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诚信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科技界引起热烈反响。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学计量与评价中心主任潘云涛认为，《意见》的出台充分显示出国家对治理学术不端、营造科研诚信氛围的高度重视，立场鲜明。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潘云涛说：“这个文件不仅仅有原则性的条款，还很有可操作性。比如，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体系，科技部、中国社科院分别负责自然科学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诚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此外，还明确了责任主体，比如，从事科研活动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是第一责任主体，学会等社会团体要发挥自律自净功能，科研人员要坚守底线、严格自律，等等。”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意见》指出，“教育、卫生健康、新闻出版等部门要明确要求教育、医疗、学术期刊出版等单位完善内控制度，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学术期刊应充分发挥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切实提高审稿质量，加强对学术论文的审核把关。”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潘云涛表示，学术期刊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是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产出，人们通常把科技期刊的审稿人比作科研工作的守门人。作为科研工作全流程中的重要一环，学术期刊中的诚信问题是科研诚信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对于解决学术期刊的诚信问题，潘云涛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内控制度，比如，管理规范、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撤稿机制等；另一方面是外部监督，有国家管理部门的审查监督，也有社会舆论的监督，还有同行的监督。两方面应该结合起来，共同对学术期刊的发展起到监督和促进作用。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意见》提出，“科技部要建立学术期刊预警机制，支持相关机构发布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并实行动态跟踪、及时调整。将罔顾学术质量、管理混乱、商业利益至上，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术期刊，列入黑名单。”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这里有对相关机制的描述，即谁负责、谁承担、谁发布，如何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是国内最早从事科技论文和科技期刊评价研究的权威机构，每年定期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已成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和管理部门的重要参考依据。”潘云涛说，“我们正在尝试建立科技期刊的监测预警体系，希望通过建立科技期刊诚信及舆情监测指标的方式，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提供客观数据支撑。”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意见》提出，“论文作者所在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管理，对在列入预警名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要及时警示提醒；对在列入黑名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各类评审评价中不予认可，不得报销论文发表的相关费用。”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我认为科研评价是抓手。科研评价在科研工作中起导向作用，科研诚信中的问题，必须与科研评价问题一起研究，以评价为抓手，带动相关工作和政策的进步，共同为科技创新工作保驾护航。比如，进一步改革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按《意见》要求加强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管理。”潘云涛说，“科研诚信问题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问题，关系到文化、经济和生活的许多方面，要通盘考虑、精准施策。”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最后，潘云涛认为政策宣传也很重要。一方面管理部门要用多样的形式宣传，另一方面科研人员也要自觉成为宣传员，向同行、学生宣传科研诚信相关政策。 /p p br/ /p

从客观层面而非主观上认定科研不端行为这次引发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是通报中前三项中“未发现有造假”但有“图片误用”的结论，如“对网络质疑曹雪涛院士的63篇论文，经调查未发现有造假、剽窃和抄袭，但发现较多论文存在图片误用，反映实验室管理不严谨。”如何解读这一结论呢？尽管通报中“未发现造假”与“图片误用”存在一定的模糊解释空间，但对前三项的定性实际上就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科研失信行为）或科学不端行为。一方面，“未发现有造假”但有“图片误用”是指，联合工作机制认为，在客观上或根据常识就可以断定涉嫌造假者在图片采用和处理上存在错误，导致了不实，但经过一系列审核与复核程序之后，未得出当事人有意为之的结论。也就是说，或因为缺乏证据优势，或由于缺乏多数共识，联合工作机制认识不到或不能共同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有造假”——有意欺诈；尽管联合工作机制中的个体与群体认知具有权威性但其认知能力不是无限的，这一结论实质上是对其认知局限性的坦诚，而非宣称事实上不存在“有造假”。另一方面，从处理来看，通报对前三项论文涉嫌造假就是按照科研失信行为或科学不端行为处理的。对照《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不难看到，取消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格、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评审专家资格、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通报批评等处理措施，都可以在相关文件中找到依据。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容易看到，鉴于联合工作机制的查处审核涉及不同的主体，由于立场与知识背景的不同，就相对客观的事实表述（如“图片误用”）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图片错误本身就是图片误用的客观证据。相比之下，对于是否存在“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结论、检测报告或用户使用报告”等则需要对当事人基于主观意图的造假行为的认定，在查处实践中是十分困难的。这就类似于相对客观的“文字重复”较涉及主观犯意的“抄袭剽窃“更容易确认。实际上，“巴尔的摩案”等著名的国际科研诚信案件的查处之所以出现反复甚至逆转等案例表明，由于科学研究固有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不论采取类似法庭庭辩还是权威机构审问的方式，就相关人员是否有意或因为急功近利等原因实施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是很难认定的。正是由于主观行为认定的困难，所以“图片误用”尽管有“白马非马”之虞，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认知在认识论上的困境。更进一步而言，联合工作机制在认知上的局限性表明，国家层面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科技界的司法体系，科研诚信最终要靠科技共同体的自我纠偏——包括个体与机构的科研诚信意识的树立与践行。论道易，实行难。平心而论，这次调查是自２０１８年两办《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联合查处科研诚信案件的首次。中国此次科研诚信查处联合工作机制在世界上类似情况也不多见，如果能静下来心来仔细领会通报中的字句，对中国科技实践有所了解与思考的人，不难细察其背后无以明示的艰难与折衷协调的智慧。科研诚信建设应以确保科研质量为目的通报针对“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而非“对某人涉嫌造假行为的查处”本身说明，对科研诚信的查处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科研质量的提升，而不是查处造假的科研人员。就像日常的道德行为规范是为了让人们更和谐地相处和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一样，科研诚信建设是为了促进中国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更好地实现高质量的创新。从国际科学界通行的惯例来看，更正和撤销论文等举措首先是为了保持科学研究过程与记录的科学性。而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一方面与科研人员的认知能力和水平相关，另一方面取决于科学研究过程与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integrity ）：做了什么研究就说做了什么研究，取得了哪些数据就如实记录或呈现… … 正是后者对科研人员的行为提出了科研诚信上的要求。正是基于这一对科研诚信建设与科技事业的关系的本质的认识，在一些科研诚信案例中，人们获得的一项重要经验是，科研诚信建设应为推进高质量的科学研究保驾护航，而不是将科学家放到道德的聚光灯下。这次通报的目的实质上是国家层面对于科技走向自立自强新阶段将更加注重科研质量和科技的高质量发展的宣示。对涉嫌造假论文在国家层面的机制化查处与通报，不是为了扮演科学道德审查员，也不是一般的纪检监察工作，而是希望增进科研人员与公众对中国科技界奉行科学精神和实现高质量创新的信心。能否做到这一点或会不会事与愿违，既是检验这次联合工作机制的首秀的实践标准，也是促使其今后改进工作的基线。科研诚信建设是一项合作性的事业再来说饶毅教授在通报发布后再次公开举报林-裴论文一事。虽然此事引发了不小的舆论波动，但仅就程序正义而言，中科院道德委员会最后做出的“不再进行调查”的决定是有其依据的。尽管此次饶毅更换了举报受理主体，但从国家科研诚信建设的架构来看，联合工作机制具有最高权威性。依据联合工作机制，中科院（也包括前此受理主体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按照《规则》开展了调查、接受了复核、参与了审议，因而这一处置决定符合《规则》第十三条有关“对同一对象重复举报且无新的证据、线索的”以及“已经做出生效处理决定且无新的证据、线索的”的举报不予受理之规定。客观而论，科研诚信案件的查处，既要保护举报者的权利，也不能忽视被举报者的权利，其中包括以相对公平的程序保护被举报人及其所在机构免受不必要的频繁打扰的权利。在通报中，对初次出场的联合工作机制的描述性说明是“建立分工负责、协同配合的联合工作机制”。尽管其首秀造成了不小的争议，但从长期主义的维度来看，科研诚信的正道是将其视为一项合作性的事业。不少科研诚信争议事件的现实发展表明，科研诚信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基于科学共同体的对话，而非诉诸法律对抗和舆论攻势。科学发现的复杂性尚待深入探讨应该看到，当代科技的发展日益复杂，对不利于高质量研究的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往往很难简单地判定与处理，而且十分耗时费力。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是人的活动，人们至今未参透发现的复杂过程与创新的奥妙所在，并没有找到可以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和发现算法。密立根油滴实验之类的案例表明，数据选择与研究技巧之间并没有非黑即白的边界。科学并不是完成了的真理，而是一直在路上的试错。有些理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既无法纳入已有的科学范式，也难说代表着未来方向。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研究都是知识世界的逆旅过客，究竟哪些可以沉淀下来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往往见仁见智。固然任何科学研究原则上都应该准备接受一切科学上的质疑，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值得严肃对待。特别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性研究，在时过境迁之后，未必值得深究；而一些被忽视的方向，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大放异彩。因此，科学共同体不可能也没有人愿意拿着放大镜检查每一项研究。在出现实验不可重复等科研诚信方面的争议时，国际科学界首先采取的应对还是纠正事实和删除错误的知识，而是否展开进一步的科研诚信查处则视其重要性、关注度而定，调查的人力物力成本也是其中不得不考量的因素。拧紧螺钉与较真精神缺一不可抛开网络媒体的议论纷纷，单说这次通报与饶毅的再举报皆有其历史意义。相关主管部门之所以构建并实行科研诚信联合工作机制，从根本上来讲，最重要的动因在于，不论是科技界还是一般公众，对于中国科技界的研究质量和科研人员特别是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权威的科学诚信状况不甚满意，而这次通报的初衷就是给科技界“拧紧螺钉”。同时，饶毅的再次举报反映了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所具有的较真精神，就算是与他立场不同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从科技界到普通人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关注与较真，对于我国新时期迈向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而这种精神及其背后客观求实的态度，值得提倡和保护。科技高质量发展与科研诚信建设任重道远，求真精神与实践智慧缺一不可。

11月2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撰写的社论&mdash &mdash 《中国的科研诚信》(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以下为全文中文翻译： 　　中国的科研能力过去十来年大幅增长，正在重塑着全球科研图景。但是，快速增长的科研能力并不必然意味着科研文化规范同等程度的提升。最让人忧虑的是科研诚信的缺失，它将可能阻碍中国原创科学的进步，损害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并减弱科学在中国的影响力。 　　多种因素促成了中国的不健康科研环境。在许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竞争性科研资助占到了预算的大部分，为违规操作提供了经济刺激。同时，注重数量而非质量无意中也鼓励了不端行为，诱使年轻科研人员不遵循科研伦理规范。基于表现给予补贴收入的政策也会诱惑科研人员行为不端。此外，学术界的人才等级制度也鼓动科研人员过度吹嘘他们的发现。 　　好消息是，过去十年间，几起关键性事件标志着中国正朝着科研诚信前行。21世纪初的第一件事是，在厘清双语投稿翻译权的微妙问题后，中国禁止了一稿多投。同时，为了适应学术论文评审所需时间，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延长了禁止发表时间。而揭发者的指控&mdash &mdash 多数是匿名的，是大部分不端行为被曝光的途径。比如，我在浙大处理的80%学术不端事件都是如此。此外，媒体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曝光，从贺海波事件中的剽窃和撤稿，到&ldquo 汉芯&rdquo 造假事件，这些都点燃了公众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愤怒，促使官员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科协和教育部正在针对研究生、博士后和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诚信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将颁布新的道德守则，以规范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各个重点大学和中科院一起修订了晋升标准，将重点强调研究贡献质量而非研究论文发表数量。从1998年以来，NSFC一直积极对提交剽窃他人的基金申请书的科研人员进行审查。这一举措使得过去14年里发生基金申请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下降70%。在今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NSFC公布了六个基金项目申请造假和剽窃的学术不端案例，其中包括雇&ldquo 枪手&rdquo 完成基金项目书。而且，中国政府在2012年就开始对提交的研究计划书进行审查和监督，以完善研究资助机构为保证科研经费合理使用而做出的举措。 　　来自全球学术界的帮助对促进中国科研诚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和中国科协的一次对话中，双方就着重谈到了如何起草指南和个案记录来防止学术不端。由全球研究委员会(GRC)开展的建立科研诚信标准的运动也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契机。 　　要实现科研不道德行为的零容忍，我们还要面对许多挑战。中国还在努力实现与奖励资助审批有关的审查小组、促进委员会和奖项推荐人的结合。中国科学的良性发展应该达到以下三个目标：有原创的科研突破 在其他研究基础上有更深入发现 产生世界影响。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的科研事业必须是健康、可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