者声称，“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我们也分明感到，‘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的文化普及工作，在中国有着多么广阔的前景。”同时，编者表示，之所以要关注于丹，是因为，“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让其发挥出特有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的力量，既非常必要，又迫在眉睫。”然而，我们认为，对一个凭借强势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予以如此不恰当的“关注”，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亡。妄图通过对于丹的关注，来针砭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主流媒体的代表，该报此举殊欠妥当，某些编辑记者缺乏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基本的人文素养，于此更是表露无遗。如果主流媒体都对意淫、猥亵中国文化的行为唱起赞歌，那么，不待外来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注定了必将覆亡。

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也更隐蔽。因为，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那些打着要 “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旗号的人们，他们巧言令色，谄视媚行，实际却偷偷为中国文化掘好了坟墓。当白先勇用青春版《牡丹亭》任意涂抹昆曲时，人们不知已在釜上；当安意如用说诗词的方式去意淫中国古代那些高雅的生命时，人们不知水已烧开；当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时，人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煮熟。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掘墓人那里，我们除了嗅到死尸的臭气，何尝掬得一丝传统文化的芬芳？如果这也算一种文化基因改造，那么就等于是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绝非危言耸听。现代民主社会，在文化上往往发生许多不健全的现象。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会变得很穷，而那些最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当然，在民主时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学者虽然没有钱，但是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然而，这一次，无良媒体人加入到为于丹之流推波助澜的行列中，社会生活的标准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想想看，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世界未来能够走向大同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世上没有哪一种知识不需要经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和实践就可以被掌握。我们从来不会反对人文理论的通俗化，但通俗绝不等于庸俗和媚俗。像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刘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那些才是真正的通俗。通俗和庸俗及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那些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的人们，要么是因为别有用心，要么是因为极度无知。于丹是后者。当无良媒体人吹嘘于丹的书卖到二百五十万册时，他们也许忘记了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

为了中国文化的命运，我们不应再对无良媒体人表示沉默。正所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们谨此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媒体人，应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我们更希望，《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

再不要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了！

起草人：

徐晋如（中山大学博士生）

共同发起人（以签名确认先后为序）：

刘根勤（中山大学博士生）

王晓峰（清华大学博士生）

张晖（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周韬（暨南大学博士生）

朱崇科（中山大学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杨旸（北京师范大学学士）

李森（北京大学硕士生）

王进（中山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