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恶化

发布时间：2008年8月22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环境保护电视电话会议8月20日下午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疆农村环保工作的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力争使新疆农村环境污染加剧和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控制。 自治区党委常委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出席会议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确保农牧区饮用水源水质安全，采取不同的饮用水水源保护措施；积极开展水源地周边环境整治，坚决依法取缔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排污口；加大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对河流湖库等水域、粮食主产区、菜篮子基地等重要农村生态功能区要提高工业企业的环境准入标准；开展农村污水、垃圾污染治理和村容村貌环境综合治理。力争到2010年实现农村饮水水源地环境质量有所改善，高效、低毒农药使用率提高10%以上；农村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率以及生活垃圾和污水的处理率均提高10%以上；农村改水、改厕工作水利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45%以上；农村地区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防治取得初步成效，生态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得到加强，公众环保意识显著提高。 ——信息来源：新疆人民广播电台

新华社武汉11月3日电（记者 沈翀、魏梦佳）我国三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先后启动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工程，以缓解水质继续恶化。在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开幕当日的“省长对话”活动中，江西、湖南、江苏３省副省长分享了他们的“治湖”经验。 江西省副省长孙刚介绍，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水源地，其治理经验是把湖泊当做人类生产生活系统的一部分，从源头开始进行综合性治理。为此，江西在鄱阳湖流域开展了“山江湖工程”，并已提出创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按照“治穷—治山—治江—治湖”的顺序，从根本上解决鄱阳湖的生态恶化问题。 他说，经过多年持之以恒的整治，鄱阳湖已经是我国最干净的湖泊之一，目前这里主体水的水质已经达到二级水质。 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命运也一度引起公众的担忧，因为周边大量造纸等企业污水直排入湖，导致2005年各监测断面水质监测结果均为Ⅴ类。湖南省副省长刘力伟介绍，为给洞庭湖减负，湖南调整产业结构，发起“治污风暴”。 仅2006年最后3个月，就关停了沿岸234家排污不达标的小造纸厂，其中9家造纸厂改造排污达标恢复生产，到目前洞庭湖流域仅剩下11家造纸厂。目前，废水排放量、化学耗氧量成倍削减，洞庭湖再现昔日潋滟风光为时可期。 江苏省副省长徐鸣在谈到太湖的治污经验时特地谈到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他说，2007年夏天的太湖“水危机”导致周边居民饮水困难，引发全国关注。为修复太湖水生态，江苏采取了调水引流、打捞蓝藻、控源截污等多方面的措施，同时在治理中首创“双河长制”，由省、市领导组织编制河流整治规划，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推进小流域综合整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对环境质量负责制。 徐鸣说，截至目前，太湖累计投入治污资金400亿元，流域水体水质已经有了不同程度提高。我国湖泊治理需要构建公众参与体系 新华社武汉11月3日电（记者沈翀、魏梦佳）湖泊水资源萎缩、水污染以及富营养化问题已成为世界及我国最棘手的水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3日在武汉举行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说，我国的湖泊治理除了需要依靠工程技术外，还需要构建公众参与体系。 王浩院士说，湖泊水问题突出的表现在水体富营养化、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洪水频发及生态失衡等多个方面。同时，跨行政区域的水争议事件以及突发性的水污染事故也在日益增加。但由于缺乏公众的参与，湖泊水污染控制比较被动。 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国治湖过分依赖工程手段，不注重公众参与，导致治湖过程中政府与居民、农民与企业间屡屡产生摩擦，影响了治理效果。 王浩院士介绍，可通过三个方法提高公众在湖泊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度，包括加大公共教育与宣传提高公众意识、促进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通过各种途径使公众参与到湖泊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制定及政策实施等过程，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此外，信息的获取对于公众参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关部门应构建湖泊水量、水质、水生态以及污染源的管理现代化的信息平台，保持通畅的信息渠道，以方便社会公众获得足够信息，对湖泊保护治理进行有效监督。气候变化和新污染源成为未来湖泊治理面临的两大新问题 新华社武汉11月3日电（记者沈翀、魏梦佳）湖泊是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维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资源。在此间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表示，在未来的湖泊治理中，相关部门需面对气候变化和新污染源两大新问题。 王浩介绍，气候变化对流域水循环系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气温的升高可能导致降雨量的减少和蒸发的增加，导致湖泊水位下降、蓄水量减少甚至干涸。 同时，气候变化对水生生态系统也会产生影响，如增大植物生产力、增大有机物的沉淀与化学反应速率，加快微生物活性等。湖泊规划与管理中应该考虑可能的气候变化因素, 以增强湖泊水污染控制措施规划、制定与实施的可靠性。 与此同时，新型污染物需要引起湖泊治理相关部门的重视。除了传统的营养物和有机物外，新型水污染物也可加速富营养化过程，或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重金属物质和持久性有机物等新型污染物可通过食物链对人体产生有毒影响，引发疾病、癌症或出生缺陷，这些物质由于具有生物富集、生物积累、生物放大等效应，已被认为是当前最难处理的污染物。 王浩说，从流域安全的角度看，这些新型污染物在湖泊流域中的产生、输移和转化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应引起足够重视。这不仅需要我们进行广泛的原型实验与科学研究，也需要一定领域的合作与技术支持。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1日02:44 第一财经日报 　　章轲　　昨日对外发布的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将矛头直指“特殊利益集团”，认为其正在成为中国环境持续恶化的主因之一。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编写的该书指出，“绿色GDP评价和规划环评条例立法遇阻等事实，不仅显示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强大惯性，也再次暴露出特殊利益集团的顽固性和危害性。”　　据该书总报告作者之一、《环境保护》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胡勘平介绍，2005年度的“绿色GDP”报告迟迟未能公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省市地方向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施加压力，反对公开。虽然在2005年年初，有10个省市启动了绿色GDP试点工作，但一些地方实际仍处于“谈绿色变”的状态。 　　“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在启动规划环评时，就宣布争取早日将规划环评纳入法规程序，并计划在2007年内推出《规划环评条例》。”胡勘平称，但2007年底，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却“曝出内幕”：由于各部门严重的职能交叉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业绩观，《规划环评条例》目前尚不能很快出台。　　“绿色GDP研究和《规划环评条例》遇阻是环境保护中利益冲突、利益博弈的突出例子。”“自然之友”会长、著名学者杨东平认为，某些地方与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因。　　绿皮书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了十多年的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原来的‘政企合一’、‘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时期，出现了‘政经一体化’的倾向。”　　绿皮书举例称，一些地方提出的“亲商”口号以及背后赋予投资者的各种税费优惠、政治待遇和社会名望，乃至于颁发“特别通行证”之类的具体做法，都超过了原先给国营企业厂长(经理)的待遇。　　“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政商同盟，成为推动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但是，这样一种体制将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杨东平说。　　绿皮书认为，虽然我国环境保护转机的曙光隐约可见，但由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惯性，生态变化的不可逆性，一些地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早已超过了环境容量，以及地球变暖等全球性因素的不利影响等各种因素，中国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前景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