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老百姓穷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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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腐败损失。
按照国情专家胡鞍钢的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 到16.8% ，腐败的增长速度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的资本化、货币化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土地时，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 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有2 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5 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 亿元人民币；5 年3500亿元。有10% 大约350 亿元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人民币。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执法部门乱罚款乱收费、领导圈子里亲戚、秘书、司机损公肥私等则无法统计在内。
总之，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人民币。这些，还没有把大量的挥霍浪费、失职渎职造成的巨额损失算进去。据内部权威部门几年前的调查，全国200万县、团、处级或以上中、高级现职、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拥有全民70%以上的财富；在全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其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在50000名持有2000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300多名，近十分之一。
第五个阶段，是权力资本的国际化，即加入WTO 以后。
这里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戚火贵，早已伏法的海南巨贪，风云一时的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受贿187.6万，还和妻子符荣英共同拥有不明财产1100多万，这些非法财产居然相当于当时东方市全市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成克杰张一张嘴，就弄了几千万；王保森贪污、挥霍公款达数亿元！深圳市沙头角镇原镇委书记张嗣胜不无把握地说：“一年不弄个三五十万就白混了！”，真是小巫见大巫！近年来,贪官污吏捞足了钱开始往国外转移,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从1996年下半年至2000年的四年半，资金、资产外流达到9000亿至1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65-70%是流入到驻境外中资高层、在境外和国外干部家属及国内干部家属在境外、国外的帐户中。在香港、澳门特区的13000多名内地党政军离退休中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在当地拥有资产值达6000亿港元以上，其中90%或以上的资产来源是非合法或在合法正常交易中非法占有的。
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透露：中国大陆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黑社会性质的有700亿元人民币，腐败分子外逃的达300亿元，另外1000亿虽属洗钱性质，但不全是黑钱。经济专家樊纲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说的都是近年的事情。赖昌星已不必说, 中国第三富豪仰融挟款10亿大逃亡,原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就在美国购买了多处房产坐收房租。中国两年间到澳门赌场豪赌的就有数十名高级别官员或国企领导，他们所输钱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伙就是这样。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海外不仅有豪华别墅，开车也很讲派头：奔驰、宝马、林肯。看看那些漂亮的豪宅，有的价值百万、数百万美元，许多人一次性出手，现金交易，使那些只能靠30年贷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都看傻了眼。以至于国家不得不开展追逃、禁赌、收缴护照、控制领导干部出国的非常措施。
四是不合理的制度环境。目前中国的税收繁多而且严重不公。近年来, 国家税收年年上新台阶, 2万亿到3万亿只不过二年时间, 可喜可忧? 而且减税的步子总是没有增税的步子大而快。国家拿得多了,民众自然就得到的少了。挣不了几个钱的小商小贩负担着说不清的这税那费,而真正挣了大钱的又总是偷漏税,比如富得流油的这款、那星、房地产商们缴了多少税?
不知是哪一个要求进步的经济学家率先提出“改革就是减负”，接着就被一些主事者在指驴为马之中，“减负”被扩大化地利用了。教改，老百姓掏钱；医改，老百姓掏钱；房改，老百姓掏钱。教育、医疗、住房，这在上世纪中叶，被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里所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居然都被宣布为要国民自己解决。在中国特色的社会里，产生了新的三座大山，牢牢地压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吞噬着老百姓的财富。结果老百姓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日子过得挺难！而一些应该市场化的行业却始终保持着垄断地位，侵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
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止。干部是上面提拔的，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或搜刮民脂民膏。一个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弄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现在只要办事，就得花钱，请客送礼，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一个腐败链—食物链，老百姓办事要给基层干部送，基层干部办事要给中层干部送，中层干部要升迁提拔必须给上层送，而且送少了或送错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于是，财富一步步、一层层往上集中。这就是“官本位”“有权就有一切”的生动体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演的悲剧、喜剧、闹剧。那些贪官污吏们整天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给二奶、情妇的钱出手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别墅、轿车随意送，钱从哪里来？
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由此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达几千亿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据《财经时报》2004年报道，有关专家测算，中国过去10年间转让土地达1亿亩，但市场土地出让金与政府给农民补偿之差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到底到哪里去了？这正是农民的利益被剥夺的症结所在！
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公共权力被滥用。执法人员把摆摊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城市建设、街道道路是拆了建,建了又拆毁,豆腐渣工程、腐败工程比比皆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垄断行业——水利、电力、邮电的部门利益在损害着民众利益。国有资产被腐败分子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财产缺乏保护，社会不公在加剧。
以上归纳尽管不够全面，但可以明白个大概：是什么使我们勤劳而不富有、而不幸福了！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人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能换来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的机制改善，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也还好。怕就怕成本支付了，现状并没得到改善，从一些已经改制的企业、银行和行政部门来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如果我们依然为改革支付高昂成本，如果国企改革、银行治理以及行政体制，依然沿袭旧路不能脱胎换骨，那么，中国人民还将继续要为无效、贪渎的损耗埋单，勤劳而不富裕!

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概括性,讲的很实际,故与大家一起分享.

好的.刚开始因多于7000字符,所以不能全贴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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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原因就是对政府机构缺乏有力的监管。

真是用心呀

哪里来的数据嘛，也不能全看得黑暗不是吗？历朝历代，哪有个不贪的，无论怎么样，老百姓得到点实惠，生活过得去，每年都有新变化，那么政府就是好政府，想一下子变得天翻地覆的不也不现实嘛，革命了倒是彻底，可老百姓得付出多少代价呀，换了政府不也是一样嘛，就中国人的脑子，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真真是过好自己的就行了，网上发发劳搔就罢了，如果真成了国家主席就不这么考虑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