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H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侯祥麟

筚路蓝缕 研制核工业润滑油

航煤刚刚投产，侯祥麟和他麾下将士立刻承担起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为我国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上天研制所必需的各种特殊润滑材料。

其实，颇具战略眼光的侯祥麟早在1958年就开始下这盘棋了。在他参加的国家科委的一次会议上，主管军工科研的聂荣臻副总理和宋任穷、张劲夫等讲了我国即将进行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和试验，同以往一样，苏联将给以援助。会上虽然没有给石油科学研究院下达具体任务，但侯祥麟已经意识到发展这些尖端武器所需的特殊油品的任务必然要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他在机构设置和人力安排上已有所准备。

让侯祥麟没想到的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老大哥”突然撤走专家，不再提供任何技术资料。要想研制特殊油品，只能白手起家了。

1959年，国家科委和石油工业部向石油科学院正式下达研制用于核工业的3种特殊润滑油任务，只说明能耐元素氟的腐蚀，没有任何技术指标及有关性能方面的具体要求，当然也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技术资料。只有一点样品，却不清楚它所含元素和分子结构。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王铁人的话同样也是侯祥麟和他麾下将士的誓言。侯祥麟调集8个研究室的人马，集中诸家智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留美归国博士陆婉珍，在石油科学研究院建立了各种先进的化学和物理分析测试方法，这回恰好派上了用场。于是从解剖样品入手，终于搞清了耐氟润滑油的成分和结构。接着侯祥麟与总工程师林风及青年科技人员卢成锹、高清岚等一起探讨，确定了研制这些油品的技术路线、产品配方、添加剂和试验方案。之后，研究试制的攻关战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职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减至10公斤。从事中型装置操作的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定量也不足20公斤。由于氟毒性大，腐蚀性强，又极易爆炸，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研制的。许多同志白血球大幅度减少，有人被烧伤，有人牙齿脱落，有人脚趾被烧断……为了掌握反应规律，寻找设备故障，大家不顾中毒和爆炸的危险，几十次拆卸电解槽和反应器。这段时间，侯祥麟几乎每一天都亲临现场，指导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1962年底，全氟碳油及其他品种润滑油、润滑脂终于研制成功。

在接下来的组织工业生产的设计、工程建设试生产阶段，按照侯祥麟的建议，石油科学研究院组建了专门研制军用特种润滑材料的六二一厂（即今驰名海内外的长城润滑油公司）和一坪化工厂，试制出合格产品，并投入批量生产，使我国跻身少数几个能生产全氟碳油的国家并进而成为加入国际“核俱乐部”的国家之一。

之后，侯祥麟和他的团队又承担起国防科委研制和生产新型导弹润滑油的任务。这些工作也都是在一无参考资料，二无技术指标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们的努力保证了我国第一次导弹发射成功和随后的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

生于忧患，投身炼油救国强国之路

1912年4月4日，侯祥麟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父亲是位中学教师。12岁时侯祥麟奉父命只身乘海轮漂泊数日，来到上海投奔二哥读中学。有一次，他走到黄浦江边的外滩公园，想进去看看，但门口却挂着一块牌子，赫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情景深深刺痛了少年侯祥麟的心。

1928年侯祥麟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高中，化学老师倪怀祖的课讲得非常好，总是把侯祥麟引入奇妙迷人的微观世界。1931年，侯祥麟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侯祥麟参加了北平大学生组成的请愿团，截乘火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又前往山海关前线去慰问抗日将士。

大学期间，侯祥麟大量阅读了马列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都曾让他彻夜不眠，他说：“我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信仰马列主义首先是从理论上接受的，我经过多年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真理。”

1937年8月13日，日寇把战火烧到黄浦江边。已经大学毕业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读研究生的侯祥麟愤然而起，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上海沦陷后，侯祥麟到长沙参加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主持一个难民收容所的工作。1938年4月，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侯祥麟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根据抗日工作需要，受党的派遣，侯祥麟到国民党化学兵部队干部训练班当教官，为抗日前线训练化学战指挥官。

抗战初期，日军对我国沿海进行封锁，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汽油、柴油等运不进来，形势非常紧急。侯祥麟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和军队去搞油，于是他转而投入炼油的研究和试验。当时并无石油可炼，他就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从植物油中提炼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再从中炼制汽油和柴油；为了增加可用燃料，他还自己设计建造设备，生产酒精，掺入汽油中使用。

1944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指示，为了抗战胜利后成立联合政府和建设国家的需要，派遣党的一些技术干部自费到国外深造。侯祥麟通过考试，经过官方的考察和培训，自筹经费于1945年初到达美国匹兹堡，在卡耐基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学，到1948年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49年初，他来到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副研究员，进行涡流床煤炭气化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联合留美的几位中共党员和许多进步学者，发起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利用留美科协的活动，积极宣传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介绍中共建国方略和新中国的情况，动员了一大批留美学者，包括留美科协的科学家和学者300多名，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们绝大多数成为我国各个领域和学科的带头人，近百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在半个世纪后能够傲立于世界科技之林，他们功不可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美国留学的侯祥麟将留美科协的工作交代给其他同志后，带上他特为回国而购置的化工类技术书籍和资料，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途。1950年6月，他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当他踏上新中国的土地时，看到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再也没有了昔日那种战乱状况，兴奋和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

得知侯祥麟回国，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曹本熹诚邀侯祥麟到他那里工作。此时，燃料工业部所属石油管理总局与清华大学化工系合作创办燃料研究室，侯祥麟便到燃料研究室任研究员，又兼做化工系教授。

当时的中国，原油产量很低，而大量进口在经济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的方针是，在勘探石油资源的同时，还要发展人造石油（页岩油和煤炼油）工业。所以，石油管理总局一方面在锦州等地建设合成油厂，另一方面安排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工业化学所开展天然石油和煤炼油的科技研究。

侯祥麟与曹本熹、朱亚杰、武迟等教授为新设立的燃料研究室做了大量组织和建设工作，他们开展了煤的低温干馏、水煤气合成碳化物催化剂、页岩油精制、降凝剂的合成等课题研究。他还与武迟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开设了炼油工程课，这为两年后北京石油学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52年7月，清华大学燃料研究室撤消，侯祥麟带领原属石油管理总局的科研人员前往中国科学院大连石油工业研究所，与石油管理总局先期安排在那里的科研人员汇合一起进行炼油科技研究。在那里，侯祥麟组织萧光琰、张存浩、郭燮贤、杨廉平等百余名科技人员开展了悬浮催化裂化、铂重整、尿素脱蜡等研究工作。

1953年,燃料工业部根据发展需要，决定把原抚顺矿务局所属研究所的煤炭、石油两部分分开，侯祥麟奉命前往办理了“分家”事宜。经过协商，把炼油的百十来号人分出来，成立了东北石油管理局抚顺石油研究所，从此，中国石油工业有了第一个专业科研机构。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侯祥麟被选为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他是石油部门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督战，聂荣臻元帅总负责。其中第十八项是炼油，宗旨是：扩大液体燃料和润滑剂来源。侯祥麟受命与张大煜、傅鹰、朱葆琳、彭少逸等执笔。主要规划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发展人造石油技术；提高原油加工技术，以充分利用原油资源；生产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所需的产品。

长远规划制定后，1956年石油工业部成立，侯祥麟被任命为技术司副司长（没有正职）。他认为只有抚顺页岩油研究所，科研力量显然不够。于是根据他的提议，在规划的第十七、十八项里列出计划成立北京石油地质研究所和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同时，石油部也上报国务院，拟将该部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所分设为石油地质勘探和石油炼制两个研究所。1956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当年7月1日，北京石油地质研究所筹建处和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筹建处正式成立。

培育“五朵金花 ”攻克炼油技术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失误、自然灾害、苏联“老大哥”反目，这些天灾人祸一起为新中国的发展设置了条条羁绊。然而，就在苏联即将完全停止供应石油及各种产品之时，我国地质科学家和石油工人，在东北松辽盆地的荒原上发现了大庆油田，点燃了共和国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

如何尽快将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石油注入共和国的肌体，使国民经济彰显生机，这是侯祥麟和石油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面临的新的紧迫任务。

大庆原油的产量很高，但却存在蜡含量高、黏度大，难以得到低凝固点油料的问题，炼厂的生产装置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对此叫苦不迭。侯祥麟与林风等专家下到大连、抚顺等炼厂“会诊”，认为只有发展先进的二次加工技术，才能有效利用资源，生产出各种优质油品。然而，当时我国炼油二次加工装置甚少，技术落后，仅相当于国际二三十年代的水平；各种催化剂和添加剂的开发和生产刚刚起步，远远不能满足原油加工需要。炼油企业的领导和技术人员渴望迅速开发炼油的新工艺和新技术。

1960年10月，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刘放在北京香山主持召开石油炼制科研计划会议，这是中国炼油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侯祥麟带领石油科学研究院十几位专家和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他发表的意见在会上起了主导作用。会议决定：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炼油技术的基础上，依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五个方面的工艺技术。当时电影《五朵金花》正在热映之中。于是这5项炼油工业新技术就被形象地称作“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几乎涵盖了当时世界上的骨干炼油新技术，要培育“五朵金花”盛开，就得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番，执三军帅印的侯祥麟颇具大将风度：已任总工程师的林风仍是他最好的搭档；经过反右等政治运动，留美归国博士、副总工程师武宝琛已经被打成右派，而林正仙、闵恩泽、陆婉珍、程之光等留美归国博士们也都受到了伤害。侯祥麟基于对他们的了解，仍然信任他们，并委以重任。至于吴蕙锦、赵仁殿等技术人员和工人，侯祥麟和林风从各方面关心他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朵金花”之一的催化重整，由于侯祥麟与萧光琰的坚持，早在10年前就在中科院大连石油工业研究所进行了研究实验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五朵金花”计划提出后，催化重整很快便在抚顺石油三厂进行工业装置的工程建设。有趣的是，与此同时，大庆从意大利也引进了一套催化重整装置。那时的外国专家小看我们，认为抚顺的工程要么不成功，要么大大落后于他们在大庆的工程，得等他们腾出手来，到抚顺来帮忙。然而，叫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倒是抚顺石油三厂15万吨/年催化重整装置早大庆那套装置半年投产，倒是抚顺工程抽出技术人员支援了大庆的引进工程。

催化裂化是炼油工业二次加工的骨干技术，是技术密集和复杂的新工艺。当了右派的武宝琛虽然不再是技术领导，但侯祥麟、林风还是让他担任研究室主任，并由他总负责催化裂化技术从实验室研究、试验，到与工程设计、建设单位、生产厂家合作进行大型工业化装置的建设，直到成功投产的全过程。

在鏖战“五朵金花”的日日夜夜里，侯祥麟在研究院—试验室—炼油厂之间奔波着。当年负责硅铝小球催化剂研制工作的闵恩泽院士回忆说：“侯院长大到科研方向、试验方案的制订，小到试验的每个环节都亲自抓，亲自过问。一次，兰州炼油厂的一份催化剂研制设计书需要修改，叫我们把有关资料寄去。侯院长听了很着急，说‘不能寄，你立即乘飞机送去！’我对这件事印象极深，因为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乘飞机。”

“五朵金花”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国炼油工艺技术实现了重大飞跃，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由于“五朵金花”产生的效益，使10年规划原定于1972年完成的任务，到1965年底，大部分提前完成。它的成功开发，还使当时我国的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四大类产品产量达到617万吨，自给率达到100％。这些成果在上世纪60年代都获得了国家级成果奖，1978年又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

由于侯祥麟领导研究开发出“五朵金花”炼油新技术和“两弹一星”所需特种油品，把我国的炼油技术水平大大提升到接近世界水平的高度，1965年，他开始担任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靠边站”的日子里，他看到全国、石油系统和院里大乱的形势，想到自己本来信心百倍地组织实施12年炼油科研规划，想为中国的炼油工业再培育几朵更灿烂的金花，为国防建设再开发出更多的新油品，使我国炼油科技事业再有个大的发展，而这一切刚刚起步就被扼杀了。他痛心疾首，只能在家里对着妻子喟然长叹：“我们搞科研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力促成立中石化公司

1978年4月，66岁的侯祥麟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历时15年。　

此时，正值全球性能源危机，油价直线上涨，炼油厂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开辟利用其他能源的途径，研究采用各种提高燃烧效率、节约能源的技术和措施。中国炼油工业能耗高、效率太低一直是侯祥麟忧思的首要问题。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改革开放的决定。侯祥麟深受鼓舞，他觉得赶上了好时机，要借这个东风，把中国炼油工业搞上去。他几次主持全行业会议，组织专家研究制定出《挖潜增效节能十项措施》，推广至全国。他要求狠抓管理，培养典型；要求采用新技术，改造旧设备，建设新装置，进而推动全行业的技术进步。

为了解决科研装备落后的问题，在他的建议和促进下，石油工业部拨出1150万美元，支持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到美国等发达国家采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节能成果显著，能耗下降了约40%，每炼一吨原油的综合能耗由1979年的105.5万大卡降到1984年的71万大卡。6年共节约燃料折合原油930万吨，有些炼油厂原油蒸馏装置能耗标准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然而，炼油、石油化工、塑料、合成纤维等关联企业，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等多家管理。这些企业都以石油为原料，由于条块分割，不搞综合利用，不注重经济效益，导致原油利用不合理，造成重大浪费，侯祥麟感觉必须寻找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石化工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于是，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侯祥麟到上海高桥地区8家企业调查研究，并写出报告，以大量事实阐明打破这种格局的必要性，他建议在上海高桥地区组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企业。1981年，国务院批准原来分属各部和地方的8家企业联合，组建上海高桥石化公司，在中国首开资源整合、机构改革之先。由于上海高桥开了个好头，随后，南京金陵石化公司、辽宁抚顺石化公司、山东齐鲁石化公司等相继成立。

这一举措不仅给企业和职工带来了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一个思路，国务院和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与侯祥麟都认为应把高桥的经验推而广之。侯祥麟与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几经酝酿，提出建议，将原属中央几个部和地方的以石油为原料的炼油、化工、纺织三大领域的企业联合为一个经济实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和建议后，于1983年2月，批准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同年7月1日正式挂牌，侯祥麟任该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

炼油和石化在原来各部中都属次要位置，所以发展缓慢，但被划到石化总公司后，总公司把发展炼油和石油化工放在第一重要位置，尽一切努力促进它的发展。几年后，中国石化工业成为我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支柱产业，上缴利税占全国工交企业的1/10，并领先闯入世界500强，成为我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一个成功的样板和排头兵。

集贤聚智 用好一亿吨原油

中国原油产量于1978年首次突破1亿吨，但此后的几年却徘徊不前，而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却增长迅猛，产需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用好1亿吨原油”是80年代初国务院领导越来越思虑的问题。作为主抓炼油和科技工作的副部长，侯祥麟深感责无旁贷。康世恩副总理也十分关注这一课题，他几次与侯祥麟和孙晓风副部长商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侯祥麟和孙晓风召集一些企业领导进行座谈讨论，又组织多名专家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终于有了办法——把大型炼油厂和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厂实行统一指挥、统一销售、统一外贸，同时加强原油深度加工，预计实施这一措施，将可年增效益88亿元。1981年12月，这份《关于如何用好一亿吨原油的意见》的报告出现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总书记阅后立即做出批示：“印成政治局参阅文件，并发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的同志看看，目的是为了增加知识，开阔眼界。”

1982年仲春，刚刚过完70岁生日，已经卸任副部长的侯祥麟，又担任了中国石化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并任石油工业部（后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5年，侯祥麟主持了有17个学会、23个部委、150多位专家和领导参加的《合理用好一亿吨石油》论证会。这一前所未有的学术盛会，共提交论文180多篇，分别从石油产品、深度加工、综合利用、价格政策、石油资源的进出口，以及节油、发展代用油品的措施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会后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合理用好一亿吨石油的若干建议》。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侯祥麟主张，用好一亿吨石油资源，还应在炼油与石化工业技术进步上做文章。面对世界石油、石化工业在科学技术上日益激烈的竞争，对于科研创新，侯祥麟不仅积极倡导，而且针对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状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具体项目和技术路线。 例如，他提出从石化工业的龙头──乙烯裂解炉入手，探索实现国产化的经验和路子。经过5年的努力，1990年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两台2万吨的乙烯裂解炉（业内称“南方炉”和“北方炉”），先后在辽阳和上海建成并运转成功。之后，又进一步建成几台4万吨和6万吨的乙烯裂解炉，近期又发展建成10万吨的乙烯裂解炉。此后，侯祥麟又提出搞高压加氢装置国产化的建议， 1994年中国第一套自行设计、建造的80万吨/年高压加氢装置在镇海炼油化工总厂建成。国家鉴定认为，这两项成果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南北炉”还被誉为上世纪80年代新的“四朵金花”之一。

蒸汽裂解制乙烯是传统生产工艺，在世界上一直没有被突破，革新这种工艺是侯祥麟多年的大胆设想。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就指导科研和生产人员进行过用改变流化催化裂化条件的方法制取烯烃的探索和试验，但那时限于设备、催化剂等条件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80年代中期，根据侯祥麟的建议，用催化方法裂解重质油料生产烯烃被列入石化科学院“八五规划”。经过立再婷等专家和科研人员的努力，这个项目的实验室研究很快取得令人惊喜的结果，侯祥麟亲自为这项技术起名为“催化裂解”。进入90年代，中国石化总公司又把该项目的工业化试验列为“十条龙”科技攻关项目之首。催化裂解于1990年工业化试验取得成功后，已在国内建成多套大型工业生产装置，并且很快引起世界科技界和工业界的重视，一些颇具权威的石油化学家预言：催化裂解将为世界石化工业开辟一条新路。这项技术很快在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取得专利，并作为中国首套大型石化成套技术出口到国外。

主办世界石油大会

发起成立中国工程院

让中国石油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石油。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科学家，侯祥麟多年怀有这个夙愿。1978年，我国石油工业的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他认为我们应该走出去，加强与世界石油界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更大发展。于是，他联合有关单位和人士向中央打报告：我国应申请参加世界石油大会。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很快批准。1979年9月，我国决定申请参加世界石油大会。

按照世界石油大会的组织原则，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侯祥麟任主席的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开赴布加勒斯特。其时，第十届世界石油大会已经在那里召开。

世界石油大会中国的位置直到此时还被台湾的“国家委员会”占据着。侯祥麟和他率领的中国石油代表团经过会前、会上的激烈抗争，第十届世界石油大会决定：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国家委员会，并为世界石油大会常任理事会成员；同时取消台湾的会员资格。会议结束时，以侯祥麟为首的中国国家委员会出席了闭幕式，而台湾的“代表”则被“请”了出去。当时侯祥麟指示我代表团通知台湾石油界的同胞，我国家委员会给台湾省一名委员名额，欢迎他们每届都派代表和中国代表团一起出席会议。

1993年3月，由侯祥麟率领的中国石油代表团，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激烈竞争，终于取得了第15届世界石油大会的主办权。这次大会于1997年10月在北京成功召开，对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以及确定我国的国际地位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届院士和院士主席团成员，侯祥麟十分关心我国工程技术专家在国家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和一些老科学家越来越感到，随着我国工程技术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国际活动的增加，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侯祥麟、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罗沛霖等著名科学家，借鉴一些工业先进国家的做法和经验，经过十多年的反复酝酿，通过在全国政协联名提案，在中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言等举动，最后联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在我国建立一个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的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议。中央采纳并做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决策。侯祥麟作为发起人参加了筹备工作。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成立，侯祥麟当选为该院首批院士和院士主席团成员及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