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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基础科学是科学更是文化――中科院院士杨玉良

快乐老家

  • 基础科学是科学更是文化――中科院院士杨玉良

    做课题研究,不论是自己,还是对我的学生,我的要求是要从理论到实验都要关注,而且基础科学研究不仅是科学,也是一种文化。2003年刚刚被评为中科院院士的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学家、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杨玉良教授还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复旦大学副校长。而且他也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

      杨玉良教授在高分子链静态和动态行为的图形理论、研究高分子固体的结构和有序度及分子运动相关性的转子同步NMR新方法、液晶的分子场理论和PDLC材料、提高活性自由基聚合反应的速率、通用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化的基础研究等领域取得成就。曾获霍英东研究类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求是青年学者奖和上海市科技精英称号,是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和复旦大学另两位新院士一样,他也是复旦大学“土生土长”的博士。

      作为复旦大学副校长,他更关注学校的发展。他认为,基础科学的发展才能够真正使学校实力增强,使国力增强。在他眼里,基础科学不仅仅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因为基础科学会给学校或者国家的发展提供深厚的底蕴。他打了个比方,基础科学就像是一只“母鸡”,如果生长发展得好,那就会不断派生出新的学科,并且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能源”。

      同样,在杨玉良教授看来,一个人要取得一点成绩,要有扎实的基础非常重要。2003年刚刚52岁的杨玉良教授坦言,他初一刚刚读完就赶上了上山下乡,劳动6年后才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然后在复旦读到了博士。而且本科三年中上课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从形式上看,他的教育基础并不扎实,这使他在今后获得成绩的过程中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因为自己的特殊经历,杨玉良教授现在带研究生的时候更注重对学生的规范培训。2002年,他有三名博士生的论文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对自己学生的要求是,理论和应用实验要同样关注。他说,自己首先是导师,培养学生是最重要的工作,让学生介入到导师的课题中是个好的办法,但是不能把学生变成导师的廉价劳动力,变成导师思想结果的执行者,那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年轻人。所以,作为教师,他关注得最多的是如何“培养”学生。

      谈到自己从事科研的经验,他坦率地说,我现在还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搞科研没有秘诀,也没有捷径,如果能够总结成秘诀的话,大家都可以做科学家了。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大多数人的智商都差不多,重要的是是否努力,以及努力的方式是不是正确。而我对学生的要求是要有“3C”的能力,就是自信心(confidence),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和合作能力(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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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醋老西

    第1楼2007/07/13

    杨玉良:科学家要有健全的人格


      ■科学家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
      ■幸福感是通过比较而产生的

      

      人物小传:杨玉良,1952年生,浙江海盐人。1984年获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拥有多项国际国内专利。

      杨玉良是复旦大学“土生土长”的博士。一脸和气、满面笑容,似乎是他的招牌表情。交流后才发现,原来除了化学,他对治学、对成材、对人生等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科学家不应该沦为科研机器

      问:作为校长,您首先是个科学家。在您眼中,怎么给科学家画像?

      杨玉良:科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否则就容易变成科学上的“怪人”、“狂人”,不顾科技这把“双刃剑”的消极面,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来。这样极端的事在国内外已屡见不鲜:农民用硫磺熏木耳漂白,给黄鳝用避孕药增肥……背后都有科技人员的影子。在我看来,人格的完整性首先源于知识的完整性。科学家不应只简单掌握本领域的知识,沦为从事科研的机器,相关科学的知识、人文社科类的知识都必不可少。只有人格完整的科学家,才会体会到民族大义,心中充溢着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老一辈战略科学家们,他们不仅有广博的知识,更有健全的人格。

      问:科学界出现的一些功利现象,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杨玉良:的确如此。现在有些特别看重科学的功利性,强调由其延伸的技术的应用价值,而科学更重要的一面是文化,一种可以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我想强调的是,既要提高人文社科学者的科学素养,更要提高科学家们的人文素养。遗憾的是,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后,一些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的人文素养并不高,所以才会出现学术造假的事情。

      问:应当如何改变这种状态?

      杨玉良:我想要从基础抓起,从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着手。一个好的介质就是科普读物。好的科普读物贯穿着科学的思想红线,而市场上很难发现国产优秀的科普读物。对普通大众来说,这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丧失,非常危险。

      成材的“三C理论”

      问:您是文革期间上的大学,好多人在大学里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您怎么过来的?

      杨玉良:我初中只读了一年书,就下乡6年。在我最想读书、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整个教育陷入混乱,我也没有受多少老的教育方式的束缚,受到的不良影响小,这对我来说又是幸运的。对于好学的人来说,这是件好事。当然,前提是好学。

      问:在化学家里,您的物理、数学、生物等学科的知识也很丰富,如何做到这一点?

      杨玉良:应该说我比较重视基础。我还有幸成为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兼职教授,这得益于大学时的兴趣,靠自学,由此也养成了我的一套学习模式。

      问:我对这套学习模式很好奇?

      杨玉良:比如学一门课,我至少找来三个版本的教材比较着看:两本国内、一本国外,比较学习可以汲取每本书的最精华部分。再如,看一本书先从框架入手,如同看房子,先看看门窗朝向、进出通道,再进去细看房间,就不大会迷路,知道它在整个学科知识架构网上处于什么位置,为今后的融会贯通打下基础。还比如,我上大学时有个习惯:内容看懂了,不盲目地做太多的习题,尤其是同一概念下的同类型习题。

      问:理工科不是很强调练习的重要性吗?

      杨玉良:我进大学时已经24岁了,再按部就班地学,那得学到什么时候(大笑)?我学习的过程有点类似中国经济,虽然有些不平衡,但总归是要加快发展的。我的逻辑是:学一门知识,把握了精髓、搭起了框架,就等于绘制了导航图,可能对细节你并不稔熟,但一旦需要,随时可以翻出来研究,同样能解决问题。这叫急学现用,但决不浮光掠影。

      问:您对青年人成材的品质要求是什么?

      杨玉良:我总结出一个“三C理论”,青年人成材应有自信心(confidence)、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和合作能力(cooperation)。做任何事,首先要有自信,没有这个什么都完了。杨振宁先生曾说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其次,很多你认为正确的观点是需要你去为之辩护的,没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不行。最后一点是合作能力。现在,大部分的科学问题都离不开团队的合作,合作能力自然十分重要。特别要强调的是,合作者是平等的,哪怕是自己的博士生,彼此也是合作关系,不存在谁为谁打工。

      好心态可以做好任何事

      问:您身上有哪些品格让自己满意?

      杨玉良:如果有的话,第一,做任何事情我都很投入,不管是不是自己最感兴趣的。比如化学,上大学时我很不喜欢它,总认为它过于经验,缺乏理性的思辨,但我还是满腔热情地去学,而且学得还不错。同时,我也不放弃我的爱好,如物理、数学、生物等。后来才发现学科之间是可以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

      第二,做任何事情,都乐观处之,从不认为老天多么不公平,保持了一个积极的心态。在我看来,人的幸福感从来都是通过比较产生的,而并非在于你实际得到了多少。

      第三,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保持很低的心理起点,你会很容易满足。当然,工作上要认真,尤其做科研,一是一,二是二。

      问:那您平时就没有烦心事?

      杨玉良:有,但基本不动气,更少发火。人干活就怕心累。好心态可以做好任何事。当然,这需要“修炼”。

      问:退休后您会做什么?

      杨玉良:大概会去写一点科普读物吧!相信到那个时候,人的阅历更多,知识更多,对事物的理解恐怕会更深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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