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

文章来源：整点播报　发布日期 ：2006-12-14　文章作者：　据新华网报道，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茅日前表示，将着力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健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清理整顿工资外收入，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并建立符合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张茅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影响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保障公平分配的体制方面仍不完善。他说：“从初次分配看，分配的起点和机会方面还不公平，垄断问题比较突出；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社会工资形成和调节机制需进一步完善。从再分配看，税收等政策和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相对缓慢。” 张茅表示，将从多方面继续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扩大和完善对农民实施直接补贴的范围和方式，完善主要农产品价格和农资价格形成与调控机制；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优化税率结构，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消费税和财产税，加强消费和财产环节对收入分配的调控等。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昨日在香港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务、影子银行和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这三大问题，均不会成为阻碍私募发展的因素。他认为，城市化、创新和消费将成为未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动力，而整个私募行业如果能紧抓中国国企改革、金融自由和去监管化以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机会，将迎来黄金发展的契机。胡祖六明确指出，目前市场所担心的中国经济的三大问题其实并没有想象中严重。首先，地方债务问题并没有想象中严重，可以预期未来2至3年将会有更多资不抵债的情况出现，不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会发生不能偿还债务的问题，但是所有地方政府的债务加起来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中央政府有很多优质资产，全面性的债务危机不会发生。其次，影子银行的问题尽管严重，但不会引发像美国2007年那样的次贷危机，因为中国的按揭贷款都是30%首付，不会因为信贷紧缩而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不同，中国的银行并不是靠批发业务，而是靠存款量，虽然目前存在利息高企的问题，但中国的金融系统还比较单一，并不像美国的那么复杂，都是一级资本或者资产的问题。第三，市场普遍对中国经济2014年的预期在7%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水平，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下滑周期。因为在经历过多年的双位数增长之后，整个经济增速会变得平稳，就算是七八十年代曾经腾飞过的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一直保持高增长，现在还能有7%的水平已经很不错，这是一个自然的增长水平。胡祖六认为，未来引领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首先是城市化带来不断增长的需求，春华资本预期在2030年将会有10亿中国人进入城市生活，他们带来的需求足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其次，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逐年增多，财富积累日益加强，对消费的需求也更加旺盛，以汽车消费为例，每年仍保持双位数的增长，而且大部分是全款购车，如果未来个人借贷能够发展起来，将会产生一定促进作用。再次，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也是强力支撑点，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设计强国转型，中国的专利申请年增速高达40%，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平均每年有200万大学毕业生能为创新提供源源活水，在科技创新领域，像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IT公司不仅在世界排名居于前列，而且目前数据显示10亿美元以上的IT公司中国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胡祖六相信，未来私募行业的投资机会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国企改革。新一届领导人明确表示加快国企改革步伐，应加大对其投资力度，像中信、中粮油会有大量占比股份出售。第二，金融放开。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的背景下，除了IPO退出以外，目前并购退出也才刚刚出现，未来发展潜能很大。第三，去监管化。目前私募在国内无论是投资还是退出，都要经历多月洽谈，之后做协议，如果未来能够更有效率，PE行业会发展得更好。第四，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如果PE投资能够帮助其在海外发展各类业务，将会迎来未来发展的5年黄金时期。

收入分配改革有望近期出台 分析称应打破国企垄断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两会上就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而近期媒体报道显示，目前此改革方案已经进入征求部级官员意见阶段，有望在近期正式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错综复杂、牵动全国各阶层利益的巨大工程，因此其出台过程的缓慢与艰难也在情理之中。但愈临近其出台，愈让人忐忑不安。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至危险境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纵向地比较社会低层劳工与社会上层富豪阶层的收入差距，还是横向地比较行业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都可以看到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容小视的鸿沟。如果再看到现在贪腐官员动辄过亿的贪污金额，以及隐性的巨额公款消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公既有历史遗留的城乡差距、沿海与内地的差距等原因，也可归因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行业垄断及政府与民争利。　　在户籍藩篱依旧将农民兄弟拒于城市福利保障网之外，沿海城市的富裕没能很快拉动中西部腹地经济腾飞的情况下，国有垄断型企业利用政策优势与行业壁垒，贪婪地吮吸普通民众的劳动所得，催涨了垄断行业从业者的工资单。国际通行的收入分配公平指标——基尼系数在国内已有多年没有公布，官方表述的原因是高收入者的真实收入信息难以获取。而业界专家预测这一数值早已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可能高达0.5。　　而政府通过税收与土地低买高卖吸纳了数额连年高涨的财政收入，与普通民众收入增长趋缓形成刺眼的反差。以下数据可以证实：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中，中国财政收入增长20.4%，居民收入增长13.7%；而美国同期财政平均增长1.86%，居民增长3.95%，韩国同期财政收入增长6.6%，居民增长6.4%。　　政府财政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投入民生领域，可以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但现实情形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领域，中国2003年的财政支出占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而美国2001年至2011年，四项支出财政收入占52%，日本是63%，中国台湾是53%，北欧更高。从这点看，中国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仍远远不够。　　为此，可以基本看清的事实是，要确实缓解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首要是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使原有的垄断行业的利润水平回归正常区间；同时，政府财政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降低企业与居民的税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关系民生的领域。　　而对于提高最低工资的呼声，则需要作细致与具体的考虑。新《劳动法》颁布后，许多民营企业苦于用工成本大幅提高，加上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恶化，陷入困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宜更好地发挥行业组织与工会的调节作用，尊重市场的自我运转规律，减少用刚性的政策进行干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败，实际上已经关乎中国经济在下一个时期中能否稳步增长。打破行业垄断可以为市场注入更多活力，通过公平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廉价的服务，从而也促进了居民的消费。而通过降低企业与居民的税负，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则可以加快社会保障安全网的构建，为居民增加消费与企业扩大再投资提供助力。然而，即便是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最终突破重重利益阻障出台，且剑锋直指消除垄断与增加民生投入，仍须规划好实施的配套细则，让此惠民利国的重大政策可以落到实处。因为，可以预见到，方案实施过程绝非一路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