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豇豆”的背后是农药使用监控的缺失和种植模式的落后,这需要施行更严格的药品监管和建立蔬菜溯源标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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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23种)
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砷、铅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
二、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和限制使用的农药(19种)
禁止氧乐果在甘蓝上使用;禁止三氯杀螨醇和氰戊菊酯在茶树上使用;禁止丁酰肼(比久)在花生上使用;禁止特丁硫磷在甘蔗上使用;禁止甲拌磷,甲基异柳磷,特丁硫磷,甲基硫环磷,治螟磷,内吸磷,克百威,涕灭威,灭线磷,硫环磷,蝇毒磷,地虫硫磷,氯唑磷,苯线磷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使用。
农药监管缺失
“蔬菜产区一定要加强对农药销售的管理。否则很容易殃及无辜,‘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研究蔬菜问题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日远说。“毒豇豆”事件所暴露的恰是在中国蔬菜产区的两大问题———农药使用监控的缺失和种植模式的落后。
近几年,虽然农业部屡屡公布禁用农药名单,然而据陈日远透露,一些农药厂家为了保证销量和杀虫效果,往往在正规杀虫农药中添加高毒农药成分。
浙江湖州的一位农资站人士证实,为抵消害虫对农药的抗药性,在中低毒农药中添加少量高毒农药,在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添加后农药往往更好,更受到农民欢迎。“可怕的是,在很多地方,禁用农药项目检测根本不做。”杭州市农业局的一位人士坦承。在杭州市农业局多年的抽检中,每个月都会检出农药残留。
杭州市农业局公布的检测结果显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就曾检出克百威残留超标的长豇豆和氧乐果农药残留超标的四季豆。因此,近年该局的蔬菜类53项农药检测项目中,就包括了水胺硫磷、氧乐果、克百威等禁用高毒农药。“食品领域屡屡出现禁用药问题,根源正在于药品监管不到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雷霁霖此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禁药被禁用后仍有人能拿到,恰恰说明药品管制环节出现问题。
不过,负责药品管制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和农业局的人士抱怨,很多蔬菜使用的禁用高毒农药,仅仅在蔬菜生产领域被禁用,并未被禁止在市场上流通。限用农药可合法生产、销售,农户在市场上就很容易购买到。
加之,老百姓要的是“又要便宜,又要有效,使用方便”的农药,替代物无法符合这个要求,禁用药刚好符合。
雷霁霖以导致当年“多宝鱼”危机的防鱼类细菌病的禁用药氯霉素为例,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普通的养殖户而言,氯霉素比它的替代物氟苯尼考的吸引力大得多。原因是,后者“虽然见效快,但反复性强”。而氯霉素的原粉批发价只有每斤100元,而氟苯尼考则为800元。
杭州市农业局的人士说,农业部门能做的主要是宣传、培训,对一些大的基地,尚有能力进行突击检查,但要想掌控成千上万个体农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建立溯源制度
目前,要完成监控,确实比较困难。首先是多头管理,并无统一的专业部门管理蔬菜,“相互之间只会踢足球,不会打篮球”。
按照现有的检测流程,在农产品(15.12,-1.07,-6.61%)进入流通批发市场前,主要由农业局负责抽检,进入农贸市场,则由工商负责,进入超市,则由质检负责。这意味着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至少要经过三部门的检测。
杭州市农贸市场专业委员会会长金长认为,不管哪里生产的蔬菜,生产地抽检和目的地销售前再抽检,并不难做到。而现在,往往农药残留在农贸市场和超市环节才被检出。金担任总经理的杭州古荡农贸市场,是中国工商总局确定的少数示范农贸市场。
陈日远指出,虽然市场监管这几年一直在加强,“但既然叫抽检,就会有漏检”。他说,靠抽检来监控农药超标实际上只能起到一个市场准入门槛的作用,更重要是给货源地以警示。“要根本杜绝,在于源头控制。”陈日远建议,在菜区施行基地化或合作社方式,把农户整合起来,“统一生产、统一技术”。过去分散型的农户生产模式最重要就是无法明确责任。“要将毒害处理在萌芽状态,必须建立起蔬菜溯源制度。”金长建议,溯源制度可以追溯到蔬菜产自哪个村,哪个大棚,甚至知晓所用化肥、农药以及种子来源。
事实上,早在2004年11月,浙江省农业厅就曾推出“浙江食用农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系统平台”,内销的部分产品被贴上了质量安全信息条形码。顾客购买时,只需在超市的多媒体信息查询机上扫描,这株菜的生产单位、产地、加工地、认证信息、药物残留等各种信息,均会出现在屏幕上。
这即要求种植中必须“统一购药、统一配药、统一施放”。农药来源、稀释浓度、何时集中喷洒,这些信息都被要求一一记录在案。
陈日远亦赞成建立蔬菜溯源标识制度。“农户要进入市场,都要有溯源标识。一旦发现违规生产者,则可借鉴美国等国经验,对其进行巨额罚款和规定时间内产品不许上市等惩罚。”
来源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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