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十谢”
周锦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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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锦帆
第1楼2010/03/29
十谢母校南京大学
周锦帆
第2楼2010/03/29
6.感谢W和M两位女同学。
1963年上半年五年级,我们班上仅6人有条件考高鸿先生与裘家奎先生的研究生,各录取1名。两位女同学W和M以学习踏实为特点被光荣录取,而我遭淘汰。当时我确实并不非要考上研究生,所以,不太努力。幸好没考上!1966年W和M研究生毕业,遇文革,毕业后1967年分配到贵州遵义的工厂。幸好,以后在南京均有如意郎君调回了南京。而我在1963年-1970年于北京已主持完成“TBP萃取-光谱法测定铀化合物中微量杂质”和“超负载阳离子交换分离-光谱法测定铀化合物中微量钆、钐、铕、镝”。后者是国际公认核工业一号难题,至今与国外文献相比,仍是最佳方法。如果,两位女同学比我考得差,我被考上,我有什么办法再到南京或到北京呢?后果不堪设想!
7.感谢朱龙根同学,你让我记住“100篇”。
我们58届南京大学化学系有180多名同学,朱龙根(南京大学知名络合物教授)是最优秀同学之一。大概1960年二年级我曾与他等5人到常州大红旗钢铁厂去实习。当时,我听他说,“我要发表100篇论文”。一名低年级学生,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使我十分吃惊!毕业时他成绩优异而留校。后我从网上点击他的名字,果然十分优秀与出众!他的志向对我也是长时间的激励。事后,我公开发表论文也超过了100篇(包括以笔名“武奋”在《分析化学》发表的文章。见“中国期刊网”,但该网未将我很多在“理化检验—化学分册”杂志发表的文章收进。例如,我第一篇论文——“自动滴定仪器的基本结构与部件”)。仅在1985年《无机分析文摘》的年度作者索引中,我为该文摘收录的论文数为8,列全国第2,加上因保密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我的论文数超100篇(包括近三年在国外发表2篇)。
8.感谢陈洪渊院士,他是我们学弟的学术榜样。
陈洪渊院士是1961年同专业毕业的学长,高鸿先生得意弟子与接班人、我国当今最活跃、最有成就的分析化学家之一,可以说,汪尔康院士、俞汝勤院士和陈洪渊院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分析化学界的三位实际掌门人。陈洪渊虽是比我早毕业2年仅的学长,但从学识、成就、贡献、人品、威望、国际分析化学界的影响力、与汪尔康院士及俞汝勤院士的亲密合作等,均在我们校友中传为美谈。他是我们同专业校友的典范!
9.感谢命我为徐光宪先生抄稿,让我知道什么叫写书。
1958年9月刚入校,化学系即安排我们新生到栖霞山农场劳动。突然,班长叫我到五台山宾馆(我校附近,属当时南京一流宾馆)去为一教授抄稿。“为什么叫我去?”“从档案上比较,你写的字最清楚。”到了五台山宾馆,方知为北大徐光宪先生抄《物质结构》(化学系必读教科书)。徐先生住的是一套间(清楚记得每天宿费2.0元,当时我们学生伙食费10元/月)。在外间会客室,他信手写稿(根本不参考什么东西,完全在脑子中),他写在纸上,数十万字的“物质结构”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腾清。时间一星期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书是如何写出来的!”真是“大家”呀!
参加工作30年后,曾策划并主持过羽绒、玩具、粮油和钢铁检验四本书,和两本英汉词典的编写与出版,且均有良好的发行记录。但徐光宪先生写书的情景一直在我脑中,自认“功力”不够而不敢当主编。直至今年决心出版“有害化学物质分析仪器及应用”,该书仍由我策划与组织,但确实写了其中数章,才平生第一次当主编(自列排名第三)。
10.感谢母校将我分配到核工业部北京五所,让我有个最理想的分析化学(特别是离子交换)研究实验室。
1963年初夏,临毕业时公布了毕业分配方案,学生干部征求我是否愿意到四川大学或山东某大学去?我说不去,希望到北京与上海。公布具体分配时,180多名同学坐在大的阶梯教室,念每人的分配单位。我分在核工业部。事后才知道,核工业部进人时都直接到学校去挑。感谢母校将我推荐给核工业部北京五所(至今我认为,北京五所是当时我国分析化学研究条件最好的单位之一),否则,我的分析化学研究必将是另外一种难于想像的情况。到底核工业部北京五对我的分析化学(特别是离子交换分离)研究有多重要,我在下一个“十谢”——“十谢核工业部北京五所”中介绍。
201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