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

李国杰院士：科研工作为何效率低下? 投入增多难掩精神“缺钙” 　　“我们是否应当反思一下，科研开发除了对个人评职称和为本单位排名次起加分作用外，能否对整个社会进步真正产生较大的影响?”日前，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国杰院士在深圳举行的“2011中国计算机大会”上，痛批低效研究开发，对于大量无用甚至无效的研究，他认为是群体性“糊涂”。 　　据介绍，我国科研投入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不到900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7062.6亿元。全国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经费每年增长都在20%以上。2009年，全国参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人员(中级以上职称和博士学位获得者)达到318.4万人，已是世界上这一领域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家。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各项排名也在不断向前，但李国杰认为，我国大学与科研单位的研发效果不佳，许多所谓的科研工作既不产生新的知识，对企业也没有帮助。 　　李国杰认为，从表面来看，我国计算机领域产业规模扩大，研究人员不断增加，但是绝大多数研发人员在做模仿跟踪开发工作。 　　让李国杰院士感到安慰的是，以华为公司等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现在已经与外国大公司并驾齐驱，没有可跟踪的对象，只有自己开展前瞻研究才能占领制高点。 　　对于引领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李国杰院士有许多思考。他认为，开展前瞻性研究不但需要技术积累，还需要胆识与气魄。可是他“恨铁不成钢”：“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的胆识与气魄已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人员，普遍有“缺钙”的毛病。老一代科研人员敢于造原子弹、氢弹，可是现在一些年轻科研工作者‘骨头软’，只满足于做小事。” 　　李国杰解释了什么是“小事”：“近十年来，由于科技评价制度强调‘数字化’考评，导致科研人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习惯于对技术细节的改进而缺乏判断宏观市场和洞察未来的眼力。” 　　李国杰介绍，国际上对开展共性技术前瞻研究的政策各不相同。美国比较强调企业间的竞争。1987年，美国开始先进电视(ATV)研究工作。最早有几十家公司参与，最终美国通用仪器公司开发出数字电视，成为新的标准，迫使日本和欧洲放弃过去的模拟制式。 　　日本和欧洲非常鼓励竞争前技术的合作，由政府出面组织联合技术攻关。欧洲开发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时，从众多移动通信公司的技术方案中迅速统一，成功形成GSM全球通标准。 　　李国杰提出，我国的前瞻性研究要强调联合起来“做大事”。如果按照目前计算机领域研发状况发展下去，李国杰担心“可能一件大事也做不成”。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text-indent: 2em "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习近平同志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下苦功夫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从全球范围看，技术和产业发展主要靠两个因素驱动，一是国家安全等战略需求驱动，二是商业和市场驱动。近年来，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代表性成果如量子卫星等，大都属于前者。相对而言，商业和市场驱动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是一个短板。习近平同志指出，“核心技术脱离了它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系统，上下游不衔接，就可能白忙活一场。”掌握一种产品或一个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科研上下游共同努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要发现新材料、新原理和新方法，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新知识，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企业的科技人员则要根据市场需求，寻找合适的知识组合，满足性能、质量、成本等各种约束条件，研发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关键核心技术源于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成果是新知识，主要体现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上，大都不是能直接满足市场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应当看到，从纸上的知识到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发挥市场的驱动作用。从实际来看，要想把具有市场优势的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拆除阻碍技术产业化的“篱笆墙”，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研究的努力方向应是挑战“无人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不可用变成可用。基础研究应鼓励往上游走，啃别人不敢啃的硬骨头，针对影响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原理性突破。例如，高性能计算机的降能散热、长时效的电动汽车电池等都需要这样的原理性突破。而现有产品改进、性能提高、成本降低等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技术课题，主要应由企业科技人员来解决。因为工程性的技术创新是在成本、时间等强约束条件下的创新，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大多对市场了解不深，往往难以理解这些强约束条件，他们一般习惯于从技术出发找市场，但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许多时候是根据市场找技术。可见，简单地要求大学和科研机构直接开发企业能接过去的关键核心技术，许多时候并不现实。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除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要努力，企业更是责无旁贷。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企业目前还难以完全担负起这一重任。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研究开发的能力很薄弱。现在，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已有相当一部分有能力开展创新活动，但所占比例还是不够高。事实表明，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研究难以取得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必须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激励了解世界科技前沿的青年人才进入企业，为提升企业科技研发能力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牵引作用，由企业牵头研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令人高兴的是，当前我国若干领域已涌现出一批创新活力较强的企业。这说明，我国企业有能力掌握高精尖的关键核心技术，我国企业自主研发正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p p br/ /p

我国著名的化学工程学家，中国当代颗粒学奠基者，中国颗粒学会首届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郭慕孙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1月20日0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郭慕孙院士 　　郭慕孙，1920年6月24日生于湖北汉阳，籍贯广东潮州；1943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化学系，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10月至1956年8月在美国碳氢研究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任工程师；1956年10月协助叶渚沛所长筹建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流态化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负责人、代所长、所长；1986年起为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7年当选为瑞士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郭慕孙是我国流态化技术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是国际流态化技术学科领域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在美国纽约碳氢研究公司工作期间开发煤的流态化气化、空气分离、气体净化及铁矿的流态化气体还原工艺，获三种美国专利。在国内进行了贫铁矿流态化磁化焙烧、复杂铁矿流态化还原和硫酸化焙烧、矿石流态化洗涤和浸取、粮食流态化干燥等工艺及有关设备的开发研究，共获国家专利11项。1989年荣获“国际流态化成就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7年获“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奖”。 　　他长期从事化学工程-流态化技术方面的研究，理论上有独创见解并自成体系：通过延伸“散式流态化”的特征，设想了一种完全均匀的“理想流态化”与“无气泡气固接触”的概念体系，用较简单的数学模型描述这种理想体系中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统一关联，从而分析了许多工程计术问题，已在生产实践和科研中得到应用。[化工冶金中的散式流态化]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为改善聚式流态化中的气固接触，研究开拓“稀相流态化”、“快速流态化”、 “浅床流态化”，并建立了三者能相互贯穿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方案[无气泡气固接触]，该理论于199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出版专著有《流态化技术在冶金中之应用》、《流态化：垂直系统中均匀球体和流体的运动》、《流态化冶金中的稀相传递过程》、《流态化浸取和洗涤》、《化工冶金中的散式流态化》、《理想和无气泡流态化》、《快速流态化》。在他主持下举办了六次全国流态化学术会议，五次中日流态化学术会议，一次中日美颗粒学学术会议，两次国际流态化会议。 　　特别要提及，郭慕孙对中国颗粒学发展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郭慕孙发起并负责组建中国颗粒学会，1986年中国颗粒学会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成立，学会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郭慕孙担任首任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